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河汾诸老诗集》的地域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集论文,地域论文,特征论文,河汾诸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03X （2000）02—0075—05
一
元代房祺编的《河汾诸老诗集》是一部地域性很强的诗歌总集，它辑录了河汾间八位诗人的作品，这八位诗人是：麻革、张宇、房皞、陈赓、陈庾、曹之谦、段克己、段成己。共收录诗歌二百零一首。这些诗人的作品内容丰富，举凡咏怀、游历、思乡、悼亡、怀古、酬赠、伤别等，无所不及，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时代特征、社会现实和文士心态。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河汾诸老诗集》的价值是不可容低估的。
要对《河汾诸老诗集》作出恰当的评价，首先得了解编者房祺其人。房祺，元大德间平阳（今属山西）人。据高昂霄《〈河汾诸老诗集〉跋》称，房祺曾为大同路儒学教授，惟《金史》、《元史》均未及其生平事迹。而房祺为《诗集》作后序时称己为横汾隐者，这就说明《诗集》极有可能是在房祺罢官后编就的。房祺《〈河汾诸老诗集〉后序》云：“往年吾友杨君仲德议成此集，不幸早世。仲德有云：不观遗山之诗，无以知河汾之学；不观河汾之诗，无以知遗山之大；不观河汾遗山之作，不知唐人诸作者之妙；不观唐人之作，不知《三百篇》六义之深意……虽然，吾乡学者如林，有能慕河汾之派，观是集者，知所兴起云”。这段话明确地告诉我们，房祺是在朋友的倡议之下编录此集的，而且他借朋友的话说明自己编录此集的目的和宗旨，无非就是为了阐发遗山诗学，突现河汾诸老与遗山间的渊源关系，揭橥金诗以唐人为宗的现象，以及河汾诗人何以成派的原委。因为他在《后序》里面直接称河汾诗人为派。应当说，这八位诗人所生活的时空条件是十分独特的，确实值得我们注意。这种独特的时空条件是构成河汾诗派的根本因素，本文主要试图辨明构成河汾诗派的地域因素。
二
房祺编此诗集，可以说就是从地域这个角度出发的，他的《〈河汾诸老诗集〉后序》开端云：“近代诗人遗山元先生为之冠，先生太原人，太原境与平阳接，河山胜概，地土所宜，习俗所尚，古今人物不殊。至如师友渊源、文章正脉，略与之等，故河汾间诸老与天下人材无让……或曰兑斋云中应人也，吾子列河汾之间者，得无附会欤？不然。兑斋之先诚应人，自客汴梁，北渡居平阳者三十余年，发明道学，为文楷式，指授后进，桃李光辉，盈溢其门。或教授乡里，或宦达四方，有二子叔举、季行，文笔亦盛传。而况状元王公，赵城人，曹之外父也。兑斋生而隐德，光辉汾晋，没而丘垅在焉，岂非吾乡先生欤？”这段话有两点颇可引起我们的注意：一是辨明遗山故里与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毗邻，太原遗山，河汾诸老，交相辉映，足可与天下人材争衡。二是极力阐明曹之谦（兑斋）为河汾间人。在他的推阐过程中，可明显地看出他具有浓重的乡土意识。而这种意识恰恰是房祺撰录此诗集的思想基础。
我们首先从诸老的游踪来看《河汾诸老诗集》浓郁的地方色彩。总的来说，这八位诗人生活在今山西南部黄河、汾水之间。他们主要与元好问相游从，因此他们的游踪具有十分明显的地域性。我们知道，元好问是北方文雄，他一生主要生活在北方。对于他的活动区域以及与当时文士间的关系，徐世隆《元遗山诗集笺注·序》有一段话可谓言之颇详：“遗山虽无位柄，亦自知天之所以畀付者为不轻，故力以斯文为己任。周流乎齐、鲁、燕、赵、晋、魏之间，几三十年，其迹益穷，其文益富，其声名益大以肆（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下同）。且性乐易，好奖进后学，春风和气，隐然眉睫间，未尝以行辈自尊，故所在士子从之如市。”不难看出，元好问的文学创作活动有两个明显特点：一是他的文学创作植根于北方土壤之上，可以这么说是北方这片土地培育了元好问文学创作中的浑厚气质；二是元好问以他的学识襟怀确立了在文坛上的盟主地位，一时文士相与游从，蔚成风气，从而也促使金源文学蓬勃健康地发展。《河汾诸老诗集》所涉及的这八位诗人，他们与元好问之间的关系，也集中体现在这种地域性和游从风气上。而且，我们认为，地域性和游从风气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八位河汾诗人大多与元好问有交往，他们活动的踪迹也大致与元氏相当。看一下房祺《〈河汾诸老诗集〉后序》中的一段话便可明白这一事实：“麻贻溪与元老诗学无慊，古文出其右，公言也；张石泉、房白云与元老游从南者；子飏、子京二陈昆仲与元老或诗或文，数相赠遗者；遯庵、菊轩有稷亭二段之目，与元老相次登第者；曹兑斋与元老同为省掾，日以诗文讲议者”。明河南按察司副使濩泽车玺在《〈河汾诸老诗集〉序》（下简称“车序”）中说得更为清楚：“太原元遗山金亡不仕，为河汾倡正学。麻贻溪、张石泉、房白云、陈子京、子飏、段克己、成己、曹兑斋诸老与遗山游，从宦寓中，一时雅合，以诗鸣河汾”。我们认为，房祺以及车玺的话有一个相同点，那就是他们都把元遗山看作是河汾诗学的正宗，是河汾诗人的领袖，这一批诗人犹如众星拱月，围绕着元遗山，其游踪不出河汾，诗歌创作与遗山交相辉映，“可以说是对元遗山的最好衬托”[1]（P.428）。事实也正是如此，金末元初出现了一批以元遗山为主的诗人群体（或称派），这一诗派的主要角色无疑是在河汾间活动的八诗人。应该说，自房祺编《河汾诸老诗集》始，即把这些诗人视为一个诗派的，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地域所决定的。当然，把河汾诗人作为一个诗派来看待，还有其他种种复杂的因素，如具有大致相同的诗风、师友渊源、文章正脉等。车序即认为，房祺编此诗集，就是因为诸老“词藻风标，如层峰荡波，金坚玉莹，绝无突梯脂韦之习，纤靡驰弱之句”。清顾嗣立编《元诗选》，辑录这些金末元初诗人的诗歌，也正是为了突出这种具有北地特质的诗风，他在麻革的小传中如此说道：“录此，亦足见金源一时河汾诗学之盛，虽易世不衰云”。毫无疑问，这种诗风的形成，与诸老所生活的地域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而在中国文学史上以地域来命名诗文流派又是非常习见的现象，如“江西诗派”、“常州词派”、“桐城派”等等。另外，在词史上，因为后蜀赵崇祚编《花间集》而称温庭筠、韦庄等词人为“花间词派”亦世所公认。那么，我们又何尝不能说在中国文学史上、在“天苍苍，野茫茫”的北方有这么一个“河汾诗派”呢？又何尝不能因房祺编《河汾诸老诗集》而称麻革、张宇等为“河汾派”诗人呢？
下面我们试从河汾诸老的作品出发，来具体探讨一下《河汾诸老诗集》的地域特征。这一特征主要表现在他们写了大量的以游历和山水为题材的诗篇。如被誉为“中州人物一元龙，卓荦英才块磊胸”[2] （P.641）的麻革便多此类诗作，而其所写亦多河汾间风物，例如《送杜仲梁东游》诗云：
野马何决骤，飞云何悠飏。商岩不足稽此士，又欲东略宋与梁。青山不知老，白日乃许忙。菊潭之水清泠渊，野人饮之得长年。芳浓不买寿，淡泊差可久。北山峨峨苍翠巅，丹崖石老生紫烟。灵芝秋杞老霜骨，黄精茯苓饱新斫。望君崭崭病以癯，酌之食之可以还肤腴。况有刘荆州、元丹丘，子宁舍之汗漫游。凉秋佳月酒一杯，送子东下心徘徊。半山亭前一茅屋，岁寒霜劲君当来。
从诗中“商岩不足稽此士，又欲东略宋与梁”两句可知，他的知友杜仁杰将从内乡东游宋梁（今河南开封、商丘一带）。麻革“北渡后，尝自代门逾代岭之北，留滞居延。己亥夏赴试武川。及秋归，道浑水，访刘祁京叔于浑源。登龙山绝顶，自作游记。隐居教授而终，人称为贻溪先生，有诗文行世。信之正大中与张澄仲经、杜仁杰仲梁隐内乡山中，日以作诗为业”[3]（P.1）。由此可见，麻革的行踪主要在今山西、河南境内。诗中所写“菊潭之水”、“半山亭”均为内乡的风土景物。《嘉庆一统志》有云：“菊水，在内乡县西北五十里，亦名菊潭”、“半山亭，在内乡县西北一百二十里，
河半山间，宋张舜民建”。元好问等一时文士皆咏及此水此亭。麻革的这首诗写与友朋间的离愁别绪，以具有地方特色的景物来烘染，朴质苍劲，极具北地风情。另外，在麻革的诗笔下，北国河山有其独特的美感，直可浸染读者，如“太行云幂幂，代北雨骚骚”（《上云内帅贾君》）、“秦川郁相望，渭水流沄沄。黄河中折倏复来，太华倚天青壁开”（《关中行送李显卿》）、“万古津茅据上游，崤函西去接秦头。悲风鼓角重城暮，落日关河百战秋”（《过陕》）等，真可谓“层峰荡波”，一点也不纤靡驰弱。
这种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创作，在二陈兄弟（陈赓、陈庾）的诗作中也都相当突出。元程钜夫《故河东两路宣慰司参议陈公墓碑》谓陈赓与长弟陈庾、季弟陈膺齐名，“太原元好问号为三凤”[4]（P.306），亦即“河东三凤”。程氏又称陈赓“学闳肆演迤，以力行为本，不棘棘章句，不矜矜自道。其为文雄健雅丽，务极其意”[4]（P.306）。其创作风格可见一斑。陈氏兄弟都写有《蒲中八咏》诗，一为五绝，一为七绝，可谓各领风骚。“蒲中”，大约在今山西永济县附近。所谓“八咏”，亦即吟咏蒲中八景，即：蒲津晚渡、虞坂晓行、舜殿熏风、首阳晴雪、东林夜雨、西岩叠
、妫汭夕阳、王屋飞湍。如陈赓《蒲津晚渡》诗云：“云涛注壶口，水府蟠九垒。公子莫争舟，蛟龙方骫骳。”诗中所云“壶口”，乃山名，在今山西吉县境内。黄河自北来流经山侧，上下游河床高低悬殊，水势倾注如壶口，这种雄壮奇特、气势磅礴的情形在陈氏“云涛注壶口，水府蟠九垒”的诗句中得到了十分形象的体现。再来看其弟陈庾的《蒲津晚渡》：“中条山色照黄河，竞渡行人晚更多。城上危楼倚霄汉，凭栏有客正悲歌。”苍劲悲凉，不让其兄。中条山色，薄暮黄昏，众人竞渡，高楼悲歌，所写蕴含着极浓的北方文化趣味。另外，像“段氏二妙”中的段成己以及曹之谦等也都涉猎过蒲中景色，在他们的同题诗作中，如成己之《虞坂晓行》、《首阳晴雪》，曹之谦的《蒲津晚渡》等，无不使读者感受到郁勃的北地情韵。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段氏二妙”之段克己的那首《乙巳清明游青阳峡》，全诗曰：
东山气象太猛悍，万马骎骎来楚甸。中分不肯割鸿沟，锻砺戈矛期一战。西山折北如西汉，独余绛灌奔而殿。谁为刘项决雌雄，赖有韩彭力相援。卢沟直下两水合，泯泯暗流通一线。突为瀑布出山口，流沫成轮浪成旋。前途百步落石瓮，黛蓄亭渟那敢眄。沉沉南去若白虹，为屿为泜互隐见。凿开混沌几千秋，世俗虽见如不见。今人谁有笔如椽，为写佳名传宇县。人间佳节重清明，呼儿折简招诸彦。一生能著几两屐，佳处每欲经行遍。山灵著意劝游人，吞吐烟霞生万变。山阿玉女跪焚香，岩畔仙人一笑倩。坐者俨若帝王尊，剑佩雍容侍闲宴。植者磊落如巨人，聚立广庭议封禅。拱者矫矫如勇夫，执戈夹戺，花著綦弁。平滩浅濑乍可揭，溪路曲随峰势转。葛屡偏宜苔藓滑，行襟时被蔷薇罥。当面烟岚翠舞蛟，出岫闲云飘素练。群行不复事拘检，眼正明时脚还倦。班荆共坐溪上石，粔妆浊醪具时馔。良辰无奈夕阳催，羽觞正要清歌荐。醒心况复有寒泉，玉池遄返成三咽。三分春色二分休，风外飞花时一片。古人行乐欲及时，半百之前犹掣电。惟有爱山缘未断，梦寐孱颜添健羡。一穷到骨不自治，虚负胸中书万卷。谩向山中老却人，生来不识荆州面。肝肺槎牙倩酒浇，顾我非狂亦非狷。纷纷世上无真是，弃置从渠若秋扇。归来新月偃林梢，寂寞衡门掩深院。
这首七古，称得上是金元长篇山水诗中的佳作。全诗文字奇崛、瑰丽，写山中景物，雄浑奇丽，动人心魄。诗人十分巧妙地把峡中群峰喻为金戈铁马的刘项决战，与“气象猛悍”的北方河山极为相称。诗人描绘峡中瀑布，更是驱遣自如，恣肆奔放，通过“帝王尊”、“巨人”、“勇夫”等生动具体的比喻，把千姿百态的山峦转变成颇具阳刚之气的人物形象，具备了造型艺术的美感。总之，这首诗写青阳峡的山水云岚，笔力劲健，气吞万里，流露了诗人赞美自然、热爱祖国山川的强烈情感。段氏记述青阳峡之游，突出北方山水的崇峻崔嵬，似乎是他努力追求的目标，这是我们从本诗中的字里行间所能获得的信息内含。
总而言之，河汾诸老是一个地域色彩很强的诗人群体，因而房祺裒集《河汾诸老诗集》便具有彰显的地域特征，这是自然之理。而他们的游历、山水等诗篇尤具这种特征，更是毋庸置辩的。即便在其他题材内容的诗作中，诸如思乡、送别、悼亡、酬赠、怀古、写景等，也时时显露出这种特征来。在这些篇什中，“关中”、“秦川”、“太华”、“嵩阳”、“朔风”、“塞草”、“林虑”、“汾水”、“滹水”、“淅川”、“隰州”、“晋州”、“并州”、“西州”、“晋山”、“洛邑”、“河东”等名称时常寓目，而且已变为有鲜明地方色彩的独特的诗歌意象。当然，这种特征的形成，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其中自然环境对于人的气质的影响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文化史上有这么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文化的地域色彩，正是它生命力的表现最为强烈的地方”[5]（P.137）。文学流派的形成往往与地域有关，而地域不同，文化环境、自然环境等也不同。黄河、汾水间的山山水水，是麻革等八位诗人生活的自然环境。河汾间山川雄伟峭拔，广漠浑厚，它们影响着这些诗人的情感和性格，所谓“一方山水养一方人”，北人之强悍粗豪，南人之精明细腻，一般来说是由不同的自然地理因素所造成的。清代黄汝成《日知录集释》卷十三“南北学者之病”的案语云：“疆域既殊，材质斯异，自非魁瑰，多囿土俗。秦晋僿鲁，吴越剽诡，凡有撰述，视彼情性，南北异学，自古然矣。”明确指出人的情性材质多由疆域殊异所致。不可否认的是，自然环境对人们审美趣味的形成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河汾诗人长期生活在秦晋之地，雄奇的山峦，广阔的黄土，奔腾的河川，一次次地印在情感记忆中，当这些画面倾注笔端时，他们则崇尚刚健，追求豪放，乾坤清气，充塞其间，诚如清翁方纲所言：“大约以幽、并慷慨之气出之，非尽追摹格调而成”。我们认为，河汾诸老作为一个诗人群体、诗歌流派，实际上已演化为带有地理文化因素的派别。房祺所编《河汾诸老诗集》正显现出这一诗歌流派的地域文化特征。
三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河汾者老生活在金元之交，其间兵连祸结，社会动荡。这一特定的时代使他们的作品形成了悲凉幽怨的基调，如陈赓《寒食祀坟回登临晋西原废寺》诗云：“前朝废寺枕山河，尚有摩云窣堵波。故国已非唐日月，老僧犹指晋山河。年来筋力登临倦，乱后心情感慨多。石藓荒碑碎文字，他年更得几摩挲。”又云：“当年云构倚天开，一夕烟尘化劫灰。佛阁丹青余瓦砾，禅房花木亦蒿莱。春风万里骚人怨，落日千秋杜宇哀。断础荒烟无限意，一章诗律为谁裁。”在丰富的情感体验中确实蕴含着极深沉的时代内容。因此，强烈的时代性，是房祺《河汾诸老诗集》呈现于我们面前的又一道奇特的风景。
总之，在金代文学史上，河汾诸老作为一个诗歌流派，有待我们继续深入地进行研究，无疑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
收稿日期：1999—0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