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保守主义思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保守主义论文,思潮论文,中国论文,年代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2.67(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801(2001)03-0103-07
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是当今世界三大主流意识形态。保守主义作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对立面产生于18世纪末。1790年英国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家埃德蒙·柏克(1729-1791)出版了他的著作《法国大革命反思录》，标志着保守主义的诞生。作为对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的回应，柏克的批判锋芒直指理性主义、激进主义、进步主义，对法国大革命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的核心话语是：等级制度、贵族政治、社群及国家先于个人、宗教和传统的极端重要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二分天下，保守主义寻求保护的社会形态已经一去不复返。保守主义所要“保”的东西变了，保守主义的社会政治话语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它与自由主义相辅相成、互相渗透，构成资本主义世界的主流意识形态。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面临严峻挑战，新保守主义成为20多年来西方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思潮及制定国家政策的主要理论基础。
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在不同程度上被国人所接受，而保守主义对中国社会思潮却影响不大。“文化大革命”使极“左”政治走到尽头，“八九”风波以及东欧巨变、苏联解体又使右的激进主义声名狼藉。对秩序和稳定的渴望，导致国人向处世态度上的保守倾向和哲学上的中庸之道复归。新的时代条件下理论探索和理论整合的需要，促使人们注意到保守主义的社会发展观及其政治智慧对于当下中国的意义。这是保守主义成为20世纪90年代理论热点的现实契机。1992年以来，中国社会开始了实质性的“社会结构转型”。一些新的社会群体和阶层正在迅速形成，思想观念的多元化已是不争的事实。这就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保守主义来到中国，提供了切实的社会经济政治条件。
当今中国社会现实及社会理想、价值取向的复杂性，使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保守主义也呈现出复杂多元的景观。人们在对保守主义的意义界定、价值取向、思想评价等方面，很难达成共识。本文拟将20世纪90年代的保守主义思潮分为文化保守主义、新保守主义和保守的自由主义三类，分别予以介绍和评析。
一 文化保守主义
本文所谓文化保守主义，是指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学术界所出现的面向中国本土、面向古典、面向纯学术的文化潮流。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从“西学热”转向“国学热”
自从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用鸦片和炮舰打开了中国国门以来，“西学东渐”就成为100多年来的文化潮流。在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革命实践中，正是在与“言必称希腊”、“言必称苏俄”的教条主义的斗争中，马列主义与中国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相结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中国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方式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
新中国建立后，在“古为今用”的方针指导下，在古籍整理和抢救民族文化遗产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但从舆论上和知识界的思想潮流看，从50年代到70年代，有10年“一边倒”，几近“全盘苏化”；又有10年“破四旧”，“彻底埋葬封资修”。80年代上半期拨乱反正，回到原典的马列主义。后半期再次全方位面向西方，20世纪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几乎被全部拿来，各种“主义”如走马灯一般各领风骚三五月。一些青年学者情绪化地全盘否定以至痛骂中国传统文化，出现新一轮的“全盘西化”论。两三代人几乎不知“国学”为何物。
80年代末、90年代初学界不约而同地把视线转向浩若烟海的中国古籍。或用现代学理重新梳理古代典籍，对传统经典作现代阐释；或埋头于古籍的整理出版，对民族文化遗产作系统的清点，如《传世藏书》、《续修四库全书》等的编纂出版；或以传统文化的普及为目标搞古典今译。一些80年代风云人物的学术路径也由“西学”转向了“中学”，由“全盘西化论”、“西体中用论”转向“新儒家”。一直处于被遮蔽、被贬抑地位的近现代新儒家及其代表人物，如王国维、梁漱溟、张君劢、熊十力、冯友兰、徐复观、唐君毅、牟宗三等，得到了介绍和评价。
1993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国学研究》（袁行霈主编）与《国故新知》（汤一介编），8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长篇通讯《燕园涌起“国学热”》。于是，“国学”打破了“西学”的一统天下，在中国“取得了话语权”。“国学热对年轻一代学人具有‘补课’和‘接气’之效”，对21世纪中国学术文化的创新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1]。与学术界的国学热相呼应，以书商为导向的翻传统家底热也成为90年代一大文化景观，各种宣扬封建迷信、帝王之术、风水算命之类的文化糟粕充斥文化市场，对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中国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
（二）“思想家淡出，学术家凸显”
上一个世纪之交，正是中国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空前尖锐的时代，是一个需要思想巨人和历史巨人的时代。思想家风采耀人，学术家湮没无闻，同样成为必然。新中国成立后，在国际“冷战”正酣和国内“运动”不断的情况下，知识分子难于埋头研究学术问题。80年代，文坛名流仍然热衷于做时代的精神旗帜和青年的思想导师，津津乐道于某种思想某个观点的“首倡权”，甚至“以随意的偏颇来振聋发聩”。
90年代初，学界反思这种“思想史研究”的空疏学风，转而寻求“学术史研究”的严谨学风。1991年11月创刊的《学人》是这一转变的标志。该刊以学术的重建为办刊宗旨，发起批评80年代浮躁空疏的学风，提倡学术规范，遵循学术传统，建立学术权威。随后在学界展开的关于学术规范化问题的争辩和讨论，不仅有利于端正学术风气，也在客观上使“学术”获得了相对于“思想”的独立意蕴，使学术史从思想史、哲学史中被区分出来。其积极意义是：一批中青年学者在20世纪最后10余年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和自由的学术气氛中，以一种安宁平和的心态，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领域潜心钻研，著述不辍，取得了令人欣慕的学术成果，成为某一方面的专家和学术带头人。
学术界这种从“通才”到“专家”，从综合到分析，从宏观思辨到科学实证，从关注时代、社会、民生到与社会拉开距离、追求纯学术的转变，反映了90年代中国社会转型的深度。在当今世界，“知识经济”早已颠覆了“皮毛”之论。在中国，由于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知识分子群体迅速分化，形成了不同的职业阶层和利益集团。在存在多种选择的情况下，一部分知识分子选择了“学者”这一社会身份，以文化的传承与创造奉献于社会也从社会得到回报。应当说，知识分子的这种自我角色确认，是对“全民从政”或“全民经商”的社会变态的校正，既有利于社会心态从浮躁走向平和，也有利于学术的发展。
不可否认的是，在这一文化现象的发生过程中，近代以来某些学术大师被刻意地炒作式宣传，而思想大家、尤其是与革命沾边的思想大家却被着意地贬损，造成一种“思想家淡出，学术家凸显”的景观。似乎思想家可以不要学术，学术家可以没有思想、甚至可以不要作人的基本是非和道德，似乎学术界可以与主流意识形态不合作甚至对立。这显然是对学界讨论学术规范问题本意的曲解。随着90年代世界“意识形态神话”的破灭，国内学界的某些人也静悄悄地完成了他们的“话语转换”，任何问题经过他们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的取舍和改造，都可能被意识形态化，被用来作为反主流意识形态的话题，使其带有很强的攻击性。而商家出于利益的驱动，“吃”完一家，再“吃”一家，推波助澜，制造出一种“舆论”时髦，对大众产生误导。
（三）“中国价值”、“亚洲价值”的重新发现
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奇迹打破了资本主义与新教伦理必然联系的神话，引发了对现代化不同模式的研究。而人文学界特别注意到“四小龙”的儒家文化背景，儒家道德伦理在工业化进程中的意义被重新加以审视和评价。一种新的看法逐渐产生：现代化不等于全盘西化，现代性中的传统不可消解。现代化有各种不同的文化形式，每一种不同的文化形式又和它各自不同的传统有深厚的密切的关系。儒家思想经过100多年来各方面的严厉批判，益发证明其生命力。中华传统文化精神可以与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一些基本价值，比如自由、民主、人权、公义、法制进行一种健康的互动，校正其偏颇。通过东西方的“文明对话”，促进一种新的涵盖性很大的人文主义出现，以达到个人和社会的健康互动，人类和自然的持久和谐，人心和天道的互补。以一些港、台及海外华人学者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家就是这种观念的代表者。
海外新儒家的观点在国内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一些论述中国传统文化的正面价值和未来意义的文章显然从中获得了灵感。但由于处身性的不同，海外新儒家谈的是儒学与西方价值观的融合，主张走“儒家资本主义”道路。大陆某些公开标举“大陆新儒家”旗号的人，对此表示无条件的认同。但大部分学者（尤其是老一辈的学者）谈论的主要是如何继承儒学中在今天仍然有生命力有价值的东西，使其与马克思主义和西方其他思想精华相融合，走出一条文化上的“综合创新”之路。
另一方面，西方学者关于汉学研究的“中国中心观”的提出和“文明冲突论”的提出，以及后殖民主义理论研究中对文化霸权与文化身份、文化认同与阐释焦虑、东方主义与西方主义等问题的讨论，引起中国学者的浓厚兴趣。不管其原始教义是否如此，它促使一些中国学者转而探讨中国文化“非边缘化”和“重建中心”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寻找自我的文化身份和在世界多元文化中的位置。而这种讨论又恰恰与当前世界新格局所引发的新矛盾相关联。冷战结束后，资本主义的巨大胜利和民族主义的再度复兴，全球化的趋势和本土化的潮流构成新的矛盾冲突，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关注。中国作为第三世界的一员，本能地倾向于民族主义和本土文化，特别强调国际政治的多极化和文化的多样化。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话语霸权”和西方指定的学术现代化标准也特别敏感。关于“中国民族主义与现代化”问题的讨论，就渗透着这样的时代背景。
文化保守主义的学术取向和学术立场应当得到尊重。新儒家作为多元文化中的一元、百家争鸣中的一家的地位是不应当有什么质疑的。中国共产党历来主张继承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使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从一定意义上说，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也是传统文化现代化、外国文化中国化的产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应当吸取新儒家有价值的理论成果。
值得怀疑的是，新儒家站在儒家本体论基础之上的文化主张有多大的现实根据。在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历史变迁和“话语转换”的中国，文化上是否还能“返本开新”，是否还能重新回到“天、地、君（国）、亲、师”的传统，开出心性之学的“新道统”、“新学统”。而且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保守主义的东方文化复兴论，模糊了中国与西方社会所处历史背景的差异，并带有一种泛中华的诉求。
二 新保守主义
20世纪90年代的新保守主义从80年代末的南派新权威主义发展而来。与当时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激进主义相对立，南派新权威主义公开宣称：改革不是革命。中国的改革必须采取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缓进待机、循序渐进的方针。简单地搬用西方自由市场制度和民主政治政体，会导致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严重脱序。这种脱序一旦与激进主义思潮及民众的不满情绪形成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将导致政府权威的急剧流失，并进而使中国政局陷入长期动荡和危机。他们主张政府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通过适当加强宏观控制严厉打击官倒、腐败与社会犯罪，稳定社会秩序，防止社会失范的进一步加剧。“八九”风波和苏东剧变证实了这一派的先见之明。90年代初，南派新权威主义打出了“新保守主义”的旗号，《萧功秦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出版）就是这一派的代表作。
新保守主义是关于中国现代化的一种理论，即主张在尊重传统秩序的历史连续性的基础上渐进现代化的思想理论。它将自己与浪漫的西化的自由主义和保守的原教旨式的复旧主义相对立。新保守主义的目标取向是现代市场经济和中国未来民主，即中国的市场经济、市民社会、公民文化。这一点与自由主义大体一致。二者的区别在于，对现存的制度资源包括意识形态和权威政治形态的态度根本相反。在新保守主义的话语中，“历史的连续性”中的“历史”，包括20世纪中国现当代历史在内，“肯定传统”中的“传统”，包括20世纪中国革命传统和新中国社会主义传统在内。新保守主义的核心话语是必须在尊重现存秩序（即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连续性的基础上，才能推进现代化。而自由主义对现存社会秩序和“四项基本原则”执基本否定的态度。在这个问题上，新保守主义是反对自由主义的。
新保守主义创造性地运用柏克的“社会有机体”理论和严复的“社会有机论”思想，主张在改革中建立某种“过渡性机制”，诱导社会机体内部各种微观因子的成活与发育，使之成为嫁接外来制度的“内源性基础”。在他们的“变革的历史连续性”理论中，“过渡性机制”又被称为新旧制度、规范、秩序之间的“中介”和“杠杆”。
在当前的中国现代化变革过程中，这种中介和杠杆就是现存体制内的各种制度资源和传统文化资源。而现存意识形态与现存权威政治形态正是首先要借助的中介和杠杆。因此，新保守主义充分肯定“四项基本原则”在现阶段保持秩序连续性方面的积极功能，认为中国政府的权威合法性，是通过“四项基本原则”的符号系统来体现的。取消了“四项基本原则”，也就取消了现政权实施自己对国家的治理权与改革计划的合法权力。其次，“四项基本原则”虽然在表意概念符号上与改革前具有同一性和承续性，但它所表达的实际内涵与具体意蕴已经有了深刻的发展和变化，并将适应发展了的国情而进一步丰富。再次，从发展政治学和社会政治学的角度来看，“四项基本原则”是一种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具有威慑力量的“规范禁忌体系”，客观上具有抑制“政治参与爆炸”（即政治参与涌动的速度超过了政治参与的制度条件发育程度，从而引发政局动荡、社会失控）的合理功能，以保持政治规范和社会稳定。
新保守主义强调对中国特殊国情的认识，强调对中国现代化的历史文化制约条件和操作条件的认识，强调对中国变革的复杂性和两难性的认识，肯定中国现行的改革方针及其所取得的巨大成功。正因为如此，学界将主张“中国独特经验论”、反对资本主义的“制度拜物教”的学者也归在新保守主义之列。这些学者认为乡镇企业、股份合作制、村委会直接选举等制度都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创新，主张继续探索既不同于资本主义，也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的“新集体主义”模式或“新型的社会主义模式”。
新保守主义极为重视加强国家的权威和中央政府的权威。认为，如果进一步分权，无视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势必将国民经济切割成无数隔断的碎块，使国家的向心力不复存在，从经济瓦解走向政治分散。他们强调中央政府在市场经济转型中的主导作用，主张迅速扼制正在走向分散的小农经济局面，大力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威和实力，再造宏观调控体系。新权威主义是新保守主义的政治形态。在这方面，中国的新保守主义实际上更接近西方的新自由主义。
新保守主义强调传统文化价值在社会变迁中的作用，认为传统作为“既存的镇制力量与纽带力量”，是保持社会载体的历史连续性和相对稳定性的条件。传统文化中所凝结的民族的特性或根性，是外来的制度文化嫁接和移植到中国社会的“中介物”，只有通过这种中介，外来的东西才可能被“粘合”或吸附在中国社会的母体上。传统文化作为一个民族的“集体经验”，对外来文化具有筛选、过滤与中和的积极功能，它可以避免导致文化上的全面“水土流失”和文化生态环境的根本破坏。主张运用传统的主流文化即儒家文化作为国家、社会人心的凝聚资源。同时新保守主义不否认传统文化具有阻碍现代化的负面性，认为对其负面性的批判也是中国现代化面临的问题。
综上所述，在改革的目标设定、战略思想等方面，新保守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方针和基本路线有不少共同点。正因为如此，新保守主义较之于其他的“主义”，更容易进入中国实际政治运作状态。如果说“改革、发展、稳定”是现阶段中国的主要任务或主要问题，那么新保守主义讨论的重点是“稳定”与“发展”的问题。对于现阶段的中国来说，只“稳定”而不“发展”，或只“发展”而不“稳定”都难于有光明的前途。在这一点上，中国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可以认真从新保守主义那里学习一些东西。
大概是出于对20世纪长期动荡不安的历史及其消极后果的恐惧，新保守主义斥责任何“过激”行为，包括人民群众抗议北约轰炸我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这使人感到新保守主义似乎已经“保守”到要人们“非礼勿视”、“非礼勿动”的地步。要知道，社会的稳定与否，并不完全取决于下层民众的自我克制。如果社会危机是真实的而不是虚拟的，社会矛盾尖锐到不可调和的程度，稳定就不可避免要被打破。也正因为如此，新保守主义在批评当代激进主义时是有用而且有力的。当它把近代以来中国迈向现代化的历史用“心态型激进主义”、“制度型激进主义”和“法国大革命式的唯理主义的激进主义”来概括的时候，就显得以偏概全了，而且在这个问题上新保守主义又与自由主义走到了一起。
三 保守的自由主义
保守的自由主义（或称自由保守主义、自由右派）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界很有势力的一派。这一派以“告别革命”为标帜，宣称“既告别来自‘左’的革命，也告别来自‘右’的革命”，很投合经历了几十年风风雨雨和80年代末世事沧桑的中国人的心态。但是，当这一派把他们的观点逐渐展开，人们才发现，他们所要告别的“左”的革命，并不完全是我们所理解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或“文化大革命”；他们所要告别的“右”的革命，也不是我们所理解的复辟资本主义的革命。他们的批判锋芒所向，他们的“新意”所在，是要告别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所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革命，包括太平天国革命、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以至社会主义革命。和西方资产阶级保守主义代表人物一样，他们也否定法国大革命和俄国的十月革命。
20世纪80年代的自由主义者肯定启蒙、贬低救亡，90年代保守的自由主义对启蒙和救亡全盘否定。他们认为，启蒙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这些外来的哲学是中国激进主义运动的思想资源，主张批判启蒙理性，告别启蒙立场。他们否定20世纪中国现代思想史、“五四”新文化运动和20世纪中国的“救亡文化”、“革命文化”、“农民文化”，否定“五四”新文化代表人物的思想传统，高度评价那些不革命或反革命的思想家、作家甚至汉奸文人的价值取向，主张文学家最好不要扮演救亡家或启蒙家的角色。
80年代的自由主义者往往以民主斗士的姿态出现，90年代保守的自由主义却公开贬低民主与平等。强调自由高于民主，自由是一切价值中最重要的价值。平等是机会的平等而不是结果的平等，反对多数对少数的专政。否定20世纪中国经济制度上的变革，主张实行个人占有的财产制度和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等等。保守的自由主义对西方保守主义的思想资源加以最充分的利用。他们用柏克的老保守主义批判中国的昨天，用哈耶克的新保守主义批判中国的今天。在他们的眼里，整个20世纪的中国史就是一部错误史、黑暗史。
这种非历史的历史研究和想当然的政治历史观影响颇大，成为90年代“一种心照不宣的情绪”和“某种四面呼应、八方笼罩的文化氛围”，因而引起海内外学者的关注，并导致自由知识分子内部“自由右派”与“自由左派”的对立。一位坚持民主立场的“自由左派”学者尖锐地批评道：“中国知识界近年来对革命和激进主义的反省看来已经走到了尽头，而且开始在走向自己的反面。”他提醒知识界注意“托克维尔问题”，即摒弃贵族自由主义，走向民主自由主义的转型问题。他认为，“特别有必要提出：拒绝以自由主义为名否定民主，拒绝以英国革命否定法国革命，拒绝以柏克否定卢梭，拒绝以所有这些为名否定辛亥革命以来的20世纪中国革命史和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思想史。相反，所有这些都应该从托克维尔意义上的‘民主时代来临’这一广阔历史视野上来重新审视。”[2]
笔者对保守的自由主义持基本批判的态度，其理由如下：
第一，保守的自由主义为中国所设计的历史路径带有明显的乌托邦性质。
保守的自由主义者赞赏英国的“光荣革命”、美国的“现实主义革命”，而将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的民主革命斥为“乌托邦革命”。他们指责孙中山希望通过法国式的暴力革命来达到民主，而不选择英国式的民主道路，造成百年疯狂与幼稚。如果走康有为所指出的改良主义道路，搞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就可以避免20世纪中国的内战、暴力革命、军阀混战、政治运动等等[3]。柏克的保守主义为这种观点提供了理论支持。为了避免人们将柏克及其主义视为保守的反动派，介绍者特别声明，柏克所要保守的并不是专制的传统而是英国人的自由传统、保守捍卫这种传统的英国宪法及其所确立的分权体制和法制。柏克是自由主义的保守主义者[4]。
既然柏克所要保守的是英国式的自由和法制，他的保守主义离开了英国的政治还有什么肯定的意义呢？拿他的主义来抨击法国大革命只能被看作僭妄。因为大革命以前的法国是一个封建专制主义国家，根本就没有柏克所要保守的那种自由的传统、宪政、法制。至于革命前的中国，封建专制统治腐朽黑暗，濒临亡国灭种的深渊，更谈不上什么自由和法制。中国没有保守主义所要保守的东西，中国的20世纪也就不可能按照保守主义的理想路径前行。所以，虽然历史曾经给了康有为等实行英国式改良主义的机会，但“戊戌政变”使君主立宪的美好幻想在中国彻底破灭。当年的中国只有保守派甚至保皇党而没有保守主义。今天保守的自由主义也不过是对保守主义的空想，而且是事后的空想。
进行民主革命、推翻封建主义统治、解放农民是任何国家走向现代社会的必经之路。由于各自国情的不同，其方式也有所不同。毛泽东将其概括为革命原则的相同性与表现形式的多样性问题。今天保守的自由主义为中国革命开出英国模式的药方，与当年左倾教条主义照搬俄国方式没有什么区别。
第二，保守的自由主义对于中国的现实带有较强的颠覆性。
保守主义对私人财产权和社会等级制的维护、柏克对法国大革命的抨击以及哈耶克对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的全盘否定，是保守的自由主义最看中的东西。他们以此为武器，横扫20世纪中国的一切，其作派和气势并不亚于“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其政治倾向性和颠覆性颇为突出。如果任其发展，只能动摇人们对民主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信念，使人们对20世纪中国历史选择的必然性、合理性、正确性产生怀疑，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产生怀疑，从而为他们的“社会革命”鸣锣开道。苏联的解体就是前车之鉴。
80年代后半期的苏联在公开性、民主化的旗号下，在新闻出版、学术、文学艺术、教育领域形成了一股声势浩大的历史反思运动。其主要内容就是竭力挖掘和宣扬苏联历史的黑暗面，对苏联时代所肯定的一切全部加以否定。许多文章和文学艺术作品告诉人们：斯大林就是希特勒，社会主义对苏联人民是纯粹的灾难，其原罪就是列宁、十月革命、布尔什维主义、马克思主义。苏共中央宣传部长、政治局委员亚·尼·雅科夫列夫的《一杯苦酒》（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就是其代表作。这场否定苏联历史的运动持续数年，极大地败坏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声誉，引起社会心理的深刻变化。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合法地位被消解，苏联的解体也就成为必然。
保守的自由主义的经济政治主张证明，对于现行的社会主义制度，他们不是选择一个一个地解决问题，而是选择整体性解决的主义；不是渐进的改良，而是激进的革命；不是建设性地“修缮”已有的秩序，而是破坏性地彻底颠覆已有的秩序。他们的实质是要革社会主义制度的命。
第三，革命与改良的时空倒置。
保守的自由主义显然犯了一个原则性的错误，那就是对革命与改良的时空倒置。在应当革命（而且已经实践成功）的时空条件下，他们主张当时应当实行改良主义；在应当实行改良（其正确性也在被实践所证实）的时空条件下，他们却鼓吹革命。如果说毛泽东晚年的一个主要错误是在和平时期搬用战时经验，用搞政治运动的方法来搞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那么，保守的自由主义则不是简单搬用一方面的经验，而是彻底颠倒了二者的区别。由于在思维方法上的问题抑或意识形态的偏见，他们在“娜拉该不该出走”和“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这两个问题上，发生了不该有的误读。
对于“娜拉该不该出走”的问题，17世纪以来全世界的革命者以他们不朽的精神和血肉之躯做了充分的论证，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也做了透彻的理论阐述。对于“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的问题，夺取政权以后的无产阶级及其领袖都在思考和探索，社会主义国家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列宁当年曾经说过，如果革命者“不能极其冷静极其清醒地考虑、权衡和验证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什么活动领域要善于采取革命的行动，而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什么活动领域要善于改用改良主义的行动，那他们就最容易为此而碰得头破血流。”[5]中国和苏联的实践从不同的方面证明了列宁的论断。
保守的自由主义者既然分不清楚“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什么活动领域”的问题，那么，他们的碰壁也是难免的。
［收稿日期］ 2000-12-10；［修回日期］ 2001-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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