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与中日关系——人民币与日元：对手还是伙伴？——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与中日关系的新课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日关系论文,中国改革开放论文,日元论文,新课题论文,对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08)11-0025-04
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30周年，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中国正式走向“改革开放”道路30周年。这两个历史事件的重叠，有偶然的一面，但也不应低估其积极的历史意义。
而作为同处于东亚的两个大国，中日两国的货币——人民币与战后新体制下的日元——几乎同时启动。近60年来，两大货币可谓结下了不解之缘，但又各自走出了完全不同的轨迹。面对全球化与地区化并行的新形势，人民币与日元这对看似兄弟，又颇具对立成分的两大货币，如何构建相互协调的关系，恐将成为影响中日经济，乃至政治关系的关键指标。为此，在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30年之际，回顾、展望人民币与日元关系，或更有时代意义。
一、人民币与日元形势
1948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并在新中国正式成立前，开始在解放区发行人民币。同时，在外汇制度上引进了官方固定汇率制。而1949年4月，在美国占领下，道奇计划给日元规定了1美元兑换360日元的固定汇率制，改变了战后初期日本依据不同产品实行不同汇率的制度。1952年日本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同年，IMF认可了道奇计划规定的1美元兑360日元固定汇率制的国际地位，由此，为日本展开贸易立国战略奠定了货币制度前提。而同期，中国则展开了“社会主义化”道路，并历经“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以及外部的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封锁，中国经济陷入“半锁国状态”。在此期间，日元与人民币汇率的轨迹均处于事实上的“僵直”状态。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发表声明，决定美元与黄金脱钩，规定固定汇率制的布雷顿森林体制瓦解。1美元兑360日元的固定汇率制不再成立，日元进入战后第一次升值期。而自1972年尼克松访华，到1980年中国恢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席位，并引进“外汇券”制度，人民币也进入了首次升值期。此后，特别是1982年中国废除了“人民公社”制度后，直到1994年人民币汇率并轨，人民币在名义汇率上表现了贬值趋势。而此间，尤其是经历了1985年9月的广场协议后，日元事实上进入了升值期。自此，人民币与日元的汇率图式表现了截然相反的趋势。
事实上，1994年日元汇率首次突破1美元兑100日元，此后，历经1995年中期的“日元美元汇率反转”，日元除在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影响下一度出现短期贬值外，至今，对美元汇率处于相对平稳状态，即日元美元的汇率振幅缩小。而1996年中国转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八条国，即承诺阶段性实现资本项目自由兑换后，直到2005年7月21日汇改，事实上执行了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人民币与美元汇率走势也进入了相对平缓期。所不同的是，日元经历了升值，而人民币则是经历了名义汇率的贬值后，与美元汇率进入相对平缓期。日元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不同走势，成为2001年以后日本率先要求人民币升值，掀起两国货币政策矛盾的历史条件。
2001年春，日本货币当局率先提出人民币升值论，因“无人喝彩”而偃旗息鼓。2002年底到2003年，在伊拉克战争背景下，日本再次提出人民币升值论，如2002年12月1日，日本财务大臣盐川正十郎从“购买力平价”角度认为人民币被严重低估，应该升值①。2003年10月，日本前财务官黑田东彦投稿英《金融时报》呼吁人民币升值。[1]之后，日本动议七国财长会议讨论人民币问题，与美欧结成人民币包围网，致使海外游资大举流入中国市场，俟机投机，严重影响了我国金融政策的有效性。[2]
实际上，日美贸易摩擦的历史经验证明，调整汇率并不是解决贸易失衡的有效手段。日本著名经济学家，前亚行研究所所长吉富胜早在，2003年就撰文指出，在“加工贸易结构”下，人民币升值有害无利。[3]中国的“加工贸易”与日本的“加工贸易”有本质的区别。日本是从低生产率国家进口原材料（如铁矿石），再将产品（如钢板）出口。中国则是从比自己技术水平高的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进口高技术含量的零部件等中间产品，然后以廉价劳动加工组装，再将最终产品出口到美欧市场。在中国的加工产品出口价格中，进口的中间产品成本高达70%，附加价值（工资+利润）仅占30%；而在高技术产品的出口价格中，进口中间产品成本高达84%，附加价值仅占16%。因此，在这种特殊的“加工贸易结构”下，人民币升值效果被中间产品进口价格下降吸收，并不利于修正贸易失衡。
从经济政策层面看，在这种“加工贸易结构”下，人民币大幅升值，不仅对国内金融资本市场非常危险，也会给其他亚洲国家带来风险。
目前，中国经济严重依赖出口带动，人民币升值，出口价格竞争力减弱，则形成出口减少→生产减少→企业收益减少→雇佣环境恶化→设备投资、个人消费下降→阻止内需扩张。结果将导致出口减少的同时进口也减少，整体贸易萎缩。若考虑到亚洲经济严重依赖对中国出口，那么中国市场萎缩，必将影响亚洲经济增长。
从中日经济关系上看，日本对华出口（包括香港、台湾）2003年增长19.8%，2004年增长12.2%，仅其增加额就带动日本经济从2003年到2004年增长1.1%。[2]显然中日经济依存程度的加深，使遏制中国经济等于间接遏制日本经济。
而日本则从营建“日元圈”角度，展开对人民币的攻势。在伊拉克战争背景下，美元贬值，欧元升值，欧元的国际货币地位提高，国际货币体系的力量结构出现美欧两极化倾向，日元面临沦为三流货币风险。日元能否获得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关键在于能否赢得亚洲各国货币制度对日元制度的追随，实行以日元为主的“篮子货币”制度。亚洲危机后，日本积极推动东亚采用日元为主的“篮子货币”制度，促进日元国际化。但2001年后，亚洲各国的汇兑制度出现回归与美元联动的动向，使日元亚洲化的努力面临前功尽弃的危险。日本认为中国与东亚各国的贸易结构相似，是导致东亚回归“盯住美元”制度的原因。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新加坡分公司2004年的调查报告称，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货币当局都表示，只要中国的金融政策不变，东南亚的政策就不会改变。人民币汇兑制度对东亚各国的影响，对日元国际化战略构成威胁，因此，若要改变东亚汇兑制度，必须迫使中国放弃与美元联动政策，实施“篮子货币”制度。
二、日元国际化的局限与亚洲共同货币论
在东亚地区合作的浪潮下，日元国际化战略日益暴露出其制度和战略的局限性。“亚洲共同货币”制度被认为是理想的目标。现任亚行行长黑田东彦，从亚洲经济稳定发展的角度，建议日本政府通过与亚洲建立仿效欧元的共同货币，实现对亚洲货币体系的主导，实现“日元圈”历史夙愿。[4]前任日本央行国际局副局长大西义久则在《亚洲共同通货》一书中提出了日本版“亚洲共同货币”的具体步骤，建议首先推动亚洲货币实现“钉住篮子货币制度”，其次再形成类似欧洲货币单位(ECU)的亚洲共同货币(ACU)，使各国货币与ACU联动，最后实现亚洲货币统一。但大西的“亚洲共同货币”并没有包括日元，仅将亚洲各国货币捆绑起来放到一个篮子，而日元则是篮子之上的货币。[5]日本原央行行长速水优则直接地主张日元与亚洲货币的不同，强调“强势日元”是显示日本经济实力的象征，主张在亚洲建立日元枢纽货币地位，将亚洲货币合作引向“日元汇兑本位制”方向。[6]在主张日本主导亚洲共同货币的同时，强调日元与亚洲货币相分离，将日元置于亚洲共同货币之上，将亚洲货币视为与日元处于不同等级的货币，必须跟随日元而动，即建立“日元汇兑本位制”的东亚货币制度。这样日本央行则成为亚洲央行的央行。对此，能否建立起日本与亚洲的信赖关系，《日本经济新闻》也表示深切的怀疑。[7]
“亚洲共同货币”之路，实质上是探索东亚货币“协调国际化”的历程。作为地区两个举足轻重的大国，日本与中国的战略和解，是最终形成地区共同货币制度的政治基础。
尽管“共同货币”不同于单一货币，无需让渡货币发行权。但在东亚的资本移动日趋自由化形势下，东亚共同货币的执行意味着各国必须放弃金融政策的独立性，同样需要政治和解、政策、法律制度以及税收制度、会计体制的相通与协调，确立彼此信赖的、平等的融合关系。
平等、公平和共同发展的基本理念是建立亚洲共同货币的根本。欧元之所以能成为现实，在于德法从经济理由出发，本着平等、公平和共同发展的基本理念，完成了经济与政治的融合，确立了共同信任，最终实现了历史和解。虽然欧洲与亚洲有深刻的区别，但目前无论是在中国还是亚洲其他国家，已经开始形成超越欧洲经验，酝酿信赖关系的意识。对日本而言，建立正确的历史观和政经结合的中国观与亚洲观，才是与亚洲合作的根本出路。
三、日元与人民币的对立与协调
2004年6月，日本经济新闻社对约200名中日企业职员进行了问卷调查②。70%的被访者认为到202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将与日本持平，但关于今后两国应强化关系的国家选择上，43%的日本人选择“中国”，而31%的中国人选择“美国”，选择“日本”的只有4%。关于到2010年人民币能否升值的问题，75%的日本人认为会升值，而中国人只有43%认为会升值，相反有21%的中国人认为人民币将贬值，反映了中国企业人对本国货币尚缺乏信任。而作为日元与人民币协调关系基础的中日FTA问题，只有18%的日本人认为应尽快签订，中国也只有27%赞同尽快签订。
日元与人民币的关系对东亚地区货币合作具有重要意义。货币合作与地区经济合作相辅相成，互为条件。当前，在实体经济合作上，初步形成了中国、日本与东南亚的三角贸易关系。东亚地区的垂直分工逐渐表现出水平分工特征。对日本而言，东南亚与中国都是补充国内市场的重要基地；在东南亚看来，与中国和日本形成三极贸易结构，既可利用中国经济增长获得实惠，又可借用日本牵制中国扩张；对亚洲整体来讲，三极贸易结构的形成，有利于构筑稳定的、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基础，有利于促进亚洲经济自立，从而提高东亚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
在经济规模上，日本占整个东亚经济的62%，中国的经济规模仅为日本的1/3，同时，在中国的GDP中，日本企业占很大比重。[8]即使到2020年中国经济翻两番，与现在的日本经济规模持平，中国的人均GDP也仅相当于日本的1/10。
在政治上，中国开始向经济、政治、军事均衡发展的综合大国迈进，地区影响力日益上升。日本则加紧了“政治赶超”步伐，积极参与美国的全球战略，先后通过可对海外派兵的“有事三法”和“有事七法”，确立了将军事手段运用于外交的“法律体系”。[9]
在地区FTA谈判上，中国与东盟地区展开积极谈判，预定在2010年达成自由贸易协定。而2008年初，日本已与东盟整体及其核心国签订了“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比原定计划提前5年。同时，其经济协作关系协定(EPA)，包括贸易、投资、科学技术、环境等广泛领域的经济合作，合作密度高，日本掌握了相对优势。
目前中国汇兑制度的改革，使亚洲篮子货币制度成为地区货币合作的新焦点，对确定亚洲地区货币合作方向有重要影响意义。但汇兑制度改革，将伴随着大规模的金融制度的整体改革，牵动国企融资体制的根本变革。目前国有银行的不良债权没有彻底消除，不动产泡沫背后的金融腐败日趋严重，如何化解金融改革引起的新震动将直接影响我经济社会的稳定。
特别是，从地区合作的环境上看，尽管东亚区内贸易比例快速上升，已接近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水平。但亚洲经济紧密程度的提高促使世界权力向亚洲倾斜，世界均衡因此而动摇，引起世界对亚洲的担心。最近美国政府和部分政治学者公开反对“东亚共同体”，其理由是“东亚共同体”正被中国利用为掌握东亚霸权的场所。[10]2005年6月4日，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在新加坡召开的亚太共同防务会议上指责中国可能发展为世界第三军事强国，再造中国威胁论。[11]与此同时中美贸易摩擦升级，作为东亚共同体的主要成员，中国面临美国的强大压力，承担了本来应由日本承担的政治压力。
可见，人民币与日元的战略协调并不仅限于中日政治关系的和解，其背后还包括深刻的国内因素、地区因素以及不可忽视的美国对东亚地区的战略因素。因此，在地区货币合作上，我们不应仅仅追求合作框架上的发言权和虚无的主导意识，更应认真研究地区内各国战略及其战略关系，特别是要搞清楚美国在东亚地区合作上的战略考虑，尽量减轻政策和政治风险。
从欧洲经验看，市场统一是货币合作的基础。没有亚洲金融资本市场的紧密合作和制度协调，亚洲的货币合作无异于空中楼阁。只有健全的、规则一致的、制度相通的市场才能真正实现亚洲货币的“协调国际化”。
［收稿日期］2008-10-06
注释：
①财务大臣盐川正十郎称从世界银行的购买力平价看，人民币低估2元，从英国《经济学家》计算的购买力平价看，低估4.2元。参见《日经金融新闻》，2002-12-19。
②2004年6月7日到11日，日本经济新闻社委托“日经调查公司”对中日两国企业的国际部门从业人员进行的调查，日本人108名，中国人100名，采用电话问卷方式。参考日本经济新闻社编著：《日元与人民币——如何应对中国的挑战》，附录，日本经济新闻社，20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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