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说二十世纪中国思想文化成就的宏观估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二十世纪论文,成就论文,思想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即将落下帷幕，新世纪、新千年就要到来，总结过去、展望未来是一项意义重大的课题。事实上，人类的此种回顾展望工作不一定要到世纪临界点方才进行，而是随时可为，只是在世纪临界点会变得更自觉、更集中罢了。
具体谈到中国20世纪思想文化历程的回顾，也是如此。早在1948年，冯友兰回顾中国哲学四十多年的发展，明确断言，“本世纪初以来，中国的社会、政治局面尽管看来混乱，可是中国的精神生活，特别是哲学思维，却有了伟大的进步。这并不出人意外。中国的混乱，是中国社会性质由中世纪向现代转变的一个方面。在这场转变中，造成了新旧生活方式的真空，传统的生活方式已经古老废弃，新的生活方式仍然有待于接受。这样的真空，十分不便于实际日常生活，但是很有利于哲学，哲学总是繁荣于没有教条或成规约束的人类精神自由运动的时代。”冯先生进一步指出，处于此时的哲学家们特别幸运，因为他们重新审查、估价的对象，不仅有他们自己的过去的观念、理想，而且有西方的过去和现在的观念、理想，“在这种形势下，如果当代中国思想竟无伟大的变革，倒是非常可怪了。”（注：冯友兰：《中国哲学与未来世界哲学》，1948年，英文。汉译载《哲学研究》1987年第6期。）冯友兰充分肯定了本世纪以来中国哲学的伟大进步，同时对其未来发展充满信心。在以后的各个时期，也不断有学者总结评论各个时期哲学文化的发展情况。
进入90年代，回顾总结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历程的呼声日益强烈，“绵亘近一个世纪的文化论争，其表现形态是中西古今新旧文化价值的评判之争，是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和探寻，而贯穿、蕴函其中的乃是一系列哲学问题。既有哲学认识论、方法论问题的种种分歧，更有哲学本体论问题的艰苦曲折的探索。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思想历程，给人们留下了极为宝贵的文化选择和理论研讨的历史经验教训。毫无疑义，20世纪中国哲学思潮，既与世界哲学思潮声息互通，又与中国传统哲学血脉相因，对中华未来腾飞自有其文化酵母作用，因而是值得充分重视的研究课题。”（注：萧
父：《20世纪中国哲学本体论问题》序，《20世纪中国哲学本体论问题》，1991年12月第1版，湖南教育出版社，第5～6页。）哲学如此，文学、史学、经济学、艺术等文化领域也不例外。
与呼吁相伴随，已有一些切实的研究工作，哲学、文学、史学等领域都着手百年回顾总结的工作。随着研究工作的开展，在若干问题上也出现了分歧，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的成就总体上如何估价？便是颇为重要的一个。
有充分的肯定：“20世纪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风云激荡、具有重要历史转折意义的世纪……。可以说，20世纪改变了整个中国的面貌，不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变化有着非常丰富的历史内涵，中国哲学也是一样。可以说，20世纪的中国哲学是整个中国哲学史中最重要、最精采的篇章，无论哲学形态之丰富多样，哲学斗争之尖锐复杂，思想内涵之广泛深刻，都是过去任何时代所不可比拟的。”（注：方克立：《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542页。）也有低调的评论：“我们不得不承认，20世纪，中国的传统文化还没有因为能够得到外来文化刺激而起死回生，更进一步，发扬光大，影响世界。余英时教授说，中国20世纪的文化成就不高，回顾历史，这恐怕不是偶然的。”（注：白先勇：《世纪末的文化观察》，《东华时报》，1999年5月27日。）上述观点应该说是较有代表性的，而后一观点有的形诸文字，更多的是流布于私下言谈，有一定的影响力，初闻有些道理，实则尚可推敲。
如果说“20世纪中国哲学”、“20世纪中国文学”等是近十几年出现的论题，而对本世纪中国各领域的重要人物一直有不同程度的研究，近十几年这些人物更是集中地受到关注和研究，包括曾长时间被冷落、埋没的人物，他们的人生经历、学术历程、成就造诣都是其中的重要论题。翻看这些书籍，可以看到，在思想学术成就等方面，一些人得到的评价常常是很高的。余英时是接近现代新儒学流派的学人，我们且来看对该流派代表人物的评价。
1968年熊十力在上海逝世，其弟子徐复观撰文悼念云：“熊先生的体系哲学，应以他的《新唯识论》作代表。陶铸百家，钳锤中外，以形成他创造性的哲学系统。此一哲学系统，我们可以赞成，也可以不赞成。但此一系统的成立，乃由他深刻地体会与严密地思辨，交相运用，将宇宙人生的根本问题，分析到极其精微而无深不入，综合到极其广大而无远不包，结构谨严，条理密察，使其表达之形式，能与其内容，融合无间。拟之于康德，则康德析而为三者，先生乃能贯之以一。拟之于黑格尔，则黑格尔拘于普鲁士之私者，先生乃扩而为人类之公。儒家致广大而尽精微之义蕴，固由先生而发煌；而其思辨组织之功，融会贯通之力，乃三千年中之特出。由内容到形式，皆不愧为一伟大之体系哲学著作。在我国三千年中，除了《新唯识论》外，谁还能举得出第二部？”（注：徐复观：《中国人文精神之阐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年12月第1版，第338～339页。）
1995年现代新儒学第二代中坚牟宗三逝世，在悼念文字中，有人推之为“中国哲学宇宙的巨人”（注：与此相类，牟宗三曾称唐君毅“文化意识宇宙中的巨人”。），蔡仁厚介绍牟宗三的学术贡献，许以“一生著作，古今无两”，“‘古今无两’，谈何容易！……先生(1)对‘儒、道、佛’三教之义理系统，分别以专书作全盘之表述，实乃古今第一人。(2)其外王三书，是真能贯彻‘顾、黄、王’三大儒之心愿遗志，而开出外王事功之新途径者。自古迄今，也不作第二人想。(3)以一人之力，全译康德三大批判，又自撰专书分别消化康德批判书所讲之‘真善美’之问题。即此三点，已迥然超绝。‘古今无两’，岂虚言哉！”（注：蔡仁厚：《牟宗三先生的学术贡献》，《联合报》，1995年4月。）
上面的言论从古今中西比较角度对熊十力、牟宗三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类此的言论还可以列举下去，而中国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等流派也可以推出自己的卓越人物（注：如张岱年论金岳霖：“金先生在40年代又写成认识论专著《知识论》，其中论述之精、分析之细，不仅超越古人，而且在当代西方哲学中也是罕见的。”见《回忆清华哲学系》一文。），这样来看，我们的大师、巨匠并不少，成就并不低呵。仅就现代新儒学而言，如果上述评价成立，20世纪中国文化成就不高之说是否需要有所修正呢？文化之事不能以数量多少论，即使各个领域有一二人真能为“古今第一”，中国20世纪在文化上也足够闪亮了，需要修正的该是哪一方面的论断呢？当然，这可能不是余英时等个人所有的论断上的矛盾，但就整个中国学术界的声音而言，就颇令人寻味了。学术之事，特别是一个问题的研究初始阶段，必然也应该允许有不同的声音，但也要注意，不应相去太远，甚至是自相矛盾。
类此冲突矛盾的论断提醒我们，要衡定一个思想家、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成就远不是简单容易的事，一切都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现有的论断都要接受时间的考验、乃至得到修正。
问题是复杂的，但我们有大的方向可循，那就是立足于古今中西的比较，提示出思想家、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上的贡献，如对原有问题的推进、提出的新问题，其中也包括总结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发展中的若干教训。回顾我们的研究工作，可能在古今对比上得心应手，做得多些，而在东西的对比上，由于研究者知识结构的限制等原因，做得还太少，甚至是远远不够，这样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上的独特贡献还不能很充分地讲出来。因此，研究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既要有历史眼光，在目前更需要有世界眼光，把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的独特贡献和局限讲出来，这应是很重要的任务；有了此种眼光或魄力，在评论一些思想家、学者的地位或贡献时，也就更清醒、更准确，而不只是笼统地“广矣深矣”的感叹。如熊十力的《新唯识论》，自发表之日起就有很高的评价，在英语世界已有一点影响，但其思想的独特贡献、对世界文化发展的意义，恐仍有待于阐述。对整个世界有意义的问题和思想还有哪些？不能不说，这是一件艰巨的工作，对我们的研究者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挑战。
对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文化评论一直是不断进行的工作，如今这一工作也成为评论反思的对象，简单回顾这一历程，有一颇有趣味的现象，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本世纪中国文化评论的第一次高峰，它指示的方向及倡导的种种观念，深深影响了中国本世纪的历程。然而从一开始，它就受到质疑，50、60年代，这种质疑在港台为一些学者顽强地坚持和发展着，进入80、90年代，经过反思、对话，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接受如下的观点：“五四”有很多遗产需要继承，并继续去发展，但“五四”对传统文化确有偏激倾向；另外，当时有一种西方文化中心论，以西方作为惟一的衡量世界的标准，西方有的就可以存在，西方没有的就不应该存在，西方认为好的就是好的，西方认为不好的就是不好的。这两种观点结合，自然轻视中国文化的价值。典型的例证如，胡适在新文化运动背景下进行中国哲学史研究，其成果一出版便风行一时，稍后又提出“整理国故”，其原则精神是“只是要人们明白这些东西原来‘也不过如此’！本来‘不过如此’，我所以还他一个‘不过如此’。这叫做‘化神奇为臭腐，化玄妙为平常。’”（注：《胡适文存》三集二卷，1930年，第212页。）中国哲学文化中有陈腐过时的东西，但胡适对中国文化的轻视态度也是明显的，这种轻视的态度，遮蔽了他的双眼，难以看到中国哲学文化的光辉。胡适的研究受到后人严厉的批评，冯友兰指出，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实际上是一本批判中国哲学的书，而不是一本中国哲学的历史书”，“我们在读胡适的书时，不能不感到他认为中国文化的全部观点是完全错误的。”（注：冯友兰：《三松堂学术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3月第1版，第287页。）
通过反思，我们认识到，一个民族要珍视自己的文化传统。应该说，对待传统文化，我们现在的态度理智慎重多了，对老子、孔子、孟子等古代圣哲，不仅肯定其历史价值，而且努力发掘对中国乃至世界现代生活的意义，研究者把老子、孔子、孟子等与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相提并论，找相通、判别异，衡定他们的思想，国人都认为是很正常的，少有异议，对中国传统文化失去的自信正逐渐地恢复。
我们为这种理智清醒的态度而欢呼。问题是如何对待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化传统或20世纪的文化传统，是否也需要理智清醒的态度呢？回答当然是肯定的。当我们历经曲折，从对传统文化偏激态度、西方文化中心主义中走出来后，真不该让近现代文化传统又去经历中国古代文化传统曾经历过的偏激风暴，这是耐人寻味的问题，也是需要我们警惕的倾向！一个民族的自信不能仅仅建立在古代文化的辉煌，也需要近代乃至当代的文化成就去巩固和加强。当然这些成就是经过一定检验，而不是盲目吹嘘出来的。
说到要警惕的倾向，自然是现实生活中已存在种种现象。2000年春季，我在日本进行访问研究，一次在一所大学与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学生座炎，一学生问：我们知道中国古代有很著名的思想家，近代以来有没有大思想家呢？日本学生有此疑问，并不奇怪，因为日本的汉学重视古代，在哲学领域轻视近现代。我按自己的理解进行了回答。我知道，简短的回答不能完全解除学生的疑问，这个问题时常闪过我的脑海；在书店里，我翻看加藤尚武著的《20世纪的思想》，全书共有七章，前六章介绍西方各流派思想，最后一章介绍日本西田幾多郎、丸山真男的思想，这里看不到中国、印度等国思想家的名字，这对20世纪中国哲学是一件不公正的事情，当然可以说，这是作者知识结构的限制，但既然没有涉猎，何不加以限制，标为“20世纪西方和日本的思想”。不能说这是个别现象，即使是国内也有轻视20世纪中国哲学的倾向，而西方当代的思想家、文学家、画家等，介绍进来就是“大师”、“巨匠”，代表当今世界文化趋向，……。这些都说明我们对自己、对世界还缺乏深刻、清醒的认识，对本世纪以来中国在文化上的贡献，更缺乏研究和宣传。
产生上述倾向，也有本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发展道路本身容易引出某种结论的问题，而某些论断又多是略嫌简单地据此而立。
20世纪中国有相当长的时期处于贫困、战乱、内哄、文化封闭、社会转型……。一些很有潜力、或已很有成就的知识分子因种种人为的原因，转为沉默乃至凋零，未能充分地尽展其才，这是20世纪中国最悲惨的损失之一。历史如此，文化又岂能有大的成就？循此而论，如果没有动乱、没有文革，那么中国思想文化的成就……，这恐怕是很多人容易有的想法，应该说有一定道理。但从另一方面看，又不尽然，对从事思想工作的人来说，很难遇到这么一个时代，那么复杂、那么多的问题要你去思考，要你去探索解决，无论有多好的天赋、多大的才能都能用得上。至于文化的外在机缘如社会动乱、思想专制当然给文化带来种种破坏、甚至是毁灭，同时也可能激发异彩，此所谓“智慧之鸟的猫头鹰，只有在文明的暮色中才开始起飞”。30、40年代的中国贫穷、战乱，但也就是在辗转西南的艰苦岁月中，冯友兰、金岳霖、钱穆、熊十力等完成了自己一生的代表作；在延安的窑洞里，毛泽东、刘少奇等写下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在他们的著作中无不跃动着国家危亡而生发出的使命感，这也是他们著书立说的不可阻抑的动力，这种动力推动着他们达到了思想和学术的高峰，这又是在衣食无忧、品茶挥笔的书斋生活中难以孕育的。类似的情形在中外文化史上都不乏例证，如明清易代之际，是一个大动乱的时代，知识分子很难应付得当，非死即降，但也就在这一腥风血雨的时期，思想、绘画等领域出现了高峰，产生了王夫之、黄宗羲、石涛等大家，他们的文化创造工作显然不是在平静的岁月中进行的。
面对20世纪中国文化的复杂历程，我们的研究者需要更开阔的视野，除了前面言及的加强古今中西的比较研究外，要总论20世纪中国文化的成就，还要注意：不能只看一个自己熟悉的文化领域，也要兼顾其他领域。文化领域间有相互渗透影响关系，同时也可能存在着发展的不平衡，可能同一时期某个领域缺少重大进展，而另一领域却有大的突破。例如我们暂且设想20世纪中国哲学成就不高，缺乏对世界的影响力，那么绘画、文学、戏剧、中医学等领域呢？这些领域在20世纪可是流派林立，大师辈出的，……。不宜孤立地只看一个时期、地区，而要把大陆与港台、整个20世纪综合起来审视，某些时期如文革十年只是历史长河中的曲折；不能仅看一定时期正式印刷的书刊，也要注意民间的精神产品。就后一点来说，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已形成较明确的意识，“通常流行的观点是：一部整个20世纪文学，30年代辉煌，80年代繁华，而1949至1978年这一段文学比较单调。实际上，这些观点是以公开发表的作品为标准进行衡量的，因为我们一向认为公开发表的作品才是文学史研究的对象。其实每个时代的精神都是丰富的，50年代以来斗争的残酷，使很多语言被掩盖了，比如那些已经创作出来的、没有公开发表的作品，像沈从文1949年以来所写的大量札记，写他与那个时代的隔离而产生的想法，内涵丰富，非常漂亮。还有另外一些老作家、胡风分子、右派、‘文革’后老、中、青几代人包括食指他们的没有公开发表的作品，如果把这些人都放进文学史，那是非常丰富而优秀的。”（注：陈思和语，见《当代学者、评论家谈中国当代文学》，《中华读书报》1999年9月29日。）不可否认，哲学思想史等领域也有类似的情况，挖掘新材料的潜力十分巨大。有意思的是，近几年宣传颇多的顾准，在一些新近出版的当代哲学史、思想史的著述中尚未给予一定的位置，是顾准的思想学术成就不够，还是研究者过于因循守旧？耐人寻味。
只有以更开阔的眼界扎实地工作，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的面貌才能真实、丰富起来。可以说，我们还有许多工作可做。
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无疑是异常曲折复杂的，有自豪的成就，也有惨痛的教训。它在某些方面、时期鼓动了中国社会的前进变化，同时又受到这个社会和时代的制约，它是几千年中国文化发展的继续和变迁，是西方某些观念的试验场，是中国人民或对或错的选择、创造。如今这一切都呈现给世人，任人评说！
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成就究竟如何？我们还是先不要一语论断吧，因为还有待深入研究。但只要人们想到，这是在有几千年文化历史、世界上人口最多而且仍在进行民族复兴探求的国家中产生的，都会承认，这是一份宝贵的财富。只要我们的研究有正确的方向、态度和方法，便终可取得为世人所接受的结论。有益于新世纪的中国和世界，那将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贡献。
20世纪中国文化成就不高、中国人的文化创造力是否在下降？……类此的言论或疑惑，是否将激发我们在新世纪进行更多、更卓越的创造，从而达到新的文化高峰呢？
2000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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