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主要“范式”之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式论文,当代中国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04)02-0005-07
追随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轨迹，从同时性与历时性相统一的视角来看，出现了传统“教科书”、“实践唯物主义”、“人学”、“回到马克思”、“回到学术层面”和“回到生活中来”等诸多范式，它们之间所具有的逻辑承接性、衍生性关系构成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谱系。此处的“范式”主要是指研究中所蕴涵的理论意趣、思维方式及其价值指向。本文主要就传统“教科书”、“实践唯物主义”以及“回到马克思”这三种研究范式及其内在关系进行剖析。我们之所以选择了这三种研究范式作为我们追究的论题，是因为这三种范式不仅具有广泛的影响性，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三者间的逻辑演进可涵盖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总体概貌，且其他诸多研究论题可以归并到这三种范式中来，这样，把握住这三种主导性研究范式及其关系则能比较清晰地呈现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推进的脉络，从而更为有利地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研究。
一
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为论域，首先进入我们视野的是传统“教科书”范式。直言之，该种范式基本上是一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常识性”解读。面对这一影响深远的理论(研究)模式，我们可以从基本理论层面、逻辑结构层面和理论表述等层面来加以分析。
第一，从基本理论层面来看，以一系列“基本原理”为主导内容构筑起传统“教科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理论框架，通过“国民教育”使人们了解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系列理论观点、知识和方法论原则，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国人的哲学“常识”或 哲学意识，客观上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宣传、普及起到其他途径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不可否认，这种解读和研究范式本质上是“哲学知识学”或哲学知识传播学的功能化 表征。而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系列基本原理为主干内容构造出来的体系是其传播的载 体与蓝本。因此，剖析该范式，就必须深入到该种范式的理论结构层面来。
第二，从逻辑结构层面来看，该种理论模式源起于《反杜林论》中杜林的哲学体系，后来成了苏联联共布“教科书”模式的蓝本，尔后又被借用而成了中国传统“教科书”范式。解析该范式中的理论逻辑结构，可见其思维方式则是线性思维与实体性思维，从而导致了其理论体系的二值逻辑的悖论。这种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命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有其合理性，但最大的问题在于其本质上是以二元割裂为整体特征的范式。在其理论视野中，自然界是无人的自然界、历史是无自然的历史。在理论逻辑形态上表现出诸如自然与历史、存在与社会存在、意识与社会意识、知识论实践与生存论实践等一系列范畴、原理的背离或悖谬。这种逻辑结构在很大程度上窒息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与生命力。
第三，从理论表述层面来看，理论表述是其理论本质的外显。因该范式之思维方式的线性特质，在其理论上呈现出以下几个较为显著的特点：(1)话语霸权性。这是该范式理论独断性最直接的表征。直言之，一种理论形态或哲学形态的表述形式是多样化的， 这样才能更为充分地展现出一种真正哲学的理论活性。由此，此处的“话语霸权”不仅 把自身的理论逻辑结构看作是惟一合法的正统，而且把其理论话语表述形式也看作是不 可变易的惟一经典、“惟我独尊”、“惟我独马”，从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他种表述 或他种表述中所蕴涵的理论创新进行简单的排斥与否定，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中 缺乏应有的学术伦理。(2)教条性。这主要表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语言表述系统“千 人一面”、“似曾相识”、缺乏个性。一个理论系统的语言表述是一个理论本身生命力 的彰显。从接受学视角看，一个理论的语言表述系统如何，直接影响到受众对该种理论 体系的亲和力和认可度。更深入地说，它还决定着受众对一种科学理论真理性的正确理 解与深刻把握。而传统“教科书”范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表述上的教条性，不仅使马克 思主义哲学丧失了应有的亲和力与理论合法性，而且更为深层地肢解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有机理论体系，从而导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误读。(3)僵死性。这一特点使得进入人 们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之话语形态死气沉沉，缺乏活性。同时，从理论表述形式上 也缺乏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表述多样化做深入的理论开拓与挖掘，这就消解了马克思 主义哲学的创造性与鲜活品质，使本质上生机勃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充斥着“经院哲学 ”的气息。这是前两个特点之必然结果。
综上，我们就已不难看出传统“教科书”范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存在的理论困境，而真正使之处于尴尬境地的则是，由于传统“教科书”范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误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实践”的关系，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消解于实践，尤其是政治实践 之中，使之委身于政治运动或活动；使具有深刻批判精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由社会实践 的先导蜕变为实践的解释理论或对现实政治活动的注脚，消解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 精神，最终使具有鲜明现实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缺乏与时代之间的切合性。一言以蔽之 ，因该范式所引发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简单化、庸俗化、政治工具化的积弊使马克思主 义哲学一方面弱化了其现实批判功能，另一方面则未获得正常的理论拓展。因此，该种 范式的理论弊端遭遇现实的挑战与来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内部的种种理论诘难也 就成为必然。而这种情况既构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困境，也是马克思主义哲 学研究突破传统范式的起点。
二
如果说传统“教科书”范式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贯彻的是线性的、实体的、静态 程式化的哲学思维，那么，“实践唯物主义”范式则是试图摆脱传统“教科书”范式困 境所做的一种积极的尝试与努力。在现实层面上，“实践唯物主义”范式是随着中国社 会自身的转型、社会生活的变迁、顺应现实生活主体活动的内在需要而做出的理论回应 。这样，追问“实践唯物主义”范式的理论思维及其真正的理论价值，是对该范式进行 理性定位的必要前提。
第一，“实践唯物主义”范式是新时期中国社会实践的哲学升华。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契机的理论讨论开启了中国社会的转型，而现实的实践活动则为“实践唯物主义”的凸显奠定了社会历史基础。传统“教科书”呆板的说教模式在历史发展、社会进步和人性解放等诸多方面和社会重要领域显得无能为力，于是，“实践唯物主义”范式替代传统“教科书”范式而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中的“显学”，也就成为现实与学术研究的必然诉求。
第二，从学理上考量，“实践唯物主义”范式彰显出以实践本体论置换了传统范式的物质本体论的理论指向。这似乎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这一首要的特征内置于这一范式的基础性地位之上，从而改写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研究的思维路径和实在内涵，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实践唯物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问题提出了新的理论追问。由此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意识、时代精神极为鲜明地体现出来了。
第三，传统“教科书”研究范式并非不谈实践，但其强调实践的基础性与第一性的特 质仅仅是在认识论的界域之中，是知识论意义上的“实践”，就此而论，该范式在整个 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则是降低了“实践”的理论地位与意义。较之传统“教科书”范 式，“实践唯物主义”范式中的“实践”则更具有原价值和根本意蕴。“实践”范畴由 知识论向本体论的跃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思维方式、研究重点、根本内容、价 值取向都发生了转折，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一系列新的领域，从本质上更为准确 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内涵。这在客观上就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 究领域，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进入新的研究时期。
第四，实践唯物主义在人性的解放上发挥了哲学的先导作用。“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实践唯物主义”研究范式在中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天上降回到了人间”，使哲学开始真正关注现实中人们的实践活动、人性的历史性发展状态与人的实际生存境遇。在理论上，“实践唯物主义”范式将生活世界变迁中凸显出来的主体性问题、价值性问题、人的独立性和创造性等一系列问题也就自然纳入到自己的研究视域之中。这必然要求从理论、实践乃至各种社会关系中打破一切对人性的贬损与束缚。而“实践唯 物主义”范式确实在新时期中国人性的解放过程中发挥了“高卢雄鸡”的鸣唱功能。
第五，“实践唯物主义”范式的出现，打破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教科书”范式一统天下的沉闷局面，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由过去单一、独断的话语系统引向了多维发展的局面，使相关的一系列新的研究领域获得了生长点，由此，“实践唯物主义”研究范式构成了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尔后诸如主体性问题、马克思主义人学、价值论、方法论、劳动唯物主义、日常生活批判、社会发展理论等一系列新的哲学形态都是在此基础上相继建立起来的。
不可否认，“实践唯物主义”研究范式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解放性意义是巨大的。但是作为成长中的新范式，也必然存在着自身不可规避的理论偏颇。在研究中，该范式的演绎使人更为清晰地看到其自身的理论局限。
第一，针对传统“教科书”范式“人学空场”、“主体失落”，“实践唯物主义”研究范式强调主体性、人的价值选择性是必然的，也是十分必要的。但是，由于不同的研究者对“实践”、“主体”等范畴内涵及其关系解析的多元化，从而导致其理论逻辑渐次向实践的主体或主观方面转化。如有些研究者把具有丰富内涵的实践简单地等同于主体的价值活动，并将主体的价值追求归约为主体的理性、情感或意志等的指向，忽略了与主体相对的客体所具有的“存在性”意义。这种把主体的价值诉求推向极致的意向，在理论上提出主体之外全是“无”，这就不可避免地从“唯实践主义”演化为“唯主体论”。由此，使本来具有直接现实性和深刻理论性的新唯物主义走向了自己的反面，自觉不自觉地导致了实践唯心主义。有的学者将这一逻辑演进路径归结为这样的图式：“实践唯物主义”→“唯实践主义”→“唯主体论”→“实践唯心主义”。若这一概括具有一定的理论准确性与可信度，那么，由此而来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与费希特的实践哲学之本质区别在“实践唯物主义”范式中也就变得模糊了。
第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特性的误读。在马克思的理论视野中的“实践”具有丰富的意蕴。(1)作为哲学范畴的“实践”，它源于日常生活世界的“实践”，又有别于日常生活实践，从而与费尔巴哈的实践观迥异其趣；(2)作为社会生活本质的“实践”，它标示着社会生活的客观性与历史生成性，从而与黑格尔唯心主义实践观截然不同；(3)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价值功能的“实践”，它表征着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世界、改造世界的价值指归，而区别于以往一切“解释世界”的旧哲学。这三个方面的统一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完整的“实践观”和实践特质。而在某些“实践唯物主义”范式的研究者那里，虽然强调实践，但他们视野中的实践基本上还尚未走出哲学的立足地。对此，有观点认为，这种“实践”的解读或诠释还处于前马克思哲学时期。如果此论成立，那么，“实践唯物主义”范式中这些研究者实际上就大大简化或扭曲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观”的本真意义。
第三，“实践唯物主义”研究范式的话语前提是“主体性”，而“实践唯物主义”哲学所要彰显的正是实践主体的个性，同时，言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总是以其本身的生活世界或生活实践为背景而展开的。这样，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就必然形成以研究主体自身的视角为基点，从而形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个性化张扬。这并非是坏事，反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多向度发展的重要前提。可如果将这一点绝对化，那么，最终导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个人化倾向的极端性，丧失马克思主义哲学主体的群体性特质，从而削弱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发展的动力。事实上，也正如有的论者所指出的那样，近年来有的学者把“实践唯物主义”研究范式只局限于具体哲学范畴、命题的琐碎纷争之中，导致经院哲学气息蔓延，使得作为“时代精神精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缺乏应有的理论视野与现实观照。
第四，“实践唯物主义”研究范式，因其源于中国现实实践，相应的理论探索必然会影响着现实的社会生活。这样，由于这一范式的理论路向所具有的特点及已有的理论成果所表现出来的价值取向，在当下中国政治实践领域，正如有的论者所言，它是政治新权威主义、新人类中心主义理论的始作俑者。
三
如果说，“实践唯物主义”研究范式是以凸显“实践”的路径试图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本质以历史真实，那么，“回到马克思”这一研究范式则是比较鲜明地以重读“文本”的方式“走进”马克思。“回到马克思”范式既有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理论触动，又有其更为广阔的理论背景。
第一，“回到马克思”范式直接指向的是过去那种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政治实践的注脚所导致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条式的理解和理论扭曲。这是该研究范式产生的历史基础。其实质则是对传统政治哲学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反思与批判。这需要巨大的理论勇气，更需要深刻的理论智慧。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走向规范化学术的理论意向，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独立于社会政治这种特殊品格的表征。
第二，随着马克思的一系列新的论著的出版，譬如经济学手稿和东方社会理论相关的资料、大量以前未公开的读书笔记和未刊发的重要著作，研读这些新出版的理论文献，重读马克思的“文本”，以求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一个全新的、更为系统的理论把握，这是成熟时期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可忽略的重要任务与理论必需。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回到马克思”范式正是应此而生。
第三，随着苏东社会主义模式弊端的显露，特别是斯大林专制主义的负面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使马克思主义哲学陷于“失信”之窘境。这样，以还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来面目为指归的西方新马克思主义者和东欧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当然也存在怀有其他用心的反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采取了一种新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范式：这就是把斯大林与列宁分开、把恩格斯与马克思分开、把马克思又分为青年马克思、中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这种研究范式有其自身天然不可克服的局限，但是却开拓了一种新的透视马克思、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的视角，在深化马克思、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面有着不可否认的积极意义。而“回到马克思”的研究范式的生成正是在这样的国际学术背景下，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的研究方法、研究成果及研究范式的借鉴与吸纳的结果。
顺应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的逻辑而生长起来的“回到马克思”研究范式，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第一，澄清理论是非。应该说随着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中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相继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这一方面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巩固、传播与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又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识形态的工具性意味凸显出来了。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一系列理论问题的意识形态性、政治价值性获得了张扬，而其某些理论品质及科学性在某种程度上被遮蔽了。此处应该指出的是，当马克思主义沦为 社会政治的注脚时，就不可避免地被扭曲或歪曲。这种扭曲或歪曲一旦与某种权力结合 ，就会变为披着真理外衣的话语霸权，从而颠倒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是非。从学理上说， “回到马克思”范式正是为了澄清被颠倒了的理论是非，达到“正本清源”，还“马克 思主义”以本来面目之目的。
第二，填补学术空白。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不仅蕴涵于马克思、恩格斯的主要著作之中，而且“藏”于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大量的手稿、笔记、通讯等不同类型的 文本之中。事实上，马克思等经典作家著作的发现与问世又是一个历经近百年的历史过 程。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的各种“文本”只是他们著作中的重要“部分”，同时还存 在着为数不少的我们未曾涉猎或涉猎不足的重要“文本”。客观上，随着马克思、恩格 斯大量的手稿、笔记、著作等的相继发现与出版，以前的一些理论问题得到了全面的展 开。而对这些“文本”的挖掘和深入研究也就成了我们全面系统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 理论不可或缺的重要之为。如果忽略这些新问世的文本，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 建构则是不周圆的、甚至是错误的。这样看来，“回到马克思”范式最大的理论价值也 就在于填补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的空白。
第三，重估学术价值。我们认为，“回到马克思”范式对价值的重估有两层含义：其一是原价值，其二是派生价值。在此处，原价值是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价值的重估。在此层面上，重估学术价值的意义不仅在于它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有的共识性的基本价值进行新反思和再考量，而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批判与实践批判等重要的精神实质，通过重估学术价值也得到了再次澄明与新的凸显。这是保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独立性 ，使之免于沦为狭隘的政治婢女的必要前提。尤其重要的是，它还原了被人们一度忽略 了的、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原有的“人”的地位、人的价值、人的权利，以及作为人的 物质存在方式之哲学表现的经济话语，这就矫正了以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错误的、 “片面的”、僵化的理解。派生价值则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尺度，对资本主义和社会 主义再认识与新解读。这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价值的实践表达。事实上，由于原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误读，导致了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及其关系理论与实践上的简单化与扭曲。这集中表现在把不属于社会主义的东西当作社会主义的原则加以固守，把不属于资本主义的东西当作资本主义的东西加以批判。这样，“回到马克思”的研究范式，就为我们重新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提供全新的哲学理念和新的关系思维。
第四，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方法。“回到马克思”范式，在研读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的过程中，在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新理论与新方法的基础上，充分运用“文本”诠释学的方法、个案比较研究的方法，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视角。“回到马克思”范式从思维方式上来看，体现了反思或后思的思维，这实际上也是马克思“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之另一种呈现。这样，“回到马克思”范式就在研究手段上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方法。
同样，“回到马克思”范式并非没有自身的理论局限。这种局限主要表现为：
第一，“回到马克思”范式专注于对马克思等经典作家原典话语的解构性还原，力图追问真正的“马克思”，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探究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解析，这无 疑是具有重要的价值的。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其根本的价值 与意义则在于理论批判不是其真正的终点，只是现实实践批判的开始。由此，以这样的 理论尺度来看“回到马克思”的范式，我们则可以说该范式在不同程度上消解了马克思 主义哲学“实践”的特性。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该范式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由社会 实践和生活世界退回到哲学家的书斋，这就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个性。
第二，“回到马克思”路径不应该是单向度的，而应当是复线多维的。其中包括理论上“回到马克思”、实践上“回到马克思”以及理论与实践相统一框架下“回到马克思”。而从“回到马克思”范式展开的历程看，它主要是立足于理论上“回到马克思”， 这方面的理论意义已如前述。而问题在于，依该范式的路径与意向我们是否能真正“回 到马克思”或回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义上来?从某种意义上看，正如某学者指出的那 样，“回到马克思”的努力有可能是南其辕而北其辙，或许此论真是空穴来风。
第三，“回到马克思”范式贯彻始终的精神是解释学的原则，但解释学本身的循环使 这一范式自身难以走出“文本”形而上的迷宫。同时文本阅读又具有双重意义，还由于 文本阅读者的背景千差万别，由此，阅读者、解释者的背景使解释的主体性或主观性必 将使得某种解释的“客观权威性”难以获得普遍性的认同。这样，正如有一千个读者就 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有多少个研究者就有多少个“马克思”，由此，也很容易导致 另一种形式的“惟我独马”。
第四，由于“回到马克思”重视的是“文本”返回，所以这一范式就自觉不自觉地消解实践在马克思哲学体系中的终极价值，这一倾向容易引发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新 “本本主义”，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新“教条主义”。
四
综观上述，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随着时代发展和中国社会的转型，传统“教科书”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已无法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展示其社会变革导言的价值功能。随着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之式微，产生了“实践唯物主义”和“回到马克思”这两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应该指出，“传统教科书”研究范式的解体，并不等于说它在马克思主义哲学 研究范式家族中的消失，而是指它往日那种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中一统天下的话 语霸权地位的崩解。当下，它仍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中发生重要影响的一 种类型，这自然有赖于它与意识形态历史的或现实的因缘际会，同时还由于它在发展过 程中也改变着自身不合时宜的形态。
第二，作为传统“教科书”研究范式解体的必然结果，“实践唯物主义”与“回到马克思”这两种研究范式的出现，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分化、发展的重要 表征。就二者的内在分野来说，前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发展的实践贴近，后者 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文本回归；前一种范式突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特 质，后一种研究范式则表征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理论澄明层面上的特别关注。“实践 唯物主义”与“回到马克思”这两种哲学研究范式的崛起，颠覆了传统“教科书”研究 范式的“王位”，它们平等地构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主流。特别需 要的是，“实践唯物主义”与“回到马克思”这两种哲学研究范式后来居上，很快生发 成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导性范式，并构成了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其他 众多研究范式生发的理论原型。尔后，在此基础上衍生出一系列具有不同旨趣的马克思 主义哲学研究的新范式，组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新谱系。
第三，立足于“实践唯物主义”与“回到马克思”这两种主导型研究范式，就能够从根本上触摸到当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复杂谱系的发生学脉络，就可以在总体上达成对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体系的理论洞悉和本质把握。透视与观照其他各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就不难发现这两种主导型研究范式对它们产生不同程度的生成性影响。首先，无论是“主体性哲学”研究、“价值论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人学”研究，亦或是所谓的“劳动唯物主义”研究所强调的劳动之于生活世界的至关重要性，所谓的“生活唯物主义”所倡导的“回到生活中来”，就研究范式而言，都没有超出“实践唯物主义”研究范式的大框架。仅以后两者为例，原因很简单：劳动不过是实践的一种重要类型，而由个体的生命活动与人类的生成历史之统一构成的社会生活在其本质上是实践的。其次，“回到学术层面”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文本搜集与重读”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文化背景解读”的研究等，则是“回到马克思”这一主导性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分化与具象化的表征。再次，“日常生活批判”或其他可属此类层面的研究，追究其学术路径，依然是以这两种主导性范式的结合为形成基础的。从根本上说，“实践唯物主义”的研究范式、“回到马克思”的研究范式以及基于这两种主导研究范式的内在整合，是当下中国各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形成的元起点和理论始基。
总而言之，由上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之异同比较可以看出，各种研究范式各具千秋，既有自身的特点与优势，亦有其天然的局限。应该说，各种不可通约的研究范式间的碰撞竞争、相形不让，既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百家争鸣、自由发展的体现，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繁荣的体现。然而，尽管诸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具有不可还原性与不可替代性，但是它们之间却存在着可借鉴性与互补性；更为重要的是，它们之间还具有超越各自局限，进而整合的多种可能性。可以说，如果研究者没 有超拔的学者气度和超越的学术品性，而对他种哲学研究范式报以“井蛙之见”、“洞 穴视野”，那么置于其哲学研究框架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命运，将不是繁荣与发展， 而是被解构与颠覆。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在现实与理论双重矛盾的推动中依然在不断地分化、整合，但整体的取向是不断保持着学术的严谨性与开放性，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不断得以解蔽。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向繁荣的可喜步履。
收稿日期：2003-0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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