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美好生活的本质要义、建构逻辑与实践方案
欧阳康，熊翔宇
（华中科技大学，湖北 武汉 430074）
摘要： 构建美好生活的首要任务在于对美好生活的本质进行理论内涵和现实向度的双重追寻，这是厘清美好生活建构逻辑和深化美好生活实践的理论基础。美好生活离不开个体的感受与体验，同时，依赖使美好生活成为现实的发展方式、创造过程和制度演变的逻辑支撑。在中国经济社会稳步发展的进程中，美好生活的实现需要建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高质量的发展、合理化的主体实践和权利的多重保障之上，这既是美好生活的前提依据，更是美好生活的实践逻辑。当然，要实现美好生活的价值期许，还必须有一个在党的全面领导下的，由系统科学的发展、创造性的主体实践和权利正义的制度保障所构成的实践方案。
关键词： 新时代；美好生活；生活主体；生活逻辑；生活实践
自人类产生以来，美好生活一直是人类不懈的追求。党的十九大把美好生活作为新时代国家发展的核心议题，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新时代党的工作的重要使命。从现实状况看，关于“美好生活”的讨论已经广泛化、日常化，但对其本质的理解还依然存在一定的理论误区和实践偏差，因此，我们应当从学理的角度追问美好生活的本质是什么；美好生活在何种框架内讨论才具正当性和有效性；美好生活何以可能。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应回到美好生活的理论话语和实践生成之中寻求美好生活的本质，然后再理顺美好生活的逻辑理路，以期建构一个价值逻辑与实践逻辑相结合的实践方案，其中需要注重的是高质量发展、主体的创造性实践和权利正义的制度保障这三者的有机统一和关联性互构。
一、领悟新时代：建设美好生活的本质要义
进入美好生活的理论追问与现实情境，我们需要面对的第一个问题是探寻美好生活的历史源流、实践走向与本质要义。在这个价值多元化时代，理念的差异似乎使生活主体迷失了“航向”，生活主体的实践缺乏有效的发展逻辑支撑和发展价值引领，不仅使得生活主体权利缺失，而且使其实践也缺乏有效的制度保障，社会发展呈现出“伪超前”与“真空洞”的两难境地，导致建立在社会发展和主体实践基础上的美好生活样态模糊化了。因此，要实现美好生活，首要的任务是通过学理化的探讨去追寻美好生活的理论内涵与现实向度。
1.美好生活理论话语的历史回溯。美好生活理念在新时代庄重出场，是对人类历史关于“美好生活”追求的时代演绎和对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当代回应。回溯历史，我们发现，对美好生活的追寻是中国传统社会理想的核心理念之一，“大同世界”是传统美好生活形而上学式的价值预设和社会安排。儒家的“安贫乐道”“仁者爱人”论，道家的“小国寡民”“恬淡无为”理念、法家的“治道不法古”的主张为人类美好生活的实现提供了可能性进路。同样，自古希腊以降，西方哲学就孕育着人的自由自觉的生活理想与使命，从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开始，西方世界便孕育着人的内在自觉的理性生活的萌芽。沿着古希腊哲学的“生活之路”，西方哲学便开始自觉运用理性建构具有明确目的和意义的理性生活。无论是苏格拉底的“有价值的生活”、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沉思生活”，还是近现代哲学家康德的“目的论的有机生活”、黑格尔“绝对精神的机体生活”、海德格尔“诗意的栖居”都是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当然，不管是古希腊哲学还是德国古典哲学，它们都是从纯粹理论的生活理想出发，为人类生活开启了一个宝贵的维度，但是由于传统哲学过度推崇普遍理性而压制人的特殊的、多样的生活，从而导致了“形而上学的恐怖”。近代以来，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和科技的迅猛发展，人类对生产力的盲目追求和对技术的过度崇拜而导致对理想生活的遗忘，但同时，又使得被普遍理性压制的生活具有了实现的可能性。因此，古希腊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的自觉理性生活只是理想生活的一种可能性方式，所以，人类的美好生活的可能性空间有待继续发掘。马克思哲学正是肩负了这种使命，它的生活世界转向是哲学主题和理论旨趣的转向，它把对意义确定性的寻求转变为一种对更现实的美好生活的追求。
2.美好生活实践话语的哲学探源。生活世界的偶然性、不确定性决定了我们生活（存在）于一个无所谓完美的世界中，生活威胁的存在、生活迷惘的存在始终无法消除。但是人类是自觉的、理性的、能动的存在物，人类始终寻求生活意义的确定性，他们在生活世界中的存在首先是“去存在、为了存在”，其次是从万事万物中脱颖而出的“人本性存在”，再次是追求整个生活世界的“合理性存在”。人类总是试图超越“生活世界有机体”的有限性，追求“生活机体”的永恒与无限，但这种对永恒与无限的追求，都是纯粹理性的生活理想。纵观哲学史，无论是古希腊哲学还是德国古典哲学，都是从纯粹理性的生活理想出发，只有马克思哲学实现了从传统抽象的理念世界向现实生活世界的转向。马克思关于“哲学家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p502）的经典论述是哲学生活转向的最好例证，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说，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变革是以历史性和共同体为视角，力图在人的现实活动中，在人的物质生产实践中理解人、人的生活和全部人类历史，进而改造世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自由人联合体”的哲学使命。这种变革的意义在于把纯粹理性的理想生活现实化了，并指出了美好生活的现实进路。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生产力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2]（p200）“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1]（p689）恩格斯在此基础上阐明，社会应该“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3]（p570）美好生活实践观的嬗变在一定意义上就是美好生活发展价值观的建构，它不仅是整个世界性共同体“类价值性”生存的前提，而且是任一主体的个体价值和社会价值得以实现的重要手段。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建构的美好生活理想一方面明确了这一理想实现的前提，那就是人的自我丰富和自身能力的全面提升，而人的自我提升的过程是在社会物质资料生产活动中和自我生产过程中得以实现的；另一方面，美好生活理想所塑造的社会有机体的发展，其实就是人的自由个性、社会属性在实践过程中的不断丰富和历史确证。可见，马克思、恩格斯的美好生活观具有独到的理论创见，他们对于社会发展问题的总体思考及其论述具有合理的现代性意义，在新时代依然绽放着理论的光芒。
3.美好生活话语的实践走向。沿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启的“生活哲学之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美好生活实践，带领人民推翻旧社会，建立新中国，人民成为新中国的主人，人民的美好生活开始从梦想回到现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虽然过程中出现了价值目标的偏差，但是最终得到了纠正。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改革开放的号角，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人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奏响新时代的高亢乐章，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十九大提出新时代美好生活内涵日趋丰富性的特点，“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4]（p11）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增长所面对的问题是“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这两者的相互关系是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表达，因此必须化解社会主要矛盾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可以看出，新时代美好生活具有人民性、时代性、创造性的特点。首先，始终坚持创造美好生活的目的在于服务人民，一切以人民为中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社会的全面发展是为了保证美好生活的全方位创造。其次，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重大变化，这一矛盾的重点就是如何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求，只有全面、系统、科学审视新时代美好生活需求的变化，才能确立符合新时代的发展理念。再次，美好生活议题不是一个亘古不变的话题，创造美好生活的行动始终是围绕人民来展开的，行动的目的也是为了人民的美好生活。创造美好生活，一方面要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另一方面要引导主体生活理念的转变，创造具有新时代气息的生活主体，更好地感受、体验和获得美好生活。
4.美好生活本质的新时代意蕴。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向往历来是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追求。十九大对“美好生活”的理念多重强调，突出了我们党对人民美好生活需求的重视与关怀，体现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站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下，美好生活需求的变化丰富着美好生活的内涵，从美好生活的理论话语与现实逻辑来看，美好生活已经不再是传统的现实个体在日常生活中的“偶然、短暂的情绪体验的现实或证明”，传统美好生活的理解太过狭隘，仅体现为自然性、本能属性层次的需求，绝不是人类美好生活的真谛，那么新时代美好生活是什么呢？新时代美好生活需要已经由传统单纯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向现代广泛性、多层次，多方面、多样性的生活需要转变，这就使美好生活呈现出发展性、回复性、扩张性、表现形态的多样性等特点。新时代美好生活是一种对相对稳定的、健康的生活方式的追求，它超越了传统的基于生产方式的进步所带来的主体感观的满足，这种生活方式一定是可持续的。概括之，新时代美好生活是一个生存质量更高、生活更有尊严、更受尊重，社会需要不断得到实现，美的需求和审美体验不断得以满足的过程，是一种积极、健康、稳定、可持续的生活方式，是一种建立在制度保障基础上的包含“精神生活吁求”在内的主体创造的多元化、复合型生活。
二、彰显生活哲学：探寻美好生活的三重逻辑
美好生活的构建，首先要遵循发展逻辑，因为发展的魅力在于发展观的每一次革新都意味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本质、目标、内容、样态萌生更深刻的理解。发展逻辑关涉人类生存的正当性，而人的创造性逻辑为发展逻辑提供动力支撑，发展逻辑使人类对美好生活的感受与体验更为全面和真切，而人的创造性逻辑能够保证发展的动力和路向。当然发展的合理性、正当性和主体创造性的发挥都必须遵循制度逻辑，因为制度逻辑为前者提供公正环境、理性机制和制度保障。
采用脑卒中一站式护理急救模式强调了以患者为中心的服务理念，规范了临床诊疗与护理行为，保证了医疗护理质量安全，通过沟通、协调、决策，急诊科与辅助科室等多学科专家组成的团队，增加了密切配合和有效沟通，提高了脑卒中急救的治疗质量，特别是全力提高院前急救的总体水平，为脑卒中患者的救治创造更好的条件。根据临床工作实际情况出发，全员参与制定脑卒中诊疗护理规范流程，真正为患者生命开辟一条抢救生命、畅通无阻的绿色生命通道，全程提供医疗护理服务，有效提高了救护效率。
第一，美好生活的根本保证在于发展的中国式逻辑。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历史和现实赋予中国共产党的庄严使命。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和新中国发展进程中取得的所有成就都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因此，新时代，只有坚持党对美好生活事业的领导，美好生活事业才能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阔步前进。
第二，美好生活的实现前提在于发展的生产逻辑。新时代美好生活更加注重主体的生活质量和自我发展，非物质生活条件的需求更加广泛且强烈。但是不管美好生活的质量有多高，它的第一个前提就是劳动和生产，建立在劳动基础上的生产实践是获得美好生活的根本前提，也是人的自我发展需求得以满足的基础，否则美好生活愿望就如同海市蜃楼。
第五，美好生活的共生性、整体性、可持续性的意义在于发展的生态逻辑。具体来说，一是自然关切。强调人与自然的休戚与共、和谐共生，自然是人和社会发展的基础。二是社会关切。保护自然的目的在于建立一个有机的、总体的社会，这是美好生活理想的实现载体。三是代际关切。人作为生活主体，不能只顾自己的美好生活享受而忽略甚至摒弃后代人的生态需求，应在自身需求与长远发展之间进行合理的平衡与兼顾。
1.美好生活的组织引领：党的领导的核心效应与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力量。历史和现实表明，人的美好生活向往，只有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实现。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4]（p20）这一论述是人民群众在发展建设实践中的经验总结。全心全意为人民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宗旨和奋斗目标，党历来以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己任；在人民谋求美好生活的实践中始终扮演领导者和保障者的角色。党的十九大再次宣告“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4]（p45）“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我们要坚持把人民群众的小事当作自己的大事，从人民群众关心的事情做起，从让人民群众满意的事情做起，带领人民不断创造美好生活。”[4]（p50）唯此，人民才会始终拥护和爱戴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才能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去创造美好生活。
1.美好生活的发展方式。新时代社会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它规定着矛盾的本质，对矛盾的解决起决定性作用，是党和人民要着力解决的突出问题。因为，发展对矛盾的解决有决定性作用，所以，解决发展问题实质上就是解决社会主要矛盾问题，而同时，作为矛盾的另一个方面，美好生活需要在通往平衡、充分的发展过程中，在社会主要矛盾不断化解的过程中得以实现。因此，要抓住发展逻辑，它决定美好生活的本质；社会主要矛盾化解的过程就是美好生活本质规定性在发展多重逻辑支撑下不断得以确证的过程。新时代美好生活的发展逻辑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的特质和规定性：
第三，美好生活的动力机制在于发展的改革逻辑。今天，中国人民实现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发展目标，人民的生活质量全面提升，改革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步入新时代，改革开放仍是进行时，改革作为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保证人民生活质量的核心手段，正在以一种方法论的姿态引领人民在“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发展道路上继续阔步前进，其价值实现在一定程度上表征为“美好生活”的目标的实现。
2.美好生活的创造过程。马克思说：“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1]（p519）人的生存无疑是开展生活实践的前提条件，人们创造美好生活的历程本质上是人的生存方式的展开过程。当然，主体创造性发挥的前提是必须遵循发展逻辑，发展逻辑为主体创造性的发挥提供可能，而主体的创造性为发展合理性提供依据。“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1]（p163）因此，美的逻辑与规律蕴含在美好生活之中，亦是其本质所在。
人们要创造美好生活，首先在于选择生活的自主性，美好生活之所以内涵丰富就在于生活方式的多样化与选择的自主性统一于美好生活本质之中。人们对美的逻辑的认知自觉和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使人们在物质生活之外有更为丰富的选择。其次，选择机会的多样性，新时代的发展是为了消除主体获得美好生活的各种阻碍因素，为主体的生存、发展提供各种现实性条件。
5)关联系数：式中：εi(k)为X0与Xi在第k个指标的关联系数；|X0(k)-Xi(k)|为与在第k个指标的绝对值；min min|X0(k)-Xi(k)|为二级最小绝对差；max max|X0(k)-Xi(k)|为二级最大绝对差；ρ为分辨系数，一般取值0.5。
当然，只有建立在选择生活的自主性、选择机会的多样性的基础上，生活主体才能进行创造性实践。对此，康德提出：“生命是一个存在者按照欲求能力的规律去行动的能力。”[6]因此，生活主体，首先，必须遵循发展逻辑、美的逻辑；其次，还应具有按照生活逻辑不断开展实践的能力；只有两者同时具备，才能在美好生活的创造性过程中实现对生命本质的确证。在实践中，生活不断得到展开、深入，进而渗透到自然历史进程之中并形成向人永远敞开的“生成过程”。马克思说：“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1]（p541）主体的实践活动推动着生活世界的总体跃升，随着实践活动的展开，人类生活的自由解放向未来历史性愈发靠近，与此同时，主体的创造性不断生产或实现其生存价值，从而使生活世界具有了积极自由的、开放辩证的生成性特征。当面对未来生活的时候，马克思意识到对抽象人性改造的无主性，因而他又落脚于现实生活、社会基本矛盾和阶级关系等层面。生活的生成性内涵要求人类在面对现实生活的时候必须拥有创造性，以此来构筑生活世界，这就是马克思意义上的“剧作者”与“剧中人”的统一。
党的十九大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的历史阶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总目标正在拓展“中国梦”的美好纵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4]（p11）从党的八大提出“落后的社会生产”到十九大提出“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的转变，体现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新表现形式和新发展要求。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人民美好生活需求的不断满足和美好生活“三感”的持续获得，都蕴含着马克思主义生活哲学的理论旨趣和实践向度，因此，必须遵循美好生活的三重逻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展开生活实践。
3.美好生活的制度源流。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滞后，民众之间的生活水平差距不大，民众的生活需求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相对稳定，生活似乎比较理想。那个年代，为了实现某个共同目标，民众时常主动放弃享受美好生活的权利，开放自己完全私人的生活空间为国家发展建设服务，力图在“天下为公”的境界中实现美好生活的价值追求。改革开放之后，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主要体现在提升物质生活质量的要求愈发强烈，个体的自由个性开始得到高扬。21世纪初，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浪潮下，美好生活在灵活就业与改善居民居住条件的期待以及在此过程中个体权利的彰显中得以体现。新时代，随着改革开放40年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向纵深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显示出巨大的能量，使美好生活聚焦于满足人民群众高质量的物质生活需求、人民权利的真正实现和生态环境的有效改善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和国家治理现代化铸就了一个民众实现多元权利的时代，一个通过制度领域的推陈出新来保障民众权利增量的时代。
把好食品采购验收关。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建立进货验收和台账记录制度，从正规渠道购买符合安全要求的食品或食品原料，并实行严格的“索证索票”。验货时，对入库食品进行标签、包装、品质（感官性状）等方面的查验，有问题的食品拒收入库[4]。
回顾改革开放40周年的伟大历程，其中最重要的是人的解放和人性的回归，亦是马克思意义下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党的十八大提出“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逐步建设以权力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7]这一全新论述为我们谈论美好生活提供了重要启示。为什么要将“权利、机会、规则”这三个公平与美好生活联系起来呢？因为，传统伦理学意义的“美好生活”论题，正在悄无声息地发生政治哲学转向，成为一个政治哲学论题。因此，超越传统伦理学思维范式来阐释当代美好生活问题，也就成为一个顺理成章的事情。这样一来，随着美好生活话语体系的变迁，美好生活的真谛在于民众的各项基本权利得以确认、真实获得并不断地全面实现。所以，进入新时代，人们越来越真切地意识到美好生活绝不是简单的财富增加，它还关涉自由、民主、公正等人类普遍性的价值诉求及其制度保障。
三、创新生活实践：通往美好生活的现实性方案
实践的生成性内涵寓于主体的创造性——生活逻辑之中，这意味着，第一，美好生活的实现不能以实体化思维、既定的模式为出发点来理解，它是一个积极的、自由的、开放的、包容的、可持续的、价值不断丰富的生成性过程。第二，从生活主体的创造性来看，美好生活是一种关于人类生活实践的总体性特征，它一直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存在，这意味着实现美好生活理想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一个在不断克服困难、解决问题的实践中凸显人的生命价值的过程。第三，美好生活不可能是脱离主体实践的纯客观的生活，它在本质上是一种需要每一位生活主体发挥创造性去构筑的理想生活。
第四，美好生活的生存方式转向的主体创新与现实体验的意义在于发展的人本逻辑。发展关涉人类整体“生活质量”的提升，发展过程不是单纯意义上的物质的占有，它还指向更深层意义上的形而上学式关切——新时代主体丰富、积极、健康的精神层面的感受与体验。对此，佩西指出，“任何发展和进步，如果不同时导致道德、社会、政治以及人的行为的进步，就毫无价值可言”。[5]
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呈现为一种多元化、复合型的需求。因此，党要以全局视野研判和掌握新形势下的新任务和新要求，统筹推进“五位一体”建设，协调推进“四个全面”、引领落实“五大发展理念”，把新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四条基本方略植根到社会领域的各个角落，让社会形成一种系统的、科学的、人本的发展格局，以此来回应新时代社会发展难题，化解社会主要矛盾，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依托行业企业、面向社会，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创新校企合作模式，创新人才培养体制，深化产教融合，在资源共享、优势互补、风险共担、利益共赢的原则下，以专业为基础合作企业，以企业需求为目标来建设专业、培养人才。建立校企协同育人长效运行机制，打造校企协同育人实践平台，使企业以主体身份真正参与人才培养全过程，与学校一起共同完成人才培养工作。
2.美好生活的全新发展：化解社会主要矛盾与走出发展困境的现实进路。“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已经成为人民美好生活需求日益增长的主要限制。就中国当前社会发展状况来看，发展的不平衡主要体现在阶层之间、行业之间、区域之间，也体现在产业结构调整不合理、科技创新水平不均衡、社会保障水平不充分等。马克思曾说：“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1]（p527）而“五大发展理念”和“全面深化改革”就是为了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和改变社会发展现状应运而生。
一方面，从五大发展理念与服务主体美好生活、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关系看，新发展实践应遵循如下具体要求：第一，创新发展要注重发展模式的灵活性，突破低质量发展的窠臼，营造主体的创新空间，丰富主体精神层面的体验，使主体在物质、精神等层面的选择更具灵活性，充分满足主体的选择需要。第二，协调发展应以阶层、行业、区域、城乡、多种文明之间的平衡发展为中心，重点为生活主体提供平等的可供选择的公共服务和发展机会，保障美好生活的全要素在生活主体间正常流动以满足不同类型主体的差异化需求，推进美好生活的选择空间向社会弱势群体延展。第三，绿色发展要解决不科学发展与生态需求之间的悖论，旨在为人类高质量的生活提供安全可靠的自然条件与资源，其应以一种科学合理的选择去替代对自然界的无休止的征服和利用。第四，开放发展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方式，应着力搭建民族美好生活与世界美好生活的相容共生、互助共进的平台，形成世界范围内以联通、互动为纽带的生活主体间的主体性协同。第五，共享发展体现发展过程的“关系—总体”合理性，旨在保障发展成果的全面涉及性和真实共享性，力图使生活主体对美好生活享有平等选择权、参与权等，为超越资源分配不均衡、权利赋予无序化，为实现美好生活奠定基础。
WANG Jiu-sheng, HU Fang-yuan, CAO Peng, ZHANG Xiao-ping, WEI Li, MEI Chang-lin
另一方面，从发展与改革的关系看，改革是新时代发展进程中不容忽视的一环。改革开放40周年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有目共睹，改革是发展的重要方式，改革本身就是一种创新发展，是发展的动力来源和动力机制。习近平同志强调：“始终牢记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8]新时代的改革要继续在推陈出新、破繁从简、废旧立新上下功夫，在供给侧改革、民生建设等关键领域有所突破，敢于破除那些保护主义者、功利主义者设置的阻碍发展的藩篱。改革和发展如同一对孪生兄弟，二者齐头并进，美好生活才能奋力实现。
3.美好生活的创生性转化：构筑“剧作者”与“剧中人”相统一的生活世界。人是目的论意义上的创造性主体，有意义的生活只有通过主体的创造性才能实现。关于“美好生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9]“中国人要过上美好生活，还需要继续付出艰苦努力”，[10]同时，他还领导人民群众“撸起袖子加油干”。[11]人民为实现美好生活进行辛勤劳动、艰苦努力，这说明美好生活事业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和曲折性。实现美好生活之所以重要，在于它承载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那么主体如何创造美好生活呢？具体来说：
鱼群对放声后的反应时间如表2所示，第1天的反应时间较长，由于鱼群先是惊吓后再缓慢的向声源处靠近，第1～6天为驯化第一阶段，投饵前放声60s，部分鱼群向声源处游动，反应时间为5～18s，第7～12天为驯化第二阶段，投饵前放声90s，大部分鱼群向声源处游动，反应时间为4～11s，相比上午，下午驯化时的反应时间略长，总体反应时间在4～18s之间。见表2。
首先，主体必须具备自主选择与自我发展的能力，这种能力来源于人的生存需要，因为“人们必须首先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然后才能争取统治，从事政治、宗教、哲学等等”。[12]可见，人的生存需要是人的能力形成的动力源，在人的需要不断得到满足而产生新的需要的持续演进历程中，在主体创造性的推动下，美好生活需要不断得到满足。当然，人们的美好生活还在于职业选择与自我发展，“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13]马克思这一关于青年职业选择的考虑指明美好生活事业、人的幸福与人的选择密切相关，人们为人类幸福而选择的职业，在自身获得发展而感受幸福的同时，将会更多地满足于他人的幸福，主体选择职业的高尚品质的魅力在于全面的幸福共享。
其次，主体要进行劳动实践，因为建立在劳动基础上的生产实践及其产出是美好生活的基本构成条件。作为“在一定意义上，生产力就是人的生命力、人的热情渴望、永恒的创造冲动以及所有这些东西的外显”[14]（p55）的生产力，是美好生活的重要标志。因此，美好生活实现的前提是生产力的担保，“作为人的生产财富或物质资料的能力，生产力之所以有一种不断增强和提高的内在冲动，根本原因就在于每一个时代的人都倾向于追求并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14]（p55）可见，主体的劳动实践亦是美好生活的客观保障。
本文采用主观与客观结合的机制对系统的性能进行评估。主观评价直接对搜索查询的准确性和范围进行比较，准确性评价以输出的关键词“包装、印刷、网站”同时出现作为标准，范围评价以出现的有效网页数为标准，可依据搜索查询结果显示的关键词和一些知名的包装及印刷网站的搜索查询结果进行统计实现，还可以通过对实验中所使用的垂直搜索引擎的“爬取网页总数量”和“发现率”进行统计实现。客观评价则以查全率、查准率和响应时间为主要评估依据。相关统计数据见表1 和表2 所示。
阅读理解一直在语文教学中被老师摆在突出的位置。这不仅仅是因为它在应试教育的考试中占到了相当一部分的分数，更在于它可以使学生感受到作品中所蕴含的人文内涵。它可以使学生与作者在深度交流中寻求共鸣，从而理解作者的思想，使自己受到启发。创新教育教学方式，培养阅读意识，加强阅读训练，才能真正提高阅读能力。
再次，通过反思和超越自足生活，才能进行美好生活的创造性实践。实际上，以主体的创造性来构筑美好生活，目的是让主体摆脱当下生活样态的羁绊，以主体创造性的魅力来织染生活的色彩，凸显生活的意义。当然对现实生活的超越，需要遵循生活的道德规律性和理智理性，以“道德律令”来丰富生活的创造性空间，从而实现生活的超越性以达到进入理想生活世界的目标。
4.美好生活的新制度实践：权力正义的理想化样态与美好生活“三感”的持续获得。马克思曾说：“劳动生产了美，但是使工人变得畸形。”[1]（p158-159）“忧心忡忡的、贫穷的人对最美丽的景色都没有什么感觉；经营矿物的商人只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而看不到矿物的美和独特性。”[1]（p192）一方面，资源分配不合理，机会不平等使生活主体对美好生活的认识产生偏差，而且由于他们获得资源和机会的途径也不通畅，加之缺乏权利正义的制度保障，所以制约了其主体性的发挥，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创造美好生活的能力。另一方面，拥有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引领，发展逻辑的支撑，主体创造性的发挥亦需要一个权利正义的制度保障。具体来说，权利正义的制度保障包括如下两个层面：
第一，从权利正义的客观制度保障看，应当激发生产力的时代活力，重新审视生产关系领域充满分配正义的迫切性和现实需要：其一，社会应尽可能地为所有生活主体提供建构美好生活的机会、权利和自由，当然这一条件的达成建立在社会提供平等的自主的选择基础之上。罗尔斯在论述公平正义原则时提出：“每个人对与所有人所拥有的最广泛平等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15]（p292）因此，建构美好生活应以分配正义为标准，突出对生活主体在获得美好生活的过程中权利分配不合理、机会不对等等问题的协调与治理。其二，受制于生活主体处境的制约，部分弱势群体在生活实践中处于被支配地位，所以总是缺乏获得资源的机会和选择生活的权利，为此罗尔斯又提出另一个相关原则，为维护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那么“依系于在机会公平平等的条件下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15]（p292）因此，在保障资源、权利等公平分配的基础上，应更注重弱势群体的权利保障。
第二，从权利正义的主体需求看，公民权利意识的不断觉醒，使其意识到财富的增加和物质条件的改善并不是其“幸福感、安全感、获得感”的全部抑或核心内容，只有制度创新所带来的政治民主、权利平等的生活，才能获得内涵更为丰富、感受更为持久的幸福三感。习近平同志曾说：“要通过创新制度安排，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16]为此，我党全面开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旨在推进社会公平正义，健全和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彰显制度正义。新时代，我党推进制度建设的重点在于先“破”后“立”，破除那些影响社会公平正义的陈规恶习，建立科学的体系机制、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同时，国家应当以“治理”和“善治”为名，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制度和措施来推进国家治理法治化进程，切实保障公民的生存权利、发展权利、平等权利等。这一切都是为了让社会更加公正和谐，让人民更加幸福且有尊严地生活。
四、结语
综上所述，新时代建设美好生活，首先要理解美好生活的本质与复合型的生活样态。然后审视美好生活的三重逻辑，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主体的美好生活，而主体的创造性才能保障美好生活的发展力度与效度，而无论是发展的合理性与有效性，还是主体的创造性，都离不开权利正义的制度保障。美好生活三重逻辑的关联性耦合为主体美好生活的实践提供逻辑支撑和实践依据。遵循美好生活三重逻辑的现实性方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发展实践、创造性实践和新制度实践的实践方案，方案的落实意味着塑造主体的美好生活与实现“主体性中国”的价值期许。
“十二五”以来，随着滇池治理“环湖截污与交通、外流域引水及节水、入湖河道整治、农村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生态修复与建设、生态清淤”六大工程推进，滇池治理取得一定成效。牛栏江—滇池补水工程的实施，滇池首次实现了规模化生态补水，入湖水资源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从重度富营养转变为中度富营养，滇池水体水质明显改善，周边环境明显改善。消失多年的海菜花等水生植物、金线鱼等土著鱼类重现滇池之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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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D6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8477（2019）05-0026-08
作者简介： 欧阳康（1953—），男，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哲学研究所所长，二级教授，华中学者，博士生导师；熊翔宇（1987—），男，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研究”（教社科司函（2014）177号）；国家社科规划办重大委托项目“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哲学基础”（16ZZD046）；教育部社科司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研究专项任务”（17JFZX024）。
责任编辑 张 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