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基辛格的均势理论及其在外交实践中的运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辛格论文,均势论文,外交论文,理论论文,实践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基辛格是集世界顶级外交家与国际关系理论大师于一身的风云人物，同时他也是美国2 0世纪60年代以来国际关系学界精英与外交决策高层之间角色转换最为成功的典范。如 果要总结基辛格一生对国际关系理论最大的贡献，那就是他对传统均势理论的推崇、继 承和发扬，从而形成了他自己独具特色的均势理论。他始终认为，稳定总是与均势联系 在一起的，没有均势就没有稳定。因此，在一个复杂多变的世界上，美国应该以均势和 实力作为外交决策的依据，以均势来维持国际体系的稳定。进入决策层后，基辛格将其 均势理论运用于外交实践之中，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外交成就。冷战结束后，基辛格仍 然看重以均势理论来构筑一个稳定的多极格局。基辛格的均势理论来源于历史，创造过 历史，在世界格局向多极化曲折前进的今天，深入研究基辛格的均势理论，其学术价值 和现实意义都是不言而喻的。
一、基辛格均势理论的哲学基础
一个人世界观的形成往往与他独特的人生经历和早期的学术训练密切相关。因此，基 辛格均势理论的哲学基础完全可以从他早期经历和学术生涯两个方面来探讨。
1923年5月27日，基辛格出生于德国巴伐利亚菲尔特的一个犹太中产阶级家庭，此时纳 粹势力已经在巴伐利亚崛起。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犹太人的德国公民权被取消，犹太 人与德国基督徒通婚遭到禁止，担任公职的犹太人被开除。基辛格的童年和少年就是在 这样一个充满敌意的环境中度过的。在纳粹灭绝犹太人的计划加紧实施之时，基辛格全 家于1938年8月移民美国，在这个陌生的国度，15岁的基辛格开始了艰苦的“美国化” 过程。他很快成为纽约华盛顿中学的优等生。迫于生计，一年后他改上夜校，白天作送 货员，晚上读书，尽管如此，他仍然以优异的成绩从华盛顿中学毕业，随后进入纽约市 立学院学会计。当时他最大的愿望是成为一名会计师。
1943年2月，基辛格开始了军旅生涯，这改变了他的命运。军队使他真正投身于美国种 族的大熔炉之中。在服役期间，他加入了美国籍，遇见了对他一生产生重大影响的弗里 兹·克雷默，他是美军中一位拥有很高威望的德裔学者士兵。基辛格的天赋和才能由此 得到重视、发挥。他来到欧洲战场，作为一个反纳粹的美国士兵回到德国。在克雷默的 大力举荐之下，基辛格从美军第84步兵师众多普通士兵中脱颖而出，成为波林将军的德 语翻译。盟军占领德国后，克雷默又推荐当时军阶为军士的基辛格担任几座小城镇的管 理者。在此期间，基辛格表现出了惊人的管理才能。担任欧洲盟军反间谍学校的教员是 基辛格军旅生涯的最后一站，只有高中毕业文凭的基辛格不负克雷默的期望，工作做得 十分出色。战争结束后，克雷默建议基辛格“去一所好的大学，一个绅士是不会上纽约 本地大学的”(注：Walter Isaacson,Kissinger:a Biography(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92),P.57.)，基辛格听从了克雷默的建议，1947年进入哈佛大学深造。经 过近十年的努力，1957年，他的两本著作《重建的世界》、《核武器与对外政策》相继 出版，由此确立了他在美国国际关系学界的学术声誉。
在探寻基辛格的经历与其某种思想渊源的关系之时，克雷默曾做出过相对权威的论述 ，他在1988年接受基辛格传记作者伊萨克森采访时认为，基辛格的大多数个性特征都可 以追溯到这一段经历，“这段经历使他寻求秩序，使他渴望被认可，即使这意味着要取 悦于他认为智力比他低的人，渴望被认可以及不信任和不安全的心理倾向都是对被人类 历史上最可憎的一页所颠倒的童年的自然反应”。(注：Ibid.,p.26.)基辛格的老朋友 、历史学家阿瑟·小施莱辛格也将之归因为基辛格“获取认可的难民心态”(注：Ibid.)。有人评论道：“极为可能的是，对权力的恐惧与对权力的渴望不止一次塑造了思想 家的思想。”(注：James Der Derian,On Diplomacy:a Genealogy of Western
Estrangement(Oxford:Basil Blackwell Ltd,1987),p.12.)实际上，基辛格的那种被摒 弃于主流社会之外的痛苦在移居美国之后仍然延续了很久，这使他寻求被认可的倾向更 为明显。因此，基辛格的这一心理特征是他在德国的经历与移民后“美国化”的经历所 共同塑造的。
这一心理倾向不可避免的对他的思想造成影响，那就是他思想之中的妥协性以及理论 上的模糊性。另一方面，这段经历还造成他对权力的迷恋。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正是基辛 格从孩童到成人的成长时期，也是权力政治大行其道之时，正是因为纳粹掌握着权力才 使犹太人陷入苦难的深渊，也正是因为盟军掌握着巨大的权力才能消灭纳粹势力。基辛 格与另一位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大师汉斯·摩根索一样，个人早年悲剧式的经历造就 了他们对人性和社会的现实主义认识。基辛格对于人性从来就没有抱过高的期望。因此 ，在基辛格的外交思想中，和平的概念更加实际，能够获得稳定就是得到了和平的观点 根深蒂固。对于理想主义者所谓的和平概念，他从来没有奢望过。在他日后形成的均势 理论中，在一个动荡的世界中寻求各国力量平衡的观念是其核心。从欧洲来，师从崇尚 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老欧洲学派，坎坷的早年人生经历所造就的过分相信权力的观 念，以及对和平概念相对现实、悲观的看法，这些因素都对基辛格均势理论的形成有程 度不等的影响。
探讨基辛格均势理论渊源的另一个层面是其早期的学术生涯。基辛格称不上是哲学家 ，他从来没有系统阐述过他的哲学观点，有关其哲学观点的叙述是零散的，而且在随后 多年的外交实践中，其哲学观点或多或少有所改变，但通过对其早期著作的一些分析基 本上能够对基辛格的思想倾向做出总体性的分析。
1950年，基辛格在哈佛毕业时，以《历史的意义》为题，写了一篇长达377页的毕业论 文，该文包含有四个部分：一、斯宾格勒：作为直觉感的历史；二、汤因比：作为经验 科学的历史；三、康德：历史和人的道德经验；四、责任的意识。这篇论文观点抽象， 用语晦涩，基辛格在文中写道：“生活即是痛苦，生命包含死亡，转瞬即逝乃生存之命 运。文明无一能永世长存，热望无一能完美实现。这是必然性，是历史的宿命，世人的 困境。”(注：陈有为：《基辛格评传》，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第26页。) 基辛格早年的这种历史宿命论的观点，直到后来仍有所流露。1974年10月，他对《纽约 时报》副社长、专栏作家莱斯顿有关展望世界前景的长谈中，又提到了历史上每一种文 明最终都将毁灭的问题。
基辛格的这篇论文中充满了先验论的唯心论观点。他认为，“对客观必然性的认识总 有一定的限度。这种认识仅仅局限于一种自然主义的机械论”。(注：陈有为：《基辛 格评传》，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第27页。)他所重视的，并不是对事物的 客观必然性、也就是规律性的了解和掌握，而是个人的心理与行动。他认为：“行动来 自内心的需要，来自对环境有所了解的人，来自对现象的独特理解。因此，客观必然性 永远不能指挥行动。任何活动都只反应人的个性，理智能帮助我们了解我们在其中生活 的世界。理性分析则有助于我们去发展那种使内心体验成为可能的种种原则。”(注： 陈有为：《基辛格评传》，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第27页。)这种认识造就 了他崇尚秘密外交的性格。
基辛格在自己的毕业论文中对于斯宾格勒的历史哲学观极为推崇，认为斯宾格勒能够 深刻了解“历史事件的短暂性”。阿什曼写道，“基辛格对斯宾格勒的著作，尤其是《 西方的衰落》一书深有研究，斯宾格勒的哲学对基辛格有不可估量的影响”。(注：[美 ]查尔斯·阿什曼：《基辛格：超级德国佬的冒险经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 第73页。)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同样充斥着主观唯心主义的观点。他认为 ，对于作为主体的人来说，整个世界只存在于我的意识之中。他认为自然界是以规律为 基础的，所以能得到解释，而历史是以直觉为基础的，所以只能依靠直观才能认识。斯 宾格勒的唯心论必然导致英雄史观。他认为历史是由“英雄”、“伟人”的精神、意志 决定的。真正的政治家是历史的化身，历史的方向性表现为个人的意志。他甚至写道： “伟大人物在历史中的偶然兴起一夜之间就使一个软弱的民族(如马其顿人)登上事变的 绝顶，而他们的偶然死亡(如恺撒的死亡)则会立即使世界从个人所巩固的秩序陷入混乱 之中。”(注：陈有为：《基辛格评传》，第28页。)
在基辛格后来出版的著作中，实际上因袭了斯宾格勒的这种唯心史观。例如基辛格196 1年问世的《选择的必要》一书，在论述革命运动中领导人的作用时认为：每当思想意 识起决定性作用的革命运动初期过去以后，很多事情要取决于人物的偶然性。如果由于 某种原因领导人物消失了，运动就可能崩溃或改变到无法辨认的地步。在基辛格自己的 外交实践中，他也是把自己当作这样一个能够改变世界的关键人物来看待的。
斯宾格勒还竭力鼓吹权力意志与强权政治，他曾说：“世界历史就是世界法庭，它总 是为了强权和种族而牺牲真理和正义，把那些相信真理和正义、藐视业绩和权威的人们 和民族置之死地。”(注：[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齐世荣等译)，北京：商务 印书馆，1969年，第69页。)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的第二卷《世界历史的透视》 中还特别提到了苏秦、张仪的先生鬼谷子，认为鬼谷子的察人之明，对历史可能性的洞 察以及对当时外交技巧(合纵与连横的艺术)的掌握，必然使他成为当时最有影响的人物 之一。他还认为，在中国战国时期，“连横”是“帝国主义的手段”，而“合纵”则是 反对帝国主义的“国际联盟思想”。斯宾格勒所持的强权政治观点，显然反映在基辛格 以美国的实力为基础而推行的美国外交政策中，而中国战国时代纵横捭阖的外交权术也 显然给基辛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或许可以称作是基辛格均势理论的一个渊源。
二、基辛格早期著作中的均势理论研究
基辛格从政前就已经著述颇丰。在这些著作中，基辛格一方面对其早年的学术研究进 行了高度的总结，同时对美国未来的外交政策提出自己的见解。可以说，通过这些著作 ，基辛格不仅得以使其均势理论初步系统化，实际上还为自己登上外交舞台搭建了理论 与实践之间的桥梁。
基辛格在1957年出版了《重建的世界——梅特涅，卡斯尔雷与和平问题》一书，这是 一本以他在哈佛的博士论文为基础的历史著作。它的主要内容是研究拿破仑1812年入侵 俄国失败后，特别是1814-1815年维也纳会议上结成神圣同盟以后，欧洲各君主国家为 了恢复王统、兼并弱国、争夺霸权而开展的外交博弈，当时几乎控制欧洲外交舞台的奥 地利外交大臣梅特涅是该书的主角。
基辛格的这部历史著作，对于梅特涅奉行的均势外交政策、权变机诈手腕，联系当时 欧洲列强争霸的历史背景进行了深入研究。基辛格认为，欧洲从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扩 张所造成的一场大动乱中获得稳定，主要是两个伟大人物的功劳，他们就是以谈判促成 国际和解的英国外交大臣卡斯尔雷和使这种和解正统化的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基辛格把 梅特涅和卡斯尔雷称为均势政治家，并强调他们在均势中寻求安全，其目标是稳定而并 非完善。基辛格写道：“梅特涅的政策是维持现状的最卓越的政策之一。这种政策不是 靠集结优势，而是靠对于他的关于正统的见解的自愿顺应来执行的。它的成就在于造就 了一个没有军备竞赛甚至没有一场大战威胁的长达一代人的和平时期。”(注：Henry
Kissinger,A World Restored,Metternich,Castlereagh,and the Problem of Peace,1 812-1822(Boston Houghton Mifflin,1957),p.188.)
在这本书里，基辛格通过反法联盟的形成、维也纳会议的过程与神圣同盟的缔结，分 析了法国大革命以后欧洲列强之间起伏多变、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并从中得出了他对 外交谈判、均势政策、世界秩序以及和平结构的看法。这些看法同他后来任尼克松特别 助理后所推行的政策有密切的关系。
基辛格认为，稳定的局面通常不是从谋求和平，而是由普遍接受的正统而产生的。这 里所指的正统，不应该与公正混同起来，它实际上是指所有强国都能接受国际秩序的基 本安排，至少是没有一个国家对它感到如此不满，像凡尔赛和约以后的德国那样。基辛 格认为，正统(或称合法性)与均势是国际秩序稳定的必要条件，在后来的《大外交》一 书中，基辛格亦将合法性称为道德均衡。因此，在基辛格的理想世界秩序蓝图中，均势 与合法性这两个最根本的要件都是缺一不可的。
基辛格对俾斯麦主导下的均势体系也曾作过深入的研究。1968年，基辛格在美国文学 与科学学院学报《达第勒斯》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白色革命家——对俾斯麦的思考》的 文章，对俾斯麦所推行的均势外交政策进行了系统论述，他对欧洲19世纪能够保持相对 稳定所做出的分析也由于此文而得以更加完整。基辛格对俾斯麦均势思想的分析不仅集 中于俾斯麦怎样运用其外交手腕以保障德国的安全、为德国谋取利益，基辛格还重视对 俾斯麦下野后欧洲为何迅速转入准战争状态，继而又爆发世界大战的原因进行分析，他 认为这些与俾斯麦所推行的政策都是有很大关联的。
如果说合法性是维也纳体系的标志，那么随后产生的俾斯麦主导的欧洲大国权力均势 则是以现实政治为基本理念的。基辛格认为，现实政治一词代表着“无节制的均势政策 ”(注：Henry Kissinger,Diplomacy(New York:Simon&Schuster,1994),p.103.)，现实 政治可以定义为“将外交政策建立在对权利和国家利益的计算上”(注：Ibid.,p.137.) ，因此现实政治完全可以视为权力政治的同义词。在这一国际秩序的模式之下，权力与 均衡是其核心概念，几乎所有的外交政策都是围绕着这两个概念制定的，正如基辛格所 说：“俾斯麦这个保守的革命家代表了将政策等同于权力分析的趋势”。(注：Ibid.,p .136.)
基辛格认为，“自1815年，普鲁士的方案是几乎不惜一切代价忠于神圣同盟，而俾斯 麦的做法则完全相反：全方位地缔结联盟，建立联系，以便使普鲁士总是与竞争各方的 关系比它们彼此之间要紧密。”(注：Henry Kissinger,“The White Revolutionary:
Reflections on Bismarck”,Daedalus,Vol.97,Summer,1968,pp.912-913.)因此，在俾 斯麦体系中，作为思想观念的合法性因素失去了独立存在的地位，合法性因素成为了一 个观念而非原则，它只是作为均势原则中的一个因素而发挥作用。但是，仅仅依赖均势 的国际体系无法克服现实政治带来的紧张与对立，缺乏道德约束的国际体系必然面临危 机的不断升级。俾斯麦维持稳定的国际秩序采用了一种所谓的自制政策，从而将现实政 治推向顶峰。推行这一政策是“因为他极擅长把握权力的微妙之处及其影响，因此俾斯 麦能够在他有生之年以一种自制政策取代梅特涅体系的哲学限制”，(注：Henry
Kissinger,Diplomacy,pp.127-128.)也就是说，俾斯麦通过准确把握复杂的权力关系来 控制均势的走向，从而维持国际秩序的稳定。总之，在德国统一完成后，俾斯麦的自制 政策是小心翼翼的寻求相互冲突的各种利益间的平衡，并通过相互重叠的联盟体系维持 国际秩序的稳定。
与梅特涅体系的合法性共识不同的是，俾斯麦体系的自制理念很难成为一种制度化的 安排，它对俾斯麦个人高超的外交技巧的依赖性非常高。在德国统一之后的二十年中， 俾斯麦竭尽所能维持国际秩序的稳定，但是俾斯麦的“种种外交策略已经复杂到连大师 都难以为继的程度”(注：Henry Kissinger,Diplomacy,p.165.)。也就是说，高度依赖 个人的俾斯麦体系的自制理念并不足以替代梅特涅体系的合法性共识的作用。
基辛格认为，在俾斯麦退出外交决策舞台后，德国外交政策的后继决策者迅速放弃了 他那复杂的联盟体系以及自制政策等非制度化的安排。后继决策者们转为运用更为简单 实用的赤裸裸的权力以及进行军备竞赛，这就直接导致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时国际秩 序的一系列冲突和危机。
如果说前述论著基辛格还是侧重于理论分析，那么，在《美国对外政策论文三篇》中 ，基辛格则以均势理论谋划美国的对外政策了。该文集是基辛格在1969年初出版的论文 汇编。此时基辛格所写的绝大部分文章已经在探讨美国的外交政策了，多年的学术积累 已经向他提供了足够向政界发展的资本。在基辛格辞去哈佛教授、进入白宫之前，这些 文章曾先后于1966年、1968年和1969年分别发表在美国文学与科学学院学报《达第勒斯 》、布鲁金斯学会学报《国家议程》和《外交季刊》上。实际上，基辛格出版此书的目 的是要向1968年大选中获胜的尼克松献策。《美国对外政策论文三篇》包括以下三个核 心内容：首先是分析由两极变为多极的世界形势，主张推行均势政策；其次是在揭示美 国外交决策与执行过程中的弊端的同时提出改革方案；再次是设想打破越南和谈僵局的 方案，以使美国体面地结束越南战争。
基辛格在《美国外交政策的中心问题》一文中认为，60年代末国际局势最大的变化在 于从50年代的两极变为当时的多极。对此，基辛格提出的对策是“今后几年对于美国外 交政策最大的要求是哲学性的，就是要在军事上带有两极性、政治上带有多极性的世界 中确定秩序的概念”。(注：Henry Kissinger,American Foreign Policy Expanded
Edition(New York:W.W.Norton,1974),p.30.)对于美国的北大西洋伙伴，基辛格认为， 美国必须改变40年代与50年代那种由它单独承担责任进行统一指挥的过时的领导观念， 建立一个具有政治创造力的全新秩序。在如何处理美苏关系问题上，基辛格认为，苏联 是对美国一贯持敌对态度的对手，然而核时代强制美苏之间达成一定程度的合作和规定 冲突的绝对限度。对于第三世界，他认为在新兴国家致力于树立合法权威的过程中，美 国所起的作用需要认真的重新研究。美国的目标应该既不是把美国的一套制度移植到新 兴国家中去，也不是单纯的“如何防止共产主义的扩张而应当是树立一种道义上的一致 ，它将使多元的世界成为创造性的而不是破坏性的”。(注：Ibid.,p.32.)在这里，基 辛格将他从梅特涅均势体系的正统原则中得到的启示和从俾斯麦均势体系中得到的教训 运用于美国的第三世界政策中，试图在世界范围内，在可能的情况下建立有利于美国的 全球均势体系。
在《国内结构和对外政策》一文中，基辛格批评了美国战后历届政府在外交政策设计 方面的弊病。他认为过去的政策设计有两大缺陷：一是执政部门只把政策设计当作行政 理论的点缀，二是政策设计人员力求使自己能够显得有用。这就产生了一种反对新观念 的偏见。在基辛格看来，在传统的美国外交中培养起来的人是不可能有哲学头脑和创新 精神的，他们能够处理一些技术问题，但是缺乏把握历史进程的鉴别力。他认为，最高 行政负责人在决策时应该采用官僚机构以外的方式，委派特使和私人代表去执行任务。
综上所述，基辛格的这三篇论文中已经包含了尼克松主义的基本内容，即实力、谈判 与伙伴关系的最初构想，也包含了尼克松上台后所抛出的“越南化”计划的核心内容。 由于基辛格在此书中对世界形势的剖析以及对美国外交政策问题的探讨对解决美国当时 最头痛的越南问题的设想完全符合尼克松的需要，符合当时美国的国家利益，因此该著 作受到尼克松的重视，实际上后来成为其外交政策的纲领。
三、基辛格均势理论在外交实践中的运用(案例研究)
基辛格真正进入美国政府的外交决策层正是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此时美国深陷于越 战泥潭不能自拔，国内反战声浪高涨。按照基辛格的定义，这时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所掌 握的权力比起二战结束之时要小得多。基辛格清醒地认识到美国在这样一个时代在世界 权力格局中所处的位置。由此，他以自己的均势理论为指导展开秘密外交活动，与尼克 松和中国领导人一起重新打开了美中关系的大门。围绕此目的的一系列均势外交行动最 终使美国减少了一个潜在的劲敌，给不堪重负的美国创造了喘息的机会，也为美国最终 获得冷战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政府中担任公职期间，基辛格对中国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随着基辛格对中 国的了解和认识的不断深化，中国已经从他作为哈佛学者时所认为的一个遥远、神秘、 侵略性十足的革命国家成为他作为政治家所寻求的地缘战略棋手和正在崛起的大国。在 其回忆录中，基辛格从一个前美国外交决策人的角度就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及中国外 交风格、外交战略方向作了富有洞察力的论述。他认为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化的 国度，由于长期在东亚地区的主导地位，形成了强烈的文化优越感和一整套与欧洲均势 外交传统相通的外交风格，“中国这个所谓的中央帝国，在大部分历史时期居于与其相 关地区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当受到威胁时，中国会通过使其周边国家(被视为是野蛮国 家)相互制衡来寻求安全。经验性的方法是与一个远方蛮夷的谈判相对与一个较近的蛮 夷谈判更为安全。”(注：Henry Kissinger,Years of Renewal(New york:Simon&
Schuster,1999),p.139.基辛格在这里所表达的应该是“远交近攻”的意思。)
基辛格认为，在当时(60、70年代)，那个远方的蛮夷是美国，而较近的那个就是苏联 ，中国的外交目标是制约苏联迫在眉睫的威胁，这与美国试图摆脱越南战争造成的战略 地位下降的窘境，遏制苏联的外交目标有相当的一致性，这是中美关系从打破坚冰到迅 速发展的根本原因。中美两国由于地缘战略上的一致所进行的谈判与合作远远超越了普 通的外交协调，1972年2月28日的《中美联合公报》(上海公报)中声明，“任何一方都 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 霸权的努力”。(注：《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1945-1980)》下册，武汉大学出版社，19 83年，第572页。)基辛格认为公报“没有明说但是不可避免的结论是中国和美国联合起 来抗衡苏联的权力”。(注：William Burr,ed.,Kissinger Transcripts:The Secret
Top Talks with Beijing and Moscow(New York:the New Press,1998),p.29.)在这一 时期，基辛格对中国的认识和态度发生了完全不同于其学术生涯时期的大逆转，中国不 再是一个危险性十足的革命国家，它的领导人是深谙均势政治之道的大师，如果说以盟 友关系来定义基辛格参与建构的中美关系有相当的揣测性成分，那么至少在基辛格心目 中中国是美国在全球进行地缘战略合作的值得信赖的伙伴。基辛格参与建构的中美苏战 略三角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而且恢复了一度失衡的全球战略力量的平衡。
在基辛格参与美国外交决策的这段时间内，美苏之间在军事层面上的均势面临着被打 破的危险，无论在常规武器还是在核武器方面，美国都在苏联面前日显颓势。为了维护 美国与苏联在军事领域脆弱的均势，基辛格与尼克松主导了第一次限制战略武器会谈。 这是另一次典型的基辛格式的、以维持均势为目的的外交谈判。美苏第一次限制战略武 器会谈从1969年11月17日到1972年5月26日共举行了七轮会谈，具体成果是双方签署了 《反导条约》、《临时协定》以及《临时协定议定书》。(注：三个文件的全称分别是 《美利坚合众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关于限制反导弹系统条约》、《美利坚合 众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某些措施的临时协定》以 及《美利坚合众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某些措施的 临时协定议定书》，其中《临时协定议定书》是《临时协定》的补充文件。)使美苏战 略武器大致处于均衡状态。
在这场争取核均势的外交博弈中，中美关系正常化“推动‘会谈’出现了一个达成这 种协议所必不可少的最后冲刺。”(注：[美]约翰·纽豪斯：《苦寒的拂晓——限制战 略武器会谈内幕》，北京：三联书店，1974年，第399页。)1969年上半年的珍宝岛事件 使中苏关系恶化到极点。苏联对中国非常担心，表现在曾经几次向美国提出在突发事件 中互相做出安全保证的要求，深层的含义是一旦中国入侵苏联，要求美国站在苏联一边 。美国拒绝了苏联的要求，不过这件事使美国看清了中国是可打的一张牌。1971年7月 ，基辛格公布秘密访问北京的行动之后，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速度在事实上加快了。“ 在勃列日涅夫看来，达成一项限制战略武器协议比什么都更能抑制中国的作用和野心。 ”(注：[美]约翰·纽豪斯：《苦寒的拂晓——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内幕》，北京：三联 书店，1974年，第360页。)1972年2月尼克松的中国之行，给了苏联很大的压力，苏联 希望能够顺利实现莫斯科峰会与美国达成限制战略武器协定，以平衡中美苏战略三角关 系。尽管在峰会前美苏之间在越南问题上出现了摩擦，但苏联一直抱着克制的态度，最 高会谈还是顺利举行了。1972年5月22日的莫斯科峰会是美苏双方举行的第一次首脑会 晤，双方不仅仅达成了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还签署了“美苏关系基本原则”文 件，确认以“和平共处”、“缓和”作为两国关系的指导原则。这标志着美苏关系进入 一个新阶段。
另外，秘密渠道对第一次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这是基辛格均势 外交的最重要手段。秘密渠道至少两次对SALT的进展产生重大推动作用，第一次是在19 71年5月，基辛格和多勃雷宁商定把进攻性和防御性武器都列入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 从而使会谈取得了突破。第二次是在1972年4月基辛格在莫斯科进行会谈期间，勃列日 涅夫同意把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包括在应予冻结的进攻性武器之列。尽管许多人批评秘 密谈判，如杰拉德·史密斯就在他的回忆录里指责尼克松、基辛格“未能向美国限制战 略武器会谈代表团和国会通报秘密渠道谈判的情况”(注：转引自[美]丹·考德威尔： 《论美苏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第144页。)但是无论外界怎样批评，基辛 格所作的辩解只是应景之举，他一直坚信类似于俾斯麦缔结均势联盟所用方式的秘密渠 道是正当的外交方式，可以避免许多不必要的阻力。事实也证明，这种方式在推动限制 战略武器谈判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四、基辛格对后冷战时代世界格局的思考
苏联解体后，战后主宰国际秩序的两极格局全面崩溃，历史再一次进入了国际秩序的 建构时期。基辛格这位现实主义大师十分“现实”地审视着大变动中的世界格局。在19 94年出版的《大外交》一书中，基辛格在开始和结束的两章都以“世界新秩序”为题， 试图对当时还混沌不清的后冷战国际秩序提出他自己的见解。90年代初的国际关系学界 正在热烈地讨论以形形色色的理论构建后冷战时期的国际秩序和世界格局，而基辛格则 从其一贯的权力、均势视角入手来对其进行了现实主义的分析。
对世界权力分布的认识无疑是把握国际格局的关键，同时也是现实主义理论最具说服 力的地方。基辛格勾勒了一个向多极化发展的权力态势。作为冷战胜利的一方，美国无 疑具有特殊的地位，因为美国仍然拥有其他大国无法匹敌的权力，但是“正在显现的世 界秩序不同于以往的是，这是一个美国第一次既不能撤出又不能主宰的世界”(注：
Henry Kissinger,Diplomacy,P.19.)，也就是说美国的权力虽然强大但不足以建立霸权 。这样，“美国因此愈益发现他身处一个与19世纪欧洲有许多类似之处的世界，尽管是 在一个全球的规模之上。”(注：Ibid.,P.166.)
基辛格认为，后冷战时期世界权力格局有一个重要特征，即“21世纪的国际体系将会 出现一个自相矛盾的特点：一方面碎片化；另一方面日益全球化。它将包括至少六个主 要强权：美国、欧洲、中国、日本、俄罗斯以及可能的印度，还包括各种各样的中小型 国家。同时，国际关系第一次真正地全球化了。通讯在瞬间完成；世界经济在各大洲同 时运作。已经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只能在世界范围内予以解决，如核武器扩散，环境，人 口爆炸以及经济相互依存问题。”(注：Ibid.,p.805.)这种看似矛盾的特征非常准确地 概括了后冷战时期权力分布的态势及其运作的全球性，基辛格就此进一步反驳了所谓“ 单极世界”的观点，“冷战结束使一些观察家认为出现了一个‘单极’的或‘一个超级 大国’的世界。但是美国实际上并不比冷战之初处于更有利的地位来单方面决定全球事 务。美国比十年前更强大，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权力变得更分散了。因此，美国运用 权力来改造世界其他地区的能力实际上降低了。”(注：Ibid.,p.809.)
在所有有关国际秩序的论述中，基辛格一直对梅特涅体系报以极大的热情。他认为： 维也纳会议后的国际体系是历史上持续得最久而没有大的战争的国际体系，它将合法性 与平衡、共同的价值观念与均势外交结合了起来。共同价值观局限了要求的范围，均衡 则限制了坚持其要求的能力。”(注：Ibid.,p.811.)
基辛格显然希望新的国际秩序参照维也纳体系的模式构建。但是，梅特涅式的后冷战 国际秩序出现的可能性与现实有多大的差距?他认为：“在逐渐显现的国际秩序中，民 族主义变得异常活跃。国家追逐私利胜过尊崇更高的原则，国家间的竞争胜过合作。几 乎没有证据表明这种古老的行为模式已经改变或者在数十年以后可能改变。”(注：
Ibid.,p.19.)
因此，基辛格对出现梅特涅式国际秩序的信心不足。国家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模式在 冷战后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这是两极格局之下被掩盖、压抑的民族、国家间矛盾恶性释 放的结果。梅特涅模式的解决办法是以共同价值观约束国家的行为，从而保证国家秩序 的稳定，基辛格含糊其辞地提及现时代的共同价值观是民主，但这种基于西方文明的价 值观能否为其他国家所接受，基辛格对此并没有信心。基辛格认识到，“在当今的世界 上，民主并非普遍观念，并早各地对民主的定义也不尽相同。”(注：Ibid.,p.166.)他 承认：“此前没有一个国际秩序是建立在有这样众多相互歧异的观点，或在这样一个全 球规模之上的。此前也没有一个国际秩序必须将历史上的均势体系与全球民主观念以及 当代爆炸性的科技发展结合起来。”(注：Ibid.,p.26.)
因此，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类似于梅特涅体系的合法性的难度可想而知。既然如此， 基辛格将论述重点转向建立后冷战国际权力(势力)均衡，以保证新国际秩序的和平与稳 定。他写道，“新的需要之一是在有数个力量相当的国家的世界必须将国际秩序基于均 衡概念之上。新的国际体系的运作会向均衡的方向发展，即使在军事领域也是如此，虽 然这需要数十年才能实现。没有了强大的意识形态或战略威胁使国家越来越以当前的国 家利益制定其外交政策。在或许有五个或六个主要大国和许多小国的国际体系中，国际 秩序只能和过去的几个世纪一样在相互竞争的国家利益的调和均势中产生。如果以合法 性为基础的梅特涅式的体系不可能实现，美国必须学会在均势体系中运作，不管美国多 么不情愿。”(注：Ibid.,p.19.)
如果说基辛格在《大外交》的写作之时对建立均势与合法性相结合的梅特涅模式的国 际秩序尚存一点希望，那么在后续的一篇文章中他已经完全专注于美国主导的后冷战时 期大国均势的构建了。基辛格在《大外交》中就从地缘战略的角度分析了美国最根本的 战略利益是确保欧亚大陆的均势，“不论有没有冷战，单个大国主宰欧亚大陆的两个主 要地区之一(欧洲或亚洲)，依然是对美国战略利益的威胁。”(注：Ibid.,p.813.)
为维护欧亚大陆的均势，基辛格主张建立由美国主导的同盟与对话体系。在亚洲，基 辛格认为美国政策应由下述部分构成，“1、与该地区的所有国家都保持良好的关系， 给我们的外交以最大可能的灵活性。我们与亚洲的主要国家没有不可弥合的分歧。2、 继续把与日本的联盟作为我们亚洲安全政策的基石。3、加强与韩国的联盟以阻止侵略 ，并在统一问题上达成共识。4、建立与中国的真正的战略对话。美国的政策绝对不能 放弃与北京达成政治理解的可能性。”(注：Henry Kissinger,“A World We Have Not Known”,Newsweek,January 27,1997,P.24.)
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联盟体系则不容易建立，美国只有两个伊斯兰朋友即沙特阿拉伯和 约旦，但他们都有自身的安全和社会问题，地位比较虚弱，“在只有一个虚弱的盟友沙 特的情况下，同时反对伊朗和伊拉克以寻求海湾地区的稳定是高风险的政策”，因此与 美国有着联盟关系的土耳其“是美国战略的中心，尽管它在地理位置上有些偏离”。( 注：Ibid.,P.25.)
美国在欧洲有着最为稳固的联盟体系，但仍然需要美国在政策上精心安排，基辛格认 为，“三个事件将塑造下一世纪大西洋两岸的关系：欧盟政治实体的成败；俄罗斯的兴 起；美国的大西洋政策。”(注：Ibid.,p.25.)大西洋联盟的政策是要在对俄罗斯关系 上保持平衡，“在新千年大西洋联盟的任务是给俄罗斯提供全面参与政治建设的机会， 同时确保其传统的民族主义不会影响到其疆界之外。将北约组织扩大到前苏联在中欧的 卫星国能够为这一任务提供基本的安全网。同时包括大西洋联盟的主要成员及俄国的政 治合作组织也必须建立。欧洲安全合作组织是能够达到此目的合适的论坛。北约承担这 两项任务会削弱联盟并招致俄国长期的压力。”(注：Ibid.,p.25.)
在基辛格所设计的这样一个全球大国均势体系中，美国在上述的三个地区都居于主导 地位，特别是亚洲地区的联盟体系几乎就是俾斯麦体系的现代翻版。相对而言，欧洲是 美国的联盟体系最为稳固的地区，但似乎却是基辛格最不放心的地区，其原因恐怕在于 欧洲缺乏俾斯麦体系固有的灵活性。基辛格强力主张北约东扩，以欧安组织而不是北约 作为接纳俄国参与欧洲安全政治对话的进程等等都表明他对俄罗斯有很深的疑虑。虽然 这是基辛格向第二届克林顿政府提出的政策建议，但实际上代表了基辛格对冷战后国际 秩序的一贯主张。
五、基辛格均势理论的特点、成就、现实意义及其局限性
纵观基辛格均势理论从产生、发展、实践到系统化的过程，我们不难看到它的特点、 成就与现实意义。
首先，基辛格的均势理论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从他所持有的人性悲观论来看， 只有稳定是可以通过外交途径而得以实现的，真正的和平只是理想。这就是他在学术论 著中推崇19世纪欧洲均势体系以及在自身的外交实践中推崇秘密外交擘画有利于美国的 政治、军事均势体系的原因。即使苏联解体后，基辛格也没有象其他人那样被胜利冲昏 头脑，依然冷静、现实地看待国际局势，继续以均势理论谋划美国的全球战略。
其次，基辛格的均势理论以政策制定为核心，以政策实施为指向，以稳定、均衡的国 际秩序为目的。基辛格均势理论的表现形式是一个他所提出的结合了均势与合法性、力 量平衡与道德共识的稳定国际秩序理论模型。这一模型是基辛格根据他对维也纳体系的 研究提出来的，在历史上也仅仅只有维也纳体系完全符合其基本要求。这为基辛格的外 交政策设计指明了方向。同时，基辛格基于其均势理论的所有探讨都是围绕着政策的制 定和实施来进行的。问题的提出是为了解决问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有不同的问题产 生，要不断提出新思路解决新问题。
再次，基辛格均势理论具有明显的二元论特征，这一特点与其哲学思想二元论密切相 关。基辛格面对自由与必然的悖论时，他的态度是既接受必然，又强调自由。在其均势 理论中，有下述二元论特征的对立概念：稳定国际秩序中的基于权力概念的均势与合法 性；均势外交实施过程中官僚机构的运作与政治家个人的能力；在总体看待美国外交史 时，其中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这可以说明基辛格一方面拥有一般学者所具有的理想 观念，同时拥有超越一般学者的实际运作能力。
当我们从历史旁观者的角度来分析基辛格均势理论的成就时，我们不难发现，从美国 的国家利益角度来看，基辛格起码维护了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虽然基辛格将美国的地 位定义为当时全球均势格局中的一员，但美国的角色是均势的谋划者和操纵者，战略主 动权仍掌握在美国的手中。基辛格的均势理论直接指导了他的外交活动，中美关系解冻 ，越南战争结束，美苏缓和，东西方关系由紧张对峙走向外交对话，中东和平进程取得 进展等等，看似让步保守，实际上为卡特、里根时代的外交政策争取了很多主动权，更 为苏联的解体埋下了伏笔。可以说，尽管基辛格的均势理论与美国传统的外交思想无论 从理念上还是从行事方式上都有很大的差别甚至矛盾，但在那个年代，基辛格确实选择 了适合美国当时实际情况的外交思想指导其外交活动。
从国际关系思想史角度来看，基辛格均势理论的贡献也是不可磨灭的。自20世纪50年 代初基辛格开始其学术生涯至20世纪末的近半个世纪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不断完善 的时期。40年代末、50年代初冷战达到第一次高潮，这时也是传统现实主义理论体系如 日中天之时。基辛格毫无保留地接受了现实主义的理论预设，并根据他对19世纪梅特涅 、俾斯麦外交的研究试图推导出一整套政策建议。从60年代担任肯尼迪政府政策顾问开 始，基辛格就已经将其学术研究与对外政策更紧密地结合起来，这无疑向人们提供了一 个理论联系实际的典范。
论及基辛格均势理论的局限性时，我们不可避免的想到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局限 性。在运用力量均衡原则进行外交谋划时，基辛格几乎没有考虑过广大中小国家的利益 ，而他所推崇的秘密外交则有悖于时代所要求的透明、公正原则，当一方发现利益受到 损失时，已经没有途径进行挽回。尽管这样提高了外交效率，却损害了其他多方的利益 ，这也是基辛格在其担任公职后期广遭批判的原因之一。秘密的外交决策和活动加上水 门事件的影响，使基辛格在美国国内引起广泛的争议。不可否认，基辛格均势理论所引 导的外交实践实际上并不符合时代的游戏规则。
基辛格是特殊历史时期(美国在冷战中被迫采取守势)的特殊历史人物(持欧洲传统保守 思想的美国外交家)，而且只有像尼克松这样对权力平衡有着特殊敏感的共和党领袖， 才会把他推上国际政治舞台的前沿。然而事过境迁，基辛格奉行的那种政治现实主义很 快就被卡特的人权外交和里根推动的“民主革命”浪潮所冲淡。直至今天，美国外交决 策者都必须在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力图将维护全球政治稳定和推 进西方民主取向的变革摆在同等地位上。
基辛格为维护美国实际利益而牺牲某些抽象的法治和道义原则，运用某些不可告人的 手段，在他本人看来并非违背道德，因为唯有如此，才能达到世界稳定的最终目标。促 进本国利益，保护世界不受战争威胁，是基辛格等现实主义外交家眼中的最高道德。他 因签订关于结束越南战争的巴黎协定丽获得1973年诺贝尔和平奖。在诺贝尔奖获得者于 1988年举行的一次聚会上，有人对基辛格玩弄权力政治的不道德行为加以抨击。在为自 己辩护时，基辛格谈到他有十几个亲戚死于纳粹的屠刀之下，因此体会到只有在安全有 保障的情况下，才谈得上为创造一个美好的世界而奋斗。他说，外交决策者的责任不同 于人权斗士或和平主义者，不能按纯粹的理想来指导本国的国际行为。基辛格的亲密助 手伊格尔伯格(布什时期的副国务卿)曾说：“亨利是一个主张权力均衡的思想家，他深 信稳定的重要性，而这一目标是同美国传统格格不入的。美国人总是想追求一套道德规 范的实现。亨利对美国政治制度缺乏内在的直觉，他不是按照同样的基本价值观和出发 点办事的。”(注：30http://www.mgyj.com/american_studies/1994/second/second61 .txt.)也就是说，基辛格将权力均衡作为外交根本目标，忽略世界民主化，不符合美国 外交思想的主流。他的秘密外交方式，也难同当代美国政治的运转方式接轨。另外，基 辛格所信奉的唯心主义先验论世界观以及对人类命运所持的悲观主义态度都与唯物主义 的历史观点大相径庭。基辛格只看到了英雄个人参与下的一些历史片断，而在宏观上忽 视了广大人民推动历史车轮前进的伟力，这就是基辛格的均势理论为什么只适用于解决 一些具体的外交问题，却不能改变历史前进方向的原因。基辛格毕竟是资产阶级思想家 ，我们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标准评判他的理论未免过于苛刻，也许只有历史会给这位带着 黑框眼镜的学者外交家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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