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沁[1]2017年在《基于不同动因的政府干预壳资源并购绩效研究》文中提出壳资源并购形成于我国资本市场“总量控制、限报家数”的企业上市准入制度,是我国资本市场上并购重组活动中重要而特殊的组成部分。由于壳资源并购自始至终受到我国特有的制度约束,政府高度介入其间并对之产生了深刻影响,因此,从我国实际出发,探讨政府干预壳资源并购的效果具有很强的研究价值与研究意义。遗憾的是,现有文献关于壳资源并购中政府干预效果方面的研究,只关注了政府干预对公司并购绩效的影响,未能从政府视角出发去关注政府干预并购带来的社会效应,也未能考虑到不同层级政府干预的不同动机会带来不同的干预效果。鉴于此,本文提出了不同层级政府干预的研究新视角,以不同层级政府的不同干预动因为研究出发点,提炼出一个描述政府对壳资源并购的干预行为和干预绩效的综合研究框架。随后选取351家壳资源并购样本,采用建立在面板数据基础上的双重差分(DID)模型、Logistics分析、多元回归分析和对照检验的方法,对相关假设进行了验证。本研究不仅揭示了基于不同干预动因下政府干预行为产生的效果,完善了政府终极产权理论,而且为壳资源并购中政府的干预行为提供了理论指导。本研究主要的研究内容及创新性工作如下:(1)修正了政府终极产权理论,提出了基于不同层级政府干预动因的差异性来研究政府干预壳资源并购绩效的新视角。目前学术界对壳资源并购中不同层级政府行为目标的差异性缺乏关注,仅依据政府终极产权理论提出的政府私利动机来评价政府干预绩效,无法保证绩效评价结果的准确性、客观性。本文从政府规制理论出发,结合中国转型经济中的政府财政分权改革、地方政府保护主义等典型特征,构建了不同层级政府的目标函数,并建立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博弈模型,对政府终极控制权理论进行了修正,探索了政府介入壳资源并购的根源与动机。结果表明中央级的上级政府更具公共利益动机;地方一级的下级政府更具私利动机。木研究依据政府规制权、终极控制权乃至政府终极控制权的逻辑推演,从内在根源上分析了政府干预壳资源并购的依据及动机,提出了政府干预绩效研究应考虑不同层级政府干预动因差异性的研究新视角,这是对“政府终极产权理论”的丰富与拓展。(2)构建了政府干预壳资源并购绩效检验的整体理论框架。鉴于现有研究缺乏对政府干预行为影响并购绩效的作用机理的探讨、缺少整体性理论框架的问题,本研究以壳资源并购中的政府干预动因作为研究切入点,遵循“政府控制(动因)——干预方式(行为)——干预绩效(结果)”的分析框架,在修正的政府终极控制权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的干预动因、干预方式与干预绩效的双通道机理模型,即“不同层级政府基于不同动因、采取不同干预方式继而产生不同干预效果”的机理模型:中央政府基于公共利益动因,对其控制的中央企业壳资源并购实施了跨区化、相关性并购等干预方式,带来了相应的干预效应;地方政府基于个人及利益集团私利动机,对其控制的地方国有企业壳资源并购实施了本地化、多元化并购等干预方式,带来了相应的干预效应。这不仅厘清了不同层级政府对壳资源并购的影响路径问题,还将政府干预动因、干预方式与干预绩效有机联系起来,构建了一个较完整的政府干预的理论框架,解释了政府干预壳资源并购的内在机理。(3)研究了不同层级政府干预下的并购方式与并购模式的选择。运用Logistic回归分析,对基于不同动因的政府介入壳资源交易的方式及并购模式的选择进行了研究。在壳资源交易中,两级层级政府干预动因不同,导致其干预方式具有差异性,既有财政补贴、贷款担保等资金支持,以及要素投入、资源调配、政府兜底等政策支持;也有跨区并购、本地化并购、同属化并购、多元并购等干预方式,进而形成相应的并购模式。实证检验证明,地方政府控股的上市公司更多采取了本地并购和多元化并购模式,中央政府控制和非政府控制的壳资源并购多采用异地化并购,本地化特征并不明显。政府的行政协调方式的直接干预和市场化替代方式形成的以本地化/异地化、多元化/同属化的并购模式,并成为政府干预动因与干预绩效之间的中间变量,证实了概念模型中“政府终极控制权(基础与根源)——政府干预(动因)——直接干预和并购模式(方式)”的传导路径。(4)研究了政府干预壳资源利用的企业微观绩效。本部分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结合壳资源并购的典型特征,通过分析壳资源并购中重大环节涉及到的关键利益相关者及政府不同的干预动机、不同的干预方式对利益相关者绩效的影响,在理论上提出了政府干预对企业绩效影响模型并运用DID模型、多元回归分析进行了实证检验。从企业利益相关者视角出发,政府干预对壳资源并购产生的绩效不仅包括对并购双方股东绩效的影响,还包括对债权人、员工等利益相关者绩效的影响,且受到政府干预方式的调节。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政府的干预对并购双方产生了显着的政府干预效应,短期内政府干预对并购双方股东均有支持作用,对债权人有掠夺效应;但长期来看,政府的干预对企业产生了掠夺效应,而且地方政府的干预对地方国企产生了更大的掠夺效应。本研究对收购方股东、债权人等利益相关群体的绩效进行了衡量,克服了以往研究中未能结合壳资源并购特征研究的不足和仅考虑股东利益的不足,是对现有研究仅关注股东利益的突破与拓展。(5)研究了政府干预壳资源利用的社会宏观绩效。本部分通过分析政府不同的干预动机、不同的干预方式对财政收入与就业的影响,在理论上提出了政府干预对社会绩效影响的模型并进行了实证检验。从社会绩效视角出发,政府干预对壳资源并购产生的绩效,不仅包括对企业的影响,还包括了对社会福利的影响,且受到政府干预方式的调节。为了获得准确的不同层级政府干预效应,采用了 DID双重差分模型、多元回归分析的研究方法,并将样本分组进行两两对比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干预下的壳资源并购产生了较大的社会效应,带来良好的就业效应。这说明仅从收购方利益的视角出发,认为壳资源并购产生了“成功悖论”的结论是有失偏颇的。当我们从企业微观效应与社会宏观效应的综合视角来看,政府干预下的壳资源并购具有良好的综合效应,企业在追逐自身利润的同时也承担着相应的社会责任,充分体现了政府干预的政策效应。本研究从财政收入效应、就业效应角度衡量社会宏观绩效,是对目前研究仅关注企业绩效评价的突破,不仅修正了并购的“成功悖论”之说,也是对“政府掠夺之手效应”和“政府支持之手效应”的验证与开拓。
周之音[2]2002年在《企业并购重组方式及案例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世界经济一体化、企业生产一体化、资本一体化和企业经营一体化最通行的方式是并购。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规模空前“产业全球化”之势锐不可当。大型上市公司成为兼并的主角，数百亿美元以上的兼并案例比比皆是，伴随着世界范围内的企业并购和产权重组，确有不少企业取得了超速发展。1999年全球500家大公司前5名中，有3家公司就是通过收购兼并而取得全球前5名位置。始于1979年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在国企改革的问题上，一直成效不大。在1985年到1995年间，企业亏损总额占盈利总额的比重由3％上升到49％，1996年和1997年出现过整个国有工业企业净亏损的情况。 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存在某些弊端，国有资本与技术开发能力的不适应，国有经济唯有收缩战线，进行全面资产重组，一方面组建大型的企业集团，另一方面从一般性竞争领域及低效经营行业退出，才能发挥国有资本的作用。目前阶段的企业并购重组成为解决当前国企困境的根本出路。 本文主要介绍企业并购重组的必然性、理论依据及方式；对并购重组的战略性提出对策；探讨在当前状况下企业并购重组方式的具体运用；研究并购重组类型在医药等行业中新的发展。
杨兴锐[3]2014年在《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的价值创造机制研究》文中认为跨国并购是实现资源配置的重要方式。经济学家钱纳里曾指出,发展中国家要素市场的非均衡现象非常突出,因而资源在再配置方面的潜力较之发达国家更为重要。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快速发展已成为中国企业跻身全球舞台的重要标志。据普华永道统计,2012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交易金额为652亿美元,增幅达54%,创历史新高。2012年12月,中海油以151亿美元并购加拿大油砂运营商尼克森公司(Nexen Inc.),成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海外并购事件。然而,作为新兴市场的后发企业,这种快速展开的海外并购能否为企业创造价值一直存在争议。一些着名企业海外并购的失败案例为这种担忧提供了佐证。例如,2004年,TCL出资5.6亿美元重组法国汤姆逊公司(Thomson SA)彩电和DVD业务,导致了企业连续几年的巨额亏损；2004年,上汽集团出资5亿美元控股韩国双龙汽车公司(Ssang Yong Motor Company),结果以双龙的破产而告终。跨国并购是以企业为载体,调整资源存量、优化产业结构、提高配置效率、促进经济融合,使我国经济进入长期可持续发展轨道的重要方式。作为后发企业,我国企业存在产业集中度低等问题,其跨国并购多为产业投资式的跨国并购；因此,跨国并购的价值创造效应并不十分显着。但是,也有一些企业虽然是产业投资式并购却显着的创造了价值。那么,是哪些因素影响了企业跨国并购的价值创造?其影响机制如何?学术界关于跨国并购能否为公司创造价值的争论由来已久。一些学者认为,跨国并购提供了国际化、协同和风险分散等方面的整合利益,因而可以为并购方和目标企业的股东创造价值(Kang,1993; Gubbi et al.,2010)。另一些学者则强调,跨国并购过程中的一些潜在挑战会阻碍并购目标的实现,对并购企业的价值产生负面的影响。我国企业跨国并购只有二十几年的历史,已有的跨国并购样本不多,有关的跨国并购价值创造的研究也较少,而现有的不多的有关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价值创造的研究在结论上也存在一定的分歧。从现有的研究基础看,多数文献集中于单个问题的探讨,如绩效或绩效影响因素,相对缺乏深入的整合研究,跨国并购作为一项复杂的投资活动,必然有其自身的演化过程与运行机制,单独研究个别问题固然重要,却容易忽略对其内在的、深层的动因、路径及机制的考察；同时现有的研究多关注企业自身或外部因素对并购绩效的影响,较少深入挖掘企业内部因素对并购绩效的影响,因而无法揭示跨国并购价值创造的过程和深层机制。本文的选题密切关注理论和实践的前沿,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深入剖析了我国企业跨国并购价值创造问题。首先,本文从资产寻求视角对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的财富效应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探索,并给出了逻辑一致的解释。我们以2002-2012年间我国上市公司180个跨国并购事件为样本,采用事件研究法检验其财富效应。结果发现,在[-10,10]事件窗口中,我国企业的海外并购获得了显着的正的财富效应。进一步地,我们采用回归分析方法,分别从并购企业特征、目标企业特征、东道国特征和并购方式四个方面探索影响财富效应的关键因素。结果显示,并购企业的研发强度和跨国并购经验对财富效应具有显着的积极影响,而并购企业的成长速度、资产规模和股权集中度则对财富效应具有明显的负面影响；同时,东道国的创新与成熟度对财富效应具有积极作用,纵向并购由于其更易于获得研发、渠道或矿产资源而受到市场的肯定。然后,本文聚焦于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长期价值创造问题,引入动态能力视角对影响并购价值创造的因素进行了深入、系统的考察,通过建构一个感知、获取、转换能力为自变量,研发强度为调节变量,资产规模、行业集中度、并购资产类型和并购经验为控制变量的我国企业跨国并购价值创造机制的分析框架,并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感知、获取、转换能力叁个变量对跨国并购价值创造具有积极显着的影响；研发强度对于转换能力对价值创造的影响具有正向的调节作用,说明研发强度高的企业其转换能力较强；行业集中度、资产类型、并购经验也对价值创造有显着影响。最后,本文运用扎根理论,通过大量的搜集、分析8家样本企业跨国并购的多种数据,构建了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的价值创造机制,研究发现动态能力在跨国并购的价值创造方面有重要作用,并购过程中动态能力作用的类型主要有叁种：感知、获取和转换,它们各在不同阶段发挥主要作用。本文进一步探讨了自然资源获取型和战略资产获取型跨国并购价值创造方面的异同,发现两种类型并购在感知机制方面并无差别,但企业表现出的感知能力并不相同,在获取方面,中介投行及合作伙伴的引入易促成自然资源获取型并购获取的成功和降低战略资产获取型并购资产获取与整合重构的风险,而多样化的支付和融资方式可以减少战略资产获取型并购资金压力从而有助于价值创造；转换能力方面两种类型跨国并购方面差异显着,在组织结构、文化、人力资源和供应链方面进行中等或较高程度整合的资源型企业容易形成新的资源能力基础并实现价值创造,而在供应链、研发、品牌、渠道等方面进行较高程度整合的战略资产寻求型企业容易实现协同创新和资源能力基础的更新并实现价值创造。本文的研究同时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首先,投资者对我国企业资产寻求型海外并购的正面评价证明了“走出去”战略的正确性。我国企业应该积极推进国际化战略,把握时机,适时收购目标企业有价值的知识资产和重要自然资源,以克服后来者劣势,提升企业的资源和能力基础。其次,我国企业应加大研发投入,坚持以国际化的视野推进战略转型,通过跨国并购等方式积极利用海外资源,特别是发达国家企业所掌握的关键资产,以加快技术追赶；最后,我国企业应不断在并购实践中积累经验,提高自身的动态能力,以敏锐的战略国际化眼光捕捉跨国并购目标和时机,审慎的进行并购评估和谈判,才能在跨国并购的实践中创造价值。
刘志飞[4]2015年在《我国企业并购重组各环节税收筹划方法研究》文中认为企业并购重组活动最早出现在西方,至今已有超过100年的发展历史。并购重组作为企业快速扩张规模并有效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的策略越来越受到关注。回顾中国资本市场过去的20年,企业并购重组交易也十分活跃。申请并购重组的上市公司涵盖了各行各业,并购重组的形式也多种多样,充分体现了市场经济所激发出来的活力以及并购重组行为在国内的发展热潮。通过对沪深两市上市公司并购重组交易资料统计和分析不难发现企业进行并购重组的原因和战略目标多种多样,或是为了借壳上市；或因上市公司处于扩张期,通过横向并购或纵向并购以巩固主业；又或是集团为了实现某一业务或某产业链的整体上市,减少集团内同业竞争等等。但透过表面追究经济行为的实质,企业并购的最终目标都是通过企业并购来增强企业的经营实力,实现企业经济效益的最大化。而通过对企业并购的过程进行研究便可发现并购重组行为极其繁复,其并购成本会对企业并购的成功以及并购后企业的经营产生或是直接或是间接的影响。其中作为并购成本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的税收成本,更是企业并购过程中不可忽略的一项内容。因此对并购重组中的税收筹划理应成为企业并购重组决策中必须考虑的一个因素。本文在第叁章对并购重组各环节进行了税收筹划理论依据和操作性分析,包括选择并购重组目标企业环节、并购重组出资环节、选择并购融资方式环节、并购完成后整合阶段环节、并购重组资本收益环节。通过案例研究和理论分析的方式,从税收筹划视角总结出了并购重组各个环节可能以及可行的税收筹划方案,并对各环节案例进行了案例总结及延伸分析,希望能够引起企业对并购重组纳税筹划的重视,以便充分利用税收的杠杆效应,降低企业并购成本,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最后本文选取了我国某大型企业集团的真实并购交易作为综合案例,为了系统介绍上章所述理论,将企业并购重组各环节的税收筹划技巧融合到一个综合案例中,文章对该大型集团的并购交易进行了适当的增补,以符合论文写作的需要。案例分析旨在对企业并购重组各环节中税收筹划过程的演示,因此在一些细节点上进行了相应地简化。最后对该综合案例进行了筹划方法总结,并在总结的基础上对文章涉及到的税收政策的模糊点和盲点进行了思考分析以及对税收筹划的后续实施环节提出了建议。
高晓素[5]2014年在《企业并购重组中的税收筹划问题研究及案例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性的并购浪潮日渐涌现。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市场经济的逐步成熟，我国企业的并购行为也日趋频繁。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我国企业的发展面临着巨大的机遇与挑战。税收是企业在并购重组中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合理的税收筹划可以有效降低企业并购的成本，实现企业并购的效益最大化。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税收筹划在企业并购重组中发挥起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当前企业并购的日益频繁，针对税收筹划的进一步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采用理论研究和案例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针对DTT公司并购联讯公司的税收筹划进行研究。本文的研究内容分为五大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部分,在绪论中作者对本文研究的背景、意义、主要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及研究思路进行阐述。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部分,分别针对国内以及国外关于企业兼并收购税收筹划的理论进行阐述。第叁部分为兼并收购与税收筹划理论的理论介绍,介绍兼并收购的概念、原因与分类，以及税收筹划的概念与主要原则。第四部分,研究分析兼并收购的主要策略,分别对涉及税种以及并购过程中各环节的税收筹划进行了分析，对目标企业选择、支付方式选择、融资方式选择及合并后组织形式设置进行分析。第五部分为案例研究部分,针对DTT公司收购联讯公司的税收筹划案例进行研究,笔者在对DTT公司并购案例进行分析后，根据相应的税收筹划方案进行了对比分析，同时提出了后续的对策建议。
朱玉柱[6]2017年在《矿业企业并购模式经济分析》文中指出中国政府对外提出“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战略,对内采取“供给侧改革”等举措,推动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论文试图从矿业企业并购的对策入手,对上述政策和战略实施过程中所遇到的矿业企业并购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为“走出去”战略、“一带一路”战略及“供给侧改革”的顺利实施提供参考和建议。通过对企业并购基本原理和基本理论、博弈论的论述,运用经济学方法对矿业企业并购的对策进行研究,推导出矿业企业实施并购过程中的不同模式,进行效率分析,得出矿业企业应当采取的策略。通过论文的研究主要取得以下成果:(1)论述了企业并购的基本原理和基本理论,认为在并购理论传统分类的基础上,从实务操作视角,应当把股权性并购和债权性并购作为并购的基本种类。股权性并购通过购买股权的方式进行并购,包括参股、控股等方式;债权性并购通过购买资产或权利的方式进行并购,包括购买目标公司产权和购买目标公司的合同权利等。股权并购和债权并购各有利弊,在实践中应因地制宜或因时制宜进行选择。(2)对博弈论进行论述,运用博弈论对各种并购活动进行分析研究,推导出敌意并购双方博弈过程和可能的结果。(3)对中国矿业企业国外并购遇到各种问题进行了论证和分析,认为矿业企业国外并购应首先选择参股性并购和本地化并购,并配合其他措施,以防范和化解国外并购所面临的风险和障碍,保障国外并购顺利实施。论文的主要创新点:(1)将矿业企业并购划分为股权性并购和债权性并购两大基本类型。(2)通过对不同类型矿业公司并购模式的效率分析,认为小型矿业公司应当立足心国内,采取参股性并购方式;中型矿业应立足国内,放眼全球,以参股或债权性并购为主;大型矿业公司应积极主动进行海外并购,参与国际矿业并购的竞争。(3)通过对不同类型矿业公司国外并购模式的效率进行分析,认为中国矿业公司海外并购应优先考虑铁矿及贵金属矿种,优先选择本地化策略,优先选择参股性并购。
施静[7]2016年在《企业并购重组的税务风险分析》文中研究说明企业发展壮大要么依靠自身力量,要么通过取得外部经营资源谋求发展。近两年企业并购数量和涉及的数额巨大,企业并购重组成为了当今企业扩大自身力量的主旋律。企业并购重组作为调整产业结构和优化资源配置的有效手段,对促进企业做大做强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研究企业并购重组有很大的实践意义。然而直到上世纪末我国并购市场才有所发展,对我国并购重组的研究很少,对并购税务风险研究就更是寥寥无几了,随着税收因素逐渐显示出它的巨大影响力,便日益被国家和企业重视起来。企业并购重组在中国经济发展中起到来越重要的作用,是企业快速发展壮大的有效手段。本文对并购重组和税务风险的概念有了明确的界定,梳理了我国企业并购重组税收政策及其相应的税务处理,在此基础上指出风险管理的现状和不足。针对目前税务风险管理不力的情况和我国现行并购税收法律政策不断变化的双重背景对我国企业并购重组潜在的税务风险点进行了合理的预测,并运用了层次分析法对税务风险进行评估。通过对支付方式和目标企业等影响税负的因素的分析,得出了一些关于降低企业并购重组税负的常用做法的相关结论。最后通过并购重组的案例分析提出了关于我国降低企业并购重组税务风险的建议对策,希望能从企业的角度降低并购重组的税负,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经营目标。近年来国家不断出台一些鼓励企业并购重组的税收政策,并购市场发展迅速,税收因素也逐渐被企业在并购重组中考虑到。不过目前我国关于企业并购重组的税务风险管理存在一些问题,加之近年来并购重组作为资产交易的形式之一也被列为稽查的指令性项目。所以研究企业并购重组的税务风险迫在眉睫。
席鑫[8]2010年在《并购对公司价值的溢出效应》文中研究指明自19世纪末美国发生第一次企业并购浪潮以来,全球范围内已经爆发了五次大规模的企业并购浪潮,这对全球经济发展起到了深远的影响。从此并购被视为企业实现扩张和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手段。在世界财富500强企业中,大部分都是在一系列的并购重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如零售业巨头沃尔玛、最大的日用消费品公司宝洁和石油巨头美孚石油公司等等。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改变了全球的金融格局和经济局势,许多曾经是全球各个行业霸主的巨型企业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如贝尔斯登、雷曼兄弟、高盛和通用汽车等等。在美国政府的主导下,各国政府又纷纷采取资产重组和并购等方式试图力挽狂澜。与西方国家此起彼伏的并购浪潮相呼应,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现在,重组作为社会优化资源配置、调整经济结构和深化企业改革的一种主要经济方式,并购行为已经被越来越广泛的运用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企业兼并出现了持续高涨的态势,连续几年内并购数量都以70%的速度增长,并且从2000年开始,中国通过上市公司并购重组产生的上市公司数量已经超过了当年IPO上市的数量,已经真正融入了全球的第五次并购浪潮中。但不可忽略的是,一方面,中国作为全球经济中的主要组成部分,在金融危机中同样受到了严重的冲击,特别是外向型民营企业纷纷破产倒闭。另一方面,由于中国正处于发展中阶段,市场经济中各种政策、制度还不是很完善,特别是证券市场还没有实现真正的市场化和经济化,使得中国资本市场中存在许多“政府主导型并购”“借壳上市型并购”以及“圈钱型并购”等虚假并购事项。制度的不完善再加上投资者的误读,一度造成了中国证券市场上存在“业绩不行、重组就灵”的并购导向。如1998年托普集团并购重组川长征A、“德隆系”、湖南成功集团与湘酒鬼、深圳明伦集团与明星电力、四川立信投资与朝华科技以及飞天系与福建叁农等并购案例层出不穷,极大的侵害了投资者的利益,损害了中国证券市场的信誉和稳定性。因此,如何通过重组并购来调整产业结构、优化社会资源配置和提高经济效率,进而增强中国企业的生存能力和发展能力显得尤为重要。此外,由于中国尚处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这一特殊国情使得西方学者的研究结论并不能完全使用,而国内学者对并购相关问题的研究仍未形成定论,针对并购行为的研究无论是理论方面还是实践方面都有待于更深入的研究。因此,本文将研究视角定位在并购对公司价值的溢出效应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本文的研究视角具体分为以下几个方面:企业并购是否真如期望中那样为企业创造了价值呢?如果企业并购并不一定能为企业创造价值,那么在我国特殊的制度背景下,企业并购的真正动机是什么呢?哪些因素制约了企业的并购绩效?哪些企业容易并购其他企业或者容易被其他企业并购,这些企业具有哪些特征?本文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本文首先从并购动机、并购方式、企业价值以及叁者之间的相关关系等方面回顾了以往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界定了研究范畴。其次基于事件研究法,选择中国资本市场上2004年至2008年的并购事件为样本,检验了并购行为对并购公司和目标公司市场价值的影响。研究发现,并购可以使并购公司的市场价值增加,在并购日前后各30天的时间窗口内,并购事件使得并购公司股票的平均累计超额收益率达到了3%;而对于目标公司,在前后30天的时间窗口内对被并企业股票收益并没有产生显着的影响,但是在并购前股票收益急剧下降,而到并购日附近又急剧上升。这反映了中国证券市场的经济秩序仍不完善,有些企业并购存在内幕交易,有关人员会利用并购题材恶意炒作股票价格。尤其是当并购方和目标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时,这种借助并购题材恶意炒作的现象更加明显,从而也说明了我国证券市场中的关联交易还没有真正得到规范,仍需要不断完善各项市场交易制度。然后接着本文针对股权结构、最终控制人性质、行业特性、支付方式、现金流量能力等因素对上市公司并购绩效的影响力进行了实证研究。本节分别以基于市场基础的累计异常报酬率和基于财务指标基础的各项能力等变化作为并购绩效的衡量指标。在市场基础下,本文选取了(-30,30)、(-10,10)、(-5,5)和(-2,2)四个窗口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短期累计异常回报与高管人员在上一年的并购绩效存在较为显着的正相关关系。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中国资本市场的不完善,一旦上市公司宣布并购公告,投资者认为是利好消息,盲目买进,导致了短期内公司价值的上升;另一方面,高管人员上一年较好的经营绩效,会使得市场认可其经营能力和决策能力,进而认可其并购决策能给企业带来更好的盈利空间;涉及到关联方交易的企业并购行为并没有给股东带来正的累计异常回报,关联交易在短期内没有提高企业的市场价值;处于成长期行业的企业,股东获得了正的较为显着的累计异常回报。这表明随着所属行业生命周期的不同,企业的并购绩效也会受到影响。属于成长期的行业中的企业,相对其他企业而言,面临较大的竞争压力,在并购中能采取有效并购方式,扩大市场占有率,实现规模经济,可以更好的将资源优化配置,实现管理和财务上的协同效应,从而提高企业价值;国有企业相对非国有企业而言,股东在并购行为中获得了较少的累计异常回报。这表明国有企业在并购行为中的低效率和政策性干预,已然被证券市场正确的识别;采用现金为支付手段的并购行为能够向证券市场传达有利的信息,从而为企业股东带来更多的累计异常回报;企业的自由现金流量与短期累计异常回报存在较弱的正相关关系,这可能是由于市场和企业对高管人员的错误决策的滞后反应造成的。从并购方式来看,采用资产收购方式下的并购企业股东获得了较少的累计异常回报,采用股权转让方式下的并购企业股东获得了较多的累计异常汇报,但是两者均没有通过显着性检验。在财务指标基础下,本文利用主成分分析法构造了盈利能力、股东获利能力、营运能力、风险水平、偿债能力、现金流量能力和发展能力7个综合评分模型,并依次对这些指标从并购当年到并购后两年这叁年时间内的变化进行了统计分析,发现以上各项指标呈现出不同的变化趋势:(1)高管人员在并购之前的经营绩效与企业的各项财务指标的影响是不一致的,高管人员在并购之前的经营绩效与盈利能力、现金流量能力、股东获利能力正相关,但与企业的发展能力、营运能力和风险水平存在较微弱的负相关关系。在一定程度上,管理者的自负和盲目投资是造成投资低效率的因素。(2)关联方交易并没有对企业价值产生较明显的影响。但从总体来看,关联方并购对企业的现金流量能力、偿债能力、发展能力和营运能力带来的正的效应。这证实了关联方交易的确能通过换入优质资产和优化资源配置来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和管理效率。(3)处于成长期行业的企业,并购后长期盈利能力、短期发展能力、短期偿债能力和长期的偿债能力均有显着的提高。因此验证了企业的价值与所属行业生命周期关系密切,属于成长期的行业中的企业,能更有效的抓住并购机会,采取有效的并购方式和手段,提高管理效率和经营效率。但同时本文的研究结论指出,成长期行业的企业,并购后营运能力显着降低,这可能是由于随着规模的扩大和竞争环境的日益激烈,成长期企业在资金、原材料、存货和固定资产等方面的周转不顺导致的。(4)国有企业在并购之后,盈利能力、偿债能力、发展能力等各项财务指标均低于非国有企业。但其长期现金流量能力、短期发展能力却显着高于非国有企业。本文认为,这与政府的扶持是密不可分的。政府在引导国有企业并购之后,为了维持其政绩,一般情况下会在政府拨款、资源划拨等方面继续给予大量的支持,从而提高了企业的现金流量能力和发展能力。(5)采用现金为支付手段的企业,从整体上看,并购后企业的长期盈利能力、现金流量能力、偿债能力、发展能力均在不同程度优于采用其他支付手段的企业。但企业的短期现金流量能力、短期发展能力、营运能力和股东获利能力却低于其他企业。这是因为,企业在支付了大量的现金之后,现金流相对短缺,对被并购的企业的管理和经营模式的渗透尚未完成,短期利润没有得到显着提高,为积累长期发展的资金,企业采取了低股利政策,进而影响到了股东获利能力。(6)在大多数情况下,自由现金流量与企业并购价值呈现负相关关系,进一步证明了高管人员的自负和盲目投资导致了并购行为的低效率。虽然本文的实证结果同时指出,自由现金流量与企业并购后两年的盈利能力、并购当年的偿债能力和并购后第一年的发展能力存在显着的正的相关关系,但是考虑到这些指标与现金流量在计量上的关系,出现这种结果也是可以理解的。(7)与市场基础下的企业价值不同,并购方式的选择对并购后企业各项财务指标的影响是不稳定的,同一种并购方式下企业并购当年、并购后一年和并购后两年的同一指标也是不相同的。大体上,资产收购方式下,企业的股东获利能力和营运能力在叁年内均高与其他方式;并购当年和并购后一年的盈利能力和现金流量能力高与其他方式,但随后出现下降;偿债能力在并购当年低于其他方式,但随后提高。在股权转让方式下,企业的偿债能力、股东获利能力和营运能力在叁年内均高于其他并购方式;盈利能力和现金流量能力在并购当年和并购后一年较高与其他方式,但在并购后第二年降低;企业的发展能力在并购当年和并购后第一年低于其他方式,但在并购后第二年较高。所以从会计指标的角度来看,并购对并购公司价值的影响并不存在明显规律。接着本文针对并购动机对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基于解决委托代理动机(无论是解决主并购企业还是被并购企业的委托代理问题)的并购行为,对主并购企业的公司价值有着正向影响;基于实现管理协同效应动机的并购行为,对主并购企业的公司价值有着正向影响,但并不显着;基于实现规模经济动机和财务协同效应动机的并购行为,对主并购企业的公司价值有着显着的负向影响。总体而言,协同效应动机的并购并没有提高企业价值,委托代理动机的并购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甚微。出现这种结果,一方面可能是由于本文的模型和样本选取存在缺陷,只研究了并购的短期绩效,没有对并购行为对企业长期资源配置和效率的影响进行分析,而委托代理问题和协同效应往往不能在较短时间内实现。另一方面,这也反映出中国上市公司在并购过程中仍存在着很多问题。第一,企业并购存在大量的政府干预,自主性受到限制。中国很多上市公司是国有企业,他们承载了多重政府目标,包括实现经济发展战略、促进就业、维护社会稳定等等,从而导致了国有企业承担了政策性负担。地方政府出于政策性负担的考虑以及地方政府官员的政治晋升目标的实现,会有动机干涉自己辖区内国有企业的并购决策。但政府在干预甚至主导企业并购时,往往忽略了企业自身的资源配置需求和战略目标,这种强制性的“拉郎配”会给企业带来一系列的并购后遗症,如人员安排、文化整合、资源配置、管理效率、部门整合等问题。第二,企业在并购后忽略了和被并购企业的整合。并购合同的签订并不是并购行为的终点,并购之后的有效的资源整合才能给企业带来效率的提高和价值的提升。整合包括人力资源整合、企业文化整合、财务整合、经营战略整合、组织制度整合和资产债务整合等多个方面。这些问题已经严重影响了中国上市公司在并购行为中的资源配置效率和企业价值。在上文基础上,本文运用Logistic模型分别研究并购公司和被并购公司所具备的特征,说明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公司更容易发生并购或被并购。结果显示,并购公司通常具有较高的总资产收益率、较高的现金总资产比及较低的股权集中度特征,同时统计上还发现并购公司通常具有较高的资产负债率、较低的发展水平以及较低的市盈率等特征。被并购公司的特征经过统计检验发现主要有较低的盈利水平(ROE)、较低的每股净资产(NAPS)、低估的市场价值(Tobin’s Q)以及相对分散的股权(Top1)等几点。需要指出的是,从两个模型的拟合程度以及预测准确率来看,发现本文所构造的模型不具备良好的预测能力。该模型只能用来说明发生并购的并购方和被并购方一般具有哪些特征。最后,针对在研究过程中发现的问题,也就是中国企业的并购行为没有完全如理论预期——完善了资源配置、增强了企业实力、提升了企业价值,本文提出了政策建议。本文认为,中国企业并购是政府、主并购企业和被并购企业叁方共同作用的结果,必须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制度,必须重视企业并购的市场行为,必须重视并购后的整合。
吴玉彬[9]2014年在《基于斯科特混合兼并模型的中国上市企业并购重组价值问题研究》文中认为企业并购重组是竞争性市场上的一种普遍的、持久的企业行为和市场行为。市场经济先行国家的经济发展史，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就是一部企业并购重组史。并购重组作为迅速实现资本集中和企业规模扩张的有力杠杆，对于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居功至伟。因此，研究我国上市企业并购重组价值问题，对于促进我国资本市场持续健康发展，提升并购价值创造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国内学术界与实务界也一直关注于并购重组理论问题研究，但现有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基于并购动因因素角度的并购价值问题研究；另一方面是基于管理领域角度的并购价值问题研究。在国外完美资本市场当中，混合兼并最流行的理论是协同效应——1+1﹥2，但是，很多混合兼并的理论提出不需要协同效应，而是基于纯财务效应，提出了混合兼并纯财务理论。在国内基于纯财务效应对并购重组价值创造或受损进行研究的文献很少，也因此，迄今为止，关于企业并购有多种理论解释，尚未形成较为系统的、综合的理论框架。因此，企业并购重组的纯财务效应，这就更值得我们关注。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引入斯科特混合兼并模型，在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并购重组行为进行市场检验的基础上，大量研读相关公告及企业年度报告，为本文多案例对比分析提供了事实依据，通过选取典型案例，采用多案例对比分析方法，分别从多元动因、结果等角度，结合我国企业所处的特殊制度背景、经济环境、经济结构以及企业特质，关注企业并购的纯财务效应，通对企业并购价值创造的复杂过程及多元化影响因素进行深入考察，透析我国上市企业并购重组的现状，拓展并购重组理论，也为增进我国新一轮企业并购重组价值创造提供有意义的实践启示。
王清剑[10]2013年在《企业并购的产业结构效应与税收调控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企业并购不仅是企业扩张的主要方式,也是企业不断由衰退产业向新兴产业转移和蜕变的重要途径,是企业进军新领域的有效手段。在全球竞争一体化格局下,产业整合和发展成为企业并购的主题,通过调整自身产业规模,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成为并购的内在驱动力。因此,企业间的并购重组可以促进资源的快速流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产业结构有效调整与优化升级。而税收是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工具,任何形式的涉企税收政策及其变更,都将直接影响企业成本,进而对企业并购决策施以影响。税收效应尤其是税收减免政策一直是企业并购中考虑的重要因素,也是并购市场顺利运作不可或缺的外部条件。本文以公共财政理论、企业并购理论和产业调整理论为基础,考察并购税收政策对企业并购决策与产业结构的影响,主张通过并购税收政策的设置与调整,适度引导企业间并购重组行为,实现产业合理集中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企业并购、产业结构调整、税收调控间的关系主要归结为：国家从产业结构调整的角度出发,通过产业分类,对不同类型的产业采取差异化的税收政策,主要包括征税对象差异、税率差异以及税种差异等。对鼓励类产业,通过制定免税并购政策、较低的并购税率等措施,降低企业并购交易成本,提高并购收益,鼓励并引导企业通过并购重组方式,向鼓励类产业转移,实现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升级的宏观目标。对于淘汰类及过度集中的产业,则通过较高的并购税率、较多的征税对象以及资源税、环境税等政策,限制产业规模进一步扩大。这一关系由宏观经济发展目标出发,通过制定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影响企业微观行为,而企业微观行为的调整,又进一步促进了宏观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通过2003-2010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本文对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含香港、澳门、台湾与西藏)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进程进行了评价,发现我国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进程推进缓慢。对企业并购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检验表明：不论是并购交易数量,还是并购交易规模,企业并购行为的增加对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进程均存在促进作用,通过引导企业间并购行为,可以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企业并购中政府干预的国际经验,及优酷并购土豆、联想并购IBM-PC业务等案例的研究,则进一步验证了税收对企业并购的重要影响,以及对企业通过并购实现产业转型的重要意义。引导企业并购的目的在于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升级,因此企业并购税收政策的制定要以产业为基础。根据产业特征,对不同产业进行分类,制定《并购税收调控行业目录》,针对不同产业实行差异化的税收政策；在一般原则的基础上,根据不同行业特征,发挥所得税、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以及资源税等税种对企业并购的调控功能。同时,为避免出现垄断势力,企业并购的税收调控政策应根据产业集中度的变化状况进行动态调整,在产业集中度较低时采取鼓励并购的税收优惠政策,在产业集中度过高时采取限制性的政策,建立并实现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的良性互动机制。
参考文献：
[1]. 基于不同动因的政府干预壳资源并购绩效研究[D]. 杨沁. 西安理工大学. 2017
[2]. 企业并购重组方式及案例研究[D]. 周之音. 大连理工大学. 2002
[3]. 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的价值创造机制研究[D]. 杨兴锐. 武汉大学. 2014
[4]. 我国企业并购重组各环节税收筹划方法研究[D]. 刘志飞. 广东工业大学. 2015
[5]. 企业并购重组中的税收筹划问题研究及案例分析[D]. 高晓素. 上海交通大学. 2014
[6]. 矿业企业并购模式经济分析[D]. 朱玉柱.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2017
[7]. 企业并购重组的税务风险分析[D]. 施静. 上海海关学院. 2016
[8]. 并购对公司价值的溢出效应[D]. 席鑫. 吉林大学. 2010
[9]. 基于斯科特混合兼并模型的中国上市企业并购重组价值问题研究[D]. 吴玉彬. 兰州商学院. 2014
[10]. 企业并购的产业结构效应与税收调控研究[D]. 王清剑. 北京交通大学.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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