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非文学期刊与作家佚作发掘脞论——以《国讯》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战时期论文,期刊论文,作家论文,中心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家散佚作品的长期湮没，在一定程度上简化、遮蔽甚至扭曲了作家创作与文学历史的本来面貌。佚作也是反映作家情感、蕴含其“生命的体温”(钱理群语)的珍贵历史碎片，是作家创作全貌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产生学术新发现的有效触媒。必须进一步加强对作家佚作的发掘和抢救，否则珍贵的文学史料就面临彻底消亡的命运，延续的历史链条就存在永远断裂的危险。发掘还原现代作家佚作，认识其丰富性与复杂性，既是学科发展的需要，也是深化作家研究、孕育和发动学术创新的需要。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以往的作家作品收集整理和研究更多地关注的是文学期刊，期刊编目的对象也主要是文学期刊，普通读者和研究者读到的也主要是初刊于文学期刊的作品。即使作家的全集(文集)收录了部分非文学期刊上的作品，但编撰过程中的主要着力点无疑还是文学期刊。也就是说，大量非文学期刊上的文学作品其实学界一直缺乏关注。更为重要的是，抗战时期是现代中国的特殊阶段，抗战文学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特殊形态。抗战时期，文学与社会的互动非常频繁，文学在自身大众化的过程中以多种形式介入了当时的社会生活，众多的非文学期刊往往都设置有文学的栏目，点缀刊发着文学作品。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仅读者忽略了这些作品，甚至作者也遗忘了这些作品。它们成了散佚在作家全集(文集)之外的佚作，只能静静地躺在图书馆的书库中等待重见天日的机会。据笔者所知，抗战时期非文学期刊上的作家佚作不在少数，今以《国讯》旬刊为中心进行尝试性脞论。 一 《国讯》旬刊基本情况 《国讯》旬刊是教育家、民主人士黄炎培创办的时政刊物，也是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机关刊物。其前身是不定期刊物《救国通讯》，1931年12月23日上海出版第1号(创刊号)，1934年1月10出版第61号起改名《国讯》(出版期署“每月最少两期”)，1934年6月16日出版第71号起改为半月刊，成为定期刊物，1935年1月11日出版第84期起改为旬刊，1937年11月1日出版第176期，随后因日军在金山卫登陆，出版第177期、178期两期单张临时版后停刊。此后，1938年8月13日，《国讯》旬刊在重庆复刊出版第179期，1944年5月1日出版第367期起改半月刊，1945年10月10日第400期复刊沪版(由重庆航寄上海，推迟5日发行)，1946年第407-408期合刊“春节特大号”社址仍署重庆，而发行所已改署“国讯书店上海华龙路八十号”，第409-410期合刊出版后再度停刊。1947年5月4日上海复刊出版第411期起改为周刊，1948年4月出至第457期被迫停刊。 作为一份坚持了17年的有相当品位和重要影响的民国期刊，一份贯穿八年抗战全程的抗战期刊，《国讯》无疑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但令人遗憾的是，学界对《国讯》的梳理和研究还很不充分。笔者目力所及，除《国讯》编辑者如张雪澄见于中华职业教育社的《社史资料选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1月版)的《坚持抗战、坚持民主的〈国讯〉》，见于重庆出版志编纂委员会的《重庆出版纪实》(重庆出版社1988年12版)的《〈国讯旬刊〉创建始末》等回忆文字外，专题性研究论文仅见李贞刚《张雪澄与〈国讯〉》(《炎黄纵横》2011年第3期)、周乾康的《茅盾与〈国讯〉》(《茅盾研究》2014年8月第13辑)等寥寥数种，而且其中一些基本信息尚需辨析。比如张雪澄先生的回忆与我翻阅原刊版权页的情况就不吻合，张先生说“到了七十二期(一九三四年七月一日出版)才正式改为半月刊”①，而事实上1934年6月16日出版的第71号封面已标注是半月刊，71号至75号的封面都还标注有张先生是“编辑兼发行人”；张先生回忆“从八十一期(一九三四年七月一日出版)起改为旬刊”②，这里的“一九三四年七月一日出版”明显有误，怎么可能在十多期以后时间还是一样的呢？张先生本人犯这种错误可能性不大，也许和排印疏忽有关。但即使改正为“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六日出版”也有问题，因为之后的第82号封面标注的出版时间是“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一日出版”，可见仍是半月刊，并未改为旬刊。要到第84号，封面才标注“旬刊第一期”“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一日出版”。如果原刊封面页上的出版情况可靠，那么本文的梳理就是迟到的纠正。如果封面页本身就有偏差或存在其他特殊原因，就另当别论了。这种情况就更加复杂了，比如有数百期《国讯》封面均标注“民国二十年十二月三日创刊”，而编辑者的回忆与创刊号的出版时间都是“十二月二十三日”，到底是创刊日期是三日，还是二十三日？为什么会自相矛盾？其间是非与因由，非当事人恐难推断。而关于国讯“1944年5月1日出版第367期起改半月刊”的情况，更是少有人关注。笔者在第一遍梳理的时候也忽略了这次刊期的变化，直至修改定稿时才注意到。也就是说，抗战时期的《国讯》其实并不都是旬刊，于是赶紧删去此前拙文副标题中的“旬刊”二字，并连呼侥幸，差点在标题中就犯了史实错误。 国讯虽是时政刊物，是典型的非文学期刊，但也刊发了不少文学作品。其中值得注意的作者至少包括茅盾、郭沫若、冰心、老舍、臧克家、胡适、叶圣陶、徐中玉、白薇、徐迟、陈企霞、何其芳等人。作家刊发在民国非文学期刊上的作品大致有三种命运，一是已经收入全集，但有些可能在出处与版本校勘上存在问题，二是没有收入全集，但作品系年等研究资料曾经提及的广义的佚作，三是既没有收入全集，也没有被研究资料提及的狭义的佚作。抗战时期《国讯》旬刊上的作品当然也不例外。其中不乏第二种情况，甚至还频繁出现第三种情况，这是出人意料的，令人兴奋的。我们可以就所列前三位作家的佚作出处与内容特点进行分别介绍，然后集中讨论几篇佚作的价值与问题。 二 《国讯》旬刊与茅盾佚作 茅盾抗战时期在《国讯》旬刊发表的作品较多，周乾康的《茅盾与〈国讯〉》③梳理过茅盾与《国讯》的渊源以及在上面发表的作品，但偶有疏漏。如其已提及的《怎样复兴抗战后的文化事业》就未收入《茅盾全集》，而其没提到的《十月狂想曲》就是一篇重要的茅盾小说佚作。 《十月狂想曲》载1941年11月30日出版的《国讯》旬刊港版第6期(总288号)第154-156页，署名茅盾，标题和署名都系手迹排印。该期《编辑后记》还专门说明“茅盾先生与金禾草女史之小说，均为本期特约之文艺作品……编者谨在这里向读者郑重介绍，并向作者志谢”。可见此文无疑是沈雁冰的作品。此作未收《茅盾全集》与《茅盾全集》(补遗)，也未见于《茅盾著译年表》(查国华，孙中田)与《茅盾生平译著年表》(查国华)。但有意思的是查国华主编的《茅盾年谱》1941年11月29日原有“《十月狂想曲》(署茅盾)发表于《国讯》旬刊”④的记载，莫非是后来没有查证到这篇小说而作了专门删除？唐金海、刘长鼎主编的《茅盾年谱》1941年11月29日也有“发表《十月狂想曲》(评论)。载《国讯》旬刊”⑤的记载，不仅同样没有具体的《国讯》旬刊之期数著录，而且增加的体裁说明之所谓“评论”者，显然是没有核对原文而仅就标题“十月狂想曲”进行的臆测，是不准确的。因为虽然《十月狂想曲》从篇名看是有些像评论，但事实上是一篇不折不扣的小说。《十月狂想曲》分5节、44段、4100余字。小说主要写前处长和局长成了黄主任后的前程迷梦与“十月狂想”，他仍相信“小挫勿惧”，“毅然辞去”局长其实没跌筋斗，而是主动权在握，既十分自信地押宝“茄门”(德国人)，又数度皱眉关心上次的买卖，和“知己”赵博士都认为全世界“和平”迅将实现，为自己远大前程日夜奔走，然而“宝”却押空了，只能怨德国人不争气。《十月狂想曲》至少有三个特点引人注目。 首先是视野广阔、选材大胆。小说虽然也是茅盾暴露国民党官员在抗战洪流中大做买卖，只求发财的腐化行径的题材，但却出人意料地把欧洲战场上正在进行的苏德战争作为广阔背景纳入笔端。不仅借助赵博士之口分析德军离莫斯科只有五十公里以及西伯利亚的空虚，还说及满蒙边界集中的五六十万日军，继而罗列死伤人数，损失飞机、坦克、大炮数量，指出“这是任何一个国家无法补充的，苏联尤其不能”，认为高加索也快没有了，油田也快没有了……而且通过黄主任斜眼看到的报纸大标题反映“希特勒也在‘再接再厉’，茄门兵冲着风雪也在忙着送命”，甚至还直接书写了押在德国人身上的“宝”落空了的结局以及对德国人不争气的怨恨。这既体现了茅盾小说书写的过人胆识，也反映了茅盾对国际局势的深刻观察，以及对反法西斯战争的必胜信心。因为《十月狂想曲》文后落款的写作时间是“十一月十九日”，其时莫斯科保卫战正在进行之中，激战正酣的双方还难分胜负。 其次是笔调辛辣、讽刺深刻。黄侯兴曾评价“茅盾的暴露讽刺作品，简劲、辛辣、一针见血，切中要害，嘲讽的笔法，寓怒于笑，诙谐多变，不追求噱头，不流于平庸”⑥，茅盾这篇散佚的暴露讽刺作品也是如此。如果说第一节对前处长和局长刚刚接手“主任”头衔时的“不自在”“不痛快”情绪，与“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差使，暂且混混，也不失为一枝栖”的安慰，以及“未必就没有发展之余地”的期许已经是语含讥讽，表现盘算个人利益的为官心态；那么第二节“由处长而局长而又——主任，不过表示了他的奋斗过程，而这奋斗的目标倘照茂翁那样不懂修辞的俗物说来，便是四个字：挑精拣肥”的讽刺就是一针见血了，直言其不断挑肥拣瘦的任职心理；到了第四节“许多‘英雄’正在为这‘伟大事业’而努力，他黄主任倘不厕身其间做一个小齿轮，为自己的远大前程而打算，那不是枉为人一世了么？”的力度更是深入骨髓，暴露小丑为一己之私置世界正义与民族利益于不顾的荒唐无耻。 再次是手法多样、对比鲜明。且不必说第一节对“主任”头衔“是个可大可小的玩意儿”的一番研究是如何煞有介事，以及三等商店老板管唯一的账房先生叫“会计主任”与八面威风的大机关的头儿，进出跟着制服便衣，坐下来就有禀白请示的主任之间的反差与对比；也不必说第二节对“数学上的根据”的“开诚布公”的几个公式是如何有板有眼，以及“打一场牌输去十万八万也不算什么一回事”与“战时公债他只认了五千尚有难色”之间的例外与对照；单是第四节对黄主任与“知己”赵博士由“抵掌侃侃而谈”而“不谋而合，仰脸大笑”的沆瀣一气，到问及“论功行赏”要求时赵博士装出夷然态度回答“我得百里侯足矣”与黄主任正色回答“但愿天下太平，大家能得安居乐业；个人是毫无所求”的分道扬镳，其手法的巧妙与对比的鲜明就值得分析。其对比是多重的，既有一致与分野的对比，也有丑陋与丑陋的对比。如果说赵博士是老谋深算、厚颜无耻，那黄主任更是别有用心、无耻之尤！ 三 《国讯》旬刊与郭沫若佚作 抗战时期《国讯》旬刊发表的郭沫若作品有1943年第340期的《题画(二首)》、第342期的《松崖山市》、第352期《写作经验谈》和第355期的《题胜利图》。其中《题画(二首)》即收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三卷)的《猪与石》，《松崖山市》已同题收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二卷)，《写作经验谈》未见收入《郭沫若全集》。《题胜利图》未见收入《郭沫若全集》，但《郭沫若题画诗存》(郭平英主编)存有此诗，题为《题沈叔羊胜利图》。几篇郭沫若诗文刊于《国讯》旬刊的情况，均不见于《郭沫若著译及研究资料》《郭沫若著译系年》《郭沫若年谱》等资料。也就是说，在狭义上，《写作经验谈》也是郭沫若佚文。 《写作经验谈》载1943年11月15日出版的《国讯》旬刊第352期(新174期)第11-12页，署名郭沫若，是一篇演讲记录稿，文末括号注明“石光记录”。此文不长，计1800余字，其中诸如在日本读书期间创作《女神》等诗歌时的灵感来袭状态，是我们熟悉的郭沫若标记性作品与表达，可以确认此文无疑是郭沫若的集外作品。《写作经验谈》十段正文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前三段是第一部分，讲写作之前的步骤：从事阅读；中间四段是第二部分，讲从事写作者：丰富生活经验与看重学习；末尾三段是第三部分，讲写作本身：出发点、精神与态度。三个部分各具特点，以下依次稍作分析。 第一部分开门见山，条理清楚。先讲读书的二要：“要广、要博”并援引俗语“开卷有益”以证之，继而强调“学好一种外国文字”以做到“对世界文化才能贯通自如”并以学英语以读拜伦、学俄语以读高尔基为例证；然后概述读书使人快乐、传授经验与打开思路三大功效并注意泛读和精读的区别。其中第一段和第三段的观点在郭沫若的文字中多次提及，比如《战士如何学习与创作》中的“多读名家著作，多向有经验的人请教……读书可不必限于文学，应该是多方面的……读书、请教，可以得到各种各样的好处，得到种种方法上的启示”⑦。更值得注意的是，郭沫若在第二段专门提出了“学好一种外国文字”的明确要求，而且不厌其烦地举出学习英语和学习俄语两个例子，显示了作为演讲者的开放心态与世界眼光。这就与《写尔所知》之“这要读外国名家作品才行，而且还得偏于近代的……要作为一个新的作家，在目前至少须懂得一种外国语”⑧形成互文和呼应。 第二部分内容丰富，要言不烦。由从事写作者的生活经验丰富化与思想敏锐化之重要，讲到读书与体验、创造与模效的关系以及写日记的大用途，进而报告自己学习过程中的两个口号：多写作、少发表与多接受、少批评，随后提出集体学习以“集思广益”的要求。其中第四段的内容与《战士如何学习与创作》不仅引用《礼记·大学》的三句名言完全一样，而且“使五官运用得纯熟”与“充分地活用自己的感官”、“思想的敏锐化”与“养成自己的感受性的锐敏”⑨等关键内容也如出一辙。反复写到、讲到这些内容，一方面显示了郭沫若对《礼记》相关内容的熟稔和认同，另一方面表明郭沫若主张充分调动各种感官以保持敏锐的感觉的一致与坚定。郭沫若对自身学习过程中的“多写作、少发表”口号的介绍，也堪称精要，的确是著名作家的经验之谈，不仅对当时听众和《国讯》旬刊读者的文学创作会产生积极的影响，而且对今天青年学人的文学研究工作也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对笔者也是一种警告与鞭策。“因为一篇作品完成，经过写作的劳动，必定自我陶醉”不仅道出了文艺工作者“自我陶醉”的人之常情，而且讲明了背后的原因，可谓言简意赅；而“但是这是靠不住的，所以要在陶醉作用消散后，才能决定真能发表与否”这一转折，更是犹如当头棒喝，促人警醒，在陶醉之余理智地判断自己作品的价值与水准，决定是否发表。 第三部分推陈出新，层层深入。如第八段段末的“文学的感兴是可以人为的；不要专等自发的灵感，而要制造灵感，有计划的来写作”，就是在惯常的一般意义的“灵感”之说上推陈出新，明确提出感兴的“人为”问题，主张“制造灵感”，要求“有计划的来写作”。这样的观点无疑具有重要价值。第九段讨论中国新文学“伟大作品不多见”的原因，是典型的层层深入。能看到“稿费少”对创作繁荣的经济制约，能谈到“生活不安定”对文学发展的现实影响，已经是相当深入了。但郭沫若没有止步，而是继续深挖到“写作精神”问题，归结到“东方人懒”的民族性，并在与“每天写日记规定字数”的文豪托尔斯泰的对比中发现“我们很少有这种粹励的精神”。这是相当独到而深刻的见解。 四 《国讯》旬刊与冰心佚作 由于战时社会生活的动荡，以及个人旅欧、孕育、生病等原因，冰心抗战时期的文学创作偏少，在《国讯》的文字仅见一篇：《写作漫谈》，也是一次演讲记录。此次演讲及其记录文字未收卓如主编的海峡文艺出版社《冰心全集》，不见于王炳根选编的冰心佚文集《我自己走过的道路》和《冰心文选·佚文卷》，《冰心研究资料》《冰心年谱》《冰心论集》以及冰心传记与相关研究资料均未见提及。参照新版《冰心全集》已收录《对于日本妇女的印象》等近年发掘的演讲记录稿体例，《写作漫谈》也是一篇可以增补进《冰心全集》的珍贵佚文。 《写作漫谈》载1944年1月5日出版的《国讯》旬刊第357期(新179号)第5-6页，署名谢冰心，文末括号注明“尚丁记录”。民国时期以“冰心”之名刊发作品的虽然不止一人，但“谢冰心”确乎仅此一家，这个署名就昭示着此文记录的就是“世纪老人”冰心女士的声音。原文也不长，计2000余字，分14段。第1段点明是“从思想和技术二方面来谈”写文章，并将思想与环境、教育、家庭一笔带过，重点引出技术问题，认为技术就是作家的“作风”。第2-3段谈“灵感”与写作动机，第4段谈多读多听并强调注意声韵之美，第5-9段谈写作与经历、感情、体验与生活，第10-11段谈写诗兼及体裁与年龄、性格、时代、朋友之关系，第12段谈用字。第13段在前述技术方面基础上讨论“天才”问题。第14段给出该怎么做的具体意见。反复咀嚼这则冰心演讲，就会在温暖、讶异和欣喜中仿佛回到了演讲现场，听到中年冰心成熟女性的魅力之声，眼前甚至浮现出几年后的另一演讲记录中冰心“蓝色白花的长衫，白鞋，白袜，头发卷着，带着手表，拿着一块深色手帕”⑩雅致潇洒、光彩照人的形象来。具体而言，此次冰心演讲也有三个鲜明特点： 其一在于直爽而实在。演讲台上的冰心似乎不会拐弯抹角、含糊其辞，也不会遮遮掩掩、顾左右而言他，而是直爽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展现自己的态度，甚至不惮于引火烧身，实实在在地以自己的写作现身说法。比如关于“灵感”这一不无争议的问题，针对“写文章完全靠个人的灵感”的观点，一句“我觉得倒不一定如此”，就是冰心直爽的明确回答，绝不骑墙。再如关于争论已久的“天才”问题，冰心不仅直言“光有技术而没有天才，就不成功”的说法“不大妥当”，而且强调“写文章，不必有天才，只要爱好就可以成功”，强调“天才不能决定一个人的写作前途，文学要有文学的环境”，并以自己作譬，指出“我自己写文章，就像从戏院里，不由自主的，被这潮流拥出来的”。这就既给“天才”论者以旗帜鲜明的反击，又给“爱好”写文章的听众以成功在望的信心。 其二在于细腻而风趣。记录稿难能可贵地既展现了冰心演讲的细腻的一面，又显示了冰心表达的风趣的一面。前者如主张“就是自己写出来，也应该多念几遍”之余，甚至细到了具体的句数，建议“你写了四句，就拿起来念一念”，指出要辨别“每句最后一个字是否平声”，因为“如果都是平声，那就不会好听”。心细如发，细致入微！后者如“没吃过猪肉，也看到过猪跑”以猝不及防的雅中藏俗方式打动对象，二十岁到六十岁四个十年与诗、散文、小说、戏剧四种体裁的对应与关联也以闻所未闻的新颖表达感染受众。特别是细腻与风趣有时还交织了一起，让我们感受到冰心细腻中的风趣与风趣中的细腻。比如讲“许多好的作品，一个字也不能更动”时居然以简单寻常到了极致的“一”字为例，而且不厌其烦地讲“一”与“椅子”“马”“牛”的数量词搭配以及错位后的滑稽，在深入浅出中让人明白用字的重要性。至于讲“形容一个大胖子”用“一座肉山”的“可以使人感到格外合式”，更是在形象与夸张中将冰心演讲细腻而风趣的特点展露得淋漓尽致。 其三在于丰富而辩证。记录稿题为《写作漫谈》，不知是演讲前拟定好的题目，还是记录者所加，但不管怎样，这里的“漫谈”应当指发表意见的不拘形式，而不是“散漫”之“漫”。事实上，这次演讲话题集中，内容丰富，从开篇的“写文章”到结尾的“多碰钉子”可以说句句和写作相关，涉及写作的方方面面。甚至末段的50余字，就涉及“写作空气”制造、“写作兴趣”培养、写作朋友“集合”“讨论”与互相反复修改、积极“学习”、不怕“碰钉子”等至少七个方面的话题，简直是又一份演讲提纲。与此同时，冰心的演讲内容能够对某些复杂写作问题进行全面把握，具有辩证思维特征。比如第5-9段谈写作与经历部分就是如此。第5段从正面主张“决不要写自己所没有经历过的事情”，第6段从反面阐述“坐在屋子里头……的作家，是决写不出来的”，第7段进一步强调雷马克的“动人”是“因为他有感情，因为他是从真实的生活中来的”。第8段补充“这并不是说，没有当过兵的人，就一定不能写关于兵的事情，只要体验得深刻，也一样可以写”。第9段又回到“体验也需要生活”，指出“没有失过恋的人，就不知道失恋的苦处”。可以说五个段落体现了辩证思维全过程，显示了冰心思考的全面和观点的成熟。值得说明的是，笔者在此文修改过程中也注意到《重庆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所刊熊飞宇的《重庆时期冰心谈写作的五篇演讲》与《新文学史料》2015年第2期所载赵慧芳女士的《冰心佚文两篇辑录》也不约而同地全文辑校了冰心这篇《写作漫谈》。但二文并未这样讨论佚作的内容和特点，拙文的分析应当还有些价值，就一仍其旧了。 五 佚作价值分析与问题思考 毫无疑问，前述三种刊于《国讯》旬刊的名家佚作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与文学价值。在史料价值方面，三篇佚作披露了我们此前几乎完全不知情的茅盾小说、郭沫若演讲与冰心演讲，保存了当年的小说文本与演讲内容，丰富了三位著名作家抗战时期的文化活动记录，为更全面地撰写他们的年谱长编或传记资料增加了重要内容，为更完善地整理他们的基本文献和增补新版“全集”增添了可靠作品。 在文学价值方面，三篇佚作都既与名家著述形成互文关系，又各有独到之处。互文关系如《十月狂想曲》其实是茅盾名作《某一天》的“续篇”，《某一天》写的正是黄主任之前的“W处长”阶段，其“知己”茂翁与“二夫人”也同时在两篇小说中出场；《写作经验谈》的内容与郭沫若的《今天创作的道路》《如何研究诗歌与文艺》《把精神武装起来》《桌子的跳舞》等作品的相关段落不无相似之处，《写作漫谈》的观点与冰心的《写作的练习》《写作经验琐谈》《评阅述感》《写作经验》等演讲或文字的有关内容也是一脉相承。发掘这三篇佚作，把握其“互文性”内容，无论是对深化茅盾讽刺暴露小说理解，对推进郭沫若文学思想、特别是写作经验研究，还是把握冰心关于写作的核心认知和基本观念，都具有重要意义。独到之处如《十月狂想曲》的莫斯科保卫战背景与内容、《写作经验谈》的“制造灵感”明确主张与《写作漫谈》对《分》《相片》等作品的夫子自道等，都是在几位作者其它文字中没有见过的，其文学价值值得重视和进一步阐释。 当然，这几篇佚作也各自存在一些需要指出和思考的问题。比如《十月狂想曲》中茅盾大胆预言德国人失败的依据是什么？当历史证实茅盾的先见之明后，为什么茅盾反而似乎忘了这篇有理由得意的作品？他对这篇小说满意吗？为什么在晚年回忆中记得起“一九四一年是风云突变的一年。希特勒席卷了大半个欧洲，六月二十二日又贸然以三百万大军向苏联进攻，十月攻抵莫斯科近郊”，却忘记了《十月狂想曲》这篇自己唯一以此为背景的小说？为什么会认为“在香港的九个月中，除了《腐蚀》，我只写了一个短篇小说”，认为41年在香港的文学活动值得提一下还有“我写了抗战以来的第一篇短篇小说，也是四一年在香港写的唯一的短篇小说——《某一天》”(11)，遗漏两月后创作的姊妹篇《十月狂想曲》？据《我走过的道路》和《茅盾全集》注释披露，回忆录从《一九三五年记事》起“系作者生前的录音、谈话、笔记以及其他材料整理而成”(12)，这种整理会不会有问题呢？至少可以存疑。再如《写作经验谈》部分内容的准确性需要辨析，记录者“石光”之具体身份也有待考查，演讲的时间地点等相关问题还存在信息盲区。而为何长寿的演讲者与记录者均任由《写作漫谈》长期湮没的原因也颇费思量。《写作漫谈》在尚丁先生刊发于《国讯》的近30篇署名文字中是最早的一篇，较之他在《宪政》《文哨》等其他期刊刊发的作品也要早一些，很可能是其在民国期刊上公开刊发的处女作，在这位编辑家和出版人的文字生涯中意义非凡，按理是不易遗忘的。他是想回避或曰遮蔽什么吗？他和冰心的合作是愉快的完美的，还是抑郁的遗憾的？冰心有没有看到过尚丁的记录文字呢？如果看到过，是在刊出之前，还是之后？冰心的态度是激赏呢，还是批评？……这些问题，暂时还难以回答。 此外，值得指出的是，本文所列三篇佚作除茅盾小说《十月狂想曲》外，郭沫若的《写作经验谈》与冰心的《写作漫谈》都是演讲记录稿，它们与创作还是有区别的。而对于演讲记录稿，特别是未经演讲者审定的记录稿是否收入演讲者的作品全集问题，学界一直有不同的看法。一方面，有以鲁迅为代表的演讲者明确反对，并不无道理地指出缘由：“而记录的人，或者为了方音的不同，听不很懂，于是漏落，错误；或者为了意见的不同，取舍因而不确，我以为要紧的，他并不记录，遇到空话，却详详细细记了一大通；有些则简直好像是恶意的捏造，意思和我所说的正是相反的。凡这些，我只好当作记录者自己的创作，都将它由我这里删掉”(13)；另一方面，大量的演讲记录稿被收入越来越多的作家全集，大批演讲记录文字以及记录者名字随着作家全集流传并产生影响也是不争的事实。其中有的演讲记录稿看不到经演讲者审定的记录，有的甚至明确说明没有经过演讲者校阅。随手就可以举出《茅盾全集》《胡适全集》等例子。因此，《写作经验谈》与《写作漫谈》虽然看不到经演讲者校阅的记载，但也同样看不到郭沫若或者冰心阅读此演讲记录稿后有质疑、指责或反对的记载，鉴于其重要价值，参照《茅盾全集》等先例，是有理由加上注释说明收入新版作家全集的。或者是采用更稳妥的做法，编入附录。 总之，透过《国讯》旬刊这份非文学期刊的窗口，我们看到的几乎不为人知的文学景观与信息竟然如此丰富，竟然存在着这么一批散佚的重要作家作品。这是出人意料的，也是顺理成章的，毕竟它们一直都在那儿，只是没有被以往的研究者翻阅到而已。《国讯》旬刊这样的抗战时期非文学期刊的存在，似乎在提醒学界，需要“补上基本文献整理和研究这一课”(14)的其实不仅仅是郭沫若研究，还有茅盾研究、冰心研究……作家佚作的发掘仍然任重道远，还需要学界同仁一种一种地耐心爬梳，一篇一篇地有序整理。而在爬梳与整理的过程中，一个应有的转向就是由文学期刊转向非文学期刊。文学期刊与非文学期刊是抗战文学的两种不同类型的载体，二者也如鸟之两翼、车之双轮，均不可偏废。可以预期的是，在不远的将来，随着文学期刊上作家作品系统整理发掘工作的推进和发展，非文学期刊会成为作家佚作发掘的主战场。 ①张雪澄：《坚持抗战、坚持民主的〈国讯〉》，见中华职业教育社编：《社史资料选辑》，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第14页。张雪澄的《〈国讯〉的三起三落》也指出“到1934年7月1日出版72期改为半月刊”，见吴汉民主编：《20世纪上海文史资料文库》(第6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第52页。 ②同上。此外张雪澄的《〈国讯〉的三起三落》回忆称“从81期起改为旬刊”，出处同上引。 ③周乾康：《茅盾与〈国讯〉》，见钱振纲、李玲编：《茅盾研究》(第13辑)，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2014年，第127-129页。 ④查国华：《茅盾年谱》，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258页。 ⑤唐金海、刘长鼎主编：《茅盾年谱》(上册)，太原：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6年，第624页。 ⑥黄侯兴：《试论茅盾的短篇小说创作》，《北京大学学报》1964年第1期。 ⑦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九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第349页。 ⑧同上，第181-182页。 ⑨同上，第349页。 ⑩沉冰：《公理会里访冰心 家常闲话谈日本》，《一四七画报》1947年7月7日第13卷第9期。 (11)茅盾：《战斗的一九四一年——回忆录[二十八]》，《新文学史料》1985年第3期。 (12)茅盾：《茅盾全集》(第3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1页。 (13)鲁迅：《〈集外集〉序言》，见《鲁迅全集》(第七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页。 (14)魏建：《〈沫若诗词选〉与郭沫若后期诗歌文献》，《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