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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学(ecology)和经济学(economics)应该朝同一方向努力，这两者的领导者也都声称，让人类享受安康是其目标。然而，环境保护主义者和经济学家往往发生冲突。对经济学家来说，世界看来将变得更好。对许多环境保护主义者来说，世界看来将变得更糟。
这些环境保护主义者以诸如斯坦福大学的保罗·埃利希(Paul Ehrlich)和世界观察研究所的莱斯特·布朗(Lester Brown)等老资格人士为首，提出了4种巨大的环境担忧：
□自然资源正在枯竭；
□人口空前增长，使得可吃的东西越来越少；
□物种正在大量灭绝，森林正在消失，而鱼类资源正在急剧萎缩；
□地球上的空气和水正受到空前严重的污染。
人类的活动因此正在污损地球，而人类在此过程中最终可能杀死自己。但证据并不支持这些担忧。
首先，自罗马俱乐部于1972年发表《增长的限度》以来，能源和其他自然资源不是减少了，而是变得更充裕了。其次，世界人口的人均食品产量高于历史上任何时候。忍饥挨饿的人减少了。第三，虽然物种确实在消亡，但在未来50年内，只有大约0.7%的物种有可能消失，而不是一些人以前频频预测的25%至30%。最后，大多数环境污染或者是言过其实的，或者是过渡性的，这与工业化的早期阶段有关。因此，最好的治理办法不是限制经济增长，而是加速经济增长。一种污染形式，即引起全球气候变暖的温室气体排放，看来确实是一种长期现象，但其全面影响不太可能对人类未来造成毁灭性问题。更大的问题很可能是对温室气体排放作出适当反应。
环境并未恶化
让我们来逐一探讨这些论点。首先是自然资源的枯竭。早期的环保运动担心，现代工业所依赖的矿物资源将耗尽。显然，能从地球开采的矿物燃料和金属矿石的数量具有某种限度。可是，这种限度远远高于许多环境保护主义者想让人们相信的程度。
自然资源的储量是必须找到才能算数的，而查找过程必须花钱。自然资源可利用性的主要限制是查找的资金短缺，而不是自然资源天生短缺。然而，目前已知的矿物燃料总储量以及大多数在商业上重要的金属储量高于《增长的限制》发表时的已知储量。以石油为例，以目前的消耗速度计算，以合理的竞争价格可开采的储量能使世界经济运行大约150年。另一个事实是，太阳能的价格在过去30年里每隔十年就下降一半，这种下降趋势有可能在未来继续下去，所以，无论对经济来说，还是对环境来说，能源短缺都不像是一种严重威胁。
非燃料资源的开发情况也一样。水泥、铝、铁、铜、黄金、氮和锌的耗量占全球原材料耗量的75%以上。尽管在过去50年里，这些材料的耗量增长了两倍至十倍，可利用储量的年限实际上是增长的。此外，不断下降的价格也反映出不断增长的储量：自1845年以来，扣除通货膨胀因素，《经济学家》的原材料价格指数已下降了大约80%。
其次，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威胁确实存在，但被夸大了。大多数早期估计利用的是简单的孤岛模型，把栖息地丧失与生物多样性丧失连在一起。一种粗略估算认为，90%森林的丧失意味着50%物种的消失。由于雨林看来正以惊人速度被砍伐，有关每年消失2万至10万物种的估计举不胜举。许多人预期，在全球范围内，物种数量在一代或者两代人的时间里将减少一半。然而，数据资料根本没有证实这些预测。在美国东部，在两个世纪里，成批森林已减少到只是分散的林区，林区总面积仅是其最初面积的1%至2%，但这只造成一种森林飞鸟的灭绝。在波多黎各，在过去400年里，原始森林面积已减少99%，但在60种飞鸟中，只有7种灭绝。巴西大西洋沿岸雨林的88%在19世纪消失，只留下零星的林地。根据上述那种粗略估算，巴西大西洋沿岸雨林全部物种的一半应该已经灭绝。然而，世界保护同盟和巴西动物学会对所有291种己知大西洋沿岸森林动物的分析表明，没有一种动物能被宣告灭绝。因此，物种看来比人们所预料更具适应能力。而且，与许多环境保护主义者所声称的不同，热带森林并没有以每年2%至4%的速度消失：联合国的最新统计数字表明，热带森林的消失速度每年不到0.5%。
第三，污染也被夸大了。许多分析证明，当某个社会变得富裕得足以有能力对环境感到担忧时，空气污染便开始减少。就伦敦来说，空气污染在1890年前后达到最高峰。伦敦如今的空气比1585年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清洁。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所有发达国家的情况都是如此。此外，虽然空气污染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正日趋严重，它们只是在重复工业化国家的发展历程。一旦它们变得足够富裕，它们同样会开始减少其空气污染。
现代马尔萨斯
埃利希博士的预测附和了170年前托马斯·马尔萨斯的断言。马尔萨斯声称，如果不加限制，人口将以几何级数增长，而通过耕种新的土地，食品生产也只能以算术级数增长。1968年，埃利希博士在其畅销书《人口炸弹》中预测，“为让人类吃饱的斗争已经结束。在20世纪70年代，世界挨饿的人口将达到可悲的程度，数亿人将饿死。”
但这种情景没有发生。人口增长已证明具有内在抑制因素：随着人们变得更富裕和更健康，他们的家庭人口减少了。事实上，人口增长率在20世纪70年代初已达到最高峰，每年超过2%。此后人口增长率不断下降，目前为1.26%，并且有望到2050年降至0.46%。联合国估计，到2100年，世界人口增长几乎将停止，人口将稳定在稍低于110亿。
根据联合国资料，自1961年以来，发展中世界的农业生产人均增加了52%。穷国的每日食物摄入量已从1961年勉强能够生存的1932大卡增至1998年的2650大卡，到2030年有望增至3020大卡。同样，发展中国家的挨饿人口比例已从1949年的45%降至如今的18%，并有望到2010年进一步降至12%，到2030年降至仅6%。换句话说，食品不是变得更稀缺，而是变得前所未有地充裕。这反映在食品价格上。自1800年以来，食品价格已下降了90%以上，而根据世界银行的资料，2000年的食品价格低于以往任何时候。
马尔萨斯没有考虑到农业技术的发展。农业技术的发展已促使每英亩土地生产出越来越多的食品。正是这种人类智慧的应用促使食品生产不仅仅适应人口增长的需要，而且走在人口增长的需要前头。农业技术的发展附带地也减少了耕作新土地的需要，从而降低了对生物多样性的压力。
认识与现实脱节
这一切与环境保护主义者的4种担忧是矛盾的。然而，民意测验表明，至少在富裕世界，许多人正在培育一种认为环境标准每况愈下的信念。4个因素造成这种认识与现实之间的脱节。
一个因素是对科学研究的倾斜。科研资金主要被拨给存在许多问题的领域。这或许是明智的政策，但也会造成一种印象，使人们认为这些领域可能存在的问题比事实上存在的多。
其次，环境保护主义团体需要大众传媒的关注。它们还必须保持资金来源。它们有时言过其实或许是可以理解的。例如，1997年，世界自然基金会发布的一份新闻稿题为《世界森林的三分之二已经永远消失》。事实证明，永远消失的森林只有近20%。
虽然这些团体绝大多数是由无私的人们掌管的，它们仍然具有其他游说团体的许多特征。如果人们以对待其他领域游说团体的同等怀疑对待环境保护游说，环保团体的重要性将降低。某个主张比如说削弱污染控制的贸易组织会立即被看作是自私的。然而，一个反对削弱污染控制的绿色组织则被看作是毫无私心的，即使有关成问题的污染控制的冷静观点可能表明，污染控制弊大于利。
第三个混乱的根源是传媒的态度。人们显然对坏消息的好奇大于对好消息的好奇。报纸和广播所提供的正是公众需要的东西。然而，这可能导致对认识的重大扭曲。一个例子是美国在1997和1998年遭遇厄尔尼诺海流。这种气候现象受到了破坏旅游、引起过敏反应、融化滑雪山坡和造成俄亥俄州22人因雪崩死亡的指责。
一种更公平的观点来自《美国气象学会公报》最近刊登的一篇文章。该文试图清点1997-1998年厄尔尼诺现象的问题和利益。厄尔尼诺所造成的损害约为40亿美元。然而，厄尔尼诺带来的利益高达大约190亿美元。这些利益既来自更高的冬天温度（这拯救了大约850人的生命，降低了取暖开支，并减少了由融化水引起的春天洪水），也来自得到文件充分证明的过去的厄尔尼诺与大西洋飓风减少之间的联系。1998年，美国没有遇到严重的大西洋飓风，从而避免了巨大损失。这些利益没有像损失那样得到广泛报道。
第四个因素是糟糕的个人认识。人们担心，人人丢弃的垃圾数量的不断上升将使世界用尽堆存垃圾的地方。然而，即使美国的垃圾数量像过去那样继续上升，而且，即使美国人口到2100年翻上一番，美国在整个21世纪所产生的垃圾总量将仅占用一个边长为28公里的区域的面积。这仅占美国总面积的1.2万分之一。
对多半是想像的环境问题的担心可能使政治精力不被用于处理实际的环境问题。某些环境政策，诸如减少汽油中铅的含量以及来自燃料油的二氧化硫排放，是划算的。可是，许多这样的政策已经实施。大多数环境保护措施比旨在改善安全（诸如在汽车上安装安全气囊）的干预以及那些涉及医疗检查和疫苗接种的干预更不划算。一些保护环境措施的费用高得荒谬。然而，对风险的错误认识或许会导致甚至比控制轮胎工厂苯的排放代价更高的错误。二氧化碳的排放造成全球气候变暖。最好的估计是，气候在本世纪将上升大约摄氏2至3度，造成相当多的问题。这些问题几乎完全集中于发展中世界，而解决这些问题的总开支可能高达5万亿美元。使全球气候免于变暖因此会被看作一个好主意。问题在于，治疗的代价实际上是否会比疾病更高昂。
经济分析显然证明，急剧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比适应气温升高的开支更高昂。《京都议定书》对气候的影响将是微小的，即使这个协定得到充分实施。联合国气候变化专题小组的报告的主要作者之一汤姆·威格利(Tom Wigley)所提供的一个模型证明，由于这个条约，到2100年气温可能不是升高摄氏2.1度，而是升高摄氏1.9度。或者，换句话说，地球将在2094年经历的气温升高可能被推迟到2100年。
所以，京都协定不能防止全球气候变暖，而只是花钱使世界赢得6年时间。然而，仅对美国来说，京都协定的代价将高于解决世界最迫切的卫生问题的开支：使全世界所有的人都能饮用清洁水和使用卫生设施。这种措施每年能使200万人免于死亡，并防止5亿人患重病。而且，这是最好的情况。如果《京都议定书》的实施是没有效率的，实施这个协定的开支可能接近1万亿美元，或者是改善全世界饮用水质量和卫生设施的开支的5倍以上。相比之下，全球援助总预算如今每年约为500亿美元。
如果人们希望为未来作出尽可能好的决定，以事实取代环境保护主义的担忧是至关重要的。当然，合理的环境管理和环境投资是好主意——可是，应该把这种投资的成本和利益与对人类所有其他重要活动领域的类似投资进行比较。对环境过于乐观或许会使我们付出巨大代价，但对环境过于悲观会使我们付出更高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