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动+物”格式的起源与完成体辅助词“Le”的出现_动宾结构论文

重谈“动+了+宾”格式的来源和完成体助词“了”的产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助词论文,来源论文,格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引言

0.1完成体助词“了”的产生是汉语语法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关于“动+了+宾”格式的来源和完成体助词“了”的产生,不少学者,如王力(1958)、太田辰夫(1958)、张洪年(1977)、赵金铭(1979)、梅祖麟(1981)、曹广顺(1986;1995)以及刘坚等(1992)等,做过比较深入的研究。他们的结论大体可概括为:完成体助词“了”是由“终了/完了”义动词虚化而来。动词“了”首先在“动+宾+了”格式里趋于虚化(但仍为完成动词),然后位置由宾语之后挪到动宾之间,即:“动+宾+了”>“动+了+宾”。而“了”字只有见于“动+了+宾”格式,才可以认为是完成体助词。

前辈的研究成果无疑是我们继续讨论这一问题的坚实基础。不过,上述结论也并非没有可疑之处。譬如(i)如何判定“动+宾+了”格式里“了”已趋于虚化?(ii)按照通常的说法,动宾之后的“了”是完成动词,动宾之间的“了”则是完成体助词。二者性质、功能不同,“了”何以由动宾之后移到动宾之间?(iii)如何断定“动+了+宾”格式里的“了”字是完成体助词而非其他表完成的成分(如结果补语、动相补语)?对于这些问题,现有的研究并不能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

0.2因此,本文试图对“动+了+宾”格式的来源和完成体助词“了”的产生重作解释。笔者认为,“了”先在“动+了”格式里虚化为动相补语(phase complement),然后带上宾语就形成了“动+了+宾”格式,即[动+了]+[宾]>[动+了+宾],最后,“动+了+宾”格式中的动相补语“了”进一步虚化完成完成体助词。

一 唐五代的三种完成体格式

1.0唐五代时期,由“了”字参与构成的完成体格式有以下三种:

(Ⅰ)动+了+宾 见了师兄便入来。(《敦煌变文集》,396页)

(Ⅱ)动+宾+了 作此语了,遂即南行。(同上,8页)

(Ⅲ)动+了 军官食了,便即渡江。(同上,20页)

上面三类格式里的“了”,(Ⅰ)类通常认为是完成体助词。(Ⅱ)类一般认为是完成动词。至于(Ⅲ)类,学者们的看法不尽一致,有的一概视为完成动词;有的认为缺乏标记(未带宾语),难于判断;有的认为其中少数例子可看作完成体助词。

下面我们打算从具体语料出发,讨论这三类格式中“了”的性质和用法。

(Ⅰ)动+了+宾

1.1唐五代文献里,能被确认为“动+了+宾”格式的用例是比较少见的。在作为“同时资料”的敦煌变文里,目前发现4例。其中《敦煌变文集》2例:

(1)各请万寿暂起去,见了师兄便入来。(396页)

(2)唱诺走入,拜了起居,再拜走出。(211页)

在潘重椝《敦煌变文集新书》里,我们也检得2例:

(3)前皇后帝万千年,死了不知多与少?君向长安城外看,遍山遍野帝王陵。(354页)

(4)大王闻太子奏对,遂遣于国门外高缚彩楼,诏其合国人民,但有在室女者尽令于彩楼下集会,当令太子自检婚对。寻时缚了彩楼,便思(私)发愿……(540页)

以上4例,例(1)引自《难陁出家缘起》,原卷编号为伯.二三二四。例(2)引自《唐太宗入冥记》,原卷编号为斯.二六三○。例(3)引自《维摩碎金》,据潘重椝(1984),原卷为前苏联科学院亚洲人民研究所藏敦煌F.一○一号写本。例(4)引自《悉达太子修道因缘》,潘重椝先生据日本龙谷大学藏本校录。《唐太宗入冥记》是一残卷,其他三篇篇末也未标明抄写时间。因此,“动+了+宾”格式出现的年代目前还难以确定。不过,王重民(1982)认为:“敦煌所出变文绝大多数都是九世纪中间的作品,如《维摩诘经》、《添品妙法莲花经》、《弥勒上生经》等讲经文,《王昭君》、《王陵》、《季布》、《燕子赋》等变文,我疑猜都是第九世纪上半世纪的作品;其他有事迹可考者,如《张义潮》、《张淮深》等变文,则均作于第九世纪下半世纪。”此外,梅祖麟(1988)也把变文的写作年代确定在公元800-950年之间。据此,我们把“动+了+宾”看成是中晚唐时期产生的一种新的语法格式,大概是没有问题的。

除上举敦煌变文里的4例外,学者们较多引举的还有见于唐五代诗词里的7例:(注:廖名春(1990)举出《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的1例“动+了+宾”: 张元爽十九日取叁拾,同日更取十文,八月十六日赎了物付仓桃仁去。《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五册)但蒋绍愚(1994)对此例的可靠性提出质疑,蒋先生推测例子中的“赎了物”可能是“赎物了”的误写。姑录此以备考。)

(5)补了三日不肯归壻家,走向日中放老鸦。(卢仝《与马异结交诗》,《全唐诗》,4384页)

(6)鬒鬓亸轻松,凝了一双秋水。(白居易《如梦令》,同上,10057页)

(7)将军破了单于阵,更把兵书仔细看。(沈传师《寄大府兄侍吏》,同上,5304页)

(8)几时献了相如赋,共向嵩山采伏苓。(张乔《赠友人》,同上,7324页)

(9)神仙不肯分明说,迷了千千万万人。(吕岩《绝句》,同上,9697页)

(10)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李煜《乌夜啼》)

(11)误了平生多少事。(《全唐五代词》,卷六,787页)

关于这类格式里“了”的性质和用法,我们留在下文讨论。

(Ⅱ)动+宾+了

1.2“动+宾+了”是唐五代比较常见的完成体格式。它的来源可以追溯到汉魏始见的“动+宾+完成动词(毕、竟、已、讫)”。(注:早期“动+宾+完成动词”的例子,杨秀芳(1991)引有: 丞相奏事毕。(《张丞相列传》,《史记》卷九六)|读之讫。(《吴王濞列传》,《史记》卷一百六)|王礼佛已,手捉佛足……。(后汉康孟祥译《佛说兴起行经》) 该格式实际出现的时间可能还要早于汉魏,钟兆华(1995)举出先秦文献里的1例: 诸城门吏,各入请籥。开门已,辄复上籥。(《墨子·号令》))较早的例子见于魏晋六朝时期(梅祖麟1981,曹广顺1995,杨秀芳1991):

(12)公留我了矣,明府不能止。(《三国志·蜀·杨洪传》卷四)

下面是唐五代“动+宾+了”的例子:

(13)作此语了,遂即南行。(《敦煌变文集》,8页)

(14)子胥解梦了,见吴王嗔之,遂从殿上褰衣而下。(同上,26页)

(15)师游西院了归山次,问泯典座。(《祖堂集》,2.112)

这类“动+宾+了”格式,正如梅祖麟(1981)所指出的,是一种“(主)+谓+谓”结构,“了”字充当的是后一个谓词性成分(即句子的谓语),它的功能是把前面的“(主)+动+宾”所表达的事件作为话题来加以陈述。如例(13)中的“作此语了”是说“作此语”这件事已经完毕。理由是,这类“动+宾+了”格式如果要接受副词修饰,副词的位置不在动词之前,而在动宾和“了”字之间:

(16)叹之已了。拟入正题。(《敦煌变文集》,185页)

(17)布金既了情瞻仰,火急须造伽蓝样。(同上,372页)

尤其是,“动+宾+了”的否定形式是“动+宾+否定副词+了”而非“否定副词+动+宾+了”:(注:汉魏六朝时期,“动+宾+完成动词”格式的否定形式也是“动+宾+否定副词+完成动词”,比较下面两组例子: 丞相奏事毕。(《张丞相列传》,《史记》卷九六) 读其书未毕。(《孙子吴起列传》,《史记》卷六五) 作是念已,即勅有司,令诸马群,分布马人。(《大庄严经》) 知母憾之不已,因跪前请死。(《世说新语·德行》))

(18)地上筑境(坟)犹未了,泉下惟闻叫哭声。(《敦煌变文集》,372页)

(19)今受罪犹自未了,朕即如何归得生路?(同上,209页)

“了”字能受副词特别是否定副词修饰,说明它一定是句子的谓语动词。“了”字的这一性质决定了它不可能前移到动宾之间,同时也就排除了它后来虚化为完成体助词的可能。

(Ⅲ)动+了

1.3“动+了”是唐五代一种普遍使用的完成体格式。以《敦煌变文集》为例,“动+了”共140例,占“了”字用例总数的50%。这种格式上承汉魏始见的“动+完成动词(毕、竟、已、讫)”,(注:汉代“动+完成动词”格式的例子,杨秀芳(1991)引有: 淳于髡说毕。(《田敬仲完世家》,《史记》卷四六)|食已,欲澡漱口无水。(后汉曇果共康孟祥译《中本起经》)|饭讫行澡……。(同)|佛坐饭讫……为说经法。(同) 该格式实际出现的时间可能还要早于汉魏,钟兆华(1995)举有《战国策》的例子: (孟尝君)衣冠而见之,曰:“责毕收乎?来何疾也?”曰:“收毕矣。”(《战国策·齐策》))较早的例子见于魏晋六朝(梅祖麟1981,曹广顺1995,杨秀芳1991):

(20)禾秋收了,先耕荞麦地,次耕余地。(《齐民要术·杂说》)

下面是唐五代“动+了”的例子(甲类):

(21)借物莫交索,用了送还他。(《王梵志诗·借物莫交索》)

(22)心中道了,又怕世尊嗔责。(《敦煌变文集》,398页)

(23)军官食了,便即渡江。(同上,20页)

(24)说了夫人及大王,两情相顾又迴遑。(同上,774页)

这类例子里的“动+了”属于动补结构,“了”为“完”义结果补语。理由是:(i)“了”字的语义指向是前面动词表达的动作,说明该动作的一种结果。(ii)这类“动+了”如果要接受副词修饰,副词的位置通常是在动词之前:

(25)法即付了,汝不须问。(《六祖坛经》)

(26)圣王才见了,流泪两三行。(《敦煌变文集》,772页)

据李讷、石毓智(1997)统计,唐五代43例“动+了”格式的用例中只有2例是修饰语出现在动词和“了”之间的。也就是说,95%的“动+了”排斥修饰语在动词和“了”之间出现。这个现象说明“了”在“动+宾+了”和“动+了”两式里性质并不相同,前者是作为句子的谓语动词,后者是用作谓语动词的结果补语。同时也表明,“动+了”格式里“了”与谓语动词的关系已紧密起来。

下面的例子里,“了”的意义似乎更为虚化,已经很难看作“完”义结果补语了(乙类。例(27)至(32)为乙类A;例(33)至(35)为乙类B;例(36)、(37)为乙类C;例(38)为乙类D):

(27)欺枉得钱君莫羡,得了却是输他便。(《王梵志诗·欺枉得钱君莫羡》)

(28)一人死了,何时再生?(《敦煌变文集》,80页)

(29)命谢了,永辞浊恶世,莲花朵里托身生。(同上,694页)

(30)二人辞了须好去,不用将心怨阿郎。(同上,112页)

(31)小娘子如今娉了,免得父娘烦恼。(同上,794页)

(32)王陵只是不知,或若王陵知了,星夜倍程入楚,救其慈母。(同上,45页)

(33)迷了(菩提)多谏断,悟时生死免轮回。(同上,521页)

(34)悟了还同佛境界,迷时衣(依)旧却成魔。(同上,432页)

(35)伤嗟世上人男女,成长了不能返思虑。(同上,672页)

(36)病交了便合行孝顺,却生五逆也唱将来。(同上,691页)

(37)直待男女安健了,阿娘方始不忧愁。(同上,691页)

(38)长大了择时娉与人,六亲九族皆欢美。(同上,686页)

如何看待上举例中“了”字的用法?张洪年(1977)和梅祖麟(1994)指出,“动+了”格式里作为完成动词的“了”,其意义相当于动词“完”。譬如,“吃了”的意义等于“吃完”,“说了”的意义等于“说完”。我们则进一步认为,由动词+完成动词“了”构成的“动+了”格式,通常隐含“时间持续”和“数量变化”两项语义特征。“时间持续”是就动作而言的,“数量变化”则是就动作的受事而言。譬如,我们说“吃完/吃了”的时候,那“吃”这个动作一定有一个持续的时间过程,随着“吃”这一动作的持续、结束,作为“吃”的受事的某一物质通常也有一个数量变化的过程(逐渐减少,甚至全部消失)。如果用上述两项语义特征去检验甲、乙两类例句,我们会发现,甲类的“动+了”虽并非都含有“数量变化”的语义特征,但一定隐含“时间持续”。可见,这类例子里的“了”确属用作结果补语的“完”义动词,而乙类的“动+了”并不隐含“时间持续”,更没有“数量变化”的语义特征。

此外,我们还可以利用某些形式、语义标记来证明乙类的“了”用法不同于甲类。我们目前找到的形式、语义标记主要有:

(i)瞬间动词+了 瞬间动词表示某个动作或状态瞬间发生、结束。在时间轴上,它的起点和终点是重合的,通常没有演进、持续的时间过程。这类动词所带的“了”不可能是表结果的“完”义动词,只能视为表示实现或完成的语法成分。如前举乙类A例(27)-(32)中的“得”、“死”、“谢”、“辞”、“娉”、“知”等动词后面的“了”。

(ii)状态动词+了 有些状态动词,其本身所具有的语义特征排斥“完”义动词居于其后。如乙类B例(33)-(35)中的“迷”、“悟”、“成长”。这类状态动词所表示的状态,其实现、生成的过程是瞬间的,尽管状态形成以后可以持续。同时,这类“状态动词+了”格式也不含有“数量变化”的语义特征。所以这类状态动词后面的“了”也不可能是“完”义结果补语,只能是表示某种状态实现的语法成分。

(iii)形容词+了 形容词通常不跟“完”义动词构成直接成分关系,尤其排斥“完”义动词位于其后。上举乙类C例(36)-(37)中“了”前的“交”、“安健”均为形容词。因此,这类形容词后面的“了”也不能分析成表结果的“完”义动词,“了”字的语法意义也是表示某种状态的实现。

(iv)动补结构+了 动词带上形容词性状态补语,后跟“了”,如乙类D例(38)中的“长大了”,这类“了”也不可能是表结果的“完”义动词,它的语法意义也是表示某种状态的实现。

以上的分析只是从消极角度说明,乙类“了”跟甲类不同,它不是表结果的“完”义动词。那么,这类“了”字究竟是什么性质的语法成分呢?吴福祥(1996)把它看成是完成体助词,现在看来,这个说法证据不足。我们现在认为它是一种表示实现或完成的动相补语(phase complement)。

这里需要解释一下动相补语。这个概念是由赵元任(1970)最早提出的:“有少数几个补语是表示动词中的动作的‘相’而不是表示动作的结果的。”(注:赵元任(1970)的phase complement,吕叔湘先生译作“动相补语”(赵元任1979),丁邦新先生译作“状态补语”(赵元任1980)。这个概念在有关的文献里称名不尽一致,例如张洪年(1972)、梅祖麟(1994)称作“状态补语”,郑良伟(1992)、刘丹青(1994)、连金发(1995)、李讷与石毓智(1997)则分别谓之“时段语”、“唯补词”、“时相词”、“指动补语”。同时,学者们在使用这个概念时,所指范围也有宽窄之别。)赵氏举出的例子有:

着:猫逮着(了)耗子。我碰着(了)一件怪事。到:我碰到(了)一件怪事。

见:看见 听见 梦见 碰见 遇见过:我吃过了饭就走。

动相补语是表示实现或完成的补语性成分,它跟结果补语、完成体助词在语义特征和句法表现上均有纠葛之处。以结果补语、完成体助词为参照对动相补语的语法特征作对比分析,可以看出它的若干特点:

a 动相补语与结果补语。

a[,1] 基本语义:结果补语虽然隐含“实现/完成”的语义特征,但其基本语义是表示动作的结果。动相补语虽有时兼有“结果”的附加语义,但其基本语义是表示动作/状态的实现或完成。

a[,2] 表述功能:结果补语具有潜在的表述功能,这种潜在的表述功能可以通过动补结构的变换形式得以实现。如“小王喝醉了酒——小王喝酒,小王醉了”。动相补语不具备这种潜在的表述功能,因而不能作上述变换。

a[,3] 语义指向:结果补语的语义指向可以是施事、受事,也可以是谓语动词。动相补语是表示动作时相的句法成分,所以它的语义指向只能是谓语动词。

a[,4] 扩展形式:含有结果补语的动补结构通常具有扩展形式,可以通过引进结构助词“得”变成组合式状态补语结构。如“吃饱——吃得很饱/吃得饱极了”。动相补语没有上述扩展形式。

b 动相补语与完成体助词。

b[,1] 有无可能式:含有动相补语的动补结构,可以在动词和动相补语之间插入“得/不”变成可能式动补结构。动词和完成体助词(如“了1”之间则不能插入“得/不”变成可能式。(注:现代汉语里“吃得了”、“吃不了”中的“了”是可能补语,与完成体助词“了”是两个不同的语素,二者缺乏同一性。)

b[,2] 能否用在动结式之后:完成体助词(如“了1”)可以用在动结式动补结构之后、宾语之前,如“气死了周瑜”。动相补语通常兼有“结果”义,所以一般不用在动结式之后、宾语之前的位置上。

b[,3] 能否后接完成体助词:“动词+动相补语”格式可以后接完成体助词,如“逮着了耗子”,而“动词+完成体助词”之后不能再出现同类的体助词。

b[,4] 音韵形式:动相补语可以表达焦点信息,能念焦点重音;完成体助词不能表达焦点信息,不念焦点重音。而且在普通话以及有轻声的方言里,完成体助词总是念轻声,并有元音弱化现象;动相补语或念轻声,或不念轻声。

根据以上的分析,并征之历史文献和方言材料的语言事实,可以得到一个比较清晰的虚化链:结果补语>动相补语>完成体助词

动相补语居于虚化链的中段,显然是一种虚化中的语法成分。由于动相补语是一种处于虚化过程之中的语法成分,所以不同的动相补语或者同一动相补语处在不同的虚化阶段,往往显示出不同的虚化程度。有的动相补语还带有明显的“结果”义,虚化程度较低,性质近于结果补语,如“着”(“打着了”)。有的动相补语已完全失去“结果”义,只表示实现或完成,虚化程度甚高,性质近于完成体助词,如表完结的“过”(过1:“吃过了饭就去”)。

我们说上面乙类例句中的“了”也是动相补语,是基于下面的考虑:

与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相比较,研究历史语法的困难在于,我们不具备古人的那种语感,对于那些处于虚化之中的语法成分,其语义上的某些细微之处,我们往往并不十分敏感。因此,在给这些语法成分定性时,不能完全依靠语义分析和意念把握,而应该更多地着眼于形式分析,寻求形式上的依据。具体到乙类“动+了”格式中的“了”字,尽管它的意义已高度虚化,但它并没有用于“VC+了+O”格式,所以还不能看作完成体助词。这类“了”字既不能视为完成体助词,又非“完”义结果补语,那它只能是动相补语,一种高度虚化了的动相补语。(注:梅祖麟(1994)也认为唐五代“了”字有状态补语用法。不过,梅先生所举“了”用作状态补语的例子,包括“动+宾+了”、“动+了”以及“动+了+宾”三式里的“了”字,范围较本文认定的动相补语为宽。)

二 “动+了+宾”格式的来源

2.1在1.3里我们把唐五代“动+了”格式中的“了”区分为两类:甲类是表结果的“完”义动词,乙类是表实现或完成的动相补语。显然,乙类是由甲类进一步虚化而来的:

甲类“了” 结果补语>乙类“了” 动相补语

“了”由甲类的结果补语变成乙类的动相补语,一方面是“了”的意义高度虚化,另一方面是“了”与动词的粘合更加紧密。这两种因素造成动相补语“了”和动词在唐五代时期“已经具有很强的凝结成一个句法单位的倾向,即‘了’在很大程度上形态化了”(李讷、石毓智1997)。由于“了”字作为动相补语已开始“形态化”,原先“动+了 结果补语”格式不能带宾语的限制被打破,于是“动+了 动相补语”格式开始带上了宾语,这就形成了“动+了+宾”格式。即:

[动+了 动相补语]+[宾]>[动+了+宾]

现在需要解释这种结构变化的动力。我们认为,[动+了 动相补语]+[宾]>[动+了+宾]这一结构变化跟唐五代其他动相补语所处格式的类化影响有关。

唐五代时期的动相补语,除“了”外还有“却”、“得”、“将”、“取”、“来”等。这些动相补语都有“动词+动相补语+宾语”(A类)和“动词+动相补语”(B类)两种格式(以下各词分A、B两类各举2例):

(39)汉帝不忆李将军,楚王放却屈大夫。(李白《悲歌行》,《全唐诗》,1722页)

(40)吾早年好道,常隐居四明山,从道士学却黄老之术。(《宣室志》,《太平广记》卷七四)

(41)经时未架却,心绪乱纵横。(《玉堂闲话》)

(42)定拟说,且休却,看看日落向西斜。(《敦煌变文集》,354页)

(43)张良说计甚希有,其夜围得楚家营。(同上,844页)

(44)行得廿余里,遂乃眼润耳热。(同上,8页)

(45)牡丹枉用三春力,开得方知不是花。(司空图《红茶花》,《全唐诗》,7264页)

(46)营已入得,号又偷得。(《敦煌变文集》,38页)

(47)收将白雪丽,夺尽碧云妍。(白居易《江楼夜吟元九律诗成三十韵》,《全唐诗》,4896页)

(48)买将病鹤劳心养,移得闲花用意栽。(李中《赠朐山孙明府》,同上,8514页)

(49)闲地占将真可惜,幽窗分得始为明。(许书《中秋月》,同上,8220页)

(50)壮士一见,当下擒将,把在将军马前。(《敦煌变文集》,203页)

(51)凭君画取江南胜,留向东斋伴老身。(张祐《招徐宗偃画松石》,《全唐诗》,5839页)

(52)若要欲得眼亲逢,学取经文便合同。(《敦煌变文集》,664页)

(53)与君略出甚深,悟取超于生死。(同上,625页)

(54)一万二千天上女,师兄收取且祗恭。(同上,627页)

(55)赋来诗句无闲话,老去官班未在朝。(张籍《赠王秘书》,《全唐诗》,4334页)

(56)如此而论,读来一百遍,不如亲见颜色,随问而对之易了。(韩愈《与大颠书》,《全唐文》,卷五五四)

(57)生计抛来诗是业,家园忘却酒为乡。(白居易《送萧处士游黔南》,《全唐诗》,4921页)

(58)富贵祝来何所遂,聪明鞭得无转机。(元稹《长庆四年元日郡斋感怀见寄》,同上,4601页)

我们说上面例子里的“却”、“得”、“将”、“取”、“来”也是动相补语,理由是(i)典型的完成体助词(如普通话里的“了1”)只表示实现或完成的语法意义,不带有任何附加语义。而“却”、“得”、“将”、“取”、“来”除了表示实现或完成的语法意义外,还不同程度上带有某种附加意义。如“却”通常兼有程度不同的“消失/去除”义,“得”、“取”或多或少地兼带“达成”义,“将”、“来”也并未完全失去“移动/达成”义。与此相联系,完成体助词跟动词的组合面宽,对所能粘附的动词没有选择性。而“却”、“得”、“将”、“取”、“来”跟动词的组合面相对较窄,它们对所能组合的动词有明显的选择性。譬如,“得”、“取”兼有“达成”义,所以“得”、“取”所粘附的多为“获得”义动词。“却”兼带“消失/去除”义,所以“却”多与“消失/去除”义动词组合。(ii)句法表现上,典型的完成体助词区别于动相补语之处是,前者可以用于"VC[]O"句法槽,而后者不能。上举的“却”、“得”、“将”、“来”唐五代时期都没有用于"VC[]O"句法槽的例子。

可见,唐五代文献里过去被视为动态助词的“却”、“得”、“将”、“取”、“来”等,其实跟我们上举乙类“了”的性质一样,也是一种高度虚化的动相补语。(注:把表示实现或完成的“却”、“得”、“将”、“取”、“来”看作动相补语,并非本文的发明。此前,梅祖麟(1994)把“却”、“著”、“得”分析为状态补语,连金发(1995)谓之时相词,李讷、石毓智(1997)称之为指动补语。不过,以上诸家并未予以论证。)

唐五代时期,“了”跟“却”、“得”、“将”、“取”、“来”虽然都可以用作动相补语,但它们使用的格式不同。如前所述,“却”、“得”、“将”、“取”、“来”均有“动词+却(得、将、取、来)+宾语”和“动词+却(得、将、取、来)”两式,“了”字只有“动+了”格式,于是受“动词+却(得、将、取、来)+宾语”格式的类化影响,“动+了”便带上宾语形成了“动+了+宾”。

此外,还有一个现象能为上面的假设提供旁证,即“[动+过]+[宾]>[动+过+宾]”的结构变化。

现代汉语里表完结的“过”(即“过1”:“吃过了饭就去”),按照赵元任(1970)以及上文的分析,是动相补语。这类用法的“过”始见于唐五代(刘坚等1992,曹广顺1995,吴福祥1996):

(59)每至义理深微,常不能解处,闻醉僧诵过经,心自开解。(《纪闻》,《太平广纪》卷九四)

(60)远公对曰:“贱奴念得一部十二卷,昨夜总念过。”(《敦煌变文集》,177页)

据曹广顺(1995),唐代“过”使用的格式以“动+过”为常,“动+过+宾”极少见,曹氏调查到的例子中只有1例是“动+过+宾”(即上举例(59))。宋代“过”仍以用于“动+过”为多,但“动+过+宾”的比例稍有提高,在曹氏所举《朱子语类》的10例中,有3例“过”用于“动+过+宾”。元代的情况发生了变化,“过”字使用的格式已从宋代的以“动+过”为主变为以“动+过+宾”为主,带宾语例子的数量开始超过不带宾语的例子。以上所述曹氏的考察可粗略地描写为:唐代:动+过;宋代:动+过+(宾);元代:动+过+宾,动+过。

很显然,宋元出现的“动+过+宾”其实就是唐代的“动+过”带上宾语而成的:

[动+过]+[宾]>[动+过+宾]

“过”与“了”同为动相补语,二者用法基本相同。从上面的叙述中可以看到,“过”开始虚化为动相补语时,最初只限于“动+过”格式,入宋以后,“动+过”逐渐带上宾语而形成“动+过+宾”格式。从“过”由唐至元的“[动+过]+[宾]>[动+过+宾]”的结构变化,可以看出“[动+了]+[宾]>[动+了+宾]”的结构变化完成可能发生。

2.2上面的讨论是想证明,唐五代时期的“动+了+宾”来源于“动+了”带上宾语。剩下的问题是,既然“动+宾+了”格式中的“了”字没有前移,那么它后来“何处去”了?我们认为这类“了”是现代汉语“了[,2]”的来源。从晚唐五代开始,“动+宾+了”里的“了”逐渐虚化,最终在宋代变成表示新情况出现的事态助词。(注:我们说唐五代“动+宾+了”格式中完成动词“了”到宋代变成事态助词“了(即了[,2])”,并不意味着“动+宾+了(事态助词)”出现后,“动+宾+了(完成动词)”就立即从文献中消失。实际情况是,唐五代以后,“动+宾+了(完成动词)”作为表达完成体的辅助形式,一直持续、沿用到元明时期。语法演变中,新形式出现后,旧形式未必立即消失,新、旧形式往往有一个并用、竞争的阶段,直到新形式完全替代旧形式。这是历史语法中常见的现象。)即:

唐五代:动+宾+了 完成动词>宋代:动+宾+了 事态助词

吴福祥(1996)对这个演变过程作了简单的勾勒,这里不重复。

三 完成体助词“了”的产生

3.1如果以上关于“动+了+宾”格式来源的讨论可以成立,那么对唐五代“动+了+宾”格式中“了”的性质就应该重新考虑。以往的研究通常是把它看作完成体助词,现在我们认为它也是一种动相补语。这是因为:(i)既然“动+了+宾”是由[动+了 动相补语]+[宾]而成,那么“动+了+宾”格式形式之初,其中的“了”自然是动相补语。(ii)在完成体格式"VXO"中,完成体助词、动相补语以及结果补语都可以在"X"位置上出现,换句话说,单凭"VXO"格式,我们并不能确定其中的"X"就一定是完成体助词。因此,除非有"VCXO"格式,我们才能断定其中的"X"一定是完成体助词。(iii)前面提到,唐五代乙类“动+了”格式中“了”是一种高度虚化的动相补语,如果单纯从意念上看,它跟现代汉语完成体助词“了[,1]”并无不同。因此,“动+了+宾”中的“了”至少有动相补语和完成体助词的两种可能,单凭“动+了+宾”格式,我们并不能确定其中的“了”是动相补语,还是完成体助词,除非“了”字见于“动+补+了+宾”格式,我们才能认定它是完成体助词,但在唐五代文献里目前还没有发现这样的例子。所以我们认为前举例(1)-(11)“动+了+宾”格式中的“了”跟乙类“动+了”格式中“了”一样,都是一种高度虚化了的动相补语。(注:梅祖麟(1994)也倾向于把唐五代“动+了+宾”格式中的“了”字看作状态补语(phase complement)。梅先生是这样解释“动+了+宾”格式的产生的: (甲)晚唐五代有若干“动+状态补语+宾”结构,如“V却O”、“V得O”、“V著O”。 (乙)“了”字也有一部分是状态补语,但“了”字在晚唐五代总是处在宾语之后。 (丙)由于模仿的作用,“了”字占据“却”、“得”、“著”在动宾之间的位置,形成“V了O”。 以后“V了O”中的“了”再继续虚化,变成完成貌词尾(梅祖麟1994)。尽管梅先生和我们对“动+了+宾”格式的产生有不同的说法,但在认定“动+了+宾”格式中“了”是动相补语(phase complement)这一点上则是一致的。)

尽管“动+了+宾”格式中“了”还没有虚化成真正的完成体助词,但是这一语法格式的产生在“了”的语法化进程中却具有极为关键的作用,它为完成体助词“了”的产生创造了必要的句法环境。下一步的演变是,“了”字在“动+了+宾”格式里进一步虚化,最终在宋代完成语法化过程,变成完成体助词:

(61)恰则心头托托地,放下了日多萦系。(毛滂《惜分飞》,《全宋词》,677页)

(62)如今都教坏了学生,个个不肯读书。(《朱子语类》卷一)

(63)目下放过了合做底亲切工夫,虚度了难得少壮底时日。(《朱子语类辑略》卷七)

(64)空搅乱了正当底行阵。(同上,卷七)

上面的例子里,“了”用于“动+补+了+O”格式,无疑是完成体助词。例(61)引自毛滂词。毛滂系北宋词人,生卒年不详。《全宋词》作者小传谓毛滂:“元符二年(1099)知武康县……五年(1106)送吏部与监当”。据此可以断定,完成体助词“了”的产生至迟不晚于11世纪末。

3.2如前所述,唐五代时期动相补语“却”、“得”、“将”、“取”等和“了”都可以用在“动+动相补语+宾”和“动+动相补语”格式里表示实现或完成,那么,为什么只有“了”字到宋代进一步虚化完成体助词,而“却”、“得”、“将”、“取”等并没有发生相同的语法化呢?我们推测原因可能有以下两点:

(i)作为动相补语,“了”的前身是“完了”、“终了”义动词,“却”、“得”、“取”、“将”的前身分别是“退”、“获得”、“取得”、“携持”义动词。就语义关系而言,动词的“完了/终了”义跟表完成的体意义最为直接,二者具有很高的相关性。由“终了/完了”的词汇意义逐渐虚化成表完成的体意义是一种较为自然的概念转换,比较符合人们的语言心理。

(ii)同为动相补语,“了”的虚化程度要高于“却”、“得”、“将”、“取”。前面提到,“却”、“得”、“将”、“取”在表示实现或完成的同时,总不免带有某种附加意义。而“了”作为动相补语,只表示实现或完成的语法意义,附加意义并不明显,特别是“动+了+宾”格式里的“了”,语义上,已看不出它跟现代汉语里完成体助词“了[,1]”有什么不同。“了”与“却(得、将、取)”虚化程度的差异同样也表现在跟动词的组合能力上。石浸(1997)通过对《王梵志诗》、《全唐五代词》、《二程遗书》、《象山语录》等唐宋四种文献中“了”、“却”、“取”、“将”用例的穷尽统计和定量分析,指出:(i)“了”前的动词可以是非动作动词“有、无”等,而“却”、“取”、“将”前的动词只能是动作动词。(ii)“了”可以跟在动补、动宾、并列词组之后,“却”、“取”、“将”不能。这就证明了“了”的语法化程度比“却”、“取”、“将”要深,虚化得能跟在不能带补语的非动作动词“有、无”等之后,还能跟在动补结构之后(石浸1997)。

动相补语“了”的前身所具有的词汇意义跟完成体的语法意义具有相关性,而“了”的虚化程度又较“却”、“得”、“取”、“将”为高,所以到了宋代,语言实践选择“了”作为完成体助词。

四 结语

以往的学者鉴于“动+了+宾”格式在唐代出现,认为汉语完成体助词“了”产生于唐代;本文认为唐五代“动+了+宾”格式里的“了”还只是一种高度虚化的动相补语,典型的完成体助词“了”要到宋代才能见到。这是我们跟前人看法不同的地方。不仅如此,考察汉语的历史文献,我们还发现,汉语其他体标记,如持续体(动作或状态持续)标记“着”、经历体标记“过(过2)”、短时体标记“V-V(如“看一看”)”、起始体标记“起来”、延续体标记“下去”等,都是在宋代出现的。而且一些重要的体标记,如“着”、“了”、“过(过2)”等,都经历了“动词>结果/趋向补语>动相补语>体助词”这一相同的语法化过程。这些体标记产生时间的一致性以及演变过程的类同性,似乎透露出汉语语法演变过程中某些规律性的信息。圆满地解释这一语言现象还需要在更大的语料范围内和较高的理论层面上分析事实,思考问题,揭示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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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动+物”格式的起源与完成体辅助词“Le”的出现_动宾结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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