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万历朝经筵制度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明万历论文,制度论文,朝经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07)02-0122-07
经筵制度早在汉代就已经发轫，至宋代已初具规模，元朝中叶，经筵之制大备。明承元制，明太祖朱元璋出生贫苦，幼年失学；后入伍为兵。当其成为红巾军大帅，且有儒生辅佐之时，深知谋略的重要，便更加意识到文化知识的重要性。因此，在明朝建立之后，朱元璋就承袭了中国传统的经筵制度。这可视为是明代经筵制度的滥觞。朱元璋曾命学士宋濂在大本堂向皇太子、诸王讲授儒家经典，他自己也时常听取名儒讲授经史。明朝开国之初虽也举行经筵，但还未形成一种正式的、规范化的制度，所以举行经筵多无定日，亦无定所。直至英宗即位，才为经筵的制度化提供了契机。明英宗朱祁镇七岁登基，为避免大权旁落，由“三杨”辅政。正统元年(1436)二月，杨士奇等人请开经筵，得到太皇太后的同意，“命太师英国公张辅知经筵事”，三杨“同知经筵事”，共同主持小皇帝的讲读。日讲由翰林院讲读四人入直，会讲定在每月逢二日举行，以后被各朝遵为定制。据《明会典》卷50，礼部条记载，“国初经筵无定日，或令文学侍从之臣讲说，亦无定所，正统初始著为仪，累朝因之”。虽然正统年间经筵已成制度，但是在明代史料上关于经筵制度记载比较全面的还是在万历朝时期。
穆宗死后，年仅十岁的皇太子朱翊钧即皇帝位。由于不能亲理朝政，所以在当时权力的过渡上起主要作用的是神宗生母李太后。但皇太后直接干预朝政有违祖制；在明代历史上垂帘听政亦无先例，因此，将权力交给一个可靠的人是至关重要的。李太后能于复杂的政治形势中作出决断，在神宗即位后仅6天，便罢黜高拱，换上张居正任内阁首辅，完成了权力的转移，在张居正当政期间，两宫皇太后和当时的小皇帝给了他极大的权力和荣誉，而张居正也赢得了他们的充分信任。张居正还请李太后暂居乾清宫，抚视皇帝起居。慈圣皇太后为配合张居正的调教，在宫中对神宗更是严加教训，“常常守着看管”，“使非礼之言不得一闻于耳，邪蝶之事不敢一陈于前”，“帝或不读书，即召使长跪”，或有过错，也“召帝长跪，数其过，帝涕泣请改乃止”。神宗对张居正内心极为忌惮，慈圣皇太后动辄谴责神宗：“使张先生闻，奈何！”[1] 卷114《后妃传》这样就形成了万历初年在特定情况之下，统治者采取的一种“宫府一体”的特殊权力运作机制。在这样一种机制之下，首辅兼帝师的张居正的一切施政行为及对小皇帝的约束几乎都得到了太后的首肯和支持，由于张居正身为内阁首辅兼帝师的特殊地位，这就为万历朝经筵与日讲制度的严格执行提供了有力保障，亦使有明一代经筵制度进入了全盛时期。
神宗朱翊钧出阁就学不久即登上了皇位。虽然身为皇帝，但讲学仍不能停辍。为谨遵先皇遗言，“进学修德”、“用贤使能”，顾命大臣张居正更是用心督促。
隆庆六年(1572)六月，张居正向神宗上疏，建言秋凉之际开始皇帝的日讲。张居正认为，帝王虽具神圣之资，仍须以务学为急，而辅弼大臣的第一要务，便是培养君德，倡导圣学。希望定于八月中旬择日，于文华殿先行日讲，至于经筵会讲俟明年春天再举行。
有明一代万历朝是经筵日讲制度贯彻实施得最好的时期。万历初年，张居正亲自过问小皇帝的经筵与日讲。他为万历皇帝安排了视朝和讲读的日程表，每月之中凡逢初三、初六、初九、十三、十六、十九、二十三、二十六、二十九日，皇帝临朝，其余时间则到文华殿讲读。凡皇帝临朝之日即不举行讲读。同样，讲读之日即不视朝。皇帝在一月之内，仅九天为视朝之日，而讲读时间则多达二十一天。而且，除严寒酷暑，皇帝皆不得无故停止讲读。可见，此时经筵日讲制度执行之严。
对张居正的安排，神宗御批：“今后除大礼大节，开朔望升殿，及遇有大事不时宣召大臣咨问外，每月定以三六九日御门听政，余日俱免朝参，只御文华殿讲读。”[2] 卷2《请酌定朝讲日期疏》
日讲稍稍有别于经筵。日讲是在文华殿举行，只有讲官和内阁学士侍班，其仪式也逊于经筵：经筵有二案，一在御前，一在讲官前，俱有讲章。而日讲则只有一御案，以经书置案上，讲官指书口讲，无讲章。但日讲的内容要比经筵丰富得多，除了《四书》、《五经》外，尚有《通鉴节要》、《贞观政要》、《大学衍义》、《皇明祖训》、《祖训条章》等。而且日讲的程序紧凑而系统。例如，隆庆六年八月十三日张居正呈递了《拟日讲仪注疏》，对经筵制度的完备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最终将经筵制度在万历朝初期以一种很规范化的形式确定了下来。并由此督促神宗皇帝进行经筵学习。
万历元年(1573)正月初五日，神宗传谕内阁：“初七日开日讲”。正月初十日，张居正遵照祖宗成宪，上疏请开经筵。
正月十六日，神宗宣布定于二月初二日举行经筵。万历元年五月初二日，神宗下旨：“经筵，春讲，二月初二日起，至五月初二日免；秋讲，八月十二日起，至十月初二日免。永为定例，不必一一提请。”[3] 卷13，万历元年五月辛巳万历元年二月初二日，神宗如期开经筵。
有明一代，经筵有固定日期，而日讲则不拘日期，一切礼仪视经筵也简单得多，事实上，经筵与日讲，两者从形式到内容俱有区别，前者只是明朝帝王“缉熙圣学”的一种仪式，真正供皇帝学习经史知识的课堂是日讲。明代皇帝常借口身体不适，宣布暂停。神宗则不然，他对经筵制度的履行是及其认真的。年幼的小皇帝虽然面对的是深奥难懂而又枯燥乏味的四书五经，但是每次居然都全神贯注，心无二用。譬如，有一日视朝完毕，神宗来到文华殿，对张居正说：“昨日经筵讲《大学》的讲官，差了一字，朕欲面正之，恐惧惭。”[4] “万历元年二月三日甲申”通过经筵和日讲，显然已经使得朱翊钧逐渐明白了读书的好处。所以万历二年十月二十二日，当他赴文华殿讲读完毕，便对辅臣说：“今宫中宫女、内官，俱令读书。”[3] 卷30，“万历二年十月癸亥”
但是，好景不长，这种良好的状态大约也只是维持了十年左右。在张居正死后，神宗亲操政柄，并在彻底清除张居正和冯保势力之后，情况就有了极大的改变。
万历皇帝因为贪恋酒色，身体状况日渐衰退。到万历十四年九月十六日以后，神宗因病连日免朝。到了万历十五年二月，神宗干脆传谕内阁：暂免经筵。当时，沈德符也曾感叹道：“今朝讲久不举行。此典希绝矣。”[5] 补遗卷1，《文华殿》至于“万历末年，帝怠于政事，章奏一概不省”。[6] 卷35“明言路习气先后不同”就连视朝理政也能免则免，更不用说御经筵了。至此，经筵之制几乎形同虚设，直至最终被明令废止。
经筵发展到明代万历年间，作为一种规范化的制度，它本身具有一套特定的仪式及经筵官员的选拔制度。下面分别作一论述：
1.经筵制度的仪式
作为帝王“缉熙圣学”的盛典，经筵有一套繁琐的仪式。特别是新皇帝嗣位后首次开经筵及每季之初开讲日，更是礼仪隆重，为天下观瞻。经筵地点设在文华殿。
关于经筵制度举行的仪式，《明史》卷55《礼志》及陆深所撰的《经筵词》中有较为翔实的记载：
经筵仪式通常由鸿胪官来主持，当赞礼官宣布进讲开始，二名讲官分别从东、西班走出来，到讲案前，朝北站立，接着是讲官向天子叩头，叩头毕。展书官上前把所讲之书展开。东班讲官首先报告今天所讲授《四书》中的某一部分内容，西班讲官接着报告所讲授经史中某一部分内容。开讲的顺序是先讲四书，后讲经史，这是明代祖制所规定的。经筵官员们身着大红袍，分东西两边站立，而展书官以下官员则穿青绿锦绣官服。东西两边，还站着御史，给事中及侍仪官各三人。他们的职掌是观察经筵礼仪。讲读结束后，鸿胪官出列跪在中央，赞礼完毕后，东西两班官员皆转身朝北，聆听皇帝的天语纶音。皇帝曰：“官人每吃酒饭”，于是全体官员皆下跪接旨谢恩。这时，光禄寺已在奉天门之东庑设下酒宴，以款待参加经筵的全体官员。
隆庆元年(1567)定制，经筵前两日讲章进呈御览，前一日告奉先殿，开讲日皇帝先到文华殿左室展礼先圣先师，用羹酒果脯帛设祭，然后再御经筵听讲。所祭有皇师伏羲氏、神农氏、轩辕氏，帝师陶唐氏、有虞氏，王师夏禹王、商汤王、周文王、周武王，九帝面南；东为先圣周公，面西；西为先师孔子，面东。后来在文华殿东特辟传心殿祭孔子等人。
实际上，经筵制度蕴涵着政治意义，它也是皇权的象征。所以我们所见的并不单纯是皇家讲学的排场和繁文缛礼，更重要的是用此来表示皇权的威重和至高无上，以区别于民间士民的普通讲学。正如当时的大臣形容它：“国家经筵之设，其盛矣乎，天子自正朝御辇文华，公侯九卿大臣盛服侍列，羽林之士皆环列以听，经筵一开，天下欣欣焉，传之以为希阔之典。”[7] 卷155《陈愚见以裨圣学事疏》
2.经筵讲官称谓及人选
知经筵事：总领经筵讲读事宜。正统初例定由挂师保衔的公、侯品级勋臣一员和内阁首席阁臣担任。以后，勋臣任知经筵事遂成为一种循例的故事，实际全部由内阁负责。而且知经筵事成了确定内阁首席阁臣身份的唯一法定标志。
同知经筵事：协助知经筵事总成事宜。由殿阁大学士及兼翰林院学士衔的尚书、侍郎等担任，人数二三员不定。
经筵官(讲官)：负责经筵讲读。由兼有翰林院修撰以上职衔的各衙门高级官员、国子监祭酒等担任，额无定员，视讲读需要增减。正统初定称“经筵官”，万历初张居正秉国兼知经筵事时，正式改其称谓为“经筵讲官”。
日讲官：负责日讲。上至大学士，下到翰林院侍讲、侍读均可担任，一般由翰林院各官进讲，额无定员。
侍经筵官：参与经筵仪式，随值侍班，不负讲读之责。这是经筵官序中较为特殊的职务。他作为一种特殊的“荣典”，由皇帝特旨授予奉诏侍班的公、侯、伯及大小九卿堂上官(讲官由会推)。初为昭显经筵隆重而设，后演变为非翰林院出身的大臣们的一种特殊待遇，额无定员。
另外还有展书官、书写讲章官、执事官等。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经筵官几乎没有专职，皆由勋臣、阁臣及翰林官兼任。经筵官虽是兼任，但是作为皇帝的讲官，被视为是一种殊荣，一般皆由名儒大师、朝廷重臣深受皇帝恩宠者担任。
3.经筵讲官的待遇和地位
经筵制度除了重点在于儒臣为皇帝讲经论史之外，在程序上还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讲完之后皇帝要御赐酒饭。“经”、“筵”两者合而为一才是经筵制度初创时的本意。经筵酒饭规格，据《大明会典》记载：“每桌细茶食四碟，馓子一碟，果子五碟，按酒五盘，点心一碟，攒菜一碟，汤三品，菜四色，饭一分，酒六钟”，饭毕经筵官向皇帝叩头谢恩。明代皇帝赐宴以经筵宴最为丰盛，经筵官在饱餐之后，还允许他们带领家僮、仆人等，拿了饭盒框篮之类，收拾吃不完的酒菜，打包带回。这一点可以在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补遗卷1《文华殿》中得到证实。书中记载：
及讲毕事，又赐酒饭于左顺门，今改会极之北，实奉天门东庑也。光禄官珍馐良酝，二署设宴，惟此为第一精腆。讲官家人，以及隶胥，俱得随入，挈馂余以归。先人每自讲筵返邸寓时，余甫龀亦得尝。
逢经筵之日，讲官们都事先在家中先将衣冠带履熏香，回家后即将衣冠带履脱下贮存，以示不敢亵渎之意。而且前一天必须斋戒沐浴，演习讲章至能背诵如流。可见，讲官对经筵重视之程度。
除了经筵制度中规定的经筵酒饭之外，皇帝在平时还会有赏赐经筵官钱财、朝服等物。如《万历起居注》中曾记载，有一次经筵之后，神宗曾谕内阁“讲读官久效勤劳，特赐元辅居正银六十两，纱罗斗牛罗蟒衣各一袭；调阳银四十两，纱罗仙鹤衣各一袭；讲官陶大临、丁士美各银二十两，二品胸背罗衣一袭；陈经邦等四员各银十五两，五品罗衣一袭；正字官二员本品罗衣一袭”。像这样物质上的赏赐对于经筵官来说是屡见不鲜的，至于平时皇帝对于经筵官生活上的照顾以及礼仪上的尊重和敬畏也是习以为常的。例如，神宗皇帝一日御讲，一中官在旁侍候，偷偷地为皇帝摇扇却被神宗制止。回宫之后，神宗发怒杖责了这一中官。说：“各位先生在旁边，看见你摇扇，以为我没有家法，难道你不怕各位先生见怪吗？”[8] 卷2《记述》1
既然普通的帝师都能够受到如此尊荣，那么作为首辅兼帝师的张居正，则更是受到神宗的尊敬和畏惮。据史料记载，张居正柄政之时，神宗对他的特殊眷顾是前所未有的。每天皇帝御讲筵之时，讲臣进讲，中午则侍读皇帝习书。在文华后殿偏东，有一小幄，张居正同皇帝促膝密谈，每当皇帝和张居正交谈的时候，正字官就走出殿门回避，过一会听到他们谈完了，再进去。一天，张居正正在值讲之时生病了，神宗到文华殿后阁，亲自调了一碗椒汤，派人拿给他吃。每当盛夏御讲的时候，皇帝先立于张居正所站的地方，命内使在殿角摇扇，为张居正亲自测试是否凉爽。寒冬进讲，则拿一块地毯，铺在地上，唯恐张居正所站之处太冷。[8] 卷2《记述》1
万历初的十年中，张居正是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他以顾命大臣、元辅兼帝师的身份，辅政十年，将小皇帝置于严格的管束之下，使神宗从不敢随心所欲，甚至在经筵讲学时神宗也时常受到张居正的训斥，某次，“上在讲筵，读《论语》‘色勃如也’，误读为‘背’，居正遽厉声曰：‘当读作勃！’上悚然惊起，同列皆失色，由此上亦心惮居正”。[9] 卷67
由以上所举事例可以看出，在经筵制度严格执行的万历初期，经筵官的地位和待遇是相当高的，但是到了万历后期，皇太子出阁讲学时，经筵官的待遇明显下降，万历二十二年以后给皇长子讲学，皇帝已不赐宴，讲官们只得自带饭菜，而且天子也不再另赐他物。讲官刘日宁曾对朱国桢调笑：“我辈初做秀才时，馆谷每岁束脩不下五六十金，又受人非常供养。今为皇帝家馆师，岁刚得三十金，自食其食。每五鼓起身，步行数里，黎明讲书，备极劳苦。”[10] 卷1《出阁》为皇帝的长子讲学，每年仅得银子三十两，还要自带饭盒，远不及民间塾师的待遇，岂非咄咄怪事！经筵官待遇的下降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万历后期对于经筵制度的忽视以及神宗宠幸郑贵妃而导致皇长子常洛的失宠。正可谓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经筵制度表面看来虽是一种帝王求学的制度，但是在其所处的历史阶段中，它所起的作用却是多方面的。
其一，皇太子出阁讲学，不仅是经筵制度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也是皇太子身份确定的标志之一。在皇帝作为太子之时接受出阁就学，可以从小训练皇太子的自身素质，为日后继承大统打下基础，可以说皇太子出阁讲学是经筵制度的基础，而经筵制度则是皇太子出阁讲学的延续和拓展。早在汉代，汉文帝就以《诗经》、《尚书》考试诸王，以确定谁最具才能可以被选择册立为太子。而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把大量儒生引入朝廷官僚系统后，一向为儒家推崇的经书不仅成了大小行政官员施政治民的指导思想，而且也是皇子们必须认真学习并掌握运用的内容。到了明代，太祖朱元璋定下了皇太子出阁讲学的祖制。拿朱翊钧作为皇太子出阁讲学时为例，其出阁讲学的内容：是“先读《四书》，次读经和史，讲毕，侍书官侍习写字；写毕，各官叩头退。凡读书三日后一温，背诵成熟。温书之日不授新书。凡写字，春夏秋日百字，冬日五十字。凡朔望节假及大风雨雪、隆寒盛暑，则暂停。凡东宫初讲时，阁臣连侍五日，后每月三、八日一至，先拜出，然后各官入。”[1] 卷55《礼志》
除了提高皇太子文化素质方面的作用以外，皇太子出阁讲学其实还另有政治深意。所谓的“蒙养豫教”，即皇太子出阁讲学虽然是一种形式，但是如果这种形式一旦举行，等于在事实上承认了这位皇子为太子。因为一旦确定了太子的身份，那么皇帝势必要重点加以培养，使其日后能够成为一位可以治理国家，驾驭臣民的明君。例如，太祖朱元璋就非常重视皇太子朱标的教育。他认为皇太子朱标身为储君，负有治理国家之责，所以在朱标未满6岁的时候，朱元璋就让他开始读书，并聘请名儒宋濂为师。明朝建立以后，朱标被正式立为皇太子，辅佐教育制度就更加系统完善了。朱元璋特地设置大本堂，将古今图书典籍贮藏其中，召四方名儒训导太子，诸儒各专一经，当面讲授，分番轮直。后又让太子居文华堂，诸儒轮班侍从，并选才俊之士入宫充当伴读，时时赐宴赋诗，商榷今古，评论文学。朱元璋深知仅靠书本知识是不够的，所以命诸司平常事务启奏太子，重大事务才由皇帝自己裁决，希望通过这种途径使得皇太子在实践中磨练成长。但是从宣宗的太子朱祁镇起，皇位继承人基本上是长于深宫，育于宫嫔内官之手，不谙世务，虽有出阁讲学、习读经史的做法，但往往流于形式，这也是造成明中叶以后皇帝素质较为低下的一个及其重要的原因。可见，皇太子出阁讲学在君主幼年智力萌芽阶段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而万历朝皇长子常洛的出阁就学拖延至十三岁，才被万历皇帝批准出阁讲学。究其原因乃是常洛始终不得神宗皇帝宠爱，神宗不愿确立其皇太子的地位，因而出阁就学一事被一再延误，甚而直接导致当时“三王并封”，以及三位内阁首辅申时行、王家屏、王锡爵下台。这充分说明了皇太子出阁讲学绝不仅仅是简单的皇太子就学的制度，它甚至可以关系到皇统的延续，朝廷的政局甚至内阁阁臣的人员变动，可见，其政治深意是不言自明的。
其二，提高君主治国安邦的政治素质。经筵制度在其创立之初，就是为了培养封建国家最高统治者的素质，有资于治道。这种素质，不仅是最高统治者自身的文化修养，更重要的还是一种为人君的修养，或者说是“为君之道”。
张居正感到原有的《四书》、《五经》一类的书籍比较深奥，万历帝年仅十岁，完全是一个孩童，对其讲解这类书籍，讲官既费力，万历帝也不一定能完全听懂。如果一味墨守成规，教材不能因时而变，因人而异，经筵讲学效果将事倍功半，形同虚设。隆庆六年，张居正命马自强等讲官遴选历代帝王事迹，编写了一部《帝鉴图说》，此书分为上下二篇，上篇为“圣哲芳规”，有历代明君圣主“善可为法者”八十一事，希望万历帝效仿之。下篇为“狂愚覆辙”，有历代昏暴庸主“恶可为戒者”三十六事，希望万历帝引以为鉴。此教材图画生动，文字浅显，利于幼主接受。在使用新教材之前，张居正又亲笔撰写了《进〈帝鉴图说〉疏》，《疏》中阐明了编写此书的主旨，乃是为了使今上“视其善者，取以为师，从之如不及；视其恶者，用以为戒，畏之如探汤。每兴一念，行一事，即稽古以验今，因人而自考。高山可仰，毋忘终篑之功，覆辙在前，永作后车之戒。[3] 卷8“隆庆六年十二月己巳”张居正认为“远稽古训，不若近事之可徵”。所以，万历八年，张居正又上疏，称已嘱托儒臣将累朝《实录》、《宝训》中选辑出可资为训的教导，分为创业艰难、励精图治、勤学、敬天、法祖、保民、端好尚、慎起居、戒游佚、亲贤臣、去奸邪等四十类编出，次第递呈，供皇帝在明年预经筵后讲读问难。[7] 卷326《请敷陈谟烈以裨圣学疏》张居正从编辑《帝鉴图说》到编辑《宝训》、《实录》四十类，无非是希望朱翊钧得以借鉴，使“圣德愈进于高明，圣治愈跻于光大”。由此可以看出，实行经筵制度的目的所在。
其三，为最高统治者的正确决策提供了一个信息渠道和许多颇有价值的意见。经筵制度是为最高统治者讲读经典经义，辅导皇帝学习的制度。但是，帝王之学，又与普通士人学子之学不同，要求能够治国安邦，以求实用。因此，在为皇帝讲解经义的过程中，要与时事相关切，可见，经筵官的讲学难度颇高，在一定程度上必须与现实政治相联系，这才可以更快地有资于治道。鉴于这样的目的，张居正在章疏中建言：以后“日讲，容臣等将诸司题奏紧要事情，至御前讲解，而请裁决”。[7] 卷326《请敷陈谟烈以裨圣学疏》借此，臣下便可以利用经筵时机，向皇上进言，议论时政。从而使皇帝既可以开发聪明，亦因此练习政事。据史载，经筵讲官确实也曾借经筵讲学之时，向皇帝提供过有利于时政的劝诫，并得到了皇帝的采纳。
例如，万历七年神宗渐备六宫之时，后宫开支日益奢靡，因朝廷所供不足，神宗遂下诏搜刮太仓银钱，购买珠宝。神宗一日御文华殿，张居正侍讲读毕，拿出给事中所上《灾伤疏》给皇帝过目，并借此请求赈灾。张居正把户部所进的御览数目给皇帝过目，云国库每年入不敷出，请皇上量入为出，以节约为本，省减浮费。又说：“上爱民如子。而在外诸司营私背公，剥民罔上，宜痛钳以法。而皇上加意撙节于宫中一切用度、服御、赏赉、布施，裁省禁止。”[11] 卷11“张居正上肃雝殿箴”张居正的进谏得到了神宗的首肯，并发放了赈贷。而且还将平日搜刮的浮费削减大半。
内阁辅臣朱庚充讲官时。宫中方兴土木治苑囿。于是朱庚借着讲宋史的机会，极言宋徽宗时“花石纲”之害。神宗为之悚然，因而打消了大动土木的念头。[11] 卷12“沈鲤朱庚入阁预机务”
此类事例不胜枚举，由此可以看出经筵制度对于当时的朝政是不无裨益的。有些在朝会上不能得到通过的事情，可以转而借由开讲经筵的机会，利用皇帝和经筵讲官之间的师生关系得到转圜或圆满解决。
其四，通过经筵制度选拔内阁官员。通过读《明史》列传可以发现，万历朝的内阁名臣，多由侍读、侍讲出身。如高拱，曾是穆宗出阁讲学之时的侍讲。后累官拜文渊阁大学士，与郭朴同入阁。张居正曾是裕邸讲读，后以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身份与裕邸以前的讲官陈以勤一同入阁。王家屏于万历初年，进修撰，充日讲官。十二年以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预机务。沈鲤于神宗在东宫之时，为讲官。后累迁，万历二十九年，以故官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与朱庚并任。于慎行在万历初年，进修撰，充日讲官。张居正死后复出，进左谕德，日讲如故。三十五年，廷推阁臣七人，于慎行为首。诏加太子少保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由上观之，高拱、张居正、王家屏、沈鲤、于慎行皆为万历朝名臣，而皆由经筵讲官出身，可见经筵讲官由侍讲侍读而晋升内阁辅臣，在当时是很常见的。究其原因，不外乎于：皇帝虽然至高无上，统领万机，但仅凭一人智慧和精力根本无法治理国家，因此内阁成为其重要的辅政机关，而内阁人才的选拔就变得极为的重要，除了廷推的意见之外，皇帝个人的决断是最为关键的，而在复杂的朝廷政治斗争中，能让皇帝充分信任的阁臣候选人当然是非帝师莫属了，人云：近水楼台先得月，作为皇帝侍读、侍讲的官员自然就成为皇帝选拔人才的首选了。
另据史料记载：“凡经筵，钦命内阁大学士知经筵事或同知经筵事。班俱在尚书、都御史上。讲书、展书等官及同讲官，俱从内阁于本院及詹事府、春坊司经局官内、具名提请。其经筵讲章、日讲直解，俱送内阁看定。”[12] 卷221《翰林院》知经筵事或同知经筵事，即总理经筵一系列事务，遴选讲官、看定讲章。从内阁等重要机构被选拔上来的官员又进一步控制经筵的运作，从而使得自己的政治主张在经筵制度实行过程中得以实现。作为内阁官员，同时又身兼帝师之职，具有双重身份的经筵官们将自己平时处理朝政碰到的实际问题融入讲课的内容之中，利用讲课的机会向皇帝进言。由于凭借对皇帝性格禀性的了解及自身身份的特殊，因而他们的意见也使得皇帝更加容易接受。通过这种近距离的君臣沟通，达到更加有利于朝政处理的效果。
由上文可以看出，经筵制度与内阁职权职责的不可分割性，使得经筵制度与内阁这一朝廷中枢机构的关系极为密切，因而经筵也就不再简单的只是一种皇帝学习的制度，而是带有治国理政的政治色彩。由此，我们可以推导出，内阁权力的大小与经筵制度施行的成功与否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
明太祖朱元璋废除宰相之职，给皇权的行使带来一定的困难，其以后的嗣君们越来越认识到一个较为固定的辅政机构对于皇权行使的重要性，内阁因之出现并不断完善。虽然阁臣并不像明朝以前那样具有法定的宰相名分，可是从皇帝到官员却往往以宰相的职责标准要求阁臣，以致许多阁臣处于进退维谷的忧虑中，能否发挥作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个人的素质、才干以及其所处的时代条件、机遇等。而万历初年，即张居正当权期间，凭借着首辅地位以及太后的充分信任，张居正雷厉风行地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创造了一个“中外
安，海内殷阜，纪纲法度，莫不修明”[1] 卷213《张居正传》的兴盛局面，致使内阁权力达到极致，因此，在此段时间内，经筵制度能够较好地履行，而万历皇帝本人的政绩也可圈可点。但张居正死后，万历亲政，张居正之后的历任首辅，殷鉴张居正任事贾祸的教训，大多奉行明哲保身的原则，唯皇帝之鼻息是仰，正如于慎行在《谷山笔麈》中所评论的：“愈年，江陵遂死，冯逐而张族矣。此后，太后惮上威灵，不复有所谕。辅导诸臣，亦不敢极力匡维，而初政渐不克终矣。”而为了避免再出现张居正那样“威权震主”，万历皇帝也有意识地挑选一些“软熟”的官员来充当内阁辅臣。内阁职权迅速由顶峰回落，权威和作用大幅度下降。
总之，张居正生前专权，死后激起了万历皇帝被压抑已久的逆反心理，对张居正进行猛烈攻击，推翻了他的一切改革成果。从此以后，为了杜绝臣下对皇帝权力的制约和侵犯，万历皇帝采取了他自认为是最为有效的方法，即章奏留中，甚至不视朝、不召见、不郊不庙、不开经筵日讲。所以，随着张居正人亡政息，经筵制度也在万历皇帝的几十年不上朝的荒谬行径中走向衰颓。因此，万历朝是有明一代经筵制度执行最完备，最有效的时期，但同时也是使明代经筵制度走向没落的开端。可见，梳理这一段历史，对经筵制度的研究以及其与皇权政治的关系都不无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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