拯救与毁灭——高尔基和鲁迅通往革命之路的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尔基论文,鲁迅论文,之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早期革命抗争思想的形成
从高尔基的自传三部曲里我们可以得知，高尔基的童年及青少年有着惨淡的人生经历，父母早逝、做学徒、拾破烂、当搬运工、打杂……在底层摸滚带爬的高尔基虽然过着艰辛的生活，但也遇到了许多关心和帮助他的人，他仍然对生活充满了热爱，是书籍使他免受了底层污泥浊水的腐蚀①。在高尔基的青少年生活经历中，及他所读到的书本里，他接触到了各式各样的人及五花八门的思想。高尔基未受过正规学院式的训练，很容易便受到各种观念的影响，但他的思想发展历程其实一直有着相对稳定的内核及脉络。
在高尔基少年时，经常向他的外祖母控诉生活中的苦痛与丑恶，而外祖母总是告诫他要忍耐。高尔基佩服祖母善良的心灵，但他不会忍耐，因为他认为，“这种美丽的心灵被童话蒙住了眼睛，不能看见，也不能理解苦难的现实生活的现象”②。高尔基更佩服那些他经常接触到的有反抗精神的异教徒和民粹派平民知识分子，这些人几乎都受过审判、坐过牢，到处被驱逐，但在高尔基心里，这些人物的精神力量很伟大，是世界上最优秀的③。为真理献身，信仰坚定，敢于反抗的精神，总能激起高尔基的同情与好感，燃起他的斗志。
艰难的生活使高尔基在小的时候就感觉人是在对周围环境的不断反抗中成长起来的④，在他接近成年时，他也曾为托尔斯泰主义者的演讲而迷醉，但高尔基立即感觉到了托尔斯泰主义与自己理念的矛盾：“如果说生活就是为实现人间幸福而不断斗争，那么，仁慈和爱该只会妨碍斗争的胜利吧？”⑤高尔基从托尔斯泰的书里感受到了基督教思想、人道主义和对人们的同情，但现实生活显示在他眼前的却是一连串的仇视与残忍，人们可以为着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就能做出最卑鄙龌龊的勾当来。高尔基认为，人们所谓的仁爱和博爱只不过是口头上说说罢了，实际上他们自己都不知道他们已经屈从了社会生活的习惯⑥。
高尔基在早年不仅培养起了对俄罗斯现存制度与政权的憎恶，还从他观察到的底层民众与社会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体悟——也就是他后来一直批判的小市民习气。他曾听过很多民粹派谈起人民，“在他们看来，人民是智慧、美德和善良的化身，是包容一切高尚、正直、伟大的开端的、近乎神圣的统一体”，但高尔基没有觉得他见到过这样的人民⑦。他见到更多的是那些仅仅要求浅层次欲望满足、空虚而又麻木、在虚伪中尔虞我诈并在自私自利中苟延残喘的庸俗不堪的民众。高尔基二十岁左右时曾追随一位做农民宣传工作的民粹派在农村生活过大半年，在那里，他产生了对俄罗斯农民不信任与厌恶的情绪，一生都挥之不去。在他眼里，农民就是粗鲁、残忍、野蛮的代名词。
在高尔基的青少年时期，俄罗斯的民主革命传统已经有了半个世纪以上的历史，各种思潮在俄罗斯流行，相互之间的辩论也很激烈，高尔基和共产主义者也早已有了亲密的接触，很早就开始阅读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各种信仰与主张在他心中回荡，无法确定什么才是真理，有着浪漫主义性情的年轻的高尔基两度流浪在俄罗斯广袤的原野上，如他所说：“到人间去寻找力量，以释我心头重负。”但至少他已坚定了这个信念：“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反抗，看起来，对进化论，我也无法同情。”⑧
相较高尔基，鲁迅的童年其实并不更凄惨，但经历过家道中衰且性格倔强的他对世态炎凉、人情冷暖有着更强的感受。少年时期的鲁迅接受的是中国传统教育，直到他十八岁以后赴南京求学才开始接触新学，读严复翻译的《天演论》，看一些宣传维新思想的报纸，并关注章太炎主编的《苏报》，接触民主革命思想。时值清末庚子事变后，接触新学新思想后的鲁迅，满腔报国热忱，颇为懊悔过去专注旧学而误青春，决定留学日本。从1902年初开始，鲁迅在日本开始了近八年的留学生涯。那时正是孙中山、章太炎等民主革命者在日本活跃之时，在日本的清国留学生中，不少人已有革命思想。鲁迅赴日不到一年即剪去了辫子，并立下“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决心。章太炎与邹容因《苏报》案被捕入狱后，鲁迅甚是愤慨：改良必败，誓做革命之骁将⑨。后来甚至加入了光复会参加反清革命活动⑩，并在革命派的《民报》与改良派的《新民丛报》论战中支持革命派。
清末的思潮，主要是围绕着救国救民的核心问题而展开。国家落后，统治者腐朽无能，华人在海外饱受侮辱，就愤激倔强的鲁迅来说，走向反清革命的道路极为自然，但鲁迅与光复会的秋瑾、陈天华等激昂的革命派又很难走到一起，他实在无法赞同那些飞蛾扑火似的策略(11)，也就继续忙着求学，时不时写写文章。
除了坚定的革命思想外，喜欢文学、常有所思的鲁迅终究不同于那些热衷革命实践的战友，他已经开始关注国民性。在鲁迅开始留学日本之初的1902年，梁启超办的《新民丛报》也刚在日本创刊，此后连续四五年里，梁启超发表了一系列探讨国民性的论文，在清末士子中掀起了巨大的波浪。作为《新民丛报》读者的鲁迅，也开始思考这类问题。他常同许寿裳讨论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的缺陷和病根(12)。尤其是他在仙台学医时见到日俄战争纪录影片里神情麻木的中国人后，放弃学医，毅然走向文艺之路，以改造国民的精神。在日本留学时期，鲁迅发表了几篇政论文，其中《文化偏至论》里强调要“非物质”与“重个人”，这样才能造就理想的人格，否则“无以争存于天下”，中国过去的那些救亡图存之法都过于“偏枯”，到最后只能使中国加速走向沉沦(13)。鲁迅这里强调的个人并不是从个人主义出发的个人，而是从救亡图存要改造个人的意义上说的个体。如他自己所说：“其实，重视个性解放，在我是还没有成为一种主义的。”(14)这时期的鲁迅受了尼采超人学说的影响，而他看重尼采的是尼采扬弃过往的精神体系，重建一种自我主宰的超人精神这一点。那时清末的士子有不少颇受尼采的影响，但还要注意的是梁启超、鲁迅诸人更受了传统儒家心性说的影响，强调自我修炼与改造，相信人可以通过自我的思想改造锻炼成为一个新人，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鲁迅的独特之处。
很显然，高尔基与鲁迅都想改变他们所生存的旧世界，走上了革命抗争这条道路；但他们又不同于那些从事具体革命行动的战斗者，他们是企图改造灵魂，这点成了他们毕生的追求，也是他们在后来的人生中坚定不移地向共产主义革命靠拢的重要因素。
二、革命之路上的寻觅与彷徨
高尔基从1892年开始发表小说，他的小说讲述了他从俄罗斯大地各处听来的传奇故事、底层民众光怪陆离的生活，还有那些有着诡异的浪漫精神的流浪汉，给俄罗斯的文坛带来了一种另类的风味。到1902年与社会民主工党办的《火星报》发生联系时，他已经在俄罗斯文坛拥有相当的名气了。高尔基在1903年就开始了与布尔什维克的合作，但他一直按照自己的逻辑来理解革命，如果不理解高尔基思想的内在逻辑，也就无法明白高尔基与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在他1928年回国之前所发生的一系列戏剧性的离合关系。
延续了早年革命反抗思想的高尔基，继续追寻着心中革命的理想，即“一切在于人，一切为了人！”(15)在他眼里，俄罗斯的人民生活不自由，且懒于思考，只知饱食终日，整个社会充斥着陈腐的传统以及各种毫无用处的生活常规，他们也不喜欢动荡，不敢推翻这腐朽的桎梏，苟安于安逸、舒适、宁静的生活，完全不知道自己是多么可怜(16)。这些人就是高尔基所憎恶的“小市民”。并且在俄罗斯，“压在人民头上的暴力及其荒淫无耻已经达到惊人的程度。统治阶级横行霸道、肆无忌惮，使整个国家变成一座黑暗的拷问室”，但天才的小市民艺术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居然告诫人民：“忍耐吧！”“求得自我完善吧！”“勿以暴力抵抗邪恶！”(17)高尔基认为俄国历史上再没有比这更悲惨的时代了，再没有比这更使人难堪的口号了(18)，俄罗斯的精神领袖应该号召人们为自由与正义的胜利而斗争，这胜利中有美，从而使生活成为一首英雄的史诗(19)。他相信社会革命是治愈人类所有苦痛的灵丹妙药(20)。
相信革命拯救能力的高尔基找寻着革命的力量。在他看来，这种小市民习气是现代统治阶级代表的精神体系，其基调是“畸形发展的所有制观念，永远紧张的渴望身心安宁，对惊动这种安宁的一切事物怀着莫名其妙的恐惧”。高尔基为了帮布尔什维克筹款而去美国募捐，他得出结论：美国是一个污浊的资产阶级社会，弥漫着让人窒息的实利主义、唯利是图和道德沦丧的气氛(21)，认定唯有社会主义才是解救之道，因为只有拔掉它的根——私有制，它才不会再度繁盛，而窒息周围的花朵。
伴随着小市民习气的精神核心则是“虚无主义的个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拼命否定一切，只肯定‘唯我’与‘自我'”(22)。必须创造新的个人精神，这样的个人得“成为那些选择他为工具的成千成万人的意志的集中点，于是他在我们面前闪着美与力的神奇光彩，蒙上了他的民族、阶级、党派的希望的灿烂光辉”“所有英雄人物都是以集体能力的代表者、群众愿望的表达者的姿态出现在我们眼前”。高尔基不信任农民，也认为资本主义的组织是压抑个人的，坚信要创造这样的个人精神就要依靠无产阶级工人们的组织经验——“伟大的一元论的社会主义理想”“在这种能够组织集体创造力量的理想的影响下，个人心理的发展就特别和谐，智力可以不断交流，环境不但不会妨碍个人的发展，而且可以促使个人的自由发展”(23)。在他看来，革命理想本身就有拯救能力。
站到了社会民主工党队伍所持的无产阶级立场的高尔基终于在布尔什维克身上、在列宁的文章里以及在跟随列宁的那批知识分子的言论和工作中感受到了真正的革命精神(24)。向布尔什维克靠拢的高尔基为他们筹集资金、创办报刊，甚至在经历1905年革命后，兴奋的高尔基还专门写了一部《母亲》献给起义的工人，赞美革命。他还以特邀代表的身份参加了1907年社会民主工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那一段时期与列宁的关系甚为融洽。列宁也非常重视高尔基，认为“高尔基是一位真正的革命作家，他的天才巨大无比，他不发牢骚，不喜欢知识分子的那股酸味”(25)。但高尔基很快就和列宁有了理论冲突。
1905年革命后，许多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暴力所恐惧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开始将目光投向宗教，希望通过宗教来拯救沉重的俄罗斯。布尔什维克内部也有一些知识分子在革命走向低潮后寻找新的革命路径，如卢那察尔斯基与博格丹诺夫，他们否定过去的宗教理想，并号召建立起马克思主义的宗教，把宗教建立在集体主义基础上，“社会主义就是新的宗教”(26)。这和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列宁就产生了哲学上的冲突，列宁虽然不赞成鼓吹无神论，广树敌人，也不反对对革命有帮助的祭司加入党组织，但他坚决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和宗教掺和在一起，来搅浑党的意识形态(27)。
高尔基这段时间深受造神派的影响，不过这也显然符合高尔基的一贯脉络，造神论吸引他的是把神和人民结合起来的观点。上帝最初是人民创造的，但“当人类分成奴隶和奴隶主之后，分得七零八落之后，当人们的思想和希望破灭之后，上帝就死了，上帝就毁灭了！”个人脱离了人民群众，成为了渺小的、精神贫乏的自我。人“首先必须找到精神支柱，然后才能看清自己在人世间的地位，才能找到自由”，而这精神支柱也就是自己的上帝。只有在“人民群众的意志再次汇合起来”“产生出一种神奇的、不可战胜的力量”时，上帝才会复活。当个人“在精神上同人民紧紧地连接在一起”时，也就永远同“大地的主宰和奇迹的创造者连接在一起了”，个人便可以在人民群众汇结起来的力量壮大与前进过程中获得让精神不断强大的源泉，体味到无穷的乐趣(28)。
高尔基有着丰富的底层生活经验，自信对俄罗斯的民众甚为了解，情绪低落的高尔基相信造神论正好是革命失败后苦闷的俄罗斯的一剂良药，是一种积极的哲学，而鄙夷列宁所信仰的唯物主义则是历史宿命论(29)。但高尔基对列宁极为钦佩，总是希望从中调和两派的紧张关系，可惜列宁毫不妥协，甚至认为同造神论派别分子友好地交谈都是是可笑的(30)。在列宁眼里，高尔基在政治上不仅没有主见而且感情用事(31)，但列宁也明白高尔基的能量，对革命的作用，“高尔基无疑是无产阶级艺术的最杰出的代表，他对无产阶级艺术做出了许多贡献，并且还会做出更多贡献。社会民主党的任何一个派别都可以因高尔基参加自己这一派而理所当然地引以自豪”(32)，所以当他得知高尔基对造神派的失望时，列宁兴奋不已，立马给高尔基写信，恢复断裂了一年多的通信往来。
高尔基对造神派的不满，并不是因为在造神论这个观点上的冲突，而是党内部的分裂困扰了高尔基，连他们在意大利创办的卡普里党校也有列宁派和博格丹诺夫的拥护者之间的对立。博格丹诺夫等人被认为是在搞派别活动，学员纷纷离校，加上其他的摩擦致使高尔基对造神派不满。但高尔基并没有完全改变他的思想，甚至在1913年下半年在一篇文章中还带有造神论的观点，引起列宁的批评，不得不删掉这些句子(33)。不懂政治的高尔基在后来也有过不少在列宁看来是错误的言论和行为，大都被列宁纠正过来，而十月革命前后高尔基与布尔什维克之间爆发了难以平息的冲突，从中我们可以仔细观察革命的现实逻辑与高尔基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挣扎。
一直期待革命的高尔基，原本以为革命能治疗俄罗斯，在革命的熊熊烈火中锻炼出新人，但1917年两次革命反倒激活了人的兽性，到处是私刑、残杀、抢劫与焚烧以及对人类文明成果的破坏。在对革命中所暴露出来的本能兽性的观察中，高尔基“看不到明显的社会革命的因素，这是俄罗斯式的暴乱，毫无社会主义者的气质，毫无社会主义者心理的因素”(34)。
在列宁回到俄罗斯的时候，无产阶级在二月革命中其实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战果，建立了与临时政府并存的属于自己的苏维埃机构，但列宁和托洛茨基等人仍旧鼓动革命，以求将全部政权掌握在布尔什维克手中。高尔基对此大加挞伐，甚至咒骂列宁和托洛茨基等人是“权迷心窍”“瞎了眼的宿命论者、没有良心的冒险家”。并认为列宁为了扮演领袖的角色，成了“没有道德的人，对待人民群众的生命持完全老爷式的冷漠无情的态度”“这个教条的奴隶，伙同他的走狗们”，似乎“走的是一条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但事实上是通向无政府主义、通向无产阶级和革命的灭亡之路”(35)。高尔基是担心列宁所鼓动的再次革命会把好不容易多年培育起来的工人阶级力量带向毁灭，从此以后再也难以聚集起革命的力量。因为不能指望在俄国的农村实现社会革命，当时在俄罗斯占85%的农民及其中几千万的游牧民族让高尔基恐惧，他相信工人阶级在同农民的内战中很轻易地就会被打垮(36)，“俄国的这个唯一的积极力量，像一把盐一样，将被投入农村的淡水塘里，溶解和消失的无影无踪，丝毫也改变不了俄国人民的精神、生活、历史”(37)。
列宁也曾撰文批评高尔基动摇不定的立场，但列宁依然相信高尔基不会离开布尔什维克，认为他最终会回到队伍中来(38)。列宁的确看人看得很准，高尔基从未放弃社会革命的理想和社会主义的目标，也并不是从右派知识分子的角度来否定十月革命。
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后不久便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专注于国内战争，开始控制秩序，并从事生产建设，扫除饥荒。被革命的混乱与污秽搅得情绪低落的高尔基看到了这些积极的现象，又慢慢燃起希望来，围绕着高尔基的那些成天诅咒、抱怨革命的右派知识分子也让他心神不宁，烦乱不堪，同时资本主义国家开始了对俄罗斯新政权的围剿，使得高尔基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立场。尤其是在列宁1918年8月遇刺后，高尔基极为震惊，他恢复了和列宁的来往。而且，刺杀列宁“这一卑劣行径激起的工人们的普遍愤慨”使高尔基看到，“列宁的思想已深入工人群众的心，并且正以惊人的速度把他们的力量组织起来”(39)。高尔基逐渐恢复了对布尔什维克的信心。
但高尔基对布尔什维克政权所采取的许多措施仍抱有意见，如逮捕知识分子，尤其是科学技术知识分子，甚至把知识分子驱上战场。此外，破坏文化的现象也随处可见。在高尔基1921年下半年出国之前，高尔基不断为哪个知识分子被捕，哪个知识分子需要食物及出版书籍等事去找列宁帮忙，并总是同列宁争论时政。列宁则耐心地开导高尔基：“您该知道，政治——向来是肮脏的事情，您最好不要过问这些事。”(40)列宁责怪高尔基竟接触那些旧社会的残余知识分子，也就是在列宁眼里满怀怨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从而无法“分辨出旧事物的腐朽和新事物的萌芽”，他让高尔基多到工人居住区或农村去观察，接触新事物和生活建设。当高尔基抱怨布尔什维克抓捕了太多知识分子并抱怨革命残酷的时候，列宁则训斥高尔基：“在这类先生们看来，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屠杀一千万人是件值得支持的事(行动上支持，口头上却讲着‘反对’战争的密语)，而数十万人在反对地主与资本家的正义的国内战争中死亡，却使他们唉声叹气、歇斯底里大发作。”“如果为了防止阴谋并为了使几万人免于牺牲而必须这样做的话，那就让这样的‘天才们’蹲上几周的监狱也并不为过。”(41)而且“在打架的时候”，“用什么标准来判断那一拳是必要的，而那一拳多余的呢？”(42)问得高尔基哑口无言。
列宁的革命逻辑，高尔基无法抗拒，高尔基也的确在不断地“矫正”自己的思想，“在俄国也许会犯大错误，可能认为过分残忍，但是跟英国和德国帝国主义者所发起的世界大战的最卑鄙的罪行相比较，这些错误和残忍，又算得什么呢？！”(43)他开始表扬布尔什维克对维护秩序和建设文化方面所做出的努力，高尔基期待在建设新的生活中锻造出大写的新人。但十月革命后的新政权并不巩固，革命的恐怖与热情仍是必需的手段，而相信俄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科学和技术知识分子在长久时期内仍旧是俄国进步动力的高尔基，显然还是对革命中对文化的毫无必要的破坏和逮捕毫无反抗能力的知识分子的事件无法完全视若无睹、无动于衷，仍旧拿一些在列宁看来是荒唐的、毫无意义的事情来麻烦列宁(44)。高尔基在革命的俄罗斯对布尔什维克来说，实在太碍事了，列宁苦苦劝说高尔基离开俄罗斯，终于在1921年下半年，高尔基远离了俄国革命的洪流，直到1928年才回到祖国。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高尔基一直忠于他自己对革命的独特理解，也就是改造人和生活的梦想，但他总是不能平衡革命意识形态的逻辑与革命暴力对人的摧残及对文化的破坏这两者之间的冲突。他在思想上无法抗拒列宁的革命逻辑，但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一个俄罗斯文化的守护者，高尔基又实在放不下革命现实给他带来的焦虑。
相对于亲历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高尔基来说，为闷塞的社会现状所苦恼且一直在寻找革命力量的鲁迅在通向革命之路上就没那么多困惑了。1909年回到绍兴的鲁迅亲历了两年后的辛亥革命，他甚至组织了数十名学生来维持绍兴城的秩序，但他很快就对辛亥革命大失所望，“到街上走了一通，满眼是白旗。然而貌虽如此，内骨子是依旧的”(45)。新来的革命者王金发很快就堕进那污秽的泥塘里，“这个拜会，那个恭维，今天送衣料，明天送翅席，捧得他连自己也忘其所以，结果是渐渐变成老官僚一样，动手刮地皮了”(46)。
鲁迅1912年初开始在民国新成立的教育部任职，并随教育部在是年5月份搬至北京，袁世凯统治的那几年实在无法让鲁迅感到满意，整个社会也是沉闷不堪、毫无生气。曾有的几次呐喊使他感觉仿佛在一群毫无反应的陌生人中叫喊，鲁迅因此而悲哀，无法忍受的寂寞越来越强烈，不得不用辑录、校勘古籍、研究佛经、抄写古碑等事来麻醉自己(47)。后来又连续发生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两幕闹剧，鲁迅更是绝望。不少已经集结起来并发动了新文化启蒙运动的仁人志士如陈独秀、李大钊与胡适等人对此也深感痛恨，把这类荒诞之事归罪于传统文化及由此培养出来的国民性，而要改造中国，改造国民性就要先打倒复辟称帝的精神旗帜——孔子。他们便邀了鲁迅于1918年初改变了《新青年》编辑方针，将矛头对准了孔家店。找到了战友的鲁迅，战斗热情被激活，写下了他的第一篇白话短篇小说《狂人日记》，由此而开始了他的小说生涯。
新文化运动中的鲁迅将火力对准了以儒家伦理为代表的一切传统旧习，认为旧的偶像被摧毁地越彻底，人类才会更进步(48)。相信进化论的他在那段时间斗志昂扬，非常乐观，以为人生总是进步的，并且“大约将来人道主义终当胜利，中国虽不改进，欲为奴隶，而他人更不欲用奴隶；则虽渴想请安，亦是不得主顾，止能侘傺而死。如是数代，则请安磕头之瘾渐淡，终必难免于进步矣”(49)。但“五四”运动后，《新青年》同人慢慢就“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鲁迅“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而他“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50)。同时，国家外有欺凌，内有军阀混战，还有对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血淋淋的镇压，都无法让鲁迅打起精神。
这时期他的小说创作也由抨击传统习俗与伦理转到了人性批判，最主要的代表作就是《阿Q正传》。这也是他在日本留学时就一直追求的改造国民性的目标，“中国现在的人心中，不平和愤恨的分子太多了。不平还是改造的引线，但必须先改造了自己，再改造社会”(51)，这样“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52)。但他实在对中国国民性和中国文化大染缸缺乏信心，当俄国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中国来时，鲁迅很是羡慕，羡慕俄罗斯拥有“有主义的人民”“他们因为所信的主义，牺牲了别的一切，用骨肉碰钝了锋刃，血液浇灭了烟焰。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可是“中国本不是发生新主义的地方，也没有容纳新主义的处所，即使偶然有些外来思想，也立刻变了颜色，而且许多论者反要以此自豪”(53)。
在当时的中国，各种主义与思潮盛行，以求救国之道，给人们许下许多黄金世界，然而，对中国人性近乎绝望的鲁迅告诉他们：“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54)据他曾经的年轻朋友高长虹回忆，鲁迅那时不是很相信理想，但凡是革命的、进步的，他都赞成，对马克思主义也有“怕是对的吧”的评价，可他“对于那时的青年共产主义者却很表示不满，常说他们是皇太子主义，以为明天的天下一定是他们的”(55)。虽然如此，对社会主义思潮有一定了解的鲁迅看到了俄国革命成功的例子还是添加了一些新的想法。他在《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中谈到了整个社会制度变革。如果没有钱，就算娜拉出走以后，也说不定要堕落或者回来，而女人要有钱，就要有经济权，进而就要改变整个经济制度，“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我想这鞭子总要来，好坏是别一问题，然而总要打到的”(56)。
随着国共合作，大革命时代的开始，各种运动并起，“二·七惨案”“五卅运动”“女师大风潮”“三·一八惨案”让鲁迅看到了血淋淋的残酷现实，“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57)，鲁迅要寻找一种可以颠覆从政权到文化到灵魂的革命力量，坚信只有彻底巨大的变革，中华民族才有出路(58)。鲁迅开始大量接触有关马克思主义革命和革命文艺的书籍，尤其是俄国革命文艺理论。相信文艺能改造生活的鲁迅对俄国的无产阶级文艺产生了极大兴趣，因为十月革命在鲁迅眼里，“是一个大风暴，怒吼着，震荡着，枯朽的都拉杂崩坏”(59)，而十月革命后崛起的无产阶级革命艺术也主张“推倒旧来的传统，毁弃那欺骗国民的耽美派和古典派的已死的资产阶级艺术，而建设起现今的新的活艺术来”(60)。
鲁迅亲历了女师大风潮，与自己关系亲密的学生中也有几个殒命于“三·一八惨案”，极度愤慨的他又恢复了战斗的激情，“近来的思想倒比先前乐观些，并不怎么颓唐”(61)，杂文逐渐多了起来，批判国民性，抨击时政与社会，并与甲寅派及胡适、陈源等人进行笔战。从那时起，鲁迅开始青睐无产阶级革命，虽然对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不甚了解，但他看到了这股革命力量的巨大潜能，面对报刊上批判十月革命黑暗与残酷的文章，鲁迅嗤之以鼻：“平民总未必会舍命改革以后，倒给上等人安排鱼翅席，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上等人从来就没有给他们安排过杂合面。”(62)
北伐开始后的广州成了革命的堡垒，鲁迅在厦门做了短暂停留后，便带着希望来到了大革命的后方——广州。有过辛亥革命失败经验的他在广州做了一系列的演讲，号召革命者“不要陶醉于胜利，不要骄傲”“要巩固自己的胜利”“要彻底消灭敌人”，因为“在黑暗的区域，反革命者的工作也正在默默地进行”(63)。此外，还要向“一切旧制度，宗法社会的旧习惯，封建社会的思想”开火(64)，“革命无止境”(65)。但鲁迅对国民党一直没抱什么好感，认为国民党在思想上还是很守旧，对于他的那种战斗，他觉得国民党那时候其实也很厌恶(66)。鲁迅看见广州的社会现状没有什么显著变化，更是大失所望，因为广东报纸所讲的文学都是旧文学，没什么新东西，所以证明了广东社会没有受革命影响(67)。他便与主张彻底革命的共产党人接触多起来，当时在广州活动的陈延年也非常重视对鲁迅的团结工作，曾亲自会晤鲁迅，而“四·一二”清党运动更是把鲁迅完全推到无产阶级队伍中去了。
亲历了清党运动的鲁迅开始重新审视过去的思想，原本“相信进化论，以为青年总胜于老人，世间压迫杀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老人要早死，所以将来总要好些。但是不然，杀戮青年的就是青年，或者告密，或者亲自捕人。过去军阀杀青年，我悲愤过，这回我还来不及悲愤，早已吓昏了。我的进化论完全破产！”(68)在鲁迅眼里，政治革命是一次又一次地失败，社会和人性依旧是老样子，进化论对社会的解释碰了壁，“在社会上，的确不是浑统的生存斗争说得清楚，这是马克思明白得多了”(69)，鲁迅逐渐将未来的希望投到中国共产党和无产阶级身上来。
从广州回到上海后，鲁迅开始呼唤由真正的革命者做出来的革命文学(70)。但恰逢此时，在大革命失败后，决定在文艺领域掀起一场革命文学风暴的创造社与太阳社诸君，将鲁迅视为新时代的落伍者，甚至封建余孽、二重的反革命(71)，于1928年初发动了对鲁迅的批判，参与文章不下百篇，后来在中共江苏省委的干涉下才停止(72)。这件事给鲁迅带来的震动很大，此后他还不断提起此事(73)，但这次来自激进左翼的攻击，促使鲁迅“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纠正了他“只信进化论的偏颇”(74)。鲁迅也渐渐完全信服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意识形态，并用这一套意识形态来武装自己。尤其是在共产党组织了“左联”并邀请鲁迅领导该组织后，鲁迅的杂文里愈来愈多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话语，在捍卫文学的阶级性、大众性和社会性的杂文中流露得最明显。正如毛泽东所言：“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75)
慢慢坚定了共产主义革命意识形态的鲁迅虽然还是认为轻易地将黄金世界预约给别人，难免有些空虚，还是不大可靠，但他也不觉得自己的看法就完全对，因为太阴暗了。“黄金世界，该有的罢，也不能以我的不乐意去，别人就不去了”。鲁迅强调的是现在应该实行什么主义，“马克思主义，倘若抽去了斗争和实践的目的，那也仍是纸上的东西”(76)。很显然，他看重的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
可以很清晰地看出，鲁迅在追寻改造人与灵魂的道路上渐行渐远，从对文化与国民性的批判到寻找一种可以颠覆整个旧中国的革命力量，继而信奉主张彻底改造社会的共产主义革命意识形态，而这一条革命之路又是如此之自然。
面对充满了压迫、野蛮与愚昧的俄罗斯，厌恶任资本主义鄙俗的高尔基相信社会主义革命理想对人的拯救，个人在通向“金色的梦”的路上摒弃了私有制与私利主义的诱惑及腐蚀，负起宏大的理想并融入集体主义的归宿中，便可以成为大写的人，“必须改造自己，认清为社会革命服务时每个正直的人的切身事业，认清这种服务能给个人带来快乐。战斗中就有快乐”(77)。但在1917年革命到来后，革命的残暴及破坏现实与他的理想产生了冲突，却又无法抗拒革命意识形态的强大逻辑，从而陷入了不断挣扎的悲剧之中。鲁迅则受中国传统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维模式影响，强调：“国民的思想不改革，单是政治革命，是不彻底的。”(78)他关注思想与灵魂的内在革命，人在革命过程中同旧我做永不停歇的斗争，但他又认识到国民性的改造没有社会制度和生活全部的改造也不能单独成功，还受着民族危亡焦虑感折磨的鲁迅也渴望一股能摧毁整个旧中国的革命力量，所以鲁迅在通向共产主义革命之路上更看重的是无产阶级革命意识形态在改造人与社会上的彻底革命性。
三、革命之路的终点
离开苏俄革命风暴的高尔基仍旧没有停止他的挣扎，一方面抨击苏俄迫害知识分子的政策，甚至在“他听到列宁的遗孀克鲁普斯卡娅开列了一个书单，要所有图书馆把《圣经》《可兰经》、但丁和叔本华的著作下架的消息，他决定宣布放弃他的苏联国籍，甚至为此事写了一份声明”(79)；但另一方面，他又宣称自己忠诚于苏俄，认为“在俄国不能建立任何别的政权，列宁是唯一能够制止自发的无政府状态在农民和士兵群众中蔓延的人”(80)。在列宁逝世后，他又为列宁辩护，承认列宁统治下杀死的人很多，但革命遭遇的反抗也太大了，“此外，还必须注意：‘文明’的发达，人的生命的价值也降低了，现代欧洲杀人技术的发达和对这种事情的浓厚兴趣就无可辩驳地证实了这点”(81)。
高尔基终于还是忍不住回到了苏联，苏联浓烈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尤其是苏联在农村实施集体化的政策又让他看到了希望，虽然革命的恐怖仍在继续，但“他们——有远大目标，对于我来说，证明这一切是正确的”(82)。高尔基回到苏联后的主要创作集中于政论杂文上，讴歌苏联，鼓励建设，抨击法西斯等等，共有二百多篇(83)，我们无法考证其中到底有多少真正出自于高尔基之手(84)，但在他自己，还是觉得“生活在接连不断出现的各种激动人心事件的漩涡之中”(85)。可高尔基并没有完全摆脱革命恐怖带给他的苦闷，他拒绝为斯大林作传，并在1934年底，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因基诺夫案被诬陷逮捕时，雅戈达转达斯大林的要求，要高尔基撰文控诉个人恐怖时，高尔基却回答：“我是要谴责个人恐怖，但我更要谴责国家恐怖！”(86)高尔基仿佛明白了什么，他在1935年甚至建议出版他曾经猛烈批判过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群魔》。但斯大林不是列宁，他将高尔基软禁起来，“革命的海燕”终于被自己讴歌的革命所吞噬，郁郁而终。
而同时期的鲁迅在与中国共产党精诚合作后，在他的革命之路上愈行愈畅快。鲁迅后期的主要创作亦以杂文为主，同各种他认为的帮忙、帮闲文人笔战，并翻译外国小说及革命文艺理论著作。鲁迅既没时间作小说，而旧的小说他也不愿意写，革命题材的小说他又没有相关经历，写不出来(87)。不过以杂文为投枪一如鲁迅所愿，符合他的战斗性格，并且在他看来也是适应社会的需要(88)。这时期的鲁迅领导了一个团队作战，信心倍增，对未来也充满了希望。对于社会革命的理想，因为苏联的存在和成功，使他“确切的相信无产阶级社会一定要出现，不但完全扫除了怀疑，而且增加许多勇气了”(89)，并期待“将宗教，家庭，财产，祖国，礼教……一切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都像粪一般抛掉，而一个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会制度从地狱底里涌现而出，几万万的群众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运的人”(90)。
相较于高尔基面对革命现实造成的内心纠结，开始与中国共产党精诚合作的鲁迅却没有这种困扰，他从过去的革命经历得出结论：“我以为共产党也应当记到仇，记到血债的……报仇未必就都是革命，但革命者为什么一定要非讲宽恕不可呢？”(91)1932年底，杨邨人认为自己消除不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根性，无法将革命意识形态的逻辑完全内化，不能适应没有个人独立意志的革命战斗生活，又因为家人饿殍不能过日，即便革命成功，也不免要做叫花子，决定且顾自家人，宣布脱离共产党。这引来鲁迅的莫大讥讽，他嘲讽杨邨人因为革命“不能使他的父亲做老太爷”，便“抛弃原有的理想，改做孝子了”(92)。由此可见鲁迅之坚定无疑。
在高尔基与鲁迅的本专业——文学上，虽然两人都将文学引上了一条狭隘的道路，但对理论不大感兴趣的高尔基在苏俄做得更多的工作是制止文艺界极“左派”的过激行为，如“拉普”对俄罗斯文化的破坏及对俄罗斯“同路人”作家的打压；而尽量吸取苏俄革命文艺理论的鲁迅则是横扫中国文坛，举着革命的旗帜与各路非革命文学家笔战，希冀改造整个文坛及文化。此外，鲁迅反传统文化的立场更让他少了高尔基做俄罗斯文化守护者的羁绊。早在新文化运动时期，鲁迅就认为中国的国民性是传统文化的奴化教育造成的，儒家伦理是培养奴隶的伦理，便号召打倒孔家店，批判传统儒家伦理是“吃人”的礼教，鄙弃诘诎聱牙的文言文，“中国古书，叶叶害人”(93)，号召青年人“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94)。到了30年代，鲁迅走得更远，因为“汉字和大众，是势不两立的”“所以，要推行大众语文，必须用罗马字拼音”(95)。对旧世界没有丝毫留恋的鲁迅，渴望将这个世界从社会制度、政权、习俗、伦理道德、书籍、文字到人的思想与灵魂统统来一次翻天覆地的革命洗礼，而革命者则要在永不停止地对旧我做斗争的过程中改造自己的灵魂。鲁迅似乎比高尔基更为彻底，更具有革命性，但鲁迅没能活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化大革命”，而我们从鲁迅与左联后期领导人周扬等的矛盾，及鲁迅对不少以左翼面貌出现的革命文学家表示不满便不难推测他未来的命运了。
分析至此，便可明白高尔基与鲁迅固然有许多差异之处，但他们都是从改造人与社会的起点出发走上了一条通往摧毁人与文化的革命之路。他们从起点开始就注定要踏上这条道路，因为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的意识形态才能实现他们彻底改造人与社会的梦想。从中俄革命史来看，高尔基与鲁迅都处于各自革命史的终端，如俄罗斯从十二月党人到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史，中国则是从三民主义到共产主义的革命史。两个人同时出现在这两个相同的位置绝非偶然，是改造人与社会的梦想开启了他们的革命之路，同时也是共产主义革命促成了他们的命运。
改造人与社会的理想其实也一直是千百年来先知先觉们萦绕心头的梦，只是在欧洲启蒙运动以前，他们通过宗教来实践这一梦想。但在启蒙运动中崛起的知识阶层开始把世间的一切放在理性的天平上来考量，宗教终于在共产主义者那里成为愚昧、迷信的象征。而新的致力于改造人与社会的共产主义自身则被赋予理性的光辉——科学。不同的是宗教基于现有秩序，通过感化来唤起人性之爱，而共产主义则是要激起革命热情,用战争来摧毁旧秩序，从而建立人间天国。当高尔基与鲁迅在他们的革命之路上最终找到共产主义革命意识形态，卷进一场席卷20世纪的以理性与人民为名的狂热的革命洪流时，也就跃出了自己的角色范围来履行“神”的职责，从而走上了一条他们未曾预料到的也无法把握的殊途。
注释：
①②③[苏]高尔基：《在人间》，载《高尔基文集》(第15卷)第513、557、558、505页，楼适夷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④⑤⑥⑦高尔基：《我的大学》，载《高尔基文集》(第16卷)第7、89、91、92、35页，陆风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⑧(33)(85)黎皓智：《高尔基》第51、53、394、422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⑨⑩(11)(12)(46)(58)(63)(64)(70)鲍昌、邱文治：《鲁迅年谱》(上)第39、49-62、42-44、85、356、357、349、389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13)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第46-5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14)(66)(68)(69)(73)(76)(78)(91)冯雪峰：《一九二八至一九三六年的鲁迅——冯雪峰回忆鲁迅全编》第28、31、77、39-42、67-76、68、70、23、31、77页，倪墨炎、陈九英编，[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9年版。
(15)[苏]高尔基：《人》，载《高尔基文集》(第5卷)第5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16)[苏]高尔基：《一个自命不凡的作家》，载《高尔基文集》(第4卷)第447、44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17)(19)[苏]高尔基：《谈谈小市民习气》，载《高尔基政论杂文集》第199页，孟昌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
(18)(22)(23)[苏]高尔基：《个人的毁灭》，载《论文学·续集》第86、75、107、63、64、73页，冰夷、满涛、孟昌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20)[俄]霍达谢维奇：《高尔基》，载《大墓地——霍达谢维奇回忆录》第188页，袁晓芳、朱霄鹏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
(21)[苏]高尔基：《保尔·魏伦和颓废派》，载《论文学·续集》第5页，冰夷、满涛、孟昌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24)(25)(29)(30)(31)(38)(39)(41)(80)安徽大学苏联文学研究组编译：《列宁与高尔基通信集》第359、366、291、39、257、412、414、415、164-169、448页，[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26)魏宛斌：《列宁与“寻神派”和“造神派”的斗争》，载《科学与无神论》2004年第5期。
(27)(32)《列宁全集》(第17卷)第395、24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28)[苏]高尔基：《忏悔》，载《高尔基文集》(第12卷)第448-496页，孙静云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34)(35)(36)(83)陈寿朋、孟苏荣著译：《不合时宜的思想》，载《步入高尔基的情感深处》第142、216、220、269、49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
(37)(42)(44)(81)[苏]斯大林、高尔基等：《回忆列宁》第40、41、49、42页，曹葆华、王易今等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
(40)(82)[俄]叶·伊·扎米亚京：《高尔基》，载《明天——扎米亚京文学随笔》第282、283页，闫洪波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
(43)[苏]高尔基：《告人民与劳动知识分子书》，载《高尔基政论杂文集》第320页，孟昌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
(45)鲁迅：《范爱农》，载《鲁迅全集》(第2卷)第31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47)鲁迅：《呐喊·自序》，载《鲁迅全集》(第1卷)第418、41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48)(51)(53)(57)王得后、李庆西编注：《鲁迅杂文全编》(上)第68、89、84、85、261页，[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49)鲁迅：《致许寿裳》，载《鲁迅全集》(第11卷)第34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50)鲁迅：《〈自选集〉序》，载《鲁迅全集》(第4卷)第45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52)鲁迅：《故乡》，载《鲁迅全集》(第1卷)第48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54)鲁迅：《影的告别》，载《鲁迅全集》(第2卷)第16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55)陈漱渝主编：《一个都不宽恕——鲁迅和他的论敌》第478页，[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年版。
(56)鲁迅：《娜拉走后怎样》，载《鲁迅全集》(第1卷)第167、16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59)鲁迅：《〈十二个〉后记》，载《鲁迅全集》(第7卷)第29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60)鲁迅：《〈苏俄的文艺论战〉前记》，载《鲁迅全集》(第7卷)第26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61)鲁迅：《致李秉中》，载《鲁迅全集》(第11卷)第45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62)鲁迅：《〈争自由的波浪〉小引》，载《鲁迅全集》(第7卷)第29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65)鲁迅：《黄花节的杂感》，载《鲁迅全集》(第3卷)第41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67)鲁迅：《革命时代的文学》，载《鲁迅全集》(第3卷)第42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71)(92)李富根、刘洪主编：《恩怨录：鲁迅和他的论敌文选》(下卷)第521、907-914页，[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
(72)王宏志：《鲁迅与“左联”》第1-39页，[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郑超麟：《郑超麟回忆录》下)第179页，[北京]东方出版社2003年版。
(74)鲁迅：《〈三闲集〉序言》，载《鲁迅全集》(第4卷)第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75)(88)鲍昌、邱文治：《鲁迅年谱》(下)第2、207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77)林焕平编：《高尔基论文学》第26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79)苏菲：《新发现的高尔基档案材料》，载《博览群书》2001年第4期。
(84)郑超麟：《郑超麟回忆录》(下)第355页，[北京]东方出版社2003年版。
(86)转引自陈寿朋、孟苏荣：《步入高尔基的情感深处》第58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
(87)(89)鲁迅：《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载《鲁迅全集》(第7卷)第382、38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90)鲁迅：《林克多〈苏联闻见录〉序》，载《鲁迅全集》(第4卷)第42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93)鲁迅：《致许寿裳》，载《鲁迅全集》(第11卷)第34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94)鲁迅：《青年必读书》，载《鲁迅全集》(第3卷)第1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95)鲁迅：《答曹聚仁先生信》，载《鲁迅全集》(第6卷)第7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