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是生态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直接动因。生态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初就对生态环境的研究提出了许多富有见解的观点，而生态马克思主义对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尤其是对我国绿色发展理念的提出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生产逻辑的揭示；文明范式的转换；制度层面的规范这四个层面，为我国的绿色发展提供了理论借鉴，从而产生了一批最新理论成果，也厘清了我国在绿色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强化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绿色转向。
【关键词】生态马克思主义；绿色发展；美丽中国
作为近代最大的环境保护的重要流派，生态马克思主义是借鉴马克思主义而形成的，是马克思主义在生态学中的发展，并结合系统学、未来学等主要学科流派，以生态学为始基，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内核而形成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近代兴起的主要流派，旨在以批判资本主义生产制度，目的在于使马克思主义以另一种可行的方式，仍然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世人眼中，马克思主义却以另一种方式在改变着世界，就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马克思主义一直在指导着人类在以不同的方式实践，在改造着客观世界，但人类在改造过程中这种盲目的、无意识的方式，在无形中伤害了许多事物，包括环境和人类自己。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武器，辅以生态学的理论基础，在深刻批判资本主义现有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及消费观的基础上，认真剖析现有制度，以期达到用生态马克思主义解决现有的环境问题。这也为十八大以来我国的绿色发展之路带来了积极的借鉴意义，也对美丽中国建设增添理论动力。
什么是“三等女”？是指工作和家务的机会要求与伴侣“平等”，年收入与伴侣相比较“对等”，身高、年龄与伴侣条件相当或“同等”的新女性。
一、资本批判：绿色发展始基
生态马克思主义提出的最初观点就是为了揭示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的本质。生态马克思主义试图以一种新的生态观点解释产生生态危机的根源，最终得出的原因则是归咎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成为生态马克思主义阵营最重要的批判对象，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是造成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他们期望建成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社会主义制度，这样可以规避在生态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破坏危机。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环境的主题是生态马克思主义学派思想中的核心部分[2]”。对于生态环境的关注是西方近代发展的一股潮流，逐渐演变成具有社会影响力的流派。而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是生态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初主要的批判对象，他们认为资本主义自身带有的毁灭的属性，对资源的大规模掠夺开发以及不计损失的破坏，对自然造成不可修复的伤痛。资本家为了巩固自己的已有利益，从而进行肆意的掠夺，没有道德的约束，只有对利益的趋之若鹜，造成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认定这种掠夺的是一种暴行，对资源破坏的暴行，这种行为当然不值得倡导，更应该批判，加以制止，由此生态马克思主义在现代在发挥着其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工业4.0更大的意义是其可以改变现有制造业的生产模式，对于终端用户来说，高效的统一工业通信平台的价值增益体现在使用方便、高效率、高生产率、完成任务的时间减少、用户满意度增加、系统性能更稳定和用户错误少上。另外，对选择有效控制器间数据的实时交换，直至其他各类总线协议的转换及OPC与其他设备和系统的交互，都至关重要。
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3]”。马克思所指出的发展方式确实在我国不折不扣地执行，在共产主义阶段，不管是人道主义还是自然主义都会实现，而在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实行的是其第一个阶段，即绿色发展阶段。对资本的批判是绿色发展的最初始基，绿色发展的发展动因和理论依据也是借鉴了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合理的理论内核。每一发展思路的提出，都有其理论根源，而对于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扬弃”使绿色发展更加的合理、科学和有效，当然也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绿色发展的提出经历了一段时期的理论成熟期，而恰好生态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也使得绿色发展有了最初的理论结构，随着研究的深入，绿色发展有了其更加鲜明的时效性和时代性。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合理内核的有效“母体”也孕育了许多值得学习和借鉴的有益成果，绿色发展具有的理论包容性和实践有效性正在发挥着应有的作用。绿色发展自产生以来正在积极地吸收着各国治理环境的有效成果，正在壮大着其理论意义。源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生态马克思主义主要理论依据，现在正在以另一种形态发挥着其积极的作用，但所得结果都是一样，为了建设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良好局面，但不要轻易打破这种平衡，这样到头来，遭受生态环境破坏苦果的只能是人类自己。当然，也不要试图去挑战生态的底线，因为最终造成的恶果谁也不能接受。因此，促进人与自然和谐是人类义不容辞的责任。
二、生产逻辑：绿色发展始技
十八大以来，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向纵深发展，绿色发展理念也随之提出，它的提出是与我国科技发展水平相一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生产力进一步提高，经济水平快速提高，加之社会转型速度加快，对于技术的依赖程度提高，又进一步促进生产力的大幅度提升，但我们不能走资本主义生产的老路，刚开始走了一条“边污染、边治理”的路子，但造成的结果是经济收入提高了，生产力水平发展了，但治理的速度还远远赶不上污染的速度。因此，在此基础上优化发展步伐，大力发展科学技术，以技术投入作为治理环境的有效手段，而生产逻辑促使绿色发展要以绿色技术作为治理手段，这样绿色、便捷、高效的方式可以调节现有的手段。绿色发展在针对生产力提高的维度，使治理污染、治理破坏的方式更加多样化、有效化发展。绿色发展的发展步伐要用技术作为支撑，要加快技术更新力度，使对环境的破坏控制在技术可控的范围以内，在以行之有效的治理手段，用绿色技术支撑绿色发展，利用技术手段加快自然的恢复速度，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奥康纳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是实现资本利润的最大化，资本主义的企业把利润看作是其生产的最终目的，从来不会考虑自然的问题。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导致的结果是把降低生产成本看的比生态环境更为重要，而资本主义企业把自己所得利润而造成的恶果，让整个社会为其埋单，使生态问题逐渐演变成社会问题。高兹则指出，资本主义企业“首要关注的并不是如何使劳动变得更加愉快，也不是生产与自然相平衡以及人的生活相协调，或者确保它的产品仅仅服务于公众为其自身所选择的目标。它首要关注的是花最少的成本生产出最大的交换价值[4]”。资本主义生产逻辑遵循的是生产最大的利润来满足资本本身的需求，资本的无限需求产生无限生产，无限生产促使无限开采，无限开采导致无限破坏，这是一条恶性循坏的道路。如果不能有效管控这种恶性循环，则将会对生态造成更大的破坏，这种破坏是自然力所不能修复的。以自然恢复的方针是可行的，但不加入相应的人工措施，自然恢复则将遥遥无期，时间尺度上的差异，将在自然恢复的方针中出现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以人工恢复为主要辅助手段，采用现代快速发展的科技，以人工干预的方针实现自然快速恢复，即使不能快速恢复，也能增加自然恢复的速度。“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但还是要尽到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
草原的山坡上，立着好多帐篷。苏婷婷、苏越和苏穆武在帐篷间寻找着。苏越看见一个外国人，去扳他的肩膀，不是杰克。苏穆武追上一个外国人，是个女的。苏婷婷挨个帐篷询问，出来的人都摇摇头。正当她失望之时，突然，她看到了一顶帐篷上的绢花！苏婷婷几乎喊出声来：杰克？她喊着朝那顶帐篷跑去：杰克！杰克！帐篷的门掀开了，络腮胡子的杰克走出来！苏婷婷上前抱住了杰克，杰克也抱住了她！
三、文明范式：绿色发展终转
从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再到生态文明是一段人与自然关系变化的演变史。从最初的敬畏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破坏自然再到保护自然，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一系列的变迁，但变迁过后又好像回到了最初的原点，由敬畏自然到保护自然，人类对自然造成的创伤，自然又原封不动地返还给人类。就像恩格斯所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5]”。所以，看似每次胜利，实则是人类都在为此付出代价。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五大发展理念，绿色发展的提出是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进一步深化，也更加具体化、鲜明化，对生态文明的建设步伐也更加明朗化。绿色发展确是文明转化现阶段的中转，也是在新时代我国绿色发展的终点的转折，不会是终点。生态文明建设一直在路上，绿色发展是这一时期发展的终点，是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详细表述和深刻实践。文明范式最终会向更高层次发展，也会进化，会升华。新的理念也要适应新时代发展的需求，这不仅是现在的需求，更是对未来发展的需求。文明转向，转向的是更高水平和层次，绿色发展也要结合新理论，重实践，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相辅相成，共同提高。文明转向，也是人们理念的变革，对生态保护不再处于国家层面，更要普及化、大众化，要在社会落地生根，在千家万户生根发芽。绿色发展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是每个人类的事情，与我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我们的发展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不盲目、不折腾，更不能做出危害环境，危害自然的事。
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工业文明在为人类创造巨大财富的同时，也在制造着威胁人类生存的恶劣环境，要想使这种情况改变，必须要进行文明转向。其实就是使人类在工业化时代所造成的环境问题逐渐消除，实现文明范式的转换，至于转换成什么样的形态，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也给出了答复，即建成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社会主义。他们认为要想使人与自然的矛盾不再出现，需要建成这样一种社会，这也是近代在西方流行一时的社会思潮，对人们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借鉴。当然，虽然想法很好，但其可行性还是不足，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单纯地想建设生态社会主义显然是不可能实现的。造成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不仅仅是人类活动，还有许多方面的限制因素，就人与自然不和谐的关系而言的确可以成为现实，但影响环境问题的原因较多，实行单一的形式，在短期可以实现，但一个国家毕竟要成长，就必须要有相应的配套设施，没有发展的国家是不可能长久存在的。
四、制度规范：绿色发展宗旨
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以自由市场为主体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无法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福斯特指出：“为自然中所有事物设定商品价格并且建立市场（经常通过人为的手段）以解决污染和资源耗竭问题，虽然这种在经济中内化环境的方式经常被视为解决我们生态问题的出路，但是这些解决方法只能在短期内使问题缓解，最终还是会加剧所有的矛盾，既破坏了生活条件，也破坏了生产条件[6]”。在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自由市场或者说是经济问题回避不了生态问题，也解决不了生态问题。由此，在自由市场和经济活动过程中，加以节制，或者说是约束，进行市场监管，进行制度安排。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不能一味地靠市场调节，市场的处理手段所起的作用只是短时间的，长期的效果不能凸显。在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对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短时期内不会被消除。
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对于自由市场与环境矛盾的论述，的确可以对我国的绿色发展给予一定的启示，即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绿色发展的现实保障是制度，没有严格的制度保障，绿色发展只能是一纸空文，也不能顺利有效地实施，而且贯彻的力度，实施的阻力也会比较大，但有严格的制度做保障，将环境问题纳入国家法律体系中，必然会绽放出新的威慑力。我党也是这样贯彻执行的，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也提到要“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7]”，在2017年10月24日新修订的《党章》中也明确指出，要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这显示了我党对建设生态文明社会的信心，表明了我党对绿色发展理念实施的决心，坚定了我国对建设美丽中国的恒心。实践表明，实行最严格的环境监督管理制度，对我国绿色发展之路起到保驾护航作用，使绿色发展理念更快、有效地执行和实施。
总之，生态马克思主义对生态环境问题提出了许多富有见解的论述，对资本批判、生产逻辑、文明范式、制度规范这四个方面对生态问题进行了阐释，这都对我国的绿色发展之路提供了借鉴，使我国的绿色发展更加多样化、具体化、鲜明化，对于生态马克思主义者没有解决的问题，绿色发展也给出了许多富有中国特色的见解，既丰富了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相关内容，也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独具特色的发展道路，有力地推动了建设美丽中国之路。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9.
[2]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118.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22.
[4]ANDRE G:Ecology as Politics[M].Boston:South End Press,1980:4-5.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518-519.
[6]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7]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24.
〔本文基金项目为喀什大学2018年研究生创新课题“习近平生态观视域下美丽喀什建设研究”（MY201803）〕
作者简介：张轩硕，土家族，贵州省威宁自治县，喀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共同体思想。
责任编辑/周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