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对称相互依赖关系对中美经贸的影响及中国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美论文,中国论文,对策论文,经贸论文,非对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9年前三个季度，美国一共对中国采取了贸易救济的调查达到16起，而且多个产品都是反倾销、反补贴合并调查。在我国遭遇的各类贸易救济措施涉案金额102亿美元中，美国所占比例达到57％。美国的这些措施可以理解为在金融危机及国内经济衰退背景下所作出的反应，但从中美长期结构性关系来看，这些举动与中美之间存在的特殊关系有关，只不过是美国对华采取的这些措施恰恰发生在金融危机这个区段。几乎没有人会否定：中美经贸关系已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双边经贸关系，甚至还有人专门为中美独一无二的紧密联系创造出一个新词“Chinamerica”。中美经贸关系是否健康、能否持续扩大和深化，对于中国和美国这两方参与者的经济利益和发展来说，具有重大的影响。中美两国的经济交往仍会继续深化，但如果对于中美经贸关系中的非对称相互依赖没有清醒的认识，会由于我们对形势过于乐观的误判而影响双边经贸关系的发展，甚至中国自身的经济增长。本文拟从历史的维度对中美经贸关系中的非对称性相互依赖作出判断，并就两国经贸关系前景进行预测，最后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一、处于非对称性相互依赖的中美经贸关系
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首次提出非对称性相互依赖这一概念，认为经济相互依赖的非对称性是国家权力产生的主要来源，“最有可能影响行为体应对过程的是依赖的非对称性。依赖性较小的行为体常常将相互依赖作为一种权力来源，在某问题上讨价还价甚至借之影响其他问题。”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审视在中美经贸关系中存在的这种非对称性相互依赖，这对于我们理解已经发生的、判断将会发生的以及如何应对都具有启示性。
1.对相互市场出口的非对称依赖关系
从中美双方市场对彼此出口的重要性来看，中国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要大于美国对中国市场的依赖程度。中国虽然在逐步转变出口对经济促进的角色，但外向型经济的特点仍非常突出。高贸易依存度使得中国的经济增长在过去，甚至在今后相当长时期也将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出口，净出口对我国GDP增长的拉动力近年来一直在20％左右，而对美国市场依赖程度更是相当强，自中国加入WTO以来对美出口占中国总出口的比例一直稳定在20％左右，而美国对华出口仅从2006年起才超过5％(见表1)。
中国加入WTO以后，对美贸易顺差几乎每年都以超过100亿美元的规模递增。而且，2000-2005年，中美贸易顺差规模超过中国对外贸易顺差规模，其中2004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达到802.69亿美元，是中国对外贸易顺差的2.5倍。到2008年，对美顺差金额达1708.6亿美元，占中国整体贸易顺差比重的57.8％。而按美方统计，从2000年起，中国取代日本成为美国最大的货物贸易逆差来源国。
2002年后又以年均增加1个百分点以上的速度增长，2008年，美国对华逆差规模升至2663.33亿美元，是其对日本这第二大逆差来源地的逆差的3.7倍，占当年美国货物贸易逆差的比重上升到2008年的33.29％。
对美国出口和顺差的较大依赖在我国的出口和经济增长方面存在潜在的危险。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其市场容量无法被忽视，也没有哪个市场能够像美国这样吸纳如此规模的中国生产能力。然而一旦由于美国经济衰退，或是中美有大的冲突等，导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出现较大幅度的下滑，很可能导致我国经济发展会面临巨大挑战。从历史数据看，当美国经济不景气时，自华进口的下降往往大于其经济增长的下降程度。在美国上一个衰退期出现的2001年，美国经济增长率比2000年增速下降2.9个百分点，自中国进口增幅却下降了20个百分点；而自2004年起，美国经济增长率持续放慢，从3.6％降到1.3％，自中国的进口增幅也保持了同步的放慢趋势，从29.1％下降到5.1％，2008年，美国经济增幅比2007年下降0.7个百分点，自中国的进口增幅也下降了6.6个百分点，显示出其经济景气与中国对美出口的较强相关性(见表2)。而中国的经济增长也从2007年的13.0％下降到9.0％。
由于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依存度远远高于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依存度，这样就形成了美国对中国经济的约束力大于中国对美国的约束力，增加了中国在中美经济依存中的脆弱性和依附性，也会促使美国不断挑起贸易纠纷。
2.产业分工格局形成的贸易结构上的不对称性
中美双方的贸易结构也存在着非对称性相互依赖。由于美国经济已经转向服务业为主，消费品主要依赖进口。在美国进口的商品中，有90％属于美国已不再生产的产品类别。在中美经贸发展过程中，中国出口商品经历了不断的优化、升级，出口结构也越来越合理。按照美方统计，美国进口的消费品中40％来自中国。美国自中国进口的商品中，制造业所占比重比美国对中国出口商品中制造业所占的比重要高。加入WTO以来，按美国的2位数北美产业编码统计计算，制造业产品占美国自中国进口所占比重均超过97％；而制造业在美国对中国出口中所占的比重，自2003年以来，一直在70％左右。从贸易平衡的商品来看，美国对中国逆差最大的是制造业产品，2008年对华总逆差2771亿美元，占对华总逆差比重为104％；而最大的顺差商品竟然是农产品和垃圾与废料，合计为153亿美元。
但从出口商品的重要程度来看，中国对美国出口的鞋类、箱包等商品确实价廉物美，但是这些商品不具有“不可替代性”，只要美国多花钱，一样可以从其他国家进口；而美国保有优势、中国想要从美国进口的一些高、精、尖的战略性商品，却是中国想多花钱也很难逾越其法律限制而购买得到的，美国甚至还要求其盟国也不能对中国出口。这也是中国在中美经贸关系中需要突破的一个瓶颈。
3.相互投资格局中存在的非对称依赖关系
双方在吸收彼此的投资上也存在着非对称性相互依赖，且比在对彼此出口方面表现得更为明显。自改革开放以来，美国一直是我国吸引外资的重要来源地。虽然2002年之后，美国对华投资呈逐年下降的趋势，但仍是我国外资最大的来源地之一，截至2008年年底，美国对华实际直接投资596.5亿美元，占我国吸收FDI比重的6.75％。但截至2007年年底，中国在美直接投资仅为18.8亿美元，占美国吸收FDI的比重不到1％。在我国外向型经济的特征仍未根本转变之前，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且，从美国在国际舞台上所处的特殊地位上看，其对我国的投资对于其他国家来说，还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很难想象，在美国对华投资完全停止的情况下，其他国家对华投资仍能维持在当前的水平。
与这种直接投资完全不同的是，我国对美国的金融产品投资巨大。据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2009年4月发布的报告，截至2008年6月，中国持有各类美国资产1.21万亿美元，占当年中国外汇储备的67％，占外国政府持有比重的11.7％；其中国债5350.4亿美元，机构和公司债券5704.9亿美元。而且从2008年9月起中国成为美国国债最大的持有者，到2009年8月底，持有量达7971亿美元。
也许有人会认为，中国对美国的国债投资对平衡双方的非对称性相互依赖具有关键的作用。诚然，中国购买的巨额美国国债，使得美国对我国有一定的融资依赖，但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尚未达到能对美国金融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水平，这种情况也并不能够抵消我国在总体上对美国的依赖地位。一是我国虽已成为美国最大国债购买国，但也不过占外国政府持有美国国债总额的23％，占美国政府发行的全部国债比重不到7％；二是在中国购买的美国国债中，大多数是不能在一年之内出售的中长期国债；最重要的是，我国2.21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约70％是以美元形式持有的，如果集中抛售，造成美元贬值，可能遭受损失更大的是我国自己。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国对美国的国债投资不但不是美国对我国依赖的标准，反而成为美国的“人质”。
4.两国产业界对政府的影响方面存在非对称性
非对称性的相互依赖一个不可或缺的构成因素是，双方的市场主体，即企业，在双方经贸关系中的影响力。从政治角度来说，由于国内利益集团在国际贸易中所受的影响，国际贸易也成为国内政治问题。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奠基者斯特兰奇对此评价说，“国际贸易的交换……是经济与政治在国际和国内多重博弈的结果。这种博弈……涉及获准进入本国市场、公司在关于如何获得可靠和有利可图的供应资源的决策等一系列国内政治交易。”美国的国内利益集团，尤其是进口竞争集团，往往会对中美贸易做出很直接的反应，他们会通过各种渠道对政府的政策制定与执行产生影响力，奥巴马9月签署文件同意对中国轮胎征收特保关税，既是对其竞选时支持团体的回应，又有为其医疗改革方案拉票的动力。我国政府虽然也是一贯切实保护国内企业利益，但与美国企业相比，我国企业在对政府政策的制定上影响力相对较小。
5.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存在的非对称依赖关系
由于美国的霸权地位以及国际组织是由其主导建立起来的，其在国际组织中具有无可争议的领导地位，而这也是中美双方非对称性相互依赖的一个重要表现。WTO在国际经济组织中的投票格局比较特殊，每个成员均有平等的一票。但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另外两个国际组织中，却迥然不同，美国处于明显的优势地位。如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目前美国的投票权与有17.4％的比重，而我国仅占3.72％。即使经过目前政治酝酿的投票权改革，中国的投票权仍远远落后于美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议事规则执行加权投票表决制，汇率安排、会员国融资、基金组织内部组织设置与管理、特别提款权分配与管理等重大事项，必须有85％以上的投票权方能决策实施。因此美国实际拥有重大事项的否决权。这使得我国与美国的相互依赖关系不但在双边处于非对称性，在国际舞台上也由于美国的重要主导地位，也处于非对称性，权力优势仍在美国。
二、中美经贸关系发展前景预测
中美经贸关系的基本格局是互利双赢的，而且随着双方对彼此的重要性在相互交往的加深中越来越强，这样的一种格局导致双方在处置两国经贸关系中的敏感性议题时将会格外小心。虽然国际政治、外交、安全等因素也制约着美国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利用其权力优势地位，但至少从目前情况看来，在双边摩擦中我国仍处于比较被动的地位。正如以上分析所指出的，更具有“非对称性相互依赖关系”的性质。双方的这种不对称性仍将保持相当一段时间，而只要存在着这种非对称相互依赖关系，美国的对华贸易政策就将保持一种固有的权力优势，也使得在博弈中占优势地位的美国可以相对容易地采取其想要采取的行动。在这种情况下，从美国对华逆差问题到人民币汇率问题都会被美国利用，来影响双边经贸关系乃至中国的经贸政策。正是因为在中美经贸关系上存在着这种非对称性相互依赖，而美国在这种态势中处于优势，因此，利用从这种非对称性相互依赖中获得的权力支配地位，美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可以在各种议题上处于攻势，而中国处于守势。如奈所言，“依赖性小可以是权力的一个源泉。如果两个当事方相互依赖，其中一方对另一方的依赖较小，只要双方看重这种相互依赖的关系，那么依赖性较小的一方就拥有某种权力。谁能够左右相互依赖的对称性，谁就拥有了权力。”
此外，中美经贸关系问题是两个大国之间的问题，而大国之间不可能存在一种不涉及政治因素的、纯粹的经贸关系，正如罗伯特·吉尔平指出的那样“……政治上的考虑也大大影响着各国的经济活动，使得彼此存在差异。国家以及其他强大的行为者利用自己的权力来影响经济活动，争取最大限度地增加本国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
由于中美之间的非对称性相互依赖关系和国际贸易的国内政治基础，即使处于相互依赖状态的中国和美国可以共同获益，但也可能为了利益的分配而发生争斗。这导致中美之间一个经贸问题解决或缓解了，会避免不了新的问题再被美国挑起。
当然，这种情况不会永远持续下去，诚如约瑟夫·奈所言，“如果各方都希望稳定，那么就可能在均势中出现共同获益的局面。新的经济相互依赖政治既包含竞争性的零和内容，也包括合作性的正和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说，目前的中美格局中，即使美国具有“权力”，它也仍然会谨慎出牌，如果美方过分的要求导致极端的“双输”局面，即使“输”得少的一方也是输。
从中美近年来的相互依赖状况来看，非对称性虽仍存在，但已有所改善。中国是美国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美国对华出口占其出口比重逐年稳步上升，2001-2008年期间，已经翻了一番多。同时，我国对美国的出口也满足了美国普通家庭负担得起的低成本商品的更多选择。而我国在直接投资上也有联想、腾中等企业的大手笔投资，只要美国对外来投资政策的放松，众多等待机会的国内企业也将进入美国；美国国内的一系列问题，如赤字、医改等所需资金也依赖于中国资金的继续流入。而且，金融危机也带来了一些改善双边不对称性相互依赖关系的契机。美国地位是否下降，见仁见智，但是中国的上升却没人否认，如果按比较的角度来讲，至少美国维持现状的基本事实与中国上升的现状却形成了对比，也可凸显中国的上升。虽然这一场危机并不会在短期内改变美国的经济地位，但是却带来了一些变化，而这些变化会对中美的格局产生一定的影响。美国过去一直是认为自己能独立解决一些问题，而这次从危机开始即尝试寻求全球经济政策的协调，尤其是中国地位的凸显都对此有着重要的意义。中国不会在短期内取代美国，但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中国未来获得权力的基础，而与经济关系密切相关的其他领域，如地缘政治、全球环境变化问题等，也使得美国不会在经济问题上对中国采取随心所欲的政策取向。而且，随着中国经济地位的上升和中美双边对美国的重要性也日益上升，原来存在的美国对中国经济政策的重要影响力也开始逐步平移，中国对美国的政策制定所具有的影响力也日益上升：一方面体现在美国对华经贸政策上的一定程度的克制性；另一方面更重要的体现在其在双边、多边政策中寻求中国的支持。因此，从这些来判断，我国与美国相互依赖关系的非对称性有所改善。
要达到对称性相互依赖虽然很难，但这种改善的过程对中美两国来说却是意义重大，而且这个过程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最终的结果。约瑟夫·奈说：“完美的对称现象是极其罕见的，只有一方依赖另外一方的那种绝对不平衡的情况也同样是十分少见的。非对称性是相互依赖政治的核心。”中国与美国的关系涉及两个方面的经济因素制约：一方面是两国日益增长的贸易和贸易中所得的绝对收益；二是损害双边关系所要付出的成本和代价。因此，从历史的维度看，为获得比目前更对称的相互依赖关系，我国也许还需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得不接受在中美经贸关系中的美国权力优势，甚至要忍受美国的“刁难”。
三、对策建议
1.改变我国当前的经济增长方式
我国经济增长中的三驾马车分配不平衡，净出口仍在经济增长中占据重要地位。出口导向发展战略也许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初期具有必要性，也非常具有合理性，对于中国融入世界经济、提升自身经济实力、提高民生都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但这种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已经发挥了其应该发挥的作用，当前必须要切切实实地推行增长战略转变，刺激内需，只要中国经济增长不以内需为主，不减少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外部市场的依赖，从而消化中国自身的巨大生产能力，那么这就是中国的短板，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美国的现实也就不能改变。而且我国的大量出口也会对其他发展中国家产生巨大的影响，众多发展中国家既不能在高端领域与中国竞争，能与中国进行竞争的低端领域又不是中国的对手，有可能会导致对中国的疑虑、担忧甚至反感。
2.改善出口商品结构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主体的企业根据自己的盈利情况确定其出口价格。从比较优势上来看，价廉物美是我国产品的最大优势，但是，我国的价格优势也是中美摩擦的重要因素。美国在微观经济领域挑起的摩擦，也正是这些仍保有一定数量的生产和就业、与我国企业相比不具竞争力的产业。因此，为了避免更多的经贸摩擦，同时也出于我国产业升级、经济转型的需要，我国应在保持这一优势的同时，通过多个政府部门的协作，通过加快要素价格改革，使要素价格充分反映资源的开采成本、使用成本、环保成本、经营成本、出口成本，来避免廉价资源的出口，引导企业转移对价格优势的侧重，在出口中不要只打价格牌。此外，对我国向美出口更具威胁的是美国消费者对中国商品的信心，这也需要相关政府部门出台措施，既在产品标准上向国际标准看齐，又要加强在国内生产环节的监督与管理。
3.进一步推动国内信用体系的建设
许多国内企业宁愿少赚取利润，也愿意将产品出口到海外市场。这其中有国内信用体系的问题。如果国内信用体系建设能够得到进一步完善，包括收款等存在的一系列问题能解决，企业也不会再一窝蜂地盯住海外市场，同时这也有利于内需的增长。
4.进一步扩大进口
包括萨默斯在内的美国政府官员和经济学家声称，金融危机过后，未来的美国经济将由消费拉动转为出口拉动。利用金融危机带来的美国经济转型契机，我国应进一步扩大进口，一方面有助于缓解我国目前面临的巨额外汇储备困境；另一方面，增加我国对美国出口的影响力，保持中国的话语权，并培育形成自己的权力优势。
5.大力推进企业“走出去”
截至2008年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累积净额1700.6亿美元，但与我国截至2008年年末吸收的8831.42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以及2.21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相比，仍占很小的比例。我国每年获得的外资和巨额贸易顺差不应再进一步转化为外汇储备的增加，尤其是再以美国国债的方式重新流入美国，而应该将他们转化为对外直接投资。因此，我国需要进一步推动企业“走出去”的步伐。要通过投资美国减少中美贸易摩擦，也许在近期并不现实。日本当年增加对美国的投资，主要是对美国构成直接竞争的领域，如汽车等。而从目前来看，中国大量对美出口和形成贸易顺差的并不是直接对美国自身产业构成竞争的，更主要的还是互补性贸易结构，如日用消费品等。我国到美国投资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并不具备优势；而其他高端制造产业，目前也还不具备这方面的能力。但中国完全有能力扩大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以及中东欧的直接投资。既可以将目前的对美顺差结构转移一部分出去，化解在中美贸易摩擦方面面临的种种矛盾，还可以通过在这些地区的大规模投资积累经验，为进一步投资美国等发达国家打基础。
6.积极鼓励中国企业积极参与政府政策制定
在美国，各种利益集团只要感到利益受损，就会向其选区的国会议员，或者向商务部提交诉状。但目前在我国，企业参与决策的积极性和参与决策制定的可能性并不高。对此，我国也可以借鉴美国的经验，鼓励企业积极、直接参与到政策制定中来，有问题及时反映给政府部门，让政府部门直接了解它们所面临的不公正待遇或是竞争中所处的风险，对相关决策的推出及与美国的谈判提供事实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