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视域中的教育困境及其超越”专题
时代精神与教育理念 *
程志敏
(海南大学 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海南 海口 570228)
摘 要： 教育与时代精神关系密切，互相成就，大学则是时代的理智良心。与两个世纪之前的乐观主义不同，包括海德格尔在内的绝大多数思想家惯于以“黑暗”和“虚无主义”来界定当今时代精神的实质，而福柯则认为没有必要过分夸大现时代的特殊性。这些或悲观或客观的反思实际上表明西方巨大的精神危机已经为一个新时代做好了准备。时代精神危机的根源首先在于现代意义上的“民主”观念已经固化为一种意识形态。民主本身是社会政治的机制，而不是教育和时代精神的理念，它对无原则平等的诉求忽视了个体差异，以数量取代质量从而抹平了时代精神的高贵性。这种“多数原则”只能走向价值中立的技术化，忽视品质的现代教育变成了流水线加工厂，技术而非德性成了新的信仰，最终导致“无思”甚至教育、历史、哲学的“死亡”。当今教育思想批判无意于“抹黑”时代，也不卖弄廉价的悲情，而应面对现实，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找到恰当的出路，让新的可能性开始呈现出来，毕竟，我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世界性范围内的根本变革。
关键词： 教育；时代精神；虚无主义；民主；技术化
时代精神状况与教育息息相关。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人取决于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我们“能够”培养什么样的人，也不能超出时代的要求。要把未来掌握在我们的手中，就必须清楚脚下的路况；最重要的是，我们还必须清楚前进的方向，否则南辕北辙，用力越大，越远离正确的方向——而这个“方向”就是我们必须在“时代精神”中提炼出来的核心成分，尤其要清楚地认识到当今教育思想中的问题。我们无意于“抹黑”这个时代，也不会卖弄一种廉价的悲情，我们需要做的是面对现实，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找到恰当的出路。
一、时代精神
教育依赖于特定的社会结构，并反过来对社会产生着积极而直接的影响，因而教育会随着社会精神和历史变革而产生变化，所以社会革新首先会表现为教育问题，而这样的思考又会塑造时代精神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或改变社会历史进程，所以，柏拉图的《王制》才会把教育与政治视为共生或重合(zusammenfallen)。简单地说，教育必然会受到时代精神的影响，甚至直接由时代所塑造。但教育不能成为逆来顺受按照订单生产的“加工厂”，而是要成为引领世界的研发机构，也就是要反过来塑造时代精神。
如果时代精神蓬勃昂扬，那么我们的教育也会积极生动；如果时代萎弱鄙俗，所有人都在蝇营狗苟之中追名逐利，那么，这个时代的教育也必然肮脏畸形。但正是在这样时候，教育者更应该站出来，通过塑造社会的每一个成员而改变时代的风貌，并把国家和时代都引到正轨上去。总之，教育与时代的关系正如哲学与时代的关系一样：
我们必须拒绝种种应景的、响亮的需求。只有让事物静静地生长，才能收获果实。
每一种哲学，只有当它成为它那个时代的哲学时，才能成其所是，这并不意味着它顺从同时代人的种种微不足道的意志。哲学必须成为“它那个时代的”哲学，这意味着：它的存在必须正当其时。[1]
但有些人错误地把教育理念与时代精神割裂开来，也就是“把教育当作完全与时代无关的事业来进行，好像教育的内容是专门技艺的训练和世俗知识的获得，以及给予孩子足以使他对当代世界取一种见解的信息”[2]95。雅斯贝斯在《大学的理念》中如此说道，“时代最明亮的意识应该在这里(指大学)成为现实”，而英文本则意译成一句更为响亮的口号“大学注定要起着一个时代的理智良心的作用”[注] Karl Jaspers.Die Idee der Universitaet .Springer-Verlag Berlin Heidelberg GmbH,1946,S.110；The Idea of the University.Translated by H.A.T.Reiche and H.F.Vanderschmidt,Beacon Press,1959,p.121。中文本译作：“大学的功能是要成为一个时代的心智良知”。参见：雅斯贝斯《大学的理念》，邱立波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78页。另参布卢姆《美国精神的封闭》，战旭英译，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330页，第174页。，也就是说，时代精神就体现在大学以及大学教育中。受教育者当然也与时代精神血肉相连，毕竟，“人自己成为什么样子，却取决于他如何阐发当代精神状况所强加给他的认识”[2]4。
技术的发展、社会的机器化和普遍无差异的理性逐渐取代传统的差序格局，使得现代人陷入了一种两难的境地：“群众必须统治，但是，我们却发现他们不能统治”[2]8。原因在于技术性的生活秩序其实就是群众的生活秩序，但群众即使能够摆脱散沙状态而凝聚起来，也都“始终有着非精神和无人性的倾向”，因为“群众是无实存的生命，是无信仰的迷信。它可以踏平一切。它不愿意容忍独立于卓越，而是倾向于迫使人们称为像蚂蚁一样的自动机”[2]12，因而“群众秩序形成了一种普遍的生活机器，这机器对于真正人的生活的世界是一种毁灭性的威胁”[2]14。人必须也只能依赖于这架机器，被束缚在“由异在意志支配的机器中”，但吊诡的是，这架机器却行将毁灭人类，除非组织化的机构受到相反力量的牵制。
自唐努乌梁海于647-648年归入唐朝版图后，中国就一直有效地对该地区行使主权。唐朝灭亡后，该地区先后处于辽、金统治之下。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草原后，取得了整个唐努乌梁海的土地。① 道润梯步.新译简注《蒙古秘史》〔M〕.内蒙古: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第270页。后来，该地为清朝属部喀尔喀蒙古扎萨克图汗部和托辉特首领所管辖，但由于17世纪末准噶尔首领噶尔丹控制了喀尔喀大部分地区，和托辉特首领难以对该地区进行有效控制。
但我们该如何看待当前的时代呢？最常见的视角受“进步论”的影响，以为后来的时代总比此前的时代更加高明，因而当前的时代总是最好的(黑格尔就是这么看的)。此外，还有一些人则持悲观的论点，认为现在可能是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前有赫西俄德，近有海德格尔)，这样就具有了末世论的色彩，即“早晨将到，黑夜也来，你们若要问，就可以问，可以回头再来”(《圣经·以赛亚书》21:11)。
在海德格尔看来，我们此时正处于虚无主义最浓厚的中心，世界变得贫困不已，我们正处于最黑暗的半夜。他说：“世界黑夜的贫困时代久矣。既已久长必会达到夜半。夜到夜半也即最大的时代贫困。于是，这贫困时代甚至连自身的贫困也体会不到。这种无能为力便是时代最彻底的贫困，贫困者的贫困只是一味地渴求把自身掩盖起来。……也许世界黑夜现在正趋向其夜半。也许世界时代现在正成为完全的贫困时代。但也许并没有、尚未、总还尚未如此；尽管有不可度测的困境，尽管有一切煎熬痛苦，尽管有这种无名的痛苦，尽管有不断滋长的不安，尽管有持续扩张的种种混乱。”[3]409我们在黑暗时代里的“无能为力”构成了“黑暗”的狰狞的本质。“世界黑夜的时代是贫困的时代，因为它一味地变得更加贫困。它已经变得如此贫困，以至于它不再能察觉到上帝之缺席本身了。”[3]408而我们目前只能在绝对黑暗中等待，等待上帝的重新降临[注] 韦伯也持这样的末世论观点。参见：舍勒《世界观理论、社会学和世界观的确立》，见刘小枫选编《舍勒选集》：下，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041页。 。
还有一派的观点认为当前时代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不值得大惊小怪，其代表就是福柯。他说：“必须指出，在现代思想中有一些最有害的习惯。我的意思是说，现代思想(无论如何，是后黑格尔思想)注重分析当下的时刻，而当下的时刻仿佛恰好在历史中处于断裂期、或顶峰期、或完成期、或曙光重现的时期。所有使用哲学话语的人都郑重其事地反思着他自己的时代，而这种郑重其事我以为是一个污点。”[4]503福柯认为我们应当随时对当下的情势保持谦逊与清醒，因为我们生活的时代并非在历史上独一无二，并不是一个分崩性的、新鲜事物层出不穷的时代，好像从这个时代起，一切都会完成并重新开始(但事实的确如此)。
当然福柯并不反对对当下现实的反思或定位，恰恰相反，他认为“说出今天是什么以及说出今天的我们是什么”乃是哲学的特点和任务。只不过福柯的重点是在更深一层的维度上。他说：“但我们同时也不应当在某种程度上把这个问题作悲剧性的和戏剧性的简单化，借此来确定我们所处时代的性质，也就是说，不要弄成这样：若它是深夜，那就是最重大的沉沦；若是大白天，那就是太阳的胜利，等等。”[4]503也许，当今学术界的许多概念、术语和思想有着严重的自恋(narcissism)倾向，以为自己之所见才是事物的真正本质之所在，其实不过是一种培根所谓的“洞穴假相”的产物而已。简单地说，在福柯看来，当今的日子同其他的日子没什么两样，又从来都不完全一样。历史本不存在断裂，思想时段的划分仅仅在研究上具有年代学的方便而已。
海德格尔早就认识到：“核时代中滚滚而来的技术革命可能会束缚人，蛊惑人，令人目眩进而丧心病狂。”[3]1240-1241张志扬在很大程度上认可海德格尔的思想，但从一个东方人特有的视角指出：“技术科学的自我证成终将走上不属于人的物化道路，它毁坏的不仅是非西方民族，而且是包括西方民族在内的人类生存。”[9]显然，张志扬对物化技术的批判不是要为中国人争取活命的权利，而是站在更高的立场上呼吁现代人的清醒。毕竟，在技术操控一切的时代，千篇一律的重复让生活毫无新意地周而复始，也让“意义的寻求”变得没有意义，而时间的停滞也根本不是永恒，而是死寂，是毁灭的前奏。
不过，素来被视为悲观主义哲学家的尼采倒是对未来充满了信心。他说：“需要思考的东西简直多如牛毛，……需要几代学者有计划的合作，……这是一种长达数百年的实验，它将使历史上一切伟大业绩和献身精神相形见绌。科学尚未建成它的宏伟构架，但是，这个时代终究会到来的。”[5]与此相反，歌德对当今时代则非常悲观：“人类将变得更加聪明、更加机灵，但是不变得更好、更幸福和更强壮有力。我预见会有这样一天，上帝不再喜爱他的造物，他将不得不再一次毁掉这个世界，让一切从头开始。”[2]11乐观也好，悲观也罢，撇开对时代的任何浪漫想象，我们可以冷静地发现，这个“多事之秋”恰恰就是一个“谐调的时代”(Ausgleich，舍勒语)，东西方近两个世纪所经历的巨大危机都已经为这个谐调时代做好了准备：松土，正待耕耘。
农村集体具有独立的团体人格和显著的团体属性，是构造集体成员代表诉讼制度的团体法基础。《民法总则》通过前，学术界对农村集体是否具有团体人格，存在较大争议。有的学者认为农村集体本质上属于或勉强属于非法人团体[6]，有的学者认为农村集体完全符合法人的实质要件或者可以改造为法人[7]。《民法总则》通过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被明确赋予特别法人资格，这是历史的重大进步，对学界争议进行了明确的立法回应[8]。
二、民主与教育
从启蒙运动以来几个世纪的时代精神之核心就是“民主”，这是现代理性主义的胜利果实，也是主体性觉醒的必然产物，更是技术革新的副产品。但这种时代精神必须成为教育理念的主心骨吗？或者换句话说，教育是否有权利以及如果有那么应该或必须在什么程度上能够与时代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才能够反过来真正地服务于时代，而不仅仅是时代的“应声虫”和“粉刷匠”？要知道，陷溺在时代之中缺乏独立思考能力的，不管是人还是组织机构抑或教育理念，对时代都丝毫没有帮助——看起来是在为时代歌功颂德，实际上是在为由此而日渐缺乏反思能力并逐渐退化的时代敲响了丧钟。
美国教育家弗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在《美国、英国和德国的大学》(中译本作《现代大学论——美英德大学研究》)一书中说：“民主是一种社会和政治的可能性，却不是一种理智上的可能性。”[注] Abraham Flexner.Universities:American,English,Germa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30,p.338。德文版Die Universitäten in Amerika,England,Deutschland,übers.W.E.Ehrich.Berlin:Springer,1932,S.241。中译本为亚伯拉罕·克莱克斯纳《现代大学论——美英德大学研究》，徐辉、陈晓菲译，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也就是说，民主作为一种政治体制固然有其高明之处，但作为一种教育理念，则无疑会败坏时代精神，尤其会干掉传统的贵族精神。雅斯贝斯解释说，理智上的贵族主义有着自身的法则(geistesaristokratische Prinzip，即“精神贵族原则”)，正是以这种贵族主义为基础才有了大学的等级结构或内在的渐变。这种精神上的贵族主义不是社会学和政治学意义上的贵族制，但与形式上的外在民主截然不同，也就是说，虽然每个天生就是精神贵族的人都有资格进入大学，但这种人毕竟只是少数，因此，大学作为追求真理的地方，与现实政治有着很大的距离，它不是教堂，更不是帮会。这种精英当然要遭人嫉恨，一旦民众掌权，他们必然要强行把大学变成民主的堡垒和培训机构，而现代的“利维坦”不尊重知识精英和精神贵族，不认可自己无法理解的高贵——尽管这些对未来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应在预料之中[6]118-119。
他是15岁就考入中国科技大学的少年大学生，33岁就已经是副局级，却毅然放弃所有的职级待遇，做一名普通的大学教授。他始终认为，干事比名分重要。
此外，Warwick Mills还开发了Metal Flex Armor(MFA)柔性装甲和SoftPlateTM防弹衣，这两种层压柔性复合材料结合了紧密织造以及与NASA合作期间开发的涂层整理技术。其中，MFA由Twaron织物与刚性结构层压制成，可防碎冰锥、皮下注射针和刀具刺穿，提供与刚性防刺装甲相同的性能，但具有更高的灵活性和舒适性。SoftPlateTM与MFA结构相似，但主要目的是防弹。
雅斯贝斯说：“每个人在自己位置上的善意与自愿合作，是使整体运转正常的根本条件，因此，这架机器的政治结构必定是这种或者那种形式的民主。不再有人能够按照一个预想的计划武断地决定群众应该做什么，因为，普遍的赞同与容许在今天是不可缺少的。”[2]6但雅斯贝斯同时明确指出，这种现代政治机器虽然由无数的个人意志形成的合力所推动，却并无整体上的考虑，因而必然是盲目的。机器化了的人只能看到自己在流水线上的一个极为细小的流程，只能专注于最直接的目标，没有闲暇、没有兴趣也没有能力去思索整体。因此，这个总体远远不是由技术所能把握的，也不能像康德和黑格尔那样以为仅仅凭借理性就能把这个总体归结为完善的秩序。
在社会政治意义上极为合理的民主这种时代精神却无疑是教育的灾难，主要表现为教育上的群众化和技术化，其直接后果就是庸常化甚至低贱化和“无思化”。民主本来是人民当家作主，至少是公众决定一切，但“人民”和“公众”都很容易在缺乏思考的情况下堕落成仅仅具有数量意义的“群众”。而“群众”没有任何政治文化和精神的内涵，在人类历史中也没有任何立足之地，更不能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也许“人民”才是)，它最多只表示一种“数量”。但不幸的是，现代性恰恰就是以数量取代质量，以低贱取代高贵，以内外取代高低，以效用取代良善。在现代自由、平等和博爱的要求下，唯一可能的标志就是价值最低的标志，这就从曾经“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个本来已经十分糟糕的命题进一步滑落为“贱人是万物的尺度”，即，为了照顾所有人(更不用说这些群众已然成为立法者)，“品性”上道德最底下者的水平就被规定为“基本尺度”，舍勒说，“这是一条规律”[7]496，501，523。
这条规律的核心就是平庸者只要掌握权力，就会对高贵者施以“断头术”，至少要把更高的价值拉平或贬抑(à baisse)到跟自己差不多，让自己能够理解原本无法理解的世界，而实际上最终还是无法理解，其结果无非是搞了一场革命，“进攻了天国，杀死了天国全部守卫部队，世界的最高主宰未经证明便倒在了血泊中，现在再也没有全能的慈善，再也没有天父的恩赐，再也没有今生受苦来世善报，灵魂不死已经到了弥留时刻”[8]283。理性本身就是革命性的，它所追求的普遍性和绝对性本身就是对“神性”的一次暴动、造反或起义！“大受推崇的价值行为之‘普遍性’或‘普遍有效性’被他用来替换真正的具体价值。”[7]503，504具体而丰富的“善”被康德“普遍有效的法则”所取代，从而让一切都诉诸空洞的形式主义，但这种“有不如无”的纯粹追求反倒让人类思想误入歧途，至今仍然有很多中毒者乐此不疲，远远做不到迷途知返。
雅斯贝斯认为，人类理性追求绝对的企图最终必然走向群众统治和技术意识形态之结果：“那些想要确证某种绝对的人认为，在绝对中，理智清楚地认识了目标。但是，这些人无法回到这样的问题：‘真正的结局是什么？’虽然如此，他们仍然急切地想要找到一种论证，于是，普遍利益、整体、理性以及群众生活(作为人的真正生活)便被当作时髦的词语而交换着使用。不过，当这些词语如此使用时，其意义便不断变动着，所以它们既不能证明什么，也不能否定什么”[2]54。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或者更具体地说，为什么对理性的追求会导致“民主”这一概念的空心化？原因或许在于，如果我们只以理性为圭臬，那么，对这种普遍的精神能力的崇拜就完全抹杀了任何差异，而在没有差异的共同诉求中，民主自然会取得胜利：理性必然导致民主，这也是西方文明在古希腊的原始经验——民主滥觞日，哲学兴起时。但由于“理性”和“民主”的内涵不断发生变化，所以，正如雅斯贝斯说，作为现代政治正确标杆的“民主”的确既不能说明什么，我们也不能全盘否定它。
但在现代教育中，情况可能就不一样了。群众在攻占了高贵者的领地之后，“多数原则”当然就成为了取代高贵原则的支配原则，并且重新按照低贱者的标准重新制定价值规范，这种伪造出来的价值，实际上已经让整个世界近于没有了价值。总之，在“数量标准在排挤质量标准的时代”，新近上位的普通人总会呼吁“更划一的教育”[7]477。这种整齐划一的标准非常低，是按照群众的水平来决定的(也只能按照群众的水平来制定，他们在现代社会中掌握了话语权)，但“在群众秩序的生活中，大多数人的教化倾向于迎合普通人的需要。精神因其散漫于群众之中而衰亡，知识则由于被合理化地处理到让一切浅薄的理解力均能接受的程度而贫困化了。这一普遍降格的过程表明了群众秩序的特征，造成了有教养阶层的消失的趋势，这个阶层中的人曾是由于连续不断的思想与情感的修养才造就而成的，他们因此而被赋予精神创造的能力”[2]116。
其直接后果不仅是品质的下降、高贵精神的消失，甚至连时代精神都会丧失殆尽：“奉行多数决定的原则，仇恨任何杰出的个人，要求平等，无情地孤立或排斥任何不属于群体特征的显著的独特品质，迫害卓越不凡的人物”，而这种“反对贵族的最后战役正在开始。以往，这种战役在政治的社会的层面上进行，现在则在精神领域中进行。……这种反叛是直接指向人心中真正高贵的东西的。早先的反叛，即政治反叛，可以取得成功而同时并不毁坏人，但现在这种反叛，如果成功的话，将毁灭人”[2]215-216。雅斯贝斯对政治革命的评价太过客气了，因为政治上的反叛虽会死人，但与精神领域的反叛相比较，的确只能算小巫：现在还依然很少人能认识到直接死于罗伯斯庇尔之手的人，远远比不上间接死于康德、黑格尔及其政治领域中的信徒的人。
民主在政治上是西方文明进程的必然结果，也是现代社会别无选择的选择，但民主是不是“最佳政体”，还可以讨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今天的民主完全不同于古代的民主。民主虽是现代思想最“政治正确”的标签，却已经僵化成为一种“党同伐异”的意识形态。其实，自从现代民主制兴起以来，包括托克维尔、布克哈特和尼采在内的很多思想家就对这种类似于“蛮族入侵”的浪潮感到万分恐惧：当民主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而社会不再有精神贵族的立足之地，那么，还有什么办法抵御民众的洪水？
三、教育的技术化
既然时代精神已经全面地“技术化”，那么，教育作为时代精神的一部分，显然也不能幸免而过分依赖于技术。现代技术崇拜的结果就是大规模标准化生产，具有极高的效率，能够带来利益的最大化，但个人的独特性和独创性就荡然无存了，甚至连“人”及其“历史”都走向了“终结”。雅斯贝斯说：“要是普遍的生活秩序竟然发展到完全吞没了人之作为个人的世界，那么其结果就是人的自我灭绝。”[注] 参见：卡尔·雅斯贝斯《时代的精神状况》，王德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15，17，25，28页等。就算这样的判断蕴含了太多存在主义的一家之言，但无疑切中了时代精神的要害，因而也值得我们认真反思。 在这样的技术工厂里，生产者和被生产者都无需动脑筋思考，也不允许任何足以破坏整个流程的特立独行——这同样是悖论：没有独立思考能力，社会无法程序化，而一旦程式化，独立思考不仅没有必要，甚至会威胁到整个生产系统。
上述的研究结果以及牧羊有限公司的实践结果都表明了：在生产膨化沉性料的时候，增强调质效果能够带来比增加膨化机的剪切程度更好的饲料水中稳定性。如果从淀粉糊化的角度来思考该结论，或许能够得到一些合理的解释。
“歪题正做”的第三要义就是语文教师的自觉意识、反思意识，选题要积极、健康，即使真正选“歪”了题，也要从正面来做，善于补救与矫正，发挥教研应有的导向作用和教研兴教作用。例如，有语文教师选了“语文教学中教师尊严丧失的必然性”，这样的选题就有点歧义，甚至是有点“歪”，如果改一改就不一样了，如“语文教学中树立教师尊严的方法”或“语文教学中教师尊严的丧失与矫治”等，就“正”了。
技术自身变成了一种信仰：因为技术具有普遍性，而现代哲人对普遍性的迷恋让科学和技术趁机接管了人类的思想世界，包括原来认为完全无法标准化和计量化的道德世界。这时，我们看到的只是在巨大无比的机器中无聊地重复着千篇一律的“苟且”(人的存在已经完全被物化为“苟且活着”，未亡先死矣)，根本已谈不上“诗和远方”。技术必不可少，却决不能“多”，因为技术的泛滥会导致思想的养分被肆意地侵夺。而如果技术变成一种意识形态的统治者(多么低劣的统治者)，那么，精神、思想和神圣都会隐而不显。最终，这种技术秩序对自由的剥夺，从而让精神的荒芜达到顶点。
我们既不像黑格尔那样自信，也不像福柯那样看似冷静持平客观，更不像海德格尔那样悲情，但无论如何，这个时代的确有点与众不同。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也许各有优劣，但都无法否认这样的事实：我们正处在一个巨变的时代。不仅中国人面临着“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语)，实际上西方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雅斯贝斯就清楚地看到：“那成就人的世界达几千年之久的事物看来正面临着近在眼前的崩溃。……人们非常普遍地相信：各种事物的安排出了毛病，真正重要的事陷于混乱中。每一种事物都成为可疑的，每一种事物的实质都受到威胁。过去人们常常说我们正处在一个过渡时代，但是，现在每一家报纸都在谈论世界危机。”[2]61而谈论“危机”最力者，不是报纸，而是大思想家如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高头讲章，当然最先揭橥这一根本现实的则是尼采。
最终，技术化造成了世界的“无思状态”，而“无思状态”又需要技术来维护和加强。人类思想的绝对化所带来的反动即“虚无主义”已然成为了现代的时代精神的核心，而在绝望、焦虑、反叛、怀疑、渎神、混乱、模糊的失魂落魄的状态下，最安全的教育理念无疑是价值中立的技术操作，避免诸如“理想”“高贵”“高尚”之类的任何“价值刺激”，防止不能承受伟大和崇高的小心脏突然停摆，维持现状甚至与时代精神同流合污，总会显得是走在政治正确的大方向上。
(1)充分发挥高技术产业创新投入要素的效用，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可采取以下措施：①采取适当的激励措施，充分发挥研究与实验人员的能动性，调动工作积极性，进行相关知识和技能的培训，提高相关人员的研发能力；②调整研究与实验机构的结构，精简数量，减少机构冗余，充分发挥机构职能；③做好研究与实验相关的市场调查，进行相关产品的市场反应能力预测，抓住研究与实验的重点工作，使得相关项目成立、经费与支出的安排有计划、有依据。
很多人(包括雅斯贝斯本人)都把现代性的问题归结为技术造成的结果，好像是技术把人类连根拔起(海德格尔也喜欢用这个词)，让现代思想彻底沉落到虚无主义的深渊中去。但真正的问题显然不在于技术，而在于技术变成“座架”的原因，也就是弥漫在每一个角落的“思想革命”，这种滚滚涌动的狂暴潮流席卷了人类思想的方方面面，狂飙之后，一切都荡然无存。雅斯贝斯写道：“在技术改变世界很久以前，一种精神运动已经开始，并延续至今。17世纪末的启蒙运动引起的巨大变化，法国革命，德国唯心主义宣告的模糊的危机意识和完美，这些都是我们倾向中独立于技术的步骤。”[10]早在技术统治之前，欧洲的精神和心理已经开始衰退，漫天的技术统治不是现代性的原因，而是它的结果。
3.4 微小RNA 微小 RNA(MicroRNA，miRNA)是高度保守的非编码RNA，它是细胞增殖、生长、分化、迁移和凋亡过程中重要的调节因子。研究表明，miR-21过表达通过调节PTEN基因在卵巢透明细胞癌的发生发展中起重要作用。另一项研究证实miR-191可通过调控组织抑制金属蛋白酶(TIMP)表达在子宫内膜异位症恶变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TIMP是一种凋亡蛋白，它的表达与细胞生长及侵袭呈负相关。由于miRNA在血液循环中稳定存在，易于检测，因此许多研究者认为miRNA可以作为肿瘤筛查、诊断和预后评估的新指标。
在商业文明所产生的消费社会里，一切都商品化和物化了，人就失去立身处世的根基，变得漂浮无依，这时，人已经丧失了本己的自我，已经变成了物，至少被拉到了物的水平上，不再成其为人了。舍勒说：“人的意志能量之膨胀必然根本不再向‘上’，而是向‘下’，朝无限制的物质劳动猛扑过去，甚至还把无限制的意志力量发展为物质的形态和秩序。”[7]1235这种“物化”的生活秩序走向普遍化之后，个性已完全被淹没在机械加工的流水线上，而“控制与组织化”这时就具有了最高的意义，普遍均质化的功能化和原子化让人彻底走向“非人”。
文学的通俗化、阅读的快餐化、思考的扁平化、能力的专门化、学术的利益化、思想的庸俗化、理想的虚无化、大学的空心化、生活的碎片化、知识的空洞化、道德的功利化、语言的程式化(连我目前的反思及其用语都不可避免地因为其程式化而让人觉得恶心)，凡此种种，一已为甚，岂可再三再四，甚至全面崩溃、乃至滚滚堕落？所有的一切，既是时代精神的恩赐，也是我们的教育“为虎作伥”的结果。学校已经越来越“群众化”“技术化”和“工厂化”，个人的自我教育以及作为社会评价的标准也变得标准化了。因而，教育越来越异化，甚至逐渐走向了它的反面：如果不加以改善，现代教育很可能成为教育的破坏者和终结者——所谓“历史的终结”“哲学的终结”以及“人的死亡”，不就是时代精神和教育共谋的结果吗？
四、结语
我们现在并非没有“时代精神”的理念，更不缺乏教育“理论”，但正是铺天盖地的话语轰炸让我们的精神家园变得乌烟瘴气，看不清周遭的生存状况，更让生养我们的土地变得干枯龟裂不再能够为我们提供必要的养料。正如尼采所批判的：“我们的现代教养不是什么有生命的东西，正是因为它离开那种对立就根本不能让人理解，也就是说，它根本不是一种现实的教养，而只是一种关于教养的知识，在它里面停留在教养的想法上，停留在教养的情感上，从中产生不出教养的决断。”[11]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我们可能不愿意面对的现实。
从总体上说，“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陈寅恪语)不过是整个人类文明的一个侧面和缩影，个中缘由十分复杂，不易看得明白，但要之不外乎“第一开端”(海德格尔语)所积累的能量已近于枯竭。实际上，这已经不是“西方”一家之事，而是整个人类共同体的现代命运。一方面，西方近代强势的技术帝国之全球扩张让整个世界逐渐走向一体化和“普遍均质化”，也就是坚船利炮输出的西方价值观导致全世界都“西方化”了；另一方面，人类文化的基因本身就已经“前定”了这样的现状。这样的现状可谓机遇与挑战并存，雅斯贝斯如是概括道：
世界正在经历一场极大的变化，以往几千年中的任何巨大变化都无法与之相比。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包含着巨大的危险，也包含着巨大的可能性。如果我们不能胜任我们所面临的任务，那么，这种精神状况就预示着人类的失败。[2]24
看来，时代精神未必都是精华，甚至更多地是时代的局限。雅斯贝斯还说道：“一方面，我们看到了衰落和毁灭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真正的人的生活就要开始的可能性。但是，在这两种互相矛盾的可能性之间，前景尚不分明。”[2]17“衰落”的可能性已然变成现实，各种危机意识已经让“毁灭”显得咫尺之遥。如果我们不能认识到这种危险性，那么“真正的人的生活就要开始的可能性”也就只是一种乡愿，而且，对于什么是“真正的人的生活”缺乏深入的预先了解，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对未来保持哪怕丝毫的乐观，的确，“前景尚不分明”。但无论如何，唯有坚持指出当前时代精神的衰落本质，才有可能让新的可能性开始呈现出来。
2006年，Podolak和Tracy等研究了美国爱达荷州市政供水系统的水—能关系。他们采用了Pelli和Hitz的供水能耗指数方法，根据地形高差利用水力学公式计算水厂到用户的输水能耗，并结合Gummerman在水厂水处理能耗方面研究的经验数据，研究了爱达荷州各个供水系统及各个城镇供水的能耗。但是这一研究仅考虑供水端能耗，即水源取水和输送、水处理和管网配给的能耗，而没有包含终端使用和污水处理方面的能耗，因此其研究成果只能反映水系统供水端的水—能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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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pirit of the Time and the Idea of Education
CHENG Zhimin
(Research Center of Social Sciences ,Hainan University ,Haikou 570228,China )
Abstract :Education and the spirit of the time are closely related to each other,and university is the rational conscience of the time.Unlike the optimism two centuries ago,most thinkers,including Heidegger,used to define the essence of the spirit of the times with "darkness" and "nihilism".Foucault,on the other hand,believed that there was no need to exaggerate the particularity of the present era.These pessimistic or objective reflections actually show that the great spiritual crisis in the West is ready for a new era.The root of the spiritual crisis of the time lies in the fact that the concept of "democracy" in the modern sense has been solidified into an ideology.Democracy itself is the mechanism of social politics,not the idea of education and the spirit of the times.Its demand for unprincipled equality ignores individual differences and replaces quality with quantity,thus erasing the nobility of the spirit of the time.This "majority principle" can only lead to the technology-oriented value neutrality.Modern education that ignores quality becomes an assembly line of processing plant,and technology instead of virtue becomes a new belief,which eventually leads to "no thinking" and even the death' of education,history and philosophy.The criticism of today's educational idea is not intended to "discredit" the era,nor is it to show off the cheap sadness,but to face the reality.Only in this way can we find an appropriate way out and let new possibilities begin to emerge.After all,we are facing fundamental changes on an unprecedented worldwide scale.
Key words :education;spirit of the time;nihilism;democracy;technicalization
中图分类号： G40
文章编号： 1007-4074( 2019) 03-0061-08
基金项目： 教育部后期资助重大项目(17JHQ001)；海南大学科研启动基金资助项目(kyqd[sk]18001)
作者简介： 程志敏，男，博士，洪堡学者，海南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收稿日期： 2018-12-12
DOI ：10.13438/j.cnki.jdxb.2019.03.008
(责任编辑：粟世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