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代人眼中的末代拜占廷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末代论文,代人论文,眼中论文,拜占廷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6)10-0003-06 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大军攻陷君士坦丁堡，标志着拜占廷帝国的灭亡。这一重大事件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都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军事史家认为这是冷兵器向热兵器时代转变的分水岭，西方历史学家认为：“君士坦丁堡的灭亡和预期的结果一样不幸，对土耳其人来说它是一个伟大胜利，但却是希腊人的终结和拉丁人的耻辱……基督的名誉受到凌辱和玷污……震惊了西方世界”，“西方得到的最恐怖的消息莫过于君士坦丁堡陷落和皇帝战死”。①一些欧洲中古史专家甚至将“君士坦丁堡于1453年落入土耳其人之手”看做是欧洲“中世纪结束”最重大的标志性事件，是“整个世界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②他们如此看重这个事件的原因很多，因为作为基督教世界东方前哨站的拜占廷帝国惨败于伊斯兰教国家，意味着一个异教的大帝国由此强势崛起。恐惧和担忧刺激着当时的欧洲人，也深刻地影响了后人。但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却被人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为捍卫基督教世界而奋战至死的拜占廷人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当时的欧洲人是如何看待他们的？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不是仅仅出于我们寻求考察这一重大事件的“在场”感，而是关乎当时的欧洲人何以对命悬一线的基督教“兄弟”十分冷漠，对末代皇帝的求救呼吁无动于衷，完全不像他们的祖先在约350年前时响应教宗乌尔班二世的号召，也失去了发动“十字军”的热情，竟眼睁睁地看着那个老迈的帝国灭亡了。本文力图依据目前保存在梵蒂冈图书馆档案中的莱奥纳多信函分析这个问题，以便帮助我们对这一重大事件有更为客观的理解，③并就此略作分析，以求教于大方。 莱奥纳多(？～482年)是天主教驻爱琴海第五大岛休斯岛迈提莱内(Mytilene)的主教，作为罗马教宗尼古拉五世的特使助手，随俄罗斯枢机主教伊塞多利(Isidore of Kiev)于1452年下半年前往拜占廷帝国都城，其主要使命是协助后者在东方教会落实希腊一罗马教会合并协议。作为末代皇帝屈服于罗马教会的回报，教宗派出的200人增援部队也同往参与守城。因此，莱氏有机会参战，并随守军指挥官之一的伊塞多利枢机主教奋战在城头。后来他侥幸逃脱回到休斯岛，于1453年8月16日，也就是城破后第77天，给教宗尼古拉五世写了封长信，详细讲述了灾难发生的过程。在信中，他以君士坦丁堡陷落的目击者身份，描述了整个事件过程，并对“希腊人”(即拜占廷人)进行坦率的点评。在信中，他一改平和叙述的口吻，多次指责拜占廷人：“哎！什么样的希望能够改变这个固执其偏见恶念而执迷不悟的民族呢……哎呀！希腊人中怎么那么多叛徒……啊哦！你们这些灵魂彻底败坏的家伙。”也许在为数不多的亲历者记载中，他对拜占廷人的描述特别详细，因此，后人多以之为据褒贬那个早已消失的拜占廷民族。 莱奥纳多首先指责末代拜占廷民众缺乏信仰，说他们既没有明确的生活目标，也丧失了对未来美好的希望。他直言不讳地指出：在拜占廷帝国，除了“很少数几个修道士外，几乎所有希腊人都被极端的偏见所迷惑，几乎没有人能够为真理的热情所感动，或者为其自己得救而首先反对或放弃他们固守的观点”。③事实上，他作为罗马教廷委派的官员，自然代表罗马天主教的观点。然而，天主教和东正教为了争夺最高教权展开的数百年较量，早已扰乱了两大教会信徒的思想，破坏了他们心中信仰的圣洁，特别是在拜占廷人中影响尤其恶劣。而造成这种思想混乱的重要原因还在于，末代皇帝一再强制推行的天主教和东正教两大教会合并的政策，加剧了末代拜占廷人对帝国衰败现实的不满，民众心中仅存的信仰坚守也被抹杀掉了，致使他们失去了思想方向。在“合并派”和“分裂派”的激烈争论中，普通信徒不理解他们一直笃信的东正教信仰为什么突然错了，而他们一直反对的天主教“邪说”却一夜之间变得正确了，民众普遍感到无所适从，传统的崇高信仰竟荡然无存，民众必然陷入严重的思想混乱。更让他们难以接受的是，他们要被迫按照天主教的神学信条和崇拜礼仪行事，而皇帝竟然为此进行公开辩护。⑤ 莱奥纳多对于拜占廷人这种宗教信仰政策的突然变化究竟是否有效也心存疑虑，他深知东正教教士和广大信徒激烈反对朝廷的“屈服”，并进而强化了他们对拉丁人和天主教的仇视。他尽管身负罗马教宗的重任前往君士坦丁堡举行两大教会合并盛典，但对拜占廷人感到绝望，“我们……对希腊人的固执感到恐惧，这使我们绝望……谁能拯救这么多年来一直断绝与其头颅联系的身体，这肉体没有任何灵魂的生命呢？当他们一直保持与罗马教会的距离，千方百计陷入错谬之中，执迷于大量的谎言，顽冥不化地坚持分裂，他们怎么能不为上帝所抛弃成为弃民呢？”“他们还在极力谴责拉丁人对他们的侵犯，说什么‘就是因为我们接受了教会合并的决定，并更加服从罗马教宗，我们才引起上帝的愤怒，遭此大难’。”他还敏感地注意到拜占廷人的两面三刀，说那些公开接受两大教会合并的人也并非真心拥护天主教信仰，“因为(他们)没有信仰、没有宗教，以及其他亵渎神灵的行为都会激发上帝迅猛的狂怒。最尊贵的教宗，请看这种审判是何等正义何等宝贵！希腊人公开庆祝教会合并，但是却私下里拒绝合并……(他们)为什么要这么虚伪呢？……如果他们不是从内心敬奉上帝，双手被玷污，他们的心灵不虔诚、不真信，如何得到神恩？”⑥ 莱奥纳多信件记载的拜占廷人丧失信仰的情况也得到了另一个当事人的佐证。拜占廷贵族杜卡斯写道：为了强制推行教会统一令，当局“要强制实行惩罚性教规，要进行严厉的惩处……(圣索菲亚)大教堂被视作恶魔的庇护所和古希腊异教的祭坛”。他目睹了末代帝国大量普通信徒丧失精神家园的沮丧，看到在1452年12月举行两大教会合并仪式后的乱象，“从这天起，大教堂里，(东西教会)联合就被看作开始实现了，君士坦丁堡人却躲避它，把它视为犹太人的犹太会所，既不来教堂里献祭也不来奉献，更不来焚香祈祷……他们都把这个教堂看成是异教的祭坛和崇拜阿波罗的圣地”。严重的信仰危机和思想分歧导致拜占廷人失去了追求的理想目标，因此也无心为末代帝国作战，反对教会合并派领袖鲁卡斯大公，在土耳其大军兵临城下之际，“胆敢公然说出反对拉丁人的话：‘宁可看到首都中心区出现土耳其人的缠头巾，也不愿看到拉丁人的三重法冠。’”⑦东正教信仰是维系拜占廷帝国“民心”的精神纽带，是促使普通民众效忠于皇帝的思想核心，也是他们世代保持其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的精神家园，更是他们自认为区别于其他民族的身份认同。尤其在末代民众那里，这个信仰成为“最后的救命稻草”。一旦这个信仰传统被否定，末代帝国民众便失去了精神支柱，他们保卫帝国的意志便彻底瓦解，因此也无心奋战了。 末代拜占廷人出现如此严重的思想混乱，民众与官方信仰离心离德，进而极大地激化了民众中长期孕育的叛逆情绪，他们世代坚守的精神家园一旦遭到摧毁，其信仰崩溃必然导致思想迷茫。普遍的迷茫进而转化为发自内心的愤怒，他们感到自己被朝廷出卖了，于是产生出自暴自弃的心理。身处君士坦丁堡民众如此恶劣的精神状态环境中的外国人，都感受到末代拜占廷人的失魂落魄，也因此对这个曾经辉煌强盛的帝国丧失了信心。他们中，除了为获得雇佣兵军饷而来此冒险的少数职业雇佣兵外，几乎没有人肯为这样一个民族流血牺牲。末代拜占廷人对自己的国家已经丧失了信心，不是出逃就是鬼混，那么外国人凭什么为他们的生死存亡而拼搏。由此观之，在帝国末日的危难之际，欧洲没有发动新的“十字军”，甚至几乎没有出现成建制的增援军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 如果说丧失了传统的信仰，是外国人能够理解末代拜占廷人普遍颓废沮丧的话，那么，末代帝国君臣平庸无能、国家体制瓦解就给他们留下了更为深刻的印象。毕竟，天主教与东正教的争斗延续了几个世纪，最终的落败令末代拜占廷人陷入信仰危机和思想混乱，尚值得同情。然而，末代帝国首都盛行的那种是非不分、奖罚不明、小人当道、恶行频发的状况，还是加剧了外国人对末代拜占廷人的“恶评”。个别的有识之士虽然救国心切，却没有机会发挥他们的能力，也找不到为国捐躯、抛头颅洒热血的场合。在此背景下，末代拜占廷君臣成了外国人嘲笑的对象、揶揄的笑柄、申斥的恶徒。 莱奥纳多在信中毫不掩饰其对末代拜占廷皇帝这个帝国最高权势人物的轻蔑，他明确写道：“皇帝优柔寡断，对于那些拒不服从其命令的人从不进行惩处，也不杀了他们。这样一来，所有的人都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他们对皇帝阿谀奉承，以献媚安抚他的怒火，这是他们惯常的做法。这个老好人很容易就被其属下伺弄得服服帖帖，丑恶地被他们戏弄，还常常假装对那些正在做的坏事视而不见。”在民族灭亡近在咫尺的关头，这个皇帝既没有权威，也没有英雄气概和人格魅力，其臣民根本不尊敬和爱戴他，也不服从他的指挥。这种窝囊帝王和君臣关系令莱奥纳多倍感惊讶：“这个国家怎么这么多贪婪的背信弃义者！皇帝一而再再而三地恳求他们，希望他们借一些钱给他，但是他们发誓说他们的钱借光了，因为世事艰难早已耗尽了他们的钱财。但敌人后来发现他们隐藏了相当多的钱财。”⑧在城破国亡的最后时刻，末代皇帝不得不用含泪的最后演讲来哀求其臣民：“我请求、祈求你们了，如果你们还对我有些微的情感，那么就展示出应有的荣誉感，服从你们的领导、将领、百夫长，每个人都根据各自的官阶、军职和职责行事。”⑨末代皇帝对于属下贵族的恶劣言行毫无作为，也拿不出任何像样的措施设法改变局面，而是听之任之，或者以泪洗面祈求这些刁民。这里反映出的不仅仅是民众的失败情绪，也更能折射出帝国统治阶层的无能。 事实诚如莱奥纳多所观察到的那样，末代帝国朝野上下、君臣百姓之中，根本找不到具有远见和洞察力的人才，更缺乏充满英雄气概的杰出领袖人物，大敌当前，仇寇压境，末代拜占廷人却浑浑噩噩。同为守城将士的斯弗兰奇斯也证实了莱奥纳多的看法：“我们的皇帝……急于首先采取行动使用军队，以便组织城防计划的完成，但是一些元老、教士、市民坚持说，我们不要招惹他(苏丹)发怒……这使得皇帝改变了主意；他们一致阻止皇帝采取行动，直到苏丹的计划最终完成了，他们才清醒过来……认识到他们的行动多么愚蠢……一些无足轻重无所事事的贵族和城里的居民带着他们的金银细软仓惶逃亡，因为他们恐惧战争和我们的敌人。当这一消息报告给皇帝后，他没有采取任何行动阻止他们，而是陷入了深深的沉思。”⑩莱奥纳多注意到在平庸君王治下的末代帝国朝廷根本没有进行充分的备战，没有组织任何民众投入抵抗，因此便不无嘲讽地写道：拜占廷“人确实很友好，希腊人大部分都热爱和平，他们操持着盾牌和长矛，也有弓箭和刀剑，但都是本能地挥舞着而没有任何技巧”。(11)这里“本能”一词富有深意，说穿了就是指皇帝从未进行整军操练，他能够指挥的拜占廷人抵抗部队与平日里喜好舞刀弄棍的百姓没有什么区别。正因为如此，这场关系民族存亡之战的城防总指挥不是由拜占廷人来担任，而是由为金钱而战的雇佣军队长来担任。这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莱奥纳多对末代拜占廷人总体“负面”的判断。 莱奥纳多作为天主教的官员讨厌拜占廷人是可以理解的，其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末代拜占廷人的贬斥之词也不足为奇。而他关于末代王朝官员无能和昏庸的记载比较真实地反映出末代帝国国家机器腐朽的状况。他就此写道：“由于希腊人在他们从事的所有事情上都表现得愚蠢，那么人们也就不奇怪在这性命攸关的时刻，在其神圣皇帝从事……保护整个城市时，他必定成为一群强盗土匪们的牺牲品……如果他们早在战争开始以前就事先看到这一点，他们本应做好……但是他们天生的愚钝和办事拖拖拉拉使他们未能完成这些事情。”末代帝国官员平庸之辈充斥朝野，遇到问题便无计可施，他们和皇帝一样“稀里糊涂不知道该如何应对这样的局面”。当皇帝指示属下向城中市民征集金钱以应防卫急需时，这些官员竟然“建议他不要惹恼那些市民，因为目前局势艰难。但他们建议还是用惯常的办法收集圣器。于是皇帝下令，从各个教堂收集敬献给上帝的神圣器皿，把它们融化后制成硬币，发放给士兵、坑道工兵和建筑工兵”。他接着写道：“由于缺乏组织管理，特别是那些邪恶的事情，使得我们的供给极端困难。”(12)极端糟糕的皇帝加上腐败透顶的官僚，这样的末代帝国及其君臣丝毫不值得莱奥纳多的同情，更别说倾力加以救援了，难怪教宗只派了几百人来增援这场关键战役。在战役进行的紧要关头，无能且带有娘娘腔的“皇帝殿下开始痛苦地失声痛哭”。(13) 至于普通的拜占廷人，莱奥纳多也非常看不起，认为他们不仅自己无能，还嫉妒他人。在防守土耳其大军攻城期间，他们念念不忘的不是大敌当前团结抗敌，而是忧心忡忡于一己私利，“其他的希腊人也都对拉丁人充满了焦虑，因为拯救这个城市的荣耀已经落到了拉丁人头上”。一些拜占廷人甚至认贼作父成为土耳其人的帮凶，莱氏忿忿不平地写道：“谁变成那些基督教的叛徒教会了土耳其人这些工作？我敢担保亲眼所见，在土耳其人阵营中有希腊人……追随着土耳其人的信仰，为他们工作。”而困守在末代都城里的拜占廷人则完全不顾国家危亡，“当我严厉指责他们的错误，批评他们只是想到自己而没有想到整个基督教世界面临的危险时，他们回答说‘如果我的家庭一无所有，那我怎么能去考虑打仗的事？’要争取他们回来守卫城墙需要花费最大的努力”。(14) 古今中外的无数历史事实表明，通常而言，崇高的理想和远大的抱负能够激发人的巨大潜能，领导者的正确政治方向和个人英雄魅力，以及官员队伍的高效廉洁，能够促使战争中处于劣势的一方反败为胜。末代拜占廷人从上到下的昏庸无能必然加剧其整体抗敌能力的下降，而腐败堕落之徒辈出的拜占廷末代君臣则只能加速老迈帝国的灭亡。身处废都君士坦丁堡的莱奥纳多深入细致地观察了末代拜占廷人的举止行为，对这个国家丧失了任何信心。某些后世论者想当然地认为，末代皇帝是个治国能手，为了挽救帝国大厦于不倒尽心竭力，但终因帝国气数已尽而无力回天。这种浪漫的推测与莱奥纳多的近距离观察和记载不符。后者分明告诉我们，末代拜占廷人平庸无能、优柔寡断、意志薄弱、自私自利，而他们的皇帝恰好是末代帝国的象征。这样的帝国确实无法呼唤来欧洲基督教兄弟们的援助了。 末代拜占廷人既缺乏理想又缺乏能力，帝国各个阶层均无心抗战，王朝内外内讧不断，君臣上下坐以待毙，普通民众则上行下效，毫无斗志，除了期盼得救的“神迹”外，无所事事。莱奥纳多注意到这个时期的拜占廷人毫无信誉、道德堕落，即便国家灭亡在即，仍然坑蒙拐骗、相互欺诈，从而在个体表现方面充分地反映出末代拜占廷人的劣根性，与气数已尽的老迈帝国非常相配。这种状况显然是由于末代帝国长达200多年的持续衰落造成的，社会精英和普通百姓对自己国家的前途失去了希望，面临兵力压倒守军数十倍的土耳其大军，完全陷入绝望，他们萎靡不振、自暴自弃，听凭灭亡命运的主宰。这些都进一步导致外国人更轻视拜占廷人。 莱奥纳多在信中谈到拜占廷人的狡诈和胆怯，“我们不止一次地发现希腊人胆战心惊，离开他们的战斗岗位，借口其家庭需要照料，农田和果园要修整，或者找其他借口。有些人甚至表面上看老实可靠，声称他们的家里有事需要处理，另一些人指责他们根本没有事要处理”。直到土耳其军队发动总攻的前一天，在皇帝的一再恳求下，“那些直到这个时候还胆怯地退出战斗的希腊人，此时……才将自己的私人事情放置一边，立即一起加入到迎接即将到来的战斗的准备工作，因为他们的安危决定于这次战争”。他还抱怨说，“这些希腊士兵和劳工很少关心公共福祉，他们极端自私，甚至拒绝去(城防)干活，除非他们首先拿到工钱”。据说，当皇帝下令给他们配发面包时，他们竟然“藏匿食物，或者借机高价出售食品”。莱氏对于末代帝国民众普遍的堕落行为极为愤怒，指责说：“我最好叫你们掠夺者，而不是称呼你们为城市的守卫者！……你们把这些钱当做无主的遗产一样看待，把它们浪费掉了，它们本应该花费在修复城墙上，但是后来却发现都流入了你们的腰包。这些叛徒……接受了大约12000佛罗伦斯金币的大笔金钱，而后将大约7000金币秘密藏匿在钱罐中，后来交给了土耳其人。这个城市就是这样被毁灭的。”“呕！你们这些希腊人，我真为你们感到悲哀，可惜你们藏匿的财宝了！现在它们最终大白于天下，你们拒不提供给你们国家的这些财富。”最后都落入土耳其人手里！(15) 莱奥纳多见证了末代拜占廷人中弥漫的恐慌情绪，“由于我们预料土耳其人将在不远的将来发动进攻，我们都在希望和绝望之间徘徊，惶惶不可终日”。“我们这一方的一些人开始丧失信心，因为再不会有援助到来了……也没有其他来源会提供任何援助了，只剩下上帝的援手”。“我们感到非常害怕……处于极大的恐惧中……我们只能将自己的慰藉托付于上帝了，继续在内心的绝望中度日如年，痛苦挣扎，不断举行虔诚的仪式，向上帝崇拜、连祷、供奉、焚香、祈祷……以便使我主上帝将胜利赋予我们一方”。(16)巴尔巴洛也为莱奥纳多的说法提供了旁证：“整个城市陷入痛苦恐惧之中，所有人都痛哭流涕……我们都胆战心惊，极度恐慌。”莱奥纳多让我们看到的不是守军的信心和斗志，而是末代拜占廷人的心理大崩溃，他们疲惫不堪，惊恐万状，痛苦绝望，慌乱无措，毫无胜算，城破为奴只是早晚的事。这些外国人一致认为，尚在英勇抵抗的“都是外国人，其中没有一个希腊人，因为希腊人都胆小如鼠”。(17) 莱奥纳多还记载，丧失了伦理道德的末代拜占廷人相互敌视，互相怀疑，争执不断，毒化了团结抗敌的战场氛围。守军中的希腊人拒不服从调遣，拒绝将武器集中调配给防守核心区域的意大利雇佣军，以至于双方激烈争吵，甚至要动手火并。连“加拉大城里的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也发生了口角，双方都指责对方想要临阵脱逃”。(18)前引斯弗兰奇斯记载说，守军内部“总是产生出分歧意见、冲突争执，甚至出现骚乱……相互较量、争吵，互相保持着戒备，互相监视……乔万尼与大公争执起来……争吵越来越激烈，以致达到了语言攻击的程度，两个人都相互指责互倒脏水。乔万尼称大公为毫无价值的人，一个伪君子和叛徒，而大公也反唇相讥”。(19)斯氏描述的这次内讧，在莱奥纳多看来，双方几乎要动起手来，因为乔万尼放出狠话说：“‘现在谁能阻止我用我的利剑刺穿你这家伙的身体？’大公鲁卡斯对这一侮辱也大为光火……其他的希腊人也都对拉丁人充满疑虑。”(20)内部纷争不断，恐怖谣言四起，末代帝国民众脆弱的神经不堪摧残，他们自己就倒在了心理防线的崩溃上了。 最令这些外国人不能容忍的是，末代拜占廷人在即将亡国灭种的时候，还在内讧，散布谣言，牢骚满腹，怪话连篇，离心离德、心怀异志，暗中捣乱，一些人公开发泄失败情绪，每天在市中心区煽动骚乱，示威游行，发表演讲指责皇帝引发了这场灾难，攻击朝廷推行的教会统一政策。面对这些内乱，皇帝假装什么也没有看到，因为他也自知无力回天，对动摇军心者不加惩处和禁止，听之任之，放任自流。他本来就缺乏凝聚民心的感召力和个人魅力，而末代拜占廷人的“不忠不义”更加剧了末代帝国一盘散沙式的瓦解。连作为拜占廷贵族的斯弗兰奇斯都看不下去了，因为在防御战的关键时刻，末代的拜占廷人或者逃离废都，或者擅离职守，“一些……贵族和城里的居民带着他们的金银细软仓惶逃亡”，而一时无法逃走的希腊人也大多以种种借口逃离前线，“当皇帝听说一些人逃离出港外的事情，以及普遍擅离战场的理由，他当场严厉批评了这些部队的将领”。(21)然而，既无理想信念又无道德约束的末代拜占廷人早已斗志全无，最后的结局只能是兵败如山倒。(22) 可见，当时的外国人对末代拜占廷人十分反感和厌恶，对末代帝国失去了信心和耐心。以莱奥纳多为代表的这些欧洲人对末代帝国的近距离观察，为我们提供了君士坦丁堡战役现场的生动场景，以及末代拜占廷人的百态图。这些珍贵的史料向我们清晰地展现了末代拜占廷人的真实状况，描述了末代帝国民众在国破家亡之际的众生相，特别是从皇帝、贵族到普通民众的种种恶劣表现，朝野内外、举国上下一派自暴自弃的末世景象。皇帝昏庸无能，官员腐败堕落，民众精神颓废，在沦为亡国奴的痛苦中苟且偷生。这样的末代拜占廷人自然得不到外国人的同情。 ①罗伯特·福西耶：《剑桥插图中世纪史，1250-1520》，李桂芝等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第271、270页。 ②布莱恩·蒂尔尼等：《西欧中世纪史》(第六版)，袁传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579页；A.A.Vasiliev,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324-1453,Madison: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58,II,p.648. ③可供参考的书非常多，但论及于此，作者几乎无一例外地采用莱奥纳多的说法，笔者因此认为他的态度具有普遍性。Edward Gibbon,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London:George Bell and Sons,1889,VII.Geory Ostrogorsky,Byzantinische Geschichte,324-1453,Munchen:Verlag C.H.Beck OHG,1996；奥斯特洛格尔斯基：《拜占廷帝国》，陈志强译，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John J.Norwich,A Short History of Byzantium New York: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Inc.,1997; L.Brehier,The Life and Death of Byzantium,trans.Margaret Vaughan,Amsterdam:North-Holland Publishing Company,1977; S.Runceman,The Fall of Constantinople,1453,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5; John Freely,Istanbul,the Imperial City,London:Peuguin Books Ltd.,1996; W.Treadgold,A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State and Society,Califo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 M.C.Bartusis,The Late Byzantine Army,Arms and Society,1204-1453,Philadelf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1997; A.A.Vasiliev,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324-1453,Madison: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58; Donald M.Nicol,The Immortal Emperor:The Life and Legend of Constantine Palaiologos,Last Emperor of the Romans,Cambridge,Eng.: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 The Last Centuries of Byzantium,1972. ④见根据Vatican ms.Lat.4137号档案整理出来的J.P.Migne,Patrologia Graeca 159,cols 923～943，以及意大利文版本F.Sansovino,Historia Universale dell'Origine et Imperio de Turchi,Book III,pp.304～313.,col.927.转引自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1453:Seven Contemporary Accounts,trans,by J.R.Melville Jones,Amsterdam:Adolf M.Hakkert Publisher,1972,pp.13、26、30、12. ⑤George Sphrantzes,The Fall of the Byzantine Empire,A Chronicle by G.Sphrantzes,1401-1477,Amherst:Th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p.121. ⑥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1453:Seven Contemporary Accounts,pp.13、19、25. ⑦Doukas's Decline and Fall of Byzantium to the Ottoman Turks,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Historia Turco-Byzantina” by Harry J.Magoulias,Wayne State University,Detroit: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75,XXXVIII,3-4,pp.207、208、209、210. ⑧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1453:Seven Contemporary Accounts,pp.29、26. ⑨George Sphrantzes,The Fall of the Byzantine Empire,A Chronicle by G.Sphrantzes,1401-1477,p.124. (10)George Sphrantzes,The Fall of the Byzantine Empire,A Chronicle by G.Sphrantzes,1401-1477,pp.99、103. (11)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1453:Seven Contemporary Accounts,p.25. (12)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1453:Seven Contemporary Accounts,pp.26、29、31.前引斯弗兰奇斯对比了攻守双方的情况后，惊叹土耳其人备战水平之高。George Sphrantzes,The Fall of the Byzantine Empire,A Chronicle by G.Sphrantzes,1401-1477,p.105. (13)Nicolo Barbaro,Diary of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1453,trans.by J.R.Jones,New York:Exposition Press,1969,pp.32、45. (14)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1453:Seven Contemporary Accounts,pp.30、16、29. (15)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1453:Seven Contemporary Accounts,pp.28、35、27、28、29、29、30、38. (16)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1453:Seven Contemporary Accounts,pp.13、19、21、25. (17)Nicolo Barbaro,Diary of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1453,pp.57、55、50. (18)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1453:Seven Contemporary Accounts,pp.30、23.杜卡斯和巴尔巴洛也生动记载了守军中不断扩大的恐慌，后者还描述了民众中谣言盛行，预言灾难降临的情况。 (19)George Sphrantzes,The Fall of the Byzantine Empire,A Chronicle by G.Sphrantzes,1401-1477,pp.118、115. (20)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1453:Seven Contemporary Accounts,p.30. (21)George Sphrantzes,The Fall of the Byzantine Empire,A Chronicle by G.Sphrantzes,1401-1477,pp.103、114. (22)希腊史家劳尼库斯·哈利科空迪拉斯生动地描述了守军发生大溃退的场面，“许多希腊人立即向港湾方向逃跑，朝着威尼斯和热那亚船只上拥挤……大批人混乱地涌上小船，当小船沉没时他们也都淹死了……其他希腊人有些在城里四处乱窜……希腊人的领袖们和那些尚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人都被这场灾难吓坏了，纷纷出海逃难”。有一种说法，末代皇帝也是死于大溃逃时的踩踏事件。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1453:Seven Contemporary Accounts,pp.50、5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