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贸易与环境保护——对西方学者关于贸易和环境关系观点的评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由贸易论文,环境保护论文,学者论文,观点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7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2674(2008)01-0019-05
能否在自由贸易和环境保护之间确立某种协调的关系呢？或者，能否确立一种机制以沟通贸易和环境的联系？近年来，西方一些学者注意探讨协调贸易和环境关系的问题，取得许多值得注意的研究成果，其中有些观点是颇富启发性的，对于我们认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实现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与改善的协调发展，坚持科学发展观，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注重贸易与环境的联系
贸易和环境是什么关系呢？它们是相互协调的，还是相互冲突的？能否或者如何把相互冲突的关系转变成为相互协调的关系？西方学者在其最近的研究文献中，对这些问题做了深入的分析，提出了一些迥别于传统经济学家们的观点。
(1)国内管制和贸易之间的潜在矛盾
事实表明，许多最突出的国际贸易争论涉及国内管制和贸易规则之间的冲突。在著名的金枪鱼-海豚(tuna-tolphin)案例中，美国之所以禁止墨西哥金枪鱼进口，是因为其捕鱼方法造成海豚偶然死亡。在后来的牛肉激素的争论中，欧共体拒绝调整其“不在牛肉中增加激素”的食品安全标准。贸易和环境的摩擦也在世界贸易组织之外发生。按照有些学者的说法，欧共体在过去十年中所进行的大量活动破坏了环境标准。[1]
“贸易和环境”案例不胜枚举。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加强，潜在的冲突也增加了。公共卫生标准，食品安全要求，废气排放限制，废物管理，包装和回收管制，以及印花税政策等，所有这一切都影响贸易流量的形成。
(2)贸易、经济增长和环境风险
在最近的一些西方文献中，应用“库兹涅茨环境曲线”来分析经济增长和污染之间的相互作用。库兹涅茨环境曲线是一条倒u形曲线，表明环境条件在工业化初期阶段趋向于退化，然后趋向于改善。例如，在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或在人均GDP大约为5，000美元到8，000美元水平的时候，随着工业化的发展，环境条件便趋于改善。[2]既然自由贸易的基本目的是促进经济增长，贸易便不可避免地通过其对库兹涅茨曲线的影响来影响环境水平。
对库兹涅茨环境曲线，西方学者们表达了这样几点关注：
第一，空气和水的污染问题在发展的初期阶段趋向于恶化，许多发展中国家处于库兹涅茨曲线的环境条件退化的部分。另外，西方学者指出，还有一些污染或环境破坏问题，似乎在任何国家(包括发达国家)都不能有效解决，或者说，还没有达到库兹涅茨曲线的向下倾斜的部分，例如二氧化碳排放就是如此。
第二，即使扩展的贸易和经济增长无需损害环境，但也不保证它将不损害环境。学者们把经济增长对贸易的影响划分为三种：(1)适应向更为清洁的生产过程(如卫生的提高)的发展而产生技术和贸易的扩展，因而启动了改善技术和环境的“最好实践”，可称之为技术影响；(2)向更清洁的物品移动的偏好，此为“结构”影响；(3)由于更多的财富而造成的扩展的经济活动和较大的消费而增加污染，这是“规模”的影响。由此，学者们强调在一定的人均收入水平之上，技术影响和结构的影响将重于规模的影响。
第三，如果对资源的评价不当，增加的贸易将有加重环境退化的负面环境影响。环顾世界，许多关键资源，像水、森林、石油、煤以及无垠的天空，是低估价的(或是高估价的)。在缺乏适当的环境政策的情况下，扩展的贸易可能加重污染的损害和对自然资源的错误管理。[3]
(3)跨越国界的外部性
许多学者谈到跨国界的外部性问题，认为，特别是由于污染的跨国界流动，使确立一种贸易与环境关系的标准成为必要。也许西方学者讨论最多的问题涉及臭氧层的问题，大量排放的二氧化碳破坏臭氧层，威胁到全球气候的变化。此外，学者们严重关注诸如来自尘埃、二氧化硫和其他酸雨的初级微粒、滴滴涕和其他农药、汞以及其他重金属和生物积累的毒素的远距离影响。在跨国界的问题中还涉及各国分享例如远洋鱼类和各种生物资源的问题。[4]
为了有效处理跨国界外部性问题，西方学者指出，要从全球的和可持续性的经济政策制定的视角，把贸易—环境联系起来。因为跨国界的外部性不仅导致环境的退化，而且也威胁到市场失灵，而这种市场失灵又将降低国际经济交换的效率，减少贸易利得，降低社会福利。学者们认为，就一国政府而言，不管其打算多么好，也不能处理例如气候的变化或单方面的捕鱼的问题。在应对这些挑战上，最好要有与贸易体系平行发挥作用的全球环境组织，可惜不存在这样的体制。因此，世界贸易组织便须相应地承担一些职责。[5]
(4)贸易和环境保护的一致性
按照一些西方学者的分析，某些环境主义者之所以总是反对自由贸易，是因为他们遵循一种“限制增长”的哲学。但是，如果他们感到自由贸易是在严肃考虑环境和自然资源的情况下进行的，许多主流环境主义者也相信可持续发展，也支持较为自由的贸易。例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一些条款得到环境主义者的支持，就是因为该协定规定了保护环境的内容。相反的，某些贸易协定没有得到环境主义者的支持并因而归于失败，就是因为在这些贸易协定中缺乏保护环境的可靠性。
(5)将贸易政策和环境政策分开
虽然有些经济学家和管理贸易的官员也认为应该兼顾贸易和环境问题，但他们都担心环境保护主义者把贸易体系纳入环境主义的框架。环境主义的观点或与环境主义观点相关的论点使他们担心自由贸易将在环境主义的重压下停顿下来。
对此，一些西方学者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必须应用贸易的尺度来强化国际环境协定？环境政策问题不应该使用环境政策工具来解决吗？[6]
有些希望区分贸易政策和环境政策的人也担心，高收入国家必将把环境标准强加给低收入国家，使它们失去某一方面的自然资源的比较优势，如果它们不能达到发达国家的标准，它们就必须服从高收入国家的贸易壁垒。
针对这种担心，坚持贸易政策和环境政策统一的观点的学者提出，不应当把环境主义作为贸易壁垒的保护伞来应用。全球范围的环境努力并不应意味着低收入国家人民的生活标准下降。
二、强化环境政策的基础
在西方国家，环境主义者一般支持“可持续发展”的概念，认为，如果管理适当，经济增长能够支持环境的改善。相当多的环境主义者则主张“限制增长”的范式，认为自由贸易越发展，便越促进消费，从而将造成越多的污染和对自然资源的耗费。因此，主张限制贸易增长，降低消费水平。
经济学家不太可能赞同降低消费水平的主张，特别是当这种政策选择的负担将落到世界上最贫困国家身上的时候。但是，经济学家为回答某些持续的环境和政策问题做了有益的探讨，为扩展贸易和环境的共同基础做了积极的贡献。
(1)对可持续发展的特殊关注
已经证明可持续发展难以定义甚至难以引入实践。显然，贫困可能迫使人们做使环境退化的短期选择，例如，为了取得烧柴而砍伐附近的树木，不管未来土壤肥力流失。但是，自由贸易将改变贫困并产生环境投资资源的经济增长的希望。
可以按照前面讨论过的倒u形库兹涅茨环境曲线来考察一下这些问题。该曲线表明，在达到某个人均GDP水平之前环境随着经济增长而退化，而超越这一点环境将随着经济增长而改善。环境主义者对处于库兹涅茨曲线的经济增长伴随环境退化部分的社会感到忧虑。经济学家可能认为，在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前忽略污染是一个严重的政策错误。某些环境投资，像保护饮用水或在受到污染的城市区域设立处理污染的工厂，是具有高收益-成本比率的投资，甚至最贫困的国家也应进行这种投资。
至于在库兹涅茨环境曲线上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都得到改善的部分，许多环境主义者对增加财富和增加人口对环境的影响深感忧虑。实际上，发展经济学家已经证明人口增长随着财富的增长而下降。经济学家可能进一步证明，贫困的减轻是控制人口的关键，而人口控制又提供重要的潜在的环境利益。
无需怀疑库兹涅茨环境曲线。该曲线的形状，正如根据历史经验估计的，反映贸易、增长和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只要在自由贸易中不忽略实行环境政策，贸易对环境便有正面的影响。但是，环境领域制度的失灵则意味着，自由贸易利得和环境绩效二者不可兼得。
(2)强化环境标准的贸易政策
当环境损害范围比对其管制时更广的时候，对于环境的处理甚至变得更困难。跨越边界的环境溢出造成了分配无效率的风险和国际经济中的市场失灵。因此，鲍莫尔和奥特斯(Baumol and Oates，1998)等西方学者提出，需要某些促进集体活动和约束搭便车的机制。他们认为，贸易尺度将起到这种作用。当然，贸易的赏罚是不完全的，实行这种赏罚是有代价的，而且可能发生意外。但他们认为，至少在某些情况下，贸易惩罚是起作用的。[7]
探讨贸易和环境关系的学者指出，可以根据用于强化环境标准的贸易政策来说明许多问题。第一，重新定义贸易尺度应用理论，以支持环境领域的环境成本所必需的国际化；第二，为寻求强化国际环境制度的途径还要做更多的解除国际贸易组织压力的工作，以发挥环境制度的作用；第三，需要更充分地考察贸易政策和环境政策相联系的优点和缺点。
三、重新定义贸易理论
环境主义者关于贸易的观点常常同经济学家关于贸易的观点相悖。从本质上说，在环境主义的命题中有一个(或多个)真理的内核，但经济学家却没有抓住这个命题的内核。在这些领域经济学家们有兴趣盎然地进行研究的机会。
(1)环境的多样性与环境标准的确定
西方学者把环境主义关于贸易和维持环境标准的观点同经济学家们的相应的观点做了如下的比较：
环境主义者常常担心扩展的贸易将导致一种推动环境标准下降的竞争压力。他们所做的判断是，坚持较高的环境标准，必然要花费较高的控制污染的成本，因此，人们(厂商)势必按照较低的环境标准运营，追求较低的成本。面对这种情况，环境主义者要求在一些紧要的层次上放松污染控制的管制，但把经济义务加之于那些忽视规则的人身上，或者以另外的政策干预来调节付费领域。
经济学家们则指出，不同环境的存在，包括各种关于最佳的环境保护水平的偏好，都从可能的贸易中获得收益。如果环境规则，由于气候、天气、地理、现存的污染水平、人口密度、风险偏好、发展水平，或其他自然因素的不同，而发生了变化，那么，就应考虑改变标准，适当地提高福利。他们认为，规定统一的环境标准的假设没有抓住比较优势的认识。更一般地说，经济学家趋向于发现有利于按照经济一体化的思路使管制调和的论点。
在这里，环境主义者和经济学家对于针对不同层次的环境问题确定相应的管制似乎没有分歧，所不同的是，环境主义者要求规定统一的环境标准，再根据不同层次的具体情况放松规则，并要求有关的经济活动当事者承担一定的经济责任(付费)。而经济学家们则主张不制定统一的环境标准，环境标准可以因不同的情况而变化，强调比较优势在制定有关政策上的意义。
环境的多样性，一般地说，使统一的环境标准没有比按照现存的不同条件制定的环境标准更具有吸引力。但也不尽然。按照不同的环境情况判断而确定多种环境标准可能把交易成本加之于贸易商品，而这种交易成本则可能超过允许每个判断保持其要求所获得的利润。像有的学者(Sykes，1995，1999)所证明的，在整个时期内，市场力量趋向于消除环境差异所引起的问题。事实上，提升环境标准的调和经常发生。但这个逻辑仅仅适用于产品的标准，仅仅适用于同服从同一市场压力的生产过程或方法相关的标准。[8]
贸易和环境关系研究的一个重要成果，是学者们提出了试图理解不同环境标准调和的动态学，其意义在于从经验上证明在进行自由贸易的过程中按照环境标准将发生什么。例如，自由贸易协定如何常常包含较低的环境标准的承诺？又如何常常包含较高的环境标准的承诺？
(2)作为比较优势基础的贸易规则
研究贸易和环境关系的学者们批评经济学家们说，他们片面强调自由贸易而忽略环境问题，关键在于他们假设了一种过于简单化的效用论。认为这种假设忽略了例如相互依存的福利函数存在的实际。
学者们也批评环境主义者，说他们关于大气圈外的政策选择的关注似乎常常是家长式的甚或是帝国主义的。指出绿色团体常常错误地认为，他们比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和政府更好地了解什么构成“正确的”环境标准或政策。
这些学者指出，贸易，像人类活动的任何领域一样，不能没有基本规则而存在，它是由社会规定标准和价值的。这样的规则系列关注什么构成公平而合法的比较优势的基础。从19世纪英国人对于运载奴隶的美国南方贸易的含糊默认，到关贸总协定(GATT)的XX条款(该项条款规定对由囚犯劳动制造的产品施加贸易限制)，国际贸易制度总是表明可接受的商业行为的界限。
这样，问题便变成了划定界限的问题。何时按另一种判断的另外的政策在多样性的世界中恰好是值得的和可接受的选择？何时它又变成一种不应当遵循的违背最低道德标准的损害？
(3)环境标准下降的原因
经济学家强烈反对国家之间的贸易竞争将降低环境标准的说法，认为这样的看法，即低环境标准的判断将变成污染的藏身之所，诱使产业做出离开高环境标准的判断，并引发环境标准螺旋式下降，在理论上找不到基础，也缺乏经验的支持。例如，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之后，美国的污染控制标准并未下降，在GATT和WTO的各轮谈判的整个时期内也没有出现这种情形。
但是，学者们指出，人们实际关注的是经济一体化将造成一个动态的管制标准。结果可能是在某些国家将转变成次优化环境标准的“政治拖累”。这种后果可能是不仅削弱环境法律，而且，严重影响环境的改善。
最近的理论文献提出，如果世界市场的运行和有关各国的权利相抵触，那么，就可能出现允许降低环境标准的管制。污染损害范围和管制者判断之间的错失，管制过程中的信息缺乏或技术缺乏，或者公共选择的扭曲，都可能导致管制者将其环境标准订得过低(或过高)的判断。另外，一旦贸易竞争者偏离最佳的管制水平，追求福利最大化的政府就可能从战略上调整其自己的环境标准。
四、关心经济发展和贸易政策的演变
环境主义者对自由贸易的相当长久的抱怨来自于以往片面处理贸易和环境的过程，在此期间，仅仅重视并处理了自由贸易问题，却没有严肃地对待环境问题。为此，学者们指出，经济学家的一个基本职责是基于较为严密的分析帮助世界贸易组织实现其基本规则的现代化。对此，需要解决这样几个重要问题：
第一，如何生产的问题。涉及外部性的生产不能忽略。例如，应用碳氯化合物制造电器产品将污染新鲜空气。对此，在国际环境协定中已有规定。例如，在1987年的蒙特利尔议定书中规定要逐步淘汰碳氯化合物。应当重新解释贸易规则以便进行关于环境标准的协商。
第二，接受环境规则的合法性。现存的贸易规则没有说明如何将环境规则的合法性转变成为实际的贸易政策。经济学家应该思考这个问题及政策选择的全部效率和质量含义。
第三，改变传统的贸易规则。按照传统的贸易规则，当贸易原理和环境原理发生冲突的时候，只有“最不影响贸易”的环境政策才能接受。这样一种方法缺乏平衡，是以牺牲环境而维护贸易的政策选择。应该实行较为中性的决策规则，既坚持环境标准，又对对贸易的发展加以适当的限制。
五、简要评论
第一，西方学者关于贸易和环境关系的探讨是富有成果的，所提出的观点是具有启发性的。这些观点的科学价值在于它们超越了单纯注重贸易自由化的经济学家的观点和单纯注重环境保护的环境主义者的观点，提出要把贸易和环境政策制定有机地联系起来，或者说，要从统一性上把握二者的关系。这就从根本上克服了在对待贸易和环境问题上的片面性，是国际经贸关系或贸易理论的一个新突破。这无疑值得重视。
第二，这些观点表明，为有效调节世界贸易和环境的关系，最好要有同世界贸易组织并行不悖的世界环境组织，在缺乏世界环境组织的情况下，世界贸易组织要同时担负起调节贸易和环境保护的职能。为此，重要的是要重新确定贸易规则，在贸易规则中充分体现环境保护的要求。因为，当贸易日程是狭窄的且是技术上的日程的时候，贸易体制的绩效便仅仅由贸易鉴定家根据贸易利得来确定。像有的学者指出的，如果世界贸易组织起一种特定的作用，即起一种管理经济相互依存的关键的国际组织的作用，它就必须寻求新的引力中心(Schott，2000)。
第三，这些观点还意味着，世界贸易组织的决策过程必须建筑在更民主和确切地反映全球社会的政治意愿的能力的基础之上。正如一些西方学者指出的，这样一种转变承担着一种透明度的承诺和公开的贸易政策制定过程。世界贸易组织的未来合法性要求一种更强有力的贸易和环境的对话，不割裂制定这些政策的领域。因此，要以丰富的思想和系统的方式把环境的敏感性置入贸易社会。
第四，应该指出，西方学者的这些观点也有其局限性，其根本缺陷是忽略了当今世界经济结构的不平等的性质。在世界划分为发达的“中心”和不发达的“外围”的国际经济结构下面，世界贸易和环境保护势必受到发达国家利益的驱使，换言之，势必受到“中心”的资本扩张利益的驱使。这应该是不能使贸易和环境问题得到有效的根本解决的根源。
第五，尽管如此，这些观点或主张也提供了处理环境和贸易关系的准则，从而为在一定程度上缓和贸易和环境的紧张关系提供了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