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德治思想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德治论文,中国传统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传统德治思想作为中国古代社会基本的治国方略，是以儒家为主，通过吸收各家思想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不仅有深厚的思想渊源，而且也形成了比较完善的思想体系。
中国传统德治思想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古代的尧舜之治。据《尚书·尧典》记载：“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意思是说，尧昭明其德治，不仅使九族内和谐，也使其余百姓、乃至所有氏族实现和谐。又据《尚书·皋陶谟》所载，舜与大臣皋陶论政，皋陶讲道：“允迪厥德”、“行有九德”，又讲“九德”为“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关于“九德”，曾运乾《尚书正读》引金履祥论“九德”：“九德凡十八字，而为九德者，上九字其资质，下九字则进修。”（注：参见金景芳、吕绍纲：《〈尚书·虞夏书〉新解》，第197页，辽宁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尚书·皋陶谟》是研究舜之德治的重要史料，孔子认为“《皋陶谟》可以观治”。舜诚恳地实行德治，并提出九德作为人格德行的品质以及选贤的标准。尧舜之治是中国古代较早的德治，孟子认为：“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注：《孟子·离娄上》。）。荀子也认为：“尧舜者，至天下之善教化者也，南面而听天下，生民之属莫不振动从服以德顺之。”（注：《荀子·正论》。）在商周春秋时期，关于德治的思想资料也是比较丰富的，据《尚书·盘庚上》记载：“施实德于民”，盘庚是商代君主成汤的第十世孙，在迁都时告谕臣民，主张对民实施真正的德治。“我时其惟殷先哲王德”，（注：《尚书·康诰》。）这是周公对康叔的告诫之辞，意谓我向往殷先世圣明君主的德治。“顾乃德，远乃猷裕”，（注：《尚书·康诰》。）周公告诫，回顾所行德治，治国之道远大。“经德秉哲”（注：《尚书·酒诰》。）周公告诫，应秉持恭敬之心推行德治。“罔不惟德之勤”（注：《尚书·吕刑》。）周穆王告诫，要勤勉于德治。据《左传》所载：“既无德政，又无威刑，是以及邪”（注：《左传·隐公十一》。），“德，国家之基也”（注：《左传·襄公二四》。），“甚德而度，德不失民”（注：《左传·襄公三十一》。），“德以治民”（注：《左传·僖公三三》。），从这里可以看出，在春秋时期，德治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并作为重要的思想引起广泛的重视。从尧舜之治到商周春秋时期，这种注重德治的社会风尚，成为中国传统德治思想形成的思想渊源。步入秦汉时期，随着中国封建制的确立，在总结秦亡的历史教训中，人们逐步认识到儒家所主张的德治是历史的选择，儒家德治以尧舜之治为底蕴，继承传统的“有德惟刑”（注：《尚书·吕刑》。）、“德立刑行”（注：《左传·宣公十二》。）的思想，兼采法家的法治主张，援引道家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思想，吸取墨家兼爱尚同的主张，形成了一整套比较完备的德治里想，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基本的治国方略。
中国传统德治思想作为完善的思想体系，既有哲学基础，又有伦理准则，既突出了关键环节，又阐发了核心内容，在最终目标上又有了高尚的理想追求，从而形成了底蕴雄厚的文化构建。
一、中国传统德治思想的哲学基础是天人合一
中国传统德治思想作为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是有着坚实的理论基础的，有一个从哲学的高度立论的理论基石，这就是中国传统的天人之辨，它的表现形式有殷周天命观、自然天道观、理学天理观，天论天命观，还是天道观，以及天理观，都不是孤立地讲天命、天道、天理，而是与人命、人道、人理相联系的，人命是指人世间的命运，人道是指人事之道，人理是指人伦之理。讲天命、天道、天理为人世间的人命、人道、人理寻求哲学上的理论根据，从而为人道服从天道、人命服从天命、人理服从天理进行论证，这就是司马迁所谓“究天人之际”，即从哲学的高度探究天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研究天人合一的道理。
天命观源于殷周之际，据《尚书》记载：“有夏多罪，天命殛之”（注：《尚书·汤誓》。），“惟助王宅天命”（注：《尚书·康诰》。），后世的一些思想家继承了殷周天命观，宣扬天命是上帝的意志和命令，是人世间的最高主宰，认为人世间的君主奉天之命，代天理政，君权天授。
儒家奠基人孔子在世界本源问题上修正了殷周天命观，但仍然宣扬天命作为人世间最高的主宰，他说：“五十而知天命”（注：《论语·为政》。），“畏天命”（注：《论语·季氏》。）。孔子认为，天命是上帝的意志和命令，它主宰着世界万物的生灭变化和四时运行，也主宰着人世间的得失，承认天命并对天命报着敬畏的态度，孔子的天命观注重修己而体认天命。
汉代董仲舒继承殷周天命观，他说：“天以天下予尧舜，尧舜受命于天而王天下。”（注：《春秋繁露·尧舜汤武》。）“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注：《春秋繁露·为人者天》。）“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注：《举贤良对策一》。）“天之任德不任刑。”（注：《举贤良对策一》。）董仲舒认为，天是最高的主宰，人世间的成败得失是天命使然，天子受命于天，禀承天意以治理天下，天任德不任刑罚，君主应当行仁政。董仲舒以天命观论证封建王权的合理性。
总之，殷周天命观认为天命是上帝的意志和命令，君主代天理政，效法天命而行政事，这一切都是出于天命使然，这样，人世间的王权以非人间的神秘力量为主宰，是向世人昭示王权源于天命，这是一种原始形态的天人之辨。
天道观是春秋时期比较流行的思想，“天道盈而不溢”，“天道皇皇，日月以为常”。（注：《国语·越语下》。）据《左传》记载：“礼以顺天，人之道也。”（注：《左传·文公十五》。）“忠信笃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注：《左传·襄公二十二》。）“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注：《左传·昭公十八》。），在春秋时期，天道多指天象变化，并含有推算人的吉凶祸福的迷信成分。后来的自然天道观，其含义既有神秘的必然性，又有客观规律和法则，在不同的思想家中，其含义也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他们都认为天道与人道相联系。
《周易》阐发了天道与人道的统一：“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注：《周易·说卦》。）“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注：《周易·恒·彖》。）
张载的天道观主张天人合一，他说：“大抵天道不可得而见，惟占之于民”（注：《经学理窟·诗书》。），“天人合一”。（注：《正蒙·乾称篇》。）张载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天即自然，从民情可体察天道，他强调人心可畏，民情之重，主张天与人合而为一，其目的是强调人道与天道的一致。
王夫之的天道观主张天人合一，他说：“天下之势，一离一合，一治一乱而已。……一合而一离，一治而一乱，于此可以知天道焉，于此可以知人治焉。”（注：《读通鉴论》卷十七。）“人生于天地之际，资地以成形而得天以为性，性丽于形而仁、义、礼、智著焉，斯尽人道之所必察也。”（注：《张子正蒙注》卷一《叁两篇》。）王夫之认为，天与人合而为一，人道不违天道，政事上的成败得失必须遵循自然规则，人生于天地之间，人性源于天性，人道源于天道，天道即自然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人们认识自然规律，遵循这种自然规律而处理政事。
自然天道观从抽象思维的层次上论证了世界万物的本源和规律，尽管在个别思想家那里杂有神秘成分，但从总体上讲，在理论上比殷周天命观更加精深了，这是一次理论上的飞跃，它摆脱了殷周天命观的原始形态，走上了理性思维的道路。中国古代的天道观，不是孤立地讲天道，而是与人道联系在一起的，讲天道是为了论证人道的合理性，以天道为人道立定准则。
宋明理学家提出了一整套理学思想体系，将天道理学化，把天道赋予理的含义，从而使天道观转换为天理观，这是一种更为抽象的理学思维。天理观是宋明理学家提出的哲学思想。二程、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理学家所讲的天理，是天道的理学表现形式，在理学体系下指的是一种神秘的宇宙本体，通过对天理的论证，把自然与社会的秩序永恒化，天理是自然与社会的最高准则，并把天理与人伦之理相联系，天理成为封建社会永恒不变的最高准则。
二程的天理观讲到：“为君尽君道，为臣尽臣道，过此则无理”，“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圣人循天理而欲万物同之。”（注：《遗书》卷第五。）二程认为，作为自然与社会最高准则的天理是自己的发明创造，认为封建社会的伦理纲常是天理的体现，天与人是合一的，圣人遵循天理治理天下，也就是“圣人奉天理物之道”（注：《文集》卷一。）。
朱熹的天理观讲道：“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注：《朱文公文集·读大纪》。）“盖三纲五常，天理民彝之大节而治道之本根也。”（注：《朱子大全·延和奏札》。）朱熹认为，天理是宇宙间最高主宰，也是万物的最高原则，三纲五常都是天理的体现，治理天下国家也必须遵循天理的准则。
陆九渊的天理观是在心学体系下展开论述的，他主张心即理，他说：“今圣天子重明于上，代天理物，承天从事……凡尔庶民，知有君臣，知有上下，知有中国夷狄，知有善恶，知有是非，父知慈，子知孝，兄知友，弟知恭，夫义妇顺，朋友有信，即惟皇上帝所降之衷，今圣天子所锡之福也。”（注：《荆门军上元设厅皇极讲义》。）陆九渊认为，宇宙是我的心，我的心就是宇宙，心与理合而为一，圣人天子代天治理天下，承天理处理政事，施行封建伦理纲常，使民心求得自身心理上的满足，他主张从心中发明天理，即“以此心敷于教化政事，以发明尔庶民天降之衷”。（注：《荆门军上元设厅皇极讲义》。）
王阳明的天理观主张心即理，致良知，他讲道：“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个孝之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个忠之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个信与仁的理，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注：《传习录》上。）王阳明认为，天理具有一心，不用外求，心里具有封建伦理纲常，只有致心中的良知，就可发见天理，王阳明讲天理具于吾心，旨在启发自我的能动作用，最后落实到修心、成圣、治国平天下，王阳明的天理观正是为其“达吾一体之仁”、“家齐国治天下平”（注：《大学问》。）进行哲学论证的。
宋明理学家吸收道家，援引佛学，建立了理学思想体系，天理观作为理学思想体系下的宇宙本体学说，理性思维程度更高了，把宇宙间最高本体的天理与人伦之理紧密结合起来，进行更为精致的论证，达到了中国古代理论思维的最高水平。
总之，中国传统德治思想是以天人合一作为哲学基础的，也就是从哲学的高度“究天人之际”，从原始形态的殷周天命观到自然天道观，再到理学天理观，是理论思维不断深入的标志，旨在论证天与人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无论是人命源于天命，还是人道遵循天道，以及人理服从天理，都是从哲学的高度认识宇宙，从而为人世间立定准则，其最终目的是为德治进行哲学论证。
二、中国传统德治思想的伦理准则是义利统一
中国传统德治思想既然是讲以德治国，那么，就非常注重德治的伦理准则，这个伦理准则就是义利统一。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物质不富足的古代社会，治国的第一要义是如何处理物质利益的问题，物质利益是社会生活的基础，也是人的生活第一需要，是一个时时需要面对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得好与坏，直接关系到治国应遵循什么样的伦理准则问题。正如荀子所讲：“富有天下，是人情之所同欲也，然则从人之欲，则势不能容，物不能赡也。故先王案为之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然后使谷禄多少厚薄之称，是夫群居合一之道也。”（注：《荀子·荣辱》。）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义利之辨，就是讲的如何处理义与利的关系，有的思想家主张重义轻利，以义为先，以义导利，有的思想家主张义利双行，基本思想倾向是义利统一。
在中国古代，义利之辨源远流长，内容丰富，思想深刻，它源于商周时期，春秋时期已成为普遍探讨的问题，在后来的长期封建社会中，一直成为历代思想家关注的问题。据《尚书》记载：“八政：一曰食，二曰货……”（注：《尚书·洪范》。），据《国语》记载：“义以生利，利以丰民”（注：《国语·晋语一》。）。据《左传》记载：“德、义，利之本也。”（注：《左传·僖公二十七》。）“正德，利用，厚生，谓之三事。义而行之，谓之德、礼。”（注：《左传·文公七》。）“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注：《左传·成公二》。）在商周春秋时期，已经涉及到关于义利关系的探讨，这些记载成为后来义利之辨可继承的思想资料。义利之辨是关于道义与利益之间关系的思想和观点，义，亦即道义，指思想行为符合道德准则，利，亦即功利，事功，功用，指人们生活的条件、要求等物质利益。
孔子较早地论及义利关系问题，他的义利观讲道：“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注：《论语·颜渊》。）“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注：《论语·尧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注：《论语·述而》。）“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注：《论语·里仁》。）“见利思义”，“义然后取。”（注：《论语·宪问》。）孔子重视民的衣食等物质利益，但他认为君子懂得的是义，小人一味地追求利，把重义或重利作为区别君子小人的分野，他主张见利思义，以义的原则而取利，反对“不义而富且贵”。孔子的义利观主张见利而不忘义，先义后利，反对一味地追求利而不顾义。
孟子系统阐发孔子的义利观，他讲道：“食色，性也。”（注：《孟子·告子上》。）“富，人之所欲。”（注：《孟子·万章上》。）“君臣、父子、兄弟终去仁义，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注：《孟子·告子下》。）“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注：《孟子·告子上》。）孟子认为，饮食男女是人的本性，是正当的利益要求，富贵也是人的欲望。主张先义后利，把义放在首位，在生之利与死之义不能兼得的情况下，应该舍生取义，把死之义看得比生之利更为重要，在义利关系上，主张先义后利，义以导利，义重于利。
荀子的义利观讲道：“计利而富民”，“利足以生民”。（注：《荀子·富国》。）“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故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注：《荀子·大略》。）“挈国以呼功利，不务张其义，齐其信，唯利之求……则臣下百姓莫不以诈心待其上矣”。（注：《荀子·王霸》。）“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注：《荀子·荣辱》。）荀子认为，义与利二者是人所兼有的，像尧舜那样的仁圣也不能去掉民的利欲，但能使民欲利而不违背义，义胜利为治世，利胜义为乱世，承认欲望是人的本性，考虑到民的欲望的合理性，但对民的欲望应有节制，在物质基础不雄厚的条件下，要制礼仪以分之，以义导利，先义而后利。
董仲舒处于儒术独尊的汉代，他主张“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注：《汉书·董仲舒传》。），董仲舒承认民的利欲的存在，但他主张应以教化来节制民众的利欲之心，他提出“正其谊（义）”、“明其道”，不谋私利，不计近功。他又对义利作了进一步明确的定位，他说：“天之生人也，使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义者心之养也，利者体之养也。”（注：《春秋繁露·身之养重于义》。）董仲舒把利看成是养体的必备条件，所以他主张兴利，他讲道：“圣人之为天下兴利”，“兴利除害”。（注：《春秋繁露·考功名》。）董仲舒的义利观，其总体思想倾向是主张义利统一的。
二程的义利观讲道：“凡顺理无害处便是利，君主未尝不欲利。仁义未尝不利。”（注：《遗书》卷十九。）“人无利，直是生不得，安得无利？”（注：《遗书》卷十八。）“圣人于利，不能全不较论，但不至妨义耳。”（注：《外书》卷七。）“大凡出义则入利，出利则入义。天下之事，惟义利而已。”（注：《遗书》卷第十一。）二程认为，利是人生的正当要求，没有利，人不能生存，利不能妨义，义与利的关系要处理好，只讲仁义不讲利不行，讲利而违反义更不行。
朱熹的义利观讲道：“义者，宜也，君子见得这事合当如此，却那事合当如彼，但裁处在其宜而为之，则无不利之有，君子只理会义。”（注：《朱子语类》卷第二十七。）“窃闻之古贤言治，必以仁义为先，而不以功利为急。”（注：《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五《送张仲隆序》。）朱熹的义利观，在治国方面，主张先行仁义，不急于追求功利。
中国古代的义利之辨都是与治国相联系的，是从德治的伦理准则角度进行论证的。其基本思想倾向是义利统一，有的思想家重义轻利，有的思想家主张义利双行，以义导利，先义后利，但基本思想倾向是认为义利统一，二者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不能离义而言利，也不能离利而讲义，他们基本上都承认人的欲望、物质利益的合理地位，在以农为主的国情中，在物质水平低下的时代，应以道义引导民众的利欲之心。义利统一思想作为确立道义与利益关系的原则，它引导人们在物质利益面前，以道义为重，使治国有一个可以遵循的伦理准则，抓住了这个问题，也就抓住了治国的根本问题，难怪义利之辨在中国古代从无间断，义利统一思想是很有价值的思想，实为治国的伦理准则。
三、中国传统德治思想的关键环节是贤者治国
中国传统德治思想很注重治国者的素质，治国者的素质成为德治的关键环节，关系到治国的兴衰成败，这个关键环节可以概括为贤者治国。所谓贤者，司马光讲：“德行高人谓之贤”（注：《进修心治国之要札子》。），朱熹讲：“贤，有德者”。（注：《论语集注》卷七《子路第十三》。）中国传统德治思想注重君、臣的自身修养，提倡为君者要有君道，为臣者要有臣道，对官吏的选拔、任用和处罚应遵循一定的准则，从而形成吏治之道和用人之道，中心思想是讲贤者治国，任贤选能，让贤者在位能者在职，认为这是德治的关键环节。
孔子关于贤者治国是关键讲道：“其身正，不令而行”，“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举贤才”（注：《论语·子路》。），“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注：《论语·为政》。）孔子认为，作为君主，修身至关重要，修己而身正，才能正人，安百姓。孔子主张任用贤才，认为任用正直的人，民众才能信服，反之，任用不贤者，则民不服，孔子的任贤思想得到后世思想家继承和发展。
孟子认为贤者治国在德治中处于关键地位，他讲道：“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则国定矣。”“天子不仁，不保四海”，“其身正而天下归之。”（注：《孟子·离娄上》。）“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注：《孟子·尽心下》。）“辅世长民莫如德”，“尊贤使能，俊杰在位”，“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注：《孟子·公孙丑上》。）“不信仁贤，则国空虚”。（注：《孟子·尽心下》。）孟子认为，做为君主，要身正、行仁义，这样才能四海归顺，天下太平。孟子继承了孔子“举贤才”的思想，明确提出了尊贤使能的思想，主张任用官吏要尊尚贤者，使用能者，让他们在位在职，他认为这是治国的关键，不这样做，国家就会空虚。
荀子也认为贤者治国是关键，他讲道：“尚贤使能”，“无能不官”。“贤能不待次而举，罢不能不待须而废。”（注：《荀子·王制》。）荀子着重阐发了任贤思想，他认为，应尊尚贤者，使用能人，尚贤使能是治国的关键。
汉代贾谊提出了“君明、吏贤、民治”的思想，他说：“故民之治乱在于吏，国之安危在于政。故是以明君之于政也慎之，于吏也选之，然后国兴也。故君能为善，则吏必能为善矣；吏能为善，则民必能为善矣……故君明而吏贤，吏贤而民治矣。”（注：《新书·大政下》。）贾谊认为，作为君主要做到“明”，指君主要按“仁、义、礼、信、公、法”行事，才能慎于政事，选吏要任贤，吏以爱民为忠，这样，君明、吏贤，才能治民，认为这是德治的关键。
唐代李世民很注重贤者治国，他说：“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朕每思伤其身者不在外物，皆由嗜欲以成其祸。若耽嗜滋味，玩悦声色，所欲既多，所损亦大，既妨政事，又扰生民。”（注：《贞观政要·君道》。）“致安之本，惟在得人。”（注：《贞观政要·择官》。）“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注：《贞观政要·崇儒学》。）李世民很注重君主修身，他认为，作为天子，无道有道至关重要，这是关系到能否得到民众拥戴的问题，必须加强修身，做到身正，不因嗜欲而妨政事，扰生民。李世民认为，为政关键是任用贤才，不用贤才，国家难治理，任用贤才，才能使国家长治久安。
司马光也认为贤者治国是关键，他说：“为政之要，在于用人。”（注：《上皇太后疏》。）“致政之道无他，在三而已，一曰任官……”（注：《言御臣上殿札子》。）司马光认为，治国关键的问题就是用人，他主张任用德行高尚的贤才。
二程也强调贤者治国是关键，二程讲道：“天下之治乱系于人君仁不仁耳。”（注：《外书》卷六。）“人君欲附天下，当显明其道，诚意以待物，恕己以及人，发政施仁，使四海蒙其惠泽可也。”（注：《粹言》卷二。）“帝王之道也，以择任贤俊为本，得人而后与之同治天下。”（注：《经说》卷二。）“所谓求贤者，夫古之圣王所以能致天下之治，无它术也。……贤者在位，能者在职而己。”（注：《文集》卷五。）二程认为天下治乱，关键是君主要发政施仁，使人心悦服，君主必须任贤选能，把择任贤俊作为根本大事来办，认为德治的关键就是使贤者在位、能者在职。
朱熹也强调贤者治国是关键，他说：“天下事有大根本，有小根本，正君心是大本。”（注：《朱子语类》卷一百八。）“贤，有德者，才，有能者。举而用之，则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修矣。”（注：《论语集注》卷七《子路第十三》。）“贤者，有德者，使之在位，则是以正君而善俗。能，有才者，使之在职，则足以修政而立事。”（注：《孟子集注》卷三《公孙丑章句上》。）朱熹主张君主修身正心，认为这是最根本的大事，并主张举用贤才，应任用有德有能者，使之在位在职，这样，更加有利于治国安邦。
以上仅列举中国古代有代表性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关于贤者治国是关键的思想主张，从中可以看出，为了治国安邦的需要，大都提倡加强君臣自身修养，倡导任贤选能，让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历史的经验表明，如果违背了贤者治国的原则，君主荒淫无度，奸臣当道，就谈不上真正的德治，贤者治国是德治的关键环节。
四、中国传统德治思想的核心内容是民本文化
中国传统德治思想有一个核心内容，就是治国应以民为本，德治的核心就是理顺民心，从而形成了中国古代内容丰富的民本文化。民本文化是指以民为本所构建的文化体系，中心思想是讲，国以民为本，君以安民为务，治国应以爱民、重民、宽民、足民、富民为基本方略，这种在中国古代占有重要地位的民本文化，是德治的核心内容。
中国传统德治思想注重民心问题，认为民心向背关系到社稷的安危，关系到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把调整与民众的关系作为治国的核心，民本文化主张治国以民为本，历代思想家都致力于阐发这一宗旨。
以民为本思想源于商周之际，据《尚书·盘庚》记载：“重我民”，“罔不唯民之承”，“施实德于民”；西周政治家周公鉴于商灭亡的历史教训，提出“保民”的思想，他说：“用康保民”，“治民祗惧，不敢荒宁”，“怀保小民”（注：《尚书·无逸》。）从这些思想资料来看，在商周之际，已经出现以民为本思想的萌芽。进入春秋时期，随着社会动荡，统治者认识到，依靠神的力量已经不能维护自己的统治，对民众的力量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很多典籍都记载了这方面的史料，例如：“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于神”（注：《左传·恒公六》。），“民和而后神降之福”（注：《国语·鲁语上》。），“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注：《左传·恒公六》。）“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注：《左传·庄公三二》。）“夫君国者，将民之与处，民实瘠矣，君安得肥？”（注：《国语·楚语上》。）“视民如子，辛苦同之”（注：《左传·昭公三十》。），“苟利于民，孤之利也”（注：《左传·文公十三》。）“以言德于民，于歆而德之，则归心焉。上得心，以殖义方，是以作无不济，求无不获，然则能乐。”（注：《国语·周语下》。）春秋时期是奴隶制日益瓦解的社会变革时期，民众在治国中的重要地位日益显示出来，以民为本引起了高度重视。
孔子提出以民为本思想，据《论语》记载：“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注：《论语·子路》。）“所重：民、食、丧、祭。”（注：《论语·尧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注：《论语·学而》。）孔子认为，治理国家要以富民、爱民、宽民为重，把民众摆在重要的地位上，认真严肃地勤于政事，取信于民，仁爱百姓。孔子的这种思想得到后世思想家的阐发。
孟子的以民为本思想阐述得比较详细，他讲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注：《孟子·尽心下》。）“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注：《孟子·离娄上》。）“得乎丘民而为天子”。（注：《孟子·尽心下》。）孟子认为，民、社稷、君三者的关系，民最为重要，没有民心的安定，就没有社稷的稳固，也就没有君主的权位，所以，孟子提出民贵君轻的思想。孟子认为，暴君失天下在于失民，失民而在于失民心。得天下在于得民，得民的关键在于争得民心，得民心就能得到天下，民心的向背关系到社稷安危存亡。
荀子继承孔子和孟子的思想，提出了以民为本的思想，他说：“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故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注：《荀子·王制》。）荀子认为，君民关系犹如舟与水的关系，“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民心稳定，君主统治地位才能稳定，作为君主，要想治理好国家，安于君主之位，必须勤于政事，以爱民、利民为务。
汉代的贾谊总结秦朝灭亡的历史教训，提出了以民为本的思想，他讲道：“夫民者，万世之本也。”“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注：《新书·大政上》。）贾谊认为，世世代代国家的治理都以民为本，国家的安危、君主的威侮、官吏的贵贱，都是由民所决定的。
唐太宗李世民是一个有作为的政治家，在贞观年代，他主张与民休息，改善民生，使当时的经济繁荣起来，史称“贞观之治”，他的以民为本思想讲道：“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胞而身毙，君富而国亡。”（注：《资治通鉴》卷一九二。）李世民在历史事实面前看到人民的力量，他从君、国、民三者关系阐述了君依靠国、国依靠民的道理，认为对民剥削过重，就象割肉充腹一样，富了君主而国家灭亡，治国必须以民为本。
二程的以民为本思想，主要是“以顺民心为本”的思想，二程讲道：“夫上下之分明，然后民志有定。民志定，然后可以言治。民志不定，天下不可得而治也。”（注：《周易程氏传》卷一。）“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以安而不扰为本。”（注：《文集》卷五。）二程认为，治理国家的首要问题是民志定、民力足，民众生活富足，民心才能稳定，国家才能得到充分治理，必须理顺民心，使民心生活充裕。
王夫之提出了以民为本思想，他说：“宽者，养民之纬也……宽以养民”。（注：《读通鉴论》卷八。）“三代以下之弊政，类曰强豪兼并，凭民以耕而役之，国取什一，而强豪取十五，为农民之苦。”（注：《噩梦》。）王夫之痛恨豪强兼并的弊政，非常同情农民之苦，他曾在《黄书》中描述过“农夫泞耕”、“酸悲乡土”的景象，主张宽以养民，慈以爱民。
在中国封建社会讲德治，主要是处理好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封建社会的核心成员是三个方面，即君、臣、民，封建社会的治国就是封建君主通过臣来实施对民的治理，指的就是君、臣对民的态度，民为国之根基，民心的向背关系到封建统治权力的稳固，从维护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出发，历代思想家和政治家都主张以民为本，以民为本构建了民本文化的基本框架，成为德治的核心内容。
五、中国传统德治思想的理想追求是三大和谐
中国传统德治思想是以理想的精神境界为文化底蕴的，是具有理想追求的，这种理想追求就是社会最基本的三大和谐，即人际和谐、群体和谐、天人和谐。德治追求和谐，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而儒家所主张的修身、治国、平天下正是三大和谐的体现。中国传统文化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是中国古代农业社会，古代的农业生产主要依靠自然界的力量，人们寄希望于自然界，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把人与自然的和谐奉为最高追求和理想目标，而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又决定人际和谐和群体和谐是至关重要的，只有实现人际和谐和群体和谐，才能做到均平，不致于引起争斗，才能保持国家的长治久安，从而构成社会的三大和谐，即以人际和谐为基础，进而实现群体和谐，最终实现天人和谐的理想目标，这样，以和谐为纽带，把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群体、人与自然有序地联系起来，和谐是力量，既可形成凝聚力，又可形成合力。
关于人际和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表述为：“君子和而不同”（注：《论语·子路》。），“人和”（注：《孟子·公孙丑下》。）。中国传统文化讲修身，主张人通过修身，实现理想的人格和完美的精神境界，在实现人自身和谐的基础上，实现人际关系的和谐。实现了人际和谐，就可以超越人际关系中陕隘的利益交换关系和急功近利倾向，人与人之间以诚相见，处在和谐有序的关系之中。
关于群体和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表述为：“同群”（注：《论语·微子》。），“人能群”（注：《荀子·王制》。），“群居合一”（注：《荀子·荣辱》。）中国传统文化讲治国，主张通过德治实现群体和谐，群体和谐含义应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是指国家对民负责，以民为本，把爱民、重民、富民作为基本的治国方略；另一方面是指人生活在群体中，要树立群体意识，人对群体应有责任感、义务观念和奉献精神。
关于天人和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表述为：“以和天人”（注：《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裴松之注引《献帝传》。），“统和天人”（注：柳宗元：《为王京兆皇帝即位礼毕贺表》。）。中国传统文化讲平天下，主张通过平天下实现天人和谐，天人和谐是指人与自然的和谐。中国传统文化主张，人生于天地之间，与天地并立而为三，人源于自然，人的理想目标是与天地万物为一体，这是天人和谐的理想境界。中国传统文化主张，人道源于天道，天人和谐必须以人自身和谐为基础，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是高尚的道德理想追求，“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
中国传统德治思想的理想追求正是人际和谐、群体和谐以及天人和谐。
中国传统德治思想是与中国封建社会相适应的，其中宝贵的精神财富与守旧的传统观念形成了尖锐的对照，必须进行辩证分析，是优秀传统就应该弘扬，是守旧的传统观念就应当抛弃，研究中国传统德治思想的现代借鉴价值，就是要弘扬中国传统德治思想的优秀成果，在21世纪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以德治国。
江泽民同志总结古今中外的治国经验，提出了以德治国的重要思想，这是既适应时代要求又符合中国国情的基本治国方略。以德治国必须与依法治国的相结合，使法治建立在道德自觉的基础上。以德治国是对国家综合治理的系统工程，是一种深层次领域的根本治理，一个重要思想从提出到实施还需要做一番艰苦细致的工作，这就是理论上的探索、思想上的准备工作。历史的经验表明，没有思想上的解放，就没有实践的飞跃。思想准备方面，应解决好以下几个根本性问题：
关于以德治国与经济建设。在经济建设中实施以德治国，应该弘扬中国传统德治思想中义利统一的原则，坚持以义导利，反对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和见利忘义的欺诈作风，使经济生活遵循伦理准则。另外，根据中国国情，在资源有限、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下，走出一条适合本国特点的资源节约、生态平衡、消费适度的发展道路，不能走西方发达国家无限度追求物质享受的路子，而应使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使民族整体素质在精神境界上有更高的追求。
关于以德治国与政治建设。在政治建设中实施以德治国，关键是抓好官德建设，中国传统德治思想中贤者治国的思想值得弘扬，在现代历史条件下讲官德，就是要改革用人制度，同时还要完善监督机制，并且，为培养官员道德，还要完善教育措施。
关于以德治国与文化建设。在文化建设中实施以德治国，应立足于发掘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蕴，完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使民族精神大力弘扬，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不断提高中华民族的道德水准，重振礼仪之邦的雄风，实现文化价值观的升华。中华民族文化价值观作为民族精神的体现，是深层次领域的价值观念，是从思想、行为到心理普遍起主导作用的文化价值取向，中心思想是要把握住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弘扬超越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借鉴融合进步的外来文化，建设融会中西、贯通古今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
标签：儒家论文; 孟子思想论文; 义利之辨论文; 国学论文; 荀子论文; 孟子论文; 孔子论文; 遗书论文; 左传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