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来全[1]2001年在《董仲舒历史发展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董仲舒是西汉时期着名的思想家，其历史哲学思想中的历史发展论，以天作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原动力，以天人感应理论为框架，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在天与人的力量推动作用之下，按照“取法于天”且“乐而不乱，终而复始”的“王道”，这一历史规律发展着；以“有道”伐“无道”的方式，从有序到无序，再从无序到有序，在“叁统”的循环形式中不断地运动着，在“天子、王、帝、皇、民”这一历史推迁的形式中，表现出一种不可逆转的向前发展趋势。从一个较短的时段和局部小范围上看，历史确实是在以重复循环的方式在运动进行着，但从长时间距离看，从大范围上看，历史是在从古到今，由远至近地向前发展，历史并不是在原地循环，没有前进。夏、商、周、春秋、秦、汉各朝代的更替，是在有序到有序，有道伐无道的形式中，在“叁统”循环模式里进行运动，但从“绌夏、亲周、故宋”的历史发展时间远近上看，从“天子、王、帝、皇、民”的历史过程上看，这几个朝代的历史都是向前发展，并不是在原地作简单的循环运动，而是在循环的运动之中向前发展。因此，董仲舒的历史发展论，实为一种“小循环，大前进”的历史发展论。他并非是一个简单的，纯粹的历史循环论者，他是在循环论中谈论历史的前进发展。如果仅把董仲舒的历史观视为一种纯粹的循环论，而忽视他的历史前进思想，那么对董仲舒的历史观理解，就会产生偏颇和误解。总之，董仲舒在神学唯心论下讨论天与人的协调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影响，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对社会历史发展的推动作用，高扬人文主义精神，其思想对许多思想家，例如司马迁、何休、康有为等产生极大影响，也为西方造化论思想在近代中国的传播起到很重要作用，还有其历史继承性和政治民主宽容精神、自我反思精神和强烈的时代感，对我们现实生活有一定的借鉴与启示意义，我们应该重新审视董仲舒的历史观，给予全面、客观地评价。董仲舒是西汉时期着名的思想家，其历史哲学思想中的历史发展论，以天作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原动力，以天人感应理论为框架，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在天与人的力量推动作用之下，按照“取法于天”且“乐而不乱，终而复始”的“王道”，这一历史规律发展着；以“有道”伐“无道”的方式，从有序到无序，再从无序到有序，在“叁统”的循环形式中不断地运动着，在“天子、王、帝、皇、民”这一历史推迁的形式中，表现出一种不可逆转的向前发展趋势，从一个较短的时段和局部小范围上看，历史确实是在以重复循环的方式在运动进行着，但从长时间距离看，从大范围上看，历史是在从古到今，由远至近地向前发展，历史并不是在原地循环，没有前进。夏、商、周、春秋、秦、汉各朝代的更替，是在有序到有序，有道伐无道的形式中，在“叁统”循环模式里进行运动，但从“绌夏、亲周、故宋”的历史发展时间远近上看，从“天子、王、帝、皇、民”的历史过程上看，这几个朝代的历史都是向前发展，并不是在原地作简单的循环运动，而是在循环的运动之中向前发展。因此，董仲舒的历史发展论，实为一种“小循环，大前进”的历史发展论。他并非是一个简单的，纯粹的历史循环论者，他是在循环论中谈论历史的前进发展。如果仅把董仲舒的历史观视为一种纯粹的循环论，而忽视他的历史前进思想，那么对董仲舒的历史观理解，就会产生偏颇和误解。总之，董仲舒在神学唯心论下讨论天与人的协调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影响，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对社会历史发展的推动作用，高扬人文主义精神，其思想对许多思想家，例如司马迁、何休、康有为等产生极大影响，也为西方造化论思想在近代中国的传播起到很重要作用，还有其历史继承性和政治民主宽容精神、自我反思精神和强烈的时代感，对我们现实生活有一定的借鉴与启示意义，我们应该重新审视董仲舒的历史观，给予全面、客观地评价。
藏明[2]2012年在《五德终始说的形成与演变》文中提出“阴阳家”是先秦时期重要的学术流派,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指》中曾对阴阳五行学派的相关学说进行过论述,可见,该学派在当时有着较大的影响。阴阳之为“家”始于邹衍,邹衍是阴阳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和学术集大成者。邹氏的思想宏繁复杂,既有关于宇宙生成理论的五行相生说,又有相关的地理学理论—大小九州学说,还有阴阳主运说,而在邹氏的众多思想学说中,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就是他的“五德终始说”。从秦汉开始,“五德终始说”就成为了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工具,历代帝王都自称“奉天承运皇帝”,就是宣称他们是奉了天命,承接“五德终始”的秩序来统治人民的。可见,该理论学说的确在历史上产生过一定的影响,而五德终始说则主要具有四层含义：其一,是历史观的意义；其二,是正统论的意义；其叁,是政治上的意义；其四,是思想上的意义。学术界无论是对其历史观意义、正统论意义的研究,还是对其政治意义的研究,都有一定的学术成果。但对于五德终始说思想史意义的研究,却略显欠缺。一种学说一旦产生就不会停滞不前,而是会在诸多思想家的传承下继续向前发展,五德终始说也不例外。梁启超、侯外庐、徐兴无等学者就认为,董仲舒、刘向对邹衍的思想学说有所传承,而他们所传承的主要内容就是五德终始说。本文所要探讨的重点就是五德终始说的产生,以及董仲舒、刘向对其的传承与发展。春秋战国以来,阴阳观念与五行观念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它们由朴素的自然观念发展成为了具有抽象意义的哲学概念。特别是,随着阴阳观念与五行观念的继续发展,二者完成了合流,这为五德终始说的形成奠定了相应的理论基础。加之,战国中期以后“造帝”运动盛行,这就为五德终始说的形成提供了终极的理论目标—构建大一统的政权。最为重要的是,邹衍对儒家思孟学派的五行说、道家的自然观,以及墨家、法家的相关理论进行了借鉴与吸纳,使得五德终始说已经呼之欲出,尤其是燕昭王称“北帝”的政治活动,直接促成了五德终始说的产生。五德终始说产生以后,并没有停滞不前,董仲舒、刘向都从各自的时代背景出发,并结合自身的学术传统,对五德终始说进行了继承与发展。就董仲舒而言,其继承了五德终始说中的“贵土”思想,并将土与忠、孝相联系,进而用于其宗法思想的构建。董仲舒还对五德终始说的自然之天理论进行了借鉴,并将其用于自身道德之天学说的构建。董仲舒同样对五德终始说进行了发展,其一,他将阴阳观念、五行观念引入社会控制领域,并引申出了“叁纲”观念与“五常”观念,弥补了“五德终始说”缺乏社会控制的缺陷。其二,他以五德终始说为蓝本构建起了自身的“天人感应”学说,并对五德终始说的“符应”理论进行了初步的解释。除此之外,董仲舒还在五德终始说的基础上了构建起了自身的“叁统说”。就刘向而言,其继承了五德终始说中的政权转移理论,进而认为天命不拘于某朝某代,而是不断更替变化的。刘向同样对五德终始说有所发展。其一,他借鉴了五德终始说“符应”理论的框架,并吸纳了董仲舒“天人感应”学说中的相关理论,进而构建起了自身的“灾异学说”。第二,他发展了五德终始说以自然五行之间的生克关系作为政权转移动因的理论,将自然之五行比附于人事,并认为君王、大臣、女性等是促进历史发展的重要因素,使五德终始说变的更加系统与全面。五德终始说是我国古代先哲们对历史发展规律与历史发展动因等问题进行思考的理论结晶,通过对五德终始说的研究,可以探寻出中国传统文化所散发出的蓬勃发展的无穷生命力。
朱梅玲[3]2016年在《董仲舒的德育目标思想初探》文中研究指明儒家德育思想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文化脉络上的关键点。而在上至先秦、下至宋元明清,两千年传承不断的文化脉络上,董仲舒的德育思想起到了继往开来的作用。而德育目标又是德育的出发点和方向,所以通过审视董仲舒的德育目标思想可以一窥董仲舒的道德教化之思,进而了解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源流脉络。董仲舒的德育目标思想可说是为封建社会的道德教化所作的“顶层制度设计”,反映了他在西汉特定的时代下,依据社会现实的需要和对人品德发展的认识而形成的对不同德育对象的总体的预设和规定。理解董仲舒的德育目标思想离不开对其所处的政治、经济、文化大背景的考察。汉承秦制,行中央集权之政,君主权力专断,自然要求臣服、民顺;但另一方面,人君当神器之重,为了国定邦宁,君主需具备圣人之德,以德治国,上下修德,方可求国之治。但是实际上由于西汉经济、政治上的一些不当政策,导致官员道德素质堪忧,百姓教化难扬;更有甚者,君王也并未具有圣人之德。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为了国治民安,汉初的黄老无为思想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有为而治是当务之急。所以董仲舒在为其德育目标的设计寻求理论依据时,就没有选择无为的黄老思想;同样观秦速亡之弊,也没有选择严苛的法家思想;而是以儒生的面目出现,又结合西汉统治者和政治现实的需要,与时俱进,改造先秦儒学,掺入道家、法家等思想,形成了更具有现实针对性的“新儒学”,以此作为其德育目标设计的依据。在这“新儒学”中,法家思想是董仲舒德育目标思想的骨架,儒家思想是其德育目标思想显于外的血肉,阴阳天道是其德育目标思想形而上的外衣。基于西汉特定的时代背景,结合“新儒学”的理论基础,董仲舒将他的德育目标思想分为四个部分。一是政治教育目标,以“叁纲”为核,主张君圣、臣忠、子孝、妻顺;二是道德教育目标,以“五常”为心,提出了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规范;叁是法纪教育目标,以“任德”为主,倡导执政者大德小刑,百姓遵纪守法;四是思想教育目标,以“顺服”为要,培养民众封建的人生观、世界观,希望民众自觉认同封建伦理道德。总体而言,董仲舒的德育目标思想主要侧重于培养具有圣人之德的君王,然后是培养认同封建等级观念,明尊卑,自觉拥护皇权统治、顺服忠孝的臣民。总之,董仲舒的德育目标思想具有融合性、现实性、阶级性、理想性等特点。董仲舒的德育目标思想在西汉特定的时代,甚至是在整个封建社会时期,有其存在的历史价值:促进了西汉文化的大一统,巩固了现实的政治统治;在儒家思想的演变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初步构建了中国古代教化思想的完整体系,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史。并且,董仲舒德育目标思想在当今仍有启示意义:如其阐发的“仁”、“信”、“孝”等基本道德规范在当今仍需坚守;强调执政者为政以德的思想仍需继承;在文化多元化的当今要确立主导价值观来增加德育的实效性;其德育目标思想中体现的随势而变、与时俱进、改革创新的理念仍需发扬。但董仲舒德育目标思想仍有诸多历史局限,譬如说:对人的个体生命和自由关注不够;客观唯心主义思想过于浓厚;传承已久的等级尊卑观念成为当今民主、自由、平等思想传播的阻碍;对“忠”、“顺”的过于强调,使得文人的独立性逐渐被扼杀,对政治的依附性增强。
陈文豪[4]2016年在《新世纪台湾秦汉史研究目录(2001—2013年)》文中研究表明编辑体例一、本目录所收集为2001—2013年间台湾学者(不含港、澳及大陆;外籍学者以在台工作、求学者为主)出版、发表与秦汉史研究有关之论着目录。二、目录所收论着,以正式出版、发表者为主。目录依专书、期(报)刊、文集随笔之序编排。叁、专书不分类,期(报)刊(含定期、不定期)、文集随笔所载论文,依秦、汉两项分类,同时采互见分类。
庞天佑[5]2000年在《秦汉魏晋南北朝历史哲学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篇由十四章组成：1、总论；2、先秦天人合一思想的形成与西汉前期的进一步发展；3、西汉中期至东汉前期天人合一思想的演变；4、秦汉时期的历史循环思想；5、秦汉时期正统思想的形成及其对政治与史学的影响；6、汉初思想家的历史反思；7、董仲舒的历史哲学思想体系；8、从《史记》看司马迁的历史哲学思想；9、王充历史哲学思想探讨；10、班固历史哲学思想的特色；11、经学与汉代史学；12、玄学与魏晋史学；13、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正统思想与史学；14、佛教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作者探讨了天人合一思想、历史循环思想、封建正统思想自先秦至秦汉的形成与演变；分析了陆贾、贾谊、董仲舒、司马迁、王充、班固等思想家、史学家的历史哲学思想；考察了经学、玄学、正统思想、佛教等与史学发展的关系。本篇内容既有对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一些重要的历史哲学思想的系统探讨，又有对一些有代表性的学者的历史哲学思想的个体分析，还有对史学与历史哲学关系的多角度考察。全篇纵贯横通，经纬交错，浑然一体，新见迭出，包含着对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历史哲学思想的宏观透视和深入思考。
孙秀伟[6]2010年在《董仲舒“天人感应”论与汉代的天人问题》文中研究说明天人问题是中国传统哲学核心问题之一,汉代哲学思想的中心和主题就是围绕“究天人之际”的天人问题展开的。汉儒董仲舒以“天”为本,运用阴阳五行说使“天”与“人”之间建立起的同类相感、相应的“天人感应”论思想体系,是在汉代封建“大一统”中央集权统治逐步趋于稳固、社会思想文化复兴与融合的历史背景下提出并逐步发展成熟的,是汉代天人问题的代表。在“天人感应”论思想体系中,董仲舒吸收融合先秦诸子思想,以《春秋》学为理论进路,并引入阴阳、五行观念,最终建构起了一个以宇宙之天为核心的天人系统。董仲舒建立起的这一思想体系成为汉代封建“大一统”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的思想理论依据。同时,董仲舒“天人感应”论作为汉代天人理论的高峰,上承先秦、秦汉之天人思想,下启两汉以降天人问题的发展,在中国传统天人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使儒家思想成为长达二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遂使儒家思想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主干。董仲舒“天人感应”论的提出是汉初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之发展的共同作用的结果。秦汉时期,封建经济的发展,政治统治的稳固,社会思想文化的复兴与融合,使封建“大一统”成为社会共同的现实需求。从汉初甫兴至汉武帝即位,封建大一统成为自最高统治者至下层民众的共同诉求。由汉武帝的举贤良方正之举,董仲舒以《天人叁策》初登历史舞台,以其天人感应思想为汉代政治提供理论指导。通过汉初兴盛的春秋公羊学思想,作为汉代公羊学大师的董仲舒在《春秋》学思想基础上,探索出了一条建构、完善天人感应思想的独特门径。董仲舒的《春秋》学思想作为汉代今文公羊学的一部分,在丰富、发展公羊学思想的同时,以《春秋公羊传》为权威文本,先是运用况比见端、权变、推心见志之法显现《春秋》经传之原义；在此基础上又以圣人、“元”理论为中介的辞指之法进一步诠释《春秋》的“微言大义”,最终实现了《春秋》学向“天人感应”论的理论跨越。董仲舒《春秋》学思想不仅为“天人感应”论提供了经典文本依据,而且影响并促成“天人感应”论的形成。董仲舒在建构“天人感应”论思想体系过程中,还吸收了阴阳、五行观,确立了天人之间通过阴阳五行运行中的相感相应使天人系统模式最终形成。董仲舒“天人感应”论思想体系自确立之日起就占据着汉代天人思想的主导地位。在他的思想影响下,汉代天人问题出现了谶纬神学的天人感应论、王充元气自然的天人论、张衡宇宙自然天人论等不同的天人思想。它们的出现与发展是汉代社会历史现实的需要,是思想文化与自然科学发展的结果。以董仲舒“天人感应”论为奠基而形成的汉代天人思想,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与思想价值。
王小明[7]2012年在《《春秋》纬与汉代思想世界》文中研究表明纬学是东汉时期的显学，纬书是纬学的文本依据。《春秋》纬作为除《易》纬外保存佚文数量最多的一类纬书，对于认识纬书的本来面貌，探讨纬学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春秋学尤其是公羊春秋学在汉代的发达，使得与公羊春秋学一脉相承的《春秋》纬在中国经学史的研究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纬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独尊儒术”后不久的西汉时期，但是现存的《春秋》纬各篇目的成书时间则大约是在东汉初年。《春秋》纬的内容极为驳杂，大体来说，《春秋》纬是一类以儒家学说为主，综合了当时各种思想资源以解《春秋》经的学术成果。《春秋》纬的内容包括了对孔子作《春秋》一事的动机、过程以及成就的详细论述，还包括了对《春秋》中字、词和事件等的具体解释以及整本《春秋》经的内容综述和写作原则的阐发；《春秋》纬还反映了两汉时期的天人感应思想、对上古帝王世系和事迹的描述、对孔子的神化以及当时自然科学知识等历史信息。《春秋》纬为天人感应思想提供了便于操作的细目，为汉王朝提供了政权合法性的依据，为提高儒学的地位和儒学的向下传播对孔子进行了神化。这些都是两汉时期时代的要求，也是当时儒家学者们已经创造出和正在创造的思想资源。《春秋》纬对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做出了重大的推进，其包含的范围大大超出了董仲舒的理论体系。从理论融合这个角度来看，《春秋》纬将具有极其丰富理论内涵的天地、阴阳、五行等理论概念引入天人感应思想中。同时，《春秋》纬还将天人感应思想中的各要素规定了感应的具体对应关系，使得《春秋》纬中的天人感应思想更加地具体化也更加地具有可操作性。《春秋》纬中的天人感应思想不仅在东汉政治中有具体应用的实例，而且东汉王朝在天人感应理论指导下实施的灾异免叁公政策与《春秋》纬的佚文内容也几乎完全对应。汉代的政治实践中，包括《春秋》纬在内的纬书中的天人感应理论对于汉代的政治运作具有指导性的影响力。《春秋》纬中的历史观是一个为说明刘汉王朝政权合法性而创造出来的当时的标准历史观。在这样的历史观中，从上古帝王到刘汉王朝有一个十分清晰的传承过程，证明了刘氏得国的正当性。在这样的历史观中，受命于天的帝王无论是从相貌上还是从事迹上都有着非同凡响之处，从心理暗示方面杜绝了普通人觊觎大宝的可能性。在这样的历史观中，五帝不再是历史人物，而是五位有名有姓的神，与人类传说时代中的五位帝王不再是同一回事。五帝虽然可以精化为五星、灵兽，可以化为天子甚至可以化为世间万物，但是他的本体是天神。这样，五帝在人间帝位上的交相接替就成为了汉代历史观中的史学解释范式。《春秋》纬中有大量神化孔子的佚文。《春秋》纬中的孔子外貌特征从思想文化的角度来解读的话，孔子实际上是集历代圣人外貌特征之大成。《春秋》纬中的孔子事迹向我们描绘了一个带着上天使命，生而为圣人，为汉王朝制法的孔子；一个预知未来，祥瑞满身，天资聪慧的神人一样的孔子。《春秋》纬对孔子的神化是继承了子贡、孟子和董仲舒圣化孔子后的进一步发展，以《春秋》纬为代表的纬书是确立孔子神的地位的完成者。《春秋》纬等纬书对孔子的神化还在当时引起了道家的反动，道家在宗教化的过程中一方面学习《春秋》纬的方法神化老子，一方面把神化了的孔子吸收入道教的神仙谱系中。《春秋》纬神化孔子对后世的孔子形象特别是图画中的孔子产生了重要影响。《春秋》纬中包含了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天文历法方面，《春秋》纬进一步完善了浑天说的理论体系并结合模型计算出了天体运动的相关数据。《春秋》纬对于天体尤其是天体异常运动的认识已经到了很深入的程度，为各种天文异常现象进行了专门的命名。以阴阳理论来认识气象现象和以阴阳合历为特征的历法是中国自然科学史上独有的特征。历法中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的四季和二十四节气等概念在《春秋》纬中得到了特别的关注。以阴阳五行学说为理论灵魂，五脏六腑学说为主要内容的中国传统医学在《春秋》纬中已经有了完整的体现，表明了医学在东汉时期的普及程度。同时，《春秋》纬佚文中体现出来的某些解剖学常识尤其值得关注。《春秋》纬中的地学和生物学知识表明阴阳五行学说是它们进行知识建构的理论框架。《春秋》纬佚文中体现出来的地学和生物学知识水平表明实用性是人们积累和掌握自然科学知识的主要出发点。此外，《春秋》纬中还包含了其他学科如军事学、民俗学等诸多方面的知识。本文认为，《春秋》纬从时间上来说是东汉初年的产物，从内容上来说是以儒家学说为主，综合了当时各种思想资源的学术成果，从性质上来说是一类以当时流行思想解释《春秋》经文的传疏之作。《春秋》纬的思想内容包含了天人感应思想、上古历史观、神化孔子等内容，《春秋》纬中的这些思想都是符合时代特征的产物，表现了中国经学发展到东汉时期的学术特点。《春秋》纬中包含的汉代天文学、气象学、历法、地学、医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知识，一方面说明了汉代自然科学理论的发展程度，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汉代自然科学知识的普及程度。
樊祯祯[8]2010年在《汉代情感思想及其美学意义》文中认为在中国古典哲学和古典美学中,情感问题显得十分突出,围绕着情感所发生的情与性、情与志、情与欲、自然与道德以及个体与群体等诸多论辩贯穿整个哲学史、美学史,情感作为人对现实关系的核心性因素,理应成为中国古典美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就目前研究情况来看,对于情感的描述、分析和研究散见于各类哲学、思想文化、心理学等的着作,但真正以情感范畴作为理论研究主要对象,来建构体系并探讨其美学意义的作品却相对较少,情感思想及其美学意义的研究具有相当的重要性,研究的成果却相对不足,对于研究而言,无疑是一个巨大的空间,因此本文选取其作为考察点。此外,以“言志说”为肇端的中国情感美学思想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其内涵不断丰富,由“情”与“性”,“情”与“志”的复合及其内在张力引发出各种情感关系,极大拓展了汉代情感思想的维度,审美情感由先秦重整体性实用主义逐渐向着重个体情结的维度转换。汉代对情感的审美特征的体认不断加深,对情感的审美地位也有所提升,对于文的自觉、人的觉醒也具有重要意义,这样汉代情感思想就把对中国古代情感美学思想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的层面。正是在此基础上,魏晋玄学所提倡的情性自然,使得魏晋士人进一步越名教而任自然,对情感的高度重视成为魏晋时期一种时代性特征。显而易见,汉代正是从先秦到魏晋情感美学思想转折的关节点。然而,由于传统观念的束缚及研究视角的局限,夹持在先秦和魏晋情感美学思想高峰之间的汉代,其情感思想的美学意义一直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和较为全面而系统的探讨,因此梳理、研究汉代情感思想及其美学意义对于探究情感对于汉代美学的影响,在中国古代美学思想中的地位和价值,对于审视中国古代情感美学思想的构成、发展和转换,以及中国特有的美学话语逻辑和模式的建构也具有重大意义。本文在综合分析研究现有资料的基础上,以汉代情感思想的历史性发展演变为线索,充分把握汉代儒道情感思想在不同时期的表现,深入挖掘其美学意义和价值,凸显出其演变的阶段性特征,探究艺术中所蕴含的丰富审美情感,努力展现出汉代情感思想的演进历程及其审美意蕴拓展、提升的过程,并分析这个演进过程对魏晋及中国古代情感美学思想转型的影响。本文共包括绪论、正文和结语叁部分,正文共分为五章。绪论部分通过对当前汉代情感思想的研究背景、意义以及现状的探讨,指出目前研究的缺憾,对古代情感思想研究的相对不足,对于研究而言,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空间;其次,为本文研究的相关概念如:情感、审美情感、情感思想等进行了界定;再者,提出了本文研究的思路及方法。第一章先秦情感思想及其美学意义传统历史文化和美学思想的源头正是先秦,只有溯源才能更好地了解古人的思维方式和中国古代情感美学思想发生、发展及其演化的过程。本章首先从文字释义上对先秦相关文献中的“情”字进行简要解诂,指明“情”字在早期文献中所包含的意义是极为丰富的,其中“情感”的释义随着时间的发展越来越普遍;结合传统文献典籍和新出土的文献,深入探讨先秦情感理论的内涵和美学思想;分别从生理、心理和应感机制等方面对情感的生发机制进行探析,并探寻外部自然社会因素对主体情感的影响。第二章汉代情感思想的发展脉络及美学意义通过对汉代情感思想的纵向历史考察,揭示汉代情感思想的发展演变历程及其美学意义,理清其发展脉络。以儒、道两家思想的沉潜与勃发,融合与汇通为线索,把汉代情感思想的发展演变分为汉代初期、汉代盛期、汉代中后期以及汉代末期四个时期,深入分析每个时期重要思想家及其着作情感思想所折射出的美学意义,抓住不同时期呈现出的理论形态和特征,探讨汉代情感思想之美学意蕴的发展演变轨迹及其原因。第叁章艺术中的审美情感审美理论的研究与审美实践相结合。艺术作为情感的典型表现形式更多地保留了情感的原生态和本真面貌,是审美情感研究的重要资料。在论证汉代情感思想的美学意义时,注意把它们返回到文学、乐舞和书法等艺术审美创作实践及理论探讨中。把理论特征同具体的审美现象融汇起来,在与艺术实践的联系中揭示其审美价值,使得抽象的范畴同生动丰富的现象互为印证、交相呼应,展示出汉代情感思想的审美价值。第四章汉代情感思想的时代特色从宏观宇宙观和人性论角度对情感思想的来源及其发展进行阐释,发掘出宇宙观和人性论对汉代情感思想的影响。进而揭示出在汉代大一统政权的统摄下,美刺与比德、比兴成为世人不可规避的话语策略,对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能使我们更加全面深刻地把握汉代情感思想的时代特色及其美学意义。第五章汉代情感思想的美学地位提出汉代情感思想特别是其审美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是走向审美自觉的重要表征;通过对汉代情志观与先秦、魏晋情感美学思想的联系进行考察,分析汉代情感思想承上启下的作用,提出汉代情感思想是“言志”说到“缘情”说的枢纽,由此较为客观合理地评价汉代情感思想的美学价值及其地位和意义。结语部分收束全文指出本文通过梳理汉代情感思想发展演变的历程,理清其发展脉络,以期更好地理解其承上启下的作用,使得文脉上的发展理路更加清晰直观,并简要分析汉代情感思想对当下人类精神危机的启示作用,由于本文论题的性质,在研究的过程中自然要涉及美学、哲学、心理学、文化学、诗学等方面的内容,需要运用跨学科的综合研究视角来对汉代情感思想及其美学意义进行研究。在研究的内容方面,坚持大传统与小传统相结合的视野,将对汉代情感思想研究放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分析研究传统文献资料,并以新出土的文献加以补充说明;在充分展现主流思想的基础上,对小传统中所展示出的情感思想及其美学意义加以阐释,力图对汉代情感思想的概貌做出令人信服的探察,这是本文还原历史的创新目标。此外本文坚持纵(历时)、横(共识)两个向度相交叉结合的方式来考察汉代情感思想的发展和演进及其美学意义,这是本文写作范式的创新目标。
王维[9]2017年在《董仲舒乐论思想研究——以《春秋繁露》《天人叁策》中的乐论思想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从董仲舒《春秋繁露》《天人叁策》的上下文出发,对其中的"乐者,盈于内而动发于外者""声发于和而本于情"等乐论思想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在研究中笔者发现这些乐论思想之间实际上存在着相互矛盾的论述,但这些矛盾之处并不是董子的无意之举,而是有着"春秋笔法"般的隐讳用途,其隐而难明的表达背后蕴含着一代大儒董仲舒对于世俗人间的深切关怀。
朱腾[10]2007年在《董仲舒法律思想的另一种解读：问题与回答》文中认为在中国古代法律思想发展史上,董仲舒占据着重要地位。研究董仲舒的法律思想是认识中华法系的精神内涵的捷径。就学界目前的研究现状而言,一般的论述方法是将董仲舒的法律思想视为秦汉之际法律思想转变的第叁个步骤。在传统解释框架下,这种转变似乎是一个必然的由经济发展所决定的过程。尽管学界通说已经为我们的研究铺开了道路,但是我们所能回答的问题实际上一直停留在法家、黄老到儒家的思想史历程的必然性,却无法在更深的层面上解决作为历史演变结果的儒家法律思想的形态问题。易言之,我们必须追问:在这个发展历程中,为什么儒家法律思想的最后面貌是董仲舒的思想体系,而不能是同样属于儒家思想的理学或心学。对此,笔者以为解释方法的多元化和法律思想的整体感塑造或许是必要的。我们只有在考察社会问题的同时思考法律思想的衍化,才能明确某种思想体系的针对性。全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引言:研究现状简介”试图通过分析法律思想史学界对论文主题的研究现状明确学界已取得的成就以及存在的缺陷。随后,笔者以一般思想史以及政治思想史学界的成果作为对比,并借此突出本文将从两个方面(解释方法多元化和思想的整体感构建)突破传统的解释框架。第二部分“董仲舒法律思想的问题意识的来源与形成:从秦皇到汉武的考察”将董仲舒法律思想的问题意识视为秦汉之际社会变迁的某种反映,并着重阐发汉初儒者分散的问题感如何逐渐转变为一个有待于从整体上加以解决的问题。第叁部分“董仲舒的法律思想体系:问题的回答”把董仲舒的法律主张全部统摄在董子关于合法性的论述之下。事实上,董仲舒对天人、经权、君臣、刑德四重关系的阐发都是以其天道观为最终依托的,而天道观则是他借以摆脱合法性困境的立足点。从这一点上看,这无疑是对时代问题做出了一个整体性回答。第四部分“结论:穿梭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总结了本文所采用的叙述范式——问题与回答式解读。此外,笔者还尝试明确儒学的现代定位,即儒家的道德观是弥补迅速世俗化的中国人之道德空白的有效方法。
参考文献：
[1]. 董仲舒历史发展论研究[D]. 钟来全. 广西师范大学. 2001
[2]. 五德终始说的形成与演变[D]. 藏明. 西北大学. 2012
[3]. 董仲舒的德育目标思想初探[D]. 朱梅玲. 江苏大学. 2016
[4]. 新世纪台湾秦汉史研究目录(2001—2013年)[J]. 陈文豪. 秦汉研究. 2016
[5]. 秦汉魏晋南北朝历史哲学思想研究[D]. 庞天佑. 郑州大学. 2000
[6]. 董仲舒“天人感应”论与汉代的天人问题[D]. 孙秀伟. 陕西师范大学. 2010
[7]. 《春秋》纬与汉代思想世界[D]. 王小明. 湖南大学. 2012
[8]. 汉代情感思想及其美学意义[D]. 樊祯祯. 山东师范大学. 2010
[9]. 董仲舒乐论思想研究——以《春秋繁露》《天人叁策》中的乐论思想为例[J]. 王维. 中国音乐学. 2017
[10]. 董仲舒法律思想的另一种解读：问题与回答[D]. 朱腾. 中国政法大学.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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