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分流中的差异和生成——中国现代诗学建构的困扰与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学论文,中国论文,对策论文,困扰论文,差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20世纪中国现代诗学，经历几番世界诗潮影响熏化，和自身本土诗性开发，不敢说闳中肆外，已拥有辉煌建构，但起码也展开多元路径。在它们各具活力的部位，萌生着各种富于生成性的元素，日益促成现代诗学的丰厚和完善。
在侧重外来影响向度中，“意象征”诗学首先较成功地解决主体和客体，心灵与外物的契合感应关系，通过意象与象征的媒合化过程，为有限的人生经验情性找到了通向无限精神领域的途径；后浪漫诗学在情感核心地位失落后，仍坚持诗歌的理想理念，坚持情愫、情绪和想象，坚持回复诗歌的抒情功能，在世俗与神性两种取向中，继续维护人间无法泯绝的浪漫情怀。超现实诗学则撬开潜意识的“水门汀”，前所未有地开发人的“活感性”，奏响了生命诗学的前奏，诗歌从此又获得另一辽阔的写作资源；而智性诗学则紧紧抓住经验与智慧这两大要素，全力向哲思“诗想”方位纵深挺进，重建诗歌另一种高度：诗歌是人生复杂经验与智慧的凝结与挥发。
在侧重本土诗学机制发掘上，新古典诗学面对庞大复杂遗产，致力于古典精华在当下创造性转化，致力于母语诗质的活性激发，以及外来文化碰撞中的中国化变造顺应。禅思诗学汲取古代禅宗在宇宙、自然、人生诸方面的营养启悟，相对思维和佯谬语言运作，为现代诗观照世界提供别一种天地。意味诗学是在古代“无”的哲学观与“味感”理论基础上，结合活生生的本土经验，推出以“诗感发生距离”为中心，配套几十种操作手段的“土著”方法论。
在侧重综合性的第三向度中，女性诗学从自身境遇出发，建立角色认同、角色演出和角色不在场三种空间，并出色地提供“躯体写作”范式。都市诗学从“焦虑”出发，更多关注现代文明带来的负面——直指现代文明相当程度的非人性课题。而生命诗学，则从经验积淀走向瞬间体验，很快完成从群类经验的高度概括到个人化亲历的转型，逐步占据诗学主流。与之“搭挡”的日常主义诗学，坚持对平庸乏味的事物挖掘诗意，再度扩容了诗的书写空间，同时也提出新的写作标准。
在神话与反神话、现代与后现代诗学对峙中，解构诗学通过多种模式，向传统文化霸权主义、价值尺度、国家意识形态话语和公用话语进行大规模颠覆，为诗提供了多种可能。与此同时也制造了惨重的艺术“自我毁容”。摇滚诗学部分地参与了同谋，但不同的是，它更多针对现代文明各种征候实施放血开刀，表现出感官开放和灵魂裸裎的特征。神性诗学则在人与神的迭合部，高标良知与人格，充分挖掘人性中的神性，追求宗教般终极关怀。与之呼应是乡土诗学。在某种意义上，乡土诗学是把上帝天堂转换为土地家园，建立以“家园”为核心的本土精神尺度。
以上，十几种诗学分支的生成都交壤于中国现代诗学各具活力的部位，不管是嫁接移植，土生土长或变异改造，都预示了良好长势。它们既有对峙、独立、互否、抗衡的一面，又有交汇、和解、同盟、互补的一面。没有一种分支诗学能够一统天下，独霸一方，而只能在分流中各领风骚。一味从总体上规定诗学本体性，追求统一属性，显然会遇到越来越脱离时代语境的尴尬，况且大陆、台港、海外三大板块不同时空进程的错动，“一锅端”的诗学势必也要遭到抵牾。而那种包举共相、忽视殊相的大“体系”，所造成诗学表面繁荣而实际停步是理应离弃的。事实上，现代诗歌本体形态，早已出现巨大的裂缝与分化，在80年流变中，起码存在着白话诗——广义现代诗——现代诗三种形态的“霄壤之别”，它标示着诗歌质素本身的演化、蜕变，必然引发诗歌内部难以弥合的矛盾与差异。矛盾差异引导我们只能“分而自治”——分别挖掘其间各具活性的部位与环节，钩深致远，以便使散开的殊相更细致地贴近现代诗歌现实。这或许是一种更接近复杂诗学的策略。
多年来，笔者曾有一个美好憧憬，希望世纪末中国出现几位集大成的诗人。集大成意味着把所有优秀诗歌品质褒集于一身，大凡情感的、主知的、智慧的、哲思的、悟性的、通灵的、化境的、纯粹的、本真的、神性的……统统交汇一体，而对应于诗学理论，则应出现近似于某种绝对的、科学的、严整的、规范的，贯穿古今，横越中西，包笼一切好诗经验秩序的大诗学殿堂。
事实上，此种绝对统一规范的诗学体系和价值尺度是难以实现的。笔者愈来愈深刻体察到，诗学理论的有限与诗歌实践的无限性是一对无法克服的矛盾。现代诗歌易变的本性决定它比任何艺术品类会更快产生新的经验、新的矛盾、新的差异。它最容易反秩序，最容易脱轨出格。轻轻一个转身，便把多年集累的规范给突破了，远远把理论与批评甩在背后。这就是现代诗为什么一直成为艺术变革晴雨表之主要原由。尽管它保留某些基质，但总体上已朝向多元分流，多种可能方位发展。藉此看来，中国现代诗学建设，是不必过分追求大一统规范，而应把主要精力集中于各个部位差异性研究上。差异性研究进入深层次，体系性的东西自然就浮托出来了。
二
中国现代诗学建设的资源主要来自三大部份：中国古典文论，西方文论和近一个世纪新诗书写经验的累积。“三驾马车”不管以哪一部份为主导或齐头并进，都将面临很大难度。根本原因：一是这三大资源相当程度上各自独立，有很强的不可替代性。二是从文论到诗学到当下实践诗写，其双向间的三重或二重转换，很难一蹴而就，需要做大量的榫合提升工作。以范畴为例，中国古典文论，即使使用频率很高的气象、境界之类，到现在已无法涵盖全部诗歌类型了，如意境堪称古典诗歌最高美学明灯，千百年来光芒四射，可今天对现代诗来说，大概也只能照射某几种型构的诗歌——如新古典主义诗歌；起承转合一向为古诗的绝对结构准则，现在这种铁“三一律”亦时常被抛在一边了；又如“气”是中国文论独特的专利，混涵无际，很难“国际接轨”，亦不容易做中介转换，且在当下沟通中常常被“各取所需”。故中国古典诗学，存在着一个如何自固有的历史规定遭遇当下语境，于矛盾纠葛中激发活性，以适应新的诗写实践的大问题。
第二部份资源是西方文论。在许多情况下，“照搬”是有必要的。如源于布勒东的“超现实”，它的特定内涵指涉了梦幻、潜意识和自动书写。中国古文论根本没有与之对应的概念。移植到新诗写作中当属新“崛起”，你只能先老老实实借这种舶来品“原旨”，然后才加以发展（如洛夫发展为早期广义超现实主义；严力发展智性超现实；陈东东发展边缘超现实）同样道理，谈论纯粹，你首先得请出瓦雷里，谈论词根，你得用维特根斯坦，谈论本真去蔽，你不好拒绝海德格尔，当然你尽可以把老子庄子和海德格尔一番比较，但从诗学具体阐释出发，你还得多利用后者才能更剀切到位。诸如此类，中国诗论中的空白地带，还得让西方文论进来占领，这是无可厚非的。但它们又是一块块排他性很强，不好啃动的大牛排，不是那么容易可以任由割裂、化解、抽取，不是仅仅一番简单的中西平行比较，或断章取义就可强行撮和的。对空白来讲，全盘接收势在必行。而事实上，只有一小部分文论能够做到真正的中西融汇，典型者如意象；相当一部分却枘凿多多，令中国胃口不是消化不良就是肠道梗潴。
第三部分资源是二十世纪新诗经验。尤其是当下实验写作中，涌现各式各样活生生的新鲜经验，是诗学颇具原创力的活泉。一般来讲，诗人的敏感、尖利、直觉往往走在批评家理论家前面。他们只言片语的深刻往往成为诗学理论发展的因子。一个明显例子是大陆八十年代中期最具诱惑的两个口号“诗到语言止”与“语感”都是诗人首先提出的，经过诗人诗论家共同努力，这两个口号已发展为当代诗歌语言理论一种构成。像语感，在新的诗写理论中，已经脱掉通常我们所理解的语感是对语言感觉这种简单界说，而成为生命体验与诗写传达中的同构互动。正是这种“自生”语言理论，揭橥大陆八十年代后期的生命——语言诗学。又比如于坚稍后提出的“隐喻后退”，打破现代以意象象征为中心的审美规范，渐成一家之说。诸如此类来自当下实践的理论苗头，以独异的不可替代的尖新面貌区别于本土与西洋话语，成为一口生生不息的泉眼。这里有必要强调：除大陆外，海外、台港两大板块诗写经验尽管处在不同时空条件下，其现代诗的现代进程不尽相同，但母语渊源下的交互经验，上升为某种理论结晶而被推广，仍将丰厚当代诗学建设。（如台湾由纪弦首倡，近半个世纪一直不衰的“主知”之强调，加洲大学杜国清近年主张“意象征”合二而一，都颇有建构意义）
衡而统之，窃以为，上述三大资源，除部分尚能相互渗透沟通，相当部分却难以同条共贯，或融汇得不那么贴切到位。它们的独立，不可替代性，加上发展中不断丰富的内涵和外延，使得中华诗学建设在当下显得格外驳杂，各取所需，各自为政。我们确乎陷入了“杂语共生”的历史怪圈。面对这种庞杂的只有少量尚能兼容，大量带着拼盘色彩特征的理论话语，提出所谓全方位整合时机似乎过早。因为“杂语共生”的必然性必要性是无从拒绝的，肯定还要维持一段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这就更加引发我多年来一个念头：与其搞大一统“中央集权”式的诗学，不如分而治之，各搞各的诗学“自治区”、诗学“自辖市”、诗学“开发区”。过早统合，实在无法一揽子解决三大资源的复杂兼容课题，同样也难以缝合三大版块的巨大差异。干吗不在差异的前提下“分而治之”呢？“分而治之”意味着放弃总论式的“本质的虚设”，而改为从各自的逻辑起点出发：生命的、语言的、超现实的、日常的、神性的、解构的、浪漫的、女性的、乡土的……从而建立起十几、二十几个各具特色的诗学畛域，最终便自然形成中华诗学“共同体”、中华诗学“共荣圈”。
在进行这一“分治”的差异性建构中，我以为关键是要以现代性做为“杠杆”，即以现代意识为其统摄。现代性是一个时空概念，它永远处在现在进行时，它首先含纳超越此前的即反叛过去的因素（按哈贝马斯的说法现代性依靠反叛所有标准经验的东西）其次它代表着不断生成的增殖（按帕斯的说法现代性是一个寻找自己的字眼）即在动态过程不断发现自身，不断加入自身，不断创造自身。我所理解的诗学现代性意味着是一种不同于传统习惯的理论思维；意味着一种追求开放、追求创生、不断突破超越的精神。它拒斥封闭、规范、守成思路，在各种阐释、吸纳、派生、自造运作中，更注重当下进行时的质素，从中检索过去，面向未来。故所谓科学的诗学建设，首先当以现代性为“杠杆”做三大资源贯通。换言之，以现代意识梳理好继承／借鉴、一元／多元、先锋／经典，异端／整合诸多关系，不管侧重本土的、力主外来的、坚持“自生”的，都接受现代性、现代意识引领，方能有效地或跨入当代向度的创造性转换，或经营舶来品加工，或做自我增殖的激活。
正是现代性和现代意识充满活力的催化，新诗告别旧诗，终于出落成极富个性的独立自足的文类。新诗沿着白话诗——广义现代诗——现代诗三阶梯演化进程，可望完成自身运动第一个成熟周期。
正是现代性和现代意识，成为新诗写作自我增殖的内在动力，同样也成为现代诗学运作的强大“活塞”。确立以现代性（现代意识）考察、开发三大资源的准则；确立以现代性作为现代诗学的的基石与支柱，暂且把长期来传统的、西洋的、本土的种种“争讼”悬置一边，21世纪中国现代诗学可望获得开阔的视野。
强调现代性，主要强调自身活力。众所周知，新诗历史只有80年，比起泱泱古诗，尚嫌稚嫩，较之西洋诗，留下仿写痕迹，但由于自身巨大活力，竟能在极短时间，抗拒旧诗许多束缚，扬弃自身不少老化、钝化部分，蓄纳西洋许多新质，迅速建立自己初步坐标；拉大与前两者距离，独立形成自己一种参照系。这就是了不起的活力：本质上它不是直接继承的结果，也不是横移的对应，预先的设置，而是在现代汉语语境蜕化中，综合变造的产物、寻找无限可能的收获。表现在诗学形态上，可能是某一术语某一范畴，经由“活力”作用，“自发”生成；可能是某一现象某一言说通过“活力”折磨，最终得到时间裁定。
三
而当前诗学建设，虽经多方惨淡经营，基本已解套意识形态桎箍，回到本体，然而又在商品人情双重夹击下，倒向新的失重：真诚丧失，批评成为应酬、交换、友情出演和廉价抬高；感受力丧失，批评变成年度报表，文化杂碎；标准丧失，批评落入沙龙专利，圈内过度阐释。还有命名抢占，包装炒作，“西”首是瞻，唯我独尊，乃至叫阵攻讦等形形色色障碍，削弱了诗学健康进展，在大的方面犹有数端让人困挠：
代际。如同几代诗歌写作实践，批评理论同样陷入多重代际“对峙”。老一辈一般恪守社会、历史、伦理、美学评判，稳重有加而较少变化；年轻新锐攫取西方话语，从海氏维氏到德氏福氏，时时翻新，有时只成为圈内相互激赏；中年一代在新老之间，激进与留守之间艰难过渡。三方在各自话语系统中运作，“各说各话”，殊难取得更大包容？
空转。批评理论与实践脱榫，既有相对主义各执一端在推波助澜，又有过于注重通约性共享，忽略差异性研究的肇因。批评“干预”不了实践，实践“戏弄”着理论，双方各行其是，互不买帐。近年隔膜差异拉大，教愈发复杂的诗歌掉入无人问津的“闲置”，批评话语在与实践疏离中呈现“空转”。
滞后。个人化写作推出种种可能，加速诗歌私人性质，文化的风行介入和实验超前，也使诗歌的形态质地发生很大变化，批评家面临文本价值观重新审视、阅读鉴赏经验重新调整，亦即遭遇自身话语“转型”的课题。如果对这一变化缺乏足够敏感——包括感受、智力、学养和知识型构反审的勇气与自觉，就很难适应新的挑战。
那么，现代诗学近期的策略，应从何处着手呢？笔者愚驽之见，以为：
——彻底告别外围的“火拼”（八十年来我们已付出太多时间精力研究外部规律，譬如97年《星星》新诗十三个问题大讨论我看至少有六个还属于外围）而全面深入诗本体。不管从何种层面何种维度切入（生命也好符号也好宗教也好）首先是祛除人为的本质主义设定，着眼文本形式结构，即在形式与意味（意义）统一“场”上，找到属于自己真正的立足点和开发点。
——诗学长期来宿命地处在“杂语共生”，难得兼容的拼盘状态，寻找突围的路径依然是高旋现代性尖锐钻杆，在各种承传、断裂、空白、交汇、对撞中，继续以“活力”打通多元、相对的路子，又不失基本的典范意识，尤其关注来自诗写实践的“自生”性，它将有效刺激诗学的前景。
——与其急于建立大而无当的宏伟体系，不如像杨匡汉先生所进言的，凭借数十年理路经验，从各不同角度先归纳共同课题，熔铸出一些新范畴新命题。本人想做重要补充的是，规避那种宏大的叙述惯性，实施批评的真“着陆”，即狠下工夫优先做足文本的“细读”工作，结结实实打好每一根桩基。倘若对这二十年来变化最大现象最复杂的差异采取“茫然”无视和拒绝态度，再加上疏离新一轮知识，谈何最基本的“下桩”呢？
世纪之交，诗歌批评理论全面进行多元与相对境遇。多元的最大功能是兼容与互补，多元已为我们所共识，相对主义则可能比多元“前进”一步。它符合事物构成——多种维度的多种互逆，而不仅仅是某种简单、线性、同维向度结构。相对主义带着更多私立、互否色彩，因而导致普泛、恒定准则覆没，且让“不确定”和“游移”扮演诗学的“两面神”角色。正是这种敞开中多元之悖反，对峙中之私立、排他，极具个体特征地强化了诗学话语的极端性，无疑大大扩容了诗歌批评空间；但另一方面，各种无穷无尽、我行我素的极端姿态、尺度，又会瓦解、拂戾诗歌经典意识，造成“无标准”的混沌局面。如何在多元与相对交互格局中，把握批评有效的“度”，进而确立科学规范，乃是今后诗学建设一大关节。
世纪之交，在多元相对的网路中，我们先展开十六种诗学分支的初步研讨。在经验、原创、实效原则支配下，弃置那种大一统的“本质”主义“总论”，着眼于差异性的生成寻探，努力开掘诗学某些新元素新环节。经由这些差异和生成，但愿多少能够引向未来诗学的入口。（至少对我本人来讲是这样。当然，这十六种分论仅仅是“引言”而已，将来有条件完全可以由此分枝继续深入蔓延，再独立发展为十几部专论。）
翘企21世纪中国现代诗学，已经不再停留于蓝图上零星构想了。多元脚手架在钢筋、绳缆、嘈杂的桩声中纷纷起立。一群诗的辩护士、诗的设计师，以及自荐或他荐的诗的施工员正参与进来。各种诗学安装、拆解，各种毁坏、奠基，各种评估连同臆想，都给这仅剩少数人愿意呆留的工地，划上一道毁誉参半的风景线。在料峭的寒风和孤寂的守望中，让我们——一切有志于诗学建构的同仁，系紧柳条帽，掖上梦中的图纸，于无数有效或无效的往返里，继续启动升降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