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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西方美学家中，有几类不同的美学知识类型，从总的面貌上看，主要有三种基本类型。第一类是道地的哲学家，从纯粹哲学的思辨角度建构起来的美学理论，比如海德格尔、梅洛—庞蒂、维特根斯坦等；第二类美学的知识类型是心理学的，换言之，是心理学家从心理学角度建立起来的美学。有时我们把第一类美学称之为哲学美学或思辨美学，而把第二类美学称之为心理美学、经验美学或科学美学，如阿恩海姆、埃伦茨威格、蔡尔德等。除了这两种美学的基本知识类型而外，还有第三种类型，这种美学是一些文学批评家或艺术批评家所作的美学思考，如果说哲学美学较多思辨和形而上的味道，而心理美学较多经验的实证的特征的话，那么，在比较的意义上说，这类也许可以宽泛地称之为文艺美学的类型，则明显地是从具体的文艺实践和历史方面来建构的，它更加关注复杂多变的具体文艺现象，并从这些文艺现象中概括提炼出一些颇有价值的美学概念和思想。巴赫金就是这样一位美学家。
巴赫金是前苏联最著名的美学家之一，也是前苏联在西方产生重要影响的少数几位美学家之一（还有普罗普、洛特曼等），当然，他同时也是一位世界性的美学家。正如美国著名学者亚当斯所说，虽然巴赫金早在20年代就开始了美学研究，但“直到70年代，他的著作被翻译成英语，他才广为人知。巴赫金的思想近来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在叙述理论方面。如果说一个人的历史地位的评判标准取决于时间的话，那么，可以说巴赫金的著作已经赢得了广泛声誉。”（注：Adams,H.&Searle.L.,(eds),Critical Theory Since 1965,Tallahassee:Florida StateUniversity Press,1986,p.664.）而法国著名批评家托多洛夫则直言：“在20世纪中叶的欧洲文化中，巴赫金是一位非常迷人而又神秘的人物。这种诱惑力不难理解：他那丰富且具有特色的作品，是苏联人文科学方面任何成果所无法媲美的。但是崇敬之余，人们不免感到困惑；巴赫金到底是怎样一个人？他的思想特点又是什么？的确，他的思想如此多姿，人们有时甚至怀疑这一切是否皆出自同一个人的头脑。”（注：托多洛夫：《批评的批评》，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73页。）
巴赫金1918年毕业于彼得格勒大学，主修语文学，因而具有相当出色的古代和现代语言知识。这种知识背景决定了他的研究必然是从语言哲学角度来切入美学问题。他的一生十分坎坷，在60年代以前，他的著作大多不能以他自己的名字来发表，而是署名弗洛希洛夫和梅德维德夫。他曾遭流放，在政治上和学术上都受到压制和打击。但这并没有使他丧失追求真理的热情和力量，他在遭受不幸时，坚持自己的研究思路，决不跟随政治形势和要求来改变自己的学术追求，因而写下了大量卓越的美学理论著作。在当时苏联特定的学术环境中，巴赫金的研究道路以及他的学术思想，可以说是一种十分奇特的而又值得思索的文化现象。可以肯定，正是由于巴赫金的这种独立不依和执著追求，正是由于他事实上的“边缘地位”，才导致了他的理论在西方现代美学中独树一帜。
诚如托多洛夫所指出的那样，巴赫金是前苏联文化中一位十分独特的人物，是一个难解的谜。他是前苏联著名美学家中唯一没有获得博士学位的学者，自1918年大学毕业，他直到1945年才获得文学副博士学位。在颠沛流离的生活中，巴赫金的不少手稿被封存，甚至遗失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损失。1960年，青年学者科日诺夫在苏联科学院高尔基文学研究所整理文献时，发现了巴赫金的手稿《拉伯雷在现实主义历史中》，当即要求上级发表该文。这以后，在苏联发起了一个巴赫金著作的“抢救运动”。按照托多洛夫的说法，“巴赫金的作品是在1963年引起读者注意的。这一年他在1929年首次发表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经过明显修改后再版了。”（注：托多洛夫：《批评的批评》，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73页。）这以后，他的学术影响越来越大。在前苏联，对巴赫金的理论最为关注并奉为自己先驱的是塔图—莫斯科符号学派（注：关于巴赫金的生平及学术发展，参见托多洛夫：《批评的批评》，三联书店1988年版；克拉克和霍奎斯特：《米·巴赫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这以后，经由西方学者的翻译介绍，巴赫金的著作逐渐被引入了西方的学术界，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对巴赫金来说，荣誉和名声来得太晚了。然而，正如亚当斯所言，评判一个人的学术地位的标准是时间，虽然晚了些，但时间最终给了这位卓越的美学家巨大的声誉。遗憾的是当学术界注意并承认他的思想时，巴赫金已是晚年。1975年3月7日他那坎坷不平的生命之旅悄悄地结束了。
巴赫金一生著述颇丰，主要著作有：《审美活动中的作者和角色》，《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问题》，《文艺学中的形式方法》，《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哲学》，《弗洛伊德主义评述》，《拉伯雷在现实主义历史中》，《小说语言》，《论梅尼普讽刺体的历史》，《文学问题和美学问题》，《言语体裁问题》，《语言学、语文学和其他人文科学中的文本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再研究》等。他的学术活动不但经历了正统的教条主义打击，同时还面临着西方现代哲学和美学发展所提出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他对形式主义思潮、庸俗社会学和弗洛伊德主义的局限性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对马克思主义美学也发表了独特的看法。正统的教条主义认为巴赫金的理论属于非正统的异端，而西方学者通常又把巴赫金的理论视为广阔的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一部分。正如托多洛夫所说的，巴赫金的思想极其复杂，多姿多彩，他是一个“非常迷人而又神秘的人物”。我以为，一方面，我们必须注意到不同的学派的合理思想在巴赫金理论中的同化，另一方面，又必须看到他对各种学术思想的传统的改造以及他的创新。因此，对我们来说，重要的问题并不是巴赫金思想属于哪个流派和思潮，而是他的理论究竟是什么？他的贡献究竟在哪里？他的思想为什么会造成广泛的影响？
巴赫金的学术思想异常复杂，他的研究道路大约可以用托多洛夫的分法，经历了早期的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阶段，然后进入了中期的历史文学阶段，再到后期的元语言学美学。或许我们可以这么来看巴赫金的研究，他以文学批评家和文学史家的身份进入美学，最终又以语言哲学家终其思想。在20世纪的西方美学总体背景中，我觉得对巴赫金的美学理论的再思考必须注意到以下几个要点：第一，巴赫金的语言哲学和20世纪西方哲学及美学中的“语言学转向”的趋势，有着一致之处。虽然从比较美学的角度说，我们很难说巴赫金的美学或语言哲学同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伽达默尔或巴尔特等有什么直接的影响关系，但我们却有理由相信，在20世纪西方哲学总的背景中，巴赫金的美学理论。特别是他的“对话理论”，代表了“语言学转向”过程中的一个特别具有生命力的研究方向。他的元语言学理论所提出的不少命题，对西方美学的现代发展也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我们甚至可以在巴尔特、伽达默尔或哈贝马斯甚至利奥塔等人的有关理论中，看到不少和巴赫金想法非常接近的地方。
第二，巴赫金所坚持的美学研究方法论，也是很有特色的。这特别显著地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其一，巴赫金坚持一种历史主义的方法论，主张对现存的任何文化现象或审美现象的思考，都必须追溯历史，作发生学的语源学的分析。比如，他对欧洲文化中的文体（如讽刺文体）或流派（怪诞现实主义）的考察，都立足于一种历史的深度分析，通过这种历史分析，揭示出文体或流派的渊源与发展变化。我以为，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美学历史主义方法。其二，巴赫金的美学研究，也许是和他的文学批评家—文学史家和语言哲学家的双重角色有关，他总是对西方文化史上的典型文化现象甚至具体个案紧抓不放，就像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从剩余价值入手一样，巴赫金的美学研究有两个典型个案一以贯之，那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和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这个特点使巴赫金的美学研究和许多哲学思辨美学有所不同。当然，这并不是说巴赫金的美学是一种形而下或自下而上的美学，而哲学美学是一种形而上或自上而下的美学，而是说，他的美学理论在解决抽象的理论和具体的审美实践方面，有着独特的理论特征和方法论特点。其三，巴赫金在反对形式主义和庸俗社会学的种种偏向时，提出了一种较为辩证的研究途径，在美学的自律与他律之间保持了一种较为均衡的张力关系。我以为，这对我们重新思考美学的方法论，也是具有相当启发作用的。巴赫金认为：“文学史关心的是根源性的文学环境中文学作品的具体生命，以及根源性的意识形态环境中的文学环境，最后是无处不在的根源性的社会经济背景中的意识形态环境。因此，文学史家的工作应该是考察文学与其他意识形态史和社会经济史之间连贯的交互关系。”（注：Newton,K.M.,(ed),20 th-Century Literature Theory,London:Macmillan Education,1988.p.31.）巴赫金在其历史诗学的研究中，辩证地概括了四个逐级扩大的环节：文学作品—文学环境—意识形态环境—社会经济环境。依据他的看法，从社会经济环境到具体的文学作品，其间还有意识形态环境和文学环境两个中间环节，因此，对具体的审美现象的分析，就不能直接从社会经济环境推演至作品。在我看来，这样的方法论在很大程度上既避免了形式主义的倾向，又防止了庸俗社会学以及种种其他的对马克思主义采取机械论的主张。这对于我们整体地历史地思考美学，是有着相当重要的启发作用的。
在巴赫金的美学思想中，对西方现代美学最有影响的显然是他的“对话主义”思想。
我们知道，在西方现代哲学中，自我—他者的复杂关系一直是哲学家们最为关注的问题，而不同的哲学派别在此问题上也提出了完全不同的主张。海德格尔认为，人的此在有赖于一种对话性的听—说关系，所以语言是人的存在的家园。自我和他人的交谈在海德格尔那里具有异常重要的地位。伽达默尔提出，自我和他人之间存在着一种沟通的可能性，人们对文本的解读实际上就是自我和他人的交流和讨论，通过理解和体验而产生意义。而艺术语言“对每一个人的自我理解说话”，“所叙说的艺术品自己也与我们碰面。就是说，它对事物的表达就像一种发现，一种对先前被隐匿的事情的显露。”所以，“解释学包含了美学。解释学在心灵的距离之间架起桥梁，显示出别人心灵的异样性。”（注：伽达默尔：《解释学与美学》，载周宪等编：《当代西方艺术文化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78、279页。）巴尔特关于可读的和可写的文本的分析，克里斯蒂娃关于互文性的解释，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对话语概念的关注和研究，都是强调了自我—他者的对话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在西方现代哲学中，理解、对话和话语等概念又是与主体间性的概念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主体间性的范畴道出了人作为一种文化的存在，其交往沟通和对话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哈贝马斯说得好：
纯粹的主体间性是由我和你（我们和你们），我和他（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对称关系决定的。对话角色的无限可互换性，要求这些角色操演时在任何一方都不可能拥有特权，只有在言说和辩论、开启与遮蔽的分布中有一种完全的对称时，纯粹的主体间性才会存在。（注：Lemert,C.,(ed),Social Theory,Boulder:Westview,1993,p.416。）
以上简单的枚举足以表明，西方现代哲学中对自我—他者及其沟通交流的交注，可以说是一个主导的潮流，这种倾向到了后现代主义时期更是如此（如利奥塔）。而哈贝马斯关于主体间性的描述，可以看作是这种观念的一个生动的写照。在他看来，主体间性也就是自我和他人的对话关系，这种对话所以可能，是基于这样几个条件：首先是平等，不存在任何人的特权和优势；其次是可互换性，言者和闻者的角色是不断地互换的。这样就构成了哈贝马斯所说的“完全的对称”。
其实，这样的想法早在巴赫金的元语言学研究中萌芽了，巴赫金认为，在社会中存在的人，总是处于和他人的相互关系之中，不存在绝对的真理拥有者，也不存在任何垄断话语的特权者。因此，自我与他人的对话关系，便构成了我们真正的生命存在。在他看来，首先，自我只有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才能显示出来，即是说，我存在于他人之中，并通过他人来意识到自己。这是一种本体论的陈述，一种关于人及其存在的状态的规定。换言之，自我与他人的对话关系，乃是生存的基本条件。巴赫金指出：“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注：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344页。）其次，巴赫金认为，人的存在不仅是物质性的存在，更重要的是精神的存在。人可以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意识到自我不同于他人。那么，精神是如何运作的呢？思想是如何形成的呢？这就涉及到巴赫金对话主义理论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即思想的存在是以对话为前提条件的。他在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时特别指出了这个特征：
陀思妥耶夫斯基能塑造思想的形象，其第二个条件就是：他深刻地理解了人类思想的对话本质，思想观念的对话本质。陀思妥耶夫斯基发现了，看到了，也表现出来了思想生存的真正领域。思想不是生活在孤立的个人意识之中，它如果仅仅留在这里，就会退化以至死亡。思想只有同他人别的思想发生重要的对话关系之后，才能开始自己的生活，亦即才能形成、发展、寻找和更新自己的语言表现形式，衍生新的思想。人的想法要想成为真正的思想，即成为思想观点，必须是在同他人另一个思想的积极交往之中。这他人的另一个思想，体现在他人的声音中，就是体现在通过语言表现出来的他人意识中。恰是在不同声音、不同意识互相交往的连接点上，思想才得以产生并开始生活。思想（根据艺术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它的观察）并非是一种主观的个人心理的产物，而“固定居住”在人脑中；不是这样，思想是超主观的，它的生存领域不是个人的意识，而是不同意识之间的对话交际。思想是在两个或几个意识相遇的对话点上演出的生动的事件。思想在这方面同言论相似，思想同言论构成辩证的统一。同言论一样，思想也希望能被人听到，被人理解，得到其他声音从其他立场做出的回答。同言论一样，思想就其本质来说是对话性的。（注：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32～133页。）
我以为，这段陈述有几个要点必须注意。其一，它虽然只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分析，但是却代表了巴赫金对话主义的基本观念，反映出他对思想产生和活动的基本理解，它是从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具体研究中得出的结论，其意义却超出了单纯的作品分析，具有普遍适用意义；其二，巴赫金关于思想的对话特征的结论，既是一个本体论的观念，又是他贯彻元语言学理论的一个结果。这里，他把思想的基本特征和语言的基本特征相提并论，进而认为思想和言论一样具有对话特征，这反映了他对审美文化现象是从一个独特的语言角度来透视的。不过，这种透视又和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或巴尔特完全不同；其三，巴赫金的这种对话主义理论，具有相当的辩论法意味。他反对任何绝对主义和特权，主张对话中平等的互相的积极交往，进而形成了思想的真正生命和活力。不仅于此，我们甚至可以由此推理说，这种辩证的对话主义不仅揭示了思想存在的条件，同时也是巴赫金自己的美学乃至他的研究的真实写照。正是通过和他者（陀思妥耶夫斯基、拉伯雷及其作品）的对话，他建立了自己有关对话的美学。
第三，巴赫金对话主义涉及到另一个重要原则——差异原则。在巴赫金看来，构成真正的对话关系的必要条件，是不同的声音之间的相互交织论争。对话的双方或多方必须具有不同的声音才能构成真正的对话关系。即是说，这是一种不同思想和观念构成的“复调”。巴赫金的基本想法是，如果对话的各方都保持一种声音，那么，这样的对话究其本质不过是一种“独白”，因为其中并不存在任何争吵、商议甚至妥协，也就失去了对话的基本特征——相互理解，因为共同的声音和立场彼此没有区别，这就无须任何理解了。在这方面，巴赫金阐发了一系列十分深刻独到的观念，从而构成了他对话哲学的基本理论。一方面，巴赫金深信，不同的声音和观念，乃是社会现实多元性和矛盾性的反映，他通过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独特的艺术天才的分析，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是在人的精神里，而是在社会客观世界中，发现并极善于理解这个多元性和矛盾性。……社会现实的多元性和矛盾性，在这里是以一个时代的客观事实呈现出来的。”（注：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58页。）在这个基础上，作为对话前提的差异，就不只是一些个人见解和想法的区别，而是整个社会的多元矛盾的必然体现。由此，巴赫金的对话主义就与浅薄的形式主义或庸俗的社会学观念彻底决裂，进入了一个辩证理解社会矛盾的深刻视界，另一方面，巴赫金又指出，差异和矛盾不只是对话的各方所具有的特征，在一切可以构成对话关系的地方，甚至在一个人身上，都存在着这样的差异（或分裂），这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有别于其他作家的伟大之处。巴赫金写道：“在别人看到一种或千篇一律事物的地方，他却能看到众多丰富多彩的事物。别人只看到一种思想的地方，他却能发现，能够感触到两种思想——一分为二。别人只看到一种品格的地方，他却从中揭示出另一种相反品格的存在。一切看来平常的东西，在他的世界里变得复杂了，有了多种成分。在每一种声音里，他能听出两个互相争论的声音。”（注：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62页。）巴赫金正是这样通过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一个案的分析，总结出对话的某些本质特征。
第四，巴赫金认为，差异作为对话的前提之所以存以，是因为构成对话关系的各方本身具有独立性。这是巴赫金对话理论的又一个重要原则，即没有这样的独立性，就不可能形成平等的相互交流关系，也不可能保持上面所说的差异。道理很简单，独立性是差异存在的前提条件。巴赫金以托尔斯泰“独白”式的小说为例，指出托尔斯泰以其过于强大的声音淹没了其他声音，因而使得参与对话的各方最终都不过是作者观念的传声筒而已。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每个声音都以自己的独立存在呈现在作品的世界中，互不混淆，互不同化，彼此在一个平面上不停地言说着倾听着，从而构成了真正的对话关系。虽然这里巴赫金并没有提到“主体间性”的概念，但从他的思想实质来说，对话各方的独立性不但是差异存在的前提，同时也是一种对“主体间性”的强调，它道出了一种平等的相互沟通的对话关系的本质乃是主体间的可理解性的前提。特别值得玩味的地方，是巴赫金着意强调，在小说这样的对话世界中，甚至是作者本人也只是众多独立平等的声音中的一个，他没有任何的特权和优越，也不具备任何垄断和统治别的声音的特权。这和他的以下观念是一致的，那就是在任何社会中任何人都不能以绝对真理的拥有者自居。诚如托多洛夫在论及这一点时总结的那样：“（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每种思想都代表了每个人的思想，并相对于所发出的声音、所致力的目标而存在。多样的观点——作品中所有人物的观点以及与他们融为一体的作者观点——代替了绝对，这些观点之间没有优劣，没有等级。陀思妥耶夫斯基给美学（及伦理）领域带来的革命堪与哥白尼或爱因斯坦在物质世界的认识方面引起的革命媲美（这是巴赫金爱用的比喻）：世界无所谓中心，我们生活在普遍的相对性之中。”（注：托多洛夫：《批评的批评》，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80页。）这种见解和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中对后现代世界非中心化和多元化的描绘，有许多接近和相通之处。个中三昧，值得玩味。
第五，由于上述种种对话的前提条件和本质特征，所以，对话必然会构成一种双方或多方的言说和倾听关系。用巴赫金的话来说，对话就是希望被听到，希望被人理解，得到从其他立场上做出的应答。这里涉及的是表达和理解的复杂对应关系和结构。在巴赫金看来，这正是语言的本性所在，同时又是人的真实生存状态，更进一步，这也是一切伟大的艺术或审美活动的存在条件。
最后，巴赫金还富有创见地指出对话的一个常为人们所忽略的特征——未完成性和动态。在他看来，对话永远是一个开放的未完成的运动过程，他和一切独白那种封闭和静态特征相反，始终处于开放的未完成的状态。所谓未完成，在这里具有深刻的哲学和历史意义，那就是说，在对话中他人意识不能作为客体来观察分析，只能进行对话交流。“思考它们就意味着和他们说话。否则的话，它们立即会以客体的一面而转向我们：它们会沉默不语，锁闭起来，变成凝固的完成了的形象。”（注：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10页。）所以，巴赫金主张在对话中，必须认真实现和彻底贯彻“一种对话立场”，正是这样的立场，使得对话的人具有真正的“独立性、内在自由、未完成性和未定论性。……这种对话是极其严肃的真正的对话，不是花里胡哨故意为之的对话，也不是文学中假定性的对话。”（注：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03页。）当然，这样的对话也就贯穿了历史的时间性而具有历史含义。
巴赫金从语言的对话本性出发，进而深入到人的生存状态和思想存在的条件，创造性地论证了对话的基本特征和性质，从而构筑了他的元语言学理论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对话不是一个具体的艺术技巧范畴，甚至不是一个方法论范畴，而是一个本体论的范畴，是卓越的审美活动所具有的本质属性，也是伟大的艺术得以存在的一个重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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