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共产党的演变轨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大利论文,共产党论文,轨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意大利共产党曾是西欧共产主义运动中最大最有影响的共产党，也是意大利国内第二大党。战后期间，意共虽然作为国内第二大党，但却一直被排斥于政坛之外。天主教民主党和其他小党则长期独霸政坛。意大利形成了与西欧其他国家不同的政党制度。这种现象被西方学者称为“不完善的两党制”。 （注： Giorgio
Galli, II
bipartismoimperfetto,Bologna:II Mulino,1966.本文转引自热纳维埃夫·比布著.意大利政党〔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221—222.）打破这种不正常局面，上台执政就成了意共长期追求的目标。1989年东欧发生剧变，意共全党上下经过长达14个月的激烈辩论，最终决定解散共产党，建立左翼民主党。当今意大利政坛的变化，与意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巨大变化密不可分，更是意共战后长期演变的结果。因此，本文拟以意政坛的巨大变化为背景，勾画一下意共战后的演变轨迹，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今意大利的政治和社会。
一、从革命到合作：走向改良主义
意共是1921年从意大利社会党分裂出来的一个左派组织。成立伊始，党的创始人坚持认为，意大利已出现革命的客观形势，党必须用暴力革命摧毁现存政治秩序，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发挥着至高无上的领导作用；党在实现革命的过程中，必须通过共产国际这一组织并同苏联保持完全的一致。1943年，意大利法西斯政权垮台，不久，意大利被划为西方势力范围。面对国内外形势的巨大变化，意共决定进行战略调整。意共领导认为，党最初的性质和纲领已不能完全适应形势的需要，党根本没有机会用暴力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党必须制定一条与党的创始人最初设想不同的新道路。
意共新道路的设计者是其长期领导人之一帕尔米洛·陶里亚蒂。1944年3月27日，陶里亚蒂从苏联流亡刚一回国后就宣布， 意共“在意大利，必须通过走一条不同于苏联模式的道路实现社会主义”。 4月初，意共宣布加入巴多里奥资产阶级政府，支持议会民主制度。意共的这一新战略史称“萨勒诺转折”。
为适应这一战略转变，陶里亚蒂还决定在组织上对意共进行改造和整顿，用一种群众性政党，即所谓“新党”，取代过去那种旧式政党。所谓“新党”就是要建设一个“全民党”，即党要对一切人开放，使之存在于社会的各个领域，同其他民主力量，特别是同社会党和天主教人士进行协作。1945年意共五大通过的新党章规定：“凡年满十八岁并接受意大利共产党的政治纲领的公民，不分种族、不分宗教信仰和哲学信念，均可参加意大利共产党。”（注：C.E.Traverso.V.Italia.M.Bassani,L Parti Politici
Leggi e statuti,Milano- Varese,Istituto Cisalpian,1966,p.146,转引自同上书第30页.）这是意共不分意识形态和社会地位，大量吸收党员的开始。
萨勒诺转折和新党的缔造表明，意共已从根本上放弃了马列主义基本原则，是从“列宁主义政党向现代的群众性政党变化迈出的第一步”。（注：Lawrence Gray,From Gramsci to Togliatti: the PartitoNuovo and the Mass Basis of Italian Communism,in the ItalianCommunist Party:Yesterday Todayand Tomorrow,( eds.)
SimonSerfaty and Lawrence Gray,Greenwood Press 1980,P.23.）此后，意共的一切努力都是力争使自己成为国家政体中的一个合法伙伴，参加政府。1944—1947年意共参加了历届政府。1945年，意共与天民党密切合作，起草了共和国宪法。为能同其他社会力量合作，意共不仅赞成保留君主制，而且同意将墨索里尼与罗马教廷签定的“拉兰特条约”写入宪法。
然而，意共单方面的妥协并没有换来其预期目的。1947年以后，国际形势日趋紧张，美国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发起冷战。意大利战时形成的各派力量之间的团结也开始破裂。随着冷战的加剧，德加斯佩里政府借机将共产党排斥出政府，意共开始进入了长期充当反对派角色时期。意共的被排斥，使国内政治力量之间业已存在的对抗和分歧进一步加剧。即使如此，意共仍不打算放弃在萨勒诺制定的战略策略。但迫于国际形势的压力，意共不得不在对外关系上同苏联保持一致，但在国内则仍尽可能地推行合作战略。
1956年苏共召开二十大，赫鲁晓夫揭开了非斯大林化进程，公开承认实现社会主义有不同的道路。于是，意共重新恢复了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进程。此后，陶里亚蒂也公开宣称，苏联和苏联党已不再是国际共运中的领导国和领导党，各党都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路线，社会主义也可以通过议会来实现，意共的目标是既区别于资本主义，又区别于苏联的共产主义。1956年意共八大正式通过“走向社会主义的意大利道路”纲领，明确肯定议会制度在实现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积极作用。（注：参见《意大利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重要文件汇编》〔Z〕.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155.）意共八大是一个分水岭， 它标志着意共开始逐渐地独立于苏共。不过，苏共二十大召开不久，意共却开始陷于困境之中。非斯大林化进程不断深入，波匈相继发生动乱，意大利出现经济奇迹，社会党决定放弃与意共合作，准备参加天民党执政联盟，这一系列事件使意共遭到沉重打击，陷入了孤立与被动状态。右派不信任它，认为它不是国家利益的代表者；左派憎恨它，认为它是背叛了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因此在选举中，它既没有赢得温和的选民，又失去了激进的选民。
直到70年代，意共的命运才开始出现好转。随着意大利政治改革的进行，地方权力的逐渐扩大，意共在地方选举中取得较好成就并相继地控制了一些社区和省级的政府领导。1975年关于离婚法案的全民公决使意共名声大震。持续十多年的中左政府行将结束，再加上社会中出现的种种矛盾，致使中央政府的组成问题更加困难。
这时，意共开始重新估价整个政治形势，探索振兴的新途径。意共认为社会党正走向衰落，天民党牢固地盘踞政权，左派政党取代天民党的前景非常渺茫，意共要想上台执政就必须与天民党达成妥协。在1972年召开的米兰代表大会上，意共总书记贝林格开始阐述要与天民党实行历史性妥协。但当时他还没有明确使用这种表示方法。贝林格指出：“在像意大利这样的国家里，未来的前景只能是人民群众运动之间的协作，即共产党、社会党和天主教堂的协作。左派的团结是必要的，但它对这种协作来讲还不足以成为充分条件。”他接着指出：“意大利社会、国家的性质，它的历史，中间阶层的份量，重大的社会问题（妇女、农民、南方等问题），法西斯主义的深刻根源等，都需要这类妥协才能解决。”（注：E.Berlinguer,La questione comunista,1969-1975,ed.A.TatoVol.11,Rome,1975,p.415.quoted in Grant Amyot,New York: St.Martins Press,1981,p.202.）这时贝林格虽然没有明确地说天主教与共产党和社会党的协作，但他的演讲非常清楚，主要是调整党对天民党的政治策略，因为它是天主教人民运动的主要代表。
1973年，智利萨尔瓦多·阿连德建立的左派政府被右翼军人集团推翻，这一事件对意共改变策略起着决定性作用。贝林格指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中间阶层在任何现代社会中都起到平衡作用，“所以，联盟问题是制定每个革命政策的决定性问题”。（注：《贝林格言论集：1973～1981》〔Z〕.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26.）贝林格认为，一方面，右翼不能依靠自己力量单独统治，必须以中间阶层作基础；另一方面，无产阶级只是意大利人口中的少数，这样意共必须“避免中间派和右派在组织上牢固地勾结到一起，避免形成一个广泛的教权法西斯式阵线；相反要能够使那些处在中间状态的社会政治力量转到始终如一的民主立场上来”。（注：《贝林格言论集：1973～1981》〔Z〕.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第30页.）否则，如果左派仅以微弱多数推翻天民党，建立左派政权，那必将在意大利和北约内部引发危机。贝林格认为，意共如果不能取得绝对多数的支持就难以统治，唯一切实可行的路线就是与其传统的政敌天民党建立执政联盟。贝林格进一步指出，天民党不仅在中间阶层中有群众基础，而且在工人阶级中也有大量的追随者，因此，意共必须与天民党实行“历史性妥协”，才能共同对付法西斯的威胁，解决社会中的迫切问题。
“历史性妥协”代表两种对立思想的妥协，核心是实现意大利共产党与天民党的妥协。意共认为，国际环境的压力使共产党或亲共产党政府很难在西方立足，而历史性妥协是满足这一需要的最好形式，因为它将多数政党纳入一种大联盟之中。
1976年，意共与天民党实现妥协，其表现是安德雷奥蒂政府在共产党的间接支持下赢得议会批准；共产党人出任众议院议长和7 个议会委员会主席。期间，政府总理安德雷奥蒂和天民党领导经常就一些重大问题与共产党领导协商。国家一度出现短暂的高效政府。
最能反映这种政治缓和的事件表现在1977年，议会一致通过了国内立法的共同纲领，随后参众两院通过了在外交政策上旨在把共产党纳入政治体制的决议。1978年，共产党再次支持又一届天民党政府，合作进程大跨一步。意共已处于政府门槛，参加政府似乎就要实现。
然而，就在此时，一个突发事件削弱了两党的合作基础。1978年春，天民党政府总理阿尔多·莫洛被恐怖组织“红色旅”绑架、暗杀。因此，天民党右派借机攻击政府和意共，两党差异越来越大。同时，意共党员及工会组织也开始对党的妥协政策表示怀疑与不满。他们认为，工人为政府的经济紧缩政策付出代价过大，回报太少，“意共在没有获得执政党名声的情况下失去了反对党的声望”。（注：Vertici del.P.C.I.chiedono consigli di segretari di sezioni,Corrieredella sera,24 Oct.1978,quoted in The Changing Face of Western Communism,ed.By David Childs,London:Croom Helm），1980,p.118.）于是，意共在1980年底于萨勒诺召开会议，决定放弃历史性妥协战略。
战后几十年来，陶里亚蒂制定的路线没有使党达到预期目的。相反，党的妥协立场发展到顶点之时也正是其衰落的开始。实际上，意共的历史性妥协为天民党削弱、分化、甚至利用意共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妥协期间，天民党不断暗示，意共要想进入政府，就必须进一步脱离苏联，支持北约组织，放弃民主集中制。因此，意共这一时期的重大理论和政策调整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二、从共产主义到第三条道路：放弃马列主义
如前所述，意共经过几十年的策略调整，已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传统的共产党标准。到80年代，以“第三条道路”为标志的意共实质上已陷入了所谓的“身份”危机。如党的一名积极分子所评论的那样，“意共已经从一个列宁主义政党变成一个与众不同的政党——不是社会民主党，而是某种尚未定性的政党”。（注：转引自Cris Shore,ItalianCommunism:the escape from Leninism p.177.）
从意共战后几十年的演变过程来看，它一直陷于自我矛盾之中：一方面，它根据列宁的革命理论期待着对意大利社会进行革命构造；另一方面，它又希望在坚持列宁革命理论的前提下在现行的体制框架内与统治阶级合作。但最终结果是，传统的社会主义理想被逐渐放弃，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逐条遭到质疑。进行深入分析，我们就不难发现，意共的所有战略均是陶里亚蒂对安东尼奥·葛兰西理论的巧妙运用，进而最终形成了意共的独特思想。
葛兰西（1891—1937年）是意共创始人和战前领导人之一，1924—1926年期间曾担任党的书记，尔后被捕入狱。1929—1937年，葛兰西在监狱中将自己的思想用札记的形式记载下来，其内容涉及政治、哲学、历史和文学。战后，他的思想被整理成书为《狱中札记》。该书的出版和发行使葛兰西成为意大利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之一，也成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解释的重要人物之一。意共根据葛兰西的思想，形成一套当代意大利和战后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的政治理论。
50年代后期，葛兰西理论被重新发现，昔日指导意共的马列主义思想逐渐被放弃。葛兰西思想核心内容是强调用政治文化统治意大利，最终根据共产主义思想改造意大利社会。从陶里亚蒂的“萨列诺转折”到70年代的历史性妥协，无不体现葛兰西的这一思想。意共虽然将马列主义写入党章和党纲之中，但只不过是言辞而已。70年代，一系列事件则促使意共采取了否定马列主义的倾向。
首先，意共希望通过历史性妥协战略，使自己融于国家政治主流之中，而列宁主义则成为该战略的障碍；其次，意大利政府的社会改革措施开始见效。意共据此认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可以在资本主义内部通过和平谈判实现，革命可以避免。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危机频繁，如捷克镇压民主改革、苏联镇压持不同政见者、东欧经济发展缓慢等；再次，处于长期衰落的社会党开始出现复兴，特别是贝蒂诺·克拉克西担任社会党书记以后公开向意共提出挑战，在意共内部引起了关于列宁主义问题的激烈辩论，结果使党在非列宁主义方面跨出了实质性的步骤。
1979年，意共十五大公开声称自己是一个“世俗化政党”，意思是说党已不再盲目地、机械地信奉一种思想，而排斥其他思想，不再拘泥于传统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同时，大会还对自1945年以来的党章作了重要修改。新党章不再提“意共是工人阶级和所有劳动者的先锋队组织”；还删去了要求党员掌握马列主义知识并将其应用于具体问题的提法。关于党的指导思想，新党章只说，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在“列宁著作中得到了历史性的促进”。党章中还首次将19世纪社会主义者安东尼奥·拉布略与葛兰西和陶里亚蒂列为一起，强调指出，所有这些都不是教条，而是“分析形势、制定政策的依据和研究的工具”，“需要根据现实和经验批判地运用和革新”。（注：《意大利第15次代表大会提纲》，见《欧洲共产主义资料选编》上卷，中央党校教学参考丛书〔Z〕.第 259页.）这些变化是对列宁主义一次较大程度的修正， 对党的干部和积极分子的心理产生了重大影响。这向他们表明：一是党的政策并不是某种科学原理的科学应用；二是党的政策已不再与国际共运相联系。如党代表大会决议指出：“我们并不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思想是一个理论体系。因此，我们早就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种提法表现不出我们理论和思想宝库的整个丰富性”。（注：《意大利第15次代表大会提纲》，见《欧洲共产主义资料选编》上卷，中央党校教学参考丛书〔Z〕.第174页.）1983年意共16大再次对列宁主义和苏联模式进行猛烈批评。大会宣称，苏联模式，甚至俄国革命的“推动力”已经枯竭。（注：“关于争取变革的民主替代的建议——意大利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修改并通过的政治文件”，意大利共产党第十六和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集〔Z〕.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137.）
至此，意共对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几乎否定殆尽。这时人们经常用“双重化”来形容意共”。一方面意共领导坚持认为，党的目标不是改良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货真价实的社会主义共同体。另一方面，它却在实践中用现实政策取代其长远目标，用实用主义取代传统的思想。
意共的这种模棱两可在战后的长期理论和实践中表现得尤其明显。首先，在社会领域里，它得不到选民的认可，在一些重要问题上趋向于谨慎、被动、保守，有时甚至落在社会党和一些世俗政党后面。其次，意共经常地落后于经济发展曲线，支持类似于西欧社会民主党的政策。战后初期，它一方面主张进行各种各样的根本性改革，如垄断企业国有化、重新分配土地，实行计划经济等，但另一方面对国家经济体制中的私人财产和资本主义企业置之不理。在执政的地方政府中，它一方面推行旨在缓和贫困者、工人和农民的政策，但在保护就业、工资水平和农业改革中它又非常的灵活。在对待欧共体问题上，意共起初认为，加入共同体市场势必会给国内经济及工人阶级带来灾难，但是60年代的经济奇迹却使其态度大转，积极地支持政府加入欧共体。同时，党也改变了传统的经济政策。针对国家财政赤字、通货膨胀严重的局面，意共坚定地支持政府的财政和货币紧缩政策，支持削减财政预算，紧缩工资。这样，意共实际上已从政府的反对派变成了支持者。
1978年，随着欧洲共产主义思想的盛行，意共正式打出中间立场的旗帜，既不赞成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也不赞成西方社会民主党的社会主义。它将这种新的经济和社会主张称为“第三条道路”或“中间道路”，即在西欧建立一种不再是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和国家结构，……既不是重复至今已经实现的任何社会主义经验，也不是沦为复活社会民主党的试验。（注：答意大利《共和国报》社长斯卡尔法里问， 1978年8月1日，见《贝林格言论集：1973—1981》，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意共提出第三条道路，其实质是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作出选择，但就其内容而言，它既有许多同欧洲社会民主党类似的言辞，又有与之格格不入的主张。也就是说，意共虽然已不是列宁主义政党，但又在某些方面保留了其实质内容。结果陷入了身份危机之中：既要象别的政党那样作为一个政党，又要与之不同；既要忠于现有政治秩序，又想竭力改变它；既谴责资本主义，又与其密切合作；既要追求社会的认可，又要维持自己的独立；既是国际共产主义的一部分，而又倾向于西方。如意共总书记陶里亚蒂总结那样，称意共是政治上的“长颈鹿”。那波利塔诺则称其是“身体似马的独角兽”。
不管这些比喻恰当与否，到80年代意共实际上已成为一个真正的改良主义政党。1986年党的17大召开时，意共为消除政策上的模棱两可，摆脱特性危机，明确把自己定位于社会民主党。意共纲领删去了一切与十月革命相关的内容，马克思的思想仅被当作批评西方社会的方法，列宁主义的内容全部放弃，甚至葛兰西的思想也较少提及。党的纲领已不再提第三条道路，而是以改良主义的语言模糊地提出要取代资本主义。纲领指出，“改革与革命、最高纲领主义与改良主义之间的旧日争吵已经是过去的事了……现在的问题是要准确地确定短期和长期的措施和政策，从而确定改革政策应据以提出的新的水平。”（注：答意大利《共和国报》社长斯卡尔法里问，1978年8月1日，见《贝林格言论集：1973—1981》，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第168页。）这时，唯一维持意共特性的仅仅剩下其名称及其早已名存实亡的民主集中制了。正如著名学者皮埃尔·哈斯指出的那样，同其他共产党相比较，意共和某些社会党和“民主党”具有更多的共同点。
三、从集中统一到多元化：放弃民主集中制
民主集中制是共产党的基本组织原则。该原则一旦受到怀疑和破坏，意共领导的思想和组织基础都将受到挑战。在意共战后几十年的历史中，民主集中制也象党的指导思想一样经历了一个理论与实践逐步脱离的过程。也就是说，意共一方面在理论上强调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但实践中民主集中制却在各个方面不断地削弱、以至最终取消了民主集中制。
1.民主集中制组织结构的衰落
意共民主集中制的衰落，较早地表现在党的组织结构问题上。党的组织结构是民主集中制赖以运行的基础。一旦组织结构发生变化或削弱，必然会影响到民主集中制功能和作用的正常发挥。这方面的衰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苏共20大以后，意共中央扩大地方组织权力的同时，削弱了中央权力。意共成立初期，地方党组织的所有政治活动，均由中央牢牢控制。但放权以后，地方组织受制于中央的情况发生变化，中央权力在很大程度上被转到地方，组织上甚至出现了潜在的地方派别现象。
其次，放弃了民主集中制的传统结构——基层党支部（cell），即平行的独立行业和地区组织。这两种组织在战后初期对意共的巩固和发展起了巨大作用。但随着50—60年代意大利经济奇迹的出现，意共意识形态逐渐衰落，党员参加组织现象越来越少，基层支部的作用开始削弱。于是，意共决定解散党的基层支部，在分区基础上重建党组织。结果，意共解散了约57000个网状支部，重建了11875个基层（区级）组织。这一转变标志着它从以基层支部为基础的列宁主义政党向以选区为基础的普通政党的过度，过去“存在的党与群众的直接联系大大削弱”。（注：〔英〕尼尔·麦金森著.西欧共产党〔M〕.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138.）
意共从基层党支部（行业支部）到区一级支部的再建，实质上是党组织的一次非组织化。此后，意共就成了一种地方政治俱乐部。该变化对党员产生的影响非常深远。一方面，苏联及国际共运对党员的影响有所削弱；另一方面，党的领导人对党员群众的影响也有所削弱。党员的思想意识和战斗性随之弱化。这样，意共就丧失了群众性政党的特征。如尼尔·麦金森所指出：“没有这样的基层支部组织，就不会有共产党。如果这些基层组织失去其独特性，成为同其他西方政党相似的政党，那么基层支部组织的衰落将标志着这种演变的开始”。（注：〔英〕尼尔·麦金森著.西欧共产党〔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138.）
2.从禁止党内派别到党内多元化
民主集中制的本质要求意共严格禁止党内派别活动。意共在长时期内也是这样行事的，但它在强调捍卫民主集中制的同时，实际上却容忍纵容派别活动，党内多元化现象日趋突出。
尤其是60年代以后，意共高层领导中始终存在一种虽未成型但却公开化的自由辩论。意共领导甚至将此看作是一种富有特色的改革，一种没有派别活动的多元化机制。著名学者麦金斯针对意共的派别倾向曾这样描述：“意共渴望成为一种新型政党，但它也象意大利其他政党那样经常地发生内部分裂。除宣言派的反叛外，意共已有十多年时间是两个政党。……自1969年波伦亚代表大会以后，这种趋向再也没有消失。”（注：N.McInnes,The Communist Parties of Western Europe,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5,p.136.）
60～70年代期间，意共内部主要派别倾向是以阿门多拉为首的所谓右派和以英格拉奥为首的左派。以贝林格的“自治论者”抱中立态度，从中进行政治妥协。阿门多拉派主张和社会党建立联盟，致力于意大利社会的改革。党内左派则希望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反对阿门多拉的主张，认为它是社会民主党人的倾向。左派希望对极端革命派和最高纲领派进行引导，并把党外新的持不同政见者吸引到意共里来。
这时，党内的“意见倾向”虽不是有组织的，但各自均已形成规模。每一种“意见倾向”都可以从横的方向延伸到各地区党组织中，从纵的方向延伸到各级组织和党员之中。每个“意见倾向”在中央都有代言人，其鲜明的特点众所周知。在70年代，党甚至允许《团结报》和其他党刊公开刊登领导层的辩论。中央委员会和指委会的意见分歧经常见诸报端。党的组织工作书记那波利塔诺甚至引以自豪地称其为是党的一种创造，旨在“使我们的党区别于其他共产党”。（ 注： G.Napolitano andBerlinguer,Partito di massa negli anni attana,Rome:EditoriRiuniti.）
80年代以后，由于党内各意见倾向日趋明朗化，党的“民主化进程”最终发生实质性变化。1983年，党的代表大会重点讨论党内民主问题。以英格拉奥为首的左派提出改革建议，强调扩大党内民主、增加决策过程的“透明度”。其中最重要的变化是把党的决策权从执行机构归还到选举机构，即从党的执委会和书记处归还到中央委员会。
党代会后，党的高层领导已无秘密可言，中央委员会经常就一些重大问题进行公开辩论。党的高层官员不仅经常地接受报刊采访，而且还经常地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毫不隐讳地公开党内分歧。此时，党内“意见倾向”已经明朗，昔日“坚如磐石般”的团结已不复存在。与此同时，意共的新闻工作者也经常在党外刊物上发表批评文章，从党外对党的自由化推波助澜。
1983年意共再次召开代表大会，有代表和组织甚至建议取消民主集中制，但未被大会接受。8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意共与苏共关系破裂，党内的“意见倾向”实际上已成为阵线分明的派别。除原来的英格拉奥派、那波利塔诺（阿门多拉派的继承者）和贝林格中间派外，还出现了阿曼多·科苏塔为首的亲苏派。这些派别之间冲突迭起，矛盾尖锐。民主集中制成了党内派别间无休止妥协的一种程序。它表面上维持了党的团结，但实际上却使党陷于瘫痪之中。无奈之下，1989年意共18大被迫取消民主集中制，最终在法律程序上削弱了党的领导者的权威。这样，当苏东剧变发生时，党在易旗改名这一重大问题上发生分裂也就难以避免了。
3.民主集中制在党的群众组织中的衰落
民主集中制原则不仅在党内遭到严重削弱，而且在党外也逐渐丧失其应有的作用。这一点可以在共产党传统上占优势的领域中得到清楚的反映。
意共的民主集中制的党外作用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A.领导党的议会党团；B.领导工会；C.领导和影响青年、妇女等一系列外围组织；D.建立一系列工商企业组织，为党提供财力上的保证。随着党内民主集中制的衰落，意共与这些组织的关系也逐渐发生变化。
首先，在议会党团中，虽然它依然保持了投票的团结一致和指示性投票原则，但党团议员已享有更大的自由和自主性。其次，从党与群众和文化组织的关系上看，这些组织虽然仍然隶属于意共，但它们已不再被纯粹地认为是党的一种工具。意共也不再要求这些组织及其成员对意共保持绝对忠诚，而这些组织的成员也不再将自己的作用看作是隶属于党的利益。总之，随着民主集中制的“世俗化”，党与这些群众组织的关系也发生了“世俗化”。这种“世俗化”最典型地体现在党与总工会这一最大的群众组织之间关系上。
意大利总工会是以意共为主体、包括一部分社会党人以及其他支持工会的人组成，是意大利最大的工人组织。意共与总工会“传送带”关系的解除在战后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其最早可追溯到50年代。战后初期以及50年代，党与总工会的关系极其密切。党直接领导着工会，工会的领导及官员均来自意共。
60年代以后，意共与总工会的关系开始发生实质性变化。总工会越来越开始发挥自己独立的作用，不愿仅充当共产党的“传送带”。总工会的重要行动是其开始与天民党领导的“意大利劳动人民工会联合会”以及社会党的“意大利劳工联盟”采取联合行动，有意在组织上与意共脱离联系。
对此起决定作用的是1969年的“热秋运动”，工会的力量和影响急剧上升，各党工会联合的呼声高涨。同时，其他两大工会也分别与天民党和社会党脱离联系。1972年，意大利三大工会达成协议，建立了松散的统一联盟。总工会宣称它独立于各个政党之外。这时总工会中的意共领导也在很大程度上采取了独立于党的方式进行工作。
整个70年代，是意大利工会力量发展和膨胀的十年。这期间，工会的权力极其强大，而且三大工会联系密切，行动一致，以至于意大利的报刊诙谐地称这种合作为“三者联盟”。政府的有关政策出台经常要同三大工会的领导人商讨。没有工会的同意，政府难以形成任何决策。同样，没有三大工会头目的一致同意，工会内部也难以形成任何决议。这种特殊的情况进一步巩固了意大利总工会对意共的独立。
80年代以后，意大利的工会运动急剧转折，工会力量逐渐削弱。工会似乎又回到了各政党的翼下。但意大利总工会对意共的独立问题并没有因此而被否定，此后，党的领导人和工会领导人龃龉不断，相互指责，党与工会之间再也不是过去那种“传送带”关系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新型的相对独立关系。民主集中制机制已在很大程度上失灵，列宁主义所界定的关于党与工会关系的理论与实践在意共内已不复存在。
从上文的分析中，我们清楚地看出了意共为达到上台执政在政治策略上的演变轨迹，其最终结果是逐步地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融入了当今西方的民主社会主义潮流之中。1998年10月，意大利罗曼诺·普罗蒂政府因重建共产党撤销在议会中的支持而被迫提前下台，总统斯卡尔法罗经过与各政党反复磋商后，授权左翼民主党总书记马西莫·达莱马组阁。意大利历史上出现了冷战以来第一个由前共产党人担任政府总理的局面。这一事件的发生最终标志意大利国内冷战的结束。意大利左派的执政，与意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巨大变化密不可分，更与意共战后的演变密不可分，其实质只是意共回复到了本世纪初期的社会民主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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