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金沛[1]2003年在《高新技术经济发展：技术、制度与资本的耦合》文中研究说明Ⅰ二十世纪的最后一个十年里，美国经济的强劲增长令人侧目，但它给人的疑惑、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给我们的启示依然有待去探索。当今世界经济正处于一场大变革大转换的关键阶段，这场首先由信息技术发杒的经济变革的确使得经济活动展现出了许多与以前迥异的现象，为此各方分歧不少，认清这些现象以及现象背后的真正原因意义重大。因此，本文写作的目的在于，将现实的技术进步与历史的经济增长结合起来，对现实中的高新技术发展置于经济增长的历史性宏伟大背景下进行考察，通过对经济增长的历史及其理论的概述性回顾，在梳理关于技术、制度以及资本在经济增长中各自的作用发挥以及重新认识叁者之间相互作用的复杂耦合关系基础上，对当今高新技术经济发展的基本机制及其对经济增长的重大影响做出较全面的分析，进而对我国经济的跨越式发展进行深入的思考。Ⅱ本文写作的主旨在于，探询高新技术经济在当今加速变革的社会中是如何产生、怎样变动以及怎样调整的，特别是高新技术经济发展规律对我国跨越式发展的启示。因此，围绕着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框架结构与内容安排如下：第一部分主要论述整个文章的研究背景和选题原因，特别是对本文的研究方法——系统科学和演化经济学进行了的论述，考察了系统科学以及演化经济学的主要内容以及在进行经济增长分析过程中具有的特殊价值，同时也对整篇文章的框架结构和主要内容进行介绍。第二部分主要是对经济增长理论进行叁类划分，即资本决定论、技术决定论以及制度决定论，并对这叁类增长理论的主要内容进行介绍同时作出简单的评价，指出无论是资本决定论还是技术决定论以及制度决定论，他们的共同缺陷都在于对技术、制度以及资本进行了分<WP=3>割性理解，片面强调和过分夸大了某一种要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没有彻底分清长短期里实现经济增长的基本条件以及主导因素，没有认识到经济增长是一个要素耦合和系统演化过程。在对叁类经济增长理论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运用系统科学和演化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对技术、制度以及资本叁者之间的耦合机制进行研究，进而对经济增长进行数理分析，描绘了经济增长的逻辑斯蒂曲线，建立了经济增长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并对技术、制度以及资本的关系进行了讨论。总结出，它们虽然有着自身不同和独特的作用和影响，但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发挥却不是独立的，而是相互促进、彼此制约和系统整合的。经济增长的实现、实现的极限以及如何实现既取决于叁者本身的质量水平的高低，更取决于叁者耦合水平的高低。第叁部分主要对高新技术经济的生成进行分析。作者对高新技术经济与传统经济的区别及其划分标准进行了讨论。研究了高新技术经济生成的内在逻辑在于，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以及投资变化的互相配合和协调，并以美国经济在90年代的发展为例进行说明。文章着重强调和分析了信息技术及其产品独特性在促进高新技术经济产生中的特殊和关键性作用，建立了经济的信息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模型，分析了信息化对美国经济增长以及生产率所产生的影响。第四部分主要是对高新技术经济的波动进行分析。此部分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造成高新技术经济波动的原因在于，技术冲击、制度周期以及投资扰动叁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对技术冲击的分析主要以真实经济周期理论为分析工具，考察了技术冲击对技术、资本和劳动变化路径以及产量和消费变化路径的影响，并专门分析和描绘了具有持久性分量的技术冲击下的产量轨迹；对制度周期的分析中，将制度变迁的周期性特征与经济周期的对应阶段结合起来考察。根据美国“新经济”的发展经验以及依据前面所做的理论准备，对高新技术经济的波动特征进行了理论概括和前瞻性预见，进而指出高新技术经济发展依然存在着无法避免的“脆弱性”。第五部分对高新技术经济的调整进行分析。该部分明确指出高新技术经济本身无法避免波动，进行经济调整是其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WP=4>要和不可或缺的环节，分析了当前进入衰退期的美国是如何进行经济调整以及使用货币和财政手段所产生的实际效果和政策效应，也明确指出了发展高新技术经济中反对“技术拜物教”的重要性和原因，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对高新技术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的思考。第六部分将前面高新技术经济发展的理论研究与我国的实际国情结合起来，着重分析我国跨越式发展的理论基础和现实依据。首先对我国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内在需要和可能性进行阐述，接着对实现跨越式发展需要的条件和存在的困难进行分析，强调指出，从现实来看，需求不足和通货紧缩是对发展高新技术经济的最大制约。同时对理论界提出实现经济跨越式发展的各种思路和途径进行了厘清，最后对如何实现跨越式发展——选择跨越点、工业化与信息化的关系以及避免高新技术产业的“孤军突出”提出了政策建议。Ⅲ本文在研究过程中力图将基础理论与经验事实结合起来，使对高新技术经济的分析以及得到的相关结论既能找到合乎逻辑的理论根据，又能找到合乎客观事实的经验证据。总的说来，作者力图在以下几方面实现突破或者创新：1、在研究方法上，弥补了长期以来，增长理论中?
刘冰[2]2007年在《技术预见在区域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中的应用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年来,气候变化、能源浪费、生物的多样性减少、化学污染、城市化混乱、极地臭氧层空洞等现象的空前加剧已成为人类发展的巨大隐患。Pusztai、帝王蝶、SARS、禽流感等系列事件的出现,更使人们对技术发展的关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未来技术的规范发展无疑是对人类相应生活条件保障的最为直接的手段和最为重要的信心指数。十七大报告深刻地阐明,在发展中实现人口、经济、社会、环境和资源的良性互动。而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更为行之有效的国家宏观发展战略的决策模式和方法。目前少数国家已经成功尝试运用的技术预见决策模式,适应了当今时代社会、经济和科技发展的大趋势,提供了应对未来挑战的新的认知手段,创造了选择未来方向的新的识别机制。技术预见方法与人类发展思路的契合,使应用技术预见模式进行我国国家科技发展战略的探索将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显现出巨大的价值。本文在对国内外技术预见现状和研究进行总结梳理的基础上,明确技术预见的概念,并围绕以下框架体系展开:首先,是关于技术预见的理论研究;其次,是将技术预见与区域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相结合,具体阐述技术预见方法应用于区域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过程中需要明确的各方面问题;第叁,是基于技术预见的区域科技发展规划的制定。地区技术预见将是地区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在强调新形势对地区科技管理提出新要求的基础上,分析了技术预见、科技规划与区域创新体系建设之间的联系,界定了中观层次技术预见与国家技术预见、区域创新体系与国家创新体系的关系。重点从叁个方面来探讨技术预见如何服务于区域科技发展战略,目的是为正在我国开展的和将要开展的地区技术预见与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制定的研究和实践提供必要的背景支撑。高新技术被人们称为“朝阳工业”,然而,高新技术同时也是高风险的技术。尽管作为日常经验常规化的传统技术也有其潜在的风险,但现代技术产生社会风险的机制和水平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它主要包括两类风险,即技术开发的风险和技术应用的风险,二者给社会带来的结果是不同的。技术评价是技术完善的基础和降低实施风险的前提,技术预见对于技术风险的答理具有指导意义。建立符合风险社会要求的新机制,应该充分考虑人们的主观认知因素以及社会文化的价值理念,而不能以简单的因果思维或工程思维来进行决策。在强调技术预见、关键技术选择的社会背景的基础上,对技术预见与关键技术选择的异同及产业发展的影响进行了有益探讨,最后提出技术预见和关键技术选择应该重视产业界的参与,日的是为正在地区开展的技术预见和关键技术选择研究提供必要的背景支撑。
朱桂艳[3]2016年在《科技金融对我国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我国2016年经济发展的五项任务,其中结构性改革作为主线引领经济发展方向,然而没有创新力量作支撑的结构性改革,只能是空喊口号。当今世界各国的竞争已经演变为创新能力与自主知识产权的竞争,合理引导金融资本与科技资源相互流动配置是当下政府工作的重要举措,科技创新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力量,只有与金融资本有机结合才能有效提升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目前,我国已经成立科技金融理论研究平台,这不仅在理论层面丰富了我国科技金融的发展,对于区域间科技金融深度结合也有重大意义。高新技术企业作为科技创新的先锋,带动着所有科技创新主体共同建设我国的创新型发展之路。然而,我国东中西部地区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差距较大,科技金融作为推进创新的力量,在不同区域呈现出不同影响。东部地区作为技术创新领军高地,无论是高新技术企业还是科技金融支持发展都较为完善,而中西部地区由于经济起步晚、产业结构不合理等原因造成了科技金融与科技创新水平的落后现状。2014年我国高新技术企业总产值13250267亿元,其中东部地区9678328亿元,中部地区2255628亿元,西部地区1316311亿元,其差距之大可见一斑。本文基于科技金融相关理论,从我国目前发展现状出发,分析科技金融对我国不同区域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影响差异。论文共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是从国内外两方面对科技金融的相关理论进行总结分析;第二部分是研究科技金融对区域高新技术企业的创新支持理论;第叁部分是通过数据图表对我国不同区域高新技术企业创新现状与科技金融支持现状进行对比,并就其产生差异的原因进行分析;第四部分是通过现状分析构建我国科技金融、高新技术企业创新的指标体系,并进行区域间面板模型分析,以发现各地区科技金融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创新的问题;第五部分是根据实证检验结果对我国科技金融更好的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提出政策建议。本文通过对科技金融支持区域高新技术企业创新的研究,弥补了区域科技金融相关理论的不足,对我国“供给侧改革”的实施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刘军[4]2007年在《高新技术产业化生态机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据科技部统计资料，我国每年约有叁万项科技成果通过省部级鉴定，其中真正能够转化为产品的只有20％，而真正能够产业化的仅为5％。所以，如何真正实现高新技术产业化、提高产业化率是今后亟待解决的问题。其次，虽然我国高新技术产业有了相当发展，但国民经济结构的构成中仍以传统产业为主。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传统产业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日渐丧失，只有将高新技术应用于传统产业，实现高新技术的产业化，提高传统产业产品的附加值，才能为传统产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再次，高新技术产业化作为一个动态的演变过程，如何制定相关政策以推动其可持续发展也是一个需要深入、全面研究的课题。从产业生态系统的角度对高新技术产业化进行系统的研究，有助于深化对高新技术产业化核心问题的理解和把握，不仅对于高新技术企业制定发展、竞争战略规划意义重大，同时对于各级政府、高新区管理机构制定相关政策具有重要启示和指导意义。本文以生态学理论为指导，充分吸收系统论、演化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综合运用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相结合，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高新技术产业化及环境创新等问题，从产业生态系统的角度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本文的研究按照下面的思路展开：1．通过和自然生态系统的对比，分析高新技术产业生态系统的构成。并通过对高新技术产业生态系统多纬度、多视角的分析，构建了高新技术产业生态系统模型，为高新技术产业化生态分析奠定了基础。2．高新技术产业化实质上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一个动态过程，因此，本文从生态系统演化的角度，研究了高新技术产业生态系统的进化与发展。3．在高新技术产业生态系统中，产业生命系统与产业生命支持系统之间相互作用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高新技术产业化是高新技术产业生命系统的一个演化过程。本文在充分把握高新技术产业化涵义的基础上，分析了高新技术产业化的过程，并对高新技术产业化的两种路径：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和传统产业高技术化进行了系统研究。4．高新技术产业生态系统是分层次的，从全球产业生态系统到国家高新技术产业生态系统，再到区域高新技术产业生态系统、高新区高新技术产业生态系统、企业孵化器。考虑到本人多年来在高新区工作的经历和对高新区运转过程中存在问题的深入了解，本文以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生态系统为切入点对高新技术产业化进行了剖析。5．从实证的角度，对太原高新区高新技术产业化的生态环境进行系统分析，提出太原高新区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发展战略。本文共分为七章。第一章针对上述论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框架进行了详细描述，对国内外学者在相关领域的研究进行了总结和评述。第二章通过自然生态系统的对比，分析了高新技术产业生态系统的构成、复杂性和运行机理。并通过对高新技术产业生态系统多纬度、多视角的分析，构建了高新技术产业生态系统模型，为高新技术产业化生态分析提供基础。第叁章依据生态系统进化原理，分析了高新技术产业生态系统的演化。主要研究了高新技术产业生态系统演化阶段、高新技术产业生态系统进化动力、高新技术产业生态系统的自组织演化机制。如同自然生态系统一样，高新技术生态系统始终处于动态的发展之中。这种动态发展不仅体现在生态系统是一个有限的生命体，必须经历开拓、扩展、领导和自我更新或灭亡等四个过程，还表现在随着技术进步、经济环境改变和成员自身素质的提高而使整个系统不断变化，包括成员的不断更迭和地位的变化等，这种变化有可能使系统更为稳固、强大，也有可能使系统走向衰亡。高新技术产业生态系统的演化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高新技术产业生态系统结构演化和高新技术产业生态系统层次演化。第四章分析了高新技术产业化的生态演化机制，并对高新技术产业化的两种路径进行了深入分析。高新技术产业化从本质上讲是高新技术产业生态系统动态发展和演化的过程。高新技术产业化有两种形式：第一，一个高新技术生态系统从初步萌芽，经历不断成长，形成高新技术产业集聚，最后到成熟的发展过程。高新技术产业化通过两种发展路径来实现：高新技术的产业集聚及传统产业高技术化。两种路径都可以通过生态系统进化理论来指导对它们的探讨。第二，在一个已经形成的高新技术产业生态系统中，新的价值链产生、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以及整个高新技术产业生态系统向更高级或新的方向发展演化过程。第五章研究了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微观载体——高新区，并利用聚类及因子分析的多元统计方法对全国53个国家级高新区经济增长的动态演变进行了分析，从高新技术产业化的风险投资、需求创造、供给创造等方面提出了政府行为的环境创新举措。第六章以太原高新区为例，利用多元回归等方法对太原高新区的两个发展阶段进行了对比分析，在此基础上，对太原高新区高新技术产业化的环境创新进行了实证研究，提出了太原高新区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发展战略。第七章是对本文的总结及进一步研究的展望。本文的研究形成了以下主要创新：1．高新技术产业生态系统模型构建从生态学、系统科学、复杂性科学、产业经济、战略管理等多学科交叉的角度全面、系统的考察了高新技术产业化的问题。在借鉴自然生态系统的基础上，构建了高新技术产业生态系统模型。2．高新技术产业生态系统技术要素运行机理研究深入分析了高新技术产业生态系统中的关键要素：技术要素的地位、特点，并通过自然系统与高新技术产业生态系统的对比，研究了技术要素的运行机理，包括：①层级关系、生态位、演进与技术链条、技术生态位、技术创新；②集群稳定、生态位与技术选择；③共生、协同进化与技术协作；④系统性、演进与制度、技术、资金的耦合等。为高新技术产业化宏观、中观、微观层面的技术战略、策略制定和选择提供了的理论支持。3．高新技术企业持续竞争优势形成机制研究高新技术产业生态系统中，企业个体进化是高新技术产业化、高新技术产业演化的重要基础力量。本文提出企业进化的动力就是要追求企业的持续竞争优势，在分析企业竞争优势来源的基础上，基于广义资源的概念，研究了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形成机制。企业竞争优势的形成过程实质上是企业资源状况改善的过程，形成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关键是创新，即持续不断地改善企业的资源状况。创新能否成功取决于企业当时的选择空间、创新过程的周期、创新的成本、创新的成本和收益在企业内部及企业与相关利益者之间的分配，以及企业管理层的决策能力和决策水平。4．高新技术产业化路径研究高新技术产业化从本质上讲是高新技术产业生态系统动态发展和演化的过程。高新技术产业化有两种形式：第一，一个高新技术生态系统从初步萌芽，经历不断成长，形成高新技术产业集聚，最后到成熟的发展过程。高新技术产业化通过两种发展路径来实现：高新技术的产业集聚及传统产业高技术化。两种路径都可以通过生态系统进化理论来指导对它们的探讨。第二，在一个已经形成的高新技术产业生态系统中，新的价值链产生、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以及整个高新技术产业生态系统向更高级或新的方向发展演化过程。5．传统产业高技术新化的生态运行机理理论研究传统产业高新技术化是高新技术产业化重要路径之一。本文依据生态学的原理，分析了传统产业和高新技术互动与融合的运行机理，提出了传统产业高技术化的模式与路径。6．高新区高新技术产业化发展状况及战略的实证研究本文通过对我国现阶段的国家级高新区的发展阶段及环境的定性分析，使用聚类分析方法对我国53个国家级高新区发展阶段及发展类型进行了分析；采用因子分析方法对这些高新区的环境政策、经济效益、发展潜力、创新能力、企业效率等方面更详细分析了高新区的发展能力。在此基础上，本文以太原高新区为例对高新技术产业化现状进行了实证分析。从太原高新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战略原则、太原高新区特色产业的发展路径、太原高新区环境创新等角度，构建了太原高新区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战略。
张同斌[5]2012年在《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历经25年的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已经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高新技术产业中的知识研发和技术进步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对于引导我国经济由“投资驱动型”向“技术驱动型”转变具有重要作用。高新技术产业具有高附加值和高收益特征,代表了未来的产业发展方向,对传统产业的提升改造也具有积极促进作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也是我国在“十二五”期间推动经济科学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举措之一。本文在产业经济学的基础上,从企业、产业、省域、区域、国际等多个视角对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本文的主要工作和研究结论如下：一、采用分位数回归方法研究高新技术企业中研发和人力资本等因素的差异化影响,给出高新技术产业绩效变动的微观经验证据2009-2010年,随着消费者对新产品需求的不断增长,绩效较好的高新技术企业可以将更多的资金转移到研发活动中,研发的效果也更为显着。人力资本对高新技术企业绩效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人力资本对高新技术企业各分位绩效的影响几乎都不显着,但随着高新技术企业绩效的提升,人力资本变量的影响总体上也呈现逐渐增大的趋势。资产负债率一直都是影响高新技术企业绩效的重要因素。并且,资产负债率对高新技术企业绩效低分位数的影响小于对绩效高分位数的影响。资产负债率下降有利于我国高新技术企业绩效的提升。2007-2009年,规模因素对高新技术企业各分位绩效并没有显着影响,而2010年,规模对高新技术企业低分位绩效的影响显着为正。因此,“大而全”的发展模式并不适合我国高新技术企业。二、建立我国高新技术产业中外资与内资企业间双向溢出效应的动态面板数据模型,更为准确地测度外资溢出效应对产出影响的方向和程度就外资企业向内资企业的溢出效应而言,1995-2001年,我国高新技术产业中的内资企业没有跨越外资发挥作用的“门槛”,导致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的溢出效应并不显着。2001-2008年间,外资企业的示范效应、竞争效应以及行业间的带动效应使得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产生了正的溢出效应。2001年之前,相对于外资企业而言,内资企业基础条件比较差,没有能力对外资企业产生影响,内资企业向外资企业的溢出效应并不显着。随着高新技术产业中内资企业的不断成长,2001-2008年,内资企业对外资企业产生了负的溢出效应。逐渐壮大的内资企业以低廉的价格、不断壮大的科研队伍等相对优势在国内市场上开展了与外资企业的竞争。就高新技术产业中内资与外资企业间相互作用的调整机制而言,内资企业在2001年前对市场变化反应并不敏感,2001年之后,调整系数显着增大表明内资企业已转变为能够积极顺应市场需求,把握市场机遇,在市场竞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同时,外资企业对市场变化的反应及调整能力在各个阶段都较强。叁、建立各省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水平梯度变迁的广义排序选择模型,找出不同省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差异的主要原因相比而言,中部和西部部分省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水平梯度变化较大,东部地区高新技术产业梯度的变化并不明显。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对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影响和各地区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推动是中西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水平变动幅度较大的主要原因。东部高新技术产业处于较为成熟的发展阶段,因而发展水平比较稳定。对高新技术产业不同发展梯度水平下影响因素的分析结果显示,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水平较低的省份,经济发展水平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产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才会受到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的积极影响。与经济发展水平相比,工业发展水平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影响恰好相反。随着高新技术产业梯度水平的不断提升,工业发展对高新技术产业的影响由带动变为挤出,因此,工业发展与高新技术产业增长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研发支出的有效性在不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水平下也有较大差异。一般而言,随着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水平的提升,研发支出的有效性也逐渐增加。人力资本支出的风险性和人力资本积累的时滞导致人力资本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水平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四、构建了高新技术产业的空间面板计量经济模型,研究高新技术产业各区域中研发的知识溢出效应和产出的经济溢出效应,以及两种效应对产出增长的贡献由于研发经费支出对创新成果产出的重要影响和政府对高新技术产业成果转化的推动,各地区高新技术产业中研发投入的高回报特征得到了充分体现,研发积累有效推动了我国各区域高新技术产业的产出增长。各地区高新技术产业中心省份向外围的研发溢出效应对产出增长具有差异化影响。中西部地区高新技术产业研发的溢出效应对产出的促进作用要远小于自身研发努力对产出的贡献,长叁角地区各省份研发活动与省份间知识溢出效应贡献近似相等,而珠叁角地区研发要素由外围向中心的集聚效应较强导致知识溢出的贡献为负。总体而言,高新技术产业各地区内产出空间上的相互作用具有正向促进效应。环渤海和东北地区、西部地区高新技术产业中心对外围相关配套产业的拉动有利于外围省份的产出增长,珠叁角地区的中心广东已经发展到足够大的规模,离心力使得高新技术产业生产活动和生产要素逐渐流向外围省份,带动了该地区外围省份的产出增长。高新技术产业中的实物资本和劳动对产出增长的贡献显着,资本驱动型和劳动密集型特征明显。实物资本与研发资本相结合共同推动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我国高新技术产品的技术含量低,对技能型普通劳动力的需求较高。五、建立高新技术产业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测度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财税政策的效果,模拟政府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进而推动产业结构调整的传导机制在高新技术产业产出增长方面,财政激励政策比税收优惠政策能够更加有效地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增加值增长。在高新技术产业的内部结构方面,财政激励政策通过增大研发支出促进技术进步,税收优惠政策通过增加值相对价格下降产生的替代效应和鼓励要素流入产生的技术进步,都能够提高高新技术产业的增加值率,改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内部结构,但税收优惠政策的作用更为显着。财政激励下高新技术产业对其后向关联的原材料工业和生产者服务业等产生了显着的回顾效应,对其前向关联的消费者服务业和装备制造业等产生了一定的前瞻效应,对农业和消费品工业的产出增加也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税收优惠作用下,虽然高新技术的应用能够发挥农业和消费品工业劳动密集的比较优势,但高新技术产业对工业资本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小于相对要素价格上升导致的成本增加,因此,高新技术产业对原材料工业、装备制造业和建筑业的增加值增长产生了负的影响。六、基于中、日、英、美四个国家投入产出数据,采用结构分解模型测算了最终需求和增加值各变量对高技术产业产出变动的贡献,采用非完全假设抽取法测度了四国高技术产业与其他产业的关联效应中国技术进步对高技术产业产出的贡献程度远小于其他发达国家,但其推动产出增长的效应逐步显现。消费对各国高技术产业产出贡献的差异较大,对于英国和美国而言,消费是两国高技术产业持续发展的主要拉动力量。中、日、英、美四国高技术产业资本形成与产出变动的方向呈现了高度的一致性,大量的资本形成和净出口的比较优势使得中国高技术产业的“投资驱动型”特征明显。并且,在各国中,净出口对中国高技术产业产出增长的贡献呈现出“一枝独秀”局面。1995-2005年各国高技术产业的盈利能力整体上逐渐增强,但各国高技术产业劳动者报酬差距悬殊,英国和美国高技术产业一直维持着高额的劳动者报酬支出,中国高技术产业劳动者报酬远低于各发达国家。各国高技术产业与自身的后向关联最为密切,并且,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高技术产业与装备制造业、原材料工业和服务业等行业具有更为紧密的后向关联,且关联效应逐步增强。前向关联方面,中国高技术产业对装备制造业、原材料工业和消费品工业行业效率具有显着提升作用,并且与生产者服务业的前向关联大于消费者服务业,这主要是由中国处于工业化阶段中期的事实所决定的。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快速发展影响因素的研究以及高新技术产业中财税政策效果的研究,对于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政策的制定、地方政府对高新技术产业化的推动都具有重要作用。并且,正确认识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在国际上的地位以及与发达国家高新技术产业的差异,不仅有利于准确判断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态势,而且有利于借鉴国外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中的经验教训。因此,对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孙养学[6]2006年在《农业高新技术企业成长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以农业高新技术为特质的现代生物物质不仅体现着人类社会对自然的高级能动关系和未来农业的发展方向,而且正在被应用于更多的产业领域。但是作为从事农业高新技术研发示范、产品生产和营销推广的农业高新技术企业(AHTE)却未得到充分扩张和快速成长。因此,如何实现AHTE持续成长是本文研究的目的所在。AHTE成长是一个动态的复杂过程,论文以实践——理论,再实践——再理论为技术路线,借鉴国内外已有的相关理论,通过对AHTE生成背景、现状特征和存在问题的实证分析,揭示其生命周期特征;抓住生命周期中的成长期,分析影响其成长因素,探讨成长培育的着力点,构建科学的成长模型,并通过杨凌AHTE样本资料进行成长性度量,提出了AHTE成长的战略对策。论文由八章构成,摘要如下:第一章导论。首先从农业高新技术飞速发展、农业发展呼唤AHTE和农业科技企业家追求成长的大背景下,论证了AHTE成长研究的目的和意义。其次,对国内外企业成长理论、高新技术企业成长理论和AHTE成长理论进行了综述和评价。最后提出了本文的核心概念、研究思路、总体框架、研究方法和可能创新点。第二章AHTE成长的立论之基。即生命论、资源论和方式论。生命是成长的支点,没有生命就无从成长。AHTE的生命性表现在技术、产品和生产系统的生命性,从生命遗传、延续和成长的本质上看,其成长的生命基因就是难以模仿的农业高新技术及产品;资源是成长的动力,没有资源就缺失了成长物质基础。自然资源、技术资源、人力资源、资本资源、冗余资源是企业成长的动力,资源聚集、配置和利用是企业资源成长的叁个关键环节;方式是成长的路径,方式不当便找不到成长的通道。AHTE的成长方式表现出叁种成长形态和五种成长路经。通过“叁论”阐明了AHTE成长的规律性。第叁章AHTE生成与现状剖析。本章着重探讨AHTE的六大特点、生成的四大类型和五大技术分类,并通过袁隆高科、锦绣大地、大连韩伟叁个典型案例论述了AHTE生成过程和技术基础。通过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及国内有关企业调研,提出了AHTE存在主要问题是企业成长不足。第四章影响AHTE成长的主要因素。本章深入分析了影响AHTE成长的五大因素。技术是AHTE成长的第一影响因素,决定着企业的生产函数和成长曲线。环境与AHTE成长具有高度相关性,成长不仅表现为企业对外部环境的适应程度,更表现为外部环境因素通过企业自身组织机制的传导,转变为企业内部成长的动力或阻力。资本与
毛雨[7]2007年在《传统装备制造业与高新技术产业协同发展研究》文中指出当前,世界经济发展跌宕起伏,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加快,产业结构处于不断变动和调整时期。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不断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取得经济快速和可持续性的发展,最重要的是提高我国经济实力,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装备制造业的基础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通过高新技术产业改造传统装备制造业发展是大势所趋。因此,传统装备制造业与高新技术产业协同发展的研究,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对传统装备制造业与高新技术产业协同发展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本文查阅了大量国内外关于传统装备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研究文献,总结了传统装备制造业与高新技术产业协同发展的必要性所在。其次,本文在协同学理论的基础上,研究分析了对传统装备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关系,从竞争和协同效应的角度分析了两个产业之间的关系,并根据协同学理论中的序参量的概念,提出了传统装备制造业与高新技术产业系统协同发展的序参量。在定量研究方面,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设计了传统装备制造业与高新技术产业系统协同发展程度评价的指标体系,本文通过对传统装备制造业与高新技术产业系统协同发展程度的评价,来分析传统装备制造业与高新技术产业协同发展程度以及促进的办法。最后,本文对传统装备制造业与高新技术产业协同发展进行了实证研究,并提出了传统装备制造业与高新技术产业协同发展的建议。
王一刚[8]2013年在《高新技术产业技术联盟形成与运行效果动态评价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综观当今特别是未来的国内外发展趋势，当高新技术企业或产业必须以现实或潜在市场为导向研究高新技术，研发高新技术产品，而相当多的高新技术企业有时又很难以自有力量实现高新技术创新目标，特别是以结盟的形式联合起来开展高新技术创新的优势，已使相当多的高新技术企业及其所形成的产业开始或正在或继续选择高新技术产业技术联盟。在我国，虽然近年来多种多样的高新技术产业技术联盟已有了很大发展，有的不仅已经成为我国最重要的高新技术及其产品的科技创新组织形式，而且还取得了相当多甚至是世界瞩目的高新技术成果，但与应实现目标特别是与国际先进相比较，围绕高新技术产业技术联盟，仍然存在很多诸如适应设立能力不强，成员方合作力不强，科技资源整合利用水平不高，创造正向影响因素能力不强，研发能力较弱，运行效果不理想，评价管理水平较低，适时出台相应策略能力较弱等理论与实践方面的前瞻性问题。而要改变这种现象最重要的是应从形成机理角度增强适应设立能力，培育良好的合作博弈关系，创造正向影响因素，强化评价管理，适时出台相应策略。本文以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为基础，基于社会责任视角，运用多种最新特别是交叉理论和方法，对围绕高新技术产业技术联盟前瞻性的基础理论问题，形成动因问题，阶段递进式动态合作博弈关系、有效运行的影响因素、运行效果的评价模型、运行效果的提高策略等进行理论联系实际的系统深入研究，有利于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围绕高新技术产业技术联盟的理论和方法，为有关方面提供科学决策的依据。在概括归纳高新技术产业技术联盟基础理论构成的基础上，明确界定了技术与高新技术，技术联盟与高新技术产业，高新技术产业技术联盟的概念、特点、分类、运行效果及其运行效果评价等基础理论问题的内涵或要义。分析了高新技术产业技术联盟形成的动因。在逐步分析了高新技术产业技术联盟形成的成本动因、价值链动因、资源基础动因、技术创新能力动因、风险控制动因和社会责任动因的基础上，分别构建了基于价值链的资源基础模型、技术创新能力耦合互动的系统动力学模型。运用合作博弈理论，分析了高新技术产业技术联盟形成运行过程中的阶段递进式动态合作博弈并构建了阶段递进式动态合作博弈体系，按阶段递进关系，构建了高新技术产业技术联盟动态合作博弈体系中各阶段的博弈模型及其合作博弈对策体系。从微观和宏观及内部和外部多角度，在探讨了高新技术产业技术联盟有效运行影响因素的识别原则及分析视角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归纳揭示了高新技术产业技术联盟有效运行在创立阶段、运行阶段、终止阶段及运行环境方面的影响因素，分别构建了创立阶段、运行阶段、终止阶段及运行环境，特别是有效运行影响因素的阶段递进式影响关系模型并进行了实证。在探讨了高新技术产业技术联盟运行效果的阶段递进式动态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原则与程序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分别构建了高新技术产业技术联盟在高新技术研究阶段、高新技术产品研发阶段、高新技术产品市场化阶段的评价模型，然后构建了基于运行叁阶段评价模型的阶段递进式动态综合评价模型并进行了实证。最后，基于围绕高新技术产业技术联盟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特别是实证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尚未有相关研究的现状，通过剖析分别基于创立质量、运行质量、终止质量和运行环境质量，提出了高新技术产业技术联盟运行效果的集成提高策略。本文的理论意义在于有利于进一步推动高新技术产业技术联盟形成及有效运行效果评价问题的继续深入研究，同时为围绕高新技术产业技术联盟问题的研究提供相应的借鉴；实践意义在于有利于提高对高新技术产业技术联盟的管理水平及创新能力和创新效率，促进我国高新技术产业技术联盟的可持续发展。
孔令丞[9]2003年在《论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文中提出一、论文选题的意义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目前,经济全球化和科技发展新趋势,为世界各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带来了重要机遇和严峻挑战。各国为取得国际相对竞争优势,纷纷确立了以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推动传统产业技术改造为主的结构调整目标,加快了全球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步伐。中国作为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产业经济发展也面临着重要的机遇和严峻的挑战。国际方面:加入WTO后,面对世界科技飞跃发展、国际产业竞争和综合国力较量日趋激烈的新形势,中国必须充分利用全球产业结构转换所形成的发展机遇和增长空间,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争取在新的世界分工格局中占据主动地位;国内方面:居民消费结构开始从“温饱型”向“小康型”转变,与此相适应,国内的投资需求也随产品升级换代而变动,并随之引起生产技术相应的变动,这都迫切要求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由此可见,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系统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现代经济增长的一个中心课题。为了确保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取得研究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最佳效果,应将系统理论、技术创新理论、灰色理论和产业经济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首先,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研究,需要将系统理论和产业经济理论有机结合。这是由于现代产业体系本身就是组成要素繁多、结构复杂、变动剧烈、开放程度日益加大的复杂巨系统。产业系统作为经济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运行特点不仅具有开放系统的一般特征,还具有经济系统的一般特征。因此,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研究要涉猎到系统理论和产业经济理论领域中的许多理论问题,有必要将这两种理论有机结合。这不仅可以提供将这两种理论有机结合的研究框架,还可以提供相应的系统分析技术,实现定性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而且,中国产业结构演进到现阶段,由于社会分工的广延化和深入化,产业部门急剧增多,协作方式日趋多样化和复杂化,产业间的关联关系不断受到国际产业关联关系影响而变动,产业经济也从以往立足于本国产业系统,转向为积极适应国际产业环境变化而实现面向国际的产业动态分工。这都使一国产业体系的复杂巨系统特征更加明显。因此,需要应用系统原理分析产业经济特征,从系统的角度研究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鉴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就是在产业结构按规律演进和协调化过程中,产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市场化实现过程。因此,研究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还应当把系统理论、技术创新理
房德东[10]2007年在《农业高新技术创业投资风险管理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创业投资公司为管理主体,以农业高新技术创业投资过程中的各类风险因素为管理客体,在界定农业高新技术创业投资风险因素和风险管理含义基础上,运用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农业高新技术创业投资环境风险、筹资风险、代理风险、项目选择风险、投资后企业经营风险和退出风险进行系统分析。通过对36家创业投资公司和40家受资农业创业企业的调查,在风险现状、风险管理主体对风险管理的认知、项目选择中的信息来源和障碍、代理风险的表现、投资后的监控、增值服务的供求以及退出渠道选择等方面获得了第一手数据资料,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处理,结合管理学、经济学相关理论,系统地研究了农业高新技术创业投资风险管理的全程控制机制。按照逻辑关系与结构,将论文分为十章,从外部环境和内部管理两个层面展开研究。第一章为导论,主要阐述研究背景、研究目的与意义、研究思路与方法。在查阅文献的基础上,对国内外创业投资风险管理理论进行客观评述,概括出值得本研究借鉴的重要观点、主要理论和基本方法。在借鉴Tybjee和Bruno研究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上,本研究突出了实证分析法在农业高新技术创业投资风险管理中的运用。第二章是创业投资风险管理的基本理论,从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资金支持体系入手,论证了创业投资对农业产业化的作用。界定了农业高新技术创业投资风险管理的内涵,比较了创业投资风险管理与一般风险管理的异同。本文是以创业投资公司为风险管理主体,因此,在定性分析农业高新技术创业投资风险因素的基础上,构建了包含筹资风险、代理风险、项目评价风险、投资后企业经营风险和退出风险管理机制在内的研究理论框架,其中创业投资家代理风险不是本文研究对象,没有重点论述。第叁章是我国农业高新技术创业投资风险现状分析。系统分析了投资农业的创业投资公司和利用创业投资的农业企业的类型和特点,证明目前的国内农业高新技术创业投资以政府投资为主,外资创业投资兴盛而内资创业投资萎缩,创业投资主要集中在企业发展的中后期,没有形成对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的有力支持。对36家创业投资公司的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国内创业投资主体对风险管理重要性的重视程度不够,农业高新技术创业投资蕴涵风险较大,引出值得深入研究的风险管理问题。第四章是对影响我国农业高新技术创业投资环境风险因素的分析,包括政策环境、法律法规环境、市场环境、社会文化和人才环境等5个方面。通过与创业投资发达国家相关外部环境因素的比较研究,论证我国在上述5个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需要解决的问题,对农业高新技术创业投资发展形成制约或障碍,直接或间接增加了农业高新技术创业投资风险。外部环境虽然不是创业投资公司风险管理的对象,但环境对风险管理的间接作用是客观存在的,需要政府加以改革、完善,为农业高新技术创业投资发展提供外在保障。最后对农业高新技术创业投资外部环境风险给出了政策建议。第五章主要研究筹资风险,在对比分析中美创业投资资金来源的基础上,认为由于现存的制度障碍,造成我国创业投资资金来源单一。创业投资公司对筹资风险的识别是通过对不同来源的资金赋以不同的风险值,构建了创业投资公司筹资风险评价模型。筹资风险的管理方法主要是确定资金来源和资金规模,建立高效的组织制度如有限合伙制和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第六章从激励、约束和风险分担叁方面论证农业创业企业家代理风险管理。在激励机制构建上,从报酬激励、声誉激励和控制权激励叁方面展开,给出我国农业高新技术创业投资激励机制对策;在约束机制构建上,从投资前契约、投资后管理和投资退出叁个阶段展开,给出我国农业高新技术创业投资约束机制对策。最后在实证调查创业投资家和创业企业家风险意识和风险倾向的基础上,构建风险分担机制和风险分担模型。第七章从决策程序和决策方法两方面分析了项目选择风险管理。决策程序方面,通过调查,实证分析了我国农业高新技术创业投资项目的来源和评审信息障碍,通过比较,认为我国创业投资公司集体决策存在“硬约束、软激励”风险,国外创业投资公司得益于其完善的中介市场体系和发达的信息网络,而我国的中介市场体系和信息网络体系不完善。在决策方法上,对比分析了DCF评价法、指标评估法的优缺点。最后给出了农业高新技术创业投资项目决策风险管理对策,包括公司制下的激励约束、信息网络建设和基于真实期权理论的项目价值评价方法在农业高新技术创业投资项目评审中的应用。第八章从监控和增值服务两方面论证农业高新技术创业企业经营风险管理。在监控方面,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调查,从监控的方式、手段和监控障碍叁方面论证了我国农业高新技术创业投资在监控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对策;在增值服务方面,通过实证调查从服务需求和供给两个角度进行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增值服务的供求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最后给出了相应的解决建议。第九章从退出渠道选择和退出时机选择两方面论证创业投资退出风险管理。在退出渠道选择上,通过实证调查,从创业投资公司和创业企业两个角度分析了我国农业高新技术创业投资退出渠道选择上存在的预期过高和退出渠道不通畅问题;在退出时机选择上,构建了创业投资中止模型;最后给出了退出风险管理的对策建议。第十章是论文的结论、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和进一步研究的展望,对整个农业高新技术创业投资风险管理机制进行总结,对研究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进行了分析,最后对没有涉及或没有深入的问题做了点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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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传统装备制造业与高新技术产业协同发展研究[D]. 毛雨. 哈尔滨理工大学. 2007
[8]. 高新技术产业技术联盟形成与运行效果动态评价研究[D]. 王一刚.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13
[9]. 论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D]. 孔令丞. 中国人民大学. 2003
[10]. 农业高新技术创业投资风险管理研究[D]. 房德东.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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