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小伟[1]2003年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经济安全战略的选择》文中指出国家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当然的组成部分，是国家安全的延伸和发展，在政治、军事和经济这叁个国家安全的关键领域当中，经济安全发挥着根本性的基础作用。国家经济安全包括两个基本层面，一是“安全”层面——这主要是国家经济安全的“对外”定性，即国家经济安全就是指国家经济免遭来自内部或外部风险的威胁、侵害。二是“发展”层面——主要是国家经济安全的“对内”定性，即国家经济安全不仅停留在“生存”的层面，还应包括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发展就是最高境界的安全。归纳起来，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家经济安全是指一国有效抵御国内外各种引发经济波动的摩擦和危害，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与能力以及国际经济竞争力。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指导下，我国利用国际直接投资发展迅猛，近年来成为世界上吸引外资最多、成效最突出的国家之一。随着我国参与世界经济一体化步伐的加快，尤其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过程中的国家经济安全问题越来越多的受到人们的关注，是当前的焦点问题之一。本文从影响国家经济安全的一般因素入手，结合我国现状，找出我国经济安全面临的主要风险，它不仅包括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安全、国民经济体系及产业安全、战略资源供应与保护、发展模式选择、财政金融安全和国家经济安全管理控制能力建设等来自本国内部的因素，还包括来自于国际社会的、主权国家自己无法控制的长期及短期经济风险。外资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影响表现为双重效应，发挥双重作用。本文利用宏观经济学原理、计量经济学模型以及我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实证资料，多角度分析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安全的影响。一方面，外资的资本形成效应、技术外溢效应、产业升级效应、贸易创造效应、就业效应、经济推动效应不断促进东道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融合，有利于保障和巩固国家经济安全；另一方面，如果国家对外来投资不加限制，外资就很容易形成垄断，使得国民经济的对外依存度风险、外资结构风险、金融风险、民族工业风险及可持续发展风险不断提升，会妨碍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影响国家经济安全。本文继而从外资供求双方的角度出发，探讨外资对我国经济安全造成威胁的<WP=3>原因。发现我国利用外资的目标与外资价值取向之间存在偏差：我国利用外资的目标主要着眼于外资的技术、资金和产业升级效应，而外资投入我国的价值取向却在于国内廉价劳动力、资源及巨大的市场容量；同时，我国制度供给现状与外资对市场运行机制需求之间存在偏差：先进技术产业对于市场完备性需求很高，而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健全；此外，国内资金配置结构与资金需求总量之间有偏差：一方面，国内储蓄率不断攀升，资金供应表面充裕，另一方面，外资流入仍在增加；最后，我国产业结构成长与国际产业转移存在偏差：理论上，利用外资推动国内产业结构成长是缩小与国际产业级差的途径，但是，伴随着外国直接投资而来的产业转移的历史和现实却说明，我国基于要素禀赋的产业结构错位和技术转移中固有级差的存在致使国内外产业结构等级方面的差距趋于固化，固化后的产业等级又使新增的外资投入形成在低产业层次上的循环往复。本文的最后一部分根据我国中长期经济安全战略的基本原则，提出在进一步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过程中，保障我国经济安全的战略取向。从宏观层次上来看，国家应该在不断完善投资环境，使具有不同所有权优势的大部分外资通过内部化的途径都能够觅寻到盈利的投资机会，同时争取从外资的所有权优势中获益，使外资的投资策略最大限度的顺应我国的经济发展目标,实现利用外资与外资利用的统一；在引进外资的过程中注意学习，逐渐形成市场导向型的法律框架和宏观管理体制以及促进外贸外汇等制度创新，把握利用外资对制度创新的启发；通过引导外资的地区及产业投向，促进我国产业按顺序由高梯度地区逐步向低梯度地区转移，实现利用外资与产业推移的结合；随着入世之后对外商投资领域的逐步放开，建立起对跨国公司经营业务的监督制度和机构，形成各种规划、促进、审查、监督体系，实现严格审批向经营监督的转变。从微观层次上来看，在利用外资过程中应积极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形成和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集团；此外，伴随着外资的大量流入，经济总量的迅速膨胀使我国积累了大量的生产能力，根据邓宁的投资发展周期论，我国已经具备了对外投资的能力，将利用外资与对外投资相结合，推进中国企业“走出去”是提高我国企业竞争力、确保国际经济安全的一个极好选择。
马蔷[2]2007年在《跨国公司国际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安全的影响》文中研究指明跨国公司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世界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其跨国直接投资的行为引起了世界上各类国家的关注。而国家经济安全做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经济稳定发展的基石。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行为对国家的经济发展以及参与经济全球化有着一定的贡献，但也使国家担忧将屈从于跨国公司的生产和服务的全球化，遭受跨国公司的剥削，影响国家经济安全。在以改革开放的政策引导下，我国利用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得到迅猛发展。但随着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以及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利用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安全影响的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本文针对这一问题，主要从理论上诠释了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对国家经济安全影响和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安全的影响及对策的研究。
尹永纯[3]2006年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利用外资的历史考察（1978—2005）》文中研究指明利用外资是中国对外开放国策的重要内容，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叁中全会，作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20多年来，利用外资始终与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相伴而行，对中国经济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本文根据党的有关会议精神、国家出台的利用外资方面的方针政策，对利用外资政策的发展演变历程进行了考察，对利用外资不同阶段的政策变化特点、绩效进行了系统分析。在此基础上，总结了利用外资的基本经验，并针对利用外资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建议和对策。 本文由绪论、七章正文和结语叁个部分组成： 绪论主要阐述了本课题的研究价值和意义，目前的研究现状及论文的基本构架、创新之处、难点及写作方法。 第一章，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利用外资的历史回顾。本章对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利用外资的理论来源，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利用外资发展的历史轨迹，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利用外资的曲折历程进行了历史回顾。在此基础上，对利用外资实践出现曲折的原因、利用外资的效果进行了客观评价。改革开放前，中国利用外资的经验教训为改革开放后利用外资实践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第二章，利用外资的酝酿与起步。本章首先回顾了利用外资政策酝酿的国际国内背景及酝酿过程。国际背景主要是和平与发展时代条件下的世界各国经济贸易联系的日益加深。国内背景主要是对改革开放前20年左倾错误深刻反思的基础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文革”后，中国领导人纷纷出国访问，中国经济考察团出国考察后，深刻感受到了中国与世界的差距；在十一届叁中全会召开前，经过国务院务虚会、全国计划会议和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充分酝酿与讨论，中央领导层在利用外资加快现代化建设问题上达成共识。其次，考察了利用外资政策出台的过程。包括利用外资机构的设立与法律的草创、落实华侨政策，鼓励华侨回国投资、创办经济特区作为利用外资的试点地区等，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了利用外资的一些具体政策及实施。再次，从利用外资的环境、优惠政策、管理经验等方面分析了利用外资存在的问题；从利用外资的方式、来源、产业结构等方面分析了起步阶段利用外资的特点。 第叁章，利用外资的初步发展。1986年，中国政府颁布了《外资企业法》和《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决定》，标志着中国利用外资政策开始进入初步发展阶段。针对起步阶段利用外资存在的问题，这一阶段外资政策调整的重点是进一步改善利用外资的环境，明确规定外商投资的重点领域，加强对利用外资工作的管理和引导。分析了1988年中国“第二次投资热潮”出现的几个相关因素。第二
郭晓虹[4]2005年在《新形势下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安全的影响与对策》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中国经济的全方位对外开放以及向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转轨,中国日益成为全球理想的投资地点之一,大量的外商投资流入中国尤其是条件较好的东部沿海地区。2002年,我国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引资国。不可否认,外资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之一。 外资在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越来越对我国的经济安全构成了威胁。本文从外商直接投资的挤出效应、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问题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叁个方面阐述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安全的影响。外资挤出效应的实证结果表明,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我国资金匮乏,外资的适时进入弥补了我国的“投资缺口”,带动了内资的投入,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自1992年邓小平南巡以后,出现了外汇储备持续增加、国内储蓄不断增长和外商直接投资持续增加的内外资“双溢出”现象,外资已经从开始的弥补国内资金过渡到了直接替代部分内资。 在利用外资的政策上,我国是采取鼓励和限制相结合的政策,一方面给外资地区性的优惠政策,另一方面又限制外资进入某些产业领域,从而导致了我国在利用外资上的产业结构和区位投向的不合理。本文从FDI对我国产业的技术控制、行业控制、市场控制和环境破坏四方面说明了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对我国经济安全的影响;从引进外资引起的地方政府间优惠政策的恶性竞争、区域经济差距扩大和少数地区外源型经济风险叁方面说明了区位结构的不合理对我国经济安全的影响。而这种结构上的不合理,经过长期的强化作用,又使得外资对内资产生挤出效应。对叁个不同时期的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因素的实证分析表明,优惠政策对外商的区位选择具有相当大的作用,而各地区的市场规模也是决定FDI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 本文最后从六个方面阐述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前提下,如何更有效的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首先要全面实行利用外资的中性化政策,真正做到内资外资平等对待;其次利用外资的规模结构要合理;第叁要调整外资进入的产业结构,维护国家产业安全;第四要优化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结构,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第五推动长期导向的内源型经济的形成,维护国家经济的安全性;最后把握金融渐次开放的步伐,慎重对待金融自由化。
黄佐钘[5]2003年在《我国利用外资的结构优化问题研究》文中提出在全球经济日益一体化的今天，中国巨大的潜在市场需求吸引了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外商投资的方式、规模分布、区域结构和产业结构对国民经济和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显着的影响，优化利用外资的项目结构、区域结构和经济结构，从而使外资发挥最大的益处，扬长避短，具有深远的意义。 论文阐述了国内外对利用外资理论的研究进展和新形势下我国利用外资研究的新动向。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国际资本的流动迅速增长，外国投资对东道国经济的影响也日益显着。国内外学者从多方面多角度对利用外资理论进行了研究。但是对如何优化外商投资规模和结构，使之更好地与东道国经济发展相衔接，从而更好地发挥利用外资的效率，目前还鲜有研究。 论文从利用外资的项目结构、区域结构和经济结构叁个方面分析了我国利用外资的现状。在利用外资的项目结构部分，首先回顾了我国利用外资的历程，分析了我国利用外资的方式及其规模的变化过程，目前我国利用外资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利用外资的区域结构分为外资来源的国别和地区结构以及我国利用外资的区域分布。利用外资的经济结构分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经营方式的结构变化、外资在中国投资的产业结构和部门结构两部分。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并对我国未来几年利用外资的特点进行了分析。 在分析利用外资叁种结构的基础上，计算了利用外资结构与经济发展的关联度。通过对利用外资结构与经济发展的关联分析，测算出在利用外资项目结构、区域结构和经济结构中哪些利用方式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大，哪些利用方式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小。 探讨了几种常见结构优化模型的优劣，并选择目标规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合我国利用外资的数据，从我国利用外资的项目结构、外资来源结构、利用外资区域结构、利用外资经营方式、利用外资行业结构等五个方面进行目标规划，得出我国利用外资的结构优化结果。最后从项目结构、区域结构和经济结构叁个角度提出优化我国利用外资结构的政策建议。
张治栋[6]2005年在《跨国公司战略演变对中国产业竞争力的影响与对策》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跨国公司不仅是资源集合体,是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的载体,而且也是国际竞争的重要主体。无论是对东道国还是对投资母国,跨国公司都是增强其产业竞争力不可或缺的手段,跨国公司的战略演变也必然对东道国和母国的产业竞争力产生深刻的影响。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增强产业竞争力将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项长期任务。随着我国融入世界经济进程的加快,我国产业竞争力的增强将越来越依赖于国际直接投资。吸收外国直接投资和对外进行直接投资都将影响我国的产业竞争力。然而,我国吸收外国直接投资和对外进行直接投资的发展极不平衡,目前我国是直接投资的主要东道国,而对外直接投资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明显不相称。事实上,我国还是国际直接投资的被动竞争者。跨国公司经历了20世纪60~70年代从独立子公司战略和简单一体化战略到复合一体化战略的演变、20 世纪80~90 年代从多元化战略到外源归核化战略的演变和20 世纪90 年代以来从你死我活的竞争到合作竞争战略的演变。这表明跨国公司不仅要利用其垄断优势,还要进行优势积累;不仅要进行内部积累,还要进行外部积累。跨国公司进行外部积累的目的是通过网络规模经济获取外部资源,从而提高其国际竞争力。但是,跨国公司的本质是追求垄断利润,无论是内部积累还是外部积累,都是为了增强其垄断优势,而内部积累是其外部积累的基础。跨国公司战略演变对我国产业竞争力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跨国公司外部化经营总体上对我国产业竞争力的增强是有利的;而内部化经营则从总体上对我国产业竞争力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跨国公司的外源归核化战略试图在利用我国资源禀赋的同时,加强对我国产业的控制;而作为合作竞争战略主要形式的R&D 联盟则是为了获取我国的创新资源。虽然跨国公司R&D 联盟对我国企业提高技术水平具有一定的作用,但其中也可能存在联盟“陷阱”。特别是在技术呈现加速发展趋势和跨国公司对我国实行技术控制的情况下,试图通过技术引进或与跨国公司建立战略联盟实现技术赶超是不现实的。再者,即使通过R&D 联盟获取创新资源,从而能够进行外部积累,但作为联盟成员的企业必须进行一定的技术投入或资产投入,具备一定的内部积累。因此,我国必须增加自主创新的投入。通过对
刘毅[7]2008年在《基于跨国公司投资战略新动向的东北地区承接机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的区位投资战略上出现的由南向北的转移,为东北地区吸引国际投资促进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随着中央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的实施和东北振兴概念的形成,东北地区应顺势而为,建立更加有效的应对跨国公司投资战略新动向的承接机制,促进区域经济快速发展。论文以国际投资理论为基础,综合运用了国际产业转移理论、后发优势理论、协同学理论和博弈论理论等理论知识,采用了系统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跨国公司投资现状进行了分析,从外资来源,跨国公司投资的行业分布、跨国公司投资方式叁个方面具体分析了跨国公司对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的投资现状。从东北地区承接跨国公司投资区位优势、经济结构特点、成本优势与基础设施状况、自然资源状况、人力资源等方面对东北地区承接跨国公司投资能力现状进行了深入分析,找出了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对其成因进行了分析。系统分析了跨国公司对我国投资战略的新动向,深入分析了跨国公司对我国投资区域选择的新动向及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跨国公司对我国产业转移的新趋势及对我国产业发展的影响；跨国公司对我国投资方式新动向。对东北地区对跨国公司对投资战略的影响因素以及跨国公司投资战略对东北地区经济的影响进行了系统深入的分析。在此基础上,运用博奕论理论研究了跨国公司投资与东北地区承接投资的关联,构建了跨国公司投资与东北地区承接投资的博弈模型,并应用该模型进行了博弈分析。并基于协同学理论研究了跨国公司投资与东北地区承接投资的协同关系,构建了跨国公司投资与东北地区承接投资的协同模型。构建了东北地区承接跨国公司投资战略机制,包括资源与条件吸引机制、竞争与合作互动机制、多边区域协调机制、政策保障机制,并对其进行了系统分析和深入研究。构建了东北地区承接跨国公司投资战略承接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并将其应用于东北地区承接跨国公司投资承接能力的评价,从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结合东北地区实际提出了促进东北地区承接跨国公司投资战略机制的对策保障。
刘苇[8]2015年在《中国海外投资发展战略法律构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虽然国际贸易与投资在一些市场出现不同程度的收缩,但总体上呈现出发展的趋势。伴随全球经济逐步复苏的态势,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应把握好此次全球经济布局调整的机会拟定对外发展战略。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需要应对更为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经济态势和更大的国内民生压力。在国际经济层面,中国通过加入WTO以国际贸易的方式迅速将建国以来积攒的人口红利、资源红利转化为资本和技术,必然需要大力发展海外投资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革新产业结构,实现资本红利和技术红利;从国际政治层面考量,中国自我认知与国际社会不同层次国家对中国崛起的认知间具有微妙差异,唯有以发展为导向,强调长期利益和长远布局的战略性安排方可弥合中国自身角色和国际预期的多重需求。脱胎于“走出去”战略的海外投资发展战略应运而生。通过积极参与国际机制中“共同规则”的制定,可以更好地塑造我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合作性权力”。海外投资发展战略的促进和实现,有必要通过整体性法律构建的研究和制定,规则化地表达中国的利益诉求。通过健全我国海外投资的国内法律体系,建立多层次的国际法律体制和实施机制,开拓中国海外市场、促进中国海外投资发展、保护中国海外投资利益、维护海外投资者合法权益、促进有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本文通过历史分析法,对中国海外投资从无到有、从单纯利益考量到立体性战略设计的历史回溯,分析了中国海外投资发展战略的发展过程,研究了中国海外投资法律规制与中国经济发展、国际政治关系的历史发展关系,指出通过规则化表达以促进、保障、监管中国海外投资是中国海外发展战略的最佳选择。通过比较分析法,以战略视角审视海外投资法律机制,对不同国家、不同国际投资法律机制之间的立场、优劣等进行比较研究,为中国海外投资法律构建与国际投资法律规制寻找衔接点或趋同性方向。最终通过规范分析法,从海外投资发展战略法律建构角度,对中国国内法、国际法中法律规范的研读,分析现行法律与我国海外投资现状的吻合度,提出符合我国海外投资现状和发展趋势的建构意见。具体安排如下:第一章“中国海外投资发展战略的历史演进及其法律规制”,研究了中国海外投资历史发展,指出中国海外投资发展战略是“走出去”战略在当今国际政治经济态势和中国自身综合实力发展的具体演化。通过区分中国海外投资产生、初步发展、逐步增长、高速稳定增长和发展战略的五个发展阶段,以及当时中国海外投资法律与践行的研究,指出中国通过规则化表达以促进、保障、监管中国海外投资是中国海外发展战略的最佳选择。第二章“中国实现海外投资发展战略的法律构建框架调整”,结合中国海外投资现状,研究了海外投资经济理论和国际政治关系理论,预测了中国海外投资未来发展趋势,指出对应中国海外投资发展战略横向、纵向多层次展开,法律构建应设定多维的战略目标和不同的战略层次,在成熟的全球性多边投资机制中,中国应扮演积极的参与者,接受这些机制的规则和理念,但应明确表达自身意愿;在处于磋商建设阶段的全球性多边投资机制中,中国应扮演理性的建设者,在坚持国家核心利益的基础上可以让渡某些利益,一方面协调机制运作,一方面积极推动机制的规则建设;在区域性和双边投资机制中,中国应当扮演活跃的倡导者,对投资规则的倡议、条文的草拟、谈判的推动与相关辅助机制起全面主导的作用。提出了海外投资发展战略法律构建应遵循的一般原则和特殊原则及其重点与主要任务。第叁章“中国海外投资发展战略之国内法构建”,研究了中国与海外投资相关的内国法规范,针对性地分析了促进、管理和保障叁个法律体系的功能实现和缺位等现实问题,提出:我国海外投资促进法律制度应该从税收优惠、金融扶持、技术援助、提供信息服务方面进行完善;我国海外投资管理法律制度应该通过强化事后监督加以完善;我国海外投资保障法律制度应该通过构建全面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方式加以完善。第四章“中国海外投资发展战略之双边投资条约构建”,以国际投资法体系中bits的重要性为基础,提出中国海外投资发展战略法律构建中bits具有承前启后、平衡权重的作用。对比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两类国家bits签订情况后,提出了用更开放的态度签订bits以促进中国海外投资,用更灵活的方式使用bits以保证中国海外投资的利益的制度设计理念。第五章“中国海外投资发展战略之多边投资条约构建”,研究了自贸区、非自贸区、普遍性国际投资条约发展,提出:应当基于中国地缘性经济贸易地位突出的特点,优先参与制定地缘性多边投资条约;基于中国参与自由贸易投资条约制定的成功实践,重点参与制定多边自由贸易区投资条约的制定;基于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长期合作发展的历史以及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利益必要性,主导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出于“同类国家”角度制定多边投资条约。对普遍性投资条约晚近的几个发展趋势进行梳理,提出相应的应对建议。
张彦博[9]2008年在《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模型与集聚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正在崛起的中国以其非凡的引资业绩闻名于世,但是FDI的好处并不是每一个地区都能感受得到,大量FDI聚集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和零星的外资散落在西部地区的强烈反差引起了国内外学者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区位与集聚问题的广泛关注。本文在探寻国际直接投资区位思想的变化轨迹,梳理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与集聚问题进行了研究,主要研究工作如下：1)按照NEG(新经济地理学)范式,采用Dixit & Stiglitz(1977)的分析框架,建立了一个更加综合的垂直FDI和水平FDI的一般区位选择模型。该模型对FDI区位影响因素的概括具有综合性,除了传统的区位因素,将新经济地理因素集聚经济也纳入FDI区位的影响因素系统来整体考虑。在决定FDI区位分布的主要因素中,将集聚经济、市场规模、交易成本、工资成本、劳动生产率和产业结构因素纳入基本模型,较好地解释了外商垂直FDI和水平FDI的区位选择。该理论模型进一步证实了垄断优势理论、边际产业扩张理论以及内部化理论。通过建立FDI区位理论模型解释FDI的区位选择行为,完善了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同时对中国的垂直FDI和水平FDI的区位变化趋势进行了探讨,提出了我国吸引FDI的政策建议。2)在垂直FDI和水平FDI的区位选择理论模型基础上,利用中国的数据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进行了实证研究。利用面板数据的计量模型,检验了工资成本、市场规模、聚集经济、交易成本、劳动生产率和产业结构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相对于其他学者的研究,在实证分析中,特别引入了产业结构和交易成本这两个因素,并且对这两个因素进行了创新处理,从中得出一些重要的结论和启示。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的外资类型,其区位分布的影响因素,既有共同因素,也有差异因素,投资主体因性质不同而要求不同的空间要素及其组合。3)对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地域结构的空间演化特征进行了归纳,之后把经济学的规范理论和严谨方法应用到FDI集聚这一经济地理现象的研究。循着Krugman的思想火花构造了包含本地市场效应的需求函数和包含市场竞争效应的成本函数,并通过建立一个由跨国公司和东道国企业所构成的寡头垄断的产量竞争模型,分析了跨国公司的微观个体区位选择如何导致了跨国公司的空间集聚及FDI空间分布的演化,提出了外商直接投资的集聚机制。通过拓展基本模型,引入政府政策变量,讨论了税收优惠政策吸引外资的有效性。结果表明,对于集聚效应较差的地区,政府政策是吸引外资的重要手段。在此基础上,针对近年来一些在华外商投资企业纷纷撤资这一现象,从成本的视角分析了在华外商直接投资撤资问题和由此给中国带来的机遇和挑战。4)针对近年来FDI在华区位变化的来源国集聚特征,在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和东道国企业所构成的寡头垄断的产量竞争模型基础上,引入一个衡量厂商之间合作程度的推测变量,分析了来源国FDI向中小城市定位的行为。从战略联盟的视角对FDI来源国集聚的动因进行了解释；基于产业联系效应并结合青岛“韩资高地”的案例对FDI的来源国聚集的形成机制进行了分析；最后提出了针对来源国集聚特征的引资战略。5)对当前中国利用外资所处的阶段和发展水平FDI对我国的经济影响进行探讨,提出了今后一段时期内我国外资管理体制的转型建议。
曹阳[10]2007年在《江苏省全口径利用外资的理论与实践》文中研究说明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从数量和质量上都实现了新的飞跃。在我国经济日益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江苏省作为全国发展开放型经济先导省份之一,“十五”期间利用外资成效显着。江苏省利用外资不仅促进了经济高速增长,而且带动了就业,创造了着名的新苏南经济发展模式,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激烈矛盾和亟待解决问题。“十一五”期间,江苏省面临许多未曾遇到的新情况、新挑战,利用外资的发展已经到了关键和转折时期。因此,如何化解利用外资过程中存在的矛盾与问题,保持竞争优势,制定利用外资新战略,开创利用外资新模式和新局面,是江苏需要完成的一项重大而艰巨的任务。而在目前的研究中,对此全面系统地研究还少见。本文在总结利用外资基础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江苏省现状建立了一套利用外资绩效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以江苏省叁大区域的13个城市为评价对象,进行了基于时间序列的动态综合评价研究,力求体现从过去到现在江苏省外资在规模、结构、经济效应和社会福利方面的综合发展状况,并针对评价结果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论述,找出了江苏省利用外资中的不足,探讨利用外资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内在机制。在此基础上,建立利用外资与我省地区生产总值、基础设施、劳动力成本、人力资源、开放度和产业集聚指标之间相互关系的数学模型,对影响我省外资流入的基本因素进行计量分析。同时就目前国际国内影响外资的敏感因素:国际资本流动的新趋势、“两税合一”新政以及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江苏省利用外资发展的综合影响进行详细研究,为宏观经济决策和利用外资战略的制定打下基础。接着,本文在剖析我省利用外资面临的主要形势基础上,从我省经济国际化的长远利益最大化出发,提出了利用外资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再以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富民强省,实现两个“率先”的宏观背景为基本出发点,高起点制定了“十一五”期间江苏省利用外资的发展战略重点,并针对分析结论有针对性地提出促进江苏利用外资发展具有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的新举措。最后本文结合江苏省利用外资的典型案例:徐工集团利用外资改组、南京秦淮河利用亚行贷款环境综合整治工程和江苏省电力公司利用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剖析江苏省利用外资实践过程,一方面检验了理论的适用性,另一方面提出了提升和持续改进江苏利用外资的启示和经验。全文力求全面系统研究江苏省利用外资,弥补以往研究内容的不足,以期为江苏省的外资政策与宏观经济政策研究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1]. 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经济安全战略的选择[D]. 白小伟.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03
[2]. 跨国公司国际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安全的影响[D]. 马蔷. 暨南大学. 2007
[3].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利用外资的历史考察（1978—2005）[D]. 尹永纯. 中共中央党校. 2006
[4]. 新形势下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安全的影响与对策[D]. 郭晓虹. 南昌大学. 2005
[5]. 我国利用外资的结构优化问题研究[D]. 黄佐钘. 河海大学. 2003
[6]. 跨国公司战略演变对中国产业竞争力的影响与对策[D]. 张治栋. 中共中央党校. 2005
[7]. 基于跨国公司投资战略新动向的东北地区承接机制研究[D]. 刘毅. 哈尔滨工程大学. 2008
[8]. 中国海外投资发展战略法律构建研究[D]. 刘苇. 西南政法大学. 2015
[9]. 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模型与集聚研究[D]. 张彦博. 东北大学. 2008
[10]. 江苏省全口径利用外资的理论与实践[D]. 曹阳. 南京理工大学.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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