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日本马克思主义”还是“日本新马克思主义”？(上)——关于日本马克思主义学术定位的对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学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张一兵：这里，我想跟立新就日本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定位问题进行一下“PK”。首先，我要声明的是，自己跟立新有着共同的目的，这就是想向中国学术界，主要是向国外马克思主义学界推荐一个新的学术前沿领域。但是，我们两个人对这一领域的命名并不一样，立新把它称为“日本马克思主义”，而我则把它界定为“日本新马克思主义”。
我有“日本新马克思主义”这个想法是在2009年年初，即我开始正式系统研究“广松哲学”的时候。我发现，在20世纪60年代，日本出现了以广松涉、望月清司和平田清明等人为代表的一个新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群体，与传统的、以日共为中心的，同时在国际上享有盛名的一批学者——这批人主要是由一桥大学的学者和东北大学的正在从事MEGA手稿研究和编辑工作的学者组成——不同，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都是从原始文献出发的。
广松自不必说，望月不仅懂德文，而且法文和英文也都非常好，他曾给我看过一个他给博士研究生开设Seminar研讨课的教案，是有关《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版与法文版的对比研究。平田也是一名精通外语的专家，南京大学出版社去年购买了他的《市民社会与社会主义》(1969年)一书的版权，这本书与立新翻译的那本望月的《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齐名，该书中就包含了许多对马克思主义的英法德三种语言概念的分析，很见功夫。
立新提出“日本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可以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苏联东欧马克思主义”相并列的概念。但我个人认为，他的“日本马克思主义”定义不成立。为什么不成立呢？第一，他所说的“日本马克思主义”基本上属于一个地域性概念。“西方马克思主义”虽然也包括地域性含义，但在卢卡奇、葛兰西以后，这一概念被主要用以区别十月革命以后的苏联东欧的传统马克思主义体系。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不是地域性概念，而是一个在官方意识形态话语之外的、从事自由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群体。关于这个群体，我还把它分为人本学和科学主义两大流派。
立新所使用的“日本马克思主义”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新概念。因为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早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就有，出现过唯物主义和主体性哲学等发展阶段，中国学界对此曾有过大量的译介，譬如岩崎允胤的科学认识论等。如果仅仅是在地域性的意义上使用“日本马克思主义”，那么它的确可以涵盖日共这个学术群体，以及其他方面的日本马克思主义流派。但对于中国学术界而言，“日本新马克思主义”，即那些自觉地把自己区别于“苏联东欧马克思主义”以及日本正统马克思主义“教义体系”的学者的学说意义更大。
第二，广松是明确把自己同日共的马克思主义区别开来的。此外，为了明确地区别于“西方”，他还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称作“西欧马克思主义”。广松对这个“西欧马克思主义”的区分并不细，他只是把它等同于人本主义哲学。而这个人本主义又跟他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判断完全接近。他不赞同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视为马克思的重要文本，而认为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史上存在一个从“手稿”的“异化论”向后来的“物象化论”的飞跃，这一观点在形式上跟阿尔都塞非常相似。我发现，在小林昌人和广松邦子送给我的广松藏书目录中，几乎包含了所有的阿尔都塞的著作，可见他是非常了解阿尔都塞的。但他却没有看到“西欧马克思主义”中还有科学主义这一分支，而是仅仅把它弱化于人本学派之中。
望月同样是非常自觉地把自己和日共的马克思主义区别开来，也就是说，把自己和以一桥大学、东北大学为主的“教义体系”区别开来。在他给我和立新的一张概念谱系图当中，望月把自己和平田划归为“《现代的理论》学派”，也即立新所说的“市民社会派马克思主义”，而广松则是与他们相并列的学派。以一桥大学、东北大学为主的“教义体系”中的学者虽然在文献资料上做得非常优秀，在MEGA手稿的研究上也做得非常突出。但在整个研究方法论上跟苏联东欧的“教义体系”完全同质。因此，即使他们文献做得再好，但在观念和方法论上比较陈旧，实际上并没有超越苏联东欧的巴加图利亚等人的研究水平。而他们的方法论甚至低于中国目前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青年学者。因此，我们在界定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时，应该明确使用“日本新马克思主义”这一范畴，来把广松、望月和平田等人与一桥大学、东北大学的“教义体系”区别开来。
有趣的是，广松把包括自己在内的这批人称为“新左翼”，这是20世纪60年代日本左翼学生造反运动以后，广松给自己的一个政治身份。但我认为，我们在学术理念上还是把他们称为“日本新马克思主义”更好，这对于我们在引进这几位学术大师的思想时非常重要。
第三，由于他们这些大师都能够熟练地运用原文，直接面对马克思的文本本身，所以在很多方面，他们都达到了一些我们在汉语译介方面所达不到的一个高度。这样的例子很多，我在相关的文章中都有过详细的介绍，在这里我想举一个望月著作的例子：望月根据马克思的两个法语文献《哲学的贫困》和《致安年科夫的信》，对马克思的“社会联系”(gesellschaftliche Beziehung)和“社会关系”(gesellschaftliche Verh
ltnis)概念做了一个区分，这个区分很有参考意义。
韩立新：张老师刚才阐述了他用“日本新马克思主义”的理由，下面我就谈谈自己为什么要用“日本马克思主义”这个范畴的理由。张老师说我将“日本马克思主义”当做一个地域性概念来使用，这个说法并不准确。
首先，我承认“日本马克思主义”诞生于日本这个地域，但是我对它的界定决不是因为它的地域性，而是因为它的研究相对于其他地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而言具有独创的内容。后者才是一个地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能否称得上“一个新的学术范畴”的关键。譬如，当我们讨论“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时，并不仅仅因为它诞生于西方这片土壤，而是因为它有卢卡奇这样的人物以及《青年黑格尔》这样的著作。因此，在我看来，“日本马克思主义”能否成为一个同“苏联东欧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相独立的学术范畴，关键在于它是否有代表性的人物和理论，这是我界定“日本马克思主义”的标准。那么，日本是否有这样的代表人物和代表性理论呢？我认为有。张老师所主持译介的广松的“物象化论”以及我介绍的望月的“市民社会论”就是，它们很难划归到“苏联东欧马克思主义”或者“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范畴当中。因此，在我这里，“日本马克思主义”决不是一个单纯的地域性范畴，而是有其独自规定性的。而且，由于我以“独创性”为标准，至于在形式上它是叫“日本马克思主义”还是叫“日本新马克思主义”就不重要了。关于应该以“独创性”为标准这一点，我想张老师也不会反对，因为张老师主张“日本新马克思主义”也是因为看到了它有独创的东西。
其次，我对“日本马克思主义”是有详细的界定的，认为“日本马克思主义”有“学术性”、“综合性”和“时代感觉”这样三个特点。具体说来，所谓“学术性”是指它对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进行文献学和文本学研究的传统，日本对马克思原始手稿和MEGA的研究都是建立在这一传统的基础上的。所谓“综合性”是指它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往往有横跨哲学与经济学、历史学的特点，它的一批代表人物，譬如宇野弘藏、大冢久雄、内田义彦、广松、望月、平田等人，都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学术大师；他们所创立的“宇野学派”、“大冢史学”、“望月史学”、“广松哲学”等都具有这一特点。所谓“时代感觉”是说它还能够针对现实问题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譬如，“市民社会派马克思主义”就是他们遵循马克思的理论逻辑对作为东方社会的日本如何建立市民社会这一现实问题的理论回应，正是他们能够做出这样的理论回应，他们才能在日本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打压的情况下还能保持旺盛的理论活力，才能在与其他的思想流派的竞争中脱颖而出。这是我对“日本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界定。
再次，张老师批评我使用“日本马克思主义”概念，其用意主要是担心使用这一范畴会使他所推崇的平田、广松和望月的“日本新马克思主义”与那些日本旧有的、带有斯大林主义特征的“日本马克思主义”混杂在一起，结果导致良莠不齐、鱼目混珠，降低了“日本新马克思主义”的意义。我承认，我对“日本马克思主义”的界定要比张老师主张的“日本新马克思主义”宽泛得多，我并没有仅仅局限于平田、广松和望月这几个人的学说，而是考虑到了整个日本马克思主义学界的广泛性和客观性。因为像“日本马克思主义”这样一个普遍概念，必须要超越介绍者个人的思想立场，是一个照顾到日本整个地域思想状况的范畴。这就像我在论及“西方马克思主义”时，不能因为我只喜欢卢卡奇而不喜欢阿尔都塞，于是就把阿尔都塞排除到“西方马克思主义”范畴以外一样，尽管我非常想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