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马时代的“polis”，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荷马论文,时代论文,polis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polis释义
荷马时代的社会并不是氏族社会，近年来中国学者已经就此点达成较多共识。但它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呢?各家表述不一，有的认为荷马社会存在一种国家形态，有的认为是酋邦。(注：晏绍祥：《试论荷马社会的性质》，收入氏著《古代希腊历史与学术史初学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9—31页。)西方学者有关荷马社会的看法亦有分歧。芬利似乎认为，荷马社会是共同体(community)，但占据核心地位的是大家族，其伦理也以大家族为核心。在家族之上，没有更高的统一体来界定个体和共同体之间的关系。所以，荷马社会的共同体是一个自治的大家族的总和。(注：M.I.Finley,
The World of Odysseus.London:Penguin Books,1991,pp.104—105.)朗西曼好像承认，polis是当时最大的政治单位，但他认为，希腊的国家形成于古风时代后期。荷马时代的那些德莫斯，既非臣民，也非公民，politai一词只不过意味着他们是某一个polis的居民，还不具有政治意义，也就是说，polis还不是城邦。(注：W.G.Runciman,
Origins of States:The Case of Archaic Greece.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24(1982),pp.351—377.)唐兰接受了芬利的意见，否认荷马社会有氏族、胞族等血缘关系的组织存在，将荷马社会称为共同体，并从内部政治组织及政治动员方式入手研究，指出共同体中缺少固定的政治组织。政治动员的方式以领袖个人的魅力、能力为基础，是一种前国家形态。(注：Walter Donlan,The Structure of Authority in the Iliad;Walter Donlan,The Pre-State Community in Greece,both in The
Aristocratic Ideal and Selected Papers.Wauconda,Illinois:Bolchazy-Carducci
Publishers,Inc.1999,pp.237—248,283—303.)波斯奈认为，荷马社会的共同体是一种初级国家(minimal state)，但它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小国家，而是一种前国家形态，因为荷马的巴赛列斯表面上看像西欧的封建君主，但实际上那里没有起作用的政府，没有任何官僚的、集中的、有管理的国家；没有警察；没有基本的财政；没有税收、商业、道路和港口维护；没有档案和法庭，伊大卡甚至20年没有国王。所谓政府的功能，主要是保证内外安全、维护秩序、反击入侵和保卫共同体，而且这些活动大多以家族为单位进行，与共同体集体几乎没有关系。(注：Richard A.Posner,The Homeric Version of the Minimal State.Ethics,vol.90(October,1979),pp.27—46;与他观点接近的还有哈尔福逊，参看John Halverson,Social Order in the“Odyssey”.Hermes,113,Band(1985),Heft 2,2.Quartal,pp.129—145。)埃伦伯尔格一方面将希腊城邦的起源追溯至公元前8世纪，“如果不考虑我们很容易理解的演化过程的长期性与多样性，则构成本文标题的问题(即城邦何时兴起)的答案也许大致在(公元前)8世纪，”从而把荷马的
polis和古典时代的城邦直接联系起来。另一方面，他又将荷马的两部史诗区别对待，认为“在《伊利亚特》中没有出现城邦的任何迹象，而《奥德赛》显示出来了。”(注：Victor Ehrenberg,When did the Polis Rise?The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1937,后收入其文集，见Victor Ehrenberg,Polis und Imperium.Zurich und Stuttgart:Artemis Verlage,1965,pp.92—93。)安德列耶夫承认氏族制度在荷马时代仍是最重要的，但在荷马时代的社会中，贵族已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当时的社会，不一定是那些部落，而是共同体(Gemeind)，是那种荷马称为demos和polis的共同体，古典希腊的城邦，正是从这些共同体发展起来的。(注：J.V.Andreev,Die homerische Gesellschaft,Klio,70(1988),SS.5—85.)
不管上述学者之间的分歧有多大，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都承认，荷马社会是某种形式的共同体。所不同者，一些学者认为，这种共同体仍是一种氏族部落公社，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氏族制度早已瓦解，占主导地位的，是某种国家形态，只是在国家发展的程度上有所不同而已(minimal state，早期国家或者城邦)。从目前的研究成果看，仍将荷马社会作为氏族社会对待，将面临许多无法解决的问题。例如，在史诗中，通常所说的氏族、胞族和部落分别用genos、phretre和phyle几个词来表示。但实际上genos不具有氏族的特征，phretre也非胞族，phyle更不是血缘部落。(注：晏绍祥：《试论荷马社会的性质》，第51—54页。)
既然荷马时代的那些共同体并非氏族部落公社，那就有必要寻求新的答案。早在1978年，卢斯就在一篇文章中指出，荷马史诗所反映的是公元前8世纪后期希腊世界的情况。对荷马来说，“他的社会学(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最重要的方面是，他认为polis是共同体组织的常态，不管是对外国人还是希腊人。我已经揭示出，他关于polis的观念在两个主要方面预示了古典时代的城邦：首先，它是一个由堡垒保护的政府中心；其次，对一个特定范围的人民来说，它构成了人们主要的居住地区。”(注：J.V.Luce,
The Polis in Homer and Hesoid.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Irish Academy,vol.78,Sect.C,p.15.)卢斯认为，荷马的polis和古典城邦也存在重大区别，polis在政治组织和法律体系方面不够正式，具有一定程度的原始性；国王、议事会和人民大会之间的平衡与后世的城邦有明显差别；法庭虽然存在，但司法的质量取决于国王和贵族，缺少非人格化的、有约束力的法律制度。(注：J.V.Luce,The Polis in Homer and Hesoid.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Irish Academy,vol.78,Sect.C,p.15.)斯库里深入研究了荷马史诗中关于城市的程式化短语，认为荷马史诗虽然包含着从迈锡尼经黑暗时代到公元前8世纪后期的史实，但有两点是清楚的，“城邦的早期形式，如果说还处在萌芽时期的话，即使不是在此之前，至少在荷马所处的公元前8世纪后期已经产生。虽然两首诗中所描绘的是希腊历史上相互冲突时期的拼合，可是，如果新的城邦当时没有形成的话，那无论是《伊利亚特》，还是《奥德赛》，都不会是它现在的样子……polis比家族更加突出，因此，史诗的背景是当代的产物。”(注：Stephen Scully,Homer and
the Sacred City.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0,pp.90—91.)拉夫拉勃批评芬利将荷马社会的共同体视为自治大家族集合体的观点，“家族无疑具有头等重要性，是人们忠诚和认同的核心。可是，它排除对polis的忠诚或者认同吗?或者说它排斥对polis的义务感吗?”(注：Kurt A.Raaflaub,Homeric Society.In Ian Morris & Barry Powell(eds.),A New Companion to Homer.Leiden:E.J.Brill,1997,pp.622—623.)荷马时代的polis“当然不是古典和法律界定意义上的公民共同体，但它正在向那个方向发展”(注：Kurt A.Raaflaub,Homeric Society.In Ian Morris & Barry Powell(eds.),A New Companion to Homer.Leiden:E.J.Brill,1997,pp.622—623.)。他提醒人们注意荷马polis的两个方面：公、私领域的分离与英雄伦理中存在的对城邦共同福利的关心。他认为这些事实表明，“荷马的polis确实是一个人类或者说是公民的共同体，因此，它就不仅仅是自治的家族的总和。”(注：Kurt A.Raaflaub,
Homeric Society.In Ian Morris & Barry Powell(eds.),A New Companion to Homer.Leiden:E.J.Brill,1997,pp.622—623.)荷马所提供的资料证明，某种形式的polis是荷马社会的基本单位。
Polis以及与它有关的词汇在荷马史诗中经常出现。据统计，它在《伊利亚特》中出现了109次，在《奥德赛》中出现了89次。(注：J.V.Luce,The Polis in Homer and
Hesiod,p.5.)关于荷马时代polis的定义，学界仍存在争议，很多时候，它与城市(astu)是同义词，可以互换。但有些时候，两者之间有明显差别。其原因大概是，诗人在使用该词时，不像政治学家或者历史学家那么严谨。有时它指像迈锡尼时代那样的城堡，有时则指所有居民居住的城市，不仅包括城堡，还包括城堡下的居民区。在普里阿摩斯和他的老家人驾车前往阿克琉斯营帐赎取赫克托尔遗体时，“老人急忙登上那辆备好的大车，迅速穿过回音缭绕的柱廊和前门。前面有骡子拖着四轮车，由小心翼翼的伊代奥斯驾驶，后面是马车，老人挥鞭，急忙赶着车穿过特洛伊人的astu。他的亲人跟在后面，呜咽哭泣，好像他是去送死。在他离开polios下到平原的时候，他的儿子、女婿全都返身回到伊利昂。”(注：Homer,The Iliad,ⅩⅩⅠⅤ,323—330,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2[nd]ed.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在这里，astu显然是指宫殿外的居民区，而polis是指被包围在城墙之内的特洛伊人居住的地方，是特洛伊城，与普里阿摩斯当时所在的平原相对，地域意义突出。有些时候，它指的是城市及其周围的乡村，含义和古典时代的polis近似。在萨尔培东被杀、尸体被阿凯亚人夺走时，格劳科斯怒斥赫克托尔：“赫克托尔，你貌似强大，作战却不如人，你徒有名气，原来却是个真正的懦夫。该是你考虑的时候，将怎样仅仅依靠伊利昂本地人的力量保卫polin和astu?有哪个吕凯亚人还愿意为保卫ptolis同达那奥斯人英勇作战?”(注：Homer,The Iliad,ⅩⅩⅠⅠ,141—147.)这里的ptolis(注：由于希腊语的名词需要变格，而且不曾形成严格统一的语言，在不同地区、不同时代，拼写上会有所不同。这里出现的ptolis，polin等，因其在句子中的功能不同而进行了变格，或者是一种较早期的形式。为忠实原文，故照引。)显然具有政治含义，指的是特洛伊人的国家。在《奥德赛》中，polis同样具有政治意义，与祖国相近。奥德修斯历尽艰辛到达西里亚，遇见公主瑙西卡，请求她的帮助，“尊敬的姑娘，可怜我，遭到许多苦难后，我首先遇见了你，其他人我均不相识，他们拥有这里的polin和广阔的土地。请给我指点
astu，赐给我粗布蔽体。”(注：Homer,The Odyssey,ⅤⅠ,175—178,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2[nd]ed.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5.)polis与土地相对，但因为法埃西亚人都住在城市内，所以这里的polis也可能具有政治意义，暗示它是“一种把城市中心和周围土地结合起来的社会结构的存在，这个词的使用，表明青铜时代的英雄们不知道的一种制度的产生和发展”。(注：J.Hurwit,The Art and Culture of Early Greece,1100—480BC.,Ithaca &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5,p.74.转引自Stephen Scully,Homer and the Sacred City,p.9。)当人们想打听一个人的家乡时，往往问的是他的polis，而不是astu。阿克琉斯的盾牌上出现的两个国家，一个在和平中，另一个在战争状态中。这两个国家也不是astu，而是polis。(注：Homer,The Iliad,ⅩⅤⅠⅠⅠ,490—540.)因此，对荷马来说，
polis的存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人类生活的基本特征，几乎所有的人都生活在polis中。(注：J.V.Luce,The Polis in Homer and Hesiod,p.1.)史诗中出现的伊大卡、西里亚、特洛伊，当然还有特洛伊城下的阿凯亚人，都按照polis的标准生活，都住在城市里，有国王、长老会和人民大会等机构。
这些事实表明，polis而非部落是荷马时代最基本的组织单位，是人们表明自己身份的重要标志。它不仅是一个包括城市及其周围乡村的地域概念，同时还是一个政治单位，一个包括了国王、长老、人民大会、司法系统的政治组织。这样一个组织，显然与古典希腊的城邦，而不是迈锡尼的宫廷国家有更多的相似之处。不过，要弄清荷马的polis的特点，有必要深入到它的内部，看看它的政治结构。
作为政治组织的polis
在《伊利亚特》卷18中，诗人分别描绘了和平和战争中的polis。在和平的polis中，一方面，人们在举行婚礼，伴随婚礼的是舞蹈和乐曲，代表了polis和谐的一面。另一方面，polis内部不和谐的一面也被揭示出来，“另有许多公民聚集在广场，那里发生了争端，两个人为一起命案争执赔偿，一方声称已经全部赔偿，向大家诉说，另一方则拒绝接受任何东西。(注：关于这段引文的理解有些出入，罗念生和王焕生译成“一方要求全部补赔，向大家诉说。另一方拒绝一切抵偿。”英译似乎更符合原文，但意思不够连贯。陈中梅译成“一方当众声称血酬已付，半点不少，另一方则坚持根本不曾收受。”好像意义上更顺畅，也更符合原意。见《伊利亚特》，陈中梅译，花城出版社，1994年，第450页。)双方同意把争执交由公判人裁断。他们的支持者大声呐喊各拥护一方，传令官努力使喧哗的人群保持安静，长老们围成圣圆坐在光滑的石凳上，手握嗓音洪亮的传令官递给的权杖，再一个个地走向前作出自己的决断。场子中央摆着整整两塔兰特黄金，谁解释法律最公正，黄金就奖给谁。”(注：Homer,The Iliad,ⅩⅤⅠⅠⅠ,497—508.)而在处于战争状态的polis中，双方都磨刀霍霍，准备大战一场。进攻者有两支军队，但不够一致。守卫者则出其不意，让老人和妇女、儿童守城，主力开出城外，偷袭对方的给养。最后双方摆开阵势，大战一场。此后，作者把笔触转移到社会生产领域，先后刻画了耕耘、收割、葡萄园、牛群、羊群和舞蹈场面。(注：《伊利亚特》，罗念生、王焕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除特别注明外，一般采自此译本)，ⅩⅤⅠⅠ，509—540(此为行数，下同)。)《奥德赛》把polis视为文明的代名词。那个不生活在polis中的独目巨人，无疑是野蛮的象征。他生活在山洞里；不知道畏惧神灵；不保护求援者和外乡人；生吃人肉，喝生羊奶；“他们没有议事的集会，也没有法律。他们居住在挺拔险峻的山峰之巅，或者阴森幽暗的山洞，各人管束自己的妻子儿女，不关心他人事情。”(注：《奥德赛》，王焕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ⅠⅩ，112—115(此为行数，下同)。)而把奥德修斯送回家的法埃西亚人，在荷马的笔下，又可以说是文明的代表。他们生活在城市中，有自己的法律；有国王、议事会和人民大会；乐善好施，与独目巨人形成了鲜明对比。
这几段诗文提供了不少有关当时社会的信息。polis无疑是共同体生活的中心，那里是国王、长老居住的地方，是举行司法审判的场所，也就是说，是权力中心。那里还是人们的居住中心，一般的农业生产活动，大概在城外进行。婚礼的举行，代表了年轻一代的成长和polis的繁衍、延续。司法系统虽然原始，但无疑已经存在，而且已经在发挥作用，以保持城邦内的秩序。至于战争中的城邦，体现了在面对外敌入侵时居民的团结一致，表现出浓厚的集体主义精神和爱国情感。polis的社会结构也有所暗示，其最上层是手握权杖的国王，然后是作为法官的长老，最后是掌握司法权的普通人民。(注：城邦作为司法中心的地位，在《奥德赛》中表现得更加明显。特勒马科被称为“执掌法律的”。在一处比喻中，诗人形容归家较晚的人时，说他就像一个在广场上解决了许多争端后回家用晚餐的巴赛列斯一样。见J.V.Luce,The Polis in Homer and Hesiod,pp.2—3。)
伴随着政治生活在polis内的集中，城市开始出现。几乎毫无例外的是，城市是居民最主要的居住区。受到阿凯亚人包围的特洛伊是一个城市；麦里阿格罗斯的埃托利亚人生活在城市中；阿克琉斯盾牌上刻画的众多场景中，主要是两个城市；法埃西亚人活动在城市中；连不大适合养马的伊大卡也有城市。所以，在奥德修斯诛杀众多求婚者后，求婚者的魂灵到达了哈德斯的王国，阿家门农非常意外，他能够想像出来的致人死命的原因只有三个：船难、抢劫被杀和保卫城市时被杀。特勒马科大多数时间也居住在城市中，很少到奴隶的农场去。拉埃提斯的避居农场，则被视为不得已的行动。(注：《奥德赛》，ⅩⅩⅠⅤ，109—113；ⅩⅤ，187—196；ⅩⅤⅠ，27—28。)城市一般都有城墙防卫。特洛伊不用说，有着又高又厚的城墙。阿克琉斯复出后，波里达马斯考虑到即将来临的危险，劝告赫克托尔“那就让我们去广场宿营保存力量，城墙有望楼，高大的城门备有结实的精制的长门闩，它们为城市充当守卫”；“如果他(阿克琉斯)胆敢离开船寨来城下厮杀，也好让他尝尝苦头。等他在城下徒然把他的高头大马来回赶累，他便会不得不返回船舶。他不敢贸然攻城，也不可能把城攻破，敏捷的狗群早就该首先把他吞下肚”。(注：《伊利亚特》，ⅩⅤⅠⅠⅠ，273—275，277—283。)至于其他的城市，大多也都有城墙。埃托里亚人的城市至少是有城墙的。法埃西亚人虽然处在孤岛上，也为城市修建了城墙。伊大卡有无城墙，史诗没有明言，但《奥德赛》提到建立底比斯时，安菲昂和泽托斯“兄弟俩首先奠定七门的底比斯城池，又建起城墙，因为它们不可能占据广阔的底比斯无城垣，尽管他们很勇敢”。(注：《奥德赛》，ⅤⅠⅠ，45；ⅩⅠ，263—265。)言下之意，只要人们建立城市，而且这个城市要能够生存和发展，必须有城墙。史诗中出现的“保卫城市的首领”这一程式化短语，(注：《伊利亚特》，ⅠⅩ，395。)也说明利用城墙保卫城市，成为当时人的共识。从这一点推测，伊大卡也应有城墙。此外，城墙的修建还讲究一定的技巧，以利防守。法埃西亚人的“城市有高垣环绕，两侧是美好的港湾，入口狭窄，通道有无数翘尾船守卫”。(注：《奥德赛》，ⅤⅠ，263—264。)城墙的修建及设施的改进，表明居民已经摆脱了迁徙不定的状态，长期定居于某一个地区，而且城市本身也有了值得保卫的家产。也就是说，城市本身已经有了一定的历史。(注：科谢连科曾经指出，希腊之所以形成城邦制度、且城邦一般地趋向民主方面，是因为在希腊，“城邦的产生在时间上和阶段上正好与阶段社会和国家以及它们的自然产物——城市的产生相巧合”。最近的研究证明，希腊的城市化开始得比科谢连科设想得早，尤其是在优卑亚和爱奥尼亚地区。见科谢连科《城邦与城市》，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编《古代世界城邦问题译文集》，时事出版社，1985年，第16页；Helle Damgaard,Helle W.Horsnaes,Sanne Houby-Nielsen & Annette Rathje(eds.),Urbanization in the Mediterranean in the 9[th] to 6[th] Centuries BC.
Museum Tusculanum Press,University of Copenhagen,1997,pp.9—16；111—142。)
正因为城市已经成为居住、政治和生活中心，所以荷马史诗中有不少专门用来形容城市的程式化短语。墨尼奥埃人的城市是“人烟稠密的”；特洛伊人的城市也是“人烟稠密”；布得昂城是“黎民昌炽的”；雅典是“街道宽阔的”。(注：《伊利亚特》，ⅠⅠⅠ，101；Ⅴ，489；ⅩⅤⅠ，571；《奥德塞》，ⅤⅠⅠ，80。)因此，安德列耶夫认为，在荷马史诗中，几乎所有居民都是城市人，农村居民几乎没有进入诗人的视野。“特洛伊、伊大卡、西里亚，像荷马描写的其他城邦一样，是由无人的田野包围的。这里或那里偶尔出现相距遥远的农庄、牧人的小屋及其屋顶。”(注：J.V.Andreev,Die homerische Gesellschaft,SS.21—23.)相应的，城市人(politai)似乎也高于乡下人。安提诺奥斯就斥责装扮成乞丐的奥德修斯为“喜好回忆往日旧事的愚昧村夫”(注：《奥德赛》，ⅩⅩⅠ，85。)。荷马笔下出现的有限几个乡下人，形象都非常概念化，描述相对具体的拉埃提斯和优迈奥斯，简直就像脱离了文明状态的农夫。拉埃提斯没有任何娱乐，穿的破烂不堪，吃的异常简单，几乎没有客人到访，犹如一个被遗忘的人。优迈奥斯住在远离城市的乡下，平时几乎和外界没有往来，除了人身依附于主人以外，他可以说取得了一种脱离所有社会关系的自由。(注：J.V.Andreev,Die homerische Gesellschaft,SS.23.)城乡对立或者对举的情形，只有在城市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两者界限分明时，才会凸现出来。
但是，荷马的城市又与后世典型的城市存在重大差别，是一个没有脱离周围的乡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依赖于乡村的、比较大的居民中心，有些甚至只是比较大的村庄而已。(注：斯特拉斯伯格对此有比较深入的分析，见Hermann Strasburger,The Sociology of the Homeric Epics.In G.M.Wright & P.V.Jones(eds.& trans.)，Homer:German Scholarship in Translation.Oxford:Clarendon Press,1997,pp.62—68。)居民虽然居住在城市，好像脱离了农业生产活动，但实际上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还是农民。“荷马时代的贵族们，至少在其外在的形态上，和农业生产有着紧密的联系。他既是骑士，又是伟大的农夫，他对小农的鄙视不是源自生活方式的不同，而是财产规模的差异。”(注：Hermann Strasburger,The Sociology of the Homeric Epics,p.62.)由于着力表现的是战争，《伊利亚特》在这方面表现得不够明显，只在某些地方间接提到英雄们与乡村的联系。例如，普里阿摩斯的财富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农牧业：阿波罗曾经为普里阿摩斯的祖先牧牛；吕卡昂是在他父亲的果园里被阿克琉斯抓住的。当埃涅阿斯不顾死活向阿克琉斯挑战时，后者嘲笑他说，他所以冒险，是想得到特洛伊人送给他的土地。同样，当埃托利亚人形势危急时，他们许诺给英雄麦里阿格罗斯的，也是一块上好的土地。在阿克琉斯盾牌上出现的巴赛列斯，手握权杖，监督着对庄稼的收割。(注：《伊利亚特》，ⅩⅩⅠ，34—79，448—449；ⅩⅩ，184—185；ⅠⅩ，573—580。)可惜，因为题材的限制，诗人没有在这方面花更多的笔墨。战争结束后，英雄们终于恢复了他们作为农民的本色。《奥德赛》的主人公奥德修斯就是一个能干的农夫。他能够自己造船，制作婚床，可当厨师。更重要的，他能够犁地、割草。他的产业中，最重要的是土地和牲口。访问阴间时，他除了关心自己的王权外，还有自己的领地。在他宫殿的院子里，还堆了一堆牲口粪，准备由奴隶送往田间。业余时间里，他可以参加战争，也能打猎。他的父亲、伊大卡前国王拉埃提斯为逃避家中的混乱，不是去从事别的，而是到自己在乡下的农庄。虽然时过20年，奥德修斯对父亲答应送给他的果树仍一清二楚。这样一个人物，如安德列耶夫所指出的，不过是一个能干的农民形象。伊大卡的最高统治者尚且如此，其他的人物不言而喻。诗人虽然没有明确提到求婚人的职业，但在某些地方也做了一些暗示。在提到老英雄埃格普提乌斯时，诗人说到，他的几个儿子中，一人随奥德修斯远征，死于独目巨人之手，一个与求婚人混在一起，另外两个继承祖业，大概从事的就是农业生产。(注：《奥德赛》，ⅠⅠ，15—22。)只有在一个地方，城市被作为手工业和商业中心看待。当阿克琉斯拿出一块铁作为奖品时，诗人说到，如果有人赢得它，可以5年不用进城买铁制造农具。(注：《伊利亚特》，ⅩⅩⅠⅠⅠ，826—835。)但这似是仅有的一处。总体上说，荷马的城市，更像一个比较大的村庄，或者说一个农村化的城市。(注：J.V.Andreev,Die homerische Gesellschaft,SS.26—27.)借用斯特拉斯伯格的话说，“我们离开舞台的前台越远，剥去那仅仅涂上去的油彩，我们越接近背景，脱离英雄们的过分行为而接近正常的人类活动，在那基本是贵族宫廷气息的语气中，嗅出越来越浓烈的乡村气味。”(注：Hermann Strasburger,The Sociology of the Homeric Epics,p.66.)
居民、尤其是上层对polis的认同感，是学者争议最多的问题。芬利认为，家族是荷马的英雄们关注的焦点，他们的物质需要、伦理、道德、义务等，都围绕着家族运转。(注：M.I.Finley,The World of Odysseus,pp.57—58.)唐兰的意见与芬利接近，从政治动员的角度否定polis作为一个集体的功能。(注：Walter Donlan,The Aristocratic Ideal and Selected Papers,pp.237—248，283—303.)易言之，polis无足轻重。可是，如拉夫拉勃指出的，我们不能因此否定polis本身的地位。首先，在未来的几个世纪中，家族一直是人们效忠和认同的核心，但它并不排除人们对城邦的认同和义务感。英雄们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他们家庭的存续和幸福，取决于polis本身的存亡。当赫克托尔难以抵挡狄奥麦德斯的进攻时，他要求母亲率特洛伊妇女向雅典娜祈祷，希望女神能够对特洛伊人和他们的polis、而不是他本人大发慈悲。在批评帕里斯时，他同样强调的是特洛伊作为polis的利益受到威胁。在鼓励特洛伊人勇猛作战时，赫克托尔说道：“如果你们有人被击中遭到不幸，被死亡赶上，那就死吧，为国(pateres)捐躯并非辱事，他的妻儿将得平安，他的房产将得保全。”(注：《伊利亚特》，ⅤⅠ，237—331；ⅩⅤ，495—497；ⅤⅠ，390—502，216—236。)与妻子告别时，虽然赫克托尔很担心妻子与儿子的未来，但同样非常注意特洛伊的将来，把妻、子的未来和特洛伊的将来联系在一起。波里达马斯的忠诚感似乎更强。他向赫克托尔提出建议时，一般都是从特洛伊的整体利益出发。不可否认，荷马polis中的居民当然和古典时代的公民有差别，尤其是和雅典公民及其领袖有别，所以，出现了格劳科斯和狄奥麦德斯这两个敌人在战场上居然相互交换武器，保证友谊的事情。(注：《伊利亚特》，ⅤⅠ，237—331；ⅩⅤ，495—497；ⅤⅠ，390—502，216—236。)但在赫克托尔和波里达马斯身上，我们也看到，它正在向那个方向发展。
其次，polis已经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公共领域。这个领域中的事务，和家族的私人事务不同，主要由普通人(demos)参与和决定。在伊大卡的人民大会上，英雄埃格普提乌斯首先发言，“现在是谁召集我们?有什么需要……他是听到敌人向我们袭来的消息，想如实地向我们报告，因为他首先知道?或是想发表演说，提出公共议案?”特勒马科则回答道：“我既没有听到任何敌军袭来的消息……也不想发表什么演说提出公共议案。而是我有所请求，双重的灾难降临我家庭。”(注：《奥德赛》，ⅠⅠ，15—256；ⅩⅤⅠ，424—430；ⅩⅤⅠ，373—382；ⅩⅠⅤ，235—239。)可是，伊大卡人显然认为，求婚人骚扰帕涅洛帕是奥德修斯家的私事，跟他们没有关系，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但在另外一处，当伊大卡人知道，安提诺奥斯的父亲和海盗塔福斯人一起攻击伊大卡人的同盟者时，人民要烧掉他的房子，剥夺他的财产并将他打死。可见，伊大卡人对公私领域分得相当清楚。不过，只要人民愿意，同样可以干预私人事务。后来求婚人之所以打算杀死特勒马科，一是因为特勒马科好像突然之间成熟了，对求婚人展开了咄咄逼人的攻势；另一方面，他们担心伊大卡人会回忆起奥德修斯的好处，起来支持特勒马科。在奥德修斯杜撰的一个故事中，他说他本不想去特洛伊，但迫于民众的压力，只好前往。(注：《奥德赛》，ⅠⅠ，15—256；ⅩⅤⅠ，424—430；ⅩⅤⅠ，373—382；ⅩⅠⅤ，235—239。)奥德修斯诛杀求婚人后，赶紧逃往其父亲的农庄，主要是害怕伊大卡人报复，因为他杀死的大多数人是伊大卡精英，单纯的私人复仇就变成了伊大卡的公事，伊大卡人不做任何反应不大可能。后来的事实证明，求婚人在伊大卡民众中确实具有相当大的影响。正是因为多数人支持求婚人的家属，才有大量伊大卡人前去进攻奥德修斯。
第三，作为polis居民集体的demos具有了一些重要职能。它把贵宾礼物送给国王和英雄们；与国王共同就战争事务做出决定；作为司法方面的重要参与者，它在两部史诗中都出现过；在一个陌生的国度，人们分别向国王和德莫斯求助。国王的意见，要在人民大会上表达。与这些职能一起出现的，还有一些专门的词汇，如
等。根据安德列耶夫的看法，第一个词表示人民在执行司法事务，第二个词表示长老是人民的、而不是其他人的长老；第三个词则表示它是人民的事务。它们的含义表明，人民已经和
polis紧密结合在一起，人民就是polis。古典时代的人民即城邦的观念，荷马已经有所展示。当然，这里的人民有别于古典时代雅典的人民，因为在荷马的polis中，至少是在人民大会上，发言的和起作用的主要是那些贵族和英雄。所谓的人民主权，还有点挂羊头卖狗肉的意思。(注：晏绍祥：《荷马史诗中的人民大会及其政治作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J.V.Andreev,Die homerische Gesellschaft,SS.14—27。)但是，它无疑已经具有了某些特色，或者说正在向人民主权的方向发展。
第四，汉弗里曾经指出，古典城邦的基本特征之一是，财富不是用来展示个人的能力、吸引更多忠诚于自己的追随者，而是向公众表达自己的善意，捐出财富谋求政治影响。(注：Sally Humphreys,Anthropology and the Greeks.London:Routledge & Kagan Paul,1978,p.69.)虽然荷马的英雄们以拥有大量财富为荣，而且有意向他人显示自己的富有，似乎和古典城邦中压抑个人财富作用的特征相违。不过，在荷马的polis中，某些人已经开始为公共目的使用自己的财富，颇似雅典的公益捐献。为保卫特洛伊，普里阿摩斯不得不动用个人的财富。当赫克托尔拒绝波里达马斯撤回特洛伊的建议时，他提出的理由是：“以前世人都称誉普里阿摩斯的都城是富有黄金、富有铜块的城市，现在宫中的精美珍藏已消耗殆尽，许多瑰宝被卖到弗里吉亚和可爱的墨尼奥埃，自伟大的宙斯对我们动怒。”(注：《伊利亚特》，ⅩⅤⅠⅠⅠ，288—292。)必须承认，赫克托尔的战斗，很大程度上是为保卫自己的家族。(注：Richard A.Posner,The Homeric
Version of Minimal State,p.32.)但与此同时，他也是在保卫特洛伊人。在缺乏赋税体系的情况下，作为特洛伊的统治者，普里阿摩斯只好自掏腰包，支付盟军的费用，以致不得不出卖宫中宝藏，可以说承担着某种公益捐献人的角色。稍后，赫克托尔提醒那些担心自己财富的人：“那就请把它们集合起来献公，让自己人享受强过让阿凯亚人享用。”(注：《伊利亚特》，ⅩⅤⅠⅠⅠ，300—302。)话是说得有点勉强，但至少已经表现出为公益使用财富的思想。公益捐献思想的萌芽，至少说明公众对英雄们的行为已经产生了制约。因此，英雄们有时不能不通过消耗财富的方式，寻求普通人的好感，反映了公众权力的上升。
第五，在宗教领域公众也开始发挥作用。当特勒马科到达派罗斯时，正赶上当地在祭神。居民分成9队，每队500人，各自献祭9头公牛。(注：《奥德赛》，ⅠⅠⅠ，1—58。)祭神仪式结束后，举行的是全体派罗斯人的宴会。这种祭神活动是以全体派罗斯人的名义进行的，在其中起作用的也是派罗斯的人民。(注：B.Qviller,The Dynamics of the Homeric Society.In Irene J.F.de Jong(ed.),Homer:Critical Assessments,
vol.2.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1999,p.200.)因此，宗教也从原来可能由国王掌握，转到普通人手里。细读荷马的史诗可以发现，在荷马社会中，虽然不乏卡尔卡斯那样的祭司，但并没有专业的祭司阶层。至少是在对神意的解释上，各人有自己的主张。无论是在《伊利亚特》中，还是在《奥德赛》中，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阿家门农借口自己做了一个梦，声称那是神意，乃召开人民大会，假意宣布撤退，几乎导致全军大溃败。在特勒马科召开的人民大会上，哈利特尔塞斯借口有苍鹰飞过，警告求婚人早日离开奥德修斯家，否则将遭不幸。但遭到求婚人不客气的反驳。其他人如奥德修斯、涅斯托尔等人，也都在不同场合解释过神意，但他们中的许多人并非专业祭司。神意解释权的下移，与后来完全由公民大会来解释神意虽有不同，但它毕竟表明，人民对神意的解释同样有一定的权力。
最后，是军事制度的变化。公民兵制的形成，是希腊城邦出现的一个重要标志。因此，希腊重装步兵的兴起，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之一，有些学者甚至提出了重装步兵革命的观点，把公元前7世纪到前6世纪发生的社会变革，和重装步兵的兴起直接联系起来。(注：如安德鲁斯：《希腊僭主》，钟嵩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9—53页；
P.Cartledge,Hoplites and Heroes:Sparta's Contribution to the Technique of
Ancient Warfare,The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1977,pp.11—27.比较John
Salmon,Political Hoplites?The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1977,pp.84—101。)因为在重装步兵制度下，人们注意的是整体配合和保护，而非个人英雄主义；强调的是彼此平等，而非军官的高人一等。此外，重装步兵作战，需要大量人员参战，这样，就把中产阶级以上的人员都吸收进军队中。伴随着他们加入军队，原来由贵族独占的保卫国家的重任，也转移到了全体公民肩上。(注：W.R.Connor,Early Greek Land Warfare,Past & Present,1988,No.119,pp.1—18；晏绍祥：《古风时期希腊陆上战争若干问题》，《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第90—91页。)所以，重装步兵的出现，是公民集体出现的重要标志。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人们通常认为，重装步兵的出现有一个过程，其装备也是逐步采用的，有关重装步兵作战的最可靠证据，是公元前7世纪上半期的齐格花瓶画。(注：Anthony Snodgrass,Hoplite Reform and History.The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1965,pp.110—122.)但普里彻特和汉松根据荷马史诗的有关描绘，认为重装步兵作战的方法，早在荷马时代就已经出现。(注：W.K.Pritchett,The Greek State at War,vol.4.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5,pp.30—41;V.D.Hanson(ed.),Hoplites.London:Routledge,1991,pp.64—67.)虽然他们的观点没有得到普遍接受，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迈锡尼时代的职业军队，在荷马史诗中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以英雄们为首领、以全体士兵为主体的业余军队。这些人平时都是生产者，需要从事各种劳动，战时临时组成军队。荷马时代的战争，绝不会像荷马试图让我们相信的那样，只是少数英雄们表演杀人技巧和力量的场合，普通士兵在其中无疑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无论是宙斯的后代阿克琉斯，还是特洛伊的统帅赫克托尔，都不曾脱离自己的大队，身边总有一些士兵追随。有些时候，类似后世重装步兵交战的情形，也确实出现过。(注：H.J.Van Wees,The Homeric Way of War:The Iliad and the Hoplite Phalanx(Ⅰ).In Irene J.F.de Jong(ed.),Homer:Critical Assessments,vol.2,pp.221—238;The Iliad and the Hoplite Phalanx(Ⅱ),Greece & Rome,vol.41,1994,pp.131—155.)所以特尔西特斯批评阿家门农，“让我们坐船回家，留下他在特洛伊欣赏他的礼物，看我们对他有无帮助。”(注：《伊利亚特》，Ⅱ，237—238。)只是诗人站在贵族的立场上，不愿让我们看到战场上的这一面而已，从而把普通战士变成了供英雄们屠杀的炮灰。相应地，全体战士也都取得了参加人民大会的权利，其意见虽得不到充分尊重，但在某些情况下，它确实又可以成为某种压力，让那些自以为是的英雄们有所忌惮。
上述事实表明，在荷马时代的polis中，贵族和国王因为政治和经济优势，享有比较高的地位和影响，因此使荷马的polis具有浓厚的君主和贵族政治特色。但另一方面，德莫斯虽然还没有成为古典时代城邦中的公民，但确实已经拥有某些非常重要的权利，正在向公民转化。“《伊利亚特》和《奥德赛》都是非常政治化的诗篇，其中充满了由个人统治者、精英集团和更广大的人民团体作出决定、执行决定的例证。在诗篇中，共同体、特别是特洛伊和伊大卡的命运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特洛伊城下的阿凯亚人营地就是一个按照政治化结构组成的共同体；奥德修斯对法埃西亚的访问，成为奥德修斯梦幻般游历过程中探讨政治秩序的机会。如我们在公、私事务的分离以及把私人事务排除于共同体讨论中看到的那样，共同体意识已经得到了高度发展。”(注：Robin Osborne,Greece in the Making.London:Routledge,pp.150,6—7.)城邦作为公民集体的性质，显然已经引起荷马的注意。荷马并非历史学家，由于他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其描述不可能完全真实，其中包含着诗人的想像，而且因为史诗的口传性质，夹杂着不同时期的因素。同时，史诗所表现出来的，毕竟是一幅相对静态的画面。(注：Robin Osborne,Greece in the Making.London:Routledge,pp.150,6—7.)因此，要说明荷马社会polis的特点，仅仅依靠荷马的记载显然不够，还必须利用考古发掘的有关资料。
考古资料所反映的polis
公元前12世纪，迈锡尼世界的宫廷国家因为各种原因覆灭了。迈锡尼、太林斯、派罗斯等地的宫殿先后被摧毁，当地的居民逃亡到附近的山区或者高地上，聚族而居。但物质文明水平已严重下降，居民点较之过去减少；宫殿无法再修建；圆顶墓消失。墓中的陪葬品显示，社会严重贫困化；陶器风格趋向地方化；文字逐渐被遗忘。(注：Robin
Osborne,Greece in the Making,p.19.)雅典或许是个例外，虽受到外来入侵的威胁，但坚持下来了。在考古上的表现，便是她的陶器和墓葬一脉相承，没有中断。在阿提卡的个别地区，还有迈锡尼文明的遗迹残存。(注：保罗·麦克金德里克：《会说话的希腊石头》，晏绍祥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13—120页。)不过，当雅典重新出现在历史学家的视野中时，那里根本没有迈锡尼社会相对发达的官僚系统。
公元前11世纪，希腊文化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地方化，其典型表现就是陶器风格的地区性。在阿提卡西部，出现了一种特殊的残余迈锡尼陶器。从器型上看，虽然来自迈锡尼时代的先驱者，但一般不够大，装饰朴素，工艺也比较粗糙。在阿提卡以外的地区，陶器的风格和生产技术在大约50年时间里几乎没有发展。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从总体上说，比以前大为减少。在分析了有关考古资料后，奥斯邦指出，“我们所得到的一般印象是视野不断萎缩：没有大型建筑、没有多功能的陵墓、没有非人格化的联系，与外界的联系非常有限。在迈锡尼的体系崩溃后，事情似乎被降低到了个体的水平。这样一幅图景足以让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随着宫廷的灭亡，不仅政治体系，而且整个的社会和经济组织都瓦解了。个体的生存完全依赖他们自己的努力，没有一个占统治地位的个人或者集团从其余的人口中榨取剩余产品……到(公元前)11世纪末，所有直接或者间接超过个人水平的组织好像都不可能存在了。因此整个情景让人丧气，在此之前所有组织的痕迹以及因组织产生的产品全部被清除了。”(注：Robin Osborne,Greece in the
Making,pp.23—27,32.)问题在于，这样一种趋势在随后的大约两个世纪中不但没有缓和的迹象，反而有加重的趋势。科德斯瑞在详细分析了公元前9世纪初希腊的形势后指出，孤立、贫穷是此时希腊的主要特色。(注：J.N.Coldstream,Geometric Greece.
London:Muthuen & Co.Ltd.,1977,pp.50—52.)在当时的希腊大陆和克里特，居民点数量急剧下降，从公元前13世纪的320个减少到前11世纪的40个，仅及两个世纪前的1/8。(注：A.M.Snodgrass,Archaic Greece:the Age of Experiment.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0,p.20.)在这些幸存的定居点中，几乎没有一个保持着以前的繁荣。据科德斯瑞，面积超过1平方公里的城市大概只有6个，它们分别是雅典、阿尔哥斯、伊奥尔科斯、伊阿里索斯、克诺索斯和勒夫坎地。即使是这些比较大的城市，可能也只是几个村庄的集合，还没有形成真正统一的城市。地方化的趋势，到这时更加严重了。墓葬极为多样，几乎没有两个地区是相同的。陶器也是如此。雅典的原始几何陶还能够在爱琴海地区、包括小亚细亚的米利都及士麦尔那等地发现，但她的早期几何陶几乎没有出现在阿提卡及邻近的地区之外，连优卑亚地区也没有。就人口而言，以阿提卡为例，除雅典外，仅马拉松、厄琉西斯、索里科斯等有居住迹象，说明人口下降的趋势尚未得到根本扭转。惟一的例外可能是勒夫坎地。在这里的墓葬中出现了黄金装饰品、青铜器具、马骨等，表明其与外界、可能是近东地区有贸易往来。然而，“勒夫坎地的黄金不应让我们对其他地区仍然盛行的黑暗视而不见。在优卑亚以外的地区，这个时期一般的情况是孤立、褊狭，也许还有不稳定。除了阿提卡的几何风格外，此时几乎没有新的东西出现。从总体上说，内部的联系自公元前10世纪以来一直在恶化，与外界的联系稀少而又散乱”；“正是这一点使得黑暗时代对古风、事实上还有古典时代希腊的历史学家来说非常重要。”(注：J.N.Coldstream,Geometric
Greece,p.52;Robin Osborne,Greece in the Making,p.32.)因为它逼迫希腊人在完全孤立的环境中重新学习有关政治的技术，可以在全新的基础上重新起步。
但是，在这一片漆黑之中，也出现了一点光亮。它来自两个方面：一是铁的使用，一是共同体的组织。就前者来说，虽然铁在青铜时代后期已经出现在希腊，但当时它主要是作为一种贵重礼物或者礼器，在生产中没有得到应用。希腊从青铜时代向铁器时代的过渡首先可能是在塞浦路斯完成的。塞浦路斯的铜矿蕴藏比较丰富，在某些铜矿中有伴生的铁矿。从公元前12世纪末起，塞浦路斯的铁刀等开始出口到希腊大陆。随着冶铁技术的进步以及其他地区铁矿的发现，铁器逐渐在希腊流行开来。到公元前1000年前后，克里特和希腊大陆都先后进入铁器时代。以雅典为例，考古学家发现的17件公元前1050年到公元前900年的武器中，全部是铁器。在别衣针中，铁质的将近80%，说明铁已经进入日常生活。(注：Robin Osborne,Greece in the Making,pp.26—27.)对世界历史来说，铁器的出现具有重要意义，“这意味着，现在普通农民也买得起铁制工具。农业生产率提高了，农业范围扩展到从前石斧无力对付的森林茂密区。这种廉价的新金属对欧亚大陆的军事平衡也有影响。从前，贫穷的游牧民不能像城市中心的统治者那样，以大量昂贵的青铜武器装备自己。但现在，铁矿几乎每个地区都可得到，每个村子的铁匠都能锻制比旧武器更优良、更便宜的新武器。”(注：L.S.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吴象婴、梁赤明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第154页。)“在青铜器时代，青铜器是武器和礼器，是手工工具，是制造木石工具的工具，农器使用青铜是比较少见的。因而亚欧大陆青铜器时代的文明地区仅限于大河流域的冲积平原(克里特、迈锡尼文明是例外)，是广漠的野蛮世界中的孤岛。只有铁器的广泛使用，生产工具才真正普遍金属化。由此氏族关系、公社外壳再也不能成为限制小农活动的藩篱，小农的独立性大大增强，山林大辟，耕地大增，农业向深度和广度发展，亚欧大陆文明地区连成一片，并且有‘丝绸之路’作为东西经济文化交流的纽带和桥梁。”(注：胡锺达：《胡锺达史学论文集》，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49页。)对希腊来说，铁器的使用同样意义重大。虽然希腊没有成片的森林和草地需要开垦，但可以肯定的是，青铜时代的希腊农民，因为无力摆脱对宫廷金属的依赖和保护，难以取得独立地位，因此宫廷控制了社会和经济。如今，由于铁器的使用，农民不再需要依赖某宫廷或者领袖满足他们对生产工具的需要，可以独立地从事农业生产，取得经济上的独立地位。那一个个的小共同体，也不用为了获得某些贵金属，屈服于金属提供者。在这个意义上，拉埃提斯的形象具有特殊意义。虽然他的生活异常艰苦，但毫无疑问，他经营着自己的农场，过着独立的生活。在生产上，他不需要向任何人求助。正是这些人成为后世希腊城邦公民的主体。(注：V.D.Hanson,The Other Greeks.New York:The Free
Press,1995,pp.47—91.)由这些人组成的共同体，当然也可以不依赖于任何更高的统治者，独立地存在和发展。它们应当就是荷马所描写的polis的原型。虽然不能说这些共同体一定能够发展成城邦，但至少有了向城邦发展的基础。旧制度的崩溃，相对先进的生产技术的来临，让希腊走上了不同于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历史发展道路。(注：陈隆波：《城市、城邦和古代西亚、北非的早期国家》，《世界历史》1984年第4期；晏绍祥、罗静兰：《君主制还是共和制——论初期国家政体的发展方向》，《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
黑暗时代希腊出现的另一个闪光点，是共同体的组织。这些共同体和迈锡尼时代的宫廷国家不同，面积都比较小，人口也不多。居住地超过1平方公里的共同体都很少，如前所述，在整个希腊大陆和克里特仅有6个。即使是这6个大的定居点，无论是其人口，还是其掌握的财富，都不能与迈锡尼时代的宫廷国家相提并论。(注：斯诺德格拉斯估计，勒夫坎地的人口大概在15—25人之间。其他的定居点人口可能也不会多。见
A.M.Snodgrass,Archaic Greece:the Age of Experiment,p.18。)勒夫坎地的墓葬是目前发现的这一时期最豪华的，大约45米长，10米宽，考古学家从其中一座墓葬中发现了一尊青铜容器，一支铁矛尖，一把铁剑。另一座墓的墓主为女性，陪葬更少，仅有一些装饰品而已。此外，考古学者还发现了4匹殉葬的马。其规模和陪葬品，如果与迈锡尼的阿特里乌斯宝藏或者克吕太涅斯特拉宝藏比较，不免寒酸。(注：Robin Osborne,
Greece in the Making,p.41；保罗·麦克金德里克：《会说话的希腊石头》，第55、63—64页。)
不过，这座墓葬提供了一些有关当时社会的信息。首先，在那样一个普遍贫穷的时代，能够修建起超乎寻常的陵墓，说明已经有人能够利用某种力量和技术，强迫其他人为其服务，所以是某种权力的标志，也说明共同体已经在一定程度上组织起来。其次，墓主能够用4匹马殉葬，表明他比较富有，能够养马本身就是社会地位的一种标志。第三，这种特殊的墓葬，好像是专为社会上层人物准备的。既然如此，理应同时存在穷人的墓葬。由此可以推测，共同体成员相互并不是完全平等的。第四，墓中出土的某些物品，特别是金属制品，可能并不是当地的产品，而是从外地、很可能是西亚进口的，说明优卑亚地区在普遍孤立的状态下，仍然和西亚保持联系。这种联系，恐怕也不是单个人能够做到的，需要一定的组织。如果说它们是由当地生产的，那可能意味着当地已经有手工业工人存在。如此，则说明当时已有一定程度的社会分工。最后，墓葬存在的时间不长，表明权力体系尚不够完善，缺少制度化的保障，权力不是在某一个家族中长期保持的。所以与荷马所描写的巴赛列斯的地位有不少相似之处。(注：晏绍祥：《荷马时代巴赛列斯的权力基础》，《史学集刊》2002年第2期。)迈锡尼文明灭亡后的共同体，一方面保留了科层分化，另一方面显示出家庭试图将地位世袭传承的企图。到公元前9世纪末，“有迹象表明，希腊大陆上的共同体开始组织起来。在选址上，在接纳的成员上，在家庭的分化上，在物质财富差别的展示上，墓葬都表现得更有次序和更富于规定性。”(注：Robin Osborne,Greece in the Making,pp.43—44，51.)而在爱奥尼亚，士麦尔那已经于公元前9世纪中期修建起最初的城墙。这或许意味着，作为一个独特的群体，士麦尔那人已经具有自己作为一个集团的情感，因此修起城墙，把自己与其他人分离开来。用科得斯瑞的话说，“这是目前已知的希腊城邦最早的要塞。”(注：
J.N.Coldstream,Geometric Greece,p.50.)
公元前8世纪，希腊世界发生的变革更加明显。这一时期墓葬、定居点的数量明显增加。在克里特西北，公元前10世纪到前9世纪的墓葬仅两处，定居点仅1个。公元前8世纪，墓葬增加到5处，定居点增加到3个。在克诺索斯，人们开始打井。在伯罗奔尼撒，“是公元前8世纪后期，而不是公元前9世纪，让人们看到了人类活动剧烈增长的证据。”在阿提卡，定居点从公元前9世纪的15个增加到公元前8世纪的50个。成人墓葬的数量，公元前9世纪大约每年一例，公元前8世纪后期达到每年2.5例。(注：Robin Osborne,
Greece in the Making,pp.70—74.)斯诺德格拉斯提供的图表证明，人口数量在公元前10世纪到前9世纪一直比较平稳，但在公元前8世纪，其增长突然加快，而且这种增长不是个别地区、而是全希腊的现象。因此，他将这一现象称为公元前8世纪的人口爆炸，并将其与希腊城邦的形成联系起来。“随着定居点数量的增长，它们之间的联系更加容易和经常；新思想传播的范围更广；变化速度加快。随着那些定居点规模的增长，更大的劳动分工成为可能，而且更重要的是，政治变化几乎成为必须。当共同体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扩大一倍时，原来那种在一个占统治地位的家庭支配下，以及实际上存在的由当地统治者、偶尔由某一较大集团组成的人民大会做出决定的做法，变得难以运作。人们需要更多的土地资源；需要建立新的住房甚至是新的定居点。在集体的记忆中从未出现过的问题，现在摆在了面前。人们需要做出一些影响深远的、有时是困难的决定。原来具有头等重要性的集体的生存，现在被一些更深远的考虑所代替。人们需要组成更加紧凑、更加复杂的社会组织。”(注：A.M.Snodgrass,Archaic Greece:the Age of
Experiment,pp.19—24.)虽然现在的研究表明，斯诺德格拉斯的观点不无可以商榷之处，因为希腊的人口增长，可能比公元前8世纪要早，但可以肯定的是，到公元前8世纪，享有某些政治权利的人大量增加。(注：Ian Morris,Burial and Ancient Society:the Rise of the Greek City-Stat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pp.29ff.)于是，相邻的地区被统一在一个城市周围，农业取得主导地位，小农经济复苏。人口过多的地区，则以向外殖民的方式，将多余人口外迁，以保持人口和土地相对稳定、恰当的比例。公民权从此与土地占有联系起来。为增强凝聚力，这些共同体确立自己的保护神，并修建神庙，所以，公元前8世纪在希腊许多地区出现了永久性的神庙建筑，有些规模还相当大。与神庙建筑同时兴起的，是献纳给保护神的祭品大量增加。保护神和神庙建筑的出现，意味着共同体权力的强化。而其献纳品的增多，说明贵族开始把注意力从自己的家族转向更加广大的组织——共同体。所以，个人墓葬中的陪葬品数量逐渐减少，而且趋向平民化。以雅典为例，公元前800年以后，在墓葬数量增加的同时，火葬取代了土葬；陪葬品的数量和质量都在下降，金器仅在几个墓葬中出现。公元前7世纪的墓葬中，陪葬品都非常平常。“到公元前675年，绝大多数大陆和岛屿上的遗址都拥有巨大的、统一的墓地，它们位于城外的大路边，没有豪华的遗迹。陪葬品很少，金属消失了。如果能够在古风时代的墓葬中找到二件到三件陶器，就已经非常令人兴奋了。”(注：Ian Morris,Archaeology as Cultural History:Words and Things in
Iron Age Greece.Oxford:Basil Blackwell,2000,p.287.)墓葬区不再出现在定居点内，而集中到周边地区。这也许是城邦本身禁止富人们如此。于是，富人转而向神庙和圣地献纳大量祭品。“对神灵公开表现出慷慨总是模棱两可的，它可以是为了创造共同体，为了共同的福利，也可以是为了个人，创造出一种等级化的荣誉。”表现出一种中庸意识。(注：Ian Morris,Archaeology as Cultural History:Words and Things in
Iron Age Greece,p.277.)而墓葬向外迁移，也表明城邦的权力逐渐得到认可。因为共同体之间联系日益紧密，为防止敌人入侵，一些共同体开始修建环绕全城的城墙。城墙的出现，显然是城内的人想把自己和其他人区别开来，暗示城墙内的人自我认同为一个整体。同时，要修建这样规模的城墙，显然非一人或一家能为，必然集中相当数量的人力物力，所以也提示国家本身活动的增加。(注：A.M.Snodgrass,Archaic Greece:the Age of Experiment,pp.24—48;Helle Damgaard,et al.,Urbanization in the
Mediterranean in the 9[th] to 6[th] Centuries BC,pp.9-142;Robin Osborne,
Greece in the Making,pp.81—104.)随着希腊和外部世界联系的加强，希腊人作为一个文化整体的意识增强了。他们借鉴腓尼基字母创造了自己的字母文字，(注：现在的证据暗示，黑暗时代的希腊也许不是完全不知道文字。但希腊人比较广泛地使用文字书写，最早应当不超过公元前8世纪。见Ian Morris,Archaeology as Cultural History:Words and Things in Iron Age Greece,pp.262—267。)发掘自己的英雄传统，并在此基础上创作了规模宏大的英雄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
基于上述事实，或许可以接受这样的结论：“总体上看，男性公民共同体远离了外在的权威资源。神灵被安全地放置在它们的圣地中，死者则在墓地中。宇宙是非连续的。巨大的鸿沟把城邦和英雄的过去、奇异的东方以及奥林匹斯山上的神灵分割开来。在共同体内部，对本地出身的男性之间区别的抨击与该集团内部日益严格的界限，即公民和妇女及物化奴隶之间的界限越来越严格。这样，一种不同的古典城邦文化被创造出来。”(注：Ian Morris,Archaeology as Cultural History:Words and Things in Iron
Age Greece,p.306.)
结语
上述探讨表明，荷马社会中的polis并不是直接从原始社会末期的军事民主制演变而来的部落公社，亦非初期国家或者酋邦，而是在迈锡尼文明灭亡后、在公元前2千纪末和公元前1千纪初产生的新的国家形态。正是迈锡尼宫廷国家的崩溃、铁器的使用、小农的独立、希腊世界的孤立，造成了polis形成的基本条件。在荷马史诗中，这种新式国家显示了它们的存在。从外部形态来说，它是一个以城市为中心、包括周围乡村的居民集合体，从内部结构来说，虽然存在着巴赛列斯、贵族和平民的区分，但作为一个国家，它已经具有了后世希腊城邦所具有的基本特点，那里存在着集体行使权力的机构；初步的司法系统；由全体成年男子组成的军队；公共的神庙；世俗化的宗教权力等。这些事实表明，在《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之间，至少从长时段的观点看，并不存在根本的区别，荷马的polis是古典希腊城邦的直接先驱。当然，必须承认，荷马的polis毕竟还相当原始。公民的城邦意识，也无法与古典时代相提并论。城邦真正成熟，还要等到200年以后。对于那些强大的家族，城邦缺少强有力的制约手段。(注：这并不是说，这些敢于违背人民意志的行为没有任何风险，见Christopher Rowe & Malcolm Schofield (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Greek and Roman Political Though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pp.28—34。)阿家门农式的统帅，阿克琉斯、狄奥麦德斯和格劳科斯式的英雄，与梭伦、克里斯提尼、伯里克利等城邦政治家、甚至与古典时代斯巴达的国王之间都有重大差别。(注：学界通常把斯巴达作为寡头制度的典型，往往忽略了其民主特征。关于斯巴达城邦的特点以及国王的地位，见M.I.Finley,
Sparta.In M.I.Finley,Use and Abuse of History.London:Penguin Books,1990,pp.161—177;A.Andrewes,The Government of Classical Sparta.In E.Badian(ed.),
Ancient Society and Institutions:Studies in Honour of Victor Ehrenberg's 75[th] Birthday.Oxford:Basil Blackwell,1966,pp.1—18;D.M.Lewis,Sparta and
Persia,Leiden:E.J.Brill,1977,pp.27—49。)如果把伯里克利在雅典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的演说和格劳科斯对狄奥麦德斯说的话进行比较，两者之间的差别将非常显著。(注：伯里克利的演说无疑是雅典民主制度的一曲颂歌，表达了城邦的理想，因此也是城邦特征最典型的表现。见Alfred Zimmern,The Greek Commonwealth:Politics and
Economics in Fifth-Century Athens,5[th] ed.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31,pp.198—200。)不过，这是一个萌芽中的城邦和一个最典型、成熟的城邦之间的比较，两者之间相距约300年，比美国建国的时间都要长。如果承认今天的美国和建国时的美国之间的联系，那就没有理由不承认公元前5世纪末的雅典和荷马的polis之间的继承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