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城市社会差异演变分析_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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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都市社会差别演变剖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代中国论文,差别论文,社会论文,都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2;C914;C912、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0)06—0110—07

一、当代都市社会差别演变的特点

中国都市里的社会差别过去一直存在,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发生较大变化。当代都市社会差别与过去相比有哪些新特点?

(一)改革前后社会差别总体特征比较

总的特点主要表现为:改革后社会差别比改革开放前扩大,并且有继续发展的趋向。过去的政策和计划经济体制有一明显的特征,就是限制和缩小社会差别。但是,由于一些想法、做法超越了客观现实,脱离了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因而限制和缩小社会差别的目标也不能很好实现。现在的政策是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搞市场经济,由此拉动了社会差别的扩展,并呈继续发展的势态。如果把过去社会差别的特点与现在社会差别的特点比较,就能更清楚地看到都市社会差别演变的特点。

过去都市里的社会差别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阶级身份的社会差别。过去的社会理论强调阶级斗争为纲,家庭出身和阶级成份成为划分人们是依靠、团结还是改造、专政对象的依据,成份、党派、个人历史、政治态度都是影响人们在社会中的地位的重要因素。阶级身份的差别随着在时间上的延续,就逐步演变成血统上的差别。这是过去都市社会差别最主要最显著的特征。

其二,少数领导干部的特权与一般民众的差别。在思想文化上,某些垄断控制导致领导干部与群众获取信息的不平等,如内参、内部书籍、内部影片等,一般群众是不允许见到的,再加上对国外新闻媒体的控制,这就造成了群众某种程度上对外部世界的闭塞。在物质生活上,职位补贴性分配高度不平等,领导干部的特供商品,以及能代表某种身份地位的物品,如住宅、轿车、电话的占有使用,也在这个层面上反映出社会的差别。

现在都市社会差别最突出的特点,也有两方面:

其一,经济收入差别的扩大。现行的政策和市场经济体制有利于收入差别的扩大和多层次化,收入分配由过去单一的按劳分配发展为多种收入形式,除按劳分配外,还包括按资本金投入和技术要素分配。多渠道的收入形式使得城市居民中一部分人比较快地富起来。另外,城市的贫困层由于大量职工下岗失业也开始增多。由此形成贫富差别。这种差别又随着社会商品化、市场化的发展而延伸到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如教育、住房、消费、文化娱乐等方面现在都表现出收入层次的显著差别。当今,经济收入差别对个人生活的重要性替代了过去阶级身份的差别,成为衡量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的重要因素。

其二,社会关系网络的差别。领导干部对文化物质的特权逐步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新的社会权利的差别,这就是由个人血缘、业缘、学缘编织起来的一套社会关系网络。今天,社会关系也成了人们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源,一个人拥有某种社会关系往往比没有这种社会关系的人在社会生活中会获得更多的权利和利益。个人社会关系的多寡影响着个人在许多方面社会权利的多和少,社会关系越多,个人获得的特权和权利就越多,反之,就越少。社会关系给人们带来了不同的利益和权利,影响着人们的社会生活,是形成都市社会差别的一个看不见,摸不着,但却真实存在的社会因素。

收入的差别以及由此而延伸的其他差别和社会关系网络的差别,构成了今天都市社会差别的新特点。如果说,今天的社会差别和过去的社会差别有什么不同的话,核心的内容就在于此。

以阶级身份和领导干部特权构成的主要社会差别变为以经济收入和社会关系网络构成的主要社会差别,就是当代都市社会差别演变的基本特征。

(二)改革前后社会差别具体特点比较

过去和现在相比,都市社会差别的演变还有许多具体的特点。

1.经济收入差别变化的特点

建国以来收入差别一直存在,改革开放之前,干部行政级别是24级工资制,工人是8级工资制。此外,还有服务行业的工资等级, 工业里重工业与轻工业工人的工资也有差别。在计划经济体制时代,同一工龄年限的职工工资差别不大。收入差别大的现象只是少数高级领导干部和极少数高级知识分子的工资与一般职工比差别较大。那时行政干部工资最高为404.8元,最低为30元, 相差13 倍左右; 知识分子最高工资为345元,最低为62元,相差5倍多。工人是8级工资制, 最高与最低工资大体相差3~4倍。工人最低工资与行政干部最高工资相差也为13倍左右。但一般职工对这些差别并不反感,都能理解那些老革命为新中国所作的贡献。除了工资收入高些外,他们并无其他巨额存款,没有形成暴富群体。此外,国家职工除了工资收入以外,基本上无其他收入。差别只是在正式工资数额内形成。

今天都市里的收入差别,如果仅仅从国家职工工资制度表(1993年制定)来看,行政干部最高工资952元与最低工资195元相比,相差5 倍左右,专业技术人员(教授)最高工资886元与最低工资229元相比,相差3.5倍。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技术工人最高工资561元,最低为229 元,相差约2.5倍。工人与行政干部工资最高与最低相比相差4倍多一点。这些差别与1979年前的工资制度比,还有所缩小。问题是现在的都市居民收入呈多元状况,体制内与体制外不一样,体制内的人收入渠道也不一样。体制内的工资制度表不能完全反映个人实际收入状况,在体制内,有没有第二职业收入会不一样。单位内部的结构工资、资金也不一样。另外,有的行政干部占据社会经济管理的关键部位,控制着市场经济的紧缺资源,官虽不大,但实际收入的含金量却很大。行政管理部门中的多种权力寻租也使得许多行政官员具有相当多的隐性收入。

总之,收入差别今天与过去相比仅从工资制度表上是看不出差距扩大的。但在现实生活中,在各方面有关收入差距或分层的分析统计中,都可以看到今天收入方面贫富分化这一与过去不同的特点。一部分人通过各种收入方式(合理、合法的或不合理不合法的)进入暴富群体,拥有巨额存款或私人财富,一部分低收入的居民相对进入贫困群体。据报道,1997年中国的百万富翁已超过400万,亿万富翁也有一定数量。 另外,占全国人口总数3 %的个人高收入者的储蓄额约占全国城乡居民个人储蓄额的40%。 而城市贫困人口, 据有关研究者的估算结果大都在1200万~2000万人之间。

时至今日,都市贫富差别扩大的势态开始出现新特点,即无序突发式社会差别扩大的机会开始减少,而有序渐进式的社会差别扩大的现象增多。例如,经济收入方面贫富差距扩大,过去的因素有价格、经济政策、产业政策、权力腐败等多种原因,而现在价格、经济政策、产业政策等导致暴富的因素越来越少,市场越来越规范,无序现象减少。现在导致不公平和社会差别扩大的因素主要来自权力腐败,包括党政部门的权力寻租,卖官鬻爵,国有企业的化公为私等。虽然权力腐败经过多次反腐败斗争和廉政建设有所遏制,但仍然不能根治。

由腐败导致的社会不公与市场规范不健全导致的社会不公有着两种不同特性。市场规范问题相对来说比较好解决,只要掌握了市场经济的规律与特点,就容易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法规来解决市场经济中的问题。而权力腐败就不容易根治。这不仅涉及腐败的规律与特点,还涉及当事人个人的思想动机和品质等深层的思想问题,思想问题不是靠一些制度和惩处就能完全解决。因此,相对经济因素而言,政治权力腐败将是今后不公平社会差别扩大的主要因素,而且,这一因素将会长期存在。

2.教育差别的变化特点

教育的差别往往是经济差别的延伸或反映。在过去,家庭的经济条件往往决定了子女能否上学,尤其是上大学。在今天,家庭的经济条件在义务教育阶段不再是决定子女能否上学的因素,但往往能决定子女上什么学校。在都市里,有重点校、一般校和差校。家长希望孩子受良好的教育,都想把孩子送进重点校,如果是户口不在管区或考学分数差些,送些赞助,往往也能如愿。因此,经济条件往往成为孩子选择学校的重要因素。这点和过去不一样。

另外,过去上学社会关系不成为影响因素,但现在要选校上学和高考升大学,有没有社会关系往往也成为一个砝码。择校上学有关系没关系往往决定事情的成否。高考,在同等分数和同等条件下,有没有关系,往往也影响报考志愿的录取。

还有一个比较突出的差别变化,就是过去上大学,政治条件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在唯成份论的时代,无论个人天资如何聪慧,如果出身于“黑五类”家庭,那上大学往往就是一件渺茫的事。今天,家庭的成份不再是个人上大学的障碍,取而代之的是个人的考试成绩。

再有,教育对个人社会地位确立的重要性替代了过去家庭出身的重要性。过去用人标准之一要看家庭出身,现在要看学历。因此,现在个人受教育的平等与不平等决定了其未来的平等与不平等。

3.职业阶层差别的变化特点

过去都市有不同的职业分工,但没有明显的职业阶层,由于阶级斗争理论的指导,都市不同职业阶层只要不是剥削阶级,基本上都划归为工人阶级,阶层划分较为单一混沌。管理阶层、知识分子阶层都作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来看待。

改革开放以后,都市里逐渐形成了个体业主和私营企业主阶层,他们分别占有一定程度的私人生产资料和雇佣一定数量的工人,他们是明显独立于工人阶级之外的阶层。业主阶层的兴起,使得单一的阶层结构逐渐被打破。

另外,改革前曾有一段时期强调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工人参与社会管理的机会较多,社会地位也比较高,许多工人可以以工代干担任企业、事业和国家机关的干部。改革之后,以工代干的做法逐步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以学历资格任命干部。随着改革的深入,尤其是公务员制度的形成,党政干部须通过公务员考试择优录用。这样管理阶层与工人阶层的界限就越来越清楚,两个阶层职业的流动机会越来越少。管理阶层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明显、突出,其获取利益的途径与工人阶层越来越不同,逐渐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利益群体。

知识分子阶层地位的变化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在过去阶级分析理论的指导下,解放后许多新生的知识分子也被看作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属于改造利用的对象。“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知识分子阶层的地位终于与工人阶级摆平了,属于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是,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知识分子队伍越来越庞大,这个阶层所起的独特社会作用也越来越突出,在知识构成、专业技术构成、劳动方式乃至思想观念方面都与工人阶级有较大的区别,现在再笼统地把知识分子归于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已经不能概括其特征了。知识分子阶层的地位、作用和利益需求已经可以把它当作一个独立的阶层来认识。

以前都市里的工人阶层主要是在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这些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单位就职。而现在的工人阶层,则分散在不同所有制的企业里就职,有仍然在国有集体企业里就职的工人,也有在私人企业、外资企业和合资企业里就业的工人,由于在不同的所有制企业就业,工人的社会地位也不一样,发生了分化。另外,就是在国有、集体企业里就业的工人,由于现在实行新的用工合同制,许多职工属于合同招聘工,其身份也与改革前的工人身份有所不同。同时,现在许多企业实行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也使得在不同股份制里就业的工人其地位和身份出现不同的状况。总之,过去工人阶层作为国家主人的社会地位发生了较为复杂的分化,同时也就形成了不同的利益群体。

由于职业阶层的分化,各阶层所掌握的社会资源也越来越清晰,如管理阶层掌握社会权力资源,知识阶层掌握着科技、文化和新闻媒体资源,业主阶层握有财物资源,工人阶层掌握自身劳动力资源,由于各阶层所掌握的资源不一样,在社会参与方面的优势与地位也就不同。简言之,管理阶层有着广泛的社会参与的优势。业主阶层凭借经济实力笼络行政官员而达到参政目的。知识分子阶层在议政、舆论、社会监督方面有参政的优势。工人阶层往往靠自己的行动表达愿望来影响政策的制定。

4.男女社会地位差别的变化特点

在男女社会关系中,主要是女性的社会地位发生了一些变化。具体如下:

第一,女性的就业特权得而复失。在计划经济时代,城市女性就业有许多国家政策的保护,在招工招干方面,男女的权利比较平等。现在,随着城市企事业单位改革的深化,许多单位在劳动用工制度上也有改革,并增大了用工自主权,私人企业更是有自己的标准。这样在招工中,由于女性的性别而受阻的现象增多。在优化组合中,女工下岗的比例也高于男性。计划经济时代带给女职工统包统配,一次性就业定终身,国家通过企业给女工以劳动保护的就业保障形式已成为过去。现在,劳动市场的竞争,迫使一些女性尤其是已婚女性回到家庭,女性的阶段性就业成为一种选择,而这种状况又会引发女性就业的低层化和再就业的困难。

第二,女性就业弱势进一步导致女性社会参与的弱势,女性的参政议政与男性比本来就处于弱势,随着劳动用工制度的改革以及劳动力市场的竞争,使得女性的就业萎缩,这将影响女性参与社会的机会,从而导致女性的社会参与更加弱化。

以上是当代都市社会差别变化几个具体特点的大致概括。社会差别不是一成不变的社会现象,会因时代的变迁而发生变化,就是在同一时代里也会因社会条件的不同而有所变异。认识和把握社会差别的具体状况,是了解社会变迁和社会特征不可忽视的基本内容。

二、怎样理解现实的社会差别

目前,人们在对生活的感受中,也许对社会差别的感觉是突出的。实际上,在所有社会变迁中,社会差别的变异是比物质生活变化来得更深刻,更能触动或改变人的思想和价值判断的社会现象。对都市社会差别的演变应当如何理解,可以从以下两方面来认识。

(一)从历史条件的局限性上来理解

历史条件的局限性首先表现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就拿经济收入差别来说,主要的是经济不发达,生产力水平不高,可供分配的社会财富有限。新中国成立时一穷二白,生产力落后,经济基础差,被西方称为“东亚病夫”。经过50年的建设,生产力和经济有了很大发展,“然而总的说来,人口多、底子薄,地区发展不平衡,生产力不发达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1〕。我们现在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在城市里,产业结构不尽合理,企业的现代公司制度还没完全建立起来,企业的改革还有待深入,生产效率不高,许多企业设备老化,产品陈旧,技术创新能力差,产品的高新科技含量低。这些都制约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尤其是与世界发达国家的经济竞争整体上还未取得优势。生产出来的财富少,总体分配就少,许多公共事业、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投入不足,这就从总体上影响城市居民生活的提高和生活差别的缩小。所以许多经济学家指出,要从根本上解决收入分配差别问题就要把蛋糕做大。

另外,对城市经济发展有着直接影响的农业经济也不发达,农业人口、小生产劳动、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文盲半文盲、贫困人口和低生活水平人口都占很大比重,农村科技教育文化落后,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也极不平衡,农业经济的状况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城市经济发展的速度。

这些在历史条件基础上形成的逐步发展的经济水平是目前社会差别尤其是经济收入差别的重要社会因素。

在政治文化方面,中国曾是一个长达二千多年的封建国家,封建专制主义、封建等级和特权思想、官本位等根深蒂固。五四新文化运动,曾对封建主义的思想文化有过猛烈的批判,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曾在许多方面取代了封建主义思想文化,但是直到今天,封建主义的东西还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还渗透在生活的许多方面。一些社会差别,并不是我们现行政策的规定,而是一些旧的思想流毒影响现实生活的表现。

(二)从现行政策和制度的调整变更上来理解

现行社会政策和制度是导致社会变迁的重要因素,对社会差别的缩小与扩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现行政策和制度随着改革的深入作了不少调整与变更,这些调整与变更往往也是现实经济基础的反映,顺应了社会的发展,对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起到推动作用。当代中国都市的社会差别,也伴随着现行政策和制度的调整而随之变化。社会政策和制度在哪些方面,是怎样影响社会差别的变化的,仔细分析起来有如下社会演变过程。

第一,就业政策的改变

过去搞计划经济,对城市就业人口基本上实行国家包揽,政府安排就业,终身统包住房、医疗、退休等福利。在改革开放之前,城市人口出现就业高峰,60年代中期生育高峰出生的人口到80年代初期进入就业年龄,大量的就业人口给政府安排就业的做法造成压力。同时,还有大批回城的下乡知青也需要安排工作。另外,“文化大革命”期间,大批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城市工商业发展缺少劳动力,政府又从农村农业人口中招工,许多农村青壮年涌入城市就业。当“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知青返城和进入劳动力的适龄青年在城市需要就业时,已经没什么位置了,就业空间十分狭小。另外,那时政府每安排一个人就业,至少就得投入两万元(当时物价可比价)设备费,国家的财力也有限,从财力上也不可能再全部包揽城市就业人口。在当时条件下,国家的就业政策终于有了改变,提出政府指导,个人自谋职业,允许个体从事工商业等经营活动,照章纳税,自负盈亏,国家在税收上给予优惠。这样,城市就开始有了一批数量越来越大的体制外就业人口,开启了城市小规模市场经济的先河。许多经营好的城市个体户开始成为万元户,比体制内的许多职工干部收入要高,城市里开始冒出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城市居民的收入差别,开始在另一种层面,另一种收入方式下拉开距离。

第二,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政策的确立

由于城市就业政策的变化,城市冒出一批通过劳动致富的人。如何看待这种新的收入现象?1983年,邓小平根据中国的现实情况表示:“农村、城市都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勤劳致富是正当的。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的办法是好的,是大家都拥护的新办法。”〔2〕以后又说“我们的政策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让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好起来后再去帮助落后的地区,实现共同富裕”〔3〕。“我们允许一些地区、一些人先富起来, 是为了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我们要防止两极分化,这就叫社会主义。我们讲共同富裕,但也允许有差别”〔4〕。邓小平的这些说法, 也就为收入分配中通过勤劳致富而出现的差别提出了方针政策。这样,通过合理合法方式获得的正常高收入就被政府和社会所认可。

第三,体制转轨

城市改革的深化,必然伴随着多种体制的改革、调整。国家总的经济体制由计划体制转变为市场体制,经济领域许多做法要转变,要创新,如价格转轨,股市形成,房地产市场化,许多产业、行业市场化。企事业职工允许从事第二职业等等,使得一些人利用政策的漏洞或者是凭借自己的能力、胆识、关系等在市场经营中获得高额收入,进入富有群体。而在产业结构的调整中,在企业减员增效的过程中,一些职工下岗,收入锐减。这些城市改革的配套做法,加大了收入差别的现状。另外,在经济体制改革中,一些官员化公为私,收贿受贿,贪污腐败,权力寻租等等,也获得高额收入,进入暴富群体。这样就使得收入差别扩大和贫富分化的问题复杂起来。如果是依靠勤劳致富是没有什么可说的,问题是后来先富的人群中采用各种方式、途径的人都有,合理的与不合理的,合法的与不合法的鱼龙混杂,人们难以区别,这就使得一个本来简单合理的问题变得复杂而不易说清了。

不同领域的体制改革也为其他社会差别的出现提供了条件,如教育体制改革,私立学校的出现,扩大了中小学教育的社会差别,许多私立学校的条件比一般学校好得多,但必须是家长有高收入的才能进去。这样,收入的差别逐步又延伸到教育里。再有,劳动用工制度的改革,下岗机制的形成,又使得女性的就业竞争力更加弱于男性,使得女性的社会地位有所下降。女性就业的弱化,导致收入的减少,从而又使得已婚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也受影响。

总之,经济体制改革,用工制度、教育体制及其他一些体制改革,也促使某些社会差别扩大。

第四,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局面的形成

以前城市的经济所有制是比较单一的公有制经济,改革之初,个体经济获得较大发展,随着外资的引进,合资、独资企业也出现了,后来又有国内私营企业、公司,再后,股份公司、股份合作制等公私混合的企业也相继成立。这样,90年代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由于所有制不同,收入分配的方式也不同,从而呈现出多元的收入分配方式,单一的按劳分配的收入模式被打破,城市居民的收入差别和其他差别也就进一步扩大。

第五,分配方式的调整

随着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局面形成,过去按劳分配的唯一分配方式已不能反映客观现实。中共中央及时总结现行的分配方式,在1993年《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文件中明确提出:“个人收入分配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5〕。 “允许属于个人的资本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6 〕十五大报告又进一步提出“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7〕。 这样就完成了分配方式的调整,形成了由过去单一按劳分配到允许鼓励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局面。这种分配方式的调整是经济改革的必然,分配方式总是与一定的所有制形式相联,所有制形式调整了,分配方式也必然调整。分配方式的调整,也进一步促使收入差别扩大。

在分配方式的调整中,分配的指导思想也发生了变化。过去,我们强调共同富裕,制定政策的立足点基本在于此,反映在收入分配中也是尽量避免在体制内收入差别过大。现在,在收入分配中的指导思想虽然也坚持共同富裕的理想,但现实的立足点是“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强调的是效率。效率优先的原则实际上就是要合理拉开差距,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分配政策中的这些指导思想都刺激或推动了收入差别的扩大。

从以上城市改革的发展轨迹我们可以看到,居民收入差距或其他社会差别的扩大,伴随着改革的深化而形成,概括起来,这条发展的轨迹就是先有允许个体就业政策的出台;然后又有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的确立;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以及其他领域体制的配套改革,经济全面活跃起来,各行各业中个人劳动致富的机会和渠道增多,形成收入分配的多层次分化;随后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局面的形成,又必然地打破了按劳分配单一的分配方式,更进一步拉大了居民收入的贫富分化。最后,分配方式的调整,从政策上肯定了除按劳分配之外,个人的资本和技术都可以成为收入分配的要素。这一系列的改革过程,有内在的联系,从中可以看到社会政策、制度的调整变更是怎样具体地影响或推动着城市居民收入差别的扩大。因此,可以说,在许多情况下,社会政策、制度是社会差别形成或演变的直接原因。当然,这里总结的只是社会政策、制度调整变更过程对收入分化和其他社会差别扩大所带来的正常作用,我们还应看到,由于改革过程中政策、制度的不完善,许多措施不配套而形成一些改革的漏洞,致使一些人钻空子,通过不合理不合法的手段,攫取社会财富,成为新的富豪,从而使得城市居民的贫富分化和其他社会差别的扩大呈现某种无序状态和复杂化,这些结果,从负面影响了社会政策、制度调整变更的历史意义和积极功效。

三、社会差别的整合

在现阶段,社会差别一时难以消除,许多差别的存在,反映了按劳分配和按其他生产要素分配的客观现实。合理的差别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推动经济更快地发展。这对于尽快摆脱我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尽快实现社会现代化有着积极意义。但社会差别毕竟从社会理念的角度看,属于社会不公平的范畴。执政党和政府既要正视社会差别存在的客观性和长期性,又要坚定共同富裕的社会目标,按照公正平等的原则不断推动社会发展。因此,在中国都市现阶段,对社会差别又有一个整合的问题。如何整合?大要有三:

(一)利益整合

利益整合主要有如下三方面。

1.大力发展生产力,促进经济持续发展。

社会差别的核心是利益问题。利益问题中物质利益又是最基本最主要的内容。只有在物质产品充裕的社会里,才能更好地调整和满足人们的需求,从而消除差别,推进社会的平等。

2.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机制。

城市最低生活、最低工资保障制度,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和其他社会救济制度,是目前最基本的社会保障机制,这个机制的建立对于缓解贫富分化所带来的社会矛盾,保证社会稳定,保持改革顺利进行,对社会进行某种程度的必要整合能起积极的作用。随着改革的深化和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还会进一步发展和完善,还会更好地发挥社会整合的功能。

3.适时利用政策手段。

经济发展是整合社会差别的物质基础,但经济的发展并不能自动地整合社会差别。对社会差别的整合是人的主观行动的结果,而政策是主观行动的指南,因此,利用政策整合社会差别是重要的手段。市场经济能自发地扩大社会差别,政府可以利用政策手段来调节这种现象和趋势。如“抽肥补瘦”;开征遗产税;适时调整体制内中低收入职工的工资;进一步放宽教育政策;在制定就业政策和产业政策方面,注重机会的平等;有关就业政策要注意保护妇女弱势群体的利益等等。

(二)规范整合

当代都市社会差别的扩大和发展,可以分为两种基本现象,一是合理因素促成的有序差别,二是不合理因素导致的无序差别。无序的社会差别是冲击社会平等原则的消极力量,它能导致社会理想的崩溃,侵蚀社会的机体。无序的社会差别尤其表现在经济收入方面,包括各种各样黑色和灰色收入。因此,对社会差别的整合,还要依靠社会规范的力量,通过社会规范,把个人收入纳入合理合法的轨道,保持社会差别合理有序地发展。例如,要完善市场经济规则,防止价格欺诈和暴利行为;要建立一整套党政机关廉政的制度、规定和条例,以防滥用权力、权力寻租而导致的腐败;要建立国有企业有效的监督机制,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和公有私化;要健全和完善税收制度,防止税收流失。

规范整合着重解决的是无序的社会差别。利益整合主要是解决、协调和引导有序的社会差别。这一反一正,都是使社会差别保持适度状况,保持社会稳定和持续发展。仅有上述两种整合还不够,还应有价值观念层面上的整合。

(三)价值整合

这里说的价值整合是指价值观的整合。价值观是人们对现实生活中各种事物和现象进行评价,决定取舍的思想观点。在对待社会差别方面也存在着价值评价和决定取舍的思想问题。目前,价值整合的主要问题有:(1)对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价值取向;(2)对机会平等的价值取向;(3)对诚信道德的价值取向。

目前,都市社会差别还在扩大和发展,这是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重要特征之一,它对人们的影响比物质生活的变化来得更深刻,更能触及人的思想与灵魂,影响人们价值观念的变化。同时,它也是导致社会动荡的一个潜在因素。对于社会这一深层次的变迁,我们应当给予必要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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