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是做学者，还是做出版家？——对编辑出版人才发展方向问题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方向论文,编辑出版论文,学者论文,编辑论文,人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1999)05-0144-07
在进入信息时代的21世纪，编辑出版人才最终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呢？是做“杂家”还是做学者，或者做编辑家？对这个问题，目前在编辑出版界和学术界都还没有一个比较统一的认识。但是，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在我国编辑出版界，特别是社会科学编辑界持续开展了长达十余年的“编辑学者化”问题的讨论。赞成者认为，“学者化”有两重含义：其一是指编辑人员要以学者的条件要求自己，在编辑工作中，以学者身份出现；其二是指人们在学术道路上由外行变内行，由非学者成长为学者的过程[1]。 许多人还从不同角度阐述了编辑学者化的必要性及其实现途径。不可否认，“编辑学者化”口号的提出对促进编辑学学科发展和广大编辑工作者注重提高自身学术水平有着积极的意义。但是，从这一口号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社会主义出版事业及最终落实到编辑工作实践的角度看，其局限性和不足之处也是明显的。笔者认为，从我国出版事业的发展需要和编辑工作的实际出发，从编辑个人全面成长和成才角度考虑，未来我国编辑出版人才的努力方向应是做德才兼备、具有出版战略眼光、精通出版业务及经营管理知识的现代出版家。
一、当代出版业的发展及其对编辑素质的要求
出版是一种选择、整理出版物，通过一定生产方式将其复制在特定载体上，并以出版物的形态向社会传播的一系列行为[2]（P9）。 当前，世界出版业已发展到纸介质出版、音像出版和电子出版并驾齐驱的局面，出版业日渐成为信息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地看，传统的纸介质出版物在经过近代出版工艺流程中的编辑、印刷、发行的明显分工后，目前正朝着三个系统整合为一个完整的统一体的方向发展。而随着电子出版的崛起，网络出版正日渐成为最大众化、最重要的一种传播媒介。网络出版极大地拓展了传统意义上的出版概念，出版物借助于电子网络这个新型媒体，在计算机屏幕上显示出来自出版商的各种信息，并将带动一批新的出版队伍——因特网服务提供商（ISP）成长起来[3]。因此，今后的编辑，也将是工作内涵及规模形式多样化的大出版概念中的编辑，而不只是传统意义上狭隘的书报刊编辑。
出版业作为知识密集型产业和信息化产业的进一步凸显，以及未来出版形式与手段的变化，给编辑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也赋予编辑更关键的地位。虽然网络出版对出版者有关出版方面知识技巧的要求减少，而代之以掌握更多的关于计算机与网络方面的知识要求，但这并不足以动摇编辑在整个出版工作中的中介地位和中心地位。相反，网络出版的发展及传统出版的改革对编辑素质及工作能力的要求更高。特别是电子出版的发展客观上赋予了编辑社会作用以新的含义。编辑已不是过去概念中的“编书匠”，而是新的知识信息交流和积累的组织者，人类文明的促进者，出版单位的谋士和智囊人物[4]（P92）。而就传统出版活动而言，早在十年前，曾长期从事过出版管理工作的王仿子就指出：“我们对编辑工作的理解很狭窄，对编辑的要求好像只是编书。没有人会责备一位编辑为什么不在发稿之前控制好篇幅和定价等等。”[5]（P54）他认为一个合格的编辑，除约稿、审稿和加工外，在出版业务方面还必须掌握图书市场动态、重视书籍装帧工作、做印刷工人的朋友、重视书籍成本和定价、做好宣传与销售工作，以及掌握校对、版权、著作权等方面的知识，等等。而在出版业不断改革与发展的今天看来，他提出的这些要求也还必须大大拓宽范围，对编辑素质的要求也应更全面。
出版业的不断改革和发展，也要求编辑进一步增强事业心和责任感。因为无论是出版业“造大船”，还是增加出版品种，提高出版物质量，真正实现出版工作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目的，都迫切需要一大批具有强烈事业心和较高水平的编辑全力参与，需要一批一专多能、高水平、高层次、懂管理、会经营的综合性人才。对编辑素质的这些要求，显然不限于对一般所说的“杂家”、编辑家和学者的要求，而是从更高的层次对一个现代出版家的特殊要求。
二、“编辑学者化”口号及其在实践中的缺失
有论者认为，“编辑学者化”的理论起点源于80年代初的“编辑素质”讨论，并终而于80年代末提出来的。它是把对编辑的认识和要求，由传统的高级匠人经由杂家提高到专家、学者的高度来看的。“这一呐喊是形势的逼迫，是责任心的体现，是追求编辑完善人格的呼唤”。[1]很显然，提出和提倡“编辑学者化”有其一定的针对性，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然而，我们只要认真研究分析，不难发现，“编辑学者化”这一口号本身及其在出版实践中也存在着明显的缺失。
第一，“编辑学者化”口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版事业变革实践不相适应。
我国编辑出版工作的根本方针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读者服务。与计划经济体制下出版物与社会需求相脱节不同的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要求出版物完全走向市场。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我国出版行业要走内涵发展、优质高效之路，开展对外出版合作及跨行业经营，并参与国际国内出版市场的竞争。因此，作为出版主体的编辑，除了必须具有很强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外，还必须有竞争意识、经营意识和创新意识，逐步确立效益观念、质量观念、时间观念和法制观念，在适应市场、参与市场行为的过程中，努力引导市场、开拓市场和繁荣市场。不断地改革创新才是出版业走向繁荣的必由之路。而无论是从观念上，还是从实践上看，出版业都需要高水平、高层次的编辑，需要心系出版事业、积极进取的编辑群体，但是却不可能要求编辑都去“学者化”。从职业编辑的本质特点及历史地形成的编辑素质实际看，普遍地倡导编辑学者化是不现实的。是难以使广大编辑真正确立大出版、大产业、大市场的现代化理念，全心全意地投身于出版工作实践，从而把出版事业推向新境地的。因此，可以说，“编辑学者化”的口号客观上降低了编辑和编辑工作的重要社会价值。
第二，“编辑学者化”强调和强化了编辑素质的一个方面，却弱化了提高编辑整体素质的要求，也不利于编辑技能的提高。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中曾指出，编辑工作“是政治性、思想性、科学性、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又是艰苦、细致的创造性劳动”。正因如此，对编辑素质及知识结构的要求是多方面的，如一定的政治理论和政策水平，一定的职业道德修养，一定的语言文字能力（包括一定的外语水平），一定的编辑出版技能，一定的相关学科的专业知识，一定的组织活动能力以及今后显得越来越重要的有关计算机与网络方面的知识，等等。对编辑素质的这些要求都直接影响着出版物的质量，因此都是很重要的和不可或缺的，而且各个方面知识的学习与提高都是永无止境的过程。就编辑知识结构要求讲，数十年前，罗竹风就提出编辑要做“杂家”，他说，“把编辑称之为‘杂家’，无非是指这个行当知识面广，杂中求专，是很不容易办得到的”[6]。 “杂家”说强调了编辑知识结构的“广博”，既与编辑其他素质要求相容，又注重“杂中求专”，而不是排斥“专”，应当说，它还是比较符合编辑知识结构要求的。而“编辑学者化”口号仅仅强调了编辑在某一学科学术水平方面的专深，这无疑会使编辑自觉不自觉地忽视自身综合素质与能力的加强，进而影响其整体素质的提高。
另外，“编辑学者化”口号虽然明确是在“编辑”基础上的“学者化”（所谓“编辑”是目的，“学者化”是手段），并且说“学者化”之“学”，包括“编辑之学”，然而，事实上编辑真正向往“化”为编辑学学者，把自己归属编辑界或出版界的极少，一般都是研究相关学科的。可是，“术业有专攻”，编辑要想在本职工作之外在某一领域追求“学者化”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之事。毕竟做学者与做编辑是两种各具特性的行当。在历史上，编辑成为编辑出版家必须在出版实践中磨炼，而编辑成为学者，不一定非同出版实践相联系不可。还应看到，以学者身份从事出版活动的，社会认可更多的也还是其学者身份。早在十几年前，编辑界就有人指出，“编辑实实在在是一门专业，是有它专门的学问的，这一行既有自己的规律性，又有自己的特殊性。一个作家、一个教授、一个研究员，未必能当得了一个好的编辑”，而编辑不熟悉编辑业务和编辑出版知识，也“正是这些年来被严重忽视，至今仍然造成工作中差错事故不断，书稿质量不高的一个直接原因”。[7]（P100、101）
第三，“学者化”是解决编辑工作中学术问题的一种选择，而不应是首要的或惟一的选择。
编辑“学者化”对于解决自身确有专长的研究领域中的学术问题能够驾轻就熟，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和出版物学术质量。然而，编辑的专业分工是有限的，对专业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也是有限的，而编辑工作涉及到的学术专业问题却是多种多样的，接触更多的则是与自己研究专长不同的学科专业领域。特别是在知识爆炸的时代，学科分化和综合速度加快，越来越多的新兴学科、边缘学科、交叉学科等不断涌现，给编辑工作提出一些新的问题，这就要求编辑必须注重多种知识的学习与掌握，而不能囿于某一专业领域去做学者。
在理论和实践中，许多编辑工作中的学术问题并不是靠“学者化”编辑解决的。原因在于，其一，许多编辑人员都受过较高的专业教育，具有一定的专业基础知识和专业技能，能够把握本专业的学术进展状况，只要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并且能结合工作开展必要的学习研究活动，能虚心向老编辑学习、向专家学者请教，是完全能够胜任编辑工作的。其二是出版单位可以根据需要，聘请社会上的一些专家学者担任特约顾问、特约编审或组建编委会等，这是非常必要和可行的。1987年和1993年，有关部门就曾编辑出版了《中国高等学校自然科学学报审稿人名录》（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和《中国科学技术论文评审专家名典》（科学出版社出版），供各出版单位联系特约审稿人。而今后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编辑更是可以足不出户，利用各种网络请专家评审稿件。另据了解，国外出版单位的审稿人员也有相当多的是外聘的。美国《科学》（SCIENCE ）杂志是由美国科学促进会主办的综合性科学刊物，在国际学术界有很大影响。目前该刊就聘有审稿编委90人，但对审稿编委认为适合发表的研究报告和研究论文，一般还要进一步约请同行专家两名到数名进行匿名审稿。[8] 聘请专家审稿可以快捷有效地保证出版物的学术水准，又可以加强出版单位与社会的联系，对于提高编辑学术水平也大有裨益，其效果是依靠编辑“学者化”所无法企及的。
第四，提倡“编辑学者化”给编辑出版工作实践带来直接的负面影响。
从“编辑学者化”口号提倡及其多年实践的效果看，目前已明显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这个口号淡化了编辑的职业意识，不利于提高出版物质量和编辑队伍的建设。由于倡导“编辑学者化”，一些身在编辑岗位但心在个人学术研究上的编辑，从此名正言顺地去做“学者”的事情，而对于分内工作，或推托不做，或马虎应付。一些本来尚能安心编辑业务、在本职岗位上兢兢业业地工作的编辑却得不到应有的鼓励与评价，看见别人做学问名利双收，再加上受职称评定压力的驱动，往往也会心有旁骛。中国编辑学会会长刘杲也说，他提过“编辑学者化”的建议，“不料一位出版社的负责同志对我的建议提出异议。他说，现在有些编辑很不安心本职工作，社里的编辑工作不好好做，却埋头搞个人的研究和创作，一心想当专家学者。都这样搞，出版社怎么办？”[9] 刘杲认为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帮助编辑树立职业道德和发扬敬业精神，以及进行有效的管理。
从以上几点可以看出，“编辑学者化”口号虽然很响亮，也是编辑个人的一种理想追求，但其缺失又是明显的，而且这些问题又是倡导“编辑学者化”本身所无法解决的。编辑应该提高学术水平，学有专长，但编辑的学术水平不能以做学者和撰写论著来体现，而首先应是出版高质量的出版物。普遍地把“学者化”作为编辑人才的努力方向是不现实的，也是没有必要的。
三、现代出版家——未来编辑出版人才追求的目标
笔者认为，出版家应是指那些把出版事业作为毕生选择，有渊博的学识，勇于改革创新，在长期出版活动中取得优异成绩，对出版理论与出版事业发展起较大促进作用的一些人们。出版家既是出版事业的开拓者，又是出版活动的掌舵者，是推进出版事业繁荣与发展的中坚力量。我们要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需要，体现出版工作自身发展规律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机制，就需要培养和造就“一批熟悉党和国家方针、精通出版业务、社会责任感强的出版家”[10]。
我们说编辑要把做一名现代出版家作为未来努力的方向，首先的一点就在于它是必要的，更是可行的。出版家的事业也是编辑追求的事业，两者都处于各种编辑出版活动的主体地位，在本质上是统一的。一个真正的出版家通常也都是从做编辑工作开始，在普通编辑岗位上逐步成长起来的。王仿子曾指出：“一个出版家不一定是编辑，而一位编辑应该又是出版家。”“对编辑的这种要求，在国外视为常理。”[5]（P53）从传统纸介质出版活动看，编辑除选题、组稿、审稿、编辑加工、发稿外，还要参与策划设计，以及做大量的编务和编后工作，包括审读校样、审查样书样刊、参与出版物的宣传、营销和发行工作，以及收集出版物的反馈信息，了解读者反映、社会需求等。可以说，编辑工作贯穿于书刊出版的整个工艺流程，也决定着出版工作的成败。而在目前已显示出无穷魅力的网络出版活动中，在网上了解出版动态、进行版权洽谈、网上征稿及传递修改稿件、图书宣传等更为便捷，编辑甚至兼容了传统意义上的编辑、出版、校对、发行等项工作，编辑活动也完全成为出版活动。因此，今后编辑必须用出版家的战略眼光认识自己的工作，从事自己的工作，努力成为一名受社会欢迎的出版家。
把出版家作为编辑努力的方向，这也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出版业的深刻变革而对编辑提出的更高要求。与“杂家”、“学者”和“编辑家”相比，“出版家”对编辑的思想、知识、道德和业务水平，甚至他们的思想方法、工作作风和心理素质，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不能以名利为追逐目标，而应该有强烈的事业心、责任心、上进心，以政治家、学者、编辑家和企业家的基本素质要求去完善自己，把献身文化出版事业和最大程度地服务社会、服务于读者作为最高追求。从这个意义上看，现代出版家包容了对“杂家”、“学者”及“编辑家”的总体素质要求，它是编辑出版人才奋斗的最高目标。
编辑要成为现代出版家，必须全方位地提高自身素质。笔者认为，除了在“学”、“识”方面加强学习和提高外，今后编辑最迫切需要的是要在“德”、“才”两大方面下功夫。
第一，编辑要不断提高政治思想水平和政策水平，弘扬良好的职业道德和爱岗敬业精神。
社会主义的出版工作，首先要注意影响精神世界和指导社会实践活动的社会效果，必须坚持社会效益第一的原则。因此，编辑必须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无产阶级党性原则，自觉地担负起“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传播一切有益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丰富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的重任。早在1957年，“毛泽东曾批评《人民日报》为‘书生办报’、‘死人办报’等等”，“毛泽东的正面主张是‘政治家办报’”[11]。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江泽民总书记一再强调“要讲政治”。因此，肩负着传播文化知识和科学技术重要历史使命和责任的编辑，必须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首要位置。
编辑职业道德修养的基本要求是爱岗敬业、乐于奉献，不利用职业特权谋取私利，能全心全意为作者和读者服务。加强编辑职业道德建设，是增强编辑社会责任感和自身工作能力，促进出版事业稳定发展的推动力，也是有效地预防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及卖书号、搞利益交换等出版腐败现象的良方。因此，一个优秀的编辑必须有明确的归属感和强烈的事业心，有较强的编辑职业意识或者说职业本能。编辑也只有执著地追求文化积累和传播事业，拒绝浮躁、甘于寂寞，才能确立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和忠于职守、无私奉献的精神，真诚地待人，真诚地待事，从而积极主动和卓有成效地搞好工作。鲁迅先生曾多年从事“为人作嫁”工作，他任劳任怨，拿出全部精力去做每一件事。他自己曾说：“我在过去的近十年中，费去的力气实在也并不少，即使校对别人的译著，也真是一个字一个字地看下去，决不肯随便放过，敷衍作者和读者的，并且毫不怀着有所利用的意思。”[12]鲁迅先生这种从事编辑出版工作的献身精神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学习。
第二，编辑要确立大出版观念，全方位地关注和投身于出版活动与编辑实践。
出版产业化及优化出版结构对编辑提出了新的要求，这就是要从大出版角度出发，全方位地关注和投身于出版活动与编辑实践。
首先，编辑要认真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本领，不断提高编辑水平，以适应科技与社会发展的需要。作为一个合格的编辑必须精通出版业务，熟悉、了解出版活动的各个环节，并根据工作需要和自身优势，在策划选题、审稿加工、经营管理、发行等某些方面锻炼自己，不断地总结工作经验，推动出版事业的发展。据报道，随着图书进一步走向市场及其服务性功能的增强，近年来北京一些出版社纷纷选调骨干编辑充实发行部门，一些眼光敏锐、身手不凡的编辑也开始涉足发行工作，闯出了一条行之有效的社办发行之路。
随着电子出版特别是网络出版的发展，编辑要进一步明确出版业是信息产业重要组成部分的观念，打破出版行业界限，不断更新知识，掌握更多的关于计算机和网络方面的知识，从文字、图像、声音的结合上，更好地传递信息，为读者服务。要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和国内合作，不断开拓新的出版领域。前面提到的美国《科学》杂志，其编辑都是些30－40岁的青年人，具有专业学科的博士学位，任编辑之前也都从事过科研工作，他们熟悉业务，掌握最新的通信联系和办公编辑自动化手段，其稿源、审稿人及刊物发行都是面向全世界，因而才会有巨大的影响。
其次，编辑要确立改革创新观念，全面关注出版业的变革，积极投身于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出版管理活动和经营实践。实行科学化管理，是出版业实现规模效益的“金钥匙”。作为跨世纪的新一代出版人，编辑必须关注社会进步，踏准时代前进的节拍，积极参与改革创新实践，努力使自己成为既懂出版又懂经营的复合型人才。事实上，历史上的伟大出版家，也正因其投身社会变革和服务社会而名传后世。鲁迅是这样，邹韬奋也是这样。我国近代出版事业的开拓者张元济在主持商务工作时期，能顺应时代潮流前进，他“以扶助教育为己任”，关注社会需求，重视图书质量，同时重用人才和培养人才，加强科学管理，学习和引进西方先进的印刷设备和技术，从而为商务印书馆百年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俄国著名出版家绥青在50年的出版生涯中，以其具有灵活的头脑和钻研的精神，敏锐地注意到一切新鲜有益的事物，“把图书作为文化与进步的工具”和“勇往直前地追求目的”而为世人称道。因此，无论是出版业“造大船”，还是进行微观改革，编辑都应积极主动地参与。舍此就没有更好的成功与成才之途。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把出版家作为编辑努力方向是有效地推进出版事业繁荣和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编辑人才未来发展方向的最佳选择。而编辑要真正达到一个现代出版家的要求，还要经过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在具有良好的外部环境同时，主要靠编辑在实践中的不懈努力。至于个别编辑在搞好编辑工作的同时，又具有个性发展潜力而成为其他学科专业的“学者”，那也应看作是一件幸事，但这毕竟不能影响和妨碍广大编辑出版人员向现代出版家目标努力的主流和方向。
收稿日期：1999－05－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