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化研究的概念困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困境论文,概念论文,政治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634(2013)02-0030-(10)
一、概念的缺失及其对理论的制约
学术界一直以来就用经验主义的方法或标准进行政治文化研究，很少有效地利用概念，很长一个时期没有意识到经验方法和标准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概念的作用，从而削弱了其解释力。劳丹(Larry Laudan)指出：“那是一个巨大的错误……要是认为科学进步及其合理性完全是通过解决经验性问题而达到的话。实际上存在着解决问题的第二种方式，它在科学发展中至少是像经验方法一样重要。这后一种我称之为用概念来解决问题的方式已经被严重地忽视了……大概是因为它与已经占据了一个多世纪统治地位的经验主义的科学哲学相悖。”[1](P45)
在政治文化研究和理性选择理论这两种具有广泛影响的研究方法中，这个问题都是很严重的，学者们多把对理性选择理论的批评完全建立在经验主义的基础之上，认为在评估社会和政治研究时，“不能回避经验性检验……如果一种政治学理论的论证没有认真地进行经验性的思考，那么它就没有结果”。[2](P32)即使是理性选择理论的捍卫者也认可这个辩论的前提条件，强调这一点本身没有错，但是远远不够，这在很大程度上错误地判断了理性选择理论的适用范围和限定条件，因为“所有有价值的理论，只要它是正确的话，都有我们希望通过观察所发现的内涵”。[3](P28)“任何经验科学的解释标准一定是经验性的证实或证伪”，[3](P110)这就把因果演绎作为核心的甚至是排他性的标准，以此来评估社会科学的方法，从而忽视了概念和相关理论问题。
这些观点说明政治学界大都把经验方法作为评估实际研究的基本标准，甚至通常还把它作为唯一的标准。即使讨论概念问题，也是限于狭隘的范围之内，例如讨论如果把一个概念从它产生的原始案例身上扩展到这个案例以外去使用，可能会歪曲这个概念等类型的问题。只有在这时，由于方法论关注如何跨越经验性案例而进行归纳，所以概念问题才成为关注的重点。由此看来，政治学家没有赋予概念问题以经验问题同等的重要性，结果是大大削弱了概念研究的地位和作用，实际上也阻碍了经验研究的进展。
政治文化研究从1960年代初到今天已经有50年了，它的提出和发展者有著名的政治学家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Gabriel Almond)、西德尼·维巴(Sidney Verba)、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哈里·艾克斯坦(Harry Eckstein)和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等，他们试图通过提出并解释这个方法来解释和预测政治现象。它致力于以经验性的文化方法来分析文化与政治之间的关系，然而，由于忽视了概念问题，使它对这种关系的解释不够有力。由此，人们提出的基本问题是：什么是概念问题？什么是它的科学发展？两者之间具有什么样的关联？在阐明概念在科学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的基础上进行的社会和政治探索可能取得什么结果？
近几十年来，“纯粹的实证主义”及其方法论在政治学研究中颇为流行，[4](P3)学者们热衷于通过公式表达和假设检测也即证伪的方法来进行研究，这对于学术研究的规范性有很大贡献。但在这种研究中，学者们最多是在坚持经验性理论检验的基本标准的同时承认概念问题具有一定的补充意义，而过多地强调科学是渐进的和累积性的经验知识增长的结果。
与此不同的一种研究倾向是实用主义的科学解释，一些学者以此为解决问题和观测科学进展的主要方式，同时按照解决相关问题的能力来评估那些相互竞争的研究传统。[5](P77～87)“解决问题的方式……提示，相互竞争的研究传统的共存是常态而不是例外，它强调对基本概念的讨论应处于研究的中心地位，认为忽视概念问题(这是对‘规范的科学’发展的中心地位的忽视)是不可取的。实际上，科学发展是持久的竞争和无所不在的概念问题共存的图景，而不是规范科学所展示的那种排他的清晰性。例如，在最近300年的科学史中很难找到规范科学长期盛行的时期，似乎更经常的情况是诸多研究方法或研究传统的同时应用或并存。在某一特定时期中，某一种研究方法具有竞争优势，然而总是存在着连续而持久的不同学派或观点的竞争，它们在经验上和概念上对其他研究方法进行批评，同时阐述自己的研究路径解决问题的优势。”[5](P85)劳丹同时运用几种最具有代表性却又相互矛盾的研究传统进行政治学的实用主义解释，认为“在检验理论时进行广泛的经验和概念的检验是同等重要的”，[5](P80)由此，他围绕着这一问题提供了一种有力的论证。
劳丹并非不承认经验研究对于理论评估具有重要意义，实际上他充分地讨论了经验方法在科学实践中的作用，但他仍以自己对科学史的阅读为基础，指出理论的价值在于它同时解决概念问题和经验问题的能力，因此，这两种研究取向对于人们评估一种理论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他认为经验问题是“第一位的问题……是关于构成一门既定学科的范畴的客体的实质性的议题”。[1](P15)他区分了“潜在的”、“不规则的”和“难以解决的”问题，指出经验主义是在解决潜在的和不规则的问题中进步的。[5](P79)相比之下，概念问题“是构建良好的概念结构(例如理论)中顺序靠前的问题，它是被设计用来回答第一位(即经验)问题的”。[1](P48)
劳丹还对理论的内部概念和外部概念问题进行了区分，认为如果一个理论遇到内部的概念问题就会使机制自相矛盾或含糊不清。如果遇到外部的概念问题，就会发生它提出的假设在面对形而上学或认识论的教条时难以自圆其说，就会漠视它身处其中的更多的研究传统，就会忽视概念资源或阻碍在竞争性传统中进行创新等问题。[5](P79)概念不像经验那样或多或少独立于任何既定的理论，它“不是独立于理论而孤立存在的”，[1](P48)而是理论的组成部分。进而，劳丹把政治文化研究中的概念划分成“外部的”和“内部的”两种类型：由于它忽视了与相关学科尤其是人类学概念的相关性而产生了外部的概念问题，由于它未能清晰地阐明解释机制而产生了内部的概念问题。因此，政治文化研究没有给我们提供分析文化与政治关系的结构完整的概念。
著名人类学家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对概念问题进行了探讨。格尔茨的文化分析和政治文化研究有某些相似之处：它们共享一个知识谱系，尤其是继承了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某些思想；都对文化与政治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格尔茨和政治文化论者都力图把文化恢复为调查研究的客体。但格尔茨的文化分析与政治文化研究传统的研究路径还是有很大不同的，尤其是格尔茨的研究是以概念和经验为依据的。虽然他从没有论证自己的概念问题，但是他在这方面不断揭示出政治文化传统的“错误”。[6]
格尔茨指出文化和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他看来，“文化”是由包含着各种意义的符号和实践(仪式、习俗等)所构成的，人们正是通过它们而形塑经验，而“政治是这种结构公开展开的主要领域之一”[7](P312)文化分析的任务之一就是通过概念来更清晰地表达文化与政治的相互影响。但现在还没有完成这个任务，因为学者们还没有构建出完成这项任务的理论工具。[7](P312,P324)格尔茨通过修正文化概念而提供了系统的分析文化与政治关系的那类“理论工具”的关键性因素，这体现在社会和政治活动者通过竞争而把概念秩序强加于不确定的经验中的共享的符号和文化实践之中。这个概念上的修正对于人类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具有深远的影响，因为它“给迄今为止难以捉摸的文化概念以一个相对固定的焦点和一个客观的身份，这是以前所没有的”。[8]格尔茨的这一概念可以使社会科学家拒绝那种神秘的、有英雄色彩的、有独立目的和行为来源、或者本质上是心理的、因此是不可观察的和难以认识的主观领域的文化概念。[7](P10～13)
政治文化研究未能够进行这种概念的创新，因此产生了“外部的”概念问题。这种局限性是由其狭隘的方法论所造成的，它主张只有通过特定的研究技术才能进行政治文化研究。同时，格尔茨的文化概念也有理论困境，它促使我们思考困扰政治文化研究“内部的”概念问题。格尔茨指出，文化概念的“核心理论问题”是如何理解符号和其他文化实践与社会和政治互动的方式。[7](P250)但格尔茨和他的继承者都没有很好地说明这个问题，没有提供一种关于符号行为的令人信服的解释，这实际上给人类学理论留下了一个具有广泛影响的著名问题。[8]由此看来，人类学家需要但缺乏的是一种易于理解的机制，一种关于符号是如何影响社会和政治行为的解释；同时允许“在符号和相关的行动者之间有足够的距离，使观察者能够把后者解释为有意图的代理人，而不是或多或少的作为文化模式的消极工具”。[9](P84～90)这一点是贯穿于整个政治文化研究的困惑。
由此看来，不仅要使理论经得起经验的检验，而且也要使理论有合理的结构以利于详细而清晰地阐明机制，包括鼓励人们吸收自己研究传统之外的有价值的概念资源，使概念问题融入理论，或者说在解决经验问题和概念问题两方面都有所突破，才能取得新的进展。
二、机制在理论中的作用
“社会科学家进行解释的核心就是揭示因果机制。”[10]机制是一种含有较多理论成份的因素，它主要被用来分析理论所要解释的现象，使理论更为精密和可信。在现代政治科学中阐明机制的最为突出的例子或许是理性选择理论对聚合模式的解释方式，它把这种聚合作为个体独立采取的决策的后果。在这里，机制是由策略的理性行动者的行动所构成的，而理论提供了关于这种集体行动、选举后果或社会制度的聚合现象的解释。
在任何理论中，机制是识别“各种原动力与它们的效果之间联系的”。[11]由于社会和政治研究大都关心聚合的范式，所以它们所使用的机制的典型的运作方式是在个体层面上进行的。[11]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实体不复存在或它们自身缺乏因果影响，而是意味着社会实体所具有的“因果影响的唯一形式是它们对个体行为的自始至终的影响”。[12]例如，通过改变代理人所面对的激励、选择与信息或掌控的权力来实施这种影响。
在自然科学领域里，在解释机制之上总是存在着关于概念的论争，社会科学领域也有类似的论争，例如在理性选择理论中也存在着如何解释相关的机制与概念的争论。一些人捍卫规范的观点，认为由理性所决定的个体选择是理性选择理论的基本机制；而另一些人则拒绝这种“内在主义”的观点，代之以一种“外在主义”的观点，认为环境对人的理性有很大的影响。这使得对理性选择的解释更为灵活，[13]然而却削弱了理性并使解释更为复杂，从而使自己处于理性选择理论的边缘地位。另一个例子是，在社会和政治研究中“价值”是否和如何提供了一种有说服力的解释机制？到目前为止，大多数学者只是把它作为研究中的补充解释来研究，例如丹尼尔(Daniel Little)关于寻找机制是社会科学的中心任务的主张主要强调的是规范性而不是叙述性。
可以进一步从理性选择来看机制问题。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理性主义理论家在实验科目中得出违反效用理论规则的情况，[11]同时并不否定规则构建了个体选择机制的结构，认为个体选择机制对大量的社会和政治现象进行了可信的解释，认为通过操作既有的机制就可以预先阐明政治现象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这很值得怀疑，那种认为社会科学建立的任何规则都源自于潜在的因果机制的观点一直受到质疑，在任何规则都利用了某些以前得到认可的因果关系机制、而它本身不受以前的因果关系影响的一般性范式这个意义上，它既不是规则性的，也不同于涵盖性法则，因而这种现象的规则所支持的预期是不可靠的。[10]更确切地说，我们所寄望的既有的操作机制所操控建立的规则，不一定能提供必要的或充分的条件。这样，政治文化研究不仅忽略了其他研究传统所提供的概念资源，而且还没有很好地利用专门的解释机制。实际上，正是由于没有很好地解决概念问题而削弱了它对机制的利用，从而也削弱了解释文化与政治关系的能力。
三、多重的概念困境
一些学者认为，“以跨国经验数据为基础的政治文化理论发展得很好”，[14]“政治文化路径今天已经成为解释政治行为的一个普适性的解释框架，是替代理性选择理论的一种主要理论。”[14]“真正重要的不是研究政治文化本身，而是如何研究和利用政治文化来进一步理解政治。”[15](P515)尽管“反经验方法的理论检验的问题显然还存在，为此目的而操作概念问题就是如此，但显然理论是第一位的”。[16]然而，这种观点在提出后就不断受到批评。
政治文化研究从经验上关注稳定的文化(价值、信念、态度等)导向的聚合方式及其演化，并且求证不同的文化对民主政治的稳定、效率和经济发展的影响。它聚焦于整个社会的功能特征，尤其是“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在面对连续不断的环境威胁的情况下，这个体制如何控制和维持自己的生存”？[17](P6～7,P165～173)但是，在概念论者看来，它没有具体阐明自己的研究基础，很难看出它是如何提出一种研究方案的，因此，一些学者指出它在任何意义上都没有成为一种理论构建。阿尔蒙德说他探寻的是从概念或理论到经验问题的转向预期，认为政治文化研究表达的“不是一种理论”，而是可以被用于构建理论的“一组变量”。他进一步指出“政治文化变量的解释力是一个经验的问题，是对假设和检验开放的”。[18](P26)然而，这个观点仍有很大问题，因为政治文化的研究者经常感叹缺乏经验证据，因而他们的研究主要并不是由经验数据所驱动的。因此，英格尔哈特在宣称阿尔蒙德和维巴“从文学印象领域到可检验的论题”方面都推动了政治文化研究的同时，承认在这以后的四分之一世纪中很少有人提出经验证据来支持政治文化研究的基本假设。[14]他承认已有的经验证据不足以在政治文化、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之间找出因果联系。[19](P174,P236)
政治文化研究的动力主要不是理论和数据，而是技术。尽管阿尔蒙德开列了一系列知识来源清单，包括自由政治思想、欧洲的社会理论、社会心理学、有关民族特性的心理文化研究等，但是他清楚，政治文化研究的特色或独立性是由它的方法所确立的。他把改进了的调查方法描述为“催化剂”，并把它们看成是对政治文化研究的“最重要的激励”。[18](P15,P22)无论是政治文化研究的支持者还是批评者都把这些方法作为主要对象来对它进行评估。然而，用方法论技术来驱动政治文化研究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令人困扰的概念问题。
政治文化研究信奉“心理的”或“主观的”文化概念，因而把政治文化界定为人们对政治的态度、信念、导向或价值的聚合与分布。早期政治文化研究的实践者曾希望建立一种“行为的”政治科学，提出由经验科学所驱动的政治文化是开放的和可观察的，仅仅是在文化人类学家所设定的文化概念这一点上是无法观察的。政治文化研究的优势是其心理的或主观的文化概念应用方便，容易对其进行调查，可以据此来界定政治文化。然而，正是由于这个概念使文化具有不可观察性，因而使人们认为要使政治文化研究具有生命力，就必须对政治与文化的关系进行经验性研究。[19](P15)而且，它使政治文化研究从对固有的概念问题的关注转向对由政治文化概念所产生的方法论或技术的困难的关注上来。
困难不仅仅是在方法论方面，在以并不严谨的调查方法为工具、把文化与政治的关系作为一个经验问题并对假设和检验开放时，政治文化研究自然就会产生令人望而却步的概念问题。政治文化研究依赖于一种含糊的功能主义的关于政治文化如何(在特定范围内导向的聚合与分布)维持或破坏政治结构或经济发展的解释。这一结果说明，由于存在着外部的和内部的概念问题，它对于文化与政治关系的研究难以切实可信。
从外部的概念问题来看，尽管政治文化研究的提倡者宣称他们的主观性文化概念是主流概念之一，然而，自1960年代初以来就有大量的文献对他们的心理的或主观的文化概念提出批评，甚至在格尔茨所支持的那些解释方法中也是如此。文化人类学理论坚持文化是由主观间共享的符号所构成的，它在仪式或其他的文化实践中展开，行动者在给社会和政治世界强加概念秩序的过程中赋予其意义。按照这个观点，文化并不是通过主观直接定位价值、态度或信念来起作用的，而是行动者用文化资源建立起特定的社会和政治互动的方式，在此基础上偏好的和特定的竞争方式决定着人们社会和政治活动的方式和范围。
政治文化研究避开了不应避开的概念发展，然而这不是全部，艾克斯坦还指出由此会产生一系列递增的概念困难。[16]第一，从这种分析的成效来看，把在一定人口中分布的导向作为政治文化而不是简单地作为民众的信念系统或更为普通地作为公众意见来处理，并不能摆脱概念困境。当我们了解了政治文化研究的方法论是如何为自己的定义辩护时，就会看到在构成文化的一定人口中的导向的总体分布是模糊而不确定的，也缺乏应用价值。[20]这并不是挑战英格尔哈特称之为“民众的信念系统”的跨国价值研究，而只是对把这种系统的变化作为文化变迁的证据提出质疑。
第二，政治文化研究的提倡者有意规避这个挑战，他们辩解说虽然文化是主观意图的表现，但它是相对持久和稳定的，它的构成因素具有普遍性。[14]这样，政治文化研究假定文化导向是潜在的并且每个人都拥有文化导向，“它是关于政治的基本的通常是未表述的设想和假定”。相比之下，公众意见和信念系统一般是更为特定的和容易变化的。这种解释很难令人完全信服，即使承认文化是基本的和原始的，人们仍然可以提出有力的证据来质疑通过调查回应是否可以准确地找到这种潜在的未表述的导向。[20]
第三，即使政治文化研究能够存在于基本政治共识的基础上，通过调查技术进行有说服力的政治文化构建，仍有问题需要解决。例如，由于社会学家专注于调查技术，因而导致他们更多地关注行为系统变化的结构原因，而忽略了用一种意图行动理论建立稳定的支点的任务，其结果是导致了他们是在没有微观基础的情况下去关注宏观层面。政治文化研究也有这个问题，从阿尔蒙德和维巴到英格尔哈特和普特南，政治文化研究只专注于对政治文化和政治结构或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宏观层面的解释。政治文化研究声称自己解释了政治行动和政治事件，因而具有重要的价值。他们指出：“在不同的社会种族间存在的持久的文化差异……对于这些种族的态度和行为有着重要的影响”，[21](P21)进而断言文化“潜在地提供着解释行为的某种因素”。[22]但是他们并没有进一步对这种行为与解释因素之间的联系提供明确而令人信服的理论解释。
内部的概念问题也没有解决。英格尔哈特说：“在社会中有助于塑造人的行为的一种基本的共有的价值系统，这是解释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23]这个观点引发了很大的争论，但参与争论的学者都聚焦于与此相关的各种方法论和经验问题，而忽视了基本的概念问题。“价值”是什么？它们是如何推动社会、政治和经济互动的？什么样的研究方法能够对价值和行动之间的关系进行最好的研究？尽管政治文化研究认为它自己是最好的研究方法，但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因为“很少有像价值这个概念那样在流行的、规范的解释中被随意摆布的”。[24]政治文化研究根据这样不稳定的概念来阐明自己的解释机制，显然缺乏说服力。
政治文化研究无论是否用价值或其他导向作为解释机制，都会由于它偏爱的方法论技术而难以做好这项工作。驱动政治文化研究的调查方法几乎没有提供它在解释中缺失的特定的因果机制。批评者不只是不同意它的调查研究方法，而且还指出它在调查出的态度和相关行为之间的关系的论证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即在特定情况下价值导向的集中或分散程度之间的差异，调查结果与政治行动之间的差异，削弱了它对文化与政治关系的解释。正是由于政治文化研究缺乏详细解释的机制，因此它难以成为一种行动理论。赋予政治文化研究以生命力的规范方法论工具对于解决这个问题也无能为力。
艾克斯坦试图通过阐明隐含在政治文化研究中的行动理论来修补这个缺陷。他描述了行为的一种“心理刺激回应模型”，其中包括文化导向、经由社会化的内化、经验与行为之间的调适等。[16]这一模型及其程序把行动或相互作用范式化了，但是艾克斯坦使用的语言具有误导性，他所说的行动者不是有意图的代理人，而是被内化和被行动的，这一点在他的“政治变迁的文化主义理论”中阐述得非常清楚。[16]在他那里，有意图的行动者消失了，他们被融化在文化系统的功能之中。艾克斯坦认为文化至少可以在非正常的环境中发生变化，这种变化的最佳方式是“范式保存”的变化。这样，在制度层面上，在社会变迁的“功能失调”的影响中，政治现代化在一定意义上或文化层面就是文化的弹性发展。没有有意图的代理人，“行动”只是发生在制度层面上。这样，政治文化研究不是把它的文化或文化变迁的概念建立在一种由可信的解释机制支撑的行动理论的基础上，而是求助于一种本身值得怀疑的功能主义，结果是它很难阐明政治文化与政治安排或经济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
政治文化研究的支持者和批评者都没有阐明政治文化研究的基本解释架构的功能主义特性。批评者质疑政治文化研究设置的政治文化与政治结构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像个人之间具有高度的信任这样的公民取向是民主安排的结果，而不是民主的前提条件。[25]在回应这种挑战时，政治文化研究的支持者对因果关系的解释是模棱两可的，这实际是一个概念性问题，他们从来没有提出一个有说服力的功能性的解释来直截了当地解答这个难题，而这是无法回避的问题。为了阐明这种因果关系或相关的解释机制，斯廷奇克姆提出了一种似乎具有明晰计算逻辑的生物进化主义的功能解释，[26](P80～101)对此，英格尔哈特说，当提出一个令人信服的文化范式的变化不仅仅产生了“变种”、而且产生了优越的文化范式时，这就是文化范式的“自然选择”。[19](P15，P66)
然而，借助于类似于生物学的进化功能主义的因果关系计算，就能回答这个问题吗？这里的关键在于，社会科学是否足以像生物科学那样支撑进化功能主义的计算？进而，政治文化研究要阐释这种进化机制是如何把文化与政治联系在一起的。[27](P71～88)实际上，在目前社会科学所能达到的“进化”水平上“操控社会科学研究的某些路径好于其他路径”，[19](P105)至多是为争论而不是结论制造根据。
政治文化研究在进行广泛而精心的跨国调查以及分析调查数据方面是熟练的，但依赖于这种调查技术并没有解决概念问题，它还是只有一种并不严谨地利用解释机制的政治文化概念。当我们验证政治文化研究的阐释时，这些问题就突显出来了；而且，这些概念问题大大地阻碍了政治文化研究从现存的调查数据中收集到可能在经验上取得成功的证据，无论这些数据多么精准都改变不了这一结果，因为它解决的不是概念问题。
政治文化研究没有提供因果关系的、功能的或其他令人信服的解释，也没有详细阐明它是如何激励个体行动和在聚合人们的政治或经济行为时是如何保持连续性或发生变化的；当它声称这个或那个文化范式是与变化的政治和经济范式紧密联系的时候，它并没有真正地构建起这种联系性。由此看来，政治文化研究面临着一个重要而无法回避的任务，即它必须真正清晰地说明文化与政治相联系的功能机制。它总是声称已经有了更多更好的经验数据，然而我们所看到的是，它对政治和经济现象的解释以及它构建经验性进步的过程和结果仍然是模糊不清的。
四、社会资本概念的引入及其局限性
社会资本这一概念是为了弥补政治文化概念解释政治行动的不足而被引入政治学的。科尔曼(James Coleman)指出，社会资本既不是固定在个人身上，也不是固定在物质生产工具之中，而是存在于人们之间的关系结构之中的。[28](P302)他指出，既然行动者对处于他人控制之下的事件有兴趣，那么他们就会参与到交易和控制力的转化中来，这就导致了持久的社会关系的形成。它会导致权威关系、信任关系和双方认可的规范的权利分配关系的建立。对行动者而言，社会资本在关系网络中得以实现，它也是网络的构成因素。通过一定的关系网络，人们可以因自身的需要而激活相应的关系资源。[29](P242～243)由此看来，社会资本是可以被创造、维持和破坏的。
普特南在解释文化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方面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英格尔哈特认为：“普特南的工作有一个重大的贡献，就是找出了经济与文化因素之间的因果联系……”[19](P188～189,P225)普特南的工作确实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并非像英格尔哈特所言，他并未对自己提出的“公民社会的规范和网络可以通过什么机制来对经济繁荣作出贡献”[30](P159)这一问题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
普特南的研究与早期政治文化研究所关注的问题没有重要的差别，他关注的仍是从阿尔蒙德和维巴到英格尔哈特都关注的那类案例，是在《公民文化》中被直接引用的案例。[30](P14,P22,P146，P237)他的研究表现在：第一，由于他依据历史数据，因而他部分地避开了早期政治文化研究的狭隘方法的定位。但这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他仍然使用早期研究所使用的调查方法，认可他们的推论，同时具体化文化概念。第二，普特南继续关注早先的政治文化研究，其目的在于辨明稳定而有效的民主制度的文化前提，尤其是“社会信任”的水平。像英格尔哈特一样，普特南还把社会信任看成是经济发展的文化前提。第三，他也把文化范式看作是有遗传的和具有惯性特质的，并认为行动者没有自己的意图，而是按照文化所规定的行为方式“消极”行动的。文化传统只能在应对外部因素的过程中逐渐地发生变化。第四，当普特南辨识公民传统与制度表现之间的关联性时，转而求助于能够润滑社会合作并因此而推动政治和经济发展的“社会资本”的概念。普特南最终提供了一种功能解释路径：它论证了在某些环境中以规范的互动形式继承的社会资本的因素，或公民约定网络是如何演化并提升社会信任的水平，从而通过加强好政府的建设来减少交易成本和促进社会合作的。[30](P167～181)但根本问题是，他并没有能够令人信服地阐明其间存在着一种基本的因果机制。
普特南看到了政治文化研究面临的概念困境，因而将寻求概念资源的努力转向其他学科，在“社会资本”的概念中他似乎找到了分析文化与政治关系的那种能说服人的机制。他首先阐述了意大利南方和北方之间政治文化的差异性，然后阐述了这两种不同文化对当地政府绩效的影响，最后在政治文化与政府绩效之间建立起关联性，从而断言：“在一个区域内政府的表现以某种方式非常密切地与公民的社会和政治生活特性相联系。”[30](P99)这个“某种方式”就是在一定区域中公民影响政府的方式。这就是说，他企图阐明“一定区域中的公民具有怎样的文化及影响政府的方式”和“公民约定网络和规范是如何影响政府的”[30](P115)这两个关键性的问题。那么，他阐明了吗？
普特南对政治文化内涵和差异的研究是通过回溯12世纪以来意大利不同地区之间的政治文化，揭示出尽管在表面上它们发生了“巨大的经济、社会、政治和人口统计的变化”，但实际上历史上所确立的“公民约定模式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它们像一个“强有力的磁场”在不同地方以间接的和不同的方式影响着政治和经济发展。[30](P162)进而，他对规范和公民约定网络是如何影响政府和经济表现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在这一点上他主要是应用经验的研究方法，因而像其他学者一样，产生了深刻而持续的概念困境。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普特南在规范和网络与政治和经济的关系这个结合点上引入了社会资本的概念。但是，我们注意到，他也正是在这个结合点上降低了他的解释标准，他不再是要辨明解释的“机制”，不再是“建立精细的联系”或回答“线性的因果联系”，而是转向“我们不仅仅要根据因果关系及其效果来进行思考，还必须根据社会均衡来进行思考”。[30](P116,P148,P181)
普特南把意大利南方和北方地区政府绩效之间的差异归因于北方社会关系中的“公民均衡”与南方的“霍布斯均衡”之间的差异，而这些均衡是“道德的”或“非道德的”因素的结果，或者说它们具有不同的文化特性。[30](P162,P177)具体来说，他把政府绩效的差异归因于公民参与以及人们之间信任水平的差异。他指出：“至少在过去10个世纪里，北方和南方对于困扰所有社会的集体行动的困境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方法。如果说在南方人们主要依靠垂直性的结构来解决问题，那么北方的互惠规范和公民参与网络已经深深嵌入于社会之中，例如在行会、互助会、合作社、工会乃至足球俱乐部和识字会中。这些横向的公民联系所支撑的经济和制度绩效水平，总体上大大高于社会和政治关系始终是垂直建构的南方。互惠规范和公民参与网络能够促进社会信任，它们都是具有生产性的社会资本，正是这样的社会资本使得遵守规范的公民共同体能够解决它们的集体行动问题，进而更好地促进经济繁荣和民主治理。他还认为，社会信任、互惠规范以及公民参与网络是相互加强的，它们对于形成自愿合作和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都是必不可少的。其中社会信任是社会资本的最关键因素；普遍互惠有效地限制了机会主义的行为，提高了互惠者之间的信任水平。稠密的社会交换网络将增加游戏理论中所说的关系的联系，从而也将增强社会信任水平。”[31](P259)概括来说，普特南是这样理解社会资本互动的基本方式的：公民间富有活力的水平网络“促进”了规范的互动与互惠，这些规范转而“鼓励”更高水平的社会信任，这种信任又转而“润滑”各种形式的社会合作，作为它的一种副产品则产生了“好的”政府。[30](P167177)所有这一切都是不断自我强化的。当然，向相反的方向发展也是如此。这一过程构成了道德或非道德变化的循环，以维持这两种社会均衡，这是所有社会都存在的倾向。[30](P177,P181)
普特南的这一理论得到了某些经验和数据上的验证，使研究成果更为可信，从而推进了政治文化研究。但是这只是程度上的进步，距离去除论证的含糊性和建立明确的因果机制或确切的解释机制还很遥远。或者说他没有详细阐明自己所使用的社会资本这一概念的构成，因而还不能说他解决了这个概念问题。[32]批评者一针见血地指出他没有具体说明社会资本为什么和以什么机制或方式导致好的经济和政治表现的产生。换言之，他还是没有详细说明他自己提出的社会规范和网络是如何影响政府和经济表现的这一问题。
詹姆斯(James Johnson)认为有两种处理这一问题的方式：一是阐明社会资本的概念本身具有解释力；二是可以退却，承认社会资本是一种修辞的而不是一种解释的概念。[33]由于这两种选择的每一种都要面对无法避免的概念困难，因而都不能提供解决这个问题的有效方法。
普特南把社会资本打造成一个解释性概念并且阐明它的特殊解释力的努力并不成功，他只构建了一种模糊的社会资本概念，而且还突显了这种模糊性的功能主义特性。人们发现，当把在经济学中产生的资本概念扩展到由人所组成的社会中并把它看成是社会资本时，就会逐渐地剥去这个概念的原本特点，[34]因而普特南所使用的社会资本概念没有包含经济资本的中心含义。普特南详细描述了作为一种公共物品的社会资本，认为它是一种无意图的社会互动的副产品，其使用价值是增值的而不是贬值的。[30](P169)这不仅仅是提出一个新的定义的问题，而是他所构思的社会资本的概念和方式继续了对他提出的政治文化如何与政治和经济制度互动的功能主义概念的依赖。像政治文化研究的前辈一样，普特南从没有明确地解决功能主义解释所需要解决的问题。然而，如果他要使社会资本概念成为政治文化研究中的一个关键性的解释概念，他就必须做到这一点。
另一种处理问题的方式或研究路径是，承认社会资本本身不是一种解释概念。科尔曼指出：“社会资本的概念揭示权利、权威、信任和准则这些概念的过程基本上是相同的……这个概念把其中的一些过程组合在一起，抹杀了某些社会关系之间的差异，而在面对不同的问题或任务时这些社会关系之间的差异本来是不能忽视的。这个概念的价值主要在于它辨明了按照功能划分的社会结构。”[35](P304)这个评论提示我们，普特南有时是把社会资本看成是一个标识或一种机制，这种机制使它具有某种解释功能，但它主要不是进行解释而是进行一种规劝性的修辞。这样确定社会资本的概念可以使我们在一定程度上辨明社会结构的功能划分，阐明社会资本的成分，包括互惠的规范、社会信任和社会网络是如何促进合作和提高政府绩效，但是这远远没有阐明这个概念本身。
普特南试图详细阐述因果关系，并且相信社会资本的成分鼓励集体合作，因为“它们减少了对过失的刺激、减少了不确定性，提供了未来的合作模式”。[30](P177)但他没有使用任何社会资本的基本因素来进行阐释。与此不同的是，在理性选择理论中已经有了以集体策略互惠为基础所产生的关于合作、关于互动中产生均衡规则、关于解释社会合作和作为策略互动后果的类似于社会资本因素的社会信任的具有相当说服力的解释。到目前为止，人们还不可能找到十分明确或具有完全说服力的解释。如果普特南希望详细阐述这种因果关系的脉络，那么他就要阐明这种缺乏理性选择解释的社会资本的因素是如何进行解释的，以及它是如何影响政府运作的。
普特南无法做到既避免功能主义的诱惑，又能超越理性选择理论对其社会资本概念的挑战，因而他实际上未能修补这个给政治文化研究带来困扰的概念困难。他的经验研究对这个问题的解释仍然具有模糊性。他关于政治文化如何运作和推动个人行动以及如何维持或改变聚合的政治或经济行为的解释虽然至少部分地可信，但缺乏机制上的说服力。由此看来，由于概念上的困难，政治文化研究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其各种因果解释还是缺失的。
五、结论
文化与政治有着普遍而重要的关联性，这一点毋庸置疑，问题是如何以令人信服的方式阐明这种关联性。有人认为，政治文化研究用经验方法成功地阐明了这种关联性；但另一些人看来，它长期无法解决的概念问题使它几乎不可能提出令人信服的经验性论断。无论是从英格尔哈特所进行的大范围的量化研究，还是从普特南所进行的更为专门化的案例研究来看，政治文化研究的资料及其证据都没有解决概念问题。克服概念上的困难像增加经验支持一样，都可以使研究取得进展，但两者不能相互替代。从政治文化研究来看，如果解决了重要的概念问题，那么从一种完全由经验支持的理论转变为一种较少经验支持的理论，可能是一种进展。[5](P80)所以，如果政治文化研究能够把构建良好的概念作为经验研究的支撑，并有相关的令人信服的解释，它就会有更大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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