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建制与现代主义文学①思潮的兴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主义论文,思潮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07)06-0099-07
现代主义文学以陌生、另类、奇异的面貌，横空出世，以“非连续性”实现了对文学的大改写，形成了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大断裂”。因此，惊世骇俗的现代主义文学，刚出现时因其怪异而遭到受众拒斥。自诞生以来，它经历了被否定——被肯定——被推崇的历程。100多年后的今天，它无疑沉淀与凸现为文学史上尉为壮丽的奇观，早已被公认为是精英绽放的文学，成为值得我们不断审视与反思的最为复杂的文学现象之一。
在中国，现代主义文学也有过被视为资产阶级颓废文学而遭封杀的历史，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被允许写进教材。开始一段时间，对它的研究因袭现实主义的批评话语，产生的是无效批评。关于现代主义文学的产生原因，各类教材均雷同地归结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与帝国主义战争，以及资本主义走向帝国主义等，这类观点的意识形态性超乎学术研究的客观性之上。中国最近20多年现代化的推进，使我们获得了对现代主义的体验式反思与审视的基点，它有助于非意识形态的客观性立场的形成，这对于强调艺术自律性的非意识形态化的现代主义文学，是一个必要的出发点。现代主义情绪的普遍蔓延，也说明它不是资本主义世界的独有经验。本文从这种客观立场出发，指出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现代社会的工业化建制。
现代主义文学的复杂性，来自它与时代转型的微妙关系。它是现代社会工业化建制的反应式产物，植根于工业化社会的转型阶段。但它又不是主流意识形态的直接对应式的反映物与对等物。现代主义文学与其所处的社会主导潮流之间有着相一致与不相一致的复杂性。一方面，现代主义文学确实是与新型的工业化社会建制相伴生；而另一方面，它又以其独立的身份，从艺术与审美的立场审视现代制度下人的生存境遇，对现代社会制度予以质疑。现代主义文学与现代西方的社会体制之间存在一种混合纠结的奇异关系。正如阿多诺所说，“真正的现代艺术与其说是不得不设法对付发达的工业社会，还不如说是不得不从标新立异的立场出发承认发达的工业社会。”[1](pp.59～60)
一
现代工业社会的建制与转型，是人类历史上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它不只是一场社会文化的变革，或所有知识事务的转变，更不止是艺术的基本概念及形式的变化，而根本上是一种制度的转换。M·舍勒甚至认为，“它不仅是一种事物、环境、制度的转化或一种基本观念和艺术形态的转化，而几乎是所有规范准则的转化——这是一种人自身的转化，一种发生在人的身体、内驱、心灵灵魂和精神中的内在结构的本质性转化；它不仅是在其实际存在中的转化，而且是一种在其判断标准中发生的转化”。[2](p.207)它是一场包括社会结构与人的心态结构的双重重大转变的总体转变，导致了人的理念的颠覆。舍勒说：“世界不再是真实的、有机的‘家园’，而是冷静计算的对象和工作进取对象，世界不再是爱和冥想的对象，而是计算和工作的对象”。[3](p.20)这种深刻的变革造成了社会价值观念的“断裂”(discontinue)。然而，这种断裂，在其开始发生的初期，尚未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原因之一是，纵观人类历史，任何一场大的变革，都经历了激烈的政治斗争，甚至政权更迭，然而这一次的深刻变革，可以说没有口号，没有政权或反政权的阶级斗争，甚至没有意识形态领域的宣传，它是在非政治化中悄然发生与完成的一场工业化社会的建制转换。原因之二是，进化论思路的影响使人们习惯性于连续性与发展性，对历史中出现的这种“非连续性”与“断裂”，则感觉较迟缓。
吉登斯深刻地总结了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裂变，他认为“断裂”，是“指现代社会制度在某些方面是独一无二的，其在形式上异于所有类型的传统秩序。”[4](p.3)“断裂”具体体现为：其一：现代性时代到来的绝对速度；其二：社会巨变覆盖全球范围；其三：现代制度的固有特性。他指出：“现代性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们抛离了所有类型的社会秩序的轨道，从而形成了新的生活形态”，“确立了跨越全球的社会联系方式”。[4](p.4)
能在最初的时刻便感知到现代主义到来的，是最为敏感的文人与艺术家。代表性的最著名的言论来自英国的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她曾如此具体地写道：“1910年12月，或者说，大约在那个时候，人类的特性发生了改变”。[5](p.421)
人类特性的变化，现代价值观的兴起，当然不可能具体到某一时刻，因为它们来自全球范围内的工业化社会体制的建构。过去，在中国，学界将现代主义文学产生的社会背景，归结到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断或称帝国主义阶段。它究竟是源于资本主义还是源于工业化体制，这里涉及资本主义与工业化建制之间的关系问题。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给我们做了区分。他主张将资本主义与工业主义看成是现代性制度的两个不同的“组织类型”或维度，而不是谁臣属于谁的问题。他的依据首先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的出现先于工业主义的发展。吉登斯指出：“资本主义指的是一个商品生产的体系，它以对资本的私人占有和无产者的雇佣劳动之间的关系为中心，这种关系构成了阶级体系的主轴线”；而“工业主义的主要特征，则是在商品生产过程中对物质世界的非生命资源的利用，这种利用体现了生产过程中机械化的关键作用”。[4](p.49)具体地说，工业化建制的现代组织能够以传统社会中人们无法想象的方式把地方性和全球性的因素连接起来，而且通过两者的经常性连接，直接影响千百万人的生活，它的扩张性与影响力远远超出了资本主义所建构的阶级间的剥削关系。因此，可以看出，现代生活的急剧变化，主要不是源自资本主义，而是源自工业化建制中复杂的劳动分工的强烈刺激，工业的开发，世界市场的形成等。那么，现代主义文学正是对工业化社会的回应，具体在文学领域做一个区分的话，可以说《鲁滨逊漂流记》，《欧也妮·葛朗台》等小说的兴起与繁荣，可视为对资本主义兴起的一种回应性表述。与它们所描绘的那个世界相比，现代工业社会则生成出象征主义、意识流与表现主义等新的文学流派。
当然，资本主义与工业化是有联系的。资本主义是强化与推动工业化体制的巨大动力，因为，从它产生之初，资本主义在规模上就是国际性的。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说：“从一开始，资本主义就是一种世界性经济而非民族国家的内部经济……资本决不会让民族国家的边界来限定自己的扩张欲望。”[6](p.19)劳动力的商品化，包括抽象劳动力，即技术设计等，成为资本主义与工业主义之间的一个重要的连接点，也是社会快速发展的关键。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工业企业保持高度的技术创新，为现代社会生活从传统世界制度方面分离开来，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它们推动了全球性的扩张。
但是，工业化的建制所产生的效率，其扩张的覆盖率远远超出了原初时期的资本主义，它以一种严密的体制存在，以一定的秩序影响着政治秩序与文化秩序的协调一致，形成一种胜过权力与意识形态的强力体制秩序。不可否认，工业化制度体系带来了世界经济的全面、快速发展，人类生活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西方人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享受到了这种体制带来的不断翻新的物质享受。中国最近20多年也亲历了这种快速发展的进程。这确实是一个新的文明的历史时期，一派高速发展的世界图景。然而，与这种图景相伴随，所有的人在这种理性化的工业化秩序中，都沦为工具，人遭遇被物化的命运。工业化体制所依据的经济价值的尺度成为社会的标准尺度，导致人格概念的实质结构在实用主义思潮中被经验量化，人的本质无从勘定。齐奥尔格·西美尔看到了现代生活中货币的非人格性与无色性，现代的“货币经济如今已经产生了难以计数的联盟，它们要么只要求员工在经济上出力，要么就是单纯就货币利润进行操作”，“货币就像一层绝缘层那样滑入客观的联盟整体与主观的人格整体之间”。[7](p.96)社会以货币经济所强化的这种量化标准的价值尺度，去度量所有人际关系与人本身，在这种标准之下，人的情感、修养、内涵等人性因素变得没有价值，人在现代社会被抽象化了。
二
工业化制度具有的冷酷的理性逻辑，使现代社会呈现出种种特质。
首先是现代社会不可阻挡的越来越细的社会分工。细密的社会分工使绝大多数人都受制于同一专业领域里的重复劳动，受制于索然无味、冷酷无情的纪律与管理约束，人的全面发展的人性要求受到强迫性的抑制，传统的丰满人性被阉割，人沦为社会机器上的零部件或者说是螺丝钉，社会需要的不是一个完整的人，而是个体人的专门功能，这种功能如同零件的功能，能被同类产品取代。功能化的劳动者的重复劳动所产生的劳动的焦虑、生存的异化在卡夫卡的小说《变形记》中得到了典型的表现，人被异化为甲壳虫。
其二是工业化体制具备一种潜在的、深层的专制特征，它表现在官僚体制的庞大网络中。政治权力在这一体制中实际得到了强化。当然，它不是个人权力的强化。“专制主义”(despotism)似乎主要是前现代国家的特征，但事实上，极权的可能性包括在现代性的工业化体制之中。当然封建皇帝那种个人至上的权力，在现代社会受到了限制。现代社会的权力，表现出一种体制的合力，成为一张网，或者说一种坚固的结构。这是因为极权统治以更为集中的形式把政治、法律、意识形态、经济等各种权力连接在一起，也可以说实现了政治、经济与知识界等的联手或结盟。看起来，前现代社会统治者个体的绝对权力受到了削弱，而现代体制的合力却更强化地、更加没有遗漏地迫使所有个体权力上交或被剥夺。
新兴资产阶级的平等的市场经济曾经取代了封建等级制，到了现代社会，这种平等的市场经济，又潜在的为新一轮的不平等——工业化中的新的社会等级制度所取代。这种等级体现为经济企业内部的科阶官僚体制，企业之间大小差异所形成的各种权利差别，其实质就是一种新的特权，还有不容商量的垄断权。这种庞大的一体化社会，全球化的跨国企业，行业垄断，资本垄断等，甚至包括将一切进行量化的标准，资源与财富的占有所形成的话语权等等，使貌似平等的现代社会中隐藏着一种非公开化的、巨大的不平等。多尔迈针对霍克海默的相关批判作出自己的总结，他写道：“工业化和合作企业对小型企业的取代，恢复了社会等级制度，鼓励了经济特权，损害了生存机会的平等，淡化了乌托邦式的前景。同时，政府和企业的逐渐融合，导致了用不断增长的对公众舆论的有效控制来取得社会的一致”；“在知识领域中，实证的经验主义的兴起，促使人们将人等同于他的物理性质和经济占有……同时由于丧失或抛弃了理性与人类目的的联系，理性被等同于抽象的运算，即一系列用来对任何选择对象进行公理化的运算规则”，多尔迈归纳说“如果霍克海默的上述评论正确的话，那么占有性的强化所导致的结果就是个人自己被逐渐地占有，其原因在于机械的运用和操纵的国际化。当代的技术显示了这种控制关系。”[8](p.14)人的地位、人的感受、人的行为导向或者说人的行为准则，在适应这些新变化与新体制中形成，个人与社会的联系得到了重新的调整，人的主体性变成了受控性。
这便产生了看似绝对王者的权力被削弱了，个体的基本权利被授予了，但实质上，每一个个体在现代社会的整体结构中都感到无能为力的状态。卡夫卡的《城堡》就表现了个体永远无法接近现代庞大、冷漠的官僚体制，它永远是在云雾之中。小说中K试图去、努力去接近它，但从电话里传来的只是一些模糊的、毫无意义的嗡嗡声，这正是个体与体制的关系的一种象征。卡夫卡的另一部小说《审判》描绘了法律体制的无上极权，其中无辜的人被莫名地强制执行。现代体制是一种严密的结构，在这种结构中，受压迫者找不到个体的压迫者或者是能与之对抗的对立的人物，繁复的结构使得个体生命所付出的代价无声无息，没有任何人对此负有责任，怨恨没有对象。如T·S·艾略特所描绘的，生命的消失是“啪”的一声，那种声响不是清脆的，而是微弱的。现代社会个体生命表面上受到虚幻的尊重，但实质上无人能控制的工业化社会结构是最为冷漠的、超出于人类之上的一架独自运行的专制的机器，如卡夫卡的《城堡》中的官僚机构，《审判》中的法律机构。在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中它体现为军事机构，官兵们在第二十二条军规面前无能为力、任人愚弄，个体生命的存在与消亡任由军事机构机械判定，即使误判，也只能维持。丹尼卡医生明明活着，但已被军方错误地记录到麦克瓦特撞毁失事飞机的死亡名单中，他虽然有生命，却被等同于死亡，在实际生活中，被排除在一切活动之外。而那个住在尤索林的帐篷里的马德，已经死了，但由于没有他的死亡记录，军方的记录中他还活着，原因是他没有正式报到的记录，也就没有死亡记录，因此，他一直被当作活人看待。显然，这种荒诞与混乱，个体无法做出申诉，因为你能上诉到的人，他只能按名单执行，因此，永远找不到人说理，永远没有人澄清事实，永远没有人负责，一切都交付给貌似客观、公允的规章与机构，命运由它来定夺！现代社会组织结构是无视生命、抹杀生命的无人能操纵的权力巨兽，这是现代社会的根本特征。
现代社会强化科技思维与商品经济，导致物质利益以及与此相关的身体欲望的满足被合法化与合理化地推崇，造成精神价值失落，这是现代社会的又一显著特征。在现代社会中，如社会学家M·舍勒所认识的，工商精神取代了神学——形而上学的精神气质，人格概念的实质结构在实用主义与急功近利的物质主义思潮中被经验量化。人从高贵的、有精神追求的动物降格为自然生命的动物，人的哲学被人的社会学取代了，人的实存本身发生了改变，以致他惊呼“在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像当前这样，人对于自身如此地困惑不解。”[9](p.2)
工商精神取代形而上学精神，实用价值取代生命价值是工业化体制中机器与技术主宰世界所产生的后果。
马克思注意到机器存在的两个方面的矛盾性，他在“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中说：“一方面产生了以往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无法想象的工业和科学的力量，而另一方面却显露出衰颓的征象，这种衰颓远远超过了罗马帝国末期那一切载诸史册的可怕情景。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新发现的财富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了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卑鄙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使人的生命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10](p.5)
最早对技术进步进行反思的作家是波德莱尔，他反对把物质的进步与精神的进步混淆起来。他在1855年发表于《巴黎的艺术》的文章《批评方法，论应用于美术的现代进步观，活力的转移》中指出“我说的是关于进步的观念。这盏昏暗的信号灯是现代诡辩的发明，它获得了专刊证书，却并未取得自然或神明的担保，这盏现代的灯笼在一切认识对象上投下了黑影，自由消逝了，惩罚不见了。”[11](p.318)波德莱尔进一步具体描述道：“问问任何一个每天都在他的小咖啡馆里读他的报纸的法国人进步是什么意思，他会回答说，进步就是蒸气，电，煤气照明，这都是罗马人所不知道的奇迹，这些发现充分地证明了我们胜过古人。这个可悲的头脑里是多么黑暗，那里面物质的东西和精神的东西是多么古怪地混在一起啊！这可怜的家伙被他的那些动物至上和工业至上的哲学家们美国化了，以至于失去了区分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自然界和超自然界的概念。”[11](p.319)
技术在现代社会已不只是工具，它与价值、文化形成了一个体系，构成了现代社会的权威，因此，技术权威也就成为了社会的统治力量。在19世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就表达过对技术专家的批判。20世纪意识流小说的代表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在《达罗威夫人》中，通过主人公——精神病人塞普蒂默斯，对作为医学权威，同时也是社会权威的精神病医生予以深刻而独到的审视，让读者看到技术权威已经成为了技术专家治国的统治层的中坚力量。伍尔夫描绘他们让精神病人平稳，让所有的人归顺，他们的后面还有警察。这说明专家与政治家联手形成了包含其自身特殊价值的现代技术-政治框架。
海德格尔对现代社会技术的统治特征做出了深刻的分析，他说：“现代技术的突出特点在于这样的事实，即它在根本上不再仅仅是‘工具’，不再仅仅处于为他者‘服务’的地位，而是相反……具有鲜明的统治特征”。[12](p.28)在全球化时代，技术超出在行政权力之上，谁控制了技术，谁就控制了世界。它第一次颠覆了几千年人们顶礼膜拜的统治者的荣光，因为在它的以纯粹客观标准如考核、听证会、市场等的强势出场之下，“统治者不再随意决定命运”。[12](p.31)技术冲击了权力，也冲淡了既往高高在上的意识形态，因此，技术也能成为一种失控的力量。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在发达社会中，技术起着控制权力基础的作用，它带来的是彻底改变传统和人类价值的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这种改变不同于历史上历次统治阶级或王朝的更替所经历的那些轰轰烈烈的政治风暴，它只是“内在地”、“无声地”改变世界，甚至不受它们所为之服务的目的的制约。现代社会中技术颠覆传统，使一切重新布局，历史形成了断裂，马克思将此比喻为雪崩，他在《资本论》中写道：“随着机械化和现代工业的诞生……发生了一场在强度上和范围上都类似于雪崩的强烈入侵。一切道德和自然、年龄和性别、白天和黑夜的界限都被打破了。资本在狂欢。”
社会学家更多关注的是人在技术统治的现代社会中的生存境遇。韦伯在1904年写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将整个“现代经济秩序的庞大宇宙”视为“一个铁笼”。这里面的每一个人都要受到其铁栏杆的塑造，人都成了没有灵魂、没有心肝、没有性别或个人身份的存在物。韦伯说他的同时代人，都发生了如下改变：“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肝肠，这种一切皆无情趣的现象，意味着文明已经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水平。”[13](pp.166～167)马尔库塞认为这种生存境遇中的大众既没有自我，也没有本我，他们的欲求不是他们自己的，因而提出了他的著名的“单面人”理论，现代人都成为了“单面人”。英国当代社会学家吉登斯深刻指出了科学与技术的悖论，他说：“有些被认为是将使我们的生活更加确定和可预测的影响，如科学和技术的进步，却经常带来完全相反的结果。”[14](P.3)
三
工业化社会本身形成了与前工业化社会的断裂，现代主义文学是对这一新型社会形态的回应。贝尔说：“每个社会都设法建立一个意义系统，人们通过它们来显示自己与世界的联系。这些意义规定了一套目的，它们或像神话和仪式那样，解释了共同经验的特点，或通过人的魔法或技术力量来改造自然。”[15](p.197)贝尔认为人的品格类型与社会关系的形成是由他处的社会中的工作关系模式所决定的，他将社会分为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前工业社会主要是对付自然，劳动力起决定作用的自然社会。而工业社会取代农耕社会，演变出工业化的制作世界。
这个制作世界是由机器技术主宰的，它摆脱了与自然的密切关系，不再依存于一些自然的人性化的观念与标准，而以对物质的追求与利润的追逐来组织社会，以商品生产，科技进步，能源的利用与开发，大大提高了生产率，改变了这个世界的结构。标准产品批量生产是这个社会的主要生产模式，因此机器便取代了劳动力而获得了这个社会中的主角的位置，并且也取代了人在工业化之前的各个历史时期的主体的地位。机器生产的工序与流程，分解为简单的操作步骤，由工人分段操作，这样将人降格为机器的附属物。当工程师设计创造出新机器，他们也容易跟随老机器被替代。机器排挤了人，机器成了世界的主宰，人成了这个机器上的零部件。卢卡奇从这种现象中提炼出人的物化的理论，也就是马克思的“异化”，即“劳动的异化”的概念。贝尔认为工业社会“是一个调度和编排程序的世界，部件准时汇总，加以组装。这是一个协作的世界，人、材料、市场，为了生产和分配商品而紧密结合在一起。这是一个组织的世界——等级与科阶体制的世界——人的待遇跟物件没有什么不同，这样，在人与角色之间形成了一种明显差异。”[15](p.198)人与角色是分离的，这种分离造成了现代人的精神分裂。人、人的劳动或者说人的工作，都成为机器化、组织化生产的附属部分，人的和谐，劳动的完整性与可靠性被瓦解，这便决定了人的精神的巨大变化。早期以人道主义为核心的充满强烈主体性的个人主义，具有个性的、带有正面品质的大写的人的理念就必然消失，它导致了工业化社会中人的心态体验的变化，这是现代主义思潮所直接表现的领域。
可以断言，现代主义文学正是对现代人的形而上学品质或人本精神本质的解体与消散的一种模糊的反应：困惑？无奈？质疑？批判？都有，各种情感混杂在一起，表现了现代人作为人自身的不适应，因为他们从古典人“存在本身唯精神”的理念的高位，被抛入“唯身体”的物化原则中。那么，被抛入原始层面的现代人，在困惑、迷惘中抓到了支持他们的稻草，那便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以及20世纪的非理性哲学，它们提供给20世纪无精神维度的现代人的短视的、肉欲的生存方式以强力的支撑，像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中的女主人公莫莉的肉欲主义生活，这种为古代人鄙夷的生活内容，也就堂而皇之地成为现实生活中的主潮，甚至也成为文化作品中的主要内容。
可见，现代社会不是古代社会的承继或翻版，它不是新的统治者代替旧的统治者，或者男人取代女人的统治，或者女人取代男人的统治这种传统的二元对立转换模式，它是一种全新的奇异的社会景观。在其中整个人类都已经成为社会机器中纯粹的齿轮和技术控制对象。社会分工使所有的人都职业化、技术化和片面化，人性的丰富与全面发展的要求被抑制、被镇压。现代技术所发明的现代机器，生成出现代工业，构建出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人口密集的工业化大都市。与大都市的工业化生产体制相伴而生，或者说与机器一同产生的是居住于这种大都市中的操作机器的雇佣工人。他们与其说是操作机器的人，不如说成了机器流程中的一个部分，他们本身就成了机器。这就是现代社会劳动的异化。新的机器被发明出来的时候，大批老的机器工人就会随同老的机器一起被替换、被弃置掉。即使他们可以参加新的培训，他们也会形成紧张感、不安全感与恐惧感，因为人类个体随时都有可能被日益推进的技术所抛弃。况且，现代技术的发展速度愈来愈快，人们必须拼命追赶，异常疲惫与焦灼，最终都将成为追赶不上的人，而被现代进程如同弃置生锈、老化或过时的旧物一般弃置掉。那么，此中，最深刻的悲剧在于，传统的人的理念、人的尊严与骄傲，人之为人的价值在技术更新的铁律面前就被碾成粉末。这种早期产业工人的状况，已经普遍蔓延到各个领域，成为现代社会中的普遍现象，过去非雇佣性质的医生、律师、教授等光荣的职业群体，现在也都成为了被雇佣者，他们同样可能遭遇在本行业的技术翻新之中，成为陈品，成为过时的旧货。
在这种背景下，群体聚合力失散，成为现代社会的一种标志，即：现代社会缺乏综合的、共同的文化理想，成为一盘散沙。传统神学的共同信念——上帝，随着尼采的“上帝死了”而崩塌。这种崩塌，不止在于对上帝的信仰的崩塌，还在于它是一种象征性的表征，它同时表述的是对后来取代了“上帝”的西方共同信仰的“理性”信念的崩塌，是对道德信念的，或者包括对一切信仰的崩塌，甚至也可以说，这种象征性的意蕴还在于是对一切可能产生与出现的信仰的一种死亡宣判，即形而上的共同信仰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强调个体的、缺乏共同信仰的现代社会里，个体的孤独感就成为一种普遍蔓延的时代病症，无法医治。个人与他人的关系，变成无法沟通的疏离与陌生的关系，如萨特的名言所表述的：他人即地狱。个人与世界的关系，成为荒诞，如加缪的《局外人》所描述的经典主题：世界是荒诞的。异化感、孤独感、灾难感在卡夫卡的《变形记》、《判决》和《地洞》等作品中被塑造出来。现代社会孤独的个体丧失了精神家园的无家可归的生存体验，被T.S.艾略特在《荒原》中呈现，它将现代人概括为生活在荒原上的精神被放逐的“荒原人”，不知“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也从另一个角度，以古代奥德修斯归家的神话为隐喻，描写了现代人寻找精神归宿的归家主题。这一主题在哲学上也有海德格尔的失去了神，失去了天的现代人，来寻求大地维度的“诗意栖居”的呼应。所有这些作品、思想与学说，共同表述了20世纪现代人的精神困境。
社会学家M.舍勒指出，生活世界的现代性问题不能仅从社会的经济结构来把握，还必须通过人的体验结构来把握，现代现象是一场“总体转变”。在他看来，“心态（体验结构）的现代转型比历史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转型更为根本。”[2](pp.6～7)因为心态是世界生活的价值秩序的主体方面，一旦体验结构转型，世界的客观的价值秩序必然产生根本性的变动，因此它是一种深层的评判标准，它所带来的是价值评判尺度的改变。舍勒将现代社会的总体心态体验归纳为一句话，即：实用价值取代了生命价值。现代主义文学是对这场“总体转变”的艺术呈现。它既包含着对这场“总体转变”的实录，也包含着对这场“总体转变”的对抗，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在实录现实与对抗现实中，展现出前所未有的独立与自律特征，与传统文学形成断裂。
收稿日期：2007-07-02
注释：
①“现代主义文学”指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又称西方现代派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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