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评价斯大林与邓小平评价毛泽东之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斯大林论文,评价论文,毛泽东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毛泽东评价斯大林与邓小平评价毛泽东，是共和国历史上两件十分重要的大事，对共和国历史的发展方向和进程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前者开始了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试图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里程，后者则为邓小平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扫清了障碍，并最终找到了这样一条道路；前者避免了中国走上修正主义道路，后者则保证了中国既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又使中国走上了民族振兴之路。
一、对伟人的评价，绝非仅涉及伟人个人，而是事关一个国家、甚至国际的大事
斯大林与毛泽东都是具有世界影响的人物。对他们的评价，也就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毛泽东评价斯大林与邓小平评价毛泽东都充分注意到了这一点。
斯大林的一生，是与苏联共产党、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联系在一起的，也是与共产国际、社会主义阵营密不可分的。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他们认为：“斯大林，在列宁逝世以后，他不仅是苏联党和政府的领导人，而且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公认的领袖。”“从十月革命开始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斯大林作为这个国家的主要领导人，近三十年之久。无论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上说，或者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说，斯大林一生的活动，都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斯大林的活动，是同伟大的苏联共产党和伟大的苏联人民的斗争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是同全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分不开的。”（注：《关于斯大林问题——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7～60页。）
是否正确地对待斯大林，是关系到是否正确地对待苏共历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乃至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性问题。世界上各个阶级、政治派别，必然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对斯大林作出各自的评价。毛泽东认为，这种现象是十分正常的，说：“斯大林问题，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大问题，曾经引起了世界各国一切阶级的反响，至今还在议论纷纷。各个不同的阶级，代表各个不同阶级的政党或政治派别，意见不同。估计在本世纪内，这个问题还不可能作出定论。”（注：《对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稿的批语和修改》，《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69页。 ）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党对斯大林作出评价。在毛泽东看来，既然斯大林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又是关系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原则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共同利益的大问题，因此，苏共中央在对斯大林作出结论前，应同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协商，取得一致意见后，再向世人公布。这样既利于社会主义阵营和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团结，也不易于给帝国主义留下把柄，给国际共运带来不利。然而，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并未这样做，而是在苏共二十大行将结束之际，在“秘密”状态下，突然作了个“秘密报告”，全盘否定了斯大林。然后，苏共中央通知各国共产党。令人遗憾的是，“秘密报告”很快被帝国主义公布于世，结果给国际共运造成了灾难性后果。事已至此，中国共产党为了维护国际共运的整体利益，不得不发表自己的意见。在“秘密报告”事发后不久的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说，现在全世界都在议论，我们也要议论。中共中央就此写成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后在中苏论战中，又发表了《关于斯大林问题——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公开表明了中共对斯大林的看法，维护斯大林的形象。同时，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做法提出了严厉的批评。“秘密报告”出台不久，毛泽东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他（赫鲁晓夫——引者注）作的这个秘密报告，无论在内容上或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注：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4～5页。）毛泽东通过中共作出的对斯大林的总体评价和对赫鲁晓夫错误做法的批评，以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的利益，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
毛泽东逝世后，国内外同样十分关注毛泽东的评价问题。在毛泽东逝世后的一段时期内，有人提出“两个凡是”，另有一部分人则只盯住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前者试图完全肯定毛泽东，无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后者则只看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无视毛泽东的历史功绩。邓小平认为，这两种思潮都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强调对毛泽东的评价，必须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因为对毛泽东的评价既是对一般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更是国际国内很大的政治问题。
首先，毛泽东的事业和思想是同党和人民的事业密不可分的。他说：“毛泽东同志的事业和思想，都不只是他个人的事业和思想，同时是他的战友、是党、是人民的事业和思想，是半个多世纪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经验的结晶。”（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2页。）他认为， 我们应当珍视这份宝贵的遗产，任何时候都不能损害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光辉形象，不能动摇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原则。“这不但是中国共产党的利益所在，中华民族的利益所在，而且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所在。”（注：《坚持党的路线，改进工作方法》，《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79页。）
其次，对毛泽东的评价，不只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为国际国内所关注的很大的政治问题。邓小平认为，毛泽东同志不是孤立的个人，直到他去世，一直是我们党的领袖。因此，“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注：《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9页。）他认为，如果不能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尤其是对毛泽东的错误估计过重，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而且很容易造成思想上的混乱，导致国家政局不稳。因此，邓小平一再强调，对毛泽东的评价，一定要做到实事求是、恰如其分，以维护国家的稳定，对国际共运负责，避免引起社会动荡。
二、着眼于伟人的一生，在肯定的前提下，否定错误部分并分析其根源
毛泽东评价斯大林时，主张既要看到斯大林正确的一面，又要看到其错误的一面，在肯定的前提下，指出错误，并分析错误的根源。只有这样，才能对斯大林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首先，强调把斯大林的错误放到适当地位——第二位。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认为，“我们在总结斯大林的全部思想和活动的时候，必须同时看到他的正面和反面，他的功绩和错误。只要我们是全面地观察问题，那么，如果一定要说什么‘斯大林主义’（被铁托和帝国主义者用于贬意——引者注）的话，就只能说，首先，它是共产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主要的一面；其次，它包含一些极为严重的、必须彻底纠正的、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9 册，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575页。）毛泽东进一步指出， 尽管在某些时候为了纠正这些错误而对这些错误加以强调是必要的，“但是为了作出正确的估计，不使人们发生误解起见，将这些错误放在适当的地位也是必要的。我们认为，斯大林的错误同他的成绩比较起来，只居于第二位的地位。”（注：《对〈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稿的修改》，《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84页。）毛泽东认为，对斯大林的评价应当是“三七开”。他说：“中央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注：《论十大关系》，《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 第741页。）这种观点，在毛泽东的讲话和文稿中，曾反复提到。
其次，肯定斯大林的功绩，指出其错误，并认真分析错误根源。毛泽东认为，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列宁主义的敌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保卫了列宁主义遗产。他领导苏联人民实现了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并取得了反法西斯斗争的伟大胜利。他领导苏联党和政府，对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给予了巨大的援助；他站在历史潮流的最前面指导斗争，是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不可调和的敌人。同时，他认为，斯大林也犯了严重错误，“在肃反问题上扩大化；在反法西斯战争前夜缺乏必要的警惕；对于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农民的物质福利缺乏应有的注意；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了一些错误主意，特别是在南斯拉夫问题上作了错误的决定。”（注：《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稿的批语和修改》，《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62页。）关于斯大林在国际共运中所犯错误， 毛泽东解释说：“他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活动中，在对待兄弟党和兄弟国家的关系中，犯了一些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不适当地干涉某些兄弟党和兄弟国家的内部事务，替各国党制定纲领、具体政策以至人事安排，用强制的方法推行他的‘左’的政策，因而引起了许多严重的后果。”（注：《对〈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问题〉一文的批注和修改》，《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262～263页。）毛泽东认为，斯大林的这些错误，有些是原则性的错误，有些是具体工作中的错误；有些是可以避免的错误，有些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没有先例的情况下难以避免的错误。在毛泽东看来，斯大林之所以犯了这些错误，主要是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方面出了问题。在工作方法上，“斯大林在他一生的后期，愈陷愈深地欣赏个人崇拜，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违反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在思想方法上，“陷入了主观性和片面性，脱离了客观实际情况，脱离了群众。”（注：《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稿的批注和修改》，《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 第62页。）
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亲自参与了对斯大林的评价工作，深知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所造成的恶果。因此，他作为中共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在主持评价毛泽东的工作期间，一贯主张充分肯定毛泽东的正确方面，实事求是地指出毛泽东所犯错误，对毛泽东的一生给予客观公正地评价。
首先，评价毛泽东，重点放在毛泽东正确的方面，讲毛泽东的错误要适当。邓小平在评价毛泽东的问题上，一再指出，对毛泽东的错误要讲，但是，重点放在毛泽东正确的方面。因为毛泽东是与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能正确地说明毛泽东正确的方面（即毛泽东思想），或者单讲毛泽东的错误，只能给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抹黑。因此，在主持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时，邓小平说：“重点放在毛泽东思想是什么、毛泽东同志正确的东西是什么这方面。错误的东西要批评，但是要很恰当。”（注：《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7页。）
其次，从毛泽东的一生，看毛泽东的功绩与错误。针对一部分人只看毛泽东的缺点、不看毛泽东的历史功绩的状况，邓小平强调，一定要结合毛泽东的一生，看待毛泽东；就毛泽东的一生而言，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说，我们既不能因为他的功绩而讳言他的错误，同样，也不能因为他的错误而否定他的功绩。这两种态度都不是唯物主义的。“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因此，尽管毛泽东有段时间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拿他的功和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他为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杀的。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注：《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44～345页。）他坚决反对对毛泽东晚年错误批评过分的倾向，维护毛泽东的形象。他说：“对毛泽东同志晚年错误的批评不能过分，不能出格，因为否定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意味着否定我们国家的一段重要历史。这会造成思想混乱，导致政治不稳定。”（注：《压倒一切的是稳定》，《邓小平文选》第3卷， 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 第284页。）
再次，充分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功绩，指出其错误，并分析错误产生的根源。关于毛泽东的历史功绩，邓小平说：“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应该说，在六十年代以前或五十年代后期以前，他的许多思想给我们带来了胜利，他提出的一些根本的原理是非常正确的。他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各个方面，包括哲学、政治、军事、文艺和其他领域，都有创造性的见解。”关于毛泽东所犯错误，就时间段而言，邓小平说：“他在一生的后期，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是犯了错误的，而且错误不小，给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带来许多不幸。”他说，毛泽东所犯错误不是个人品质问题造成的，应当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区别开来。毛泽东犯错误的原因包括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就主观方面而言，就是在晚年毛泽东个人专断作风的膨胀，“他在生前没有把过去良好的作风，比如说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很好地贯彻下去”。（注：《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45页。）就客观方面而言，当时的政治体制存在一定缺陷，对党的最高领导人缺乏必要的监督手段。邓小平讲：“制度是决定因素，那个时候的制度就是那样。”即使明知毛泽东犯了错误，“在那个条件下，真实情况是难于反对。”（注：《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8～309页。）因此，邓小平认为， 政治体制方面存在的弊端是根本的原因。
三、抛弃个人恩怨，评价伟人
在毛泽东与斯大林的交往史上，毛泽东对斯大林有不少的抱怨。而这些抱怨，大多与中国革命和建设有关。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历数了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所犯错误，表达了自己的不满情绪。他说：“斯大林对中国作了一些错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一九四九、一九五○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注：《论十大关系》，《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41页。）另外， 他对斯大林起初不热心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也表现出强烈不满。
尽管如此，毛泽东在评价斯大林问题上，总是理智战胜感情，以大局为重，高度评价斯大林的丰功伟绩。在1956年11月的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毛泽东说，他一生不愿意别人向他祝寿，也不愿意向别人祝寿。然而他还是写了三篇歌颂斯大林的文章（1939、1949、1953年）。他说，这三篇文章，老实说，我都不愿意写。从感情上来说，我不愿意写，但从理智上来说，又不能不写，而且不能不那样写。第一篇我抛弃个人感情，向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祝寿。如果讲个人感情，我想起第一次王明“左”倾路线和第二次王明右倾路线都是斯大林制定和支持的，想起来就有气。但我以大局为重，因为那时欧战已经爆发，苏联为缓和苏德关系而同希特勒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受到西方国家舆论的攻击，很需要我们的支持。因此那篇文章写得比较有生气。抗日战争结束后，斯大林要我们不要自己反击，否则中华民族会毁灭。新中国成立之后，斯大林还怀疑我们是不是第二个铁托。1949年我去莫斯科祝贺斯大林70大寿，不歌颂他难道骂他吗？我致了祝词，但斯大林仍对我们很冷淡。后来我生气了，大发了一顿脾气，他才同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斯大林去世以后，苏联需要我们支持，我们也需要苏联支持，于是我写了一篇歌功颂德的悼文。（注：吴冷西：《忆毛主席》，第20～21页。）当然，这三篇歌功颂德的文章，还算不上对斯大林的总体评价。但是，从毛泽东的这番自述中可以看出，在对待斯大林的问题上，他总能以大局为重，以国际共运的整体利益为重。也正是以这种大局观为基础，毛泽东多次修改《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关于斯大林问题——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对斯大林作出了基本肯定的总体评价。
在邓小平与毛泽东相处的过程中，毛泽东对邓小平也产生了不少误会，而且均发生在毛泽东晚年。因为毛泽东愈来愈陷入“左”的错误中，所以，毛泽东的这些误会，大多与他的“左”的错误有关。早在“文化大革命”前，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工作就已经有所不满了。在1962年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大批“三风”（“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属于一线领导人的邓小平受到牵连。1965年，邓小平试图控制意识形态领域“左”倾政治批判日益加剧的局面——这与毛泽东的思路大相径庭。后来，毛泽东多次指责邓小平说：邓小平什么事都不找我，几年不找我……他这个人耳朵聋，听不见，开会坐得离我很远，对我是敬鬼神而远之。毛泽东还批评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其中一个就是指邓小平和中央书记处。从此，一些重要的事情，毛泽东不再与邓小平（当然也包括中央一线的其他领导人）通气了。“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刘少奇和邓小平按着过去的工作惯例，派工作组进驻高校，试图将“文化大革命”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结果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南辕北辙。毛泽东决定将刘、邓打倒。1969年10月，邓小平及其家属被“疏散”到了江西。1975年，毛泽东再次重用邓小平，以收拾“文化大革命”给国民经济造成的残破不全的局面。邓小平主持整顿工作，试图从实践上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再次引起毛泽东的不满。毛泽东希望，由邓小平主持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对“文化大革命”作一个“三七开”的决议，被邓小平婉拒。因为在邓小平看来，“文化大革命”从理论上到实践上都是完全错误的。担任毛泽东联络员的毛远新，又不断在毛泽东面前说邓小平的坏话，导致毛泽东再次失去对邓小平的信任。毛泽东说：“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有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注：《毛主席重要指示》，《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87页。）矛头直接对准邓小平。 “四五”运动发生后，江青等人诬陷此事与邓小平有关。毛泽东再次将邓小平打倒。
尽管邓小平多次被毛泽东误解，两次被毛泽东撤职，但是，他不计前嫌，依然以大局为重，维护毛泽东的形象，给毛泽东以客观公正的评价。他在谈到评价毛泽东这一问题时说：“评价人物和历史，都要提倡全面的科学的观点，防止片面性和感情用事，这才符合马克思主义，也才符合全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44页。）又说：“我们要对毛主席一生的功过作客观的评价。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注：《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47页。）在邓小平等人的主持下，《决议》对毛泽东作出了客观公正的评价。
四、评价伟人，在于坚持伟人正确的方面，走出误区，开辟新道路
毛泽东评价斯大林，主要意图有两个：一是反对修正主义，维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社会主义制度，确保我国党和政权不变色，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沿着正确方向发展。二是反对教条主义，走出前人的误区，发展马克思主义，试图开辟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前者是前提，后者是目的。毛泽东为达此目的，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首先，强调学习苏联正确的东西、与我国相适合的东西，反对教条主义地学。毛泽东认为，苏共二十大既是坏事，又是好事，好就好在揭开了盖子，使人们从对斯大林的迷信中、从对苏联经验的迷信中走了出来。他说，学习苏联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态度，不管我国情况，适用的和不适用的，一起搬来。这种态度不好。另一种态度，学习的时候用脑筋想一下，学那些和我国情况相适合的东西，即吸取对我们有益的经验，我们需要的是这样一种态度。”（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98页。 ）要做到后者，必须对苏联经验加以科学地分析，分清哪些是苏联先进的经验，哪些是苏联的糟粕。我们学的是苏联先进的经验，落后的东西不要学。他坚决反对对苏联的经验不加分析地盲目照搬。他讽刺说：“过去我们一些人不清楚，人家的短处也去学。当着学到以为了不起的时候，人家那里已经不要了，结果栽了斤头，象孙悟空一样，翻过来了。”（注：《论十大关系》，《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41页。）
其次，结合斯大林的教训，找出并试图解决党和政府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如前所述，毛泽东在评价斯大林时，认真地分析了斯大林的错误及其产生的根源。他认为，斯大林之所以犯错误，主要在于工作上脱离了集体领导的原则，在思想上陷入了主观性和片面性，脱离了群众和客观实际。鉴于斯大林的教训，毛泽东认真分析了我国党和政府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他说：“在我们的许多同志中间，仍然存在着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作风，这就是：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工作上的官僚主义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这些观点和作风都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是不利于党内和党外的团结的，是阻碍我们事业进步、阻碍我们同志进步的。”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毛泽东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必须用加强党内的思想教育的方法，大力克服我们队伍中的这些严重的缺点。”（注：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开幕词》，《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第35～36页。）在行动上， 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了1957年的整风运动。此后，毛泽东一再倡导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尤其是对官僚主义，毛泽东特别痛恨，以至后来提出“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概念，并为解决这一问题不惜发动“文化大革命”。虽然毛泽东反对前述三大主义的方法及效果不尽如人意，但他看到了这些问题并试图加以解决的思路，无疑是远见卓识。
再次，开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试图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是一位富于创造性的政治家、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苏联经验决不迷信。在革命问题上是这样，在建设问题上同样如此。他在《论十大关系》中讲：“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注：《论十大关系》，《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20 ～721页。）在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 讨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稿子时，又说：人家犯的错误你还要犯吗？人家丢掉不要的坏东西你还要捡起来吗？今后不要迷信苏联一切都是正确的了，凡事都要自己开动脑筋想一想了。（注：吴冷西：《忆毛主席》，第28页。）对待马克思主义，他抱有同样的态度。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活力就在于不断地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他说：“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向前发展，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能停滞不前。停止了，老是那么一套，它就没有生命了。”（注：《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393～394页。）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他说：对经典著作要尊重，但不要迷信，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创造出来的，不是抄书照搬。一有迷信就把我们脑子压住了，不敢跳出圈子想问题。学习马列主义没有势如破竹的风格，那很危险。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和1959年，他又两次讲过：只有超过马克思，才是马克思主义者。（注：王任重：《实事求是的典范——纪念毛主席诞辰85周年》，《中国青年》，1978年第4期。）正是靠着这种不迷信苏联经验、 不迷信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敢于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从苏共二十大后反思苏联的经验教训开始，毛泽东踏上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难里程。尽管这次探索总体说来是不成功的，但是，试图突破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寻找适合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大方向是正确的。这次探索的经验教训，为邓小平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邓小平评价毛泽东，在于正确区分毛泽东正确的部分和错误的部分，坚持毛泽东正确的部分，改正毛泽东错误的方面，把毛泽东未完成的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事业继续下去，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不断总结新的经验，发展毛泽东思想。
首先，提出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如前所述，邓小平正确区分了毛泽东的正确部分和错误部分。然后他进一步指出，必须继续坚持毛泽东的正确部分——毛泽东思想。他说：“我们还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毛主席一生中正确的部分。毛泽东思想不仅过去引导我们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和将来还应该是中国党和国家的财富。”（注：《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47页。）“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注：《“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9页。）他认为， 毛泽东思想是一个科学体系，我们必须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的各项工作。
其次，提出要发展毛泽东思想。邓小平认为，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开放的、发展的科学体系，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否则就会僵化，而且会给我们党和国家带来灾难。他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3页。）他认为，我们党必须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深入研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不断涌现出来的新情况、新问题，并且作出有重大指导意义的答案。唯其如此，才能发展毛泽东思想，才是对毛泽东思想旗帜的真正高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开始进行拨乱反正工作。一方面，坚持毛泽东思想，运用毛泽东思想，解决现代化建设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另一方面，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开始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邓小平：“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注：《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0页。）换句话说，就是坚持毛泽东正确的东西，走出毛泽东的误区，在实践中开始发展毛泽东思想（当然还要继续发展毛泽东思想）——标志着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创建的起步。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发展，邓小平不断充实、完善这一理论。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这一理论走向成熟并形成体系——邓小平发展毛泽东思想终结硕果。正如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所说：“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邓小平终于完成了毛泽东未竟的事业——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在世界社会主义建设史上，对领袖人物的评价至关重要。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招致世界社会主义事业遭到首次重创；戈尔巴乔夫再次否定斯大林，不加分析地全面否定斯大林时期的社会主义制度，使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再次蒙受损失、而且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损失，苏联不复存在，东欧剧变。而毛泽东评价斯大林与邓小平评价毛泽东，却没有对前人的事业一概否定，而是本着尊重历史、尊重前人的原则，提出既肯定前人的历史功绩，又指出前人的不足；在基本肯定的前提下，努力走出前人的误区。或许他们的结论并不完全准确，但他们思考问题的这种思路无疑是正确的。我们的国家依然保持着社会主义本色，而且日益走向繁荣富强。两相比较，一衰一兴，一亡一昌，毛泽东和邓小平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和战略家的深谋远虑、远见卓识，不能不为后人肃然起敬、由衷赞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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