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中国现代化的伟大先行者——纪念孙中山诞辰130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先行者论文,诞辰论文,中国论文,周年论文,孙中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编者按 孙中山先生是海峡两岸、海内外炎黄子孙共同景仰的伟人。值其诞辰130周年之际，纪念这位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研究他的博大精深、影响中国整个近现代史的思想学说，发扬他“振兴中华”、鞠躬尽瘁的精神品德，必将有助于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的伟业和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的大业。
本刊特辟“纪念孙中山诞辰130周年”专栏，我校两位教授提供了论文，又有幸承蒙台湾逸仙文教基金会主席马树礼先生热忱赐稿。两岸学者尽管观点不尽相同，但能联袂撰文，各抒己见，共同纪念孙中山先生，无疑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相信读者会高兴看到，在学术研究层面，通过两岸学者共同探讨，交流思想，切磋观点，在如何把握孙中山先生的功业和思想学说上，将逐步消除某些歧见而增加越来越多的共识。
内容提要 孙中山先生不仅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而且也是中国现代化的伟大先行者，他为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做出了新颖独特的四大理论贡献：（一）中国现代化目标——振兴中华论，他是这个口号和目标的最早倡导者。振兴中华论体现了把民族忧患意识和民族复兴意识统一起来的现代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二）中国现代化纲领——三民主义论。其本质是属于资本主义范畴的，其闪光点在于探索一种趋向于人民主体论的中国现代化模式，以求超越资本主体论的西方现代化模式；（三）中国现代化道路——自主开放论。他是中国对外开放、利用外资的首倡者，他要求把对外开放的全面性与独立自主的主体性结合起来；（四）中国现代化文化——综合创新论。他主张走“古今中外、综合创新”的道路，吸收中国传统的母体文化和西方近现代文化之精华，综合创造中国新文化。“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这是20世纪前期、中期、后期推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三位巨人和三面旗帜；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继承了孙中山现代化思想精华，扬弃了他的历史局限和思想局限，终于使世纪之交的中国迎来了现代化的关键期、起飞期。
关键词 孙中山 三民主义 中国现代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今年11月12日，是孙中山先生诞振130周年纪念日。海峡两岸、海内海外的炎黄子孙，都以同样的崇敬心情，缅怀这位伟大先驱和民族英雄。
“仙人执玉尺，量君多少才。”“中国现代化”——这个跨越世纪的大课题，就是我们重新衡量中国近现代一切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一把坐标尺。
过去我们常说，孙中山先生是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者，是领导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的伟大革命家，是三民主义和新三民主义的伟大倡导者。这些评价，都是侧重一个角度，揭示了孙中山先生的历史作用和地位。今天，我们需要从“中国现代化”这个新角度、新高度，重新认识孙中山先生的历史地位和现代意义，发现他的理论与实践在当代的四大闪光点和生长点。
（一）他首倡的“振兴中华论”，揭示了中国现代化目标，最早预言了东方必然崛起的世界发展大势；
（二）他独创的“三民主义论”，提出了中国现代化纲领，其进步性体现在趋向于人民主体论的中国现代化模式，力图探索一种有别于资本主体论的西方现代化的新模式；
（三）他首创的“自主开放论”，要求把对外开放的全面性与独立自主的主体性有机结合起来；
（四）他提出的“综合创新论”，把“古今中外，综合创新”作为中华文明的现代复兴之道。
一句话，孙中山不仅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而且是中国现代化的伟大先行者。
当然，孙中山生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即使是伟大的历史人物，也难免有当时不可逾越的历史局限和思想局限。20世纪中期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20世纪后期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像中国现代化史上的接力赛一样，他们正是从孙中山手中接过了现代化的思想火炬，并且超越了先驱者的历史局限和思想局限，一步一步地把中国引向现代化的腾飞期。
一、中国现代化目标——振兴中华论
“振兴中华”这个口号，时至今日已经成为一个响彻大陆、响彻台港澳乃至生活在世界各地炎黄子孙心目中的伟大口号，成为海峡两岸同胞认同的共同理想。在上个世纪之交，最先提出这个口号，并把它作为中国现代化宏大目标的，就是孙中山先生。在这方面，他的历史功绩在于：
（1）把“振兴中华”口号叫响的第一人
19世纪、20世纪之交的中国，已经贫穷到了极点，落后到了极点，而且沉沦到了极点，被帝国主义欺压凌辱到了极点，整个民族的生存危机发展到了极点。正是在这样一个生死攸关的历史时刻，孙中山先生振臂而呼，用整个生命喊出了“振兴中华”的响亮口号。在那长夜漫漫、风雨如晦的黑暗年代里，它如啼鸣的雄鸡，唤醒国人。这个口号最早见于孙中山1894年11月24日制定的《檀香山兴中会章程》：“用特集会众以兴中，协贤豪而共济，抒此时艰，奠我中夏。”“是会之设，专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①]翌年2月21日，这个口号又写入《香港兴中会章程》：“本会之设，专为联络中外有志华人，讲求富强之学，以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②]孙中山还一语破的，点出了“振兴中华”乃是他所领导的革命政党——兴中会的思想主旨：“其党称‘兴中会’，即振兴中国之会。”[③]
（2）把振兴中华、经济腾飞、学习西方、后来居上作为中国现代化的宏大目标
20世纪中国现代史的主流，恰恰是中国社会现代化变革与中华民族的现代复兴运动，合二而一构成的历史洪流。
“振兴中华”这个口号，正产生于这两股历史潮流的交汇点上。它不是一句没有内容、徒有豪气干云的抽象口号。它的思想主旨，在于为中国现代化确立学习西方、赶超西方的宏大目标：效法西方近代化，推进中国工业化，实现赶超大目标。
这一中国现代化目标的思想萌芽，始见于他1890、1891年写成的《致郑藻如书》、《农功》，那里针对中西关系，提出了“效法于人，蕲胜于人”的基本原则。[④]1894年6月，青年孙中山的早期之作《上李鸿章书》首次提出了中国走向近代化，可以借鉴西方、超越西方、后来居上的战略构想：“间尝统筹全局，窃以中国之人民材力，而能步武泰西，参行新法，其时不过二十年，必能驾欧洲而上之。”[⑤]当时还未到而立之年的孙中山，吸收了当时思想政治界的进步主张，初步系统地提出了借鉴西方、造福中国的四大富国之道：以“人尽其才”为主旨的教育富国论（人才富国论）；以“地尽其利”为主旨的农业富国论（固本富国论）；以“物尽其用”为主旨的工业富国论（实业富国论）；以“货畅其流”为主旨的商业富国论（市场富国论）。这四大方略的提出，已孕育了“振兴中华”的具体的宏伟目标。
1905年，四十不惑的孙中山创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的现代政党——同盟会，他在阐述政纲时，更具体、更明确地提出了“取法西方，借鉴西方，振兴中华，后来居上”的中国现代化战略目标：“若世间已有其事，且行之已收大效者，则我可以取法而为后来居上也。”“中国之文明已著于五千年前，此为西人所不及，但中间倾于保守，故让西人独步。然近今十年思想之变迁，有异常之速度，以此速度推之，十年、二十年之后，不难举西人之文明而尽有之，即或胜之焉，亦非不可能之事也。”[⑥]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帝制，但终告失败。在1917-1919年间，置个人进退于不顾的孙中山，痛定思痛，埋头制定了长达20万言、包括四个部分的《建国方略》。其中最详尽、最核心的部分是长达10万言的《实业计划》——中国工业化计划，提出了交通先行、以工业化振兴中国的宏大目标：“必能乘时一跃而登中国于富强之域，跻斯民于安乐之天也。”[⑦]
（3）把民族忧患意识与民族振兴意识熔为一炉的现代中华民族精神
要在积贫积弱的薄弱物质基础上，实现振兴中华的现代化宏大目标，首先要振奋民族精神。他一再大声疾呼：“我们今天要恢复民族的地位，便先要恢复民族的精神。”“建国之基，当发端于心理”，“国民！国民！当急起直追，万众一心，先奠国基于方寸之地，为去旧更新之始，以成良心上之建设也。”[⑧]
这里有必要区分这样两个不同的历史概念：古代传统的民族精神与现代新型的民族精神。二者之间既有一以贯之的密切联系，又有时代特征的重大差异。从前者走向后者的思想桥梁，就是把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民族精神与世界大潮融为一体，实现民族精神的现代革新。
现代中华民族精神的主旋律，应当体现民族危亡的忧患意识与振兴中华的自信意识这两个方面的有机统一——这是孙中山民族精神论的本质内容，也是近代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精神的时代主潮。
1924年，晚年孙中山在对三民主义的最后解释中，提出把民族忧患意识与民族自信意识结合起来，构成现代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观念：“我们想要恢复民族的精神，要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要我们知道现在处于极危险的地位，第二个条件是我们既然知道了处于很危险的地位，便要善用中国固有的团体，像家族团体和宗族团体，大家联合起来，成一个大国族团体。结成了国族团体，有了四万万人的大力量，共同去奋斗，无论我们民族是处于什么地位，都可以恢复起来。”[⑨]
在这里，第一层强调的是忧国忧民的民族忧患意识，第二层强调的是振兴中华的民族自信意识。两个层次合为一体，强调的正是民族危机意识和民族自信意识的有机统一：在民族忧患意识中包含着民族自信，在民族自信意识中又不忘危机感。
“万众一心，振兴中华；发愤图强，后来居上”——这就是孙中山先生首倡的现代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内容。
（4）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振兴中华奉献毕生
孙中山先生自身就是现代中华民族精神的具体体现和矗立于中国人心中的华表。
为振兴中华，他不屈不挠，顽强斗争。从1895年首次策划广州起义，直到1924年重新发动北伐战争，在30年间，他先后发动和领导十来次武装斗争，虽屡遭失败，却百折不挠。
为振兴中华，他出以公心，不计个人荣辱、进退。辛亥革命后，他受国民拥戴，毅然就任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在就职宣誓时表明心迹：“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⑩]后来他又为了改变危局、推动祖国和平统一，“不忍南北战争，生灵涂炭”，“混乱将为国家带来危险”，而主动辞去临时大总统之职。这里固然有孙中山历史局限一面，更可见他出以公心的高风亮节。
为振兴中华，他生命不息，奋斗不止。1925年3月，为祖国和平统一的大业，他奋不顾身，带病北上。在病危之际的遗嘱中，他开宗明义，表明了他奋斗一生的最高目标：“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11)]
在孙先生弥留之际，还反复念叨的几个词就是：“和平，奋斗，救中国！”[(12)]
（5）预言中华崛起、亚洲崛起、东方崛起于世界
今天，中华腾飞、东亚奇迹，已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在一百年前，正是孙中山以世界眼光，发出了伟大的预言：“到那个时候，可以说是世界的潮流，走到了极端。”“但是，否极泰来，物极必反。亚洲衰弱，走到了这个极端，便发生一个转机，那个转机就是亚洲复兴的起点。”[(13)]
二、中国现代化纲领——三民主义论
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思想实质和重大意义是什么？这是一个众说纷纭、争论百年的理论难题。
笔者以为，三民主义是20世纪前期，孙中山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西方近现代文明成果、社会主义最新思想成果三者熔为一炉而创造的中国现代化纲领，本质上是属于新兴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内在逻辑的总体构架，恰恰就是中国现代化这个大主题所包含的“民族独立的历史前提——民主政治的制度保证——均富共享的经济目标”；三民主义论的思想精髓在于把时代精神与中国特色有机结合，创造性地探索人民主体论的中国现代化模式，试图努力避免资本主体论的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弊端。总之，三民主义论中已闪现出萌芽之中的人民主体论的中国现代化思想，尽管这一思想还不够成熟、不够彻底，还带有新兴中国资产阶级现代化纲领的种种局限性。
（1）三民主义是一个有机整体，提出了中国现代化纲领
三民主义形式上是三个主义，实质上却是一个思想主旨——中国现代化纲领。孙中山晚年特别突出地提出了这个问题：三民主义是整的还是分的？贯穿其中的“真解”和“全蕴”是什么？1924年3月，他郑重其事地提出了这一问题：欲求主义之鲜明，不得不先揭三民主义之真解，须透彻了解其全蕴，“吾党主义，析言之固为民族、民权、民生；至其致用，实是一个整的，而非三个分的。不过因时机之关系，有时仅实现其一部，而未能施及全体”[(14)]。
三民主义，一个实质，就是借鉴西方近现代文明成果，推进中国现代化。三民主义初创之时，1905年同盟会成立之际，孙中山先生就在《民报》发刊词中，透露了这个深层信息：“余维欧美之进化，凡以三大主义：曰民族，曰民权，曰民生。罗马之亡，民族主义兴，而欧洲各国以独立。洎自帝其国，威行专制，在下者不堪其苦，则民权主义起。18世纪之末，19世纪之初，专制仆而立宪政体殖焉。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百年锐于千载，经济问题继政治问题之后，则民生主义跃跃然动，20世纪不得不为民生主义之擅场时代也。”[(15)
三民主义，一个主旨，就是以现代化来救中国。因而1924年孙中山先生最后一次系统阐发三民主义，一针见血地说：“什么是三民主义呢？用最简单的定义说，三民主义就是救国主义。”[(15)]
（2）三民主义的内在逻辑根据是，中国现代化的“民族独立前提条件——民主政治制度保证——均富共享经济目标”
“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这种排列顺序不是主观随意的，而是有着深刻的内在根据的。正是孙中山先生本人，提出了这个发人深思的问题。1911年辛亥革命发动之后，他从欧洲不远万里，风尘仆仆赶回来，作为献给祖国人民的见面礼的，不是军火巨款，而是三民主义有机联系的新观念：“本会主义于民族之后，次之以民权、民生。三者之中，驱于时势，善有缓急；而所以缮美群治之道，则初无轻重大小之别，遗其一则俱弊，举其偏则两乖。吾党之责任益不卒于民族主义，而实卒于民权、民生主义，前者为之始端，后者其究极也。”[(17)]
他曾不只一次强调三民主义的内在逻辑：民族主义是前提，民权主义是中介，民生主义是归宿。重新审视这种提法的内在根据，其实质在于，三者关系道出了中国现代化纲领三大要素的内在联系：民族独立前提—政治制度保障—造福人民目标，中国现代化“历史前提—政治保证—经济目标”的系统整合。
（3）三民主义皆着眼于“民”，其闪光点要求探索一种人民主体论的中国现代化模式
这里要回答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中国现代化的主体是什么？主要依靠力量是什么？主要价值目标是什么？三民主义都贯穿一个“民”字，体现了“人民主体论”的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思想萌芽，“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都突出了一个主体——人民。从此表明，中国现代化主体，既不在金钱资本，也不在国家权力，而在于人民大众，因而是人民主体论，人民为本论，人民本体论。
1905年，孙中山在解释三民主义时，提出把人民为本作为一以贯之的思想：“是三大主义皆基本于民。”[(18)]孙中山晚年最后一次系统解释三民主义，更着眼于人民主体论：“何谓三民主义呢？简单的说，便是民有、民治、民享，详细的说，便是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这三项主义的意思，是要把全国的主权，都放在本族人民手内；一国的政令，都是由人民所出；所得的国家利益，由人民共享。”“我们因为要实行三民主义，所以不得不照中国的现状，依人民的要求，来规定这个政纲。人民所做不到的，我们要替他们去做；人民没有权利的，我们要替他们去争。所以三民主义是为人民而设的，是为人民求幸福的。”[(19)]
（4）民族主义两大要领、民权主义两大主张、民生主义两大政策，三民主义的这些核心内容都是旨在探索保证中国现代化中的人民主体地位
孙中山倡导的民族主义，两大要领就是民族独立和平等联合，主旨在于保证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的主体地位。他的民族独立主张，早期主要是针对清王朝的民族压迫和皇权专制，力争以汉族为主的全中国人民的主体地位。后来他讲的民族主义，主要锋芒指向帝国主义西方列强，旨在保障中华民族独立自主的主体地位。同时，他主张在中国内部实行多民族的平等联合，构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大家庭；国际之间，联合平等待我之民族，以保证中华民族的主体地位。
他所倡导的民权主义，尤其是四大民权和人民监督的两大主张，要求从政治制度的民主化高度，根本保证人民的主体地位。孙中山民主思想的鲜明特点，在于他努力借鉴卢梭的人民主权论和林肯民治民有民享论的思想精华，试图突破西方代议制民主的根本局限，强调人民充分享有四大民权——不仅包括作为间接民权的选举权，而且包括作为直接民权的创议权、罢免权、复决权。在四项主要民权之中，他特别突出的是三大直接民权；在三大直接民权中，他特别突出的又是人民的监督权；在人民监督权中，他特别突出的是以人民罢免权防止官僚腐败滥用权力。说到底，这是要解决民能管官的问题，国家权力的监督制约问题，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问题。从西方的卢梭、林肯，到东方的孙中山，代表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革命民主主义的激进一翼。他们固然在总体上未能根本突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历史局限和阶级局限，但在民主革命高潮时期，他们身上闪现出来的人民主体论的思想火花，是值得我们今天珍视的历史遗产。
他倡导的民生主义，核心内容是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的两大政策，主要宗旨在于从经济制度上保证均富、共享的民生目标，人民主体地位的经济基础。平均地权政策，着眼于解决中国农村中的土地问题，力求做到“耕者有其田”，克服少数封建地主垄断土地的弊端，使广大农民得到土地和主体地位。节制资本政策，在于寻求资本适度发展，防止私人资本垄断国家经济命脉、操纵国计民生，保证工人和广大市民具有主体地位。两大经济政策，一个核心实质，就是防止两极分化，从经济上保证人民的主体地位。当然，整个来看，这种经济政策本质上还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未能根本超越资本主体论；不过，历史地看，这里的特点在于既有新型国家资本主义色彩，又有某些空想社会主义色彩，主旨乃在于防止资本主体化倾向，探索走向人民主体的确立。
（5）三民主义论中趋向于人民主体论的中国现代化模式，旨在探索有别于资本主体论的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道路
孙中山要求在“取法西方”、“以俄为师”的基础上，走出中国现代化新道路，特别突出人民主体论的新创造。
西方现代化，本质上是资本主体论的现代化，特别突出的是资本的中心地位，特别是垄断资本的主体地位。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们已经从生态危机、全球问题的镜子中，普遍看到了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根本弊端。而孙中山早在半个世纪以前，预先看到这一点：“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20)]
孙中山倡导的“以俄为师”，特别突出的是学习列宁政党建设的有益经验，以民生为主旨的新经济政策。同时，他强调了中俄国家制度上的重大差异：“至于说到国家制度，中国有中国的制度，俄国有俄国的制度；因为中国同俄国的国情彼此向来不相同，所以制度也不能相同。”[(21)]
人民主体论——这是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鲜明特征之一。“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这个历史链条，记载了我国人民为探索这条现代化新道路上下求索、不断前进的历史和思想轨迹。
孙中山处在这个历史链条的起点上，他首倡的三民主义，实质上是中国新兴民族资产阶级的现代化纲领，因而虽然闪现出人民主体论的宝贵思想萌芽，却缺少人民主体地位的可靠制度保证，因而难以根本解决理论与实践、理想目标与制度保障之间的内在矛盾。
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从新民主主义论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把人民主体论的现代化纲领与社会主义的制度保证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而使人民主体地位得到真正体现和切实保证。
三、中国现代化道路——自主开放论
孙中山自主开放的核心思想，是民族主义与开放主义的统一，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的统一，或者说是全面开放与自主发展的统一。它强调的是对外开放的全面性与民族发展的主体性的有机统一。
自主开放的主要途径，是利用世界市场作为中介桥梁，汲取西方近现化文明成果，解决中国现代化中急需解决的资金来源、科技来源、人才来源、信息来源问题。
自主开放的最终目标，是借助外国资本与文明成果，来加速中国现代化建设，用孙中山先生的话来讲，是“欲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22)]。
在对外开放的全面性上，孙中山的认识和实践先后迈出了四大步：
第一步，1897年初，他首次运用了“开放”这个概念，提出对西方近现代文明中国应取开放态度，作为自主开放的基本思想：“必须使我们的国家对欧洲文明采取开放态度。”[(23)]
第二步，辛亥革命前后，他进而提出借外债而兴实业，用外资以富中国，把“对外开放”与“振兴实业”有机联系起来。1912年他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毅然转向修筑铁路，兴办实业，富国富民。他一心想为中国修造铁路20万公里，但资金短缺问题异常突出，为此他第一个提出了“借外债以兴实业”的中国现代化战略：“国家欲兴大实业，而苦无资本，则不能不借外债。借外债以兴实业，实内外所同赞成的。”[(24)]1913年3月，他亲自参与创办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中国兴业公司。
第三步，他更进一步提出实行“开放主义”，借以强调对外开放的全面性：不仅利用外资外债，而且利用外国的技术、设备、人才、方法——有利于发展中国生产力的一切物质文明成果。在《建设之两大要务》中，他对开放的全面性做了透彻发挥：“款既筹不出时又等不及，我们就要用此开放主义。凡是我们国中应兴事业，我们无资本，即借外国资本，我们无人才，即用外国人才，我们方法不好，即用外国方法。物质上文明，外国费二、三百年功夫，始有今日结果。我们采来就用。诸君看看，便宜不便宜？由此看来，我们物质上文明只须三、五年即可与外国并驾齐驱。彼时我国在地球上不特要在列强中占一席，驾乎列强之上亦意中事。”[(25)]
第四步，1917-1919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他最终提出着眼世界的全面开放构想——利用国际力量，共同开发中国，拓展世界市场，造福整个人类。这是他埋头制定《实业计划——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计划》的深意所在。他欲借世界市场、国际力量之东风，迎接中国经济起飞的春天：“欧战甫完之夕，作者始从事于研究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而成此六种计划。盖欲利用战时宏大规模之机器，及完全组织之人工，以助长中国实业之发达，而成我国民一突飞之进步；且以助各国战后工人问题之解决。”[(26)]对于流行一时的“中国威胁论”，他做了层层深入的有力驳难。首先是中国资源开发，会极大地拓展世界市场：“所幸中国天然财源极富，如能有相当开发，则可成为世界中无尽藏之市场。”[(27)]以国际开发促中华腾飞，实在是世界和平发展之大源泉：“如使上述规划果能逐渐举行，则中国不特可为各国余货消纳之地，实可为吸收经济之大海洋，凡诸工业国，其资本有余者，中国能尽数吸收之。不论在中国抑在全世界，所谓竞争，所谓商战者，可永不复见矣。”“吾更欲以国际共助中国之发展，以免将来之贸易战争。则将来战争之最大原因，庶可从根本绝去矣。”[(28)]
对外开放的自主性原则，是孙中山晚年历经磨难之后形成的闪光思想。在此之前，他对西方列强共同开发中国的诚意，或多或少有些幻想性和理想化。1919年五四运动像暗夜中的闪电那样，使他一下子看清了外国资本的两面性，东方落后国家对外开放的两种可能性。在《实业计划》提出两三年后，他请廖仲恺、朱执信等五同志，将其从英文译为汉语，并在篇首加序，开门见山，一针见血地提出了对外开放中的主体性问题，两种前途、两种可能的选择性问题：“惟发展之权，操之在我则存，操之在人则亡，此后中国存亡之关键，则在此实业发展之一事也。”[(29)]
对外开放过程中，存在着亡国与富国两种可能性，关键在于能否保持开放中的主体性与自主权——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历史抉择。
如何保持对外开放，利用外资的主体性，避免“外资用我”、主权沉沦的历史悲剧？孙中山先生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至少有六条方略至今仍具有很强的现实性。
第一是必须保持国家主权的主体性：“开放门户，仍须保持主权”，“惟止可利用其资本人材，而主权万不可授之于外人，事事自己立于原动地位，则断无危险。”[(30)]
第二是必须做到通盘计划的主体性：“我有计划，则我始能用人，而可免为人所用也。”“尤有重要问题者，即在我有统筹全局之计划，以应付此战后之良机。”[(31)]
第三是力求知识智慧势能上的主体性：“吾欲操此发展之权，则非有此知识不可。”“庶几操纵在我，不致因噎废食，方能泛应曲当，驰骤于今日世界经济之场，以化彼族竞争之性，而达我大同之治也。”[(32)]
第四是必须做到把握时机的主体性：“今者宜乘欧战告终之机，利用其战时工业之大规模，以发展我中国之实业，诚有如反掌之易也。”“坐失良机，殊可惜也。”[(33)]主体性与机遇性是连在一起的。
第五是必需把握引导外资投向的主体性：“有四原则必当注意：（一）必选最有利之途，以吸外资。（二）必应国民之所最需要。（三）必期抵抗之至少。（四）必择地位之适宜。”“能开发其生产力则富，不能开发其生产力则贫。”[(34)]要利用国家政策的杠杆，把外资投向导引到交通、能源、农业等急需发展的基础产业上来，要改变外资过多地投向来钱快的加工工业、商业，乃至投机性商业、房地产业等局面。
第六是必须清醒地保持对外开放最终目标的主体性：利用外资、谋取利润只是手段，不是目的，最终目的是“借外国之资本主义，建设中国之社会主义”。由于孙中山坚信自己讲的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因而他把这种坚持主体性的开放政策，也称之为“利用外国资本主义，造成中国社会主义”的一种特殊的发展方略。《实业计划》一开头就指出，只要发展权操纵在我，定可以“驰骤于今日世界经济之场，以化彼族竞争之性，而达我大同之治也。”《实业计划》的最后结尾，又首尾呼应重申了这一特殊发展方略：“简括言之，此乃吾之意见，盖欲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而调和此两种人类进化之经济能力，使之互相为用，以促进将来世界之文明也。”[(35)
如今中国改革开放已近20年，开放大势不可逆转。如何保持全面开放中的主体性，有效防止单纯向西方开放市场，乃至被西化、分化，失掉发展的主体性，仍然是一个必须认真解决的重大课题。
四、中国现代化文化——综合创新论
在现代化过程中，中国文化向何处去？这个问题显得异常突出，因为中国现代化最直接的问题是经济现代化，最深层的问题则是文化现代化。
在20世纪起点上，孙中山首倡综合创新论，为中国文化发展指出了一条现代复兴之道。
孙中山虽然没有专门系统地论述文化建设上的综合创新论，不过，从下面三段论述中，可以看出他在阐述自己创造三民主义的理论来源和思想方法时，包含了综合创新论的基本思想。
第一段论述，他讲到了“古今中外，综合创新”的方法：“三民主义实在是集合古今中外的学说，顺应世界的潮流，在政治上所得的一个结晶品。”[(36)]
第二段论述，把“东西合璧，综合创新”，作为思想文化的建设之道：“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37)]
第三段论述，简要概括了综合创新论的思想实质和基本方法：“内审中国之情势，外察世界之潮流，兼收众长，益以新创。”[(38)]
孙中山善于取中西文化之精华，对马克思主义思潮、社会主义新型文化，不是排斥，而是采取学习、吸收的态度，这种顺应历史潮流的博大胸襟是富有启迪意义的。
对于中国传统的母体文化，必须采取“扬长补短、继承发展”的态度，既反对民族虚无主义，又反对封闭保守主义。中国古典传统文化是综合创新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只能坚持继承与革新相统一的科学态度。孙中山坚决反对文化问题上的民族虚无主义，也反对仅仅复归传统、固守国粹的保守主义，反对原封不动地照搬传统、保存国粹。特别是秦汉以来的封建帝制、封建专制、封建文化，他更主张学习借鉴西方近代科学与民主，予以连根清除。他要求批判继承，革新传统，古为今用，推陈出新：“能用古人，而不为古人所惑，能役古人，而不为古人所奴，则载籍皆以我为调查，而使古人为我书记。”[(39)]
综合创新论的西方文化观、外来文化观，则包括与此相应的三个理论要领：学习西方近代文化——扬弃西方近代文化——超越西方近代文化。更具体地说，就是以开放求学习——以分析求扬弃——以创新求超越。孙中山首先要求全面对外开放，学习西方文化，特别是近现代化中的文明成果。他这种学习借鉴，是一个逐层深化的理解消化过程。青年时代，他最初想学西方的，是最表层的物质文化，“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在“三十而立”之年，他把西方近代化经验归纳为四大富国论——教育富国论、农业富国论、工业富国论、商业富国论，成为他学习西方的第二层；“四十不惑”之年，他又把西方近代化富强之道，概括为三民主义，把学习西方现代化上升到总体目标和根本途径高度；“五十而知天命”之年，他进一步抓住了西方近代化富强之道的实质——近代工业化，以此为镜提出了中国工业化的《实业计划》。在努力学习西方近代化文明的同时，他要求采取分析的态度，切勿囫囵吞枣，一切照搬。特别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下贫富悬殊、两极分化、阶级对立的根本弊端，他力主借助于中国文化与社会主义，见微知著，防患未然。总之，他反对西方文化观上的两个极端：闭关自守的排外主义和全盘西化的媚外主义。
主张综合创新论的孙中山，以极大热忱对待20世纪开始兴起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新型文化。他先后迈出了三大步。第一步，1905年前后，他初识社会主义，这是推动他首倡三民主义作为中国现代化纲领的重要思想动因之一。他后来不只一次提到，“我参酌了社会主义各派的理论，汲取它们的精华，并顾及中国的实际情况，才创立三民主义”[(40)]。第二步，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他进一步从国外带回社会主义思潮，推动他把三民主义思想重心转向民生主义，并首次提出“节制资本”作为两大经济政策之一。1915年11月10日，他亲笔以英文复信第二国际：“在第一次革命完成，我当选中华民国总统时，原计划以社会主义的理想来建设中国；但我孤掌难鸣……。”他表达了对社会主义的真诚向往与坚定信念：“我让位给袁世凯以后，立即完全脱离政治，潜心研究逐步以社会主义理想来塑造政府的最佳途径。在彻底体认我这一生奋斗的唯一目标和愿望之后，我坚信，只有中国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人民才能更幸福，他们的苦痛也才能减轻。社会主义将治愈中国的疾苦。”他对中国首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寄予了极大希望：“同志们，我吁请你们协助我把中国建立成全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把你们的注意力和力量放在中国，提供各行各业的人才协助我。”[(41)]第三步，1921-1925年，晚年孙中山的最后5年，进一步探讨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尤其是列宁后期的新经济政策道路，推动他更上一层楼地走向新三民主义，他把马克思称为“社会主义中的圣人”、当代世界的孔夫子。他讲的“以俄为师”，实质上是以列宁为师，特别是学习他人民民主的革命道路和新经济政策的建设道路。尽管孙中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对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阶级斗争学说或多或少有所保留；但他能够做到以开放态度、博大胸襟、满腔热忱，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新型文化。
五、孙中山的历史地位和现代意义
中国现代化——这是跨越19、20、21三个世纪的大主题，也是决定中华民族历史命运的头等重要的时代课题。
因而，今天我们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30周年之际，需要把他放在“中国现代化”这个巨大历史天平上来，用这把“玉尺”重新衡量他的理论与实践，重新审视他的历史地位和现代意义。
第一，孙中山是中国现代化的伟大先行者。他为之付出毕生精力的辛亥革命、北伐战争等历史活动，都是从实践上为中国现代化所做的奠基工作、准备工作。他先后提出的“振兴中华论——三民主义论——自主开放论——综合创新论”，则分别从不同层面上回答了中国现代化的“目标——纲领——道路——文化走向”等问题，为中国现代化理论纲领奠定了有决定意义的四大理论支柱。从中国现代化史来看，这是继洪仁玕《资政新篇》、戊戌变法中康有为等维新主张之后的中国第三个现代化纲领，也是20世纪第一个兼具理论系统性与实践操作性的中国现代化纲领。
第二，孙中山的思想业绩是20世纪中国现代化轨迹的伟大起点。20世纪前期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救国论——20世纪中期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建国论——20世纪后期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富国富民论，这是20世纪带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三位巨人和三面旗帜。这是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链条和思想链条。它代表了20世纪中国百年风云的时代主潮，时代变迁的主导线索。
第三，孙中山倡导的民族精神，是推动中国走向经济起飞、国家统一、文化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孙中山的上下求索、不屈不挠、奋斗终身，就是现代中华民族精神的伟大象征。最本质的特征，就是把振兴中华、再造辉煌的民族自信意识与忧国忧民、发愤图强的民族忧患意识结合在一起。中国跨世纪发展的根本战略，是走科技兴国、持续发展之路，让中国经济起飞期延续到2010年乃至2020年，创造起飞期延续40年的世界纪录，在三、五十年时间内，迅速走完西方国家在近代一、二百年走过的历史进程。世纪之交，既是中国经济起飞的关键期，又是港澳回归、实现海峡两岸和平统一的关键期。孙中山始终不渝为之奋斗终生的民族统一的主张，他首倡的“振兴中华”口号，是海峡两岸人民的精神支柱，是维系生活在世界各地的千千万万炎黄子孙的心灵纽带。他倡导和实践的综合创新论，有助于我们确立建设社会主义新型文明的文化发展战略。诞生过一代伟人孙中山的中华民族，必将不可阻挡地从古代辉煌、近代落伍，走向大器晚成的现代复兴之道！
注释：
① ② ④ ⑤ ⑥《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1卷第19页，第22页，第5页，第15页，第236页，第282页。
③《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22页。
⑦ ⑧ ⑨《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104页，第648页，第160页和161页，第648页。
⑩ (11)《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1页，第11卷第639页。
(12)《孙中山集外集补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73页。
(13)《中山丛书》，第3册第371-372页。
(14) (15) (17) (18)《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540页，第1卷第288页，第577页，第288页。
(16) (19) (20) (22)《孙中山选集》第589页，第498页和第540页，第526页，第338页。
(21) (23) (24)《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65页，第1卷第86页，第2卷第321页。
(25)《总理全集》第2集第145页。
(26) (27) (28) (29)《孙中山选集》，第186页，第188页，第190页，第186页。
(30) (31) (32)《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530页和第5卷第623页，第5卷第134页，第6卷第249页。
(33) (34) (35)《孙中山选集》，第167页，第192页和第88页，第338页。
(36)《中山丛书》，第3册第25页。
(37) (38)《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60页，第1页。
(39)邵元冲：《总理学记》，转引自王俯民：《孙中山评传》，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第1101页。
(40)《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45页。
(41)《孙中山集外集补编》，第183页，第185页，第1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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