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先哲对科学的多维透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多维论文,先哲论文,透视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五四时期国人对科学的认识水平相当悬殊。一方面，有些人乃至饱学之士对科学本身的了解是相当无知或肤浅的，“知科学为何物者，尚如凤毛麟角”。他们或视科学为奇制实业，或视科学为戏法和文章上的一个特别题目。就是略知一二的承学之士，也把科学看得太低了、太粗了、太呆子、太窄了、太势利了、太俗了。连大名鼎鼎的玄学派代表人物张君励，也误以为科学是机械的、物质的、向外的、形而下的。
与此相对照的是，五四先哲（我在这里意指五四时期先知先觉的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在西方接受教育且具有广阔视野的科学家和文化人（以中国科学社的先贤和科玄论战中科学派的代表人物为中坚），对科学的多维透视却达到相当高的水准和深度，直令今日之学人汗颜不已。这些洞见主要有以下数项。
一、对科学的内涵、外延和特质的认知
五四先哲尝试给科学下一个比较确切的定义，以区别于其他学问、知识和技艺。陈独秀写道：“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梁启超从广义上解释，把“有系统之真知识，叫做科学”。秉志认为，科学“无非将常识而条理之，俾有系统，更由有系统之常识，造其精深，成为专门之知识而已。”
任鸿隽在揭示科学的内涵和特质时表明，科学是自近代以降兴起的“事实之学”和“实验之学”，遂发展为“有条理之学术”。他强调，科学是学问不是技艺，科学的本质是事实不是文字，从而科学是知识而有统系之大名，科学家是讲事实学问以发明未知之理的人。杨诠认为：科学之职务在类分事实，明其关系与比较的重轻；科学的功用，则在能以简确的律例（定律）而驭无涯之经验；科学之目的，在求事物之统系，以简明之律例表其变化。
关于科学的外延和范围，任鸿隽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科学指自然科学，大体对应于英文词science， 广义的科学指一切有组织的知识， 即科学方法所应用的一切人事、 社会之学， 大体相当于德文词Wissenchaft。王星拱、胡明复也是这样看问题的。 后者借用英国哲人科学家皮尔逊的观点，如下发挥道：“顾科学之范围大矣，若质、若能、若生命；若性；若心理、若社会、若政治、若历史，举凡一切事变，孰非科学应及之范围？虽谓之尽宇宙可也。”
不过，五四先哲在讨论科学的功能、价值、精神、方法和文化意蕴时，主要还是针对自然科学而言的——也许出于有意，也许出于无意。
二、对科学的社会功能的全面审视：强调其精神价值
五四先哲对科学的社会功能的审视是全方位的，他们不仅看到科学的物质价值（请读者注意：这种价值并非科学所固有，而是通过其衍生物即技术为中介而导致的），尤其是强调了不甚明显的、易于被人轻视或忽视的科学的精神价值。
任鸿隽论述了科学功能的各个方面。他说，科学施于实用，则为近代工商业之发明；及于行事，则为晚近社会改革之原动；影响于人心，则思想为之易其趋；变化乎物质，则生命为之异其趣。“胡谓科学为近世西方文化之本源，非过语也”。因为科学出现之后，学术上添了许多新科目，社会上添了许多新事业，“世界上人的思想、习惯、行为、动作，皆起了一个大革命，生了一个大进步”。陈独秀也同样指出：“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他还特别看重科学革除无知、破除迷信的精神价值。
五四先哲清醒地认识到，过分注重科学的应用有失偏颇，乃至造成某种恶果，因此他们十分强调科学的精神层面的价值和意义。黄昌穀以德国为例说明，过分注重科学的应用，其流弊遂至于专尚功利，走到极顶则“质胜文则野”。杨诠认为，科学的应用为枝节，而根株则在理论；使今日束理论于高阁，不特科学无进步之望，后人欲求新发明新应用亦不可得矣。胡明复指出：科学不以实用为始为终，在“求真”而已；真理既明，实用自随，此自然之势；夫科学之最初，莫不始于至微且无关紧要，而其结果则往往为科学界立新纪元，于社会上造一新思潮、新文化。苟令研究者孳孳以实用为主，诚恐其终无所获也。任鸿隽点明：“应用者，科学偶然之结果，而非科学当然之目的”；“故科学者，理智上之事，物质以外之事也。专以应用言科学，小科学矣。”五四先哲就这样以科学的内在结果和研究逻辑的视角着眼，指出不必过分看重科学的实用价值，隐含了科学是“好奇取向”而非“任务取向”的现代观点。
三、对科学精神的深入剖析
五四先哲在揭示和弘扬科学精神方面可谓着眼高远，殚精竭虑。他们把科学精神视为科学之根本和精髓，发表了诸多专门论述科学精神的文章，认为“科学精神之不存，则无科学又不待言矣。”
任鸿隽一言以蔽之：“科学精神者何？求真理是已”。即科学“以事实为基，以试验为稽，以推用为表，以证验为决，而无所容心于已成之教、前人之言”。在他看来，这种“高尚纯洁”的科学精神见于研究与致知之间，一是“崇实”（根据事实），二是“贵确”（分析定量）。黄昌穀认为，科学精神有两项特性：一是须根据事实以求真理，不取虚设玄想为论据，不放言高论为美谈；二是认定求知求用的宗旨，力行无倦。秉志提出，科学精神有五。一曰公：公开结果，大公无私。二曰忠：忠挚忠诚，不存虚伪。三曰信：惟求真理，是非分明。四曰勤：勤苦努力，穷年矻矻。五曰久：锲而不舍，终身不懈。
胡明复等人还持有这样的观点：科学之精神即科学方法之精神，精神为方法之髓，而方法则精神之郛也，科学之方法与精神二为一谈。胡明复说：“科学方法之唯一精神，曰‘求真’”；“故习科学而通其精义者，仅知有真理而不肯苟从，非真则不信焉。此种精神，直接影响于人类之思想者，曰排除迷信与妄从”。梁启超也认为：“可以教人求得有系统之真知识的方法，叫科学精神”。
五四先哲关于科学精神的讨论和见解，直接受到批判学派代表人物马赫、彭加勒、皮尔逊的影响，尤其是皮尔逊的科学哲学名著《科学的规范》（1892），对中国科学界和思想界的影响甚大。皮尔逊在该书中提出了科学精神（spirit of science,scientific spirit ）或科学的心智框架（scientific frame of mind）的概念，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与科学精神相对照，中国学术和学界的拙陋立现。任鸿隽从三个方面揭露神州学风与科学精神背道而驰：一好虚诞而忽近理，二重文章轻实学，三笃旧说而贱特思。梁启超坦言，中国学术界因缺乏科学精神，所以生出如下病症：笼统，武断，虚伪，因袭，散失。他认为欲救这病，除提倡科学精神，无第二剂良药。
五四先哲清醒地认识到，“科学救国”之根本在于用科学精神救国。胡明复有言：若夫科学之可以富国强兵，则民智民德发育以后之自然结果，不求而自得者也；而惟真理是从的科学精神，最适于教养国民之资格，此科学精神之直接影响于社会国家之安宁与稳固者也。秉志认为：倘人人皆有科学精神，其国家必日臻强盛，其民族必特被光荣焉；而缺乏科学精神，其国家必日见剥削，其种族必不免于沦亡；“救国家者，必以提倡科学精神为先务”。
四、对科学方法的重视与探究
五四先哲特别关注科学方法的重要性。胡明复表明，科学之所以在事理之繁、变端之奇、种类之多、性质之异的困难面前取其同异，通其变化，溯其通则，全在科学方法，这是科学之所以为科学之特性。他引用了皮尔逊的名言：“整个科学的统一仅在于它的方法，不在于它的材料。”
关于科学方法的内容，黄昌穀认为，科学的致知方法从F ·培根主张研究自然现象须行观察与试验二法推求真理以后，遂渐成现在所谓的归纳法，与之相对的是演绎法。前者能发明古人所未梦有的新知，后者能推广古人不完全的旧知。杨诠这样回答何为科学方法：征集事变类分之，简析之，律之以假设，证之以实验，假设与实验符合，则律例（定律）成立；科学知识可变，而方法不可变。任鸿隽则从搜集事实、分析、归纳、假设等方面详论了科学方法，并把归纳逻辑和演绎逻辑的特点、长短加以对照。
胡明复指出：科学之方法，乃兼归纳与演绎二者；先作观测；微有所得，乃设想一理以推演之；然后复作实验，以试其合否；不合则重创一新理，合而不精切则修补之，然后更试一实验，再演绎之，如此往返于归纳演绎之间。丁文江则表示，科学的方法，是辨别事实的真伪，把事实取出来详细分类，然后求它们的秩序，想一句最简单明了的话来概括它。
在五四时期，也有所谓的“科学万能”或“科学方法万能”论，今人把这作为科学主义的罪状之一大加鞭挞。其实，该论点的代表人物丁文江是这样讲的：“所以科学的万能，科学的普遍，科学的贯通，不在它的材料，在它的方法”；“在知识界内，科学方法是万能”。丁文江的这些观点是对皮尔逊思想的过度引申和发挥。不过，丁文江的“科学万能”实则是指“科学方法万能”，而且他在后者之前加有限定语“在知识界内”。况且，丁文江所说的“知识”又是“科学知识”，更何况他认为科学知识本身也不是牢固不拔的、一成不变的、有定论的。因此，今人望文生义，想当然地对丁文江等的科学主义的批判多属无的放矢。更不必说反科学主义在学理上是站不住脚的，在实践中是有失偏颇的（参见李醒民：“反科学主义思潮评析”，《哲学动态》，1990年第11期）。
五、对科学的文化意蕴和文化影响的探索
五四先哲明确认识到科学是一种文化，是近世西方文化的本源和代表。任鸿隽从文化是人类生活的样子和态度的定义出发，指出近世文化是科学的，即近代人的生活，无论是思想、行动、社会组织，都含有一个科学在内。这是近世文化的特采，也是科学的最大贡献与价值。
在科学与人生观的关系上，最能显示科学的文化意蕴和文化影响了。早在科玄论战（1923）之前，五四先哲对此就发表过有启发性的见解。杨诠认为，宗教的、艺术的、竞争的、实利的人生观均有弊病，应以科学的人生观补救；科学的人生观即是客观的、慈祥的、勤劳的、审慎的人生观。杨诠认为科学的人生观与科学精神相通，它有三大特色：颇具德谟克拉西（民主）精神，实事求是，甘于淡泊。任鸿隽也坚持，无科学知识者，必不足解决人生问题。“文学主情，科学主理，情至而理不足则有之，理至而情失其正则吾未见之。”
在科玄论战中，丁文江力主科学与人生观不能分家。王星拱指明：科学凭藉因果和齐一二原理，人生问题也逃不出这两个原理之金刚圈；科学为智慧发达之最高点，智慧之维持生活与改良生活，总要比本能高千万倍。胡适宣布了他的科学的人生观或自然主义的人生观的十大基旨，强调其中“未尝没有美，未尝没有诗意，未尝没有道德的责任，未尝没有充分运用‘创造的智慧’的机会”。任鸿隽也指出，科学不但借助物质文明间接地把人生观改变，科学自身也可直接发生各种伟大高尚的人生观。
还有一些作者涉及到科学与教育、宗教和伦理的关系，从中也能窥见科学文化的意义和功能。尤其是，唐钺在《科学与德行》中对科学与道德的关系作了十分精彩的论述，从七个方面阐述了“科学之有裨于进德”。
六、对反科学思潮的辩驳
针对梁启超《欧游心影录》发表后高涨起来的反科学思潮，五四先哲的态度粲然可见。秉志明确表示，今日世界人类，未有不恃科学以图生存者；其有反科学者，毕不能存于天壤之间。诸多人士强调，反科学根本不适合中国国情。杨诠坦言：吾国科学尚无其物，物质文明更梦所未及，居今而言科学之弊与物质文明之流毒，诚太早矣。胡适则明示：中国此时还不曾想着科学的赐福，更谈不到科学带来的“灾难”，我们哪里配排斥科学？
当时，有人把欧战的责任归咎于科学，并鼓吹“科学破产”。对此，丁文江针锋相对地指出，欧洲文化纵然是破产（目前并无此事），科学绝对不负这责任，因为破产的大原因是国际战争，对战争应负责任的是不科学的政治家和教育家。陈独秀则从唯物史观出发，认为欧战是资本家争夺世界市场的战争，它既不是玄学家、教育家和政治家能制造出来的，更不是科学和科学家的罪尤。梁启超则一言中的：社会流弊和科学本身无干。
五四先哲还从学理上驳斥了国外的反科学思潮。例如，杨诠据理反驳托尔斯泰的“玩物丧志”和“为人作嫁”之谬说，批判尼采“科学造成客观之人和无己之人”的偏激之论。杨诠还专撰一文，逐一驳斥托尔斯泰不满科学的四个观点（科学不能解释生命之意旨，科学不以人类幸福为目的，科学与迷信相伯仲，科学既为职业则不得谓为裨益人类）。任鸿隽和唐钺还分别批评了科学损美说和科学败德说。
由于五四先哲能与当时西方先进的科学思潮“接轨”，尤其是从世纪之交科学哲学和科学观的高峰（批判学派）那里汲取了思想营养，因而他们的见解在当时是相当“现代化”的。反观今日之域中，科学在某些人眼中仅仅是生产力（诚然，作为科学衍生物的技术通过诸多中间环节可以转化为生产力，创造出金钱和财富，而科学自身宁可说是观念层次而非器物层次的智力结晶和智慧酵素），在平民百姓心内是财神爷；而作为一种文化和智慧的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和科学的精神气质（ethos）却被有些人置之脑后，从而消解了科学的本真， 泯灭了科学精神（参见作者的文集《科学的精神与价值》，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面对思想的倒退和历史的中断，国人怎能不感到悲哀，学人怎能不感到耻辱。“五四”80年后的今天，面对如此局面，我们不能不感慨万千，同时又不能不心急如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