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代东北地区转运司建制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北地区论文,金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492(2008)05-0151-02
金代转运司，“掌税赋钱谷、仓库出纳、权衡度量之制。”[1]即主要负责财赋物资管理、运输等，与宋朝转运司一样，是重要的财政机构。[2]
金初的行政建制，“袭辽制，建五京，置十四总管府，是为十九路。”[3]辽代行政建制主要为五京六府制，[4]其下设州、军，并无路制，而当时宋朝已在地方行政机构中建立了稳定的路制，所以金代的路制当是更多地沿袭了宋朝制度。金代所设路分名称比较复杂，有总管府路、按察司路、招讨司、统军司路等。《金史》中并无明确的金代转运司路分的划分，但在《大金国志》中，却清楚地列出了十四路运司及其治所：“都运司一处：中都路，大兴府置司。转运司十三处：南京路，开封置司；北京路，大定置司；西京路，大同置司；东京路，咸平置司；河东南路，平阳置司；河东北路，太原置司；山东东路，益都置司；山东西路，东平置司；河北东路，河间置司；河北西路，真定置司；陕西东路，京兆置司；陕西西路，平涼置司；会府路，隆州置司，”[5]这种区划只是作者对金某一时期即世宗和章宗初年，[6]所设转运司路分的认识，而事实上，各路转运司在金代各个时期废置不一，而且其名称与管辖范围亦多有变化。以下主要对变更较多的金代东北地区转运司的建制沿革过程进行分析说明。
一、上京路都转运司
隆州置司。辽时在上京设置的主要财赋机构为盐铁使司，其治所应设在辽上京京府所在地临潢府。上京盐铁使司并非只征收盐铁税，与辽设在其他地方的经济机构一样，其职责是在上京道“掌其出纳”，但头下军州例外，因其为诸王、外戚、大臣及诸部族居住之地，他们有权建立自己的城池，任命刺史以下的职官，并征收其中的赋税，“官位九品之下及井邑商贾之家，征税各归头下，唯酒税课纳上京盐铁司。”[7]
金太祖天辅四年攻下辽上京临潢府，袭辽制，建盐铁使司，掌管部分税收征发、转输，其治所亦仍在临潢府，并属金“内地”。天眷元年将临潢府改称北京，另将金源之地划出，称为上京，之后上京名称几经改易，“国初称为内地，天眷元年号上京。海陵贞元元年迁都于燕，削上京之号，止称会宁府，称为国中者以违制论。大定十三年七月复为上京。”[8]在此设立的转运司名称亦随之变动。这期间既有转运司治所所在的州名的改变，亦有其所在路名的改变，为清楚表明其变动情况，列简表如下
海陵天德三年建立金上京路都转运司，置司于济州，①“天德三年，置上京路都转运司，四年改为济州路转运司。”[9]天德四年，海陵策划迁都燕京，但多数女真旧族崇尚上京金源故土，不愿南迁，为打击这些女真贵族势力，海陵便打算削去上京之号。于是先将上京路转运司改为济州路转运司（仍属上京），贞元二年将上京改为会宁府，正式削去上京的称号。此时济州路转运司又可称会宁府路转运司。金世宗大定十三年七月，又将会宁府路改为上京路，此时会宁府路转运司也应相应改为上京路转运司，仍置司济州；大定二十九年，金世宗出于民族优越心理，认为本族发源地济州，不应与山东路济州同名，便将上京路济州改为隆州，材料中的“今名”即指隆州。至此上京路转运司置司于隆州。
由此可以看出，《大金国志》中所列十三路转运司中，会宁府路转运司的名称是不准确的。称会宁府路转运司时，它的治所当为济州；济州改名隆州后，转运司的名称已改为上京路转运司，此后未见变动。因此《大金国志》中所列会宁府路转运司，应改为上京路转运司。上京路转运司后来被撤罢，谭其骧先生认为，“是隆州司当罢并于是年以前，惟确年已无考。”[10]是年即指其上文提到的泰和六年。但在章宗末年，杨云翼曾任上京、东京等路按察司签事，后“改上京临潢等路按察司佥事，兼本路转运副使。大安元年……召授提举司天台，兼翰林修撰。”[11]此后未再见关于上京路转运司的记载。由杨云翼任职时间可以判断，上京路转运司如果撤罢，也应在泰和六年以后，而非此之前。
二、辽东路转运司
咸平置司。“咸平府，下，总管，安东军节度使。本高丽铜山县地，辽为咸州，国初为咸州路，置都统司。天德二年八月，升为咸平府，后为总管。置辽东路转运司、东京咸平路提刑司。”[12]在《金史·地理志》所列十九路中，并没有辽东路，在东北地区只没有上京路、东京路、咸平路、北京路四路，但据史料看，辽东路的确存在，但并非一个固定的行政区划，而是一个变动的概念。金建国初辽东路区划范围是固定的。如，天会五年伐宋前，“調燕山、云中、中京、上京、东京、辽东、平州、辽西、长春八路民兵。”[13]可见，辽东是金代东北地区除上京、东京、辽西、长春以外的地方，显然是包括咸平府在内。其名称来源当是以辽河为界，与辽西相对而言。贞元迁都后，女真族入主中原，视野扩大，再站在中原的角度，回望东北，自然会将其视为一体。世宗时期，辽东的概念已泛指东北地区。大定十六年，“中都、河北、山东、陝西、河东、辽东等十路旱、蝗。”[14]号称吏事赛包公的金代名士大夫王修，“尝同知咸平府，摄府事，时辽东路多世袭猛安谋克居焉，其人皆女直功臣子，蔫亢奢纵不法，公思有以治之。”[15]章宗时期，这个概念就比较明确了。泰和六年，“辽东则于上京、咸平，西京则于西京、抚州，北京则于临潢府官库易钱。令户部印小钞五等，附各路，同见钱用。”[16]章宗承安三年，“以军需所费甚大，乞验天下物力均征。擬依黄河夫钱例，征军需钱，验各路新籍物力，每贯征钱四贯，西京、北京、辽东路每贯徵钱二贯，临潢、全州则免征。”[17]可见，大定以后，辽东已是包括上京、咸平、东京在内的东北地区的统称，而不再是一个有具体地理范围的行政区划。
海陵天德二年在咸平设置辽东路转运司，统管东京、咸平府一带的财赋管理、物资运输，除了调剂本地区物资有无外，也要供应上京、南京一带的物资需求。②章宗后期罢去上京路转运司，东北地区便只有辽东路转运司负责财赋物资管理。
在天德二年之前，东京、咸平地区是否设有转运司，又是如何管理财赋征收、转输的呢？在《大金国志》中提到的“东京路转运司”，也在咸平府置司，又做何解释呢？这与金初对辽代制度的继承是分不开的。辽代的东北地区，包括咸平路在内（当时称咸平府为咸州），统归东京道管理，所设财赋管理机构为户部，其下分设转运官员，“五京及长春、辽西、平州置盐铁、转运、度支、钱帛诸司以掌出纳。”[18]金太祖在天辅元年占领东京，天辅五年攻下咸州，基本平定东北。金初为稳定民心，沿袭辽代官制，即“诸部降人但置长吏，以下从汉官之号”[19]，在地理名称和管理机构建置上，也没有太大的变动，在习惯上依然可能将除上京外的咸平等地统称为东京，财政管理方面则依旧在东京建立户部，其下所设诸司当然也应有转运司。史料中虽没有关于东京路转运司的记载，但此时确有在东京路转运司任转运使职官员的记载，如沈璋曾为“为东京路都转运使，改镇西军节度使。天德元年以病致仕。”[20]李师夔天辅六年任奉圣州左监门卫大将军，抗击辽将焦望天、尹智穆，“后贼众不敢入境，以劳迁静江军节度留后，累迁武平军节度使，改东京路转运使。”[21]张玄素于皇统三年“为魏王府同提点，寻改镇西军节度使，迁东京路都转运使。”[22]三位运使官员的任职时间均在熙宗时及海陵朝初期，天德二年在咸平府设置辽东路转运司以后，史料中就不再见有关于东京路转运司的记载。由此也可佐证，东京路转运司是辽东路转运司的前身，即在金太祖至熙宗时为东京路转运司，海陵朝以后即改为辽东路转运司，而且在东京、咸平地区自始至终只设置了一路转运司。
关于东京路转运司的治所史载不详，但据辽朝在东京设置的财政机构来看，金初东京路转运司治所应在东京辽阳府，以便于转输东京财赋以供上京及北京等地区。海陵有迁都之意后，不再竭力经营上京，为转输东北财赋供给中原，便将东京路转运司迁往地处东北腹心、地理位置极为重要的咸州，也便于在整个东北地区进行物资调剂，同时将咸州升为咸平府，并在此设置了东京咸平路提刑司，以与上京反对迁都的女真守旧势力相抗衡，东京路转运司也应在此时改为辽东路转运司。③至于《大金国志》中所提到的东京路转运司治所在咸平，恐怕是将东京路转运司与辽东路转运司混为一谈了。辽东路转运司是海陵朝以后所用名称，所以与山东东西路等转运司并列提到的应是辽东路转运司，而非东京路转运司。
由东北两路转运司的建制沿革过程可以看出，金朝转运司的建立经历了由无意识的因袭到有意识的确立为制度的过程，其最初的设立主要受到辽、宋转运制度的影响，是对辽、宋，主要是辽转运制度的继承，在政治情况稳定后，再根据其具体情况进行适当的调整。这不仅是女真民族由最初的蒙昧状态进入文明社会，在制度建设方面必然经历的过程，而且对其他民族，无论是已开化还是未开化的民族而言，对原有制度首先继承，然后再根据情况逐渐进行调整，都是一个必然要经历的过程。
［收稿日期］2007-12-19
注释：
①济州原为辽黄龙府，金熙宗天眷三年，为纪念金太祖带领军队径直涉河而过攻下辽黄龙府，将其改为济州。
②韩茂莉.金代东北地区的农业生产与地区开发[J].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5):99。作者认为金代东北地区主要是东京、咸平一带农业生产发达，通过辽东转运司的中转，这一带的农业生产对上京、南京等地起到了很大的支持作用，而且已经形成定制。
③谭其骧先生在其《金代路制考》一文中也采此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