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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日本发动外交攻势，积极开展“拉拢印度外交”①。从2003年开始，印度取代中国成为接受日本日元贷款（ODA）最多的国家。2006年2月，双方签署《日印租税条约修改议定书》，为扩大相互投资创造条件。与此同时，自2004年以来，包括小泉在内，日本先后有20余位内阁成员和政府要员先后访问印度。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2006年9月竞选自民党总裁期间，安倍晋三和麻生太郎先后发表谈话，主张加强日印关系。麻生提出要将“深化”同“亚洲最大民主国家印度之间的战略关系”② 作为日本的外交重点之一。安倍则建议每年举行一次日美印澳首脑或外长级对话会议，以便在亚洲携手推广“共同价值观”③。此外，外务省还成立“南亚部”专门负责印度等南亚与东盟各国事务。日本为何如此积极地拉拢印度，其用意和目的何在，值得认真思考。
一 日印关系的历史与现状
日本与印度在1952年建立外交关系。建交50多年来，尽管双方均标榜为民主主义国家，但以往印度在日本外交中的地位并不高，两国关系长期处于疏远状态。就首脑交往而言，两国首脑互访甚少。在过去50多年中，日本首相只访问印度五次。1957年2月岸信介上台后，于当年5月启程出访印度等五国和我国台湾地区。这是战后日本首相首次对亚洲地区的出访。其目的是在出访美国之前，先访问亚洲，然后再以“亚洲领导者”的身份访问美国，以提高日本同美国进行会谈的身价。1960年岸信介倒台后，池田勇人继任首相。池田内阁推行经济高速增长政策，对外开展“经济外交”。在这种背景下，池田为扩大对外经贸往来，扩大原材料进口，于1961年11月访问印度、巴基斯坦、缅甸和泰国四国，同印度就扩大双方贸易和资本输出达成一些协议。1965年印巴克什米尔战争爆发后，1971年印度同苏联签订带有军事含义的《印苏和平友好条约》，导致印美关系恶化。此后，日印关系停滞，首脑互访中断了23年。1983年中曾根康弘上台后，提出争当“政治大国”的口号，把重建日印友好关系，巩固日本在南亚的战略立足点作为其对外政策目标之一。为此，他于1984年5月访问印度，改善了日印关系。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海部俊树内阁改变“外交姿态”，开始由“消极被动型外交”转为“积极能动型外交”，企图利用国际战略格局变化的有利时机，提高日本国际地位。在这种背景下，海部于1990年4月访问印度等六国。后来，由于日本国内政局动荡，内阁更迭频繁，加上1998年印度进行核试验后日本对印实行经济制裁，又导致首脑互访中断十年。2000年4月森喜朗上台后，为了“填补外交空白”，拓展外交空间，于当年8月访问印度、巴基斯坦等四国。在访印期间，森喜朗与印度总理瓦杰帕伊就建立“全球伙伴关系”达成协议，着手修复双边关系。森喜朗访印后，“发现”了发展日印关系的战略意义，并为此发出“日本首相十年没有访问这一地区是政府的失策”的感叹。④ 大约又过了五年，小泉纯一郎于2005年4月访问印度，日印发表题为《亚洲新时代下的日印伙伴关系——日印全球伙伴关系的战略方向》的联合声明，日印关系全面升温。
值得一提的是，在政治和外交关系疏远期间，两国在经贸领域的来往也长期处于低迷状态。资料显示，从1997年到2002年双边贸易总额一直徘徊在40亿美元上下。2003年开始恢复性增长，当年为43.8亿美元，2004年为49.8亿美元，2005年达到68亿美元。然而，尽管近年来经贸来往有所恢复和发展，但其贸易量在双方进出口贸易总额中所占比率仍然很低。2005年，日本对印进口额在印度出口总额中占2.5％，居第十位；日本对印出口额在印度进口总额中占2.8％，也居第十位。印度对日进口额在日本出口总额中占0.5％，居第26位；印度对日出口额在日本进口总额中占0.6％，居第29位。此外，日本对印直接投资也长期处于低水平。据日本政府的统计资料，从1991年印度开始引进外国直接投资以来，直到2005年12月，日本对印直接投资额累计为25.18亿美元（印度政府的统计资料为20.1亿美元）。其中，1997年最高曾达到4.34亿美元，此后逐年减少，2004年降为9700万美元，仅占当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0.27％，占印度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的3.1％。⑤
2005年小泉访印和联合声明的发表，标志着日印关系进入一个新阶段。联合声明强调，今后双方将进一步“深化全球伙伴关系”，在双边关系、地区及全球问题上加强和扩大合作。为此，双方确定了包括八项内容的合作框架。其主要内容是：举行高级别战略对话，建立全面经济关系，加强安全与科学技术合作，扩大人员交流，在亚太地区与国际机构中加强合作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联合声明特别强调：“双方将加强包括日印安全对话、防卫政策对话以及防卫当局间协商在内的安全与防卫领域的对话与交流。”⑥
以小泉访印为转机，日本采取了一系列实际步骤加强与印度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关系。
在政治领域，小泉把联合印度、争取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作为访印的重要议题之一。双方会谈后发表了联合声明，表示在争取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问题上两国将“相互支持”。众所周知，争当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日本多年的梦想。为了减少阻力，扩大影响，2004年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发表其咨询机构提出的包括增加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数量在内的联合国改革方案后，日本积极撮合印度、德国、巴西，组成争取“入常”的“四国集团”，并于2005年联合国大会举行前，拟订出扩大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的安理会改革决议案。该案胎死腹中后，日本改变了以“四国集团”为中心的“入常”战略，打算单独提出提案，以争取美国支持，然而策略上仍“脚踏两只船”，表示在安理会改革问题上继续“加强四国集团的合作”，以避免损害日本同印度等有关国家的关系。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在2005年12月举行的“东亚峰会”上，为了牵制中国和东盟提出的举行“10＋3”会议的主张，争夺峰会主导权，日本将印度以及澳大利亚、新西兰拉入峰会，博得了印方的“欢心”。
在经贸合作领域，近年来日本投入最大的是向印度提供大量日元贷款。如前所述，从2003年开始，印度取代中国成为获得日本ODA最多的国家。不仅如此，2003年以来，其贷款额逐年大幅增加。2003年度总额为1250.4亿日元，相当于当年度日本对外日元贷款总额的20％、印度接受外国政府贷款总额的17.5％。2004年为1366.66亿日元，比前一年增加9.3％，相当于当年度日元贷款总额的19.2％、印度接受外国政府贷款总额的24.7％。2005年为1554.58亿日元，增加13.8％，相当于当年度日元贷款总额的27.4％、印度接受外国政府贷款总额的24.7％。⑦ 而同期，日本对中国的日元贷款每年递减20％。此外，2005年小泉访印时，双方还决定采取措施，扩大和深化两国经济、贸易和其他有关合作。这些措施包括：（1）双方确定未来五年将年贸易量提高到200亿美元。（2）双方决定当年6月成立由两国政府机关、产业和学术界代表组成“日印联合研究会”，就未来扩大经贸合作进行研究，并提出建议。该研究会于2006年6月完成有关作业，向两国政府提出了研究报告。（3）为扩大对印直接投资，减轻企业课税负担，2006年2月，双方修改《日印租税条约》，将企业在所在国的所得税一律减为10％。（4）自2005年小泉访印以来，日本产业界先后组织派遣了五个代表团访问印度，就投资环境进行实地调查。
加强安全与防务合作是小泉访印时的另一个重点议题。为此，在双方联合声明和新合作框架中，除前面提到的“加强包括日印安全对话、防卫政策对话以及防务当局间协商在内的安全与防务领域的对话与交流”外，还特别强调要加强两国军人之间的交流，加强日本海上保安厅与印度海岸警备队的合作，以及开展日本海上自卫队与印度海军之间的交流与互访等。日本海上保安厅与印度海岸警备队的合作开始较早，自2000年以来每年都在印度洋或阿拉伯海举行一次打击海盗与海上恐怖活动联合演习。而双方军人之间的交流则起步较晚。2004年7 月印度空军参谋长首次访问日本，2006年2月到4月，日本海、陆、空自卫队幕僚长（参谋长）先后访问印度，就加强双边军事关系与地区性问题进行了磋商。
二 日本拉拢印度的背景与意图
以上情况表明，日本近年已开始重视日印关系，并采取一系列措施，推进日印关系的发展。日本所以重视和发展日印关系，主要是出于以下几方面的需要。
首先，战略上企图利用加强日印关系牵制和抗衡中国。众所周知，近年来，尤其是小泉上台以来，中日关系跌至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的最低点。究其原因，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小泉上台以来顽固坚持参拜祭祀有14名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破坏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导致中日关系恶化。然而，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国家综合实力迅速增强，日本对此心存疑惧，担心中国强大后，对日本自身及其在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与安全利益造成“威胁”，因而外交上把牵制和抗衡中国作为其长远战略目标之一。出于防范中国的战略考虑，日本一方面倚重美国，强化日美军事同盟；另一方面，则在“对抗中国和反华情绪支配下”开展亚太外交。在日本看来，印度是其牵制和对抗中国的“天然伙伴”。2000年森喜朗访问印度时就声称：“日印关系在战略上也是重要的。只要看一下地图就可一目了然。我们要在国际政治和安全问题上同印度紧密合作。”⑧ 森喜朗虽然没点“中国”的名，但当时有日本媒体指出，他要说的意思是明确的。在这个问题上说得最直接与明确的是安倍晋三。2005年3月， 时任内阁官房长官的安倍在访问印度后的一次座谈会上说：“必须使印度成为我们的战略伙伴……21世纪，我们面临的问题，对内是人口的减少，对外是与崛起的中国如何相处。经济上崛起的中国，对我们有可能成为机遇，然而在安全和政治上……则有可能构成威胁。对此，重要的是首先要加强我们同东盟之间的友谊。……（同时）在人口上，能够与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应对的只有印度，经济上也有充分潜力。”⑨ 除此之外，值得一提的是，2005年5月，日本媒体引述外务省人士的话说：“日本除了与美国构筑显而易见的同盟之外，还要与印度和澳大利亚建立‘潜在的同盟’。”⑩ 与此相关联，近年来日本各界正在就如何制定针对大陆国家（主要指中国）的“海洋国家战略”进行“热烈”讨论。他们大多主张日本应该争取建立“亚洲海洋联合”，东面包括日本、中国台湾、东盟、澳新，西面让印度发挥“镇伏作用”(11)。凡此种种言论，都深刻地反映了日本谋求发展和加强日印关系的战略考虑。
其次，配合美国，推动建立“美日澳印”四国战略对话机制。面对中国日益增强的综合国力，日本除力图通过发展和加强日印双边关系加以牵制外，还企图配合美国，建立“美日澳印”战略对话机制，以便利用四国联合的力量进行牵制和抗衡。前述安倍关于每年举行日美印澳首脑或外长级对话会议的设想，显然是这一战略企图的具体反映。在这个问题上，值得注意的是2006年3 月美日澳外长在澳大利亚举行的“三边战略对话”的动向。此次三边对话的重要议题之一，是“强化与印度的合作问题”。在三边对话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称，论坛成员“认识到加强我们与印度的全球伙伴关系至关重要”。澳大利亚外长唐纳在会后会见记者时强调：“印度是一个必须与之打交道的、正在崛起的大国。”(12) 在此前后，日本外相麻生太郎、美国总统布什和澳大利亚总理霍华德相继访问新德里，表明三国联手“强化与印度的合作”已经开始付诸实际行动。众所周知，近几年布什政府针对中国的快速发展，全面调整亚太战略，在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强化美日与美澳同盟的同时，开始大力加强同印度的“战略伙伴关系”，力图“帮助印度成为21世纪的世界强国”(13)，以便从东西两翼牵制中国。为此，2004年1月，美国同印度发表关于“战略伙伴关系后续行动”的联合声明，宣布双方将在和平利用核能、太空开发、高科技贸易以及导弹防御系统的共同技术研究等四大领域扩大战略合作。2005年6月，美国同印度在华盛顿签署了一项为期十年的《美印国防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美国赋予印度享受联合生产先进武器、加强导弹防御领域合作、解除对印出口敏感技术禁令等“准盟国”待遇，并许诺向印度出售“爱国者—3型”导弹和F—16型战斗机等先进装备。2006年3月布什总统访印时，根据2005年7月印度总理曼莫汗·辛格访美时达成的美国承认印度核大国地位和美国承诺加强与印核能合作的协议，正式宣布美国将向印度提供核能技术与核燃料。除此之外，值得一提的是，自布什上台以来，媒体一再披露，美国愿与印度结盟，或与印度联手建立“亚洲版北约”(14)。从以上情况看，安倍关于建立“美日澳印”四国对话机制的主张，与美国的战略目标和步骤是一致的。
第三，企图通过加强日印海上安全合作，确保日本在印度洋上的海上航线的安全。众所周知，日本是个资源贫乏的岛国，国内所需物资大部依赖进口。目前，在其进出口贸易中，95％的物资依靠海上运输。其中，约70％的石油需经印度洋和马六甲海峡运进日本。因此，日本把自阿拉伯海起，经印度洋、马六甲海峡、南海和东海至日本的海上航线视为生命线。印度扼该海上航线要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在日本看来，加强同印度的海上合作对保障其海上航线安全具有重要意义。1999年11月，日本一艘货轮在马六甲海峡遭海盗劫持，后在印度海军协助下获救。自此，日本更加重视这一海上航线的安全。自第二年起，日本海上保安厅与印度海岸警备队便开始了每年一度的海上“打击海盗与海上恐怖活动”联合演习。近年来，日本（包括印度）又对中国协助巴基斯坦修建瓜德尔港心存疑虑，担心中国会增加在印度洋的军事存在，威胁其海上航线安全。因此，在小泉访印时发表的八项合作框架协议中，除表示继续加强日本海上保安厅与印度海岸警备队的“有效合作”外，还特别强调，两国首脑“指示日本海上自卫队和印度海军，进一步加强包括交换意见、友好访问及其他相关活动在内的相互合作关系”。
第四，把印度视为“尚未开拓的市场”。如前所述，由于种种原因，迄今日印贸易与日本对印直接投资一直处于低水平。出于加强日印关系的战略需要，同时，由于数年来印度经济的迅速发展为日本企业进入印度提供了机遇，日本开始重视发展日印经贸关系。小泉访印时，把“构建综合性经济关系”作为日印首脑会谈的重要议题之一，并就此达成共识。印度拥有11亿人口，面积是日本的9倍。自1991年实行经济自由化以来，印度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并曾一度达到8％以上；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中产阶级人口达到2亿。 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印度总理辛格提出五年内投资1500亿美元的庞大计划。在日本看来，上述印度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巨额的基础设施投资设想，将为日本商品和投资提供巨大的市场。目前，日本企业已开始把目光转向印度。2006年1月日本在印度投资的公司共328家，比2003年8月的231家，增加近100家。(15) 据日本有关机构调查，日本企业对印度的投资意向，中期继中国、泰国之后，居第三位，长期在中国之后，居第二位。(16)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日本向印度提供巨额日元贷款， 其目的一方面是作为外交手段，企图用来加强日印“全球伙伴关系”，另一方面则是打算通过日元贷款带动对印投资与贸易。目前，日印经济合作发展的主要障碍是，印度基础设施落后，投资环境不佳。印度有人估计：“如果印度设法创造一个有利的投资环境——完善的基础设施、大幅度的税额优惠和灵活的劳工规章……日本公司就会蜂拥而至，在印度建立基地。”(17)
三 发展日印关系的有利条件与制约因素
从当前亚太战略格局、双方战略意图以及两国国内实际情况看，日本促进日印双边关系的发展，既有有利条件，也存在诸多制约因素。
在有利条件方面，从政治与战略层面来看，加强相互关系符合双方各自的国家利益。首先，在中国快速发展问题上，两国有着类似看法与疑虑。有关日本对中国的看法与对策，前面已经谈及，这里不再重复。众所周知，自1962年爆发边界军事冲突以来，由于长期存在领土争端和历史恩怨，印度一直对中国心存芥蒂。1998年印度进行核试验时更公开声称中国是对印度的“头号潜在威胁”。近几年来，尤其是2005年温家宝总理访印以来，两国关系有了很大改善，发展中印友好关系已成为印度对华政策的主流。然而，不可否认，在印度政府内部，尤其是军界，对中国仍怀有很大戒心。因此，在推行对华政策上，日印两国有某种“共同的战略意识”。其次，如2005年组建争当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四国集团”所表现的那样，争取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依然是两国共同的目标。在这个问题上，预料今后两国仍会继续相互支持与合作。此外，像近年来日本政要经常在口头上强调的那样，两国有共同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同时，两国没有历史遗留问题和领土争端，两国民众之间互抱好感，日本把印度视为“亲日国家”，印度则称“印度没有反日情绪”（印度总理辛格语）。以上各点均会构成两国建立和加强“全球伙伴关系”的政治基础。
从经济层面看，两国经济互补性很强。日本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有丰富的资金、很高的技术水平与产品开发能力，印度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一，拥有近11亿人的巨大市场、高质量的大量劳动人口以及2亿人的中产阶级，加强相互经济合作，具有很大潜力。近年来，印度十分渴望引进日本的资金和技术，以促进本国经济快速发展。2005年11月，印度总理辛格在会见日本媒体时明确表示：“强烈希望日本对印度国内的基础设施建设进行投资。”(18) 因此，近年来日本加大向印度提供日元贷款的力度，同时作出加强相互经济合作的具体承诺，既可推动日本扩大对印度的贸易和投资，又能满足印度的要求，带来加强和巩固日印关系的政治效果。
从美日印三角关系看，发展和加强日印关系完全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将会得到美国的支持。如前所述，为了牵制和防范中国，美国确定的新外交政策目标是“帮助印度在21世纪成为世界强国”，并为此决定向印度提供先进的军事技术和装备。众所周知，一个国家强盛不仅表现在拥有强大的军队，更主要的还必须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做后盾。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日本决定增加对印度提供的日元贷款，进一步加强日印经济合作，不仅符合日本自身的利益，还含有在经济层面上协助美国将印度培养成“世界强国”的意味。因此与美国的战略目标是一致的，或者说两国的战略目标殊途同归。
就影响双边关系发展的制约因素而言，首先要指出的是，日印两国发展双边关系的出发点和目的不尽相同。如前所述，日本（包括美国）拉拢印度的主要出发点和目的是企图与印度联手牵制和防范中国，以防中国的快速发展对其自身及其在亚太地区的利益构成威胁。而印度发展与加强同日本以及美国的关系，固然其中包含有“中国因素”，然而其主要出发点和目的，一方面是企图通过加强同日本以及美国的关系提高其国际地位和发言权，另一方面则是争取日本以及美国的资金、技术，以促进国内经济发展。众所周知，印度是一个自主性很强、大国意识浓重的国家，目前奉行同俄、美、中、日、欧盟等加强友好关系的全方位外交方针，同时对美日拉拢的战略企图又抱有较高警惕。2005年6月，印度国防部长普拉纳布·慕克吉访美，在签署印美《国防合作框架协议》后发表的一篇讲演中特别强调，印度将坚持其对外政策的独立性，反对任何关于“单极”世界的主张。(19) 同期，新德里防务研究所所长乌代·巴斯卡拉针对美印签署上述“框架协议”也说：“我认为，印度的DNA不允许它变成一个日本或英国，而接受从属于美国的地位……印度的战略文化不允许这样。”(20) 2006年3月，印度评论家苏蒂亚拉扬针对美日澳“三边战略对话”发表的前述“讨好印度”的言论指出：“该论坛的成员不仅仅是‘长期以来的民主国家’，而且是‘经济发达国家’，此外，日本和澳大利亚还是美国的军事盟国。……因此，新德里应当小心行事，避开核不扩散问题上的陷阱，因为这可能使其与北京改善关系复杂化”。(21) 笔者认为，由于双方改善关系的出发点和目的不同，预料日美拉拢印度、牵制中国的战略企图难以如愿。
其次，中印友好关系的发展将会“抑制日印安全合作”。前面提到，近几年来，尤其是2005年4月温家宝总理访印以来，两国关系有了很大改善。目前， 两国高层来往日趋频繁，经济合作发展迅速，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步伐加快。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两国经贸合作的迅猛发展，将为相互加强政治关系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2000年到2004年，两国贸易额以年均46％的速度增长。其中，2003年为76亿美元，比上年（49.5亿美元）增长53.5％，2004年为136亿美元，比上年增长79.1％。在前几年连续增长的基础上，2005年达到187亿美元，比2004年又增长37％。2006年前七个月为137亿美元，有望在2006年提前实现温家宝访印时确立的贸易目标（到2008年达到200亿美元）。面对中印关系“多方面”的发展，尤其是贸易额的迅速增长，印度一位已退休的内阁秘书指出，出于对中印关系“产生负面影响”的担心，有可能“抑制”印度同日本“加强安全合作的任何努力”。(22)
第三，日印经贸合作短期难以达到双方预期的水平。如前所述，目前，日印加强经济合作的主要障碍是，印度基础设施落后，投资环境不佳。目前，印度机场、道路、港口等基础设施陈旧，电力短缺，通信困难等，使外国投资者大多望而却步。近年来，尽管印度提出未来五年投资1500亿美元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目标，但从其内外投资环境来看，很难如期实现。如果印度基础设施落后的状况不根本改善，就难以吸引日本企业进行大规模直接投资。前面提到的日本有关机构对日本企业投资意向的调查表明，无论中期或长期，日本企业对印度虽然抱有投资意向，但仍将其排在中国以及泰国等东南亚国家之后。经验证明，如果直接投资滞后，就很难导致两国之间的贸易大幅增长。从今后发展趋势看，日印经贸关系要达到中日经贸关系的水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从以上有利条件和制约因素来看，未来日印关系会有较大发展，但却是有限度的。美国原太平洋美军总部属下的亚太安全研究中心研究部主任萨图·利马耶在评论美国加强与印度的战略关系时称：“在可能的遏制中国策略中，我们不能指望印度会支持美国”，“印度和中国的关系，虽然没有好到要建立一个‘中印轴心’的地步，但是也没有坏到它想要和美国建立正式的联盟”。“印度将继续两面下注，以求从美国和中国两方面继续得到好处”。(23) 笔者认为，上述看法可以套用在中日印三边关系上。
注释：
① 堀本武功「ィンドに急接近するァメリカ」、『Voice』2006年3月号。
② 『朝日新聞』2006年8月18日。
③ 『日本經濟新聞』2006年7月19日、2006年4月4日。
④ 『産經新聞』2000年8月26日。
⑤ 日印联合研究会：《日印共同研究报告》，2006年6月，参见http://www.mofa.go.jp/mofaj/area/india/jin-kenkyo.html。
⑥ 『新国策』特别資料、2005年6月1日。
⑦ 日印联合研究会：《日印共同研究报告》，2006年6月，参见http://www.mofa.go.jp/mofaj/area/india/jin-kenkyo.html。
⑧ 『朝日新聞』2000年8月25日。
⑨ 『新国策』2005年6月1日。
⑩ 『産經新聞』2005年6月2日。
(11) 多田则明对冈本幸治教授的访谈录《亚洲海洋联合的展望》，《世界报道》2004年9月10日。
(12) 《印度教徒报》2006年3月24日。
(13) 参见英国《卫报》2005年4月8日。
(14) 2001年11月9日印度《今日新闻报》披露，布什政府曾向印提出与印建立军事同盟的建议。2003年4月3日英国《简氏外事报道》周刊称，获得一份机密分析报告，美国和印度正在结成旨在遏制中国的长期防御和安全联盟。同年5月29 日合众社报道，五角大楼和印度政府的高级顾问举行秘密会谈，讨论了为亚太地区民主国家建立一个新安全体系的可能性。同期，澳大利亚和日本高官也提出过类似建议。
(15) 『ジェトロセンサ一』2006年4月号。
(16) 日印联合研究会：《日印共同研究报告》，2006年6月，参见http://www.mofa.go.jp/mofaj/area/india/jin-kenkyo.html。
(17) 阿鲁尼·慕克吉：《印度召唤日出之国》，香港亚洲时报在线网站，2005年4月27日。
(18) 『日本經濟新聞』2005年11月24日。
(19) 参见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2005年6月30日。
(20) 同上。
(21) 《印度教徒报》2006年3月24日。
(22) 参见《香港亚洲时报》2005年6月15日。
(23) 《华盛顿观察》周刊2005年11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