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货币信用学说研究的思维方式和方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说论文,思维方式论文,货币论文,信用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金融学说是经济学说的组成部分，以经济学说的基本原理为基础，并随着经济学说的发展而发展。西方经济学说的发展史表明，经济学说的发展曾经历了“三次革命”：第一次是“斯密革命”，确立了“看不见的手”的原理，强调市场自由竞争，把人的经济行为描述为，在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在市场竞争中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同时有利于增进他人及整个社会利益。斯密的这一核心思想一直主宰着西方经济学界，是市场经济供求调节的理论基础。从方法论说，他把人类行为学、社会心理学和伦理学纳入经济学的研究之中。第二次是“边际革命”，尽管其理论基础是主观的效用价值学说，必须受到批判，但把研究的重点从基础转到应用，从生产转到消费，从供给转到需求，解决了当时社会经济生活中面临的而传统理论又不能解释的问题，不能不说是经济学研究上的一次“飞跃”。从方法论上说，边际革命把微分数学运用到经济分析中来，已被更多的人所接受。第三次是“凯恩斯革命”，确立了“总量分析”理论，发展了“有效需求”理论，主张国家干预、调控市场，成为“宏观经济学”产生的重要标记，是经济学研究的又一新的转折。
经济学发展的“三次革命”表明，经济学与其说是一种学说，还不如说是一种方法，一种思维工具，一种构思技术。金融学说是在经济学发展的“三次革命”下形成和发展的，它主要包括货币学说、信用学说和金融发展学说。
货币学说研究的思维方式和方法
货币学说主要包括：货币定义理论；货币需求理论；货币供给理论；通货膨胀理论；货币政策理论。
（一）货币定义的研究有两种方法，即规范研究法和实证研究法。规范研究法在特定范围内从寻找事物的特征入手，界定货币的基本内容。西方经济学认定，货币的特征是货币所具有的职能，凡是具有货币职能的事物都应定义为货币。西方经济学家大都认为货币有四大职能，其中价值标准和延期支付标准是抽象的，交易媒介和价值贮藏手段是具体的，就具体的货币而言，凡是能够充当交易媒介和价值贮藏手段的物体都是货币。履行这样的职能的货币是多少，一些经济学家采取实证研究的方法，也就是运用统计资料进行具体分析，设法求出与概念上的货币相符合的实物载体。这种研究方法从确立概念入手，然后用载体加以证实。概念是规范的产物，是回答“货币是什么”，实证是寻求“什么是货币”，先确立“货币是什么”，后寻求“什么是货币”，因而实证研究只不过是规范研究的继续和具体化。但实证研究的意义不仅如此，经济学家们往往出于探讨、制定、执行货币政策的需要，进行实证研究。这种研究是根据经验数据找出与选定的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以便寻求适量标准。在当代，这一方面最具有代表性的经济学家是弗里德曼，他通过对近百年统计资料进行的分析，认为货币总量与名义国民生产总值具有较高的相关关系，具有货币政策意义的货币层次应是M[，2]。
（二）在货币需求理论研究方面，值得注意的是从宏观货币需求理论向微观货币需求理论的转化。宏观货币需求理论的起源可追溯到威廉·配第，他在《政治算术》中分析了一国的商品交易需要多少货币的问题。以后，詹姆斯·斯图亚特指出了一国流通的货币量必须同生产投入市场的商品和居民的生产活动相适应。马克思称赞他“是第一个推出流通中的货币量决定于商品价格的人”。继斯图亚特之后，亚当·斯密、李嘉图、马克思也从商品流通的总体上论述过宏观货币需求。但西方经济学家们不是从商品流通总体上去继续研究宏观货币需求，而是把货币需求的研究转到个量上来，考察个人、家庭、企业等这些经济单位对货币量的需求。最先向这方面转变的，要算欧文·费雪，他提出的方程式M·V＝P·T本来是表示一国商品和劳动的交易额（P·T）与货币流通周转量（M·V）的衡等关系，但他把方程式变型为M＝P·T／V，从而将总量分析转到个量分析上去了，因为公式中的M表明的是货币供给存量，存量一定存在于社会公众的一定时点中，而影响这一存量变动的是P、T、V这三个因素。继费雪之后，英国剑桥学派的代表人物马歇尔、庇古提出了现金余额说，其公式为P＝K·R／M（P为单位货币的价值，R为一国在一定时期的所得，K为现金占所得比例，M为货币供给量）。这一学说的核心是K，在马歇尔、庇古等人看来，人们的所得可投资于生产，可用于消费，可以现金形式保持。K表示持有现金与所得的比例，从而反映了这些因素对货币需求的影响。后来现金余额公式被罗伯逊改为P＝M／KT（P为物价水平、M为货币供给量、T为交易量值，K为一年中持有货币的时间，用12个月的几分之几表示），若K等于费雪交易方程式1／V，则现金余额说中的公式与费雪的交易方程式完全一致。但关键在于区别的不是形式，而是内容：马歇尔、庇古等人认为，人们是否持有现金取决于三种用途的选择，而选择的驱动力是利弊的权衡，所以他们这样去思考问题，就把货币需求理论从客观转向了主观，从宏观转向了微观，真正建立起了微观货币需求理论。凯恩斯是宏观经济学的奠基人，但他推崇微观货币需求理论，他继承了马歇尔、庇古等人关于权衡利弊持有货币的观点，并运用“收入支出分析”法，将货币需求理论建立在“流动性偏好”的基础上。他把人们持有现金概括为交易动机、预防动机和投机动机，并认为前二者对货币的需求与收入呈递增函数，后者对货币的需求与利率呈递减函数，更明确地把人们持有货币的多少与其得失大小联系起来，发展了货币需求的利弊权衡论。在货币需求理论的研究上，还值得提出来的是鲍莫尔和托宾等人的货币需求的存贷管理理论和资产选择理论。他们把管理科学中最适度存货控制技术运用到货币需求研究中来，提出了持有现金的机会成本的概念，是对货币需求理论研究的发展。当代货币数量论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对货币需求理论的贡献主要是两个：一个是他设计了比较完整的货币需求函数，确立了影响人们持有货币量的基本因素，强调货币需求理论就是明确货币需求由何种因素决定的理论，而不是关于产量、货币收入或物价的理论。另一个是实质货币需求函数，并运用美国在1890—1954年期间的经验数据，得出了人们的所得每增加1%，则实质货币需求增加1.8%的结论。
当代西方经济学家推崇微观货币需求理论，他们在研究方法上都着眼于人们对经济变量的预测，分析人们持有货币或不持有货币；持有多少的动机。这样的分析基点是：作为“经济人”都是追逐个人利益的，在追逐个人利益中总要作出自己的预期和判断。
（三）对于货币供给理论的研究，西方经济学家大多用数学语言来反映影响货币供给的因素，描述货币供给的过程，建立了多种方程式。在众多的方程式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弗里德曼—施瓦兹的货币供应方程式（简称弗—施方程），和泰根的货币供应方程式（简称泰根方程）。“弗—施方程”把货币定义在交易媒介职能的基础上，把其它金融资产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存款不包括在货币项目之中，从而在公式中排除了其它金融资产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对货币供给的影响。这一公式假定，存款与准备金的比率、存款与通货的比率是个常数，比较稳定，货币供给量的变动完全取决于基础货币的供给。“泰根方程”把货币定义在价值贮藏职能的基础上，充分注意到商业银行存款与其他金融资产的相互替代性，从而在公式中包含了其他金融资产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对货币供给量的影响。由于商业银行存款和其他金融资产的相互替代受国民所得、利率结构、利率水平的影响，因而货币供给量不仅由货币供给主体决定，而且由国民所得和利率结构、利率水平决定。这两类方程的比较，可以看出它们假定的前提条件不同，引入的参数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同。哪一种数学公式更能反映经济生活中的现实，著名经济学家詹姆斯·托宾的看法是：泰根的货币供应方程式是一种“新的观点”。
（四）在西方经济学的通货膨胀理论中，具有代表性的有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理论、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理论、结构性的通货膨胀理论。它们作为一种解释通货膨胀成因的理论，是以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为条件的，有其特定的内容和含义：（1）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的理论认为，通货膨胀的产生是由于总需求的增长超过了总供给的增长。总需求是由货币供给而产生的需求，总供给是按现行价格计算的可能提供的供给，因而进一步说来，这种类型的通货膨胀是由于货币的供给超过了按现行价格计算的商品和劳务的价格。（2）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理论认为，通货膨胀的产生，不是由于总需求超过总供给，而是由于企业产品的成本增加，而产品成本增加的原因主要是工人工资的增长超过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3）结构性通货膨胀的理论认为，通货膨胀的产生，既不是由于总需求超过总供给，也不是因为工资增长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而是由于一些部门需求过旺或者成本上升价格上涨，使得另一些部门向它看齐，从而导致整个物价水平的上涨。这种理论实际上是综合了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和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分析，认为物价上涨的原因，既有需求拉动，又有成本推动。以上这三种理论是用三种不同的方法分析同一个问题，有三种不同的核心思想和三个不同的行为目标。（1）以总需求拉动去解释通货膨胀，是一种宏观分析法，核心思想是货币供给过多，没有闲置的资源可以利用，因而物价上涨，行为的目标是要求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2）以成本推动去解释通货膨胀，是一种微观分析法，核心思想是成本增加，厂商为了保持原有利润不下降，因而物价上涨，行为的目标要求实现成本与利润的平衡；（3）以结构性去解释通货膨胀，是一种中观分析法，核心思想是某一部门率先涨价，另一些部门攀比，所以整个物价水平上涨，行为的目标要求实现部门之间的利益平衡。三种理论产生的经济环境都是生产过剩，市场供大于求，不涉及资源短缺，而且是仅就经济因素分析经济问题，不涉及制度因素、人口因素、心理因素和人为的因素。
（五）货币政策理论包括：货币政策目标理论；货币政策工具理论；货币政策传导理论；货币政策效果理论；货币政策选择理论。西方经济学家一般都承认货币政策有四大目标，即物价稳定、就业充分、经济增长、国际收支平衡。这四大目标并不是同时提出的，而是随着社会经济形势的变化、发展确立的，也就是说某一个最终目标的提出与当时的社会经济形势的变化、发展相关。大体说来，物价稳定目标的提出是在本世纪三十年代以前，那时西方经济社会普遍实行金本位制，货币数量的变化不能对产出、收入、就业发生影响，只能对物价发生影响，所以经济学家们提出货币政策要以物价稳定为最终目标。就业充分目标的提出是在本世纪三十年代世界性经济危机以后，那时经济萧条，失业剧增，增加就业成为货币政策首要关注的问题。经济增长目标的提出是本世纪五十年代以后，那时世界经济形势发生了显著变化，即在资本主义体系外，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迅速增长，在资本主义体系内，西德、日本战后经济迅速起飞，而美、英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迟缓，在这种状况下，西方经济学家提出货币政策的第三个最终目标要着力于经济增长。国际收支平衡目标的提出是本世纪六十年代以后，由于世界经济的发展，各国交往频繁以及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国际收支状况成为各国经济稳定和发展的因素，因而国际收支平衡便成为货币政策谋求的第四个政策目标。总之，货币政策的四大最终目标是随着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变化而提出和确立的。在某一个国家或在一个国家的某一时期中，对这四个目标的选择有其侧重点。
货币政策工具是货币当局用以实现目标的手段，大体说来有两大类，即一般货币政策工具和选择性货币政策工具。前者，作用的对象是整个商业银行系统的资产和负债，作用的效应是整个社会的货币信用状况；后者，作用的对象是个别商业银行的资产和负债，作用的效应是某些领域的货币信用状况。
在货币政策理论中，值得关注的是货币政策传导理论，即通过什么机制发挥政策效应的理论。大体说来，政策传导理论有三种类型，即：（1）资产结构调整效应的传导机制；（2）财富变动效应的传导机制；（3）信用供给可能性效应的传导机制。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资产结构调整效应传导机制。资产是人们拥有的财产，它包括实物资产与金融资产等，金融资产中又包括货币资产和非货币资产。资产具有盈利性、流动性、安全性。所谓资产结构调整效应，简单地说就是通过货币供给量变动影响各经济主体资产结构的调整，进而影响经济生活的变化。在西方经济学说中，由于古典学派不认为货币是一种金融资产，因而在其理论体系中无所谓“资产结构调整效应”。确立资产结构调整效应理论的是凯恩斯、弗里德曼和托宾等人。凯恩斯的资产结构调整效应理论，能够描述为以下传导机制过程：货币供给量变动通过货币供求变化→影响利率水平变动通过利率与资产边际收益率比较→影响人们资产结构变动通过增加或减少投资→影响国民生产总值变动。弗里德曼的资产结构调整效应理论，能够描述为以下传导机制过程：货币供给量变动通过货币持有量的增减→影响资产盈利性与流动性的平衡通过买卖→影响金融资产与实物资产价格的相对变动通过两种资产的相互转化即增加或减少投资→影响国民生产总值变动。从上述两种传导机制的比较可以看出：凯恩斯重视利率变动的作用，而弗里德曼却重视两种资产价格相对变动的作用。这是因为在弗里德曼看来，利率变动的状况是不确定的，它产生的即期效果与它的滞后效果可能相反，同时他认为人们持有的资产多种多样，能相互转化，不限于凯恩斯说的实物资产和债券。托宾的资产结构调整效应理论，能够描述为以下传导机制过程：中央银行变动基础货币通过增减超额准备金→影响商业银行资产结构通过银行派生存款→影响货币供给量变动通过利率变动→影响有价证券价格变动通过股票融资→影响实际资产的投入产出，进而影响国民生产总值变动。托宾的资产结构调整效应传导机制理论与凯恩斯、弗里德曼的理论比较，是强调通过影响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部门的资产结构变动去完成的，而这两个部门资产结构变动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在货币供给量变动的作用下，使它们的资产结构“三性”失衡。
信用学说研究的思维方式和方法
在西方信用学说中，值得关注的是它的利息理论和储蓄与投资的理论。
（一）现代西方利息理论的研究有三个特点：
1.轻视利息产生理论的研究，偏重利息决定理论的研究。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概略地说是因为：（1）以利息性质代替利息的产生。在利息方面卓有成效的要算奥地利经济学家庞巴维克，他较早地推出了《利息学说评述》。在这本书中，他认为对利息学说的研究，要把利息的性质问题与利息的社会问题区分开来，“前者是问利息何以会存在，后者是问利息应不应该存在；要问这利息是否合法，是否正当，有无效用，有无益处，要问这利息应否保留，应否修正，应否废除。理论问题所注意的在于利息的起因（CAUSES），社会问题所研究的主要是利息的效果（EFFECTS）。理论问题所关切的只是事实真相，社会问题所重视的主要在于合宜与否”。庞巴维克做这样的区分，值得肯定的是把利息存在的起因与利息存在的效果区分开来，以启迪人们应分别去研究它们客观存在和对它的利弊评价。但做这样的区分，其缺陷是混同了对利息的评价与利息的产生，不适当地用问利息“是否合法，是否正当，有无效用，有无益处”等同“问利息何以会存在”。他的这种区分，基本上被西方学者接受，因而此后西方学者就不注意分析利息的产生问题了。（2）以利息的决定代替利息的产生。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利息理论的研究大体包括两个部份，一是利息或利率为什么会存在；二是利息或利率怎样被决定，但是在西方利息理论研究中，却把这两个问题混同起来。最先做这种混同的是美国经济学家费雪，他在《利息理论》中认为：利息或利率怎样被决定的问题包含在利息或利率为什么存在的问题之中。“因为，要说明利率如何决定，就牵连到利率能不能是零的问题，即是说，利率是否必定为正数的问题”。利率如果能够是零，则利息不存在，就谈不上利息或利率的决定了。费雪的这一观点提出后，得到大多数西方学者赞同，如科纳第（J·W·Conard）在其著作《利息理论导论》中称：从逻辑上说，费雪提出的利息决定理论包括利息存在或产生理论是正确的。“只要这个简单的逻辑推理没有被证实是错误的，我将继续接受费雪的结论。”不仅如此，科纳第还进一步论证用利息决定理论代替利息产生或存在理论的合理性。他说：利息理论必须建立在影响利率的各种因素的分析之上，如果古典理论所提出的利息产生或存在的理由与利息的决定无关，那么这种理由也应当成其理由。他断言，古典利息理论是错误的。既然把利息的决定因素看成是利息存在的原因，自然就不会单独地去研究利息的产生。
2.着力利息存在的心理分析，淡化利息存在的经济因素解剖。在现代西方利息理论的研究中，不少经济学家都把利息的存在归结为人的“心理因素”，如西尼尔的“节欲说”、马歇尔的“等待说”、费雪的“人性不耐说”、凯恩斯的“灵活偏好说”等。用人们的“心理因素”去解释利息的存在，都基于“经济人”是追求个人利益的理论，都着眼于人们在各个方面付出的代价即耗费的成本的分析。既然人们追求的是个人利益，因而付出了代价就要取得相应的补偿即“报酬”，所以在他们眼中，利息是这样那样的报酬。
3.把利息看作是收入的资本化的标志，一切收入都可转化为资本，认为利率是资本价值的尺度。资产阶级古典学派的代表人物亚当·斯密认为，利息是利润的一部分，因而也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但在这以后，利息就成为分配理论的组成部分。按分配理论，在全社会的收入分配中，工人拿工资，地主获得地租，资本所有者获得利息，企业家获得利润。可是，费雪在《利息理论》中认为这样的划分是错误的，他说：“古典学派经济学对利息的性质及其在分配论中的地位，理解得不够清楚。他对分配下了一个错误的定义，即社会收入划分为利息、地租、工资和利润。其实地租与利息不过是衡量同一种收入的两个方法：地租是指每亩或其他物质单位的收获，而利息则是以资本价值的百分数来表示的同一收获”。他说各种收获都与原本形成一定的比例，以原本乘一定比例得收获，以收获除以一定比例得原本。如果把利息看成是资本化的标志，则一切收入都可资本化，即一切收入都可看作为资本获得利息。这样，“利息就不是收入的一部分而是它的全部了。它包括有所谓地租、利润，甚至工资，因为工人的收入也可以资本化，恰如土地或机器的收入一样。由此，利息可看作是包括所有利息、地租、工资与利润四者，而不把它们当做社会收入中相互排斥的各个部分。”费雪的这种理论，被西方经济学家所接受。1934年，熊比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中肯定了“利息最终成为表示所有收入的形式”。1938年耐特（F·H·Knight）在《资本与利息》一文中，提出了与费雪相同的观点，均把利息看成是收入的资本化的产物。收入资本化后，其价值的大小取决于利率，他说，任何东西的价值就是它预期收入的贴现价值，而利率是贴现的尺度。
（二）利息决定是西方利息理论研究的重心。利息决定理论要考察的是决定利率高低的因素和方式。在西方经济学中，利率理论大体分为三类：边际生产力利率论；局部均衡利率论；一般均衡利率论。
简单地说，边际生产力利率论是指利率的高低决定于最后投入的一个资本单位的生产力。用这一理论去解释利率高低的著名西方经济学家有：杰文斯、庞巴维克、马歇尔、费雪、克拉克等，其中杰文斯、克拉克和庞巴维克的观点具有代表性。杰文斯是边际生产力利率论的创立者，他在1871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中说：“利息率决定于资本最后增加量的利率”，并进一步说：“生产物的增加是为资本投资额的增加量之比率，将决定利息率”。他认为生产物是劳动的产物，随着劳动时间的延长而增加，设t代表时间，F代表一定的生产物，则当时间延长为（t+△t）时，生产物将为F（t+△t），而生产物的增加量则为F（t+△t）－F（t）。在时间t之内，可以得生产物F（t），如果把时间增加△t，则F（t）将成为此时间内资本化的资本额，所以利率的公式为：
这一利率公式表明：杰文斯在分析决定利率因素时，注重时间因素，如资本化的时间愈长，生产物的增加量愈小，则利率越小；反之则反是。继后，克拉克发展了杰文斯的资本边际生产力利率论，提出了“资本边际生产力递减规律”，按这一规律，利息率也将递减。庞巴维克虽然也是边际生产力利率论的先驱者，但他又注重分析资本供求对利率的影响，他指出影响资本供求从而影响利率的七大因素，特别强调“国家维持基金总量”、“靠社会资本维持的生产者的数量”和“从生产过程延长中获得的不同利润量”，这三个因素对资本供求从而对利率具有决定性影响。
局部均衡相对于一般均衡而言，一般均衡强调各种商品和生产要素供求量的相互作用，只有使每一种商品和生产要素的供求趋于一致时，即社会经济实现了全面均衡状态时，某一种商品的价格才能决定。此时，该种商品的价格称为“均衡价格”。如果把各种商品和生产要素分别纳入货物市场、货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证券市场当中，则一般均衡是指这四个市场的供求同时达到均衡。而局部均衡则是指单一市场的均衡。按局部均衡利率论去考察利息率的高低，则有货币供求利率论、信贷资金利率论、储蓄与投资利率论等。用局部均衡利率论的方法去考察利率的变动，范围要小一些，影响的因素要少一些；用一般均衡利率论的方法去考察利率的变动，范围要大一些，影响的因素要多一些。
用局部均衡利率论的方法去考察利率的变动虽然有上述特点，也可以说是优点，但这种方法摈弃了事物之间的相互依存、转化、协调关系。经济生活是复杂的，影响利率的因素很多，要把影响利率的各种因素综合起来考察，就要采取一般均衡利率论。在这一方面，可贷资金利率论的先驱者熊比特，最早开始把利率的实物因素与货币因素结合起来进行一般均衡利率分析；尔后，希克斯—汉森的IS—LM利率论，从储蓄与投资、货币供给与货币需求的均衡去建立一般均衡利率；帕廷金的CC—BB利率论，从商品市场与债券市场的均衡来研究利率的决定。所有这些都是一般均衡利率论的具体运用，特别要指出的是，莫迪利安尼用八个公式论证劳动力市场、债券市场和货币市场如何同时决定利率，从而推动了一般均衡利率理论的发展。
（三）在现代西方储蓄与投资理论的研究中，多注重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二者的数量关系、二者的转化关系。
1.储蓄与投资的因果关系，要表明的是谁决定谁。古典经济学认为，储蓄反映货币资本的供给，投资反映货币资本的需求，在任何时候能够作为投资的储蓄是一定的，投资受储蓄支配，因此是储蓄决定投资。这种论断，自1948年英国经济学家哈罗德的《动态经济学导论》出版后，广为西方经济学特别是各种经济增长理论所接受。但同时也存在着投资与储蓄不存在因果关系的观点，持这种观点的是凯恩斯及其学派，他们认为：储蓄是从国民收入分配形成供给去考察问题，投资是从国民收入使用形成需求去讨论问题，它们是两种不同的人所进行的经济活动。由于两种不同的人的动机不同、行为不同，因而储蓄与投资彼此分离，受不同的因素所决定。他们认为储蓄主要取决于收入，而投资主要取决于预期的资本收益率和利率，不主要受制于储蓄，因此这二者不存在因果关系。
2.储蓄与投资的数量关系，要表明的是二者是否相等。在当代西方经济学中，在储蓄与投资的数量关系上，占主流地位的是凯恩斯的“储蓄衡等于投资”理论。但在过去，凯恩斯并不是这个观点。在1930年出版的《货币论》中，他把储蓄与收入、储蓄与投资联系起来考察，认为“社会的货币收入”由四部分构成，即（1）付予雇员的薪水和工资；（2）企业家的正常酬金；（3）资本的利息；（4）正式垄断的利得租金等等。在他看来，生产要素有工人、企业家、资本和土地，这四者都应获得报酬，因而社会的货币收入＝生产因素的报酬＝生产成本。如果产品的价格按生产成本确定，则产品出卖以后企业家就会获得正常的酬金；如果产品的价格高于或低于生产成本，则产品出卖以后企业家就会获得“意外所得”。凯恩斯把这样的“意外所得”称做“利润”，并认为它可能是正数也可能是负数。如果“意外所得”为正，则将呈现为经济扩张倾向；如果“意外所得”为负，则将缩小其营业规模。要使经济既不扩张又不缩小处于均衡状态，则要使“利润”等于零。但不论“利润”是正数还是负数都不能算做“社会的货币收入”。在确定了“收入”这个概念以后，凯恩斯认为：“我们所谓的储蓄指的是个人货币收入和他对本期消费所作的货币支出之间的总差额”。从凯恩斯前后的表述看。这里的“个人”是指社会成员，只不过在这里“社会成员”仅指企业家和雇员，而把政府置之度外。凯恩斯的投资是指社会资本在一个时期内的净增量。设这一净增量为I，“意外所得”为Q，储蓄为S，则I＝Q+S。即资本净增量等于意外所得加储蓄之和。由于“意外所得”不作为收入，也就不会 形成储蓄，因而储蓄便等于资本净增量减意外所得之差，即S＝I－Q，这样储蓄与投资必不相等。但后来，他在《通论》中对这一观点进行了修正，他认为：
所得＝产品价值＝消费+投资
储蓄＝所得－消费
故 储蓄＝投资
按凯恩斯的解释，这是因为对“所得”这个概念有新的解释之故。他说：“《资本论》中所谓所得，与我现在所谓所得不同。因为在计算前者时，我并不以实得利润作为雇主之所得，而用（某种意义的）‘正常利润’作为他们的所得”。这就是说，现在他以实得利润作为雇主之所得，不再将所得区分为“正常利润”与“意外所得”了。必须指出，凯恩斯所谓“实得利润”是就雇主或企业家总体所得来说的，即就社会总体而论，其“实得利润”量即所得量等于一定时期内企业家买卖产品的总值减去企业家之间买卖的总值。为什么要减去这一部分，这是因为在凯恩斯看来，企业家之间买卖的总值是“全体雇主之总使用者成本”。设企业家买卖产品的总值为A，企业家之间买卖总值为A1，全体雇员之总使用者成本为U，则：
所得＝A－U
消费＝A－A1
储蓄＝A1－U。
把这三者联系起来，即：
所得（A－U）－消费（A－A1）＝储蓄（A1－U）。因而“就社会全体而论，所得超过消费部份（即我们所谓储蓄者）不能不与资本设备之价值增益（即我们所谓投资者）相同。”所以，凯恩斯的储蓄与投资衡等论的核心，是从“社会全体”去考察储蓄与投资的关系，而且这样的考察要结合“所得”和“消费”去进行。
除凯恩斯外，从总体上去考察储蓄与贴现关系的，在当代要算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萨缪尔森在考察储蓄与投资的关系上，与凯恩斯的不同之点是：（1）将固定资产折旧纳入企业储蓄之中，因为在他看来，折旧也代表着一定的供给和需求；（2）提出了“政府储蓄”的概念；（3）将个人储蓄、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量化，提出了“可支配收入”的概念，并进行了实证分析；（4）提出储蓄与投资新的衡等式。
萨缪尔森认为：
个人储蓄NPS＝个人可支配的收入D1－消费C；
企业储蓄GCS＝企业可支配的收入－消费C+折旧；
政府储蓄NGS＝税收T[，x]－转移支付T[，r]－政府购买商品和劳务的支付G。
由于GNP＝C+[NPS+GCS+NGS]+G；
又由于GNP＝C+I+G；
所以I＝NPS+GCS+NGS。
萨缪尔森提出的新的储蓄与投资的衡等式自然可以讨论。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他研究储蓄与投资的思维方式和方法：如把社会总储蓄分做三部分；把个人、企业、政府的收入区分为可支配收入、转移性支付、购买性支付等。
3.储蓄与投资的转化关系，要表明的是二者怎样相互推动作用于经济的增长。在西方经济学中，储蓄与投资的转化关系，多强调利率的推动作用，认为：储蓄是利率的正函数，随利率的升降而升降；投资是利率的反函数，随利率的上升而下降，随利率的下降而上升。但值得注意的是供应学派强调税率对储蓄和投资的决定性作用。供应学派认为，不能笼统地说储蓄受收入的影响，它一方面受制于可支配收入，另一方面受储蓄收益的影响，而这二者都与税率有关。高税率直接减少可支配收入，削弱储蓄的能力，减少储蓄的收益；相反，则反是。他们认为，对投资者来说，虽然利率是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因为企业家是否投资，不仅要看企业收益，而且要看经济发展前景和各种生产要素的创造发展。此外，西方经济学中对二者的转化，也注重考察人的经济行为，认为储蓄是消费者集体经济行为的结果，不同人的经济行为取决于不同的动机和预期。当消费者预期收入增加时，消费增加，储蓄减少；相反，则反是。当投资者预期利润率低于利息率时，投资减少；反之则反是。
对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方式研究，一般概括为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但更注重直接融资的研究。至于投资向储蓄的转化，多与收入联系起来，注重研究投资—收入—储蓄之间的机制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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