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诗经#183;王风》的地域、时代与诗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经论文,地域论文,时代论文,王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99(2002)03-0022-06
《诗经·王风》的地域与时代，近年来似乎已成为定论。程俊英教授《诗经译注》说：
“主”即王都的简称。平王东近洛邑，周室衰微，无力驾驭诸侯，其地位等于列国，所以称为“王风”。……《王风》全部都是平王东迁以后的作品。它的产生地，在今河南省洛阳、孟县、沁阳、偃师、鞏县、温县一带。崔述说：“幽王昏暴，戎狄侵陵；平王播迁，家室飘荡。”（《读诗偶识》）这正是王风的历史背景。表现在诗中，如《黍离》、《扬之水》、《兔爰》、《葛藟》、《君子于役》等，多带有离乱悲凉的气氛。
陈子展教授的《诗经直解》亦说：“是东周王城诗即称《王风》，以风贬周也。……《王风》兼地理与政治而言之，其义乃全也。”
程俊英、陈子展两位先生本是陈启源的弟子，属师兄妹，都是国内著名的诗经学者，因而程、陈的见解，似已成学界的共识。
程、陈之见之所以能成为学界共识，其更深层的原因在于此说在东汉末年已成为主流学说，《黍离》之《郑笺》说：“宗周，镐京也，谓之西周；王城，谓之东周。幽王乱而宗周灭，平王东迁，政遂微弱，列于周侯，其诗不能复雅而同于国风焉。”郑玄《毛诗谱》又说：“平王以乱故徙居东都王城，于是王室之尊与诸侯无异，其诗不能复雅，故贬之为王国之变风。”
郑玄的《笺》说与《毛诗谱》之见，主要又受《毛诗》与司马迁的影响。《毛诗》认为《王风》作于平王、桓王与庄王时期，《王风》的地域自然在东都王城即洛邑一带；而《史记·周本纪》又说：“平王之时，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司马迁属鲁诗学派，郑玄偏重《毛诗》又兼通三家诗，故有郑《笺》与《毛诗谱》之说。
但就两汉时期或更早时期的一些文献资料来看，有关《王风》地域、时代及诗旨的见解是颇有出入的，《毛诗》与郑玄的见解亦非定论。兹分数点论证如下：
一、三家诗学者认为《王风》是王畿之风。何谓王畿？一般辞书都确认：古代称王城四周的地域谓王畿。《周礼·夏官·职方氏》：“乃辨九服之邦国，方千里，曰王畿。”班固《西都赋》亦称：“封畿之内，厥土千里。”这里要着重指出的是，西周时期周王朝有两个王城，即两个京都，一是西都镐京，一是东都雒（通洛）邑。据《史记·周本纪》记载，最早经营东都洛邑的是周武王，至周成王时期，又特派召公与周公继续经营洛邑，而最终建成洛邑的是周公，所以西汉学者焦延寿《易林·井之升》曰：“营城洛邑，周公所作。世运三十，年历七百。福估丰实，坚固不落。”武王和周王为什么要营筑洛邑呢？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史记·周本纪》说：“（洛邑）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理均。”这是说洛邑的地理位置居于西周王朝疆域的中心地位，不仅四方入贡里程较均衡，而且四方诸侯朝见周天子也较为方便，因此东都洛邑成为周王朝与四方诸侯经常联络的一个重要地点。其二、洛邑是周王朝的祭祀中心，这里有祭文王与列祖的清庙，清庙的中央之室称为“太室”，并是三代重宝九鼎的保存之地。据《尚书·洛诰》所载，成王曾多次到过洛邑，不仅在洛邑举行冬祭，并大会四方诸侯。为此成王称“其（指洛邑）作周配”，即洛邑是“周”（镐京）的配匹，故洛邑有“洛师”与“东都”等名称。
由上可见，周王朝的王畿千里是包含西都镐京与东都洛师两个地区的。故齐诗学派的班固，其《汉书·地理志》说：“雒邑与宗周通封畿，东西长而南北短，短长相覆为千里。”郦道元的《水经注》亦沿用班固说，这说明班固的见解是颇有权威性的。无独有偶，班固的父亲班彪（亦宗《齐诗》），在其《北征赋》中写道：“释余马于彭阳兮，且弥节而自思，日晻晻其将暮兮，睹牛羊之下来。痦旷怨之伤情兮，哀诗人之叹时。”《北征赋》作于西汉晚期，班彪为了躲避关中动乱，从长安启程往西北方向的甘肃凉州进发，班彪以上有感而发的一段，是触景生情想起了《王风·君子于役》的诗篇：“日之夕矣，牛羊下来，君子行役，如之何勿思。”对照曹大家的《东征赋》与潘安仁的《西征赋》，凡触景生情处，均与地理因素及相应的历史故事有一定的关联，因而大体可以认定，齐诗学者班彪认为《王风·君子于役》的地域应在长安以西的地域，而与东都洛邑无涉。由班固与斑彪之见，可知齐诗学派认为《王风》的地域当指“东西长而南北短”的狭长地带，包括西周镐京与东都洛邑东西相通的两个地区，并非只限于东都洛邑。
韩诗学派的观点与齐诗学派也是一致的。如《王风·黍离》，《毛诗序》说：“闵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过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闵宗周之颠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诗也。”《毛序》确认此诗作于东周前期，但值得注意的是作诗的地点仍在西都镐京。而韩诗学派认为《黍离》作于西周宣王时期。《太平御览》九百九十三羽族部引陈思王《令禽恶鸟论》曰：“昔伊吉甫信后妻之谗，而杀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离》之诗。”胡承珙对韩诗派此见评论说：“尹吉甫在宣王时，尚是西周，不应其诗列于东都。”胡氏之说是囿于《毛诗》与郑玄之见，对韩诗派说法加以责难，这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不值得深究。按：尹吉甫为周宣王人，是宣王中兴时期文武双全的名臣，据台湾学者李辰冬《尹吉甫的生平事迹与诗经》一文的考证，确认尹吉甫死于周幽王七年（公元前775年）前后，死时已有七十多岁。“尹吉甫信后妻之谗而杀孝子伯奇”，当然是尹吉甫生时所为。故据《韩诗》之说，可确认《黍离》一诗作于西周宣王时期，地点当然在西都镐京。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说苑·奉使篇》所载的一段战国时期的史话：
魏文侯封太子击于中山，三年使不往来。赵仓唐为太子奉使于文侯。文侯曰：“子之君何业？”仓唐曰：“业诗文。”侯曰：“于《诗》何好？”仓唐曰：“好《晨风》与《黍离》。”文侯读《黍离》曰：“彼黍离离”云云。文侯曰：“子之君怨乎？”仓唐云：“不敢，时思耳。”
以上记载与《韩诗外传》略同，清代学者王先谦评议这段记载说：“以父子之间其事相类故也。”（见《诗三家义集疏》317页）王氏意谓，据《韩诗》说，《黍离》一诗涉及父子之间的感情问题，伯封因其兄伯奇被父所杀，故作《黍离》以抒怨。太子击因三年之久未能与父王通使，很担心父王魏文侯有废除太子之位的可能，故借用好《黍离》而抒发忧虑。故文侯也因此问仓唐曰：“子之君怨乎？”按：魏文侯是战国前期的贤君，非常精通《诗经》，深晓借诗表情达意的特殊功能。有鉴于此，可以肯定《韩诗》对《黍离》一诗题旨的阐述在战国前期已流传颇广，《韩诗外传》载此，说明曹植的见解乃是对西汉前期《韩诗》学派的沿承；而刘向信奉《鲁诗》，则说明《鲁诗》派的一些学者与《韩诗》派对《黍离》的见解相同。
综上所述，齐、韩、鲁三家诗学者与《毛诗》对《王风》的理解颇有出入。《毛诗》认为《王风》是东都洛邑的风诗，作诗的时间自周平王、周桓王至周庄王。三家诗则认为《王风》为王畿地区的风诗，包含西都镐京与东都洛邑两个都区，《王风》有周宣王西周时期的诗歌，如《黍离》。由此可见，两汉时期对《王风》地域与时代的理解不一，并无定论，因此程、陈之说自然亦非定论。
至于《王风》为什么是风诗而不能属雅诗的问题，郑玄的解释也是缺乏说服力的。郑玄《毛诗谱》云：“王室之尊与诸侯无异，其诗不能复雅，故贬之为王国之变风。”这一段话有两个问题值得探讨。
其一、《郑志》云：“张逸问：平王微弱，其诗不能复雅，厉王流于彘，幽王灭于戏，在雅何？答曰：幽厉元道，酷虐于民，以强暴至于流灭。岂如平王微弱，政在诸侯，威令不加乎百姓乎？”从这一段记载来看，同时代人对郑玄的说法颇有异议，张逸的指责是颇有道理的，周历王周幽王因昏暴无道酷虐于民，历王因而被国人流放于彘地，幽王因而被杀于戏地，厉王、幽王的昏暴酷虐远过于平王，何以厉王、幽王期间的诗歌能称雅诗呢？郑玄的《毛诗谱》确定所谓的变雅与变风，不少归之于厉王、幽王时期，而唯独在《王风》问题上为厉王、幽王开脱，从逻辑上是讲不过去的，《王风》之所以属风诗，与东周的平王无必然的内在联系。
其二，郑玄说：“故贬之为王国之变风。”顾炎武说“太师陈诗以观民风”，这种说法是符合古籍记载的，既然诗经的编辑是太师的职责，他能在编定《王风》时，故意贬低东周平王天子的尊严，把王畿之诗降低为变风吗？周太师能有这种胆量与权力吗？这显然是郑玄想当然的说法，属主观臆测之辞。
既然郑玄以上的见解不能成立，那么陈子展所说的“以风贬周”的说法自然也不能成立。
当然，《王风》的地域与时代问题古无定论，是一个值得继续深入探讨的问题，笔者不是说三家诗对《王风》地域与时代的看法一定是准确的，只是指出沿用《毛诗》与郑玄说的学者，其见解也未必准确无误，不能视作定论。
关于《王风》各诗的诗旨问题，众说纷纭，也很难作出全面而准确的判断，只是对部分诗歌的诗旨逐渐有了一些共识。
《黍离》——《毛诗》与《韩诗》理解不一，不赘叙。著名学者崔述《读诗偶识》说：“此诗乃未乱而预忧之，非已乱而追伤之者也。……《黍离》忧周室之将陨，亦犹《园有桃》忧魏国之将亡耳。”此为折衷之说，诗旨从《毛诗》，而时间在西周末，地域在镐京。现代学者郭沫若认为此诗系旧贵族衰伤自己破产的诗，而余冠英则说此诗是“流浪人诉忧之诗”。此诗迄今无定论。
《君子于役》——《毛序》：“刺平王也。君子行役无期度，大夫思其危难以风（讽）焉。”班彪《北征赋》确认此诗为“怨旷之伤情”，属思妇念役夫之作，说明《齐诗》对此诗的理解优于《毛诗》。朱子《辨说》：“此国人行役，而室家念之之辞，《序》说误矣。其曰平王，亦未有考。”现代诗经学者均从班彪与朱熹之说，可视作定论。
《君子阳阳》——《毛序》：“闵周也。君子遭乱，相招为禄士，全身远害而已。”王先谦《集疏》曰：“三家无异议。”古今学者对此诗理解颇有分歧，有夫妇相乐说，讽周景王好音说，刺子颓好歌舞说，贤者隐士伶官说，君子贫仕卑官说等等。现代学者对此诗的理解逐渐倾向于一致。高亨《诗经今注》说：“这是写统治阶级奏乐跳舞的诗。”程俊英《诗经译注》说：“这是描写舞师和乐工共同歌舞的诗。”袁梅《诗经译注》说：“这女子看到了身为舞师的爱人，聚首言欢，心花怒放，其乐无极。”总之此诗属于描写歌舞欢乐的情景，这一点较合诗歌的本意，也基本成为诗经学者的共识。
《扬之水》——《毛序》说：“刺平王也。不抚其民而远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朱熹《诗集传》对此说也提出疑问，而清代学者姚际恒亦指出，该诗言“戍申”、“戍甫”、“戍许”，只有“申”系周天子母家，甫、许虽亦属姜姓古国，但非周天子母家，何以归之于“刺王”？台湾学者李辰冬在此基础上，经考证，确认此诗为周宣王七年所作，其理由主要有两点：其一，据《竹书纪年于宣王七年》载：“王赐申伯命。”申伯是宣王的舅父，《括地志》说：“南阳县北有申城，周宣王舅所封。”周宣王为什么要封申伯于申城呢？其主要意图，就是《大雅·崧高》所说的“南土是保”。当时周宣王派召伯虎南征淮夷，申地正是一个重要的据点。甫地，即河南新蔡县一带；许地，即河南许昌，两地在申的西北，形成一条军事上的防护带，故周宣王必然要派兵戍卫申、甫、许，这是情理之中事。其二，甫，原名吕，到周宣王时才改为甫。《唐书》卷七十五《宰相世系表》说：“其地蔡州新蔡是也。历夏、商，世有国土。……宣王时改吕为甫。”据上述两点，《扬之水》作于周宣王七年，基本可信。
《中谷有蓷》——《毛序》：“闵周也。夫妇日以衰薄，凶年饥馑，室家相弃尔。”《毛序》所释诗旨无误，且亦未确认作于东周何王。朱熹《诗集传》说：“凶年饥馑，室家相弃。妇人览物起兴，而自述悲凉之词也。”确认作者为弃妇。此说较切合诗旨，故现当代学者多从此诗，如程俊英《诗经译注》说：“这是描写一位弃妇悲伤无告的诗。”此诗不能明确写作年代。
《兔爰》——《毛序》：“闵周也。桓王失信，诸侯背叛，构怨连祸，王师数败，君子不乐其生焉。”陈子展《诗经直解》说：“自朱子《辨说》疑与桓王时事无关。姜炳璋、范家相、崔述、魏源，皆从诗语推究，谓当作于幽平之际。……朱子（《集传》）云，‘为此诗者盖犹及见西周之盛’”。可谓得其诗旨矣。由此可证，《毛序》作于桓王时说无据，自朱熹始至清代学者，多数确认该诗作于幽王与平王之际，即或作于幽王亡国之际，或作于平王东迁洛阳之时。
《葛藟》——《毛序》：“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弃其九族。”但观看原诗：
终远兄弟，谓他人父；谓他人父，亦莫我顾！终远兄弟，谓他人母；谓他人母，亦莫我有！终远兄弟，谓他人昆；谓他人昆，亦莫我闻！
既于王族无关，亦于平王无涉。程俊英《诗经译注》说：“这是流亡他乡者求助不得的怨诗。”较切合诗旨。诗旨如此，此诗创作年代不可考。
《采葛》——《毛序》：“惧谗也。”但观原诗：
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
彼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
彼采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
朱熹《诗集传》确认为“淫奔”之诗，现代学者自闻一多始，多确认为恋诗情歌，很切合原诗。因此，该诗亦无法考证年代。
《大车》——《毛序》确认此诗为“礼义陵迟，男女淫奔”之诗。观看原诗：
岂不尔思，畏子不敢。（一章）
岂不尔思，畏子不奔。（二章）
穀则异室，死则同穴。谓予不信。有如皦日！（三章）
《毛序》之见无误，当然观点是陈旧的。按现在的见解来看，程俊英的说法当然更确切些：“这是一首女子热恋情人的诗。”（《诗经译注》）诗旨如此，该诗的写作时间当然也无法确定。
《丘中有麻》——《毛序》：“思贤也。庄王不明，贤人放逐，周人思之而作是诗也。”自闻一多始，确认此诗为恋诗。现当代学者多从闻说。程俊英《诗经译注》说：“这是一位女子叙述她和情人定情过程的诗。”历代学者对这首诗的解释很不相同。有说是思贤之作的，有说是写私奔的，也有说是招贤偕隐的。诸说均未尽妥。”诗旨属恋诗，写作年代亦无法确定。
综上所述，《王风》中《君子于役》、《君子阳阳》、《中谷有蓷》、《葛藟》、《采葛》、《大车》、《丘中有麻》7首诗创作年代难以考证。《黍离》诗，《毛序》以为“闵宗周”之作，时间在周平王东迁洛阳之后。但崔述则认为在西周幽王时期。而韩诗则认为此诗作于周宣王时期，与伊吉甫杀子或放逐其子事有关，此说虽非定论，但据《说苑·奉使篇》与《韩诗外传》所载，战国前期的魏文侯亦以《黍离》表述“父子之间”情事，可证此说较《毛序》说更充分些。《扬之水》诗，李辰冬先生定为周宣王七年之诗，依据较充分，远胜《毛序》之说。《兔爰》诗，自朱熹以来，姜炳璋、范家相、崔述、魏源与陈子展均以为此诗作于幽王与平王之间，即不排斥此诗作于周幽王镐京时期。据此三诗，基本可以证实，《王风》应是王畿之诗，其地域包括西都镐京与东都洛阳两个地区，非仅指王城洛阳。这一点，班固《汉书·地理志》说得非常明确：“初雒邑与宗周通封畿，东西长而南北短，短长相覆为千里。至襄王以河内赐晋文公，又为诸侯所侵，故其分墜（古地字）小。”由此可见，周王朝封畿的缩小是在周襄王（前65—前619年）之时，距周平王东迁洛阳时已相差一百多年的时间。班固是著名的史学家，其说必有依据，故《王风》指王城洛阳六百里之说无史实依据可言。从《王风》的创作时期而言，应在周宣王至平王之间较为可信。至于东周王朝的地位问题，司马迁《史记》所说的虽有一定的道理，但东周王朝毕竟还有不同于诸侯的一面，班固《汉书·地理志》就强调其另一个侧面说：“平王东居洛邑。其后五伯更师诸侯以尊周室，故周于三代最为长久。八百余年至于赧王，乃为秦所兼。”故郑玄“贬周”之说无据，五伯尚且尊周，而周王朝的太师竟敢贬周吗？
有关《王风》的地域与时代问题，自《毛诗》、郑玄起至陈子展、程俊英，一致认为是东周时期王城洛阳一带的诗歌，积习已久，几成定论。本文则以三家诗的资料为起点，综合古今学者有关研究成果，肯定了《王风》为王畿之风，创作时间为西周宣王至东周平王时期。
收稿日期：2001-1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