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波拉经济史学思想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史学论文,思想论文,经济论文,齐波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齐波拉(Carlo M.Cipolla)是世界著名的经济史学家，出生于意大利的帕维亚，曾就读于伦敦经济学院，后在欧洲和美国多所大学讲授经济史，退休前担任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史教授。他是美国艺术学院和科学学院、英国科学院和罗马科学院的通讯院士、皇家历史学会的会员、瑞士苏黎世联邦技术研究所的名誉博士。主要学术著作有：《五至七世纪地中海世界的货币、价格和文明》(1956)、《世界人口经济史》(1962)、《枪炮和帆船，欧洲初期的对外扩张》(1965)、《钟和文化》(1967)、《工业革命以前，1000年－1700年的欧洲社会和经济》(1976)、《文艺复兴时期的公共健康状况和医疗事业》1976)等。他主编的多卷本《方坦纳欧洲经济史》于1972－1976年期间相继出版，该书的中文译本亦于1988－1991年由商务印书馆推出，在中国学术界和读者中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该书从各个历史时期的资源条件、人口繁衍、需求变化、技术进步入手，说明经济的增长，发展和结构的变动，重新构建了不同于往昔的欧洲经济史研究的新体系，受到中国一些著名经济史学家的推崇。
1988年齐波拉撰写的《在历史学和经济学之间的经济史》一书的意大利文本出版，1991年被译成英文。（注：Between History andEconomics,An lntroduction to Economic History,Basil BlackwellLtd,1991.说明：为了使读者明了，本文引述齐拉波的观点，大多是概括其大意，而非对原著作准确的翻译。读者如果引用，请查阅原著，以免由于笔者理解错误而以讹传讹。）在这本书中齐拉波对他的经济史学思想作了较为全面的表述，尤其是该书的前半部分专门讨论了经济史学的性质和方法，是齐波拉晚年对他一生从事经济史研究的经验总结，颇多精深独到之处。但他作为欧洲大陆经济史学的传人，由于文化背景不同，思维模式与我们有很多相异之处，也可能正由于此，他的意见给人以启迪。本文将以该书的内容为主，介绍他的基本观点，并加以简要的评论以表明我们在一些问题上的态度。
经济史研究方法论危机的根本原因是由于这个学科建立在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文化基础之上
经济史被公认为是一个交叉学科，它建立在经济学和历史学的基础之上。齐波拉认为这两个学科属于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文化。历史学是人文科学，经济学从李嘉图开始逐步远离历史学和人文科学，而以数学的逻辑作为它基本的分析工具。这使跨在二者之间的经济史研究陷入困境。人文文化起源于古代希腊，科学文化起于17世纪的欧洲，后一种文化是在批判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所以在古代文化和近代文化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
1987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科尔曼写的《历史与经济的过去：经济史在英国的兴起和衰落》（注：Donald C.Coleman,History andthe Economic Past:an account of the rise and decline ofeconomic history in Britain,Oxford,1987.）一书。齐波拉认为书中所说英国的情况，可代表整个西方世界的经济史在这些国家所面临的不同程度的危机。这个学科在20世纪60年代曾经历了繁荣时期，有大量的著作出版，近年来出版的论著虽不少，但高质量的、引人入胜的作品却不多。代之是美国模型学派的兴起，它是一小部分专家运用高技术手段处理资料的收获，这些书很难读懂，所以失去了读者群的基础，加之70年代后，西方读者的兴趣发生变化，对一般经济理论和历史书籍失去兴趣，转而对一些有挑战性的社会问题更为关注。在这种不利的背景下，加深了经济史所固有的危机。
经济史是一个较为年轻的学科，它是17世纪与经济学一齐产生的，并从18世纪后半期开始与经济学一起得到长足的发展，但在经济学产生的时候，历史学已经存在了很长的时间。
1776年斯密出版了他的《国富论》，作为一个传统型的学者，他习惯运用历史来论证经济学原理，在他那里历史与经济学是结合在一起的。既然在历史学与经济学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这种传统本应得到发展，但事实却不然。在英国，李嘉图、穆勒(James Mill)、麦克库伦(J.R.McCullan)相继使经济学脱离它的历史基础，将经济分析转向逻辑的、数学的和抽象的轨道。杰文斯在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注：William Stanley Jevons,The Theory of Political Economy.）一书中甚至认为：如果说经济学是一门科学，它应当是一门数学科学。与之分道扬镳的、经济学中的以罗雪尔(W.G.F.Roscher)施穆勒(G.Von Schmoller)等为代表的德国历史学派和不太出名的英国历史学派，以及以凡勃伦(T.B.Veblen)等人为代表的美国制度学派试图使经济学重新回到历史的基础之上。而马克思在历史与社会经济分析的结合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功。
由于主流经济学，特别是在新古典学派的著作中，越来越倾向于运用逻辑、数学的方法，静止的分析完全脱离了历史的基础，经济史因而陷入了困境。作为一个历史的和人文的学科，它不能使用完全脱离历史的纯经济的分析方法；作为一个经济学科，他又不能完全与经济学理论分离。这就导致在欧洲大陆，经济史学家通过采用减少它与经济学的联系的方法来解决矛盾；而美国的经济史学家则用减少它们同历史学联系的方法来解决问题。
齐波拉不同意某些经济学家的观点，即认为：计量经济学的发展使经济学变成了和物理学一样的科学。（注：经济学家波伯(Karl Popper)）认为：“计量经济学的成功证明至少有一种社会科学已经经过了牛顿革命。”(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London,1960,p60)。他认为物理世界虽然表现了一定的复杂性，但生物的世界更为复杂，而经济和社会的世界则是包括其自身在内的三者复杂性的综合。应用逻辑——数学的分析方法考察物理世界使伽利略和牛顿革命取得了成功，但它并不能解决生物世界和经济社会世界的问题，社会科学还有待于它的革命，这个革命不完成，经济史将无法摆脱跨在两种文化上的困境。
齐波拉用寄希望于未来社会科学的革命结束了他对经济史学性质和方法的讨论，给读者留下了一个广阔的、但也是十分迷茫的思索的空间。如果人们就这种更为复杂的社会科学革命的内容、性质、以及如何推动其进程向他发问，我想他可能无法作出回答。
笔者认为与其强调经济史作为交叉学科所造成的困难和矛盾，而寄希望于未来那不可知的、难以把握的社会科学的革命，不如从实际出发总结经济学与历史学相结合的成功经验，提倡在方法论上的多元化和不断创新，以推动经济史学走向繁荣。
由前述可以看出，齐波拉也认为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史研究本来在斯密那里是密切相联系的。但从李嘉图以后，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学派强调经济学理论的演绎推理和抽象的普遍适用的模式，使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分道扬镳。马克思曾对此提出过批评，并通过自己的实践，成功地做到了历史的方法和逻辑的方法的统一，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光辉的范例。据笔者所识，经济学与历史学方法的统一是进入20世纪以后经济史学发展的主导倾向。在《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一书的《导论》中笔者曾指出：“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史研究有大量使用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倾向的同时，经济学研究也有广泛运用历史分析的倾向。总的论来，这两个学科领域之间存在着一种互相融合的趋势。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关心的问题转向经济的增长和发展问题，从而导致了历史学与经济学更加接近和结合。因为要研究增长、周期，国民经济结构的变动、收入的分配等领域的趋势，就不能只观察短期现时的经济现象，而必须把目光投向历史，促使人们对经济发展的长期历史过程作系统的定量分析、研究。因为经济计量学研究中使用的数据是从观察已经发生过的经济过程得来的，所以计量经济学的方法也是一种历史的方法（而从历史研究的领域看则是一种经济学的方法）。”（注：见该书第9页。）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兴起的新经济史学恢复了斯密与马克思关于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紧密结合的传统，用福格尔的说法是实现了“经济史和经济理论的再统一。”（注：《美国经济评论》1965年第2期。）
齐波拉对20世纪30年代，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在历史学与经济学方法相结合的基础上提出的各种发展理论持完全否定的态度，认为这种研究“一直是不成功的”，这种观点未免失之偏颇，难于为人们所接受。
经济史研究不限于经济状况本身还应包括其与社会其他方面的联系
齐波拉认为，经济史是有关个人、企业和共同体的事实和经济事件的历史。它的狭义的定义是指人类的经济活动的历史，其中包括人类的心理的、社会的文化的特征。所以经济史不仅仅是经济事件的编年史，还应述及与其联系的社会、政治、文化和制度。
经济史是人为的一种划分，是一种纯粹的抽象思维的产物，真实世界中并没有一个独立的经济史，也没有单独的政治史、社会史、文化史、而只有一个统一的历史。这就是说，对一个完全是经济性质的问题，经济史学家不能孤立的看问题，而要联系其他方面的因素，这些因素能帮助我们认识经济事物本身。
经济史所研究的过去，既包括遥远的古代，也包括最近发生的事情（现在发生的事情很快就成为过去）。（注：霍顿等编的《现代经济学词典》将经济史定义为：“研究一国或多个国家过去和现代经济事件的学科。”（注.Horton B.J.,Ripley J.and Schnapper M.B.,Dictionaryof Modern Economics,Washington,DC,1948,P106.）。）研究几百年或几千年以前的事，与研究最近发生的事，其所用的方法自然不同，因为其可以运用资料（信息）的类型、质量、数量都是不相同的。研究很多年以前的历史，可以把资料放在历史的框架中，说明其长期的结果。但不利的是，历史学家研究的时代越久远，他了解那时人们的心理和文化就越困难。
一篇合格的经济史论文，必须要运用理论概念对材料加以分类和进行逻辑的分析。科萨早在19世纪末就指出：“经济理论必须供给经济史选材、构建、评价历史事实的环境、制度的标准”（注：Cossa l.,Introduzione allo studio dell' economia politica,Millan,1892,pp26-28），有人可能会反对用现代经济学的概念、原理来研究经济史，认为它不适合于说明古代的因而是与现今不同的史实。齐波拉认为这种意见基本上是不对的，至少应加以极大的限定。因为一个对历史事件的分析，如果不借助于从经济理论中得到的概念、分类和模式，它就不是一篇合格的经济史论文，其结论也就成了问题。但另一方面，最新的经济学技术，又被经济史学家谨慎的加以拒绝，如哈特金森就认为“精致的抽象分析不能用于真实的世界，那些一般的、中等水平的分析技术更为有用，高级的技术反而可能会误导我们走入歧途。”（注.Hutchinsom T.W.,Knowledge and lgnorance in Economics,Oxford and Chicago,1977，p95.）
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研究的问题有密切的关系。经济学家的任务是解决经济怎样运行，经济史学家的任务是解决经济在过去如何运行。但经济史与经济学毕竟是两个不同的学科。一般说来，经济学研究的是未来的问题，凯恩斯认为：“经济学家应当把现实当作已经过去的事件来研究，而目的是为了解决将来的问题。”希克斯说：“多数经济学家的著作是关注未来的预测和计划。”（注：Hicks J.,Causality inEconomics,Oxford,1979,p62.）经济学家研究一些变量之间的关系，目的是发现一些未被揭示的“规律”，以作出可靠的预测和计划。但这些规律和模型是建立在对具体事实分析的基础之上，亦分析近期发生的（但已是过去的）事实的基础上；或者是使用一种逻辑推导的方法，但就是这种纯粹的逻辑推导也是起源于经验。所以希克斯又说：“预测往往是无效的，计划也往往是无用的，除非他们是以事实为根据的，这些所谓的事实都是已经过去了的事实。”但经济学家毕竟是面向未来的。经济史学家则相反，他们坚定的面向过去，他们不关心将来，也不关心研究的成果对未来的影响，有时他们也发现某些规律，但这不是常态，而是一种危险的偏向。汉波勒说：“历史学关注的是描述过去特殊的事件，而不是研究统治这些事件的规律。”（注：Hemple C.,The Functionof General law in History In p.Gardiner(ed.),The Theories ofHistory,GlencoeⅢ，1959.）历史学家研究过去就是为了了解过去本身。
历史学和经济学研究的取向不同，导致他们采用不同的方法和研究途径。经济学家为建立模型，考虑的是那些有规律的和那些反应预期的合理行为的变量，除此之外的变量则被视为外生的而被舍弃。马修斯和费斯坦说：“经济学家在建立模型时使用有限的变量，另外一些变量作为外生的，但外生的概念是一种思维的产物，而不是事实本身就是这样的。”（注：Matthews R.C.O.and Fein stein C.H.,British EconomicGrowth 1856－1973,Oxford,1982,p13.）
经济史学家不能像经济学家那样做，他研究一个历史经济事实时必须考虑所有的变量，无论是经济的还是非经济的，法律制度、社会结构、文化因素和政治制度都对研究的经济问题有影响，此外还需考虑地理和环境。被经济学家视为干扰变量和外生变量的，对经济史学家来说可能是本质的东西。经济史学家要讨论尽可能多的变量，而经济学家要讨论的是K个变量。
经济学家所用变量的有限性和其严格的相关性，使其理论成为不真实的人工制造物。大量变量的异质性和相互矛盾的特征，使历史学家不愿去总结规律，迫使他们认为每个历史事件都是不同的。
应当对短期和长期经济问题的研究加以区别。经济学的模型，相对于短期的经济问题来说可能是适用的，因为它可以假定很多因素不变（实际上它们也没有什么变化），比如制度环境、人口规模、年龄结构、资本存量、教育水平、劳动力的技术水平、社会的技术水平等。所以除了社会激烈变动的时期，经济学家所构建的大略的短期的模型，可以准确地描述事实。但长期的经济问题研究则不然，在一个长时期中各种因素都在变动，各种变量都是内生的。早在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就说：经济学家对长期的经济问题没有兴趣，因为面对这种经济问题我们都死定了。长期的问题是一个历史的问题，单纯用经济的方法是不可能解决的。
历史的曲折说明，经济学的理论前提是有问题的，为了建立一个合乎逻辑的、普遍适用的模型，它假定人们的行为都是合理的。但这个假定是不合乎实际的。因为每个人都是不相同的，人是一种很难捉摸的、前后行为不一贯的动物。历史学家关心的不仅是那些重要的、有规律的变量，也关心那些不可计量的、不合理的、不可预期的因素和各种变量变动的综合，不应有什么事前的假定。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讨论的变量的不同，不仅仅是数量多少的不同，在K以外的变量很多是不规则的、不能量化的，不是随着计算技术的发展就都能成为内生变量的。
从本节所引述的内容看，齐波拉认为经济史不应只研究经济状况本身，而应当将其放在广泛的社会联系中去加以考察。他主张根据历史资料的不同，时代的不同，在经济史的研究中采用不同的方法，这种意见是很有启发性的，可惜他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展开，顺着这条思路总结经验是大有文章可作的。笔者有异议的是齐波拉认为历史学家只应关注特殊的历史事件，主张历史学家要考察所有的变量，而不应研究统治这些事件和变量的规律。这种意见似乎过于陈旧了，而且也与他思想中另外的一方面相矛盾（请见以下两节中的介绍）。历史研究是一种抽象，在讨论一个问题时，舍弃同时存在的一些无关紧要的、偶然的因素，假定某些前提条件是合理的，也是必须的。任何一种科学的研究都是如此。齐波拉的史学思想中有一些明显的相互矛盾之处，这里所提到的是其中之一。
理论对经济史研究的重要性
在前一节中，齐波拉关于理论对经济史研究的作用的意见已被引述，齐波拉在论述如何重新构建过去的历史时，进一步强调了理论的重要性。他引用萨姆巴特的比喻：“历史事实像有孔的珍珠，它需要一根线串在一起，将它们连接起来，如果没有这根线，没有一个统一的思想，即使是最有名的人也不能写出令人满意的著作。”（注：Sombart W.,Economic Theory and Economic History,Economic History Review Ⅱ，1929）齐波拉说，所谓“统一的思想”就是理论，或现在通常所说的模型。不仅历史和经济史需要理论，任何一个学科都是一样。不依据一种理论来加以评论，只有事实是不能说明问题的。历史事实只有经过整理，并依据一种理论模型来安排，这些历史事实才具有了重要性。
19世纪除了德国经济学家中的历史学派之外，欧洲的经济史学家，特别是大陆的经济史学家，对理论都很无知。20世纪30年代鲍威尔论及这些经济史学家关于中世纪的著作时说：他们的著作“不是没有理论，就是运用了不恰当的理论，虽然出版了一些历史事实的资料，加深了我们对法律、制度和政治发展的了解，但并没有真正的经济史的著作。”（注：Power E.,On Medieval History as a Social History,Economica,n.s.,I.）这些书中虽然堆积了大量的事实，但不知要回答什么问题。对经济理论的缺乏了解，在欧洲大陆的传统的编年史中表现得比英国和美国更为严重。欧洲大陆的这些经济史学家所受的训练是法律学或历史学的。美国和英国的经济史学家对经济学的了解一般比欧洲大陆的学者要广泛，能较为恰当的加以运用，虽然这些人也没有受过专门的经济学的训练。
很多历史学家反对运用近代经济学理论，他们认为运用近代经济学理论去说明与我们现在的时代完全不同的历史的联系，会造成时代性的和反历史的错误。齐波拉认为上述观点是不对的。他认为：每个历史学家都有意无意地采用一种理论框架，无论这个框架是多么简单，甚至是错误的。如果没有一个框架，历史学家就不知道应收集什么资料。如果没有一种理论，历史学家将不知道按照什么逻辑来安排他们的资料，所以历史学家不可能不运用理论，而总有些人只能是很笨拙的或错误的运用理论。萨姆巴特说：“大多数历史学家在他们心中都有某种理论，如果他们不懂得把历史事件联系起来，就不能写历史。有些历史学家认为只要有一些很一般的概念就能写历史，结果是他们的作品只能是一些没有价值的资料汇编。”（注：Sombert W.,Economic Theory andEconomic History,Economic History Review Ⅱ，1929.）如果用错了理论模型就会导致结论的错误，如果我们以日常生活的经验为依据来写历史，就会得出不准确的结论并对读者进行误导。
认为应用经济学理论于历史研究是时代性的错误的意见是基于对经济理论的无知。经济学不是一些固定的原理。正如凯恩斯正确指出的：“经济学是一种逻辑、一种思想的方法，经济学理论不是让人记住一些可以立刻拿来用于作政策的结论，他不是教条而是方法，是心灵的机关，是思维的技术。”（注：Keynes J.M.1973ed:The CollectedWritings of John Maynard Keynes,ed.D.MoggridgeⅩⅣ，London.）马歇尔说：“经济学不是真理本身，而是发现具体真理的发动机。”（注：Marshall A..The Present Position of Economics,Cambridge,1885.）经济学的具体原理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环境，其有效性限于当时当地，但其作为一种思维方法是具有普遍性的。如果我们把一个只适合今天的原理应用于过去的历史当然是不对的，但之所以不对，不是因为不应该应用一种理论框架去组织资料，而是因为选择了错误的框架。
经济史学家的问题在于如何最好的运用经济学作为一种逻辑的方法，去建立他的理论分析模型，使之适合于特定的历史环境。这要求他们：第一要有勇气抛弃流行的模型，创造一个适合所研究的历史时期的模型；第二，对与历史事件相联系的各个方面要有广泛的知识，包括法律、政治、社会、制度等各个方面。广泛的社会——文化联系为经济制度提供了一个框架。
齐波拉引用凯恩斯、马歇尔等人的言论，说明经济学不是一些固定的原理，而是思维的技术和逻辑，这与我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从前边的引述可以看出，齐波拉是很重视包括经济学理论在内的各种社会科学理论对经济史研究的重要作用的，对这种意见笔者完全赞同。在经济史研究中不断引进各种新的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毕竟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因为它可以使我们对历史问题的认识得以深化。关于这个问题笔者已经多次撰文阐述自己的观点，（注：请参见：《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失误与观念方法的转变》（《南开经济研究所年刊》1987－1988年合刊）；《经济史学创新的关键在于新理论和方法的引进》（《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新时期中国经济史学理论的探索》（《经济研究1997年第5期》；《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史》的导论。）于此不再赘述。
经济史学家应留心的四个陷阱
齐波拉认为损害历史研究的有四个主要问题：(1)过度简单化；(2)事后推理；(3)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而对历史事实加以歪曲；(4)主观主义。这四种倾向会诱使历史学家陷入陷阱之中。美国的新经济史学派不仅淡化了经济史的哲学和认识论基础，而且在他们的研究中，上述四个方面的倾向都有程度不同的存在。
（一）过度简单化
经济学和历史学的方法区别之一是经济学家只关注少数几个变量，而历史学家必须考虑尽可能多的变量。所以经济史学家的描述比起经济学家通过模型所作的描述更完全和真实。但就是最学究式、最细致的历史著作，对历史本身来说，也是一种极为简单化的描述。存留下来的有限的不完全的历史纪录，使历史学家对历史的真实产生相互矛盾的观点。再加上历史学家还要对历史资料加以选择，选取那些符合他需要，亦符合他们公开或暗合模型的材料。资料缺乏和选择的不可避免的结果是使历史真实被极度的简单化。所有的历史的重建或多或少都是对历史真实的简单化，得到的是一个歪曲的结果。因为在简单化和一般化了的历史重新构建与真实的历史存在（这个存在是由大量意外的、变化的、异常的、奇特的、特殊的事件组成的复合体）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差别。一个聪明的历史学家，虽然他的研究本身的性质迫使他必须简单化地重建真实的历史，但依然可以设法表达对真实历史实际的一种感知(Sense)。从本质上说。这种历史的感受是对人类活动复杂的综合体的一种认识(awarence)。
（二）事后推理事情发生以后，人们一般会认为它是正确的、合乎逻辑的、不可避免的、合理的。但如果事物之间存在着一种严格的逻辑关系，为什么人们事前的预言往往与事情发生后的情况不一样呢？齐波拉认为，历史学家十分容易陷入事后推理的陷阱。“因为他们要说明事物发生必是合乎逻辑的，否则就认为是对事物理解不深。”（注：Stuart H.H.,Consciousnessand Society.New York,1968,p8.）人们总有寻找出事物发生的一个或几个原因的本性，甚至对一个不重要的事物也是如此。只对事物加以描述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人们总要求一种解释，“快乐就是人们能知道事情的原因”。但齐波拉主张应尽可能的少讲原因，因为无法对一件事发生的原因从经验上加以检验。历史学家很难说明某件事为什么会发生，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必须只限于说明事物是怎样发生的，也就是说明事件相互联系的复杂的事物中，每件事都是被每件事引起的。亦所有的一切都是这件事物的原因，不可能从中抽出一个变量作为原因，因为其它一切都在变动之中。历史学家应尽量避免事后的推断，以两个或多个变量的相关关系作为因果关系，这将会把一两个因素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
1974年4月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了题为“向近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失败：文艺复兴的意大利和17世纪的荷兰”的讨论会。这个主题反映了人们的一种认识：在文艺复兴和17世纪以后开始了工业化。这种事后的认识提出了问题，即“为什么文艺复兴的意大利和17世纪的荷兰没有提前进行工业革命？”仔细一想，这个问题是荒谬的，因为16世纪的意大利和17世纪的荷兰人的注意力根本就没放在工业组织上，甚至他们根本不知道“工业”意味着什么。说是“失败”应指的是这个社会计划建立他们的工业基础，却没能实现。没有这种计划，何言“失败”？
（三）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而对历史事实加以歪曲
一本论述一个主题的书比一本描述一个事件的书更吸引人，它容易抓住读者的心。历史学家对待资料一般是严格的，但在写作时却往往不是同样的严格。有的人对资料的内容任意加以引申、曲解。任何一个荒谬的论题都可能会从某一本书或第二、三手资料中找到一些材料来支持自己的论点。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有些历史学家用短期的资料得出长期的结论，比如说某世纪经济危机、衰落，所依据的商业衰退、失业、穷人增加、货币短缺的资料，只是其中几年的情况，却用来说明一个世纪。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大多数关于长期趋势的说法，都是不恰当的运用短期的例证（尤其是古代和中世纪）。
经济史学家的著作中有大量的统计表，数字常给人一种虚假的科学的客观印象，数字是容易摆布的，统计可以被剪裁以符合自己的论题，从而把读者导入陷阱。人们公认在历史统计中，通常很难达到高度精确的水平，与其制造和使用虚假的数字不如给出一个合理的上下限。
历史著作总是受著作人的思想支配的。每个历史学家的宗教信仰、政治、经济、社会思想各不相同，其历史作品不可能与这个人和其社会文化背景分开。但有的历史学家知道控制自己的主观意识，不使之凌驾于他们的著作之上；另一些历史学家则相反，他们把历史学作为一个阵地来宣传他们的宗教、政治和社会观念。有些思想对历史学的影响不大，有些却造成巨大的灾难。过去几百年中，两种最流行的思想是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四）主观主义
齐波拉认为，由于文化背景不同，从现代人的观念出发很容易造成时代的错误和陷入主观主义的陷阱。当我们写一本经济史著作时不可避免的从现实的兴趣和概念出发来研究过去，不可能完全拒绝现代的理论。历史学家要向现代的读者说明过去的世界，需用现代的语言作为中介，所使用的语言本身就和他的研究对象有很大差距。经济史学家应避免“历史循环论”和“现代主义”。将一些现代的概念用于古代是不对的。如将“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用于描述古希腊的经济，把雅典说成是“经济帝国主义”等。也不宜用现代的经济逻辑和模型去重构历史。当然历史资料是由历史学家选择的，用来说明和排列资料的理论模型也是主观的，似乎历史的重新构建完全是一种可以离开客观事实的、主观的智能的创新。齐波拉认为，在历史的重新构建中，一定程度的主观性是不可免的，其它一切科学的分析都是如此。但是诚实的研究人员，必须通过对事实的研究逐步修正自己初始的设想，而不应武断的选择资料，漠视或歪曲别人常用的、可靠的资料。如果这些可信的资料与作者一开始采用的模型相矛盾，就应改换模型，而不应对资料加以怀疑。
在阐述了经济史学应当留心的四个陷阱以后，齐波拉对以模型为基础的美国经济史学派进行了近乎完全否定的批判，这种批判显然与前边已经引述过的他的观点相矛盾。齐波拉认为，以模型为基础的经济史著作只热衷于经济学原理和统计，夸大他们的作用，而忽略了历史事件的制度、法律、社会和政治联系，他们对非经济方面的情况一无所知，他们往往会出现与历史事实完全不合的笑话。因为经济模式重铸历史的一种危险的实用主义的假定是外部条件不变。所以“任何一种模型都是一种歪曲。”（注：Stanford M.,The Natrue of Historical Knowledge,Oxford,1986,p.5）以模型为基础的经济史学家常常是本能的不自觉的想迫使历史真实符合其模型，而不愿承认这个模型作为一种工具不能表现历史真实的弱点。所以前述的经济史学研究所存在的四个问题他们无一可以避免。
应当看到，以模型为基础的经济史研究的发展是对传统的欧洲大陆的研究方法的一种反对。欧洲大陆的经济史学家认为无需注意经济学理论，完全无需有自己的理论前提，可惜的是事情由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以模型为基础的学派认为他们的研究是科学的，令人信服的，远胜于传统史学。但模型在表面上的整齐精致是一种误导，它不能证明模型的有效，只能证明它是对真实历史的一种歪曲的模仿。历史是非常复杂的，所以不可能被写得很精致，新经济史学家要想掌握全部历史复杂的真实情况，就必须放弃他们心灵中的几何学。事实证明，越来越多的美国史学家中的模型派已经放弃他们激进的态度，对制度、偶然的事件和无规律的环境条件给以更多的注意，不久以后钟摆将会回复到一个合理的均衡的位置。
齐波拉不仅在对模型的看法上前后不相一致，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陷入对历史事物认识的不可知论。他引用熊彼特的话说：“只有在很少的情况下，经济发展的原因可以得到解释。”（注：Schumpeter J.A.,TheCreative Response in Economic History,Journal of EconomicHistory,Ⅶ,1947.）齐波拉认为，事后的分析并非事前就是如此，比如对日本近代化成功的解释，实际上都是熊彼特所说的“历史的创造性回答”，也就是史学家的主观臆断。几十年来经济学、经济史、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虽然出了大量的书，试图说明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但停留在事物的表面，这既是由于资料不足，但更重要的还是缺乏一种适当的分析手段和概念的工具。人们看到一些地区繁荣起来，一些地区衰落下去，其表面的特征可以描述，但背后的大量的经济、文化、政治和思想因素都不能说清楚。所以无论是古代、中世纪，还是近代、当代，人们只能对事物的表面作出描述。统计数字也不能为我们了解历史提供解释，它只能对历史的运动做出粗略的度量。
那么经济史学家到底应该怎么做，才能使他们的研究趋于完美呢？齐波拉的回答是：最好的历史学家不仅向他们的读者说明过去发生了什么，他们还应当向读者传达一种对过去奇妙的人类生活的综合体的一种感知：传达对其所描述的事物某种更深的理解，将读者的心灵带进那个如同外国一样的人们行为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世界。换言之，好的历史学家知道怎样去唤起读者积极参与对过去的探索。但要做到这一点，在科学之外，还需要艺术。
齐波拉最终还是部分地回到了欧洲大陆历史学的传统。在那里，长期以来的统治观念是认为历史学如同文学、音乐、绘画等一样，是艺术，而不是科学。现今在欧美的少数大学中，还有将历史学系归属于艺术学院的，就是这一传统的延续。这种传统的极端维护者，到了20世纪以后，仍然哀叹历史学最大的悲哀就是它从一种业余的兴趣爱好（有产者心灵的创造）变成一种职业（谋生的手段）。这种看法与中国古代历史学从属于经学，知识分子的主流是倡导经世致用的传统截然不同。需申明的是，一方面笔者并非认为经济史的著作不需追求表达艺术的精美，但经济史的著作毕竟不是一种艺术品，史学家总不能离开史实随心所欲的去创造；另一方面笔者对中国的史学传统也是持批判态度的。（注：请参见拙作：《新时期中国经济史学理论的探索》，《经济研究》1997年第5期。）它的极端是所谓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某些史学家为了其所依附的社会集团的利益，不惜歪曲历史来论证某种现实或政策的合理性，以求得自己的生存和发达，从而丧失了史学家应有的起码的职业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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