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及文化城市战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中国论文,进程论文,战略论文,城市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3180(2010)02-0027-18
一、改革开放关键阶段的中国城市命运
与中国改革开放进入关键阶段相一致，中国城市发展也开始面临最艰巨的考验和选择。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的迅速与超常规发展直接导致了相当严重的“城市化过度”，人口密集、交通拥挤、房价飙升、卫生与教育资源紧缺、就业与发展机遇竞争加剧以及都市精神生态的恶化，使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面临着巨大的障碍甚至是困境，而当下城市中频繁发生的各种突发性、极端性事件，在某种意义上还可以看做是预示着未来更大动荡的“青萍之末”。另一方面，从中长期发展的角度看，席卷全球的都市化进程仍在继续扩张与向纵深化推进，[1]同时，中国大规模的城市建设据估计至少还要持续35年左右，[2]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所说：“中国的城市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发展将是深刻影响21世纪人类发展的两大课题”，因而中国城市的发展质量与中国都市化进程的影响也将是全球性的。[3]此外，加上全球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的不利影响，因而可以断言，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城市将面临着更大的压力和更艰巨的挑战，其命运充满变数并难有喘息之机。
在这样的特殊时期或危急关头，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并不是已经或即将出现的问题与矛盾，甚至还可以说它们早点暴露出来未尝不是好事情，因为这些摧折、苦难与动荡有助于人们正确认识中国城市发展的现实处境；与之相比，最重要的毋宁是如何为中国城市发展找到科学的发展观与理性的参照系。正如荀子所说：“今女不求之于本，而索之于末，此世之所以乱也。”(《议兵篇》)只要能够找到问题的根源与矛盾的主要方面，就完全有可能在多方艰难中开辟出城市发展的新境界。在我们看来，这种寻找与探索主要包括三方面：首先，由于西方城市发展在前，这既具体表现在西方城市的历史发展阶段上，也浓缩在西方城市化研究的理论成果中，因而认真研究西方在这两方面的得失成败，是选择中国城市发展理念与战略的重要参照系；其次，中国城市当然有其特殊性，在某种意义上，除了在农业文明背景下创造的十分繁华的古代都市，处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古典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的新中国，无疑是当代中国城市发展最重要的母体，因而在经历了60余年的曲折探索与开拓发展之后，中国城市也积累了重要的具有本土特色的理论思维与现实经验，对此及时地予以归纳与总结可以为中国城市化进程提供一个基础或基本构架；再次，“文须有益于天下”，以当代世界的都市化进程为背景，借助西方城市社会学理论资源，立足于新中国城市化进程，在正确认识其发展的深层问题与主要矛盾的基础上，建构中国城市发展的新理念与战略模式，切实推动中国城市发展的转型与创新，为最终探索一条又快又好的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道路提供理性积累，并为同样陷入巨大现实困境的世界城市提供一些积极的启示，是我们研究新中国城市的历史进程及其现实发展战略的主要目的。
二、西方城市化模式的理论建构与当代阐释
英国诗人库柏有一句名言：“上帝创造了乡村，人类创造了城市。”这是很有见解的。与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结构和文化生态都比较简单的农业社会相比，集聚着大量财富与人口、复杂的社会与权力体系、多元的感性欲望与需要的城市，已不可能仅仅依赖上帝设置的“自然律”自发地演化和发展，而主要依赖于当代人更高级、更复杂的有意识地规划、设计与建设。在传统农业文明中，由于整个社会对自然的依赖程度很高，所以古代的城市化进程一直比较缓慢。但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城市发展之所以越来越快，正可以归结为人类理性智慧与力量的解放与强势扩张。城市化进程，特别是作为其当代形态的以“国际化大都市”和“世界级城市群”为中心的都市化进程，是人类有史以来范围最广阔——涉及全球、形态最复杂——包括所有城市及广大农业地区、影响最深刻——从政治、经济到文化、心态的社会发展形式。对于像中国这样农业人口众多、工业经济落后、城市化水平较低的国家，更需要悉心研究与正确认识这一当代历史进程的复杂性与艰巨性，唯此才能少走弯路、降低成本、实现科学发展。就此而言，西方城市社会学有关城市化进程的研究，无疑有许多值得中国城市借鉴和吸取的宝贵智慧与经验。由于城市化进程启动得早、发展得充分，西方城市社会学在知识谱系上也相当杂多，不同学者与流派差别较大，但从深层结构上讲，大体可划分为三种模式，即传统城市社会学的“人口论”、新城市社会学的“政治经济论”和人本主义城市社会学的“文化艺术论”。对它们进行充分的研究与深入的阐释，可以为中国城市化进程提供直接的理论资源与现实参照。
一是传统城市社会学的“人口论”。“迄今为止，人们把‘城市化’定义为一种人口现象，即城市居民百分比的增长过程。”[4]人口论是城市化最基本的研究与测评方法，至今仍十分重要并广泛使用，如我们常用的城市化率或城市化水平就据此而来。人口是城市发展的最直观的表象与最重要的特征。对此正如西方学者指出的：“根据人口集中程度来定义的城市化为城市研究提供了一个相对清晰的框架。……剧烈的城市化最终会产生出一个城市社会，使绝大部分人口集中在市中心或其周边地区。……不同程度的城市化已成为大规模人口聚居模式的一个显著特征，它表现为不断增长的人口组织起来，以控制、利用和享受数量庞大、品种繁多的商品和服务。”[5]在当今世界，人口依然是经济社会发展中最根本的问题，如农村的空心化，如居住密度增加、竞争加剧、就业困难、社会资源分配不均、社区服务功能下降等。但在当代都市化进程中，对这个已使用多年的概念还可以做些补充，一是在都市化进程中，由于农村、乡镇升格为城市、大城市的速度越来越快，特别是在现代国家强大的政治经济结构的决定下，一个原本荒凉、漠漠、无闻的农业地区，有时可以像影视明星一样被迅速地包装与制造出来，这其中最突出的例子是农村直接地、迅速地演化为大城市的“中心地”或国际化大都市。[6]这在某种意义上直接导致了当代城市化进程的特殊性，即在时间上的“飞跃性”与在空间上的“测不准原理”。二是人口的都市化现象。这与都市化进程本身的性质与功能直接相关。都市化(Metropolitanization)与城市化(Urbanization)有很大不同，其浅表特征是“量变”，如城市人口的剧增，城市规模的空前扩大等；深层的“质变”则在于，都市化进程迅速打破了人口与资源流动平缓、流量均衡的传统城市化模式，使原本分散在乡村、城镇、中小城市甚至不同地区与国家的人力资本、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向少数国际化大都市、国家首位城市或区域中心城市迅速地集聚，其在人口迁移上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大规模的农村人口在很短时间内迅速……集中于少数国际化大都市、国际首位城市与区域中心城市，使这些大城市的‘首位率’迅速飙升，并由于无法承受巨大的人口压力而直接影响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7]。对于中国而言，由于仍有数量巨大的农业人口需要完成自身的城市化或都市化进程，所以“人口论”对我们研究中国城市的发展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是新城市社会学的“政治经济论”。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城市社会学，其主流是人文生态学派，认为城市通过竞争与演替而自动达致社会平衡。1981年，美国社会学家J.沃顿(John Walton)提出了“新城市社会学”(New Urban Sociology)，认为传统城市社会学无法解释欧美社会普遍出现的城市骚乱。在他看来，城市社会并非日益整合、有序，而是阶级冲突和种族不平等日益严重，因而城市社会学研究的重点不再是人口问题，而是资本主义的作用、国际经济秩序对城市建设的影响、财富的积累与权力的集中、社会阶级关系与国家管理职能等。新城市社会学的主要理论如下：一是对政府公共政策与私人利益联姻的批判，认为国家管理的职能最终是为满足经济利益所需要的稳定社会秩序服务的；二是城市象征着由利润机制造成的财富与权力的不平等，是代表资本积累与阶级斗争集中的空间场所。如果说传统城市社会学强调城市是一个自然竞争与适应的系统，那么新城市社会学则认为政治经济对城市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或者说，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政治结构是影响城市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8]由此可知，新城市社会学与传统城市社会学的重要区别在于从人文生态向政治经济结构转变，它超越了城市发展的自然有机进化论，将关注的焦点集中于城市社会的现实维度上。进一步说，新城市社会学有两点最值得关注，首先是强调主体的作用，不再把城市发展看做是一个自然演化的过程。如帕尔的“城市管理者”(Urban manager)理论就指出造成社会冲突的根本原因在于城市资源分配的不平等。其主要观点可以表述为：(1)城市资源的分配并不是由生态过程或经济结构所决定的，而是由拥有权力(掌握住宅市场和科层制运作机制)的科层制官僚所决定的。(2)城市是一个社会和空间体系，城市资源含有地理空间的成分，其分布无法同时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个人和团体所占有，占有良好位置者拥有比他人更多或更大使用各项设施的优势。由于这些不平等现象的存在，城市中的社会冲突才不可避免。[8]与“人口论”相比，“政治经济论”揭示了人口表象背后的政治权力与经济资本，可以说具有“益人神智”的重要理论价值。其次是新城市社会学，又称“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其旗手曼努尔·卡斯泰尔就采用结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城市社会，认为城市空间是社会结构的表现，而社会结构则是由经济系统、政治系统和意识形态系统组成，其中经济系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他还认为，经济系统由劳动力、生产工具和资本家三要素构成，其发展不是被思想而是被过去和现在的经济系统决定着。[8]由于马克思主义是中国意识形态的核心，因而在西方当代城市发展理论资源中，新城市社会学的“政治经济论”尤其值得关注和研究。此外，与西方社会发展与其经济体制密切相关不同，中国社会发展往往与政治体制及其规划有着复杂的关联。以城市规划为例，纽约市前规划局局长、美中城市规划基金会会长饶及人曾说道：“在中国做事情要有三个情，即要有热情、激情和人情。这是在中国发展的黄金定律，朋友是财富。但是做房地产，中国与外国不太一样，在美国做房地产就是地点、地点、地点，中国做房地产地点、政策、还有当地的官员关系一定要处理好。”[9]城市房地产如此，对于城市发展也是如此。这是我们对这一更清醒、更现实的城市发展理论需要格外关注的原因。
三是人本主义城市社会学的“艺术文化论”。如果说传统城市社会学把城市理解为“生物世界”，新城市社会学又有“政治经济决定论”的嫌疑，它们在总体上倾向于科学与实证，那么人本主义城市社会学则是对它们的重要超越。一方面，正如芒福德所说：“我们与人口统计学家们的意见相反，确定城市的因素是艺术、文化和政治目的，而不是居民数目。”[10]132这是对人口论的重要超越。另一方面，则是对文化的高度重视。芒福德反复强调说：“城市不只是建筑物的群体，……不单是权力的集中，更是文化的归结”[10]91；“即使是最原始的城市起源形式，也要比单纯的动物性需求丰富得多”[10]4。原始文化、精神与艺术活动不仅是城市起源与发生的母体与第一推动力，同时在人类文明与城市发展史上也是城市本质的直观再现与最高代表。以芒福德心目中最理想的希腊城市为例，不是因为束缚于政治经济结构，而是一方面超越了经济条件的局限——“希腊城邦即使在最繁荣的时代也没有十分丰富的产品，他们拥有的是充足的时间，也就是闲暇、自由、无拘无束，不羁身于铺张的物质消费——像当今美国这样的铺张消费——却能从事交流谈话、发展性爱、进行智力思考和追求审美享受。”[10]134另一方面又超越了政治、意识形态、法律的约束——“它挣脱了文明的许多其他标准的约束，挣脱了赚钱花钱的忙忙碌碌的俗套：既不放浪形骸狂饮取乐，也不着意追求舒适与奢华，装饰与摆设；过着一种运动员式的、确实是很节制的生活，在苍天之下进行着他们的每一种活动。美好的生活并不昂贵，而且这种生活中最美善的种种内容，尤其是这座城市都可尽情受用了”[10]176，因而芒福德才高度评价说：“古希腊人在短短的几个世纪里对自然和人类潜在能力所做的发现，超过了古埃及人或苏美尔人在长长几千年中的成就。所有这些成就都集中在希腊城邦里，尤其集中在这些城市中最大的雅典城。”[10]132而后来城市发展之所以每况愈下，主要是丧失了古希腊城市“有效的政治自由和文化创造力”[10]210，以及人在城市中丧失了主体性与创造能力，“城市不再是演出重大戏剧的舞台，在这个戏剧中人人任角色，人人有台词；相反，城市变成了一个展示权力的豪华陈列场，各条街道只呈现出建筑物二维的立面，这恰可掩饰无所不至的统治与剥削制度。希腊化时代中所谓的城镇规划倒很类似于当今美国经济中在公共关系和广告宣传的名目下所讲的那些悦耳的谎言和不可告人的鬼把戏。”[10]209由此可知，芒福德提出了一个衡量城市发展的重要尺度：不是城市人口的增加，不是经济总量与财富的聚集，而是“艺术、文化和政治目的”。
在某种意义上，城市发展的人本主义理论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名言：“人们为了活着，聚集于城市；为了活得更好，居留于城市。”①[11]同时，也与当今世界的“艺术之城”理论与实践高度吻合。“艺术之城”是一种以美学为理论基础、以艺术活动为实践中介、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理念的城市文明建设与发展框架。在某种意义上，艺术与经济、审美与实用、自由需要与现实需要的矛盾，是传统社会与个体只能片面地生存与发展的根源。但这个矛盾在都市化进程中，特别是随着社会发展理念的转变与当代艺术产业与市场的充分发育，正在获得解决并走向良性循环的新境界。具体说来，是艺术生产力提供的新生产要素与资源给城市经济带来活力，而城市经济的发展则为艺术再生产创造了更好的物质条件与社会环境。这是当今许多城市改变观念、不惜血本进行“艺术之城”建设的根源。如法国的蓬皮杜国家文化艺术中心、卢浮宫的金字塔、奥赛博物馆及巴士底歌剧院等，先后得到几任总统的关怀与大力支持。又如亚历山大、佛罗伦萨、威尼斯、维也纳、爱丁堡、耶路撒冷、费城、悉尼、莫斯科等城市，艺术产业化及其“富可敌国”的经济效益，已构成其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数。更为重要的是，追求美好生活是人类从农村来到城市的初衷，而一个真正理想的聚落空间，不仅要使人生活得安全、富裕、健康，同时更要使个体生活得愉快、自由与有意义。以“文化艺术论”为理论基础的“艺术之城”，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重新定义了城市，使之超越了传统城市的商贸、防卫、聚敛财富等现实功能，为人类个体过上美好生活提供了真实的空间。[12]由此可知，人本主义城市社会学的“艺术文化论”，既是古希腊城市文明理想的复活，同时也在更高的发展阶段上阐释城市的本质。如果说城市的实用功能属于“为了活着”，那么，要“活得更好”只能借助非功利的艺术与文化，以及各种健全的可以保护艺术与文化的政治制度与理念。城市的发展如果背离了这个根本目的，是不可能走向真正的健康与繁荣发展的。对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而言，除了要有经济社会方面的繁荣与发展，一个更重要、更根本、更长远的问题在于能否提供一种“有意义、更美好的生活”。艺术文化在城市兴衰中的作用，正如柏拉图《法律篇》中所说，城市最大的灾祸“不是派别纠纷，而是人心涣散”。[10]157在当今世界更是如此。如果说，都市化进程引发的城市环境恶化、城市问题大量涌现、城市危机不断加重，是城市人气削减、人心思散直至城市走向衰落的客观原因，那么，城市文化的衰落、城市形象的扭曲、城市生活方式的不和谐与精神生态的严重污染，则是使人们对城市产生厌恶、痛恨、诅咒乃至希望它解体的内在根源。所以说，不是人口，也不是经济，而是超越了实用主义的艺术文化才真正决定着城市的兴衰，这充分显示出人本主义城市社会学的“艺术文化论”所具有的重要现实及深远历史意义。
由于历史、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差异，以及“一种观念的产生总是建立在一定的经验基础上，而另一方面，该观念也往往仅在这一经验领域中才具有合法性与自明性”[13]，所以完全可以说，上述三种理论与中国城市经验肯定不会是完全“对号入座”的。另一方面，这也不意味着具有相对普遍性的“西方逻辑”与作为特殊经验的中国城市历史无关。因而在现实世界中，可以说没有任何一种理论可以完美地揭示现实的本质，因而对待一种理论的最好态度是“扬长避短”，并尽可能地从理论资源中获得解释现实经验的启示。一旦明白了这个道理，就可以从西方城市社会学中获得足够的解释工具和分析方法，同时，也可以根据中国城市发展经验来检验、丰富和创新西方城市化理论。具体说来，如“人口论”对人口的重视之于中国这样的传统农业大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仍将是解释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重要语境。如“政治经济论”对政治权力结构在城市化进程中作用的揭示，既与中国古代城市一直受制于其时代的政治结构，也与新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及核心价值观相吻合，有助于我们理解60年来新中国城市化的曲折道路和特殊模式。而作为代表着未来和理想的“艺术文化论”，不仅对于我们总结新中国城市化的得失利弊，以及筹划未来的中国城市发展道路具有积极的启示作用，同时，它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中国城市化的理论自觉与新的战略目标。由此可知，以上三种具有代表性的城市化理论，尽管不是很全面，但却可以构成我们正确认识和宏观把握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重要理论参照。
三、政治城市、经济城市与文化城市：新中国城市化的主要经验形态
新中国奠基于日暮途穷的传统农业文明，城市化水平起点低，现代工业基础薄弱且畸形，加上农业人口众多、科学技术落后、持续百余年的战争破坏，以及20世纪中后期城市发展政策等原因，可以说其始于洋务运动的现代城市化进程一直十分艰难与曲折。但由于城市化是现代化进程的主流和大势，所以在一种可称为“被动城市化”的拖拽与撞击中，最易见出新中国城市成长的坎坷和艰辛。新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异常复杂与多变，给我们分析、认识与研究其城市化经验带来了诸多的困难与障碍，这就很有必要在整体上参照西方城市化理论模式的研究，以便建构一种与复杂的中国城市化进程相适应的解释理论。尽管中西城市在自然条件、空间环境、社会结构及文化生态上差别很大，“西方理论”与中国城市经验未必是“一个萝卜对一个坑”，在局部还会有西方城市化理论无法解释的中国经验，但作为对人类社会进程的科学认识与真实反映，它们在全球范围内具有很大的普适性也是无可置疑的。实际也是如此，在新中国城市化经验的背后，最容易看到的正是人口、政治经济结构与文化这三个关键词。刚满一个甲子的新中国在历史长河中并不算长，但由于同时面临近代化、现代化、后工业化三大挑战，因而可以说早已饱经沧桑。这直接体现在新中国的城市化道路上。与中国20世纪中前期以政体转型与建构为中心的近代化主题、20世纪后期以经济改革开放为中心的现代化主题以及21世纪初开启的以都市化为中心的后工业化主题相对应，新中国城市也大体上经历了政治城市(1949-1978)、经济城市(1978-2005)与文化城市(2005年以来，以“宜居指数”、“生态指数”、“幸福指数”等城市发展观为标志)三种城市化模式。一言以蔽之，政治型城市化、经济型城市化、文化型城市化，构成了新中国城市三种最主要的发展模式。对这些模式本身的构成及相互关系进行经验总结与理论阐释，不仅可以丰富西方城市社会学的理论与知识，还可为在当下飞速甚至超常规发展的中国城市提供新的资治通鉴。
1.政治型城市化(1949-1978)
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新中国在城市化方面的落后是有目共睹的。
根据《1981年中国经济年鉴》公布的新中国在1949年国民经济主要数据显示：总人口为54167万人，人口出生率为36％，死亡率为20％，平均寿命为35岁。
1949年，中国人年人均工农业总产值只有86元，年人均国民收入只有69.29元，年人均社会商品零售额只有25.94元，年人均原煤只有59公斤，年人均发电量只有7.9度，年人均原油只有0.2公斤，年人均钢只有0.29公斤，年人均布只有3.49米，年人均糖只有0.37公斤，年人均粮食只有209公斤，年人均棉花只有0.82公斤，年人均油料只有4.7公斤，年人均水产品只有0.83公斤。[14]
新中国的城市化正是在这样的贫困现实中起步的。就城市传统而言，中国古代城市主要可分为以都城为代表的政治型城市和以江南城市为代表的经济型城市，其中前者占据着主流的地位。从城市功能上看，政治型城市的核心不在生产环节而在分配环节，首要功能是如何聚敛与控制社会财富与物质生活资料。同时，为了更有效地强化统治的物质基础、保持社会秩序稳定，政治型城市总是限制、压迫经济型城市的规模与实力，如朱元璋对“中古时期最富裕、城市化程度最高和最先进的经济文化中心”——苏州的态度，就是具有代表性的个案。[15]近代以来，尽管受西方资本主义的带动与影响，以现代工商业为主要职能的中国经济型城市有所发展，但由于近代以来从鸦片战争到解放战争持续不断的战争，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东西方长达30年的军事对峙与意识形态冷战，使政治需要仍在很长时间内一直成为新中国的头等大事，并对中国现代城市化进程产生了各种各样复杂的影响。我们知道，现代工业是现代城市化进程的支柱与引擎，并重建了现代城市的空间与功能。但与西方现代城市化进程不同，直到改革开放以前，政治需要始终是决定中国城市发展的根本性力量。在各种强大的政治需要支配下，以解放初期变“消费型城市”为“生产型城市”以及很快出台的“户籍管理制度”和“计划经济体制”为象征，新中国城市在近代积累下来的经济功能出现了严重萎缩，并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从经济型城市”向“政治型城市”的历史倒退。
政治型城市是新中国第一种城市化模式，其时间可以界定为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在认识这长达30年的以政治型城市为主题的城市化进程时，西方城市社会学的“政治经济论”恰好可以为深入认识其本质提供语境。新中国的政治型城市化，在本质上是一种以政治理念和意识形态需要为中心、一切服从于国家政治利益与意识形态需要、带有明显的“逆城市化”特点的城市化模式。如果说，非农人口与非农经济方式是城市区别于乡村最基本的特征，那么，政治型城市化的核心功能即在于按照政治需要而不是城市发展的自然本性去控制非农人口与非农经济的增长。在新中国成立不久迅速形成的严格的军事化的户籍管理制度和资源高度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可以看做是中国政治型城市化模式的本质与主要特征。具体说来，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及配套制度正式颁布实施，以法律形式严格限制农民进入城市并限制城市间人口流动，[16]这一举措以城乡二元分割为核心成功地实现了对全国人口的军事化管理。此外，在城市面临生活资料不足时，新中国还会采取一些必要的政治措施减少城市人口。如20世纪60年代末期的城市人口大迁移就是出于军事上的“备战”需要。[17]如果说，以人口管理为中心压抑了城市规模的扩展，那么在计划经济这一以政治需要为中心的资源配置方式中，则顺利实现了对固有城市资源的控制和军事化管理，这两方面结合起来，使新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不仅速度缓慢，有时还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倒退。如当时工业经济与现代商业相对发达的上海等大城市，在其工厂设备及技术人员以支援“三线”为名目纷纷被迁至内地之后，在很长时间内一直处于“逆城市化”进程之中，城市化水平不升反降。政治当然不可能脱离经济，所以在政治型城市化进程中，也不是完全拒绝作为国民经济支柱的城市经济，而是通过经济政策的制定使城市经济发展纳入政治需要的框架下。由于西方国家的军事干预始终是威胁新中国的最大问题，因而新中国必然要在现代工业体系中选择率先与重点发展和军事相关的工业制造业，“以开始于1958年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为例，模仿苏联提出‘以钢为纲’的工业发展主导方针，导致了‘城郊农业遭到削弱，轻工业发展不足，商业被忽视’等‘城市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此后十余年间，虽然也经过了一些调整，但重工业偏向的发展方针仍未得到根本纠正。‘三五’和‘四五’期间，更是战备压倒一切，对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建设比以往更加重视。”[3]由此形成了一种畸形的城市经济生态与结构，不仅在当时就严重影响了城乡居民的日常生活，也由于重工业与轻工业的比例失衡、服务业的全面萎缩，使中国经济结构直到今天仍处在艰难的调整和变革中。一言以蔽之，无论是“户籍制度”还是“计划经济”，在很大程度上都直接干扰和扭曲了城市的经济本性。城市是最活跃的经济体，自古以来，人们来到城市都是为了更好地生活，城市的本质在于可以提供丰富的消费与交流活动。现代城市是生产与消费的高度统一，一方面，通过现代工业制造出丰富的生活资料；另一方面，又通过城市中集聚起来的人口及其消费推动着现代工业的再生产。但在意识形态的影响下，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把城市看做是资产阶级的故乡，并以“将消费型城市变为生产型城市”为目标，直接解构了城市生产与消费的内在的统一性，把它们强行限定在一个低层次的和谐中。由此可知，政治型城市化在本质上还改变了城市的本性。如强调城市为统治阶级的需要服务，城市的文化职能、经济职能和流通职能等被强势的政治职能掩盖，使城市被框定在规制和等级中，甚至退化为农耕文化和传统等级制度的载体。[18]
在新中国政治型城市化进程中，“户籍制度”和“计划经济”是相辅相成的，这直接导致了城市人口数量的减少和城市经济自由的丧失，最终结果是城市发展水平的大倒退。中国古代城市发展一直领先于世界，直到18世纪依然如此。
18世纪全世界超过50万人口的大城市一共有10个，中国占了6个，就是说城市发展的程度，中国也是最高的。中国超过50万人口的6个城市是北京、南京、苏州、扬州、杭州、广州。而世界上超过50万人口的城市还有4个：英国的伦敦、法国的巴黎、日本的江户(就是现在的东京)以及伊斯坦布尔。所以中国大城市的数目也是最多的。[19]
但到了20世纪，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已大大低于西方发达国家。这除了与中国农业文明的传统有关，同时也是新中国城市化进程异常曲折、缓慢的结果。从城市化水平看，1949年新中国的城市化率为10.6％，直至1978年新时期开始，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仍不足18％，如果与中国长期的高生育率联系起来，可以说这30年中国一直处于“逆城市化”进程中。以古代江南地区即今天的长三角为例，西方学者曾指出：“江南在中华帝国晚期无疑是城市化最高的地区，而且在某些方面与帝国的其他区域存在很大的差别。”[15]在“鸦片战争前夕，长三角已经成为一个大中小城镇遍布、经济发展水平居全国之冠的地区，从芜湖沿江到宁镇扬，经大运河到无锡、苏州、松江、杭州，再沿杭甬运河到绍兴、宁波这一大片地区，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共有10个，几乎占当时全国10万人口以上城市的一半”[20]。由于政治型城市化严重违背城市的自然本性，特别是对人口流动、生产资料流通、生活资料消费的军事管制扼制了城市经济的自然发展与自由竞争，这不仅不利于城市本身的均衡与可持续发展，也使已获得较大发展的城市纷纷倒退与萎缩。以长三角为例，“新中国成立后改革开放前的30年间，由于实行闭关锁国和高度集权的全民制计划经济，长江三角洲的城市化进程几乎处在停滞状态，城市格局一直没有大的变化。改革开放前，整个长江三角洲地区在一次又一次的意识形态运动中逐渐成为公社制和计划经济根基最为深厚的地区之一，以至于至今由计划到市场的转轨还是困难重重。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虽然长三角也在稳步发展，但远离了世界经济体系的分工和循环。上海‘东方巴黎’的辉煌成为历史记忆，其远东第一大都市的地位逐渐让位于东京、香港、新加坡、汉城和台北。”[21]这也是在20世纪中后期上海逐渐失去竞争优势，从国际经济都市退化为国内工业中心城市的主要原因。
如果说，任何一种城市化模式都是兼有利弊的，那么也可以说，对人口流动和经济资源的军事化管制，对于新中国巩固新生政权、减轻经济压力、稳定社会都十分必要，并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另一方面，这并不能掩饰其内部存在的问题与危机，以及其在历史进程中必然遭遇挑战并丧失合法性的现实。政治型城市化的最大问题在于干扰、扭曲了中国的现代城市化进程，并由于“不进则退”的竞争原则而日益影响到中国20世纪的发展。由于在政治型城市化进程中，作为经济实体的现代城市功能受到的损害最大，因而在改革开放以后，以“建设四个现代化”为历史起点，中国城市化进程迅速启动了从“政治型”向“经济型”的模式转型与推进。
2.经济型城市化(1978-2005)
政治型城市化进程给改革开放的中国带来了很多的后遗症。其中最直接的问题有二：
一是严重影响了城市经济的发展。以近现代中国工业中心上海为例：
解放前夕，上海集中了全国一半以上的工业，全市共有大、小工厂12700余家，商店行号9万以上。有占全国46.5％的纱锭、82％的毛纺机、60％的织布机、50％的工作母机、38.5％的面粉产量、70％的卷烟产量等，航运吨位美金集中了全国的84％，还有全国至70％的进出口贸易及70％的国内金融贸易。(《反封锁一年来的上海工商业》，《新华月报》1950年9月。)当时掌握原料和重工业生产，在全国生产中的比重达电力50％、煤炭32.5％、石油100％、钢铁80％的国民党资源委员会，在上海就有28家工厂、公司及办事机构，它的物资大部分储存在上海70余座仓库里，美援发电设备一项就价值2000万美元。有职员和工人数万，其中40％是技术人员、技术工人，还有许多著名高级科技专家。[22]
但在政治型城市化模式影响下，这个工业中心城市开始了严重的退化，以至于在新时期开始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上海的经济状况依然积重难返。
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上海经济走过了一段艰难曲折的道路，其具体表现为：增长速度缓慢，经济效益下降，财政收入连年滑坡，外贸出口徘徊不前，生产优势逐步丧失。
……1978-1990年，上海国内生产总值从272.8亿元增长到744.6亿元，年均递增率7.45％，比同期全国平均的8.72％低1.27个百分点；上海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社会总产值、国民收入和工业总产值，1978年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7.60％、8.65％、8.16％和13.0％，而1990年均有所下降，分别是4.21％、5.37％、4.29％和4.85％。可见，这十几年上海经济发展的走势缓慢，上海的综合经济实力在全国的地位已大大下降。[23]569
二是严重影响了与城市经济密切相关的城市生活本身。上海曾是中国现代文化中心，有着丰富的现代城市生活方式资产和重要的文化影响力，如20世纪以来深入中国社会的电影、音乐、舞蹈、戏剧，以及西方礼仪文化、餐饮文化、节日文化等生活方式资产。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西意识形态冷战及国内城市政策的影响，使以海派文化为代表的具有浓郁西方风格的上海都市生活方式受到重创。以上海20世纪70年代的住房与交通为例：
“文革”期间，上海新建房屋数量锐减，平均每年只建房25.2万平方米，比“文革”前的一半还要低；旧有房屋严重失修，每年大修房屋面积仅163.9万平方米，只有“文化大革命”前的48％，欠租现象急剧上升，新增欠租4314万元。
70年代以后，市内主要公交路线上行驶的车辆经常人满为患，车辆晚点、脱班成为家常便饭，广大市民深感不便，怨声载道。[23]555
在某种意义上，上海只是当时中国政治型城市状况的一个缩影。与传统农业社会不同，由于城市经济是整个现代国民经济的主体，因而城市、特别是工业中心城市出现的问题，在实质上牵涉着整个国民经济及整个国家的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
到1978年，这种片面强调生产，忽视消费，甚至把消费和生产对立起来看待的做法造成了城市第三产业萎缩和城市经济结构的畸形，影响整个国家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表现在：第一，它抑制了经济发展的后劲，因为重工业多是资金密集型的企业，自身积累能力较差。第二，它抑制了产业结构的进一步升级，阻碍了第三产业和轻工业的发展，而这两个行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很强，技术要求相对较低，有助于解决我国劳动力剩余的问题。第三，它阻碍了城市化发展的步伐，使我国城市化速度长期落后于工业化。第四，过分强调城市是生产基地，建立独立完善的工业体系，从而使城市功能单一，结构趋同。大都是由各类生产企业提供各种商品，再按计划和比例分配给居民，达到自我平衡，自我供给。[3]73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需要成为中国最大的政治需要，恢复经济生产和解放生产力也成为每个城市在新长征路上的第一要务。在这一背景下，发展城市经济或城市的经济功能受到空前的重视。以上海为例，1985年2月8日，《国务院批转关于上海经济发展战略汇报提纲的通知》指出：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上海的发展要走改造、振兴路子，充分发挥中心城市多功能的作用，使上海成为全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开路先锋，力争在本世纪末把上海建设成为开放型、多功能、产业结构合理、科学技术先进、具有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
上海走活第三产业这着棋，更能重新焕发青春和活力，更好地发挥经济中心的作用，运用综合功能为全国经济建设服务。
今后考核上海的经济工作，要把全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贡献作为评定上海工作的主要标准，因此应把上海“国民生产总值”作为首要指标。
[上海]还应成为利用外资、引进外技的主要门户，以及消化吸收后向内地转移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的桥梁；成为全国的商品集散地和最重要的外贸口岸，成为全国最重要的金融市场和经济技术信息中心；成为面向全国培训技术人员、经营管理人员、高级技工的培训中心。[24]
尽管在这个《通知》中提出把“上海建设成……现代化城市”，但就其中强调的“发挥经济中心的作用，运用综合功能为全国经济建设服务”，特别
是“把上海‘国民生产总值’作为首要指标”而言，可以明显见出中央政府对上海经济发展的看重甚至是某种焦虑。正是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大背景下，一种经济型城市化模式在“摸着石头过河”中迅速形成。与政治型城市不同，经济型城市是以GDP为中心、一切服从于发展经济生产力的城市发展模式。其时间可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至2005年建设部“宜居城市”的提出。其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确立、城市经济的改革开放、城市商业与服务功能的全面复兴以及城市建制与城市人口的迅速扩张，构成了经济型城市化进程的基本特征。在改革开放的历程中，经济型城市获得了极大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一是城市经济的迅速发展与城市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使现代城市日益复归于其作为最活跃的经济体的本来面目。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报告指出，2006年我国地级以上城市(不包括市辖县)第一、二、三产业的增加值分别为4582亿元、67088亿元、60601亿元,分别比2002年增长46.5％、110％、110％。2006年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的结构比重为3.5∶50.7∶45.8，与2002年相比，第一产业的比重下降1.4个百分点，第二产业的比重上升1.1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比重上升0.3个百分点。[25]
改革开放时期(1979年以来)，第三产业和高科技产业迅速发展。改革开放以后，城市服务业得以蓬勃发展，饭店、写字楼拔地而起，商业服务面目一新，市场商品供应充足，各种生产资料市场也逐步建立，新兴第三产业如房地产、国际金融、信息咨询迅速发展起来。经过改革开放20年的发展，我国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强。作为城市经济的重要标志，1997年我国第二产业的增加值首次在全国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突破50％。第二产业的壮大为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新时期产业结构的另一个特点就是高新技术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就全球来说，对于城市经济而言，它使城市经济在地区和国际贸易中拥有更强的竞争能力。随着近年来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高新技术产业在城市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将会进一步提高。[3]73
二是城市经济的繁荣发展直接刺激了城市建制与城市人口的增加，使中国的城市化进入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发展时期。在1978年新时期开始时，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仍低于18％。但在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充分发育后，中国目前已有近一半人口完成了从农村向城市的进化过程。
从城市化率的角度看，自1992年以后城市化率年均提高1.9％，为同期世界城市化平均速度的3倍。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从20％到40％的城市化率，英国用了120年时间，美国用了80年时间，而改革开放的中国仅用了22年。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2002年至2006年中国城市化率年均提高1.2个百分点，仍大大高于世界城市化的平均速度。
以小城镇为例，1978年全国小城镇仅为2176座，至2000年则猛增至20312座，表明有近90％的小城镇是在1978年之后出现的，平均每年增加820个以上；以中、大、特大城市为例，从1978年至2003年，全国20万至50万人口的中等城市从59个增加到213个，50万至100万人口的大城市从27个增加到78个，100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从13个增加到49个。……据2006年《中国城市发展问题观察》预测，到2010年，中国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200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将分别达到125个和50个；以作为当今世界城市发展最高形态的城市群为例，目前已纳入中国城市群竞争力排名榜、具有一定规模的城市群已达15个，依次是：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半岛城市群、辽中南城市群、海峡西岸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徐州城市群、武汉城市群、成渝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哈尔滨城市群、关中城市群、长春城市群、合肥城市群。同时也有相关研究报告预测，2030年中国将建成20个城市群。[26]
中国城市在改革开放30年间的高速与持续发展，不仅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向其现代形态的结构转型与本体创新，同时也为中国、亚洲与世界的可持续与更高水平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而不可替代的贡献。但是还要看到，以发展工业经济为主题的经济型城市化模式，不仅从一开始就存在，特别是在当下正暴露出越来越严重的问题。
首先，经济型城市化是一种建立在对能源、资料恶性损耗基础上的畸形经济结构和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
粗放型增长方式的主要特征：一是主要靠铺新摊子、上新项目，忽视对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和升级，搞了不少“小而全、大而全”、低水平重复建设，其结果导致行业能力过剩，形成失调的产业结构和分散的企业组织结构。二是靠资源的多占用、高消耗，不注意降低成本，只追求数量，不注意市场需求，不重视产品的品种质量，其结果使产品缺乏市场竞争能力，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多层次多样化的市场需求，形成落后的产品结构。[27]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GDP翻两番，是以能源消费的翻一番为代价的。而在未来的经济增长中，中国有限的资源与环境已不可能再支持这样消耗巨大的经济增长。在“十一五”规划伊始，中国政府就充分意识到粗放经济发展面临的困境与巨大压力，并及时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一重大战略任务。
从1978年到2004年，中国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9.4％，已成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和第三大贸易国。但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的老路，已经走到尽头。2004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约占全球的4％，但消耗的一次性能源约占全球的12％，淡水占15％，氧化铝占25％，钢材占28％，水泥占50％。……占世界85％的人口正陆续进入工业化阶段，全球性的人口、资源、环境矛盾尖锐，使中国的现代化面临严峻挑战。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中国建立新的发展模式的核心内容之一，中国要从过度依赖资金、自然资源和环境投入，以量的扩张实现增长；转向更多依靠提高劳动者素质和技术进步，以提高效率获取经济增长。[28]
很显然，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支柱及能源与资源消耗大户，中国城市面临的将是比一般农业地区更大的挑战与压力。以深陷“大城市病”的北京为例，水、能源、土地奇缺，交通吃紧，污染加重。干旱加上沙尘暴，让北京常常“灰头土脸”。因而可以说北京是以有限的资源和环境应对着无限的城市扩张需求。[29]以长江三角洲为例，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以占全国1％的土地和6％的人口，创造了20.7％的GDP、23.3％的财税收入、37％的外贸进出口贸易额和34％的累计实际外商直接投资，一直是当代中国经济的增长极和发动机。[20]但其所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和沉重的。有关研究显示，耕地锐减、工业用地“贱卖”、开发区和大学城的盲目扩展、水资源恶化、城市规划急功近利，已成为长三角城市化的五大弊病。以水资源为例——上海市近65％的用水量取自黄浦江水系，其干流水质总体在Ⅳ-Ⅴ类之间，有机污染比较突出。而作为长三角中心的太湖地区，近40年来水质急剧恶化，特别是靠近城市工业地区的水质为劣Ⅴ类，夏季沿湖城镇密集区常有蓝藻爆发，危害苏州、无锡大部分水厂及城乡人民的饮水安全。[30]2007年的无锡太湖蓝藻事件，至今仍可谓记忆犹新。
其次，在经济型城市贪得无厌的扩张中，直接导致了以“国际化大都市”为基本口号的城市“大跃进”。城市不切实际，盲目求新求大，其结果正是芒福德反复提醒人们要警惕的“罗马化”——这一当代城市发展的“坏理念”：“工厂和市场的规模标准很快传播到大都市的每一个其他机构。要有最大的博物馆、最大的大学、最大的医院、最大的百货公司、最大的银行、最大的金融集团和公司，这些都成了大都市的基本要求，而生产最大数量的发明、最大数量的科学论文、最大数量的书籍成了大都市成功的标志，正如匹兹堡(Pitteburgh)和埃森(Essen)生产了最大数量的生铁那样。总之，大都市每一个成功的单位，都无目的地追求自身的无限扩大。在反对古代缺乏和稀少的状况时，大都市经济走向另一个极端，全力追求数量而不注意调节速度、分配数量或吸收消化新奇的东西。有机体、质量和独立自主等，如果没有被各部门忘掉，也已下降到从属的地位。”[10]544有关统计表明，1995年，约有50多座中国城市打出建设“国际化大都市”一类的旗号；1996年，有75个城市提出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战略目标；2004年，这个数字上升到183个。既包括特大城市上海、北京，以及所有的省会城市和直辖市，同时也包括规模次一级的深圳、厦门、大连、珠海、苏州、无锡、青岛、烟台、威海、连云港、南通、汕头、九江等，甚至如三亚、惠州、丹东、珲春、黑河、满洲里等中小城市，也给自己贴上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标签。[31]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在当下甚嚣尘上“罗马化”发展理念，是中国城市普遍出现规模失控、结构失衡与功能失调的根本原因。作为一种扭曲的城市发展观，其问题正如中科院院士陆大道总结的：首先就是速度过快，主要问题出在“土地城镇化”的速度太快。其次，人均建设用地过大，已经达到130多平方米，占用了大量耕地。三是公共设施过于奢侈浪费。四是建设性破坏，对城市面貌和文化古迹带来很大破坏。现有城市建设布局的失序乃至失控，将导致耕地和水资源等重要资源被过度消耗，环境受到严重破坏，这非常不利于中华民族的长远发展。[32]
所谓“过犹不及”，正是在“国际大都市”战略受到各方面严厉批评之后，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转向另一个目标，即以宜居、幸福、生态、可持续等为评价尺度的文化城市。在深层意义上，文化城市与芒福德的人本主义城市化是高度一致的，因而可以说，在经过了60余年的曲折探索之后，中国城市在发展理念上才开始走向“以人为本”，当然，这也可看做是在一个更高的历史水平上向曾实现过城市本质的希腊城市的回归。
3.文化城市(以2005年建设部批评“国际化大都市”、提倡“宜居城市”为标志)
如果说，政治型城市化的问题在于直接导致了城市经济的萎缩与城市人口的下降，那么以GDP为中心的经济型城市化则对城市生活方式和城市文化生态带来了诸多的负面影响。由于这在本质上直接威胁到“美好与有意义生活”的城市本质，因而在很大程度上正在成为影响中国城市健康发展的主要矛盾。以城市生活成本为例，在比较了全球超过370个地点的国际委派工的一揽子消费货品及服务(合计125种，其中包括日常消费的食物如粮油杂物、奶类产品、肉、鱼、新鲜水果、蔬菜，以及满足一般需要的饮品、烟草、衣服、电子货品、汽车、外出用餐等)之后，著名人力资源服务机构ECA发布了一份调查报告。报告显示，在排名前50位的城市当中，亚洲有7个城市入围。其中，中国的北京、上海、香港分列第26、第28和第29位。[33]这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中国大城市的“居之不宜”。经济型城市化在严重污染都市生存环境的同时，也因其越来越严酷的竞争使都市人恶性透支了他们的健康资本。据一项对哈尔滨市各大医院及部分中年人健康状况的调查显示，在该市新兴行业人群中，有60％的人患有失眠、腰酸背痛、记忆力衰退等早期慢性疲劳综合征。最为令人震惊的是，该市每年约有上百人因过度劳累而送命，其中多数是白领阶层。还有报告显示，中国每年因城市大气污染而造成的呼吸系统门诊病例为35万人，其中急诊病例为680万人，仅2004年，中国城市共有近35.8万人死于大气污染。大气污染造成的环境与健康损失，据称已经占中国GDP的7％。[34]这表明经济型城市化对城市环境与资源的破坏已严重到了不能不高度关注的危险境地。都市高昂的生活成本和恶劣的生存环境，使人可以想到当年恩格斯揭示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2009年以来，“逃离北(京)、上(海)、广(州)”的呼声越来越高，也有媒体把在这些城市生活称为“伪幸福”。[35]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中国传统中美丽、富裕的江南城市，在经济型城市化进程中，其居民的幸福感却每况愈下。一份关于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指数的调查指出：“照理说南方环境较有优势、经济比较发达，幸福感应相应较高。但令人意外的是，南方人没有从怡人的气候和发达的经济中体会到更多的幸福，北方人却能在严酷的气候和稍欠优越的生活中自得其乐。其中，华北地区幸福感最强。”[36]这个结果并不奇怪，尽管长三角、珠三角等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发达，但由于这种经济型城市化是建立在对外恶性损坏资源与环境、对内以严重透支生命成本为基础，就如同浮士德为了获取感性享受必须把灵魂抵押给魔鬼一样，因而其最终的感觉必然是“回头试想真无趣”。这对于希望在城市中过幸福生活而拼命工作的当代人，不能不说是一个莫大的反讽。
随着经济型城市化各种后遗症在中国的大量涌现，人们开始了对当代经济城市发展模式的质疑、反省和批判。因为在根本上涉及城市本质和人生价值等问题，因而也可以看做是中国城市在发展到一定阶段、特别是经历了片面追求物质发展这一现实异化之后产生的一种宝贵的精神觉醒。其中，已故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可以说是最早的觉醒者之一。一生致力于“富民”的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末这样表达心声：“美好的生活不仅仅是一个吃饱穿暖的生活。……除了物质的需要，还需要art，也就是艺术……这是高层次的超过一般的物质的生活，也是人类今后前进的方向……”[37]在费孝通先生对美好生活的认识与阐释中，揭示了城市经济功能与其文化本质之间特有的复杂关系。文化与经济是天生的一对“冤家”，并且常常是不和谐的，从中国诗圣杜甫感慨的“甲第纷纷厌粱肉，广文先生饭不足”(《醉时歌》)，到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揭示的“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的不平衡”原理[38]，向人们表明的都是这一点。但就整个历史进程而言，经济型城市对其文化功能的损害却是史无前例的。这与以经济型城市化进程直接相关，以发展在前的西方城市为例：首先，现代城市的主要发展模式可归结为“单兵作战”或“孤军深入”，这虽然在某些方面容易形成优势并在某些年代造就了城市的辉煌，但由于其发展模式固有的“片面的深刻性”直接导致了“单子化的城市”，因而，如同以“他人就是地狱”为生存理念的现代个体一样，对自然资源与环境的恶性损耗及城市之间的恶性竞争与博弈，必然要成为经济型城市化挥之不去的噩梦。当今世界发展在环境与资源上面临的巨大压力与困境，实际上就是由经济型城市化进程一手造成的。二是经济型城市化的结果必然是“经济型城市”，与“政治就是命运”的“政治型城市”相比，尽管它充分解放了社会的生产力和传统个体受压抑的欲望，在人类历史上表现出巨大的进步。但同时也要看到，出于“经济型城市”的本性，不仅其进步主要体现为物质力量的增长，同时，作为物质力量增长的代价则是人性的普遍异化。在有消费社会之称的当代都市中，现代资本家对物质财富不择手段的追逐则演变为都市人对奢侈生活方式的普遍狂热。这在直接损害城市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及城市人精神生态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深度解构了“提供美好生活”的城市本质。在当代中国城市的高速发展中，西方现代城市的这两大主要问题不仅普遍存在，在很多方面还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经济的强烈现实需要，则是其深陷于“经济型城市化”不能自拔的根本原因。
在某种意义上，经济型城市化带来的问题是全球性的，因而，探索与改造其发展模式具有重要的世界价值。经济型城市化在把人类城市家园推向极端危险的深渊边沿的同时，也促使在经济狂热中“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的都市人开始重新审视和思考城市的本质。在这一背景下，芒福德的“艺术文化论”很快成为思想主流并直接渗透到当下的都市化进程中。在芒福德看来，城市是提供美好生活的现实空间，而追求美好生活则是人生的最高理想。城市的本质在于，不仅要使人生活得安全、富裕、健康，同时还要使人感到生活得愉快、自由与有意义。至于如何在表面上已患“不治之症”(如西方一些城市社会学家把城市治理看做是“一场注定要失败的战争”)的大都市中实现美好的生活，芒福德和费孝通可以说是殊途同归。前者提出了“灵妙化”(etherialized)新理念，其主旨有二：一是控制在经济刺激下已过于臃肿庞大的都市规模，二是重建在当代大都市中“丧失的精神实质”[39]；后者则寄希望于在“科技兴国”之后，来一次更伟大的“文艺复兴”。现实的困境与理性的智慧，最终聚集于在经济型城市化进程中被严重边缘化的文化艺术等城市的非实用功能上。同时，近年来一直以两位数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特别是在那些率先发展、经济发达的都市化地区，也为其文化艺术建设积累下较为雄厚的物质基础。以上海为例，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已经发展成为我国人口最稠密、经济最发达、文化最昌盛、人民最富裕的经济核心地区，构成了我国‘外通大洋，内联腹地’两个辐射扇面的战略枢纽点和中国第一、世界第六大城市群”；另一方面，“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经济增长离不开社会文化的协调发展，文化发展的活力将给经济增长和社会全面进步以强大的推动”，“得天独厚的优势表明，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形成以上海为中心的大都市文化圈乃是历史潮流所趋”。[3]这几方面因素结合起来，可以说，推动中国城市化进程从经济型向文化型的转换与创新，不仅主客两方面条件已初步具备，同时也必然要被提到现实议程上来。
正如芒福德所说：“大都市生存中的不利因素，假如在城市扩展中不让它们占优势，并且不让它们在破坏过程中所占的支配地位永久化，那么，它们也许可以为更高的发展提供条件。”[10]568在中国，最先以“宜居城市”为战略目标揭开文化型城市化进程的是首都北京。2005年1月27日，国务院正式批复《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将北京的发展目标明确为“国家首都、国际城市、文化名城、宜居城市”。这是“宜居城市”概念在国内的首次亮相。至2005年7月中旬，在全国城市规划修编工作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要求“把建设宜居城市作为城市规划的重要内容”。在正式纳入城市政策体系之后，“宜居城市”在全国100多个城市中迅速推广开来，成为2005年中国城市发展的十件大事之一。[40]与之相关的理论研究与评价体系也迅速推进，以理论研究为例，如认为“宜居城市”的内涵有二：首先是自然条件，城市有新鲜的空气、洁净的水、安全的空间、充足的生活设施。其次是人文条件，包括城市的人性化、平民化、人情味、文化味、归属感、人是城市的主人，城市是人的家等。[41]以评价体系建设为例，2006年9月，由建设部批准立项、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组织专家编写的《宜居城市科学评价指标体系》初稿完成，将“宜居城市”评价指标体系初步分成6个方面：社会文明度、经济富裕度、环境优美度、资源承载度、生活便宜度和公共安全度。其中每个方面又包括若干子项和指标，如环境优美度中包括生态环境、人文环境、城市景观等3个子项目，而生态环境子项又包括空气质量、城市绿化覆盖率等10个指标[42]，使“宜居城市”建设具有了很大的可操作性。从深层和渊源上看，“宜居城市”正是对人本主义城市社会学关于城市发展理念的直接回应，因为它涉及城市主体心理上的愉快与不愉快及感觉上的和谐不和谐。同时，“宜居城市”的提出与付诸实施，也是中国城市发展模式发生转型——即由“经济城市”转向“文化城市”的象征。当然，它更是在巨大的现实压力下而采取的明智选择，如中国科学院院士邹德慈认为，在产业结构转型、资源能源短缺的严峻形势下，中国已成“惯性”的城市发展模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以人为本，关注人的需要，立足于改善市民大众生活居住的质量，创造适宜居住、适宜创业的城市环境，提高城市的宜居性和产出性，应成为我国城市发展的根本目的。[43]
作为“宜居城市”的进一步与全面展开，2007年春夏之交，新的生长与耕耘季节，上海明确提出建设“文化大都市”，这既是对在“硬件”方面已确定的“四个中心”的重要补充，也是在精神文化、城市文明等“软实力”方面的重大战略目标。[44]如果说“大”和“都”主要是为了与上海的城市规模与身份相匹配，那么这个概念的重要性在于它提出了“文化城市”这一新的城市发展理念。从新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看，在经历了政治型城市化、经济型城市化之后，文化型城市化正在成为中国城市发展的新模式。文化城市是为了解决中国城市在当下面临的困难与危机而提出的。正如饶及人先生指出的：“中国的城市大部分还是在青少年时代，没有找到自己城市的魂。”[9]处于青少年时期的中国城市，尽管存在的问题很多——涉及管理、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但从城市本质在于提供美好生活而言，其核心无疑是发展过快的城市规模或物质躯壳与城市文化传统、城市精神生态的矛盾。它们不仅严重抵消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积累的物质财富，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抽空了可持续发展的主体资源。同时，由于城市问题本身是一个巨型的系统综合症，因而这些矛盾比起改革开放初期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开放中期出现的以“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为特征的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冲突，可以说要更加复杂和难以解决得多。还可以说，它们既是政治型、经济型城市化进程必然带来的发展后遗症，同时也对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而这些问题与矛盾的解决，既在现实中催生出必须以“壮士断臂”的悲壮方式实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战略，同时也在理论上要求必须通过城市化理论创新以获得解决问题的资源与思路。而这两方面的需要最终聚焦于文化城市的理念与发展战略上。
新中国成立以来，主要经历了“政治型城市化”(1949-1978)、“经济型城市化”(1978-2005)两种模式，它们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对中国社会发展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也要看到，作为一种片面的发展也遗留下很多的后遗症。如政治型城市化对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的负面影响，如经济型城市化对环境、资源、主体等方面的恶性损耗。在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时代要求下，文化城市正在进入中国现实实践中，作为粗放的、片面的、低质量的、不符合中国国情与世界潮流的“经济型城市化”的天敌，文化城市不仅对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落实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这也意味着中国城市在发展方式上正面临着结构性的转型与战略性创新的机遇。随着中国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特别是城市文明建设与文化发展的需要，文化城市必然要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更高目标与创新模式。首先，与政治型城市化和经济型城市化相比，以文化艺术为核心功能的文化城市最能体现出人类文明发展的新高度，是兼顾了传统与未来、政治与经济、最适合主体需求和城市本性的科学与全面发展模式。正如单霁翔所说：“城市文化成为城市化加速进程中的核心问题，任何违背人的全面发展的想法、做法，都是与城市追求的终极目的相违背的。”[45]其次，文化城市建设对实现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具有重要的带动作用与示范价值。在经济全球化与世界城市化背景下，文化不仅构成城市经济系统中重要的新生产要素，也是城市社会良性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资源。建设文化城市，既可以文化生产力丰富当代生产力系统，也可利用文化软资源补充经济发展的资源储备。中国的国情：一方面是农业人口巨大、资源相对紧张，另一方面则是文化历史悠久与资源丰富，作为一种以提高发展质量与全面发展为目标的城市化模式，文化城市不仅构成了中国城市发展的重要方向与新思路，也直接决定着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否可以实现。此外，需要补充的是，建设文化城市并不排斥城市的政治与经济功能，而是以文化发展为主题对城市的诸要素的科学配制与优化，最终推动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因而可以说是具有普世价值与示范意义的城市发展模式。
四、中国文化城市建设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自2005年以来，继“国际化大都市”之后，文化城市开始成为众多城市的战略发展目标，其中既有北京、上海、天津、广州、西安等大城市，也有大连、苏州、深圳、洛阳等中等城市，还有如潮州、淄博、扬州、吐鲁番、运城、泗阳县等小城市。除去一些跟风、浮躁、投机等表层因素外，更重要的深层原因可归结为三方面：一是由于地理空间、自然资源的空前紧张，使目前作为主流的经济型城市陷入巨大的发展困境之中，逼迫它们必须通过寻找新的资源、探索新的发展模式以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二是在知识经济时代中，除了依靠高新科技研发的新能源、新材料之外，一直被看做“只消费不生产”的精神文化摇身一变为财富神话的创造者，并为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可观的“软资源”与文化生产力要素；三是由于“城市问题”、“文明病”在迅速的城市化进程中不断升级，使都市社会的生活环境与精神生态日趋恶化，尽管问题主要是经济社会发展失衡的后果，但在逻辑上却只能通过建设城市精神文明来解决，这是城市文化越来越受到重视，直至出现“文化城市”理念与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原因。
对于中国而言，一方面是有限的环境与资源无法支撑正在走的“经济型城市化”道路，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已成为悬在当代中华民族头上的摩科利斯之剑；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拥有悠久历史传统的文明古国，其丰厚的文化资源为发展文化生产力提供了“地大物博”的生产对象，这两方面的现实因素与景况结合起来，使文化城市必然要成为中国当代城市发展的重要思路与战略抉择。如果说，这一城市发展理念是正确与明智的，那么，真正的问题无疑在于如何使之成为现实。在某种意义上，观念意识与理论研究的不同步、不到位甚至是错误的判断与导向，是当下文化城市建设中普遍存在的问题，要想在未来的城市文化实践中变被动为主动，超越以“跟风、浮躁、投机”为主要内涵的“粗放形态”，有必要对中国文化城市进行科学的研究与全面的考量，对文化城市的具体内涵、基本要素、基本指标及测评体系等进行科学的论证与建构，为文化城市的科学规划、良性建设与科学发展提供理论基础与战略模式。就当下中国文化城市的建设现状，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主要有三方面。
一是缺乏对文化城市的基础理论研究，以至于像什么是“文化城市”都不清楚的情况下就匆匆上马各种发展与建设规划，这与当代城市建设中的“先建设，后规划”或“无规划地建设”家族是类似的，其结果不仅无助于文化城市建设，往往还会引发更多的城市社会与文化发展问题。基础研究尽管不直接参与文化产业化与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但由于只有它才能为文化城市建设提供正确的“生产观念”与系统性的“战略目标”，所以在任何实践之前都是绝对不可忽视的。按照《现代地理学辞典》，文化城市本是指：“以宗教、艺术、科学、教育、文物古迹等文化机制为主要职能的城市。”但在知识经济时代来临以及都市社会生态不断恶化的当下，这个定义已远不能表现出文化城市与时俱进的内涵与意义。这是我们需要从事文化城市基础理论创新研究的根本原因。文化城市的基础研究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首先是文化城市的界定问题。文化城市本质上是一种不同于“政治城市”、“经济城市”的新的城市发展模式。文化城市在更高层次上阐释了城市文明与社会的本质，使之超越了城市原始的防卫、商业等实用功能，突破了古代以“政治”为中心、现代以“经济”为中心的城市发展模式，其核心是一种以文化资源为客观生产对象、以审美机能为主体劳动条件、以文化创意、艺术设计、景观创造等为中介与过程、以适合人的审美生存与全面发展的社会空间为目标的城市理念与形态。其次是对西方文化城市理论与应用的总结与创新。在人本主义城市社会学关于城市本质的论述中，尽管不是很全面，但也相当深刻地形成了“文化城市”的理论胚胎。正是接着芒福德为我们进一步提出了“文化城市”理论。一方面，在都市化进程中，文化资源不仅构成城市经济系统中重要的新生产要素，同时文化生产力也成为城市社会良性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另一方面，文化代表着城市文明发展的更高水平与理想目标，是以人为本、城市和谐与全面发展的更高体现，同时也有望解决现代都市社会中日益严重的主体异化与精神生态问题。因而可以说，文化城市在更高层次上阐释了城市的本质与发展的模式。其现实意义在于，一方面，为当代世界的城市建设与可持续发展提供先进的理论体系，有助于人类改变其以经济为主要目标的城市发展模式，从而真正提升城市发展的质量。另一方面，在当代文化研究中盛行的审美主义、人文主义等，特别是他们对城市进行的种种批评与抗议，也只有纳入到这个范围，才能避免沦为“鲁莽化的道德批判”，并获得更加积极的现代性价值。再次，西方城市化进程已进行了两百多年，可以为中国的城市化和文化城市建设提供有益的经验。特别是西方城市在保护城市空间、传承城市文化、发展文化产业等方面，对于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国文化城市建设具有重要的示范性意义，是中国城市实现自身跨越式发展的一面镜子。
二是缺乏科学可行的应用研究。一方面，由于城市化进程对环境与资源的过度损耗已超出了当代城市的承受力；另一方面，由于以文化产业为代表的新型都市经济方式蕴藏的巨大商机与带来的实际利润，使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重视其文化资源的保护、开发与利用，这是“文化城市”取代了“国际化大都市”，成为人们竞相追捧的战略目标的现实原因。但由于对文化城市的具体要素、基本框架、发展指标、不同模式等重要问题缺乏研究，使它们不是停留在官场口号或媒体话语游戏层面，就是在实践中盲目地蛮干，这不仅无助于文化城市的建设与城市各项文化事业的科学发展，相反还对城市文化资源等造成了新的破坏。如城市文化建设中的“以大为荣”。以2007年为例，如郑州耗资3亿元建21千米长的祖龙，如河南永城耗资3000万元建刘邦塑像，这些严重破坏环境、恶性损耗资源的“标志性工程”，不仅不能发挥文化生产力、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相反，由于它严重削弱了本就相对不足的地方经济资源，还会对城市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更多的后遗症。如何在文化城市理念指导下，为具体的建设提供一个可行的操作系统，是应用研究要解决的主要问题。这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有必要研发一个科学合理、适合中国城市的文化城市指数系统，用来明确界定文化城市的内涵与层次、推动城市文化的管理创新，规范政府的管理行为以及评价职能部门的管理绩效。具体说来，文化城市的一级指数主要包括五方面：(1)延续性指数。从时间上看，文化城市应具有悠久或绵延一定时段的文化传统。(2)多样性指数。从空间上看，文化城市应具有丰富的物质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3)文化资本指数。文化城市应具有良好的城市形象与国际知名度。(4)文化产业指数。文化产业是文化城市重要的经济生产要素，是文化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物质条件，文化生产力发达是它与经济城市最本质的区别之一。(5)环境友好指数。这是就城市的“宜居性”而言的，体现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良好循环机制，可以保证城市社会的和谐与全面发展。当然，这五项是最主要的，其下还可包括二级指数、三级指数若干项，它们可细化到城市文化管理、建设、评估各层面。(二)文化城市指数框架体系的运用。参照西方文化城市系数，在科学研究与实际调查的基础上，设置各指数的基准值及相应的权重系统等，建构一个计算公式或动态模型，使文化城市建设可获得量化结果。它既可以运用于一个城市的管理与评估，也可比较不同城市之间的发展水平。特别是对一些处在发展转折点上的城市，应用研究提供的综合性的框架体系，对于落实文化城市的科学发展、提高城市文化的国际综合竞争力、建设和谐城市社会，具有指导原则、战略体系与目标管理等多重意义。同时，选择一定的样本和试点，通过典型例证积累经验和理论，最终结果是使文化城市指标体系具有国家行业标准的意义，为中国文化城市的良性发育与科学发展提供一个重要的参考系。
三是对文化城市建设的必然性与重要性的认识不足。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对文化资源巨大的产业价值毫不理会。以2006年为例，中国文化产业实现增加值5123亿元，比上年增长17.1％，高出同期CDP增长速度6.4个百分点，高出同期第三产业增长速度6.8个百分点。快速发展的中国文化产业，有望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二)对城市文化资源的破坏与毁灭仍时有发生。如由于对传统文化资源的粗放型利用导致的开发错位问题，使沈从文笔下美丽的凤凰古城已经从“边城”扭曲为一个巨大的“游乐场’”。[46]而城市建设对传统文化资源的毁灭性破坏则更是惊人地可怕，如古都南京最近发生的近10座六朝古墓一夜间被推土机夷平事件。[47]由于对文化城市建设的必要性与重要性认识不足，即使是同一个城市，也经常出现首鼠两端、自相矛盾的行为。以沈阳为例，一方面，以现代工业文化遗产与记忆的开发与保护为主旨，沈阳在已搬迁的214户老厂区的旧址修复、重建了沈阳铸造博物馆、工人村生活馆、铁西人物馆和东方美术馆等，其中铸造博物馆展出了2000多种设备和铸件，工人村生活馆复原了13户典型的工人家庭景观，铁西人物馆则收录了百余件名人作品手稿和图片，使沈阳这座新中国重要的工业城市保留了自己独特的记忆和文化。[48]另一方面，却是五里河体育场、“大馆”、酒吧一条街的被拆除。在沈阳市标志性建筑“大馆”被拆除以后，一位作者曾痛心地写道：“这条主要干道上的建筑物，如同城市的胸腔，被掏空了，被大拆了。那么记忆呢？感觉呢？文脉呢？而掏空后，还不知会再建成什么样的楼房来充填。肯定是要变的，正如这条街上正在大张旗鼓搞的什么‘金廊银带工程’。媒体上正在连篇累牍地宣传这个亮化工程如何造福沈阳，如何让沈阳人走出家门观看这种亮化工程。这可真是一条亮光闪闪的项链，套在了城市的颈项。项链确实闪光，确实耀眼，确实漂亮，也确实可以说像香港一样。然而，沈阳不是香港。沈阳也没有必要在城市建筑中学什么香港——如果真学成了香港，那将不再是沈阳了。假如真的这种金银粉饰太浓，还会让人感受到东北汉子的真性情吗？岂不也像香港人那样和风细雨不温不火地说话，一副软语鸟鸣的样子！沈阳人的粗犷豪放性情哪里去了？沈阳城的历史文化积淀哪里去了？沈阳可能不再是沈阳，沈阳成了另一个城市。”[49]在城市发展中的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每一个当代城市，如何使之纳入科学发展的正确道路，为中国的城市留下属于自身的历史景观与文化记忆，是一个迫在眉睫、已不容有任何忽视与漠视的重大现实问题。
晚唐诗人韦庄曾写道：“何代何王不战争，尽从离乱见清平。”(《悯耕者》)在古代如此，在当代也是如此。如果说两者有什么不同，那只是“战争”与“离乱”的形式有所区别而已。还可以说，当代的“战争”与“离乱”在形态上更加复杂，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文化心理乃至审美趣味各方面。而城市、特别是大都市与城市群正在成为当代“战争”与“离乱”的主要空间。太平世界遥遥无期，发展前景充满不确定性，没有前车可鉴，在这样的紧要关头，几乎全球每个国家都意识到只有通过创新才能实现突围。创新是当今世界发展的潮流，城市作为当今世界的主导机制，理所当然应成为排头兵。对于压力重重的中国当代城市，以不变应万变的原则也是创新。从历史考察上看，城市社会是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在经历了政治型城市、经济型城市两个阶段之后，文化城市正在成为中国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选择。从逻辑分析上看，文化城市以其对“政治型城市化”、“经济型城市化”的超越与疗救，无疑构成了中国城市化进程最重要的创新型战略框架。对于城市的更新与可持续发展，实际上并没有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而城市发展观念的改变，特别是文化城市理念与模式的出现，无疑有助于中国当代城市的健康、全面与可持续发展。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城市的最大问题是创新能力不足，因而，我们需要有长期艰苦奋斗的物质与精神准备。一切都因为，有创新能力的文化城市才可能是真正战无不胜的。
注释：
①今译为：“等到由若干村坊组合而为‘城市’(城邦)，社会就进化至高级而完备的境界，在这种社会团体以内，人类的生活可以获得完全的自给自足；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城邦的长成出于人类‘生活’的发展，而其实际的存在却是为了‘优良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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