斑斓的明代市井图——兼议《型世言》的叙述与审美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市井论文,明代论文,斑斓论文,视角论文,型世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2年，法籍汉学家陈庆浩先生在搜集中国域外小说资料时，于韩国汉城大学奎章阁发现明代话本《型世言》，使这部奇书在被湮没数百年后，终得以异葩重放。整个文学史界为之轰动，一致认为，这是继当年王古鲁先生发现“三言”“二拍”原版后的又一重大发现。现在，据陈先生发现的韩藏明刻珍本整理校点的新版《型世言》，已陆续面世了数种，笔者因工作关系，较早接触到该书明版影印本，研读中记录下一些体会，现整理于此，以就正于专家识人。
一
明刻四十回全本《型世言》原名为《峥霄馆评定通俗演义型世言》，明末钱塘人陆人龙撰，其兄陆雨侯作题、序、引并评。《型世言》的发现，为晚明小说研究中一些悬疑难解之谜，找到了至为清晰的答案，其中的一个重要结论是——四十四全本《型世言》，是已经流布于世的《幻影》《三刻拍案惊奇》的完整祖本。
众所周知，中国短篇白话小说发展到明末蔚为大观，佳作迭出。除公认的翘楚之作“三言”“二拍”外，尚有《西湖二集》《石点头》《清平山堂》《照世孟》等诸多作品。本世纪二三十年代，郑振铎先生与马廉先生又先后分别发现了八卷三十回本《幻影》的七回残本和八卷三十四回本《三刻拍案惊奇》的三十回残本（因该书第十三、十四、十五回仅存目无文，故实有残损不全的二十七回），均题“明梦觉道人西湖浪子辑”。两书中，《幻影》刊行于《三刻》之前。由于两书所存各回回目、内容、行款、刊刻情况完全相同（如行款均为九行，每行20字，行间多有乌丝栏等），研究家普遍认定，《三刻拍案惊奇》系由《幻影》改题印行。由于《三刻》内容丰富，具较高的史料价值、认识价值与文化传播价值，流播后，甚为学人推重。但是，梦觉道人与西湖浪子是谁，《三刻》《幻影》究竟由何书衍出，祖本情况怎样，这些问题却成了明代小说研究界难以破解的“哥德巴赫猜想”。
之后，又有《别本二刻拍案惊奇》的发现。该书有巴黎藏本与日本佐伯市藏本两种。由于日本佐伯市藏本无由得识，而巴黎藏本则有台湾天一社影印本面市，故一般称《别刻》即特指法国巴黎图书馆藏的《别本二刻拍案惊奇》。该书前十卷采自凌濛初的《二拍》， 并在书封角有“即空观主人编次”字样，却并非雅号为“即空观主人”的凌濛初所作。因为， 该书十一卷后的二十四回内容又大多与《三刻拍案惊奇》相同，但行款大异，各回书题下多署著评人姓名，或题“虎丘寡情人”或题“颍水赤憨人”。根据“颍水赤憨人”之署名曾见于明末人陆云龙所著《魏忠贤小说斥奸书》中“斥奸书说”的文末署题：“崇祯龙飞中元日颍水赤憨书于峥霄馆”，许多明小说研究家普遍认为，《别刻》系《二拍》与《三刻》各取一部分杂合而成，而《三刻》作者，当为明末人陆云龙。这一定论，几乎成了明小说研究界的共识。八十年代北大出版社、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的《三刻拍案惊奇》均执此说。
陈庆浩先生在韩国发现明刻四十回本《型世言》，方彻底纠正了这一通说的失误，让我们豁然醒悟，得到如下正确的结论：（一）《幻影》《三刻》皆为漶漫缺损的残本，《型世言》才是最完备、能让人明察完璧的全本，是《幻影》《三刻拍案惊奇》以及《别本二刻拍案惊奇》后二十四回可赖以校正修定的完整祖本。陈庆浩先生认为，《三刻拍案惊奇》是据《型世言》改版覆刻，是《型世言》残本而且部分已经更动过的再刊本，亦即此意。（二）《型世言》各回均明确标示，作者为明末文人陆人龙，而回首的序、引、题及回末的评，则为其兄陆云龙，因此，由《型世言》一书删省刻行的《幻影》《三刻》，其作者并非过去为学界认定的陆云龙，而是陆人龙。事实上，对照上述三书，可清楚看到，《幻影》残存的七回，均涵容于《三刻》中，故其虽系《三刻》祖本，实在可用《三刻》含纳。再将《三刻》与《型世言》比较，《三刻》现存的三十回均来自《型世言》，只是删去了每回的题、引和评语，并对一些回目的标题文字有所改动，还残缺了部分内容，均可据明峥霄馆刻本《型世言》一一补足矫正。因此，《型世言》实为《三刻拍案惊奇》的完整祖本。
二
《型世言》在湮没四百多年后奇花重芳，改变了昔日晚明话本由《三言》《二拍》总领风骚的既定格局，形成了“三言、二拍、一型”三峰耸峙的新局面，诚如陈庆浩先生所言，今后我们谈到晚明话本名作，不能只提《三言》《二拍》，应将“三言、二拍、 一型”三书并称〔1〕，这是发掘出《型世言》的又一重要意义之所在。换言之，我们应该这样认为，《型世言》是与《三言》《二拍》鼎足分立的古典文学名著，陆人龙是与冯梦龙、néng凌初并列齐名的短篇白话小说卓越大家。
《型世言》与《三言》《二拍》先后诞生于明末清初社会急剧动荡之际，在我国古典白话短篇小说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是巍然耸立的三座高峰。三峰雄峙一时，构成了晚明文学创作迥别于其他时期的独特文化景观。应该看到，无论在反映社会生活的不同层面与深广度方面，还是在对小说创作观念的承继、冲撞与嬗变方面，三书既各臻佳妙，又互相补充。
首先，是《型世言》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层面，在某些方面，实在要比《三言》《二拍》更加广阔。这主要是指小说集中有相当多的篇幅不仅具体描绘出处于资本主义萌芽阶段的商品经济如何缓慢而痛苦地在封建主义小农经济那自给自足的封闭贫脊土壤中孕生，还生动展示了商品流通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和它对封建宗法社会礼制王纲的无情冲击。全书四十回，除一回写南宋时代而外，其余各篇，均演绎明代的人物故事，有的情节取诸史实，更多的是对世相的直接摹写，最晚写到崇祯元年。因此，全书时间跨度虽然较长，却相对集中。综观全书，可以看到的是一幅生动真实的明代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图画——一方面，随着女真族的崛起强盛，满人南侵，朱明王朝倍受威胁；再加上倭人屡犯，大明政权腹背受敌，更显风雨飘摇。正如该书十七回所述：“努尔哈赤人马骁劲，丧我的将帅，屠我士卒”，致使“辽广陷设”。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幼芽在艰难冲破封建主义小农经济的坚硬外壳后，于缓慢发展中，正悄然显示出影响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乃至传统人伦纲常观念的潜隐力量。因此，书内不仅写到官盐的生产和官营的盐务批验所，还写到私家灶户熬盐的兴盛和由此引发的弊端；不仅写到需历时数月方得以往返一趟的“走广生意”（到广东贩货），还写到小商贩不辞辛劳在市镇收购旧衣，经洗染整饰，再运到穷乡僻壤卖给山农乡妇，以获取蝇头微利；以及商人如何利用异地差价长途贩运，雇船在湖北籴米，运到南京粜出；坐店商家如何酒中渗水，短斤少两，以牟取额外利润等等。总之，随着物资的流通，信息的灵捷，商业与手工业的日益兴盛，城市繁荣，市民阶层壮大，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自明中叶以降，在“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2〕尽管这种萌芽一旦出土就显示出极不平衡的发展趋势——沿海优于内地，南方盛于北方，却仿佛一道强力，在封建宗法制度的礼制王纲赖以生存的小农经济的封闭帷幕上，撕开了一道再也难以弥合的裂口，促进着礼崩乐坏、王纲解体的进程。第三回写商人周于伦之妻掌珠趁丈夫外出做生意之机卖掉婆母，就是这样的故事。虽然故事结尾让周于伦以妻易母，从他乡迎回了母亲，然而在经历了这一场家庭大裂变之后，家庭内原有的夫妻、婆媳关系，已不复存在了。再如第六回写客店寡妇老板娘与住店客商私通，第二十一回写暴发户徐铭与表妹偷情等等，均无一不在闺房艳情、市井琐谈中透露出，正统的纲常伦理、传统的因袭力量是怎样逐步让位于现实的官能刺激与肉欲之爱。第二十六回更细致入微地描写了一桩拐骗妇女案的始未——商人妇因丈夫走广贩货独守空闺，在盼夫归家的苦苦等待中，竟被街头光棍设计诱骗离家，卖给了贪恋其姿色的吴尔辉。在话本中，被历代诗词和各式戏曲反复演绎的闺怨主题隐退了，代之而起的是对滋生于商业繁荣的市井中种种陷良于娼、勾人入局、强吃霸占、坑蒙拐骗等无耻伎俩的生动描绘。
同时，《型世言》在对世相民情的展示中，也涵盖着更加宽泛深广的社会历史内容。我们知道，同《三言》《二拍》一样，《型世言》故事，或有所本，或直接取材当时现实。但是，无论是否有所本，作者均对所撷材料注入了极富现实意义的审美情趣。这主要表现在对活跃其中的人物和展现的世态人情反复揣摩、仔细玩味，并作出具有一己审美价值取向特色的反映。而这种反映，又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情理与社会发展的规律。比如书内不少篇目写到宦海险恶、科场黑暗、娼门辛酸、戚友争产乃至形形色色的奇闻异事，其实并不新鲜，但由于作者关注的是为宦之理、经商之道，或者朝庭忠奸之辨、民间善恶之分，对商人命运、妇女命运、文土命运，对家庭生活、世情民态、勾栏酒肆等等，表现出较为浓厚的研究性兴趣，并予以生动摹写，就在一定程度上展示出明中叶以后，日益繁荣的手工业、商业与城市信息交流是如何为将吏士卒、井市小民、野老村妇提供了越来越宽阔的自由驰骋的舞台，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又是如何随之相应产生虽然缓慢、却极其微妙的变化，从而涵盖了明代社会生活的真实现实。也就是说，作者常常不自觉地以市民的审美眼光观照与描绘当时的生活，尽管这一审美价值取向与树型于世、维护纲常礼制的主观创作动机尖锐矛盾，却正如巴尔扎克的批判现实主义有时会战胜其保皇党的政治偏见一样，《型世言》作者或许是无意识中拥有的市民审美价值取向，引导着他通过对明代市井种种世相人情的摹写，反映出社会的真实与某些本质的东西。
当然，正如陆云龙在第三回序中所说，作《型世言》是为“树型今世”，故此该书训戒意味极浓。综观全书，陆氏兄标榜的“世型”，不外忠孝节义，尤其是孝与义，这自然与宋明理学强调“知止于至善，为人止于至孝，为人父止于慈”〔3〕的封建纲常伦理， 奉“阴阳尊卑之义，男女长少之序”为“天地之大经，”〔4〕奉“三纲五常”为“礼之大体”〔5〕息息相关。因此， 《型世言》中不少篇什反复演绎“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而孝之极至又是忠贞事君事父事夫。如第八回写程编修忠于建文帝，君臣相依流离十余载；第十回写烈妇以死殉夫，终获旌表流芳后世等。这类忠君尽义、守节死孝、善恶报应不爽的故事，占全书相当篇幅。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作为一个卓越的小说大家、陆人龙与冯梦龙、凌濛初等人一样， 已经自觉将白话小说从稗宫野史之流的地位中提升起来，充分注意到了它在社会教化方面所起的作用，将小说作为不仅反映世道人心，而且反作用于世道人心的工具。事实上，重教化，重劝惩，诚如鲁迅先生所言，“诰诫连篇”〔6〕已成为包括《型世言》在内的明代拟话本的主流，并在体式渊源、题材选择、创作动机等方面，显示出与笔记文言小说多记写见闻感触，重视文彩，标榜风流等的明显差别。
这就必然产生不可避免的矛盾：一方面是对世俗生活、男女关系、上下尊卑、官场沉浮、商业往来等兴趣浓厚，予以深入探究，进行具体而微的摹写；另一方面却要以此去匡世警人、针砭时弊。也就是说，要以所演绎的礼乐崩坏的种种世相，去张扬正统的大仁大义、至善至孝，挽民佚社淫之颓风。比如第五回，既对锦衣卫耿埴与户部长班董文妻邓氏私通，进行了绘声绘色的描摹，并在行文中对两人由互相勾搭到成奸的一些令人作呕之肉麻细节和肉欲之恋不无欣赏，却让故事以耿埴手刃邓氏，自首获宥，削发为僧，终成正果结尾，极力褒扬耿埴杀邓氏是杀“不义妇”，如此可“令淫风少息”。显然，作者的市民审美价值取向与其正统的道德观念，产生了尖锐的矛盾，而冲突的结果，又往往是卫道循统的力量，战胜了他思想深处崇尚人的本性、看重真情的一面。《型世言》内更有一些篇目，以自戕虐已为至善至孝。另有一些篇目，以非现实的内容，去演绎匡世济时之深意，更难免矛盾重重。这是《型世言》和其他明末话本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
三
作为明代话本的杰作，《型世言》继承了唐宋以来的白话文学创作重视叙述方式与叙述技巧的优良传统，呈现出较为明晰的小说创作的文学主体意识。
回顾中国小说发展史，可以看到，中国的小说创作从泛文化的文章写作中分离独立出来的时代较晚。虽然文言小说之滥觞可追溯到先秦，严格意义的白话小说，起步却较迟。正如鲁迅先生所认为的，小说至唐一大变，“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始有意为小说”〔7〕。 这儿的“是时始有意为小说”，不妨可视为小说叙述主体意识自唐肇始的同义语。因为小说创作作为一种以语言文字为传播媒介的叙述性文学创作，其文体意识的自觉，往往与叙述角度、叙述详略、叙述节奏、叙述方式和叙述语言的择取密不可分。鲁迅认定至唐方“有意为小说”，其实正是看重中国白话文学由忽略叙述到重视叙述的一大飞跃。再由唐至宋，宋人话本更以俚语叙述，致使市井间俗文大盛——“一为娱心，二为劝善”。《型世言》承继的，也正是这样一种重视叙述技巧的文学创作主体意识。
综观《型世言》各回，作者选择的是一种干练畅达的叙述方式，采用的是雅俚杂糅、极富人情味和世俗气的叙述语言。而且，出于“为世树型”的训戒目的和需要，选择了一种旁观者清的较为客观的从旁介绍的叙述视角。在建构具体的叙述模式中，各回均先以诗词开篇，在引经据典的吟咏中寄寓针砭，然后紧扣中心夹叙夹议，兼征引前朝本代故实，犹如面对面交谈般予以直接的褒贬，自然地在叙述的时间延续中次第进入主要情节。而在主要故事的叙述中，叙述语言又呈线性推进过程，让叙述的时间连续与叙述的空间转换并行不悖。同时各回正文结尾时的劝惩嘉斥，又与正文开篇的诗词议论遥相呼应。比如十回，以五言开篇后议论入题，认为妇人之节烈有数种，而时穷见节，偏要在难守处见守，难烈时见烈，方为真节烈。然后举出以烈成节的榜样昆山县归烈妇。叙述归烈妇故事则有条不紊地线型推进——先交待归烈妇婚姻的由来，再叙述归氏出嫁两年后夫亡新寡，然后写归氏如何誓作烈妇以死殉夫，几番求死却未能死，最后介绍她如何在众人严密看守之下设计骗过别人耳目自缢殉夫。在叙述中，对叙述节奏的把握和前后照应的处理也极其妥贴：写归烈妇数度求死，可谓一波三澜——丈夫新丧时，拔剑自尽不得，此其一死；入殓时，留棺钉、玉珥明志，为自己裁做寿衣，此其二死；第五日沐浴后穿上麻衣绾绦自缢被救，此其三死；第十四日午间用假寐瞒过众人以绳自缢，终得遂愿，此其四死。其中，还穿插介绍归氏数日水米不打牙，家人为防其死，不仅收起了所有刀棍剪锤，还行卧紧随其旁，以反衬其死志之坚决。又列举归氏不必以死殉夫的种种理由，如娘家父亲早逝，母亲乏人照料，翁姑年迈需要奉养，并无子女可相依相扶，丈夫死前留言嘱其守节三年后择人另适等等，均从各个角度一而再、再而三地对归氏的节烈予以反衬烘托。为了突出归氏真决烈、不惜死，叙述中又巧妙照应：先写归氏丈夫夜读，闻一寡妇啼哭，夫妻议论，该寡妇夫死无后，日子窘困，不如一死全节。丈夫叹息，死也难，说得行不得。归氏答曰，那只是不决烈不肯死。这一插叙恰反照了归氏后来死虽难，却说得作得，是真决烈真肯死。话本最后点明训诫主旨：妇人凡能死者必能守，若畏死必守不成。感叹对于这种以烈见节者，“愧无金玉管，指纸写芳声”。又无不与开头的五言入题诗及诗后的议论性文字首尾呼应。
《型世言》的叙述语言俚而雅、庄而趣，条畅明达，具世俗气人情味。一是叙述介绍性语言注意蕴含情趣，不避俚俗，将藻饰与晓畅有机融合。比如十回叙述杭州天竺寺附近的热闹，就不仅以简洁的俚俗文学渲染开店妇人“身上着得红红绿绿，脸上搽得黑黑白白，头上插得花花朵朵”，口里不歇声招呼客官请“香烛”、“洗澡”、“吃饭”，还杂以介绍庙中和尚巧舌如簧，拉人详签写疏，随喜功德，与进香妇女打牙撩嘴等，寥寥一二百字，便将天竺寺附近风物展示得维妙维肖。第五回叙述邓氏与耿埴勾搭，两人虽有意却未能成好，心急火燎，你送我两个戒指，我还赠一筒挑牙，“你看我，我看你，看了一会，正如肚饿人，看着别人契酒饭，看得清，一时到不得口”。其叙述的机趣正得力于不弃俗俚的井市化比喻。二是人物语言各有其声口，在栩栩传神的性格化基础上，追求世俗气人情味。由于《型世言》大多写的是明代市井生活，因而从勾栏酒肆的语言，到居家俚语，行帮行话，乃至方言土语，几乎无所不包。如第三十六回写一小厮骂另一家奶子偷了金冠与银子，就活脱脱一副仗势骂街的市井口吻：“没廉耻！养汉精！你只偷汉罢了，怎又来偷我家物事？金冠儿好戴，怕没福！银子好用，怕用不消！”其它写狱卒的贪鄙、良吏的谋略、工匠的憨直、淫妇的无耻、建文帝流亡中的萧索，以及庸医胡乱处方信口雌黄，鸨母逼良为娼巧言利舌，无一不靠人物自己的语言为自己画像。
《型世言》作者明晰的小说创作主体意识，还表现在该书的素材搜集方法上。《型世言》虽包罗宽泛，或实或虚，其最后诞生，可以说是一种新的文学观念——放眼社会的大文化创作眼光的产物。在由陆云龙编选，峥霄馆刻制的《皇明十六家小品》中，有一则广求异闻为编撰《型世奇观》二集之用的征文启事。启事称，若“见惠瑶章，在杭州付花市陆雨侯家，在金陵付承恩寺林秀方汪复初寓”。就显系有计划的、期望值较高的社会化征文。征文结果如何虽不能详考，但结合《型世言》一书儒吏商农，灵怪异迹，君相僧道皆备的丰富内容，却可探知其梗概。值得注意的是，这一作法虽非陆氏兄弟肇始，却为其倚重。这反映出他们文化眼光的宏阔。也与明中叶以后海运日昌，商业兴盛，异地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有关。浙江沿海得风气之先，陆氏兄弟的广求博收，是极自然的。入清后，李渔、吕留良、张潮等人也皆用此法征集素材，蒲松龄为作《聊斋》广访野老村叟，虽方法不完全相同，性质并无大的差别。
另一有趣的问题是，为《三刻拍案惊奇》作序并署名的孤山梦觉道人和西湖浪子究竟是谁，一直众说纷纭：郑振铎先生以为非真实姓名（见其《中国文学论集》），孙楷第先生则猜测梦觉道人乃明末清初传奇《鸳鸯合》之作者，西湖浪子系清时人（见其《三言二拍源流考》）。而陈庆浩先生却认为，这只是书贾剽窃旧本改用新名时所署之假名，并非实有该名之人。笔者以为，若细细考究《型世言》各回署名，有一定启发。《型世言》各回正文作者均署陆人龙或陆君翼，而序、引、题的作者，又多署翠娱阁主人，并铃有或圆或方或条状的闲章，计有有情痴、剑斩强魔、顽头陀、草莽臣、有笔如椽、吾爱吾鼎等，有的可算名号，大多是借以言志。至于各回末评语，除二回署名海昌草莽臣与八回署名盐官草莽臣，有一定重迭外，其余一回一变，并不相混，计有盐官术强人、三吴至性人、括苍女史氏、燕市酒徒、秦淮女中丈夫、罗刹狂人、海昌烟波叟、古婺冷眼郎等四十余个。这既说明陆氏兄弟生性儒雅，又可由此窥见其化名中的一些特点，如称许自己混迹山水，对世事有所悟，常将故乡钱塘（今杭州）周围名山胜迹或古地名冠于化名前等等。由于《三刻》序文有“特撮其最奇者数条条授梓”等语，易使人产生梦觉道人与西湖浪子是该书编选者而非作者之假象，至使陈庆浩先生认为是市贾假名。若联系孤山梦觉道人、西湖浪子名字构成与《型世言》中陆云龙的化名法接近，其序文“使人睹之，可以理顺，可以至情，可以悟真，觉君父师友自有定分，富贵利达自有大义”，希望有补于世的编纂初衷与《型世言》旨在为世树型吻合，是否可以大胆推测，在《型世言》面世后，从中再筛选并删去原序评，编定后重新作序并署名梦觉道人西湖浪子的人就是陆氏兄弟呢？当然，肯定这个推测还需要大量的其他证据。
注释：
〔1〕参见陈庆浩《导言——一部佚失了四百多年的短篇小说集〈型世言〉的发现和研究》。
〔2〕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
〔3〕程颢程颐《二程全书·二程遗书》七。
〔4〕程颢程颐《二程全书·伊川易传》序。
〔5〕朱熹《四书集注·论语章句》为政策二。
〔6〕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7〕同上。
〔8〕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