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宏观经济政策基本取向的转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取向论文,宏观经济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实行改革开放以前，我们实行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企业产权关系不明，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成为一种常态，以至于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将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称为“短缺经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我国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对比关系也随之改变。目前，“短缺经济”时代已经结束，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取向则应于由抑制需求、防止通货膨胀转变为增加需求和改进供给。
一、总需求不足的主要标志
1.就业不足。我国存在大量失业人口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在这些失业人口中，除少量的为自愿失业外，绝大多数为非自愿失业也是不争的事实。非自愿失业人口的构成有4种：一是农村剩余劳动力； 二是城市待业人口；三是下岗劳动力；四是在职失业。当然，在统计失业人口的总数时，应扣除隐形就业人口。
2.生产能力的闲置。目前，我国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普遍性开工不足，不少企业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的状态。在化学制品业、化学纤维制造业以及橡胶制品业中，合成洗涤剂、维纶纤维、丙纶纤维、轮胎等生产能力利用率为50～60%，油漆、化妆品、轮胎内胎等生产能力的利用率还不到40%；在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中，铜加工为50%，氧化铝为66%，铜板材、铝带材只有40%左右；在机械制造业中，机床、内燃机、推土机等不到30%；在家用电器制造业中，电冰箱、黑白电视机、彩色电视机只有50%左右，空调器、排油烟机等仅有30～40%。值得指出的是，生产能力闲置的问题已经不再限于加工工业，而且也扩展到原材料、能源等产业部门。这已很难仅用结构性原因加以解释。
3.商品过剩。据国内贸易部等单位的排队分析，1997 年下半年， 613种主要商品与上半年比较，供过于求的有195种，占总数的31.8%，增加25.6个百分点；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408种，占66.6%， 比上半年减少22.8个百分点。过去，我国商品过剩主要表现为低质量的加工工业产品；现在，粮食供过于求，市场价格低落，钢材、煤炭等产品也大量积压。
4.资金供大于求。自1993年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以来，我国通货膨胀率逐年下降，现已得到控制。1997年上半年，全社会商品零售物价指数只比去年同期上升1.8%。但是，我国正处在改革过程之中， 调整原来不合理的比价关系，开放商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是改革的重要内容，由此在一定程度上带动物价总水平的上涨，是很正常的，并不是物价上涨率越低越好。近年来，我国居民存款持续稳定大幅度增长，现已超过3万亿人民币。这对抑制通货膨胀来说固然是件好事。但是， 它同时也表明我国居民投资的意愿和消费的意愿不强。我国银行鉴于不良信贷资产过多等问题，为防范金融风险，采取了压缩信贷规模、实行抵押贷款制度和增大收贷力度等一系列措施，并要求企业自有资金达到规定比例，新增贷款明显减少，实际贷款数低于计划贷款额。
5.贸易出大于进。 外国商品输入不表明国内总供给小于总需求。 1978～1995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增长12.6倍， 年均增长率高达 16.6%，对外贸易系数（进出口总额相当于GDP的比重）由4.6 %上升为40.4%。这表明国际贸易对我国总需求与总供给的作用越来越大。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需要大量进口国外先进技术，在正常情况下，贸易进口一般大于出口。但是，近年来，我国总需求减少，这起到了促进出口的作用，但同时也抑制了技术的进口。
6.企业亏损严重。按常理，微观经济是宏观经济的基础，微观经济形势好，不等于宏观经济就会好，但微观经济形势不好，是很难有好的宏观经济形势的。近年来，人们常说，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很好，就是企业困难重重，经济效益不佳，这是悖理的。问题在于我们长期生活在“短缺经济”条件下，人们习惯于以物价指数低、货币回笼多、财政赤字减少和外贸顺差作为宏观经济形势好的标志。事实上，总需求过大固然不好，总需求不足也不好。考察宏观经济形势的好坏，不能光看通货膨胀率，还要看就业、企业生产能力的利用率和产品销售情况。至于财政收支，在国民收入为一定的条件下，居民收入比重不变，财政收入增多，企业收入比重就会下降。当前，企业特别是大中型国有企业普遍亏损，部分是因为生产能力闲置和产品积压，部分原因则在于税负及其它社会负担过重。
总起来看，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对比关系已发生由供给不足到需求不足的变化，市场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
二、需求不足的原因
我国总需求不足，从总体上看，是制度和政策性原因造成的。
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消费需求包括个人消费和企事业单位集体消费需求两部分。近几年来，我国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反腐倡廉的政策措施，尽管没有完全制止住奢侈性的公款消费，但对公款消费的增长起到了明显的抑制作用。限制不合理的公款消费是完全正确的，今后还应加大工作的力度。在个人消费体制上，我国也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如改革住房、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制度等。但是，改革还仅仅只是开始。一方面，住房私有、医疗费用自理、高等教育自费和人寿保险市场化等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从而已经影响到了人们的消费预期，为购房、医疗、养老和教子而储蓄的动机明显增强；另一方面，政府部门和企业仍然在很大范围内承担着为居民提供住房、医疗、教育和养老服务的义务，而居民个人在这些方面的开支占收入的比重还很低。因此，在上述领域，我国居民储蓄动机强烈，但消费动力不足。
投资需求不足的原因：投资需求包括居民投资、企业投资和政府投资需求三部分。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我国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逐渐上升，政府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则大幅度下降。但是，居民的投资需求并没有相应增长。主要原因有如下方面：其一，我国缺乏对私人财产的法律保护。我国宪法中规定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但却没有对私人财产予以同样的法律保护。其二，我国资本市场发育较晚，至今仍很不规范，居民间接投资的选择性不强，而且风险很大。其三，我国实业投资的进入壁垒多，加上单个居民积累的资本还十分有限，居民直接投资的增长也比较缓慢。企业投资在全社会投资中占居主导地位，企业投资需求的大小对全社会投资需求与供给的均衡起着举足轻重的决定性作用。在改财政拨款为银行贷款以后，企业投资主要靠银行借款支持。随着国有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逐渐转轨，信贷软约束的问题虽然没有得到根治，但银行已不再无条件地支持企业投资，地方政府对银行的行政干预能力也相应减弱。企业虽然可以通过资本市场筹措资金，但由于我国对股票和债券的发行特别是上市交易实行严格的审批制度，每年获准上市的企业十分有限。企业股票上市后，其投资行为要受股东的约束，即使有钱，没有合适的投资机会，一般也不会贸然投资。近年来，由于政府将治理通货膨胀作为宏观调控的首位任务，在财政预算的安排上，政府则以实行收支平衡为首位目标，中央政府收不抵支的部分通过发行债券弥补，而且债券的发行数额受到严密控制。中央财政用经常性收入安排的投资，不可能起到弥补居民和企业投资需求不足的作用，利用债券筹资所安排的投资则对居民投资和企业投资具有“挤出效应”。
国际需求不足：在国内需求不足时，可以通过压缩进口和增加出口来实现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均衡。但是，在我国，由于受国外先进国家消费示范作用的影响，对国外消费进口的需求难以缩减，缩减幅度较大的是对国外先进技术的进口。由于技术水平总体上与国外先进水平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我国出口产品仍以初级产品为主，国际市场竞争力较弱，出口效益不高。因此，通过压缩进口和增加出口亦难以弥补国内需求的不足。
三、总需求与总供给关系变动的基本趋势
长期以来，们们一直以为总需求不足是资本主义经济固有的弊病，供给不足则是社会主义经济特有的现象。中国改革以来的实践表明，总需求不足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现象，总供给不足也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固有的。无论是资本主义经济还是社会主义经济都有不同的发展阶段和运行模型式。只要搞市场经济，总需求不足就会成为一种经常发生的现象。或者说，总需求不足是市场经济的一般特征。对于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凯恩斯理论是从社会心理法则来予以说明的，它所揭示的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般规律。其中，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边际投资收益率递减和流动偏好所表现的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类消费行为和投资行为的一般心理特征。而只要有这三个心理规律成立，就会发生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在凯恩斯提出有效需求不足的理论之后，尽管货币学派、供给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从不同的角度对凯恩斯理论提出了批评，但并未否定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边际投资收益率递减和流动偏好这三个心理规律，因而也未能从根本上推翻凯恩斯的理论。货币学派、供给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的贡献主要在于指出了政府作用的局限和缺陷，论证了政府难以通过实行赤字财政政策和通货膨胀政策来实现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均衡。
我国经济体制已发生不可逆转的根本性的变革。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我国将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同时，鼓励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并允许公有制采取多种实现形式；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使其成为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和管理科学的法人；鼓励多种所有制形式的金融机构发展，并将国有专业银行改造成为真正的商业银行；我国将在继续发展商品市场的同时，着重发展资本、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市场，建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进一步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下，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依然要发挥作用，如果没有政府的积极干预，同样会出现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
我国是一个有着儒家文化传统的国家。在消费方面，人们崇尚节俭，为养小和防老而储蓄是一种美德；在投资方面，人们奉行慎行的原则，绝大多数人是属于风险规避型的；社会结构以家庭为基本单位，人们的家庭观念浓厚，至今为止，家庭结构仍远比西方国家稳定。在我国这种特定的文化背景下，市场经济体制一旦确立下来，更容易出现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
从供给的角度看，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劳动力供给十分充裕，社会潜在的供给能力巨大。要实现劳动力的充分就业，固然需要增加资本，提高技术水平和不断完善经济体制，但必须相应地增加社会总需求。相对于实现劳动力充分就业的要求而言，我国社会总需求扩张的空间是很大的。在没有达到充分就业之前，我们所面对的问题，不是要不要扩张社会总需求，而是以何种速度，通过何种途径，向哪些产业部门以及怎样扩张社会总需求。
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我国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联系将日趋紧密。这可以为我国利用外资和引进国际先进技术带来便利，但同时也加大了维持我国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难度。由于技术落后，国内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不强，国内的社会总供给主要靠国内的总需求来吸纳；另一方面，国外收入弹性和价格弹性大的产品大量涌入我国，在技术性能、质量和营销方式等方面优于国内产品，国内市场又有相当一部分被国外产品或外资企业所挤占。这就使国内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市场空间变得更加狭小。
四、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取向
如果承认我国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对比关系已发生由供给不足到需求不足的变化，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取向则应将抑制需求、防止通货膨胀转变为增加需求和改进供给。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市场经济是需求带动型的经济，没有需求的适度增加，就不可能有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发展固然不能单靠扩张需求来实现，还有一个如何优化结构和提高效率的问题，但结构和效率问题主要只能由市场解决，政府的管理首先是总需求与供给的管理，而短期最易见效的还是需求管理。
必须指出的是，主张我国需要适度增加需求，不等于主张我国要实行赤字财政政策和通货膨胀政策。我们所主张的需求扩张，是与总供给能力相适应的需求扩张。为此，必须通过经济体制的改革，建立起对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有效激励和约束机制：
1.启动消费需求
首先，必须改革收入分配体制。居民消费需求取决于居民收入总额的增长及收入的分配。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我国居民收入的总额已有大幅度的增长，但收入分配体制不尽合理，从而使消费需求不能伴随收入的增长而增长。目前，居民收入按其使用价值的形态可以分为实物收入和货币收入；按其合法性可以分为“白色收入”、“灰色收入”和“黑色收入”。居民的消费需求是多样化的，各种类型的实物收入并不一定恰好是居民消费所需的。这样就可能导致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强制消费者消费各个企业事业单位所发放的实物；二是抑制消费者对其他物品的消费。由于不是合法取得的收入，“灰色收入”和“黑色收入”所得者通常很少将这些收入用于消费，而可能将这些收入隐蔽起来甚至转移到国外。为了使消费能伴随收入增长而正常增长，应将实物收入货币化，并将各类合理的收入合法化和公开化。
其次，必须拓展私人消费领域。按照恩格尔定律，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用于食品的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将逐步下降，而用于住（购买或租用住房）、行（购买汽车）、医疗、教育和旅游娱乐的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将逐步上升。为了促进消费需求的合理增长，必须推进住房、用车、医疗、教育制度等方面的改革。住房制度改革的目标是实现住房的私有化，改革的重点是将现有的国有住房按市场价格出售或出租给居民。国有住宅的出售，不能只是部分产权的转让，而应是全部产权；出售价格不应只是成本价格，而应是市场价格。个人用车应私有化，公共用车则应严格限于公务需要。医疗除对低收入阶层由政府提供必要的医疗服务外，对收入超过政府规定最低标准的居民则应一律实行自费制度。教育除由政府提供9年义务教育外， 现阶段对高等教育尤其是研究生教育则实行自费制度。
再次，必须大力发展消费信贷。居民的收入和消费需求在其生命的不同阶段是不相同的，而且收入周期与消费周期错位：青年期，居民收入较少，而消费需求旺盛；老年期收入较多而消费需求衰减。为了协调收入周期与消费周期的矛盾，就必须大力发展消费信贷，从而使居民将未来时期可能实现的收入提前到当前时期消费。有的消费品，如住房和汽车，私人购置所需投入的费用较大，可能需要花费好几年的收入。如果用个人的收入储蓄，可能要等到中年甚至老年期，而采取分期付款的方式，住宅开发商和汽车生产厂商的资本则不能迅速实现其回流。为了让消费者买得起，同时也让开发商和厂商的资本迅速回流，比较好的办法就是由银行提供消费信贷。
2.扩大投资需求
首先，必须建立私人财产保护制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居民是各类非国有企业投资的主体，无论是发展非国有经济还是推进国有企业改革，都必须鼓励居民投资。目前，一些私营业主在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就不敢继续投资，一些高收入者在满足消费需求后将剩余的收入兑换为外汇甚至将其收入转移到国外银行，其重要原因就在于我国缺乏私人财产的保护制度。为了鼓励私人投资，我国应加快财产法律制度建设的步伐，包括在宪法中明确私人财产受到法律保护。
其次，建立健全企业资本金制度。企业要从事投资和生产经营，就必须有一定数量的资本金。企业的所有者就是资本金的供给者，只有在提供了资本金以后，才能对企业的经营承担风险并享有经济剩余的获取权。目前，国有企业普遍资本金不足，负债率过高。其主要原因是我国在改革财政拨款供给制的同时，没有相应地建立国有企业的资本金制度。国家对自己的企业不提供资本金，一律改为贷款，而且要求企业还本付息，从而使企业陷入无本经营的困境。在这种情况下，信贷约束硬化，企业就不敢借贷，商业银行也不敢发放贷款。为了使企业摆脱负债比率过高和银行信贷风险过大的困境，只有两条出路：一是国家保持对一部分企业的所有者权利，同时也履行作为所有者出资的义务；二是国家放弃对一些企业的所有者权利，同时让企业向社会吸纳资本金。
再次， 推行加速折旧制度， 规范政府收入， 降低实际税负。 自1994年以来，由于改税前还贷为税后还贷，加上实行新的财政税收政策，我国企业的实际税负不但没有降低，反而有所加重。在国民收入增长速度下降的条件下，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加快，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上升，意味着企业收入和居民收入比重的下降，这对实现财政收支平衡固然是好事，但客观上也产生了抑制企业投资的影响。确定我国财政收入比重的高低，不能简单地参照国外发达国家，而必须考虑到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现实；不能只计算财政预算收入，还必须考察政府可支配收入的规模。实现财政收支平衡，不能仅立足于增收，而应着眼于通过减政和反腐倡廉节支，通过转换政府职能和改变资金使用方式发挥支出的更大效应。
3.扩大国际需求
首先，必须抑制非技术性产品的进口需求。作为发展中国家，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是必要的，但大量进口高档烟、酒、化妆品和名牌服装则会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抑制对这类产品的进口，今后不能光靠征收高额关税，还在于如何抑制对这类产品的需求。这类产品主要供公款消费和高收入阶层消费，要抑制消费需求，一方面要严格控制公款消费；另一方面则要鼓励高收入阶层投资。
其次，必须着力于增强我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一种商品在国际市场上是否有竞争力，不仅要有成本的比较优势，更重要的还在于必须适合国际市场需求的变化。为了增强我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企业必须不断地寻找国际市场的空隙，不断进行产品种类、款式、包装和市场营销的创新。我国固然要充分利用我国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优势，但仅用丰富的劳动力来生产初级产品，增加出口是十分有限的。如果利用我国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优势来生产技术产品，如开发计算机软件，则可大大增加我国出口的能力。当然，这要求增加教育投资，提高我国劳动力的技术水平。
再次，应减少对外资的超国民待遇。在对外开放初期，为了吸引外商来我国投资，在一定时期给予外商超国民待遇是必要的。但是，长时期地在税收、土地批租、项目审批方面给外商以优惠，使国内企业与外资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平等的地位，这对国内企业的发展是不利的。事实上，国外的大量跨国企业集团并不十分看重这些优惠，而更注重东道国的政策是否规范、稳定。各地竞相提供优惠政策，往往只能吸引一些中小型外资企业，而且容易助长外商的投机心理。为了改善外商的结构，避免外资对国内企业的过度冲击，我国既要进一步扩大开放领域，减少外资进入的行政壁垒，又应逐步减少对外资的超国民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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