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失地农民消费生活方式变迁研究——以宁夏固原饮河村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固原论文,回族论文,宁夏论文,生活方式论文,为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162(2012)04-0087-06
失地农民是城市化过程的产物。在他们身上，不仅有土地赋予的“土气”，也有融入城市化的“洋气”。从失去土地的那一刻起，伴随他们的不仅仅是职业以及经济结构的改变，还有传统消费生活方式的变迁。“消费生活方式，是指人在日常生活中为了满足物质上的、精神上的需要消耗各种消费资料和劳务的活动方式的总和”。[1]由此可知，作为生活方式之一种的消费生活方式，必将因不同人群的消费而呈现不同的景象。因而，对宁夏固原饮河村回族村民失地后消费生活方式的理解，就成为我们接近回族失地农民生活方式的一条路径。
一、传统消费生活方式的变迁
饮河村坐落于宁夏固原城乡结合部，村内有两个自然队，1468人，很多村民都经营着回族传统的小商业，卖馍馍、酿皮、甜胚等，村庄的整体经济条件在当地处于中上等。对于这些亦农亦商的村民而言，失地后数万元乃至数十万元、几十万元不等的补偿款无疑也是一笔不菲的收入。我们所要关注的正是在有了这笔收入后，饮河村村民的消费生活所发生的变化。当然，任何一种消费方式，都不仅仅与收入相关，也与特定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消费行为不单纯是一种个体的、纯粹理性的经济行为，更是一种嵌入于各种社会关系和文化背景下的社会行动。”[2]因而，我们所展示的消费图景就不仅仅是受收入这一种自变量的影响，它同时也受社会关系和文化背景等多重自变量的影响。
(一)投资性消费：“种房子”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向周边征用的土地量日益增多，“种房”这一词汇也日渐流行。和所有失地的村落一样，“种房”的现象在饮河村也屡禁不绝。饮河村二队的马队长谈到，全村95％以上的村民都没有地了，与此同时，家家户户都修起了外观漂亮的房子，虽然很多人都是随便盖一下，只等着拆。但就是这种“中看不中用”的房屋也会花掉一般房屋实际造价的三分之一左右。而村民为了获得每平方米较高的补偿款，往往会在这种并不结实的房屋外表大肆装修，以增加房屋的造价。
这些被“种”的房子，由于没有审批手续，大多属于违法建筑，经常遭到执法局的强制拆迁。但是，按照村民的话讲，“盖也正常，搡也正常，不盖不搡才不正常”。经过三四次的博弈，房子一般也就盖起来了。对于村民们而言，盖房子的消费无异于一次冒险的投资。这些不能提供居住的住房却可能在征地的过程中获得高额的补偿，这种将投资与消费融为一体的现象，被学界称为“投资性消费”。“投资性消费是消费者为了获得额外收益而产生的消费。”[3]通过这一定义，不难发现，正是征地中的补偿这一“额外收益”，成为饮河村村民不惜冒着赔本的代价选择投资性消费的原因。
其实，只有经过政府审批修建的房子才能获得合理的补偿，如果没有经过政府的审批就擅自修建的房屋，只能获得很少或几乎没有任何补偿。但是村民们对政府行为的预期和在未来讨价还价中的投机都使得“额外收益”被无限放大，其损失被忽略不计。尤其是当周边的居民都在从事这种行为时，就使得这种行为更加具有貌似的合理性。这种“投资性消费”在村民们的消费总额中占有很大的比例，无形中压缩了其他日常消费的份额。
(二)宗教方面的消费日益缩减
宗教方面的消费调查出乎我们原先的预设，消费和收入没有呈正比的变化。在村清真寺里，王阿訇谈到，目前散乜贴的变化主要还是跟个人的意愿相关，和征地似乎没有必然的关系。虽然很多村民把征地补偿款的大部分投资于盖新房，甚至在这股“盖房风”的影响下，有的村民借钱修房，这造成了他们日常生活水平的下滑，人们散的乜贴自然也就不会增加，甚至有时还会有所减少。但在王阿訇看来，乜贴数量的减少并非仅仅是居民的生活水平下滑造成的，他坦言道：“如今也有一些居民是因失地而致富的，但他们在宗教发展方面同样并不积极。”针对村民们对宗教生活的淡漠，同时为了保证阿訇的生活费、教育费等费用开支，寺管会经村委会同意，2006年开始，每年向每户村民摊派费用。最初10元，后来涨到了15元，2010年涨到了20元。谈到这笔费用，王阿訇感到了些许的尴尬和无奈。
宗教方面消费的减少还不仅止于此。饮河村高支书的父亲是到沙特朝觐过两次的哈吉，据他所说，村上前后朝觐过的只有四个人，都是在征地前去的，征地之后反而没有人去朝觐。对于1400多人的回民聚居村，且生活水平居于中上等的村民而言，朝觐人数未免过低。高哈吉的解释是“现在不比以前了，娃们都要忙生活呢。”这意味着未来没有保证的生活使村民们对赚钱的任何机会都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因而在信仰与世俗之间，他们选择了后者。也正因此，那些风俗化的信仰仪式才会被村民所看重，如平常的婚丧嫁娶、生病、修房、开斋等请阿訇念《古兰经》，少则二、三十元，多则五十、一百元不等。这些花费对于村民们而言，是从来不会忽略的。然而这却恰恰表达了一种信仰的民俗化。
(三)日常生活的改变
1.从自给自足型到完全商品型的转变
征地前，尽管有大量的村民在从事小买卖，但他们依然保持着农民种地的本分，亦农亦商带给他们生活的自给自足。然而这些年不断的征地，导致他们依赖土地的生活发生了彻底的改变。村民李峻峰给我们算了一笔详细的账：
这两年的消费和城市一模一样了。以前煨个土炕，可以填些牛粪和麦秸秆，现在没地了，冬天只能烧煤取暖，有的人家直接用的电褥子。反正买煤也得2000多块钱，用电的耗费也差不多，还省事。粮食方面，现在全部是买着吃，现在物价这么高，每个月光油、菜、面基本的生活费，一个四口之家(夫妻和两个孩子)也得七八百左右。吃的、烧的花钱不说，就连大粪的处理也得花钱，大粪现在统一倒进化粪池，化粪池自己挖，满了就再挖一个。环卫上一年收36元。都说征地了，有钱了，但谁敢花呢，还不得给自己留条后路吗？
其实，就固原的地理条件和气候条件而言，土地的收入并不丰厚。但是对于在一夜间失去土地的农民而言，失去的就倍加珍贵。土地不仅带给农民物质的保障，更带给农民心理的保障。对于未来的不能预期，使一些人根本不敢也不能进行大手笔的花费。“给自己留条后路”的想法和忽然间向“完全商品经济的”消费转型，使村民倍感重负。
2.不再享有的免费娱乐
一些被征了宅基地的居民被安置在新的居民点，居民点的分散以及与原来村落的疏离都破坏了以往村子里出入为友、邻里相望的格局，紧凑的村落被拆迁得四零五落，加之年轻人手里有了不菲的征地款，又被社会习气所熏染，他们的闲暇娱乐方式也在悄然发生着改变。二队的马队长讲：
以往下棋、耍牌这些活动，都是邻居之间经常玩的游戏，现在都是拿钱耍着呢，打个升级、挖个坑(一种纸牌游戏——笔者注)，耍个几小时，玩个一、二十块钱，都属于很正常的。甚至现在有些年轻人每天在外面干活，闲了就喝酒，进歌厅，进网吧，这不都需要钱吗？
老队长担忧的不仅仅是钱的问题，而是花钱所带来的风俗败坏及人情的冷淡。其实，这不仅是老队长的担忧，同样也是大多数村民们的担忧。因此，有些村民在家里为孩子买了电脑，配置了网络。在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有年轻人的家庭里，往往家用电器和电子设备都较多。而老年人的家里，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他们的闲暇娱乐也很单一，即几乎不用花钱的“看电视”。因为老邻居的逐渐搬离，连个扯谟的人都没有了。在紧凑的空间中衍生出的“扯谟”文化，曾经在漫长的岁月里滋润和丰富着乡民们的生活，它是饭后闲暇中最好的娱乐，打发着漫长的时光，拉近着彼此的距离。而今，由于集体家园的消失，社区团结相应瓦解，“扯谟”这种免费娱乐已然不再。
(四)教育消费比重的增加
失地让饮河村的村民对教育逐渐看重。很多村民自嘲为“无业的农民”，“无业”一词不仅表明了他们的失地，也表明了他们目前生存状况的不佳。这些村民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全村仅有三个大学生，小学文化程度及以下的就占了三分之二。村民们普遍认为，以前即使没有文化也有地种，现在没有地了，如果再没有文化，连肚皮都裹不住了，况且有文化就可以干份轻松的工作。观念的转变决定了教育消费比重的增加。
与此同时，很多村民反映，现在孩子的教育费用越来越高。最明显的是，以前孩子们在入小学前几乎都是由家里的老人带，没有什么花销。但现在年轻人一是害怕老人惯坏了孩子，二是希望孩子从小多学点知识，所以，孩子从小就上幼儿园。固原市幼儿园一学期的收费从一千五百元到五千元不等，对于一个普通家庭而言，幼儿园的这笔花费每个月少则几百，动辄上千，算是一笔不低的消费。小学和初中虽然都实行了义务教育，但很多村民为孩子们报了特长班，如舞蹈、绘画、乐器等，一年下来也花钱不少。高中的花费就更高了，固原一中只是学校里交的钱就要5000多，如果再加上课外辅导班等其他花销，每年大约1万左右。作为一个回民聚居村，饮河村平均每户家庭都有两三个孩子，这样算下来，有孩子上学的家庭每年都要留出2—3万元的教育专款。对于村民而言，这是一项较大的开支。
(五)新型消费方式的产生
新型消费方式是相对于以往传统的消费方式提出的，就当地而言，它意味着尚属时髦、健康的消费方式。在对饮河村的调查过程中，最引起我们关注的是“旅游团”。“旅游团”于2010年在德高望重的李支书号召下成立。据老人讲，2010年6月份，村里经济条件较好的五六户人家共十余人，开了两三辆车，每个人大约消费了3000元，就游览了四川的峨眉山、重庆、银川和延安等地。这种驾驶私家车的自助游在本村尚属首次。据李支书讲，由于不种地了，一些人有了以往从未有过的闲暇，所以他计划每年都组织这样的一次旅游。另外，2011年，李支书计划带领全村的党员去北京旅游。三十多个党员每人自己掏一千多，队里再用原来征路的款补贴每个人一千多，找个旅行社，可以让大家在北京游玩七八日。李支书打算以后每年都组织这样的党员活动，看看香港、看看澳门；先看祖国的河山，再看世界的风光。这种新型消费方式与失地后的闲暇和富裕是分不开的。
二、变迁中的发现
由于失地，饮河村村民的消费生活方式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一种从乡土向城市的靠近，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无论他们意愿如何，选择与否，这种变迁都已经存在。然而，由于被迫性的失地和缺乏外在积极性力量的引导，他们根本无暇去理清自己的思路，因而在消费生活的转化中不可避免地暴露出以下问题。
(一)生产性投资的分化
正如前文所言，“投资性消费”使消费与生产成为不可分割的两个领域。在饮河村，用于物质生产领域中的生产性投资消费呈现出分化的趋势，其主要表现为：一方面是有些人没有有效地扩充其原有的生产领域，如那些卖凉皮子、馒头、甜胚的，经营修理车行的，开小饭馆的等等，仍然是守着日子过日子，依赖固有的模式，遵循着原有的传统和维持着旧有的规模；但另一方面却是一些人积极开拓其他的生产性领域，除了传统经营外，饮河村的村民也在不断搜寻与发展着其他的赚钱机会。从村子中走过，经常可以看到停放在角落里的出租车。据村民们反映，整个村子里目前有出租车四五十辆，还有六七辆公交车，都是专门搞运输的。另外，目前盖房子的家户较多，一些有眼光且有经济能力的人还购买了小型吊车、挖机、大型吊车、铲车、半挂车等等，基本上是以出租获取效益。
生产性投资消费领域的分化是有其原因的。首先，大多数人为了获得高额的补偿，将大量的资金运用于“种”房子的非生产性投资，这使得他们没有闲余的资金去开辟其他的生产领域；其次，受制于文化、教育水平，很多人面对失地显得措手不及；再次，对于传统路径的严重依赖，导致一些饮河村村民不能也不想开辟新的就业投资领域。然而，我们也应当看到，还有一部分人在进行着积极的转化，在变迁的过程中跃跃欲试，崭露头角。显然，这是一个分化的村庄，显示着多元的格局。
(二)消费观念的代际差异与“反哺现象”的存在
亦农亦商的生活决定了家庭劳作的分工，青壮年劳动力一般都出去做小生意或依靠劳务输出赚钱，而留下老人种地。因而，失去土地就将老年人彻底赶出了劳作的场域，这意味着他们失去了唯一的收入来源，而没有收入也就意味着他们的消费受限，并进而引发其他的问题。在村口晒太阳的马老汉给我们讲述着他失地后的感受：
征地给的钱是有数的，自己又不会再生出钱来，然而物价是一涨再涨。现在虽然建上新房子了，但生活、出入都没有保障了。年轻人还可以打个工，俺们老年人就不行了。以前还可以种个地，每年虽然只有几千块钱，但自己养活自己，心里踏实。现在没地了，也没处干活，成了年轻人养活你，让人没有方向感了。
正如马老汉一样，没有“方向感”的生活让大多数老年人无所措手足，因而将手里的征地补偿款存入了银行，以备不时之需，他们的消费生活并没有因瞬间的有钱而发生变化。
然而，年轻人就完全不同了。他们既可以凭借精明的头脑开拓新的投资领域，又可以凭借强壮的体力参与到打工的行列，他们对于未来的预期要好于老年人。因此，他们不仅成为私家车、摩托车、手机和电脑等现代交通和新媒体的消费者，而且也在劳务输出的过程中扩大了交际圈。以往亦农亦商的生活中，老年人还可以保持一定的权威和地位，如今老年人不仅在经济上依赖年轻人，在社会知识与经验方面也越来越依赖后者，这使得年轻人在家庭中的地位变得重要。在城市化的过程中，饮河村的这一现象并不是例外，针对这一现象，“周晓虹提出了‘青年文化的反哺意义’来论述变迁社会中这种文化传递的新模式，即青年一代将知识、文化传递给他们生活在世的前辈的现象，称为‘文化反哺’。表现在家庭内部的亲子关系中，就是‘两代人在接受和适应新事物能力上的这种差别’，使得‘文化反哺’或者‘反向社会化’的现象愈加明显，传统的教化者与被教化者之间的关系出现了一种‘颠覆’。”[4](P265)
(三)宗教的世俗化
曾经在回民的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宗教正日渐呈现出世俗化的特征，所谓世俗化“就是宗教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丧失其影响的过程”。[5](P520)据饮河村的高支书讲，在征地拆迁的过程中，由于补偿的不合理，一度发生过村民聚众罢征的事件，但自始至终，清真寺和阿訇都没有介入其中，他们既没有鼓动也没有劝抚，而当地政府在和村民们的谈判中，也没有动用清真寺的力量。可见，清真寺从公共领域的退出更加佐证了宗教影响的衰弱。宗教的世俗化趋势，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和所有迈入城市网络中的乡土社会一样，很多原初的道德都在遭受着冲击，作为一个回民聚居的村落，支撑着整个民族精神架构的宗教也在经受着挑战，显示出世俗化的趋势。其二，李支书的存在不可忽视，当了一辈子支书的他在饮河村是一个德高望重的核心人物，曾经当过兵的经历和共产党员的身份，使他根本不信仰宗教。在我们调查期间，适逢封斋的日子，他却不封斋。他笑谈到：“不仅我不封斋，甚至在全村大会上，还给村民们讲，阿訇可以靠着念经吃饭，而我们不能，他可以由人奉养，而我们不好好劳动赚钱，老婆娃娃都要吃苦。”李支书的话触动着我们。
(四)消费结构多元化
饮河村整体的经济状况虽然在整个固原市都是属于中等偏上的，然而，在村子内部却有着明显的贫富分化。一些特别有本事的村民出去跑出租，经营轿子车、卡车及建筑用车的，大约有20多户，占村里的极少数。剩下搞饮食业、小商业的有60％，搞劳务输出的有30％，还有大约10％的人在家，吃着“征地”的老本。村庄内部的贫富分化不完全是由于人力所致，它也受着征地过程的影响。在饮河村，2010年的征地款每亩为16000元，而在2006年的征地款是每亩8000元，由此可以看出，征地越早，补偿越少。随着物价的上涨，那些征地越早的农民，相对而言，就越贫穷，而那些耕地多、征地迟的农户则较为富裕。
贫富分化决定了村民消费方式的不同步和消费结构的多元化。“按照国际上现代化国家发展的经验，个人消费结构由高到低经历了温饱型需求(吃穿)——改善型需求(家用电器)——财富积累型需求(车、房)——发展型需求(旅游、教育、健康)四个阶段。”[6]在村庄里，大多数人的消费停留在满足改善型需求的阶段，即家用电器的普及化，也有少量的人满足着温饱型需求、财富积累型需求和发展型需求，整体的消费结构呈现一个两头尖，中间粗的“梭子”式模型。
(五)向城市化过渡的消费方式
土地的失去，改变了村民的身份，也改变了村民的生活方式。他们被城市化的浪潮推动着，无论愿意还是不愿意，向城市化的过渡已悄然展开。此处用“过渡”一词，意在表明村民的消费方式虽然已经在褪去乡土气息，但距城市化的目标还有一定的距离。
饮河村大多数村民仍停留在改善型需求和温饱型需求阶段的现实，决定了村民的消费偏重于物质消费，而鲜有精神追求方面的消费。村民们家里拥有的最多书籍就是孩子的学习课本和《古兰经》，有的人家偶有农业科技读物，但是几乎都没有有关报纸和其他休闲文化书籍。另一方面，村民们几乎没有参加任何形式和名目的技术培训，虽然他们被征去了土地，但是没有任何部门为他们安排技术培训，而他们自己也认为在固原市有限的劳动力容纳局面下，技术培训的意义并不大。因此，无论是政府行为还是出于自身的意愿，技术培训都会沦为空谈。文化消费的不足表明，职业收入的不稳定使他们根本没有闲暇去涉猎奢侈的“文化消费”，一直以来以商为重的传统也容不得为“文化消费”留有地盘。因而，饮河村村民消费方式的改变不是一蹴而就的，其向城市化的过渡还需要持续一段时间。
三、消费的滞后效应及其反思
行笔至此，我们需要重新审视饮河村的消费方式及其效应。就饮河村目前的情况而言，虽然对子女的教育投资看重了，但是却没有针对成年人的再就业教育和技术培训；虽然有了以“旅游团”为代表的新型消费形式的出现，但仍有大量的村民停留在维持和改善自己生活水平的阶段；虽然有极少数人开辟着新的就业和投资领域，但依然有很多年轻人重复着祖辈的生活模式，从事着小商业和传统饮食业。这些消费方式的差异，呈现出的是观念和经济收入的不同。
当然，以上种种问题也不能完全归因于观念的落后，村民也有自己的担忧。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提出了持久收入的消费理论，他认为“消费支出是由相当长时期内的收入决定的，消费支出不仅取决于消费者当前的收入，而且也取决于持久的或者平均的收入。一般来说，持久收入会提高消费支出水平，因为持久收入可以增加对未来收入可预期支出的信心。”[7](P100)由此可见，虽然村民获得了数万元乃至数十万元的征地补偿款，但由于这只是一次性的买卖，不具有持久性，因而，在大多数村民的眼中，这是不敢动用的钱。加之村民自身所受的教育有限，他们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摆脱对以往的路径依赖。“土地年年有产出，但钱是不会生钱的”，村民用通俗的语言表达着自己的经济理性。而这一消费方式是具有累加效应的，今日的保守将可能是明日的落后。“如果说，通过消费而满足当下的需要，从而使劳动力得到再生产，是一种即时效应，那么，消费还具有一种滞后效应或延时效应。这种滞后效应在短时期内，对个人来说可能并不明显。但是，它却能被累加。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消费的滞后效应累积到一定的度，其效果就会凸现出来，个人就会在某个方面发生某种质的变化。这种变化，反过来影响个人的生活机遇和社会境况。”[8]
可见，消费的功能绝不仅仅在于满足当下的需要，它同样也影响着消费者的未来。在整个村庄变迁的过程中，从村民们的消费生活中可以看出，他们在被动转型的过程中，既想积极地融入城市生活，但似乎又无缝可钻。没有政府、社会等外在力量的积极引导，依靠村民自己的自觉搜寻和选择，要跨进城市化的门槛，似乎还有很长的距离。正是在消费生活方式的变迁中，凸显了他们亦农民亦市民，然而又非农民非市民的身份尴尬。一位村民的一席话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曾经市民好的时候，不让我们当市民，现在农民日子好过了，又不让我们当农民。从征地至今，我们成了一个“下岗农民”，可是又没有享受到市民的任何好处，这不又成了一个“冒牌市民”了吗？
“下岗农民”和“冒牌市民”是他们不愿意但又不得不承认的身份。对于身份的不能自主选择，他们有着颇多怨言。
其实，村民目前的处境只是整个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对于毫无准备的他们而言，政府应当肩负起善后的责任，引导他们“合理消费补偿款，进行生产性投资，确保失地不失业，避免二次返贫”。[6]与此同时，社会也应当动员多方的力量，共同帮助他们顺利转化，为未来的日子做好充足的准备。当然，无论农民还是市民，在村民的理解中都是与职业和待遇相挂钩的。[9]但是不可否认，在一个消费的时代，身份却是需要通过消费才得以确认的，没有适时合理的消费，即使他们摆脱了农业，也摆脱不了农民的身份“认同”；即使他们身处城市，也依然在心理上归属于“村庄”。如果这样，“城中村”就不仅是地域上的称呼，也将成为失地农民身份尴尬的标签。
［收稿日期］2012-0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