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修辞学的学科对象及其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修辞学论文,学科论文,对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修辞学研究什么，怎样研究，是制约学科发展的关键所在。80年代中国修辞学的发展也主要表现在对象的探寻和方法的进步上。从理论上讲，选择说、同义形式说、组合说是比以前的美辞说、调整说大大进步了，研究的范围更加广阔。从方法上讲，各种新方法的引进试验，让我们更深入地看到了我们以前所没有看到的东西，学术的品位在逐步提高。但是，对研究对象的认识目前仍未臻于一致，需要进一步明确。
我们认为，修辞学研究的对象是语言运用的过程，包括语言运用者生成话语，利用语言手段表达，语言接收者接收话语这么一个全过程。研究的核心是语言表达的效果。这里有两点需要特别注意：一是过程；二是效果（符号使用的价值）。这些其实在一些修辞学家下的定义中已经隐含了，但由于强调不力，或侧重点不同，往往让人产生误解。陈望道先生在《修辞学发凡》里讲：“修辞不过是调整语辞使达意传情能够适切的一种努力。”他的“消极修辞”、“积极修辞”的两大分野已经涵盖了语言运用的全部内容，只是由于他对积极修辞的研究用力最勤，对语体的研究着力太少，加上过去美辞说的影响，使一般人感到：修辞就是积极修辞，特别是几十个辞格的运用。张志公先生在为《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写的“修辞学”条目中说，“修辞是使用语言的过程中，利用多种语言手段收到尽可能好的表达效果的一种语言活动。……研究这种语言活动及其规律的科学是修辞学”。王希杰先生在新出版的《修辞学新论》中给修辞学下了如下定义：“修辞学是从表达效果出发来研究口语和书面语在交际活动中的言语常规、变形和正负偏离现象、建立已然的和可能的修辞规范及超规范、反规范的模式的一门语言科学。”这其中都讲到了“过程、活动”，讲到了“效果、规律”。王希杰先生在书中讲到了“交际全过程”、“一切的说写者和听读者”、“话语的表达效果”等等，但他强调“表达效果关系模式的”研究，似乎又排斥“接受效果的研究”，他认为“解码很重要、很值得研究，但我们认为，它并不属于修辞学。这是因为每一个学科都有自己的学术传统，科学发展过程可以反传统，别开新路，但也还得适当照顾传统”。他把语境学、语体学、风格学都看作修辞学的边缘学科，“它们毕竟不属于核心修辞学的范围”。我们认为，这些又一定程度上削弱收缩了修辞学研究的范围，让人感到又回到传统的老框框里，与他自己的定义和解释有些矛盾。
那么，怎么来研究学科的对象，本文认为，有两种途径：一种是历史—逻辑的方法，一种是空间结构分布的推演方法。
历史—逻辑的方法是按学科的发展的历史，结合现实需要、进行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逻辑界定。中国修辞学从先秦起先贤圣哲们以片言只语，经验感悟的评点及附庸于文学、史学的论说， 发展到宋代陈骙《文则》完成古典修辞学的创立， 逐步把语言运用（这时期主要是书面文言，特别是作文法）规范成一门学科，尔后到本世纪二、三十年代，诸多学者按照传统，吸收国外新说，继续构建着学科的规范，到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发凡》则既继承传统的精华，吸收国内外新说，特别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用辩证的方法研究修辞学，他的语辞既包括文辞和语辞，他的调整说突破“修饰说”，并采用白话文语料，符合社会前进的需要和发展方向，建立了现代修辞学的学科规范，成为第一座丰碑。今天我们研究修辞学的学科对象，应该有一个新的面貌，用这种历史—逻辑的方法来构建新的修辞学的学科体系，既要继承我们的宝贵的传统，也要吸收国外学术新发展的理论营养，更要看到未来世纪的发展需要。按照这种思路，我们认为，修辞学的学科对象就是研究语言运用，研究这种过程，主要研究它的效果、手段运用的价值。从本世纪国外学术发展来看，从未来世界的发展需要来看，它有着良好的现实基础和美好的前景。
在世界科学发展中，目前有种“转向”的说法，它包括哲学的语言转向、文学审美的修辞转向、语言研究的语言运用转向以及人工智能语言运用研究的需要、人际交往提高语用艺术的需求等等，这些都进入或将进入到我们认为的修辞学研究范围，这是修辞学注入生机的强大的外部推动力。
在哲学上，英美分析哲学家认为，西方哲学从古至今经历了由本体论到认识论到语言哲学的发展历程。古希腊传统的本体论哲学把世界与人隔开，赋予现实结构以一套概念、名称，近代哲学由于自然科学的发展，哲学家们又以自然科学的模式，特别是建立在数学基础之上，并依据严密推论而提出的科学原理的真理性和客观性，形成认识论的哲学观。但现代科学的发展，人们逐步发现，靠数学语言也同样不能把握现实，物理学里的测不准原理，现代数学中的各种悖论开始使哲学家对认识的途经发生怀疑，特别是哲学家感到，哲学不仅要为自然科学奠定基础，研究人类何以反映或把握外部世界，而且还要为人文科学奠定基础，要研究人类最初的神话思维、隐喻思维等非逻辑思维。维特根斯坦认为，哲学的困惑是误用语言所致，治疗这种语言病的办法是让事物保持原样，不搞哲学。罗蒂和德里达的观点相似，他们主张抛弃认识论哲学，转向一种以诗歌为典型的后哲学文化。再加上现代科学发展中语言实践功能和认识功能的强化，哲学界发展了这种称为“语言哲学”的重大转向，出现了如罗蒂所概括的“系统哲学”和“教化哲学”两种主流哲学，他们均以意义为中心，研究主体间的交流和传达问题，前者系统哲学突出语言的逻辑功能，强调语言系统能反映事物的属性和本质，使语言精确化、逻辑化；后者教化哲学或称人本主义哲学则强调语言的多义性、隐喻性和意义的增生性，反对把数学和自然科学置于哲学的中心地位，要求用诗化的语言来研究整个人类精神生活的其他内容。语言分析哲学家认为，只有通过研究语言才能研究思想、研究世界。罗素和早期的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和世界结构相同，可以从研究语言的结构推知世界的结构，艾耶尔、达梅尔等人认为，在很大程度上，语言等于思想。
这种哲学的语言转向特别是教化哲学对修辞学的意义在于：哲学上要求的多义性、隐喻性和意义增生性的语言分析内容正是日常语言运用的内涵，其语义的发生，结构形态和运用的功能效果，恰恰是修辞学要研究的范围。而这些语言的运用过程和形态的研究，修辞学界还只在形式上归纳了些辞格，或只作了些经验性概括，如“生动”“丰富”“形象”等等的描绘。
在文学和美学领域也是如此。本世纪以来，诗人文学家用语言符号表现人类感性的精神现象，意识流、魔幻现实主义等手法大量运用，文体的语言意识日益觉醒。文学语言要求克服线性语言的束缚，通过“气氛型信息的复现”，依赖于表象和意象的自由拼接，创生出气韵、格调、情致。当代文学语言和审美研究，要求打破结构主义诗歌分析的线性逻辑，更多地走向对灿烂感性的把握，以疗救科学时代人们的“语言干涸”，防止信息时代人类生命的枯萎。这种对常常冠之以“小说修辞学、“修辞美学”等名称的呼唤，这种对结构主义、纯理性的反叛，也同样昭示着修辞学——研究言语语言学的使命：关注它的存在，发展它的研究。但修辞学界却似乎比较冷漠和迟纯。中国新时期文学的语言试验就是这种世界文学走向的中国产品，中国的修辞学家无论从修辞美学的意识的正视接纳上，还是具体文本的分析、探究上，更多的仍是执着于结构主义的符号系统分析，游弋于修辞活动的两大信息内容的一端——语义信息的阐释，而于另一端——审美信息的建构、形态与理解，更多的是继承传统的评点方法，只能作简单的经验反映，于这新的试验则漠然置之，不问其由，不知其所以然。但是这里即是一个十分广阔的天地，是修辞学的原生地和十分重要的领域。修辞学的学科范围包含着它，发展中国修辞学必须回应这种文学美学的呼唤，丰富自己的研究。
在现代语言学研究的发展中，本世纪上半叶国外结构主义符号系统的研究占上风，而萌动于二、三十年代的语言运用研究在当代成为发展的趋势：从语言本体的研究走向语言运用和功能的研究。社会语言学、文化语言学、语用学、话语语言学等蓬勃兴起，它们从不同的角度研究语言的运用。修辞学作为研究语言运用的学科，以功能效果作为学科的立足点，顺着这种潮流，必将成为语言研究中的热门学科。事实上，国外修辞学已经由原来Rhetoric发展到现代的功能修辞学，其自身范围大大拓展，也正反映了外部的发展变化。捷克学者多列热尔说：“修辞学研究扩展到语言交际的所有多种多样的领域，这一点应该认为是现代修辞学最可贵的成就。”〔1〕
另外，在服务于现代化过程中，修辞学正发挥着它为人际交往提供艺术理论和技巧指导的服务功能，现代社会里的演讲热潮、论辩雄风，交际口才的重视，其语言运用的理论和技巧都应是修辞学的产品，很多不是专业的修辞学者参与了修辞理论商品的生产和经销，虽然不一定贴上修辞学的商标。原苏联维塔格拉多夫院士曾指出，修辞学“在某种意义上说，是语言研究的顶峰，是提高民族文化素养的理论基础”。如果说，修辞学研究语言运用的过程，而不仅仅局限在百多种表达效果明显的辞格手段归纳上，那学科的市场是多么广阔，学科的发展繁荣就有了多么强大的社会推动力。恩格斯说：“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2 〕修辞学的发展必须充分利用这种社会需要的推动力量。
至于服务于现代化社会的终极目标——人机对话、人工智能，语言运用的研究是必经之路。问题是，目前的语音识别、简单的句子理解在初步实现，接下来的是语言运用中的语言生成与语义理解，这是落在语言学家头上的任务，这必定要求研究语言运用过程规律的修辞学家拿出理论来。语言的运用中符号的信息包括语义信息和审美信息两种，前者（语义信息）的生成与理解应该说将来的计算机能够做到，修辞学家应根据计算机输入程序的要求，先将语义信息的各项参数程序化。语言运用过程中的各种语言手段的表意方式，其表层意义与深层含义（包括言语行为意义）的匹配模式十分复杂，有待大量研究，这是十分诱人的发展前景，是人类文明进程赋予修辞学家的光荣使命。当然，计算机的语义理解是十分困难的工程，费吉鲍姆1983年发表的《第五代计算机：人工智能和日本计算机对世界的挑战》一书中说：日本已向全世界宣布它打算在10年后研制出并销售第五代计算机，即人工智能计算机，它既能推理得出结论，又能作出判断，甚至还能理解书面知识和口头语言。但据报道，日本的第五代计算机暂时没有成功〔3〕， 这也说明它的难度之大。对语言信息中的审美信息感性体验，包括辩证的创造性思维能否交给机器再现，这在目前还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不少哲学家（如美国的哲学家约翰·塞尔John Searle）、美学家（如阿恩海姆）、 人工智能专家（如美国第四代计算机理论代表人物香克戴尔R·C·Schanketal）提出了摇头的论断，认为它将是人工智能的极限，美国《时代周刊》所列21世纪10大科技发展预测中，计算机的发展在世纪初将达到的是语音自动识别。虽然审美信息的量化输入等还不是近期的现实，但不断地逼近语义信息的模式描写和量化输入却是下世纪无可避免的使命。
第二种探索学科对象的途径为共时结构分析法。这种方法可以不考虑学科的历史发展状况，纯以学科空间的逻辑分布为手段推演。如柏拉图按知识标准对科学的三类划分，亚里斯多德以人的活动作标准对哲学的学科三分，培根、康德、圣西门、黑格尔、孔德、恩格斯等都曾根据不同标准对学科进行过分类，以确立各学科的研究对象〔4〕。1986 年笔者曾从狭义信息论角度推论修辞学的研究对象，从广义信息论角度谈修辞效果的科学描写基本属于这一类方法〔5〕。 下面从符号学角度谈谈修辞学的学科规范。
1938年，美国哲学家查尔斯·莫里斯（Charles Morris）在《符号理论基础》中提出了符号学的三个领域：句法学、语义学、语用学。其经典的定义是：句法学研究“符号之间的形式关系”；语义学研究“符号与符号所指对象的关系”；语用学研究“符号与符号解释者的关系”。1946年，他在《符号、语言和行为》一书中调整修正这三个术语，指出语用学“研究符号的来源、用法及其在行为中出现时所产生的作用”。美国的另一位哲学家和逻辑学家鲁道夫·卡纳普（Rudolf Carnap ）支持这种三分，认为，“如果一项研究明确地涉及语言使用者，我们就把它归入语用学的领域……，如果我们从语言使用者那里只摘取一些词语所指的对象来进行分析，我们就处于语义学的领域。最后，如果我们从词语所指对象中抽象出词语之间的关系来进行分析，我们就处于（逻辑）句法学的领域了。”
但问题并非如此简单，这种三分结构的关系人言人殊。廖秋忠曾列举表现国外语言学者不同观点的六种语言学分支关系图，其结论也主要在语用学与其它分支的关系，特别是跟语义学的关系说法不一〔6 〕。我国大陆学者对语用学的地位和句法、语义、语用三个平面的关系也有种种看法，1992年4月上海举行的第三届现代语言学研讨会上， 也出现了七八种模式图〔7〕。杨成凯先生在《语用学理论基础研究》〔8〕一文用严格的形式结构的逻辑推演，对句法、语义、语用进行了较为明晰的三分，但最后的结论仍然是：“句法、语义、语用三分结构不过是学者阐述符号的形式和功能的一种方式而已，三者实际上相互依存，没有天然的界限。”〔9〕
当然，事物之间有着无限的关系网络，语言运用的过程就是一个事物运动的连续网，语言运用者并不像语言学家去分门别类按语法、语义、语用去掌握运用语言，但语言学家却必须用逻辑的方法在这些无限的关系网中划定一个有限的研究领域。但不管如何划分，有两点方法论原则是必须把握的：
（1 ）各分支学科以各自的特殊矛盾性作为自己的学科对象彼此形成对立，以免相容。由于事物间的复杂性、连续性，彼此的边界不可能很明显，但中心区域或研究角度的中心必须十分清晰。
（2）所有分支学科的总和应能基本涵盖研究对象事实的全部外延。
从符号学的定义看，这语法、语义、语用的三分结构较好地体现了这两条原则。我们将语言事实作如下图示：
那么，语法学则研究若干S之间的关系，语义学研究S和M之间的关系，语用学研究S和I之间的关系。不管语言学家们对其中的关系作何种理解（如前所述），大家还是基本接受这三分法。我们认为，按原则（1），这三个学科的特殊矛盾应把握在：语法学主要研究符号与符号的结构关系，语义学主要研究符号与指称事物之间的指称关系（限于真值意义），语用学则主要研究符号与使用者之间的价值关系（句子运用的意义）。那么，在语言单位的研究中，语法学包括：
音法（语音的构成法则）；词法（词的构成法则）；句法（句子的结构法则）；篇法（话语篇章的构成法则）。
语义学只限于研究词的意义和句子的意义，因为意义的真值逻辑意义上限只到句子，而下限只到词，词以下音位只区别意义，本身无固定意义，句以上的意义属运用中的意义。语用学则是以上符号在运用中的各种表达式的集合。这也就达到原则（2）的要求。
传统语言学学科常划分为：语音、词汇、语法、修辞，对照原则（1），词汇、语法、修辞互有交叉，语法中讲句子的使用， 形成语法修辞结合，词汇中既讲词的构成法则，也讲词的运用法则，领属不明。对照原则（2），由于传统语言学只讲到句子， 语言运用中大于句子的空地无人管辖，书面上篇以上单位属辞章学研究，但话语的连接、语句生成形态与理解成为空白。修辞学只研究表达效果，而又多偏于积极表达效果的辞格研究，因此，话语的运用（从句子、语段到篇章）就单位而言空地较多。
因此，按符号学的结构逻辑划分，修辞学研究范围大致等同于描写语用学和应用语用学。修辞学的学科特征应该是：研究对象——语言运用的一切过程。研究的特殊矛盾——语言运用中的表达效果。
那么：1.在研究语言运用的一切过程时，修辞学研究一切表达式的表达效果，小到句子，大到篇章。过去，消极修辞的内容被语法学、词汇学包容，从结构逻辑上，应归修辞学的范围。2.话语语言学（篇章语言学）所研究的语法（注意，此处语法指语言单位的结构法则），是修辞学研究观察的基础，不同的是修辞学以功能为出发点，研究这些常式在语言运用中的价值，以及它们的各种变体。
综上所述，无论从历史—逻辑的角度，根据修辞学的历史发展和现实需要，还是从现实学科的空间结构分布来对修辞学的学科对象的规范，均具有理论上的逻辑性和现实上的可行性。我们认为，唯此，修辞学才能兴旺前进。
注释：
〔1〕转引自杨自俭：《试论中西修辞学的发展》， 载《英汉对比研究论文集》，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612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23页。
〔3〕参见《中国科协报》1995年9月17日《青年科学家论坛“探讨信息高速公路的发展、建设及未来”》。
〔4〕参见徐纪敏：《科学的边缘》，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
〔5〕见《修辞学习》1986年第4期、1987年第1期。
〔6〕廖秋忠：《篇章与语用和句法研究》，载《语用研究论文集》，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
〔7〕参见冯炜：《中国语用学研究概观》， 载《山东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
〔8〕〔9〕载《语用研究论文集》，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
〔10〕施关淦：《关于语法研究的三个平面》，载《中国语文》，199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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