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名：何日标准化——全国政协委员杜祥明教授访谈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名论文,政协委员论文,中国论文,访谈录论文,教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地道的中国企业，却以洋名命名；纯正的国货，名称却是一串洋字码；漫步市场，众多的中国产品说明书却是一水儿的洋文……
然而，洋文泛滥并非仅限于此，我国地名工作中洋文充斥的现象也屡见不鲜。 京九铁路北端的起始点——北京西站以“Beijing
WestRailway Station”标名即是典型的一例。
日前，记者就此走访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地名研究会副理事长杜祥明教授。
杜教授以学者的严谨，首先阐述了地名的国际标准化问题：
通俗地讲，一个具体的地名就是一种特定的声音，一个特定的字形。各国语言文字不同，地名的文字形式多种多样，难以沟通交流。为解决这一难题，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从1953年起酝酿地名标准化问题，1960年，联合国成立了地名专家组。从1967年开始，联合国每5 年召开一次国际会议，专门商讨地名国际标准化问题，办法是推行地名单一罗马化，凡用罗马字母文字国家的地名，以本国拼写形式为准；非罗马字母国家，要提一种具有官方地位的本国地名罗马字母拼写方案。地名单一罗马化的实质，就是一个地名对应一种字形。
地名标准化的推行，极大地促进了国际交流与国际合作。
杜先生进而向记者介绍了我国地名标准化的进程及现状。作为国际社会的重要成员和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我国积极参与并大力推行地名的单一罗马化。建国后，我国政府大力推行汉语罗马化，即普遍采用汉语拼音。1975年，我国应邀出席联合国地名专家组会议的代表，阐述了我国以汉语拼音字母拼写我国地名的立场。1977年，在希腊雅典召开的联合国第三届地名标准化会议上，我国提出的用汉语拼音字母拼写中国地名做为罗马字母拼写中国地名的国际标准的提案获得通过。1978年9 月，国务院正式批转了《关于改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我国人中地名罗马字母拼写法的统一规范的报告》，并由外交部、新华社通告国内外于1979年1月1日起实行。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地名标准化进程注定是一个渐近的过程。以往我国地名罗马拼写法大多引用威妥玛式或其它外国拼音设计方案拼写。例如：“北京”就有“Peking”、“Pekino”、“Pequin”等多种形式，“上海”有“Changhai”、“Schanghai”等拼法。 随着地名化的推行，诸如“北京”“上海”以“Beijing”、“Shanghai ”为规范的问题已基本解决，但地名拼写不规范的问题仍十分普遍。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有两类， 一是用英语译写地名， 如“颐和园”用“SummerPalace”译名而不以“Yiheyuan”拼写；二是专名用汉语拼音而通名仍采用英语译名，如“中山路”以“Zhongshan Road”标名而不完全用汉语拼音“Zhongshanlu ”拼写，
“北京西站”以“BeijingWestRailway Station”标名，即属于这种不规范的做法。
以英语译名的做法弊端是显而易见的。举世闻名的杭州西湖，如果用英语称其为“West Lake”，那么法语就应称之为“Oust Lac”， 德语、意大利语又如何称呼呢？这种做法不仅违反了地名标准化的要求，也造成了交流的困难。究其原因，就在于译名不仅改变了“西湖”名称的语言，还导致了地名罗马字形的多样化。这种片面追求转达地名意义的做法，无疑是舍本求末之举。
许多人以尊重传统做为译写地名的依据，对此，杜先生指出，尊重传统应视情况区别对待。“香港”之所以拼为“Hongkong”而没有写成“XiangGang”，是因为“HongKong”是粤语“香港”的语音， “澳门”拼为“Macau”而不是“AoMen”，则是由于“Macau ”源于我国东南沿海渔民对保护神妈祖的崇拜。杜先生也进一步指出，尊重传统并非一成不变。“黄河”、“长江”、“长城”之所以称为“YellowRiver ”、“Yangze River”、“Great Wall”，是因为这几个地名已经溶入外国人语言体系之中。即使如此，我们也应看到，这样的地名为数极少，况且许多国家也逐渐对这些地名采用了一名两说的办法，即不仅有译名，同时也有汉语拼音。这表明，即使是外国人对我国地名的某些传统译法也开始向汉语拼音过渡，我们自己有什么理由死守传统而不走向规范化呢？
杜先生对通名以英语译名的弊端进行了详尽的论述。我国语言丰富多彩，许多地理通名无法简单地套用外语词汇译名。例如，汉语中的河流可称为江、河、溪、川、水、沟、涧、渠、塘、港等等，而与之对应的英语词汇仅有River，无法准确反映我国众多河流的名称。 这种情况比比皆是，如行政区划的通名“县”与“旗”、“乡”与“镇”，采用译名也无法区分。另一方面，许多通名具有丰富的地理、历史、文化信息，简单套用外语译名，会造成大量信息的丢失。北京的小巷称为“胡同”，上海则称“弄堂”，如果不以“Hutong”、“Long tang ”拼写两地小巷的名称，而笼而统之地称之为“Lane”，那么“胡同”、“弄堂”所包含的地理信息完全丢失。事实上，丢失的信息远不止于此，还丢失了“胡同”、“弄堂”所包含的两大都市丰富的文化、历史内涵。
地名通名还具有强烈的政治意义，是国家领土、主权的有力佐证。1962年11月，周恩来总理就中印边界问题致亚非领导人的信件中有这样一段话；“这个地区的地名大都用藏语命名的。例如：人们在这里把河叫‘曲’，娘江河叫‘娘江曲’；把山口叫‘拉’，色山口叫‘色拉’；把地方叫‘隅’，门地方叫‘门隅’。”这段话说明了地名通名对领土主权的论证作用。时至今日，这段话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目前，某些国家对我国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仍怀有领土野心。如果我国对这些海岛的通名不以“Dao”标名却用“Island”译名， 相反其它国家却以其本国语言对这些海岛进行罗马化标名，其后果不堪设想。对此，我们不应忘记地学界泰斗曾世英老先生毕生为之奔走呼号的爱国之举。
通常地名的政治意义并不十分显著，但地名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则是显而易见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地名能够折射出一个民族的精神状况。面对我国比比皆是的以英语译注地名的现象，许多外国人发生了中国似乎是一个英联邦国家的感叹。联想到饱受英国殖民统治、以印度语和英语为官方语言的印度， 其行政区划的重点名称“邦”尚且以印地语“Pradesh”拼写而不以英语“State”标名，外国人的感叹令人倍感沉重。
谈到这里，多年致力于我国地名标准化的杜先生颇为动情：在东西方文化日益融合的今天，我们必须大力推行汉语拼音拼写地名的工作，遇上洋地名泛滥的现象，应捍卫我们的民族精神。唯其如此，方能真正增进国际交流促进改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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