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货币结构的转变及其原因——以白银的货币性质为分析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货币论文,明代论文,视角论文,性质论文,原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作为货币的白银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或隐或现，至宋元明时期方始大规模登场，这一现象历来是史家关注和追踪的对象。从货币史的角度对于白银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唐宋时期的白银货币机能与货币化①；明代的白银货币化及其意义②；明清时期海外白银流入数量的估算③；明清时期白银的中外流通及其对中国与世界的影响④；白银与中国近代经济的兴衰和币制改革⑤等。
其中，关于明代白银问题的研究尤为学界所瞩目。上世纪30年代，梁方仲、百濑弘就从白银流入中国与国际贸易关系的角度展开了研究。后来，彭信威、加藤繁、全汉昇、千家驹等又从货币史或经济史的角度进行了专门的研究。近年来，学者对此问题也着力较多，陈春声等从明代赋税体制的角度来阐释中国对于白银的吸纳⑥；万明认为来自民间的而非国家法令的自下而上的白银货币化趋势最终促进了明代的社会变迁，同时她还考证了白银货币化展开的时间界点问题，并对白银在明代货币史上所起的作用给予了极大的肯定⑦。
众所周知，白银是明代货币体系中的重要一环，然而学界在对明代通货问题的研究中却相对忽视了对货币结构转变的研究。实际上，明代货币结构经历了非常艰难的转变。以往的观点认为明代由前期的钞钱兼用转变为中后期的银钱兼用且以白银为主的结构似乎体现了货币经济发展进步的自然结果⑧，或者认为这种转变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白银货币化趋势⑨。然而，这些论点因其带有鲜明的“货币盛衰论”、“白银进步论”色彩而正遭受质疑⑩。白银货币作为16世纪世界范围内的主要交换媒介，曾经被视作划时代的产物，这使中国学者在研究明代通货和货币结构问题时，往往把目光集中在白银货币与加强中国和世界的联系上，而忽视了对于白银性质的探讨以及对于白银问题的深层次认识。
其实，对于明代货币结构为什么会发生重大变化，最终形成了银钱兼用且以白银为主的结构是值得深入研究的，此外诸如明代前中期的货币结构中为什么会出现像钱、钞、银与谷、缣帛等实物货币并行使用的情况，白银在这个阶段是不是与谷、绢、布等一样也是一种实物货币，实有探讨的必要。在笔者看来，白银曾长期作为一种实物货币的形态出现在史籍中，理解其货币性质的转变对于理解明代货币结构的变化实有益处，故略陈管见，以就教于方家。
二、白银货币性质的长时段考察
中国货币史上出现过许多不同种类的货币，而且多种货币往往会并存于同一时期，白银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种，但是它在中国各个时期的作用、地位和性质是不同的。
在相当于夏代时期的遗址当中便发现有银制品。甘肃四坝文化遗址出土了金、银、铜耳环，同时还发现了玛瑙、贝壳等装饰品(11)。《尚书·禹贡》记载：“淮海惟扬州。……厥贡惟金三品……华阳、黑水惟梁州。……厥贡璆、铁、银、镂……”(12)而银作为“币”(13)的一种也很早为中国史籍所记载(14)。千家驹等就认为早在商代，金银已经被人们用作货币(15)。此外，当时被用作“币”材的还有黄金、赤铜、布、刀、贝等品类。目前学界通常认为三代时期的主要通货应是贝币。肖清就指出贝币“是可能成为最早，或最重要的实物货币的”(16)。彭信威也指出：“实物经济是封建社会(指春秋以前)中一个最重要的特点……也许在殷周时期已在使用那种实物货币(指的是贝、刀布币等)了。”(17)学界对贝币的实物货币属性已有较多共识，但是对于金银则多认为，直到春秋战国时期，都仅是一种贵重物品。
实际上，春秋以前关于金银使用的记载甚少，考古出土的金银实物也不多，因此金银是否仅为非货币性质的贵重物品是难以定论的。但是春秋至秦汉时期就不一样了，因为不仅这个历史阶段的出土金银渐多，而且文献中亦有大量关于金银使用，尤其是较多关于黄金用于赏赐、租赋、支付的记载(18)。关于汉金是不是货币也一直有争议。在笔者看来，较富启发性的认识当属林文勋，他指出这一时期黄金的货币性毋庸置疑，而且他还认为黄金实际上是一种符合当时社会发展实际的实物货币，如果将其定义为贵金属意义上的货币，则会出现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19)。笔者以为白银的货币属性同黄金一样，在中国货币史上曾长期作为实物货币而存在(直至明代货币白银化完成以前)，否则中国白银货币史上的许多问题也会出现扞格难通之处。
实物货币在货币理论中虽没有明确的定义，但我们从马克思《资本论》中关于货币源起的四种前后相继的价值形式便可以窥知实物货币金银与贵重商品金银的区别(20)。首先，实物货币作为货币演变规律(实物货币→贱金属货币→贵金属货币→纸币)序列中最原始的一类，在充当货币的时候其货币价值和流通职能虽然会得到一定发挥，但是在流通中往往是有限度的。这个限度既包含地域范围，也包含使用人群、流通领域及层次(21)，而且实物货币极易受社会动荡、经济倒退、货币政策变动等方面的影响而回归其商品和使用价值属性。这就是为什么白银在中国传统社会前期若隐若现的原因。
从春秋至秦汉的出土情况来看，学界除了发现了较多的金饼、金块之外，还出土过银布币(22)。学界对其是否为货币仍存有不同见解，但笔者认为这无疑是货币，理由是银贝、银布的形状和当时通行的铜贝、铜布相近。既然我们认为铜布、铜贝是货币，那就难以否定银布、银贝的货币性质。另据考古资料表明，金银饼形式的货币及银质仿铸贝币曾在楚国流行，故有学者据此认为中国最早的银铸币出现在春秋时期。(23)西汉初期的晁错等人把金银珠玉等同起来，并认为它们皆是无用之物，(24)足见在时人心目中金银等物性质相同。到了汉武帝时期的“白金三品”和王莽时期白银货币的出现，可以说是白银实物货币性质最为明显的体现。其理由如下：第一，倘若真如白银非币论者所言，白银一直是一种奢侈品，那么，汉武帝和王莽为什么会突然把一种贵重商品提升为国家法定的货币？真实的原因应该是白银一直隐含着有限的货币性。第二，白银的货币地位虽然为国家法令所承认，但是它却依然不能在市场上流通，究其原因是白银这种货币其实是一种十分落后的实物货币，它必须让位给比它更为先进的贱金属货币——铜钱(25)。
王莽时期国家强制的白银货币，并没有流通开来，反而到了西汉末年的动荡时期，民间开始自发使用布帛金，史载：“初王莽乱后，货币杂用布帛金粟，是岁始行五铢钱。”(26)姑且不讨论这些“金”的形制规格，这里的“金”，显然是指金银货币。布帛金粟的杂用，足见白银的实物货币性质。
随着历史的发展，白银这种实物货币反而在中国最为动乱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得更加频繁。根据对台湾“中央研究院”网络版《新校本二十五史》统计发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书中白银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并且有白银表示物价、白银与他物交换的例子(27)。史籍中有河西、岭南地区俱用金银作为货币的记载。(28)其实，像古代边疆地区(云南、交广地区、河西等)使用金银作为交易媒介的现象，不仅长期存在而且十分特殊。但是，如果把金银看成是一种发达的贵金属货币，就又会引出许多难以解释的问题，例如：边疆地区的经济水平长期以来是低于中原地区的，但它们为什么能够较早地使用金银来交易呢？实际上，这里的金银就是实物货币。有学者指出这可能是因为这些地区海外贸易通行金银的原因，然而实际情况也不尽然。如云南自古多产金银，但在与东南亚国家的交往中通行的却是贝币而非金银。云南长期以贝币为主币，并杂用金银、盐币。其实贝币才代表了云南经济发展的真实水平，金银与盐币一样只不过是实物货币罢了。(29)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实物经济的出现标志着经济水平的落后与商业的衰落，战乱与铜铸钱的减少使得实物货币成为当时的主要通货手段。如史载：“勒既还襄国，刘翰叛勒，奔段匹磾。襄国大饥，谷二升直银二斤，肉一斤直一两。”(30)“时谷贱而布帛贵，帝欲立平籴法，用布帛市谷，以为粮储。”“安帝元兴中，桓玄辅政，立议欲废钱用谷帛。”(31)谷物、缣帛、金银等实物货币不断出现和付诸使用的状况也一直延续。当时，西域地区“赋税则计田收银钱，无者输麻布”(32)，南方也有金银铸钱的出土(33)。关于实物货币的记载有很多，这里不再列举，值得注意的是南北朝使用实物货币的情况是有差异的。从史料的记载来看，北方地区使用金银的例子明显比南方要多，而南方经济发展水平一般认为是高于北方的，这更加印证了这个阶段金银的实物货币性质。
隋唐以降，实物经济虽然在逐渐衰退，但依然存在，而且唐代的缣帛还逐渐代替了其他实物货币而广泛流行，形成“钱帛兼行”的局面。同时，铜钱也逐渐兴盛起来，并最终在中唐至宋的通货结构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此时的白银货币，也频繁见诸史料。在国内，唐中叶始白银开采的年均规模并不逊于后来的明代，白银的流通似乎是有扩大的趋势。甚至有学者认为白银获得了流通和价值尺度的货币职能(34)。然而通过仔细推敲史料，我们可知，白银的使用领域和范围是有很大限度的，“贵金属白银未必先进”(35)。以宋代为例，白银主要用于边地的茶马贸易(不用纸币和铜钱)、皇家采买器物、边地博买(包括使用丝绢等)、少许的财政折收等，其目的可以说是为了抵消或者节省主币铜钱的使用。至于日常的支付和流通，基本上不用白银。可以说，白银在当时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相对铜铁钱和纸币是次要的。
金、元时期，白银的使用层次加深。尤其是金朝，还曾铸行过“承安宝货”银币。但如果仔细分析金时期的白银使用，可知其职能的限度。如金人在财政收支中较大规模地使用了白银，其用途还涉及葬费、赏赐、贿赂、购米等。究其实质是由于铜钱不足、纸币贬值问题以及大量从南宋输入白银所致(36)。从史料记载和一些出土的银锭来看，金人使用的白银不仅价值重(以50两银锭为主，还有其他的级别(37))，使用的领域也多是财政折纳、对宋茶叶贸易等有限领域。至于民间记载有以银论价的情形，这里的白银是否只是作为计价基准而没有实际流通，确需要更多的史料来印证。
元初以白银为币也颇受重视，彭信威就认为在蒙古部落早期，就延续着物物交换的做法，后来受了土耳其、花剌子模等地的影响，也渐渐使用白银(38)。入定中原后，蒙元开始强制推行纸币，白银逐渐退出流通领域。然而，在纸币严重贬值的情况下，民间又开始自发地使用白银和唐宋古钱。除了银钱之外，还出现竹木牌、帖子等代用币，另有米、盐等支付工具(39)。此外，这个时期的物价一般以钱来表示，极少以银作为单位，银的使用有相当限制(40)，很显然白银是作为一种辅助的实物货币而存在。
三、明代货币结构的转变
在初步考察了白银作为实物货币的历程之后，本节将讨论作为实物货币的白银其性质是如何发生转变的问题。
尽管关于明代货币制度的演变历史、钱法变迁、白银流通等问题，前人早已有所论述，但他们并没有考察白银的货币性质问题(41)，而在笔者看来，正是白银货币性质的转变构成了明代货币结构转变的主要内容。正如黑田明伸所言不同的货币都是差别化地服务于特定的交易层次。由于交易层次的不同，如用于地域间结算的通货与民间日常的通货就会出现币值和币材差别，即使是同一种通货其地位和意义也是“不对称”的(42)。无论是以往通行的铜钱、纸钞还是谷物、布帛、金银等实物货币，不同时间和地点，它们服务的领域和层次并不相同。
在明代前中期，国家法定的货币先是铜钱，继而是宝钞，白银在大多数时期处于禁用之列。明代中后期，白银则成了主要的流通媒介，这构成了人们对明代货币转变的初步印象，然而实际情况并非仅仅如此。
朱元璋最初铸行铜钱的时间是在元末至正二十一年(1361)，洪武元年又颁行了“洪武通宝钱”(43)。虽然直到洪武八年(1375)以前铜钱是国家法定货币，但是明政府并没有干预其他通货的使用。实际上，当时的主要通货是比较多的，有元旧钞(44)、唐宋旧铜钱(45)、明通宝钱，至于金银、谷物、布帛等实物也能在民间市场上见到(46)。
自洪武八年明发行“大明宝钞”始，为了巩固宝钞的地位，政府禁止使用白银交易，并对钞、钱、银的比价做了官方的规定(47)。于是，宝钞和铜钱便成了较为重要的两种货币，这个“钱楮并用”的局面大体持续到了宣德年间。这个时期的白银虽在禁止之列，但是在实际交易中，白银却依然可见，而且，绸缎、谷物等实物货币也见于记载(48)。这一方面固然是纸币流通所产生的弊病所致，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实物货币如金银、谷物、绢布等一直通行于某些特定的领域。这是以往研究较为忽视的地方。而从洪武朝至宣德朝政府不停地重申金银使用禁令可以看出，纸币的流通不畅导致了金银使用的抬头，如洪武末就出现了“杭州诸郡商贾，不论货物贵贱，一以金银论价”(49)的现象。与此同时土地契约中关于谷物的支付记载，也说明了不仅金银、谷物等实物货币因为法定货币流通不畅而一直存在，而且更加印证了白银的实物货币性质。
洪武朝至永乐朝是宝钞流通情况较好的时期，洪武二十七年(1394)，铜钱亦被政府收缴禁用，大明宝钞成为唯一合法的货币(50)，但不仅金银、谷物等实物仍不时见诸民间流通市场，交易领域的前朝所铸旧钱也未能禁绝，禁止铜钱流通的政令并没有什么效果。即使到了以往学界认为是明代经济较为稳定的仁宣时期，也还有关于金银、谷物、绢布用作货币使用的记载，这就说明明代前中期实物货币经济一直存在，也表明了当时经济发展的实际水平。
明初赋税领域的货币状况也较为复杂，夏税秋粮，征收米麦为本色，但同时允许道路不便地区折成金、银、钞、布、绢等物，称之为折色。比如，云南“以金、银、贝、布、漆、丹砂、水银代秋租”(51)。有学者认为这里的金银是一种商品，但正如之前所讲，金银在云南很早就是通货手段之一种，它们一直是一种实物货币。因此，明代货币征银的时间最早应是明太祖时期。而这种折银的方式到了成、弘之际又发生了新的变化，这是因为白银的货币属性发生了变化。
尽管有着实物货币的存在，但是明代前中期，市场通行的货币还是以钞钱为主，而实物货币的存在只不过是钱钞结构的有效补充。这从史料记载和徽州山、地买卖契约中可以得到一定的印证(见下页表1)。
对于表1所反映的情况需做三点说明：一是土地买卖在传统社会仍属大宗贸易项，契约中使用的往往是币值较大的币种，故难以见到铜钱的踪影，但这不等于铜钱没有通行；二是受制于资料的原因，徽州以外的地区是否也是如此状况，当然不可决然断定，但明前期徽州地处褊狭之地，经济较为落后，它反映的货币状况当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三是从长时段来看，银进钞退的现象较为明显，尤其是白银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宣德年间，在民间交易市场中，白银的使用开始普遍起来，尤其是巨商富贾所进行的国内外贸易更是如此，史料多有反映。正统至成化是明代旧的货币结构开始转变并逐步确立新的货币结构时期。此时的宝钞逐渐退出流通领域，民间交易开始实际以白银为主，这在表1的契约中可以得到体现。同时，史料亦有记载：“令宣课分司收税，钞一贯折银三厘，钱七八文折银一分。是时钞久不行，钱亦大壅，益专用银矣。”(52)
通过以上所述并结合学界已有的分析，我们基本上可以勾勒出明代货币结构转变的轨迹。明代的货币结构经历了自洪武七年前明朝铜钱与其他通货(包括唐宋旧钱、元旧钞、金银、谷物等实物货币)混用到洪武八年后宝钞、铜钱以及白银、谷物、绢布等实物货币通用再到正统至成化、弘治白银开始广泛运用并最终代替了其他通货(当然铜钱一直存在，尤其是唐宋旧钱)的变化。明初断断续续百多年实物货币的存在，说明了明代货币结构转变的艰难，但也为我们理解白银货币提供了新的视角。
在明代前中期，从白银的使用来看，它是否已经获得了一定的货币职能？应该说是可以确定的，如史载：“你可准备些粮米、银子、缎匹前来，我要赏人，又说：见有钞一万五千贯，你可去苏杭收买段子。”“将名下运粮人夫并备办钞五千贯、段子五百匹、银子五千两、金子一百两，送与蓝玉。”(53)“三面评议时值花银一两重，其银并契当日相交付无欠。”(54)这些例子都体现了白银的支付和交易媒介功能，而且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那就是银子往往与谷物、段匹等实物相伴出现。因此，这一时期白银作为实物货币的性质是可以肯定的。但是，白银货币在明前中期并没有取代钱钞而成为主币，而是在明代法定货币出现各种问题之后(如铜钱私铸、纸币贬值等)作为民间辅助交易手段存在，由此也足见白银货币的职能和流通是有限度的。
因此，从宏观的角度来看，明代货币结构的转变是以钱钞为主的贱金属货币体系向贵金属白银货币体系的转化。从微观的角度来看，明代货币结构的转变也体现了中国实物货币经济正在走向衰微并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之所以中国最终的通货重任落在白银货币身上，这与多种因素是分不开的。其中最重要的原因莫过于外来白银的大量流入使得白银崛起为影响明代社会变迁的贵金属通货成为可能。
四、货币结构转变的原因
就上文所论，明代货币结构的转变虽然是由钱、钞与实物货币并用转变为以白银为主，但是关于这种货币结构转变的原因分析以往研究却有简单化的倾向：一则传统观点认为这是中国货币演变与发展的自然结果；二则近来的研究把明代货币结构的转变过程单单理解为白银货币化的强劲趋势和过程，这其实是一种白银进步论的观点。有学者就指出：“白银进步论，是把贵金属货币本身等同于先进，这实际是对欧洲经验的一种简单解读。”(55)对于中国货币结构问题的探讨，我们主张回归到中国货币体制框架内来思考。本文认为导致明代货币结构出现转变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点：
(1)恢复极度萎缩的中国货币经济与僵化的“洪武型经济体制”的矛盾决定了明代货币结构必须进行转变。随着市场力量的逐步兴起，明初通货结构承受着内部紧缩的压力。
(2)东亚经济圈的扩大与全球贸易的新内容，使得处于主导地位国家——中国的宝钞和铜钱难以充当世界货币的职能，因而转变势在必然。
(3)海外白银的大量流入使得中国最终完成货币结构的转变成为可能。
货币的变化是当时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的反映。与后来15、16世纪明代市场快速发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明初货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极度萎缩。这集中体现在“洪武型经济体制”(56)的形成与巩固。贫农出身的朱元璋欲图构建一个反市场的劳役和实物经济制度，这种经济体系的落后直接体现在民间市场上的交易价格、定额财政税收、海外贸易等方面，而这种经济体系的形成对于明代通货结构伤害至深。
彭信威、全汉昇早就注意到与宋代相比，明代商品、劳务、粮食的价格之低以及白银购买力的变动与上扬。明代直到16世纪上半叶的米价都一直停留在宋代初期的水准(平均约为0.46两/石)，与宋代物价高峰时期(宋峰值时期平均达1.4-2.4两/石)相差巨大，宋代物价高峰时期的米价，以白银计高出明代约3-4倍，若以铜钱计(明初大体为250-500文/石，宋代高峰值为3600-15242文/石)，则高达9-40倍。(57)终明一代，其平均米价与宋代相比，无论以白银还是铜钱计，整体都有数倍之差，不可谓不大。(58)从金银的比价来看，明与宋元相比，亦低很多。宋元每两金价约折合白银10.3两，而明代每两金价约为宋元的一半，即折合白银5-6两。另从江南绢价和田价的折算也可以看出明代物价之低。(59)
明初物价的低廉直接导致劳务工资的低廉，例如嘉定地区官僚和士兵的薪俸明代与宋代相差竟达15倍(宋约为3 000文一月，明代为200文左右)(60)。而实际上，这种低廉的价格水平并非构建在强大的国力之上，而是明初实物经济的直接体现，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16世纪初。市场的不发育与各地经济的脆弱性直接导致了16世纪前“明代空窗期”(61)的出现。例如在宣德时期，京畿附近地区的商人贸易状况仍然是：“奔走负贩二三百里，远或一月，近或十日而返，其获利厚者十二三，薄者十一，亦有尽丧其利者。”(62)可见商业贸易利润之低。因此，明代前期人们大多处于这样一种生活状态：“凡可以养生送死者，皆不待外求”，且“去海既远，外国之货不至，奇邪之人矜智术诈力以乘势射利者亦鲜”(63)，可见海外贸易及国内市场的不景气。
有学者指出：“从北宋灭亡到隆庆开海这将近4个半世纪里中国的金属通货，实际上都是依赖北宋的铜钱。16世纪前明代规范铜钱的流通总量约为3 600-5 400万枚，只相当于北宋的12%-21%。”(64)相关史料中亦多有使用旧钱、历代钱的记载(65)。明代的纸币在明前期运行状况并不稳定，加上铜钱的铸造时有时无，使得明代的货币结构承受着极大的压力。这就是为什么明代“仁宣之治”时期，民间还流通着那么多种实物货币的原因。即使加上白银及其他货币的使用，明代1580年以前经济规模也就折合1亿两左右，只相当于北宋的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66)。所以明代的低物价反映的其实是较为严峻的通货紧缩现实与实物经济发展的缓慢性。然而，学界较少人注意到此时通货的危险性。明代社会的变迁与发展势必要突破和改变这种实物经济。
同时，外部世界的因素也不能忽视。这既包括全球经济贸易结构的发展与中国在东亚贸易圈中的主导地位，使得明代的宝钞与铜钱难以充当世界货币的职责，也包括海外白银的大量流入使得明代的通货结构转变成为可能。
对于东亚朝贡贸易圈的探究使我们知道朝贡贸易实质上是经济意义大于政治意义，而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朝贡贸易圈在这个地区一直占据着主导性的地位。即使西方人到来之后，也是先融入这个贸易圈内进行经济活动，最后才慢慢打破这种区域体系(67)。中国的主导地位使得中国一直处于这个区域的经济中心地位，从铜钱的考古出土情况来看，在宋代，宋钱已是当时东亚的国际货币(68)，中国货币辐射四方的情况一直持续到了明代前中期。中国传统时期的海外贸易不仅包含商品、物资和移民的流动，也包含中国货币的输出与经济地位的确定。从各地的考古发现来看，相较于宋钱，明代铸钱的规模是较小的，而明代的宝钞，因其与当时东亚其他地区的通货格格不入，故难以作为国际结算的媒介。这说明了明代的铜钱和宝钞难以充当地区货币的功能，因此这一功能最终落在白银身上便不难理解了。
从对外贸易的角度来看，明代日益扩大的贸易量(包括朝贡贸易及宣德以后大规模的走私贸易)使得各方对稳定通货的需求比以往更为迫切，贵金属的大量开采和使用便成为中外共同的趋势。对中国而言，海外市场的扩大与货币结构的压力使得中国对于白银的需求有了内外双重的需要，加上国内贵金属，尤其是白银产量的有限以及先前的大量流失(69)，使得中国货币结构的转变最终需要海外白银的大规模流入才能完成。因此有人认为：“明代海外白银的流入挽救了明代市场经济”，“白银流入的意义重大，是因为明代货币制度的缺失，而非所谓的宋明铜钱到白银的进步论主张的中国货币演化的必然特征”。(70)
分析中国货币史上的白银问题，不仅要研究其实际流通状态，观察白银的货币职能是否完全、流通区域及范围是否有限度等问题，还要结合钱币学、经济学等方法理论来探究白银的形制、成色及货币特性等问题。由此观之，还有许多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
如前所述，白银在历史上曾长期作为一种实物货币而存在，这种货币的特性表现在：尽管它是一种贵金属，但从其实际的使用情况来看，作为称量货币的白银在绝大多数时期并没有获得足够的货币职能，在其流通的实际过程中有着明显的限度和特定的领域，它作为实物货币或充当社会主要货币的有效补充角色，或返回其实物状态，这就是白银在明清以前或隐或现的主要原因。
许多学者认识到了贵金属未必先进的道理，但是他们没有对这一问题进行深究。在笔者看来，中国白银实物货币的性质一直延续到了明代中期。白银、谷物、绢布等实物货币在明代货币结构中的补充地位，使得我们对于明代前期的货币经济水平可以做出窥测。由于“洪武型”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僵化，明代货币结构先是在内部承受着巨大的通货紧缩压力，同时由于全球经济性质和结构的变化以及中国在东亚经济圈的主导地位使得中国的货币结构面临着外部的压力，转变亟待进行。海外白银的大量流入最终使得中国的货币结构完成转变，与此同时，中国的通货结构正式进入以贵金属白银为主导的货币结构轨道上来，因此明代中后期蓬勃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便有了可靠的润滑剂和推动力。
①主要论著有王文成《宋代白银货币化研究》(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加藤繁《唐宋时代金银之研究——以金银之货币机能为中心》(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
②以学者万明《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初步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1期)、《明代白银货币化与制度变迁》(《暨南史学》2003年第2期)、《晚明社会变迁问题和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等论著为代表，此外吴承明、唐文基、陈昆、王丰亦有相关论述。
③如梁方仲《明代国际贸易与银的输出入》(《梁方仲经济史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全汉昇《中国近代经济史论丛》(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吴承明《16世纪和17世纪的中国市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万明《晚明社会变迁问题和研究》、李隆生《明末白银存量的估计》(《中国钱币》2005年第1期)、庄国土《16-18世纪白银流入数量的估算》(《中国钱币》1995年第3期)、钱江《十六-十八世纪国际间白银流动及其输出入中国之考察》(《南洋问题研究》1988年第2期)等。
④弗兰克之外，美国学者艾维四(Atwell,William S.)、万志英(Richard von Glahn)等亦有相关的论述。
⑤除学界熟知的杨端六、魏建猷关于近代货币史的专门论述外，另可参见戴建兵《白银与近代中国经济(1890-1935)》(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等。
⑥陈春声、刘志伟：《贡赋、市场与物质生活——试论十八世纪美洲白银输入与中国社会变迁之关系》，《清华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
⑦参见万明《晚明社会变迁问题和研究》以及她一系列关于白银货币化问题的论文。
⑧参见肖清：《中国古代货币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81-288页。
⑨参见万明：《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初步考察》。
⑩参见(日)柿沼阳平：《中国古代货币经济史研究的意义和分析视角》，《中国钱币》2011年第2、4期；刘光临：《明代通货问题研究——对明代货币经济规模和结构的初步估计》，《中国经济史研究》2011年第1期。
(11)左崇新：《甘肃玉门火烧沟墓地男性头像复原》，《史前研究》1985年第2期。
(12)《虞夏书·禹贡》，《尚书》，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13)“币”在古汉语当中不仅指钱币，它还指祭祀和聘享用的丝织品、礼物、财物等。
(14)见《管子·国蓄篇》、《管子·轻重篇》、《史记·平准书》、《汉书·食货志》等。
(15)参见千家驹等：《中国货币演变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09页。
(16)肖清：《中国古代货币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8-29页。
(17)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5-6页。
(18)《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记载：“(自武帝以来)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关于与中亚贸易的支付，见于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68、82-86页；戴建兵：《中国近代银两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22页。
(19)参见林文勋：《春秋战国至秦汉黄金货币性质新释》，《云南学术探索》1996年第3期。对于“实物货币”，张友直尽管有较为深入的研究，但是他没有关注到金银的实物货币性(参见张友直：《中国实物货币通论》，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8年，第22-26页)。
(20)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6页。
(21)关于货币流通的领域、层次问题，可参见黑田明伸：《货币制度的世界史——解读“非对称性”》(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
(22)20世纪60年代中期湖北江陵楚墓出土了以银为材质的饼形冥币，1974年河北出土了中山国时期的银质贝币，此外还有一些银质布币的出土(见戴建兵：《中国近代银两史》，第22-23页；高英民：《中山国自铸货币初探》，《河北学刊》1985年第2期)。
(23)参见千家驹等：《中国货币演变史》，第114、115页。
(24)《汉书》卷二十四《食货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131页。
(25)参见林文勋：《春秋战国至秦汉黄金货币性质新释》，《云南学术探索》1996年第3期。
(26)《后汉书》卷一《光武帝本纪下》，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67页。
(27)王文成：《宋代白银货币化研究》，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95页。
(28)《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691页。
(29)参见林文勋：《南诏货币流通分析》，《云南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云南古代货币文化发展的特点》，《思想战线》1998年第6期。
(30)《晋书》卷一百零四《石勒载记下》，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723页。
(31)《晋书》卷二十六《食货志》，第169页。
(32)吴震：《吐鲁番晋—唐墓葬出土文书概述》，《文物》1977年第3期。
(33)肖清：《中国古代货币史》，第169页。
(34)参见加藤繁：《唐宋时代金银之研究——以金银之货币机能为中心》、王文成：《宋代白银货币化研究》。
(35)汪圣铎：《两宋货币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794-946页；高聪明：《论白银在宋代货币经济中的地位》，《河北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
(36)参见李槐：《宋金时期白银的生产和使用》，《宋代经济史研究》，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
(37)参见金德平：《金代银鋌考》，《中国钱币》2011年第1期。
(38)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379页。
(39)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412、416页。
(40)(日)加藤繁：《唐宋时代金银之研究——以金银之货币机能为中心》，第565-570页。
(41)参见赵轶峰：《试论明代货币制度的演变及其历史影响》，《东北师大学报》1985年第4期；董郁奎：《试论明代的白银及其流通》，《浙江学刊》1988年第3期；王欲巽：《明代钱法变迁考》，《文史哲》1996年第1期。
(42)(日)黑田明伸：《货币制度的世界史——解读“非对称性”》，第5、15页。
(43)《明太祖实录》卷三十一，洪武元年三月辛未，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校勘，1962年影印本。下引实录均系此版本。
(44)《明史》卷八十一《食货五》载：“而商贾沿元之旧习用钞，多不便用钱。”(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962页)
(45)刘光临：《明代通货问题研究——对明代货币经济规模和结构的初步估计》。
(46)赵轶峰指出此时应有其他各类通货(赵轶峰：《试论明代货币制度的演变及其历史影响》)，从后来金银的使用和禁用，布帛、谷物在契约里面所见也可知道这个阶段亦有实物的通货存在。
(47)《明太祖实录》卷九十八，洪武八年三月辛酉条。
(48)从目前整理的明代徽州买卖契约来看，明代洪武、建文、永乐朝均有白银用于交易的记载(见傅衣凌：《明代前期徽州土地买卖契约中的通货》，《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万明：《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初步考察》)。
(49)《明太祖实录》卷二百五十一，洪武三十年三月甲子条。
(50)查继佐：《罪惟录》卷三十《钱法志》，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
(51)《明史》卷八十一《食货五》，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52)《明史》卷八十一《食货五》。
(53)王天有、张何清点校，明太祖《逆臣录》卷五《豪民顾以成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
(54)洪武六年卖地契约，见前引傅衣凌：《明代前期徽州土地买卖契约中的通货》一文中契约。
(55)刘光临：《明代通货问题研究——对明代货币经济规模和结构的初步估计》。
(56)梁方仲是较早提出此概念的学者，后又经刘光临等人加以阐释提炼(见梁方仲：《一条鞭法年表》，《梁方仲集》，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264页)。
(57)参见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370、519、356、501页。
(58)明代的米价可参见吴承明：《16世纪和17世纪的中国市场》(《吴承明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宋代的米价可见黄冕堂《中国历代物价问题考述》(济南：齐鲁书社，2008年)。
(59)参见全汉昇：《宋明白银购买力的变动及其原因》，《中国经济史研究二》，第84-85页；黄冕堂：《中国历代物价问题考述》，第5-6、41-46页。
(60)刘光临：《明代通货问题研究——对明代货币经济规模和结构的初步估计》，《中国经济史研究》2011年第1期。
(61)参见Roxanna M.Brown,The Ming Gap and Shipwreck:Ceramics in Southeast Asia,Ph.D Thesis,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2004.
(62)余继登：《典故纪闻》卷十，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72-173页。
(63)王直：《抑庵文后集》卷二十《送陆太守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4)刘光临：《明代通货问题研究——对明代货币经济规模和结构的初步估计》。
(65)《明史》卷八十一《食货五》中关于使用旧钱、历代钱的记载有好几条。
(66)刘光临：《明代通货问题研究——对明代货币经济规模和结构的初步估计》。
(67)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另见滨下武志：《中国、东亚与全球经济——区域与历史的视角》，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
(68)中国沿海的沉船出土报告，以及日本的考古出土等，见刘光临：《明代通货问题研究——对明代货币经济规模和结构的初步估计》。
(69)梁方仲、全汉昇对于明代白银的国内产量都有过研究。关于白银的流失问题，彭信威有过相关论述(见《中国货币史》以及(日)爱宕松男：《斡脱钱及其背景-13世纪蒙古元朝银之动向》，《东洋史研究》第32卷第2号)，他指出元代从太祖到太宗期间经色目人之后约有9 000万两白银流出中国。此外，(日)高桥弘臣《宋金元货币史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25-129、139-140页)也说到蒙元通过科差、钞法等手段搜刮的大量白银，最终经过色目商人之手而流入以金银为货币的西亚。
(70)刘光临：《明代通货问题研究——对明代货币经济规模和结构的初步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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