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社区旅游发展的困境：理论阐释与实证分析——以丹巴县甲居藏寨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丹巴县论文,实证论文,为例论文,困境论文,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前言
本文所研究的民族社区，是指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以少数民族居民为主的人类生活共同体，即少数民族居民相对集中的农村社区(自然村或行政村)。近年来，民族社区以其优美的自然生态环境、独特的民居建筑和民俗风情成为国内外旅游者回归自然和体验异域文化的目的地。随着旅游的发展，社区居民是继续保持传统文化的个性特征，还是为了短期利益摈弃传统文化，成为民族社区旅游能否可持续发展的分水岭。而要保护和传承民族传统文化、保持纯朴民风必须依赖于社区每个个体的共同努力，所以，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纯朴民风的保持是一种典型的“集体行动”形式，集体行动的逻辑或困境是行动个体理性行为的非合作博弈结果。个人自私的行为显然是不能够在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产生最佳的社会共同结果，即个人理性并不能保证集体理性，因此，民族社区旅游发展过程中出现民族传统文化丧失、纯朴民风变味、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等现象在所难免。因此要实现民族社区旅游发展的可持续发展，主要途径在于通过构建合理的合作路径，引导行动个体由非合作博弈重新走向合作博弈。本文选取丹巴县甲居藏寨作为案例区域，对民族社区旅游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困境进行理论阐释和实证分析，提出引导社区居民由不合作走向合作路径的对策建议。
二、研究区域概况和研究方法设计
1.研究区域概况
甲居藏寨位于四川丹巴县城以北7km处，面积约5km[2]，包括甲居1村、2村和3村，共有150多户人家，700余名居民。2005年，被《中国国家地理》评选为“中国最美丽的乡村”。
上世纪末，甲居藏寨开始出现少量的自助旅游者，当时游客较少，不收门票。随着游客逐年增加，于2004年开始收取30元/人·次的门票，当年的游客约为3万人次，2007年，门票收入已经超过200万元。在外来文化和商品经济意识的冲击下，社区纯朴的民风慢慢发生变化，民居接待户之间开始争夺游客，部分居民擅自改造传统民居，生态环境遭到破坏，严重威胁社区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2.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笔者采取参与式观察和面对面访谈相结合的方法，于2005年8月、2006年10月、2007年8月、2008年10月先后四次到甲居藏寨实地调查。对已经挂牌的民居接待示范户、参与民居接待但未经旅游局授牌的接待户、没有参加民居接待的居民、导游人员、旅游协会会员进行抽样访谈。
三、基本理论模型
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A.Aristole)曾经断言：“凡是属于最多数人的公共事务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顾的事务，人们关心着自己的所有，而忽视公共的事务；对于公共的一切，他至多只留心到其中对他个人多少有些相关的事务”。[1]对这一断言模式化的公共选择分析模型影响最大的有三个：公用地悲剧、囚徒窘境博弈和集体行动的逻辑。
(一)公地悲剧
1968年，英国科学家哈丁(G.Hardin)在美国著名的《科学》杂志上发表了《公用地的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Comments)一文，此文描述了理性地追求最大化利益的个体行为是如何导致公共资源毁灭的恶果。哈丁设想古老的英国村庄有一片牧民可以自由放牧的公共用地，每个牧民直接利益大小取决于其放牧的奶牛数量，倘若更多的奶牛放牧到拥挤的草地上，一旦牧民的放牧数超过草地的承受能力，过度放牧就会导致草地逐渐耗尽，而奶牛若不能得到充足的食物产奶量也随之减少，牧民无法从放牧中得到更高收益，这时便发生了“公用地悲剧”。每个牧民在决定是否增加饲养量时，他考虑到的仅是增加放牧量给他个人带来的收益，而忽略了增加一头奶牛对他人奶牛产奶量的影响。因此，在最优点上的个人边际成本小于社会边际成本，纳什均衡总饲养量大于社会最优饲养量[2](见图1)。正如哈丁所说：“这是悲剧的根本所在，每个人都被困在一个迫使他在有限范围内无节制地增加牲畜的制度中，毁灭是所有人都奔向的目的地，因为在信奉公有物自由的社会中，每个人均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
(二)囚犯困境博弈
著名的“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博弈模型假定：只存在一次博弈的情况下，人们不遗余力地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博弈结果对于集体来说往往并非帕累托最优状态。假设两个合谋犯罪的嫌疑犯被警察抓住，分别被关在两个不能互通信息的房间进行审讯。警察告诉他们：如果两人都坦白，则各判刑5年；如果一人坦白一人抗拒，则坦白者立即释放而抗拒者重判8年；如果两人拒不认罪，则他们会被以较轻的妨碍公务罪各判1年。如果我们用-1、-5、-8分别表示罪犯被判刑1年、5年、8年的收益，用0表示罪犯被立即释放的收益，那么我们可以用一个矩阵来表示策略选择结果(见图2)：对博弈双方来说，各自都有两种可供选择的策略即：坦白或抗拒。共有四种可能结果，其中，最好的收益是0，最坏的收益是-8。假定A选择的是坦白，B的最优选择是坦白；假定A选择的是抗拒，B的最优选择仍然是坦白。事实上，(坦白，坦白)不仅是纳什均衡，而且也是一个占优战略选择。[3]而(抗拒，抗拒)不是纳什均衡，它不满足个人理性要求，因为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彼此的相互信任无法确认，没有积极遵守协定的激励和约束。因此，两个囚徒决策时都以自己的最大利益为目标，结果却无法实现集体利益的最大化。
图1 公地的悲剧
图2 囚犯的困境
(三)集体行动逻辑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奥尔森(M.Olson)演绎的“集体行动的逻辑”(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说明个人理性不是实现集体理性的充分条件，其原因在于：理性的个人在实现集体目标时往往具有搭便车(free—riding)的倾向。奥尔森质疑传统的集体行动观，即由具有相同利益的个人所形成的集体是要为他们的共同利益而行动的，进而提出“除非一个集团中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他特殊手段以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的观点。[4]在奥尔森看来，集体共同利益实际上可以等同或类似一种公共物品，任何公共物品都具有供应的相连性(joint of supply)与排他的不可能性(impossibility of exclusion)两个特性。公共物品的两个特点决定集团成员在公共物品的消费和供给上存在搭便车的动机，即使个人不为公共物品的生产和供应承担任何成本也能为自己带来收益，因为公共物品的消费并不排斥不承担成本者的消费。
与囚犯窘境描述的一次性博弈所导致的个人最优选择与集体最优选择的矛盾稍有不同，奥尔森阐述的是一个群体参与的反复式的迭演博弈所导致的集体非合作博弈的结局；与哈丁叙述的个体理性导致集体非理性的过程也稍有不同，奥尔森阐述的是存在共同利益的情况下，理性的个体不会为共同利益采取合作性的集体行动。但这三个模型所关注的中心问题都是搭便车问题。任何时候，一个人只要不排除在分享由他人努力所带来的利益之外，就没有动力为共同的利益作贡献，而只会选择做一个搭便车者。然而，搭便车的诱惑如果支配了决策的进程，最终的结果将是导致集体利益的毁灭。另一情况是，群体中的某些人选择提供集体物品而另一些人选择搭便车，这将会导致集体物品的供给达不到最优水平。因此，这些模型对解释理性的个人在某些情况下是怎样产生出并不理性的结局是非常有用的。
四、案例区域的实证分析
民族社区旅游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纯朴民风的保持，而这些目标的实现依赖于社区每一位居民的共同努力，因此，在民族社区旅游发展过程中，居民之间的通力合作对社区旅游的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以下对甲居藏寨旅游发展过程中，民居改造、争夺游客、改善环境和保护民族传统文化等典型行为进行剖析。
(一)民居改造行为的博弈分析
2004年，甲居藏寨的游客开始大量增加，少数居民为了扩大接待规模，开始改建和新建民居，新建的民居建筑在结构、风貌和建筑体量方面与传统的民居存在较大差异，甲居藏寨旅游的核心吸引物——民居建筑的整体风貌受到影响。笔者在实地调查过程中，对改建或新建的房屋的主人进行过访谈。被访谈的居民都希望通过房屋的扩建、改建和新建，增加接待量，满足游客的需求，尽可能多的获取旅游收益。当问及是否考虑过这种行为对甲居藏寨有无负面影响时，被访谈的居民都认为：自己的行为对甲居藏寨整体的影响微不足道，但都希望其他居民保持房屋的传统风貌。
甲居藏寨居民改造房屋的策略选择正是集体行动的逻辑阐述的搭便车问题的真实反映，甲居藏寨的整体风貌类似于一种集体利益，因为游客正是冲着美丽的嘉绒藏族建筑而来。每一位居民都希望分享他人保持民居传统风貌带来的好处，而自己却不愿为民居风貌的保持付出努力，甚至是想从擅自改变传统风貌中获取好处。正是居民之间的这种博弈策略导致了民族社区旅游开发中抛弃传统建筑、“大兴土木”的现象，妨碍了民族社区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二)争夺游客行为的博弈分析
在经济利益的诱惑下，“重义轻利”的传统观念受到挑战，民居接待户之间开始争夺游客，部分居民和导游人员在景区入口处吆喝拉客，甚至到县城通往甲居藏寨的道路上拉客，这些行为在游客中造成了不良影响，严重损害了甲居藏寨的旅游形象，社区旅游协会为此制定了严禁拉客和每户民居接待规模不超过40人的制度规定，但收效甚微。笔者曾在甲居藏寨景区入口处进行过实地观察，并且对部分居民和导游人员进行过访谈，居民们普遍认为：“既然别人去拉客，我为什么不能去？如果我不去拉客，接待的游客就会减少”；在问及“是否知道拉客会对甲居藏寨造成不良影响”这一问题时，被访谈的居民表示“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但这一结果不是我一个人造成的”。
居民争夺游客的行为陷入了囚犯困境的泥潭，如果把“坦白”策略在这里解释成“不拉客”，把“抗拒”策略解释成“拉客”，那么对于社区旅游的持续发展和双方来讲，最优的结果是双方约定都不拉客，这对甲居藏寨的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但在经济利益的诱惑下，加之又缺乏有约束力的协定，“拉客”便成为每位居民的必然选择，从个体看似理性的拉客行为却在损害甲居的整体旅游形象，降低甲居的美誉度，最终导致没有游客可接待的局面。
(三)改善村寨环境行为的博弈分析
甲居藏寨被誉为“中国最美丽的乡村”，但社区公共环境卫生状况与发展旅游所要求的环境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根据实地观察，社区民居在改善环境卫生方面的积极性差异较大，没有从事民居接待的居民根本不愿意改善环境卫生状况，在问及原因时，这部分居民表示：“改善环境与自己的收入没有关系，还要耽误时间”；在问及“改善环境对甲居藏寨的整体影响”时，被访谈的居民们都表示：“环境改善对提高甲居藏寨的美誉度有好处，但这是每一个人努力的结果，不是我一个人能够办到的”。
社区环境对于居民来讲是属于公共产品，而这种公共产品的提供是需要社区每一位居民的共同努力才能完成。由于制度设计的缺陷，不能把在改善社区环境方面做出努力的个体与他的收益直接联系起来，因此，对于单个的社区居民来讲，理性的选择就是偷懒。
(四)保护民族传统文化行为的博弈分析
民族社区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最大挑战是来自于外来文化对传统文化的影响，如果随着旅游的发展，当地的居民纷纷抛弃本民族的传统文化，那么民族旅游将失去它所依赖的“根”。而独具特色的民族传统文化对于社区居民来讲类似一种集体利益，社区居民免费享受，而要实现和维持这种集体利益是需要民族社区每一位居民的共同努力。根据笔者的实地访谈，当地居民都知道当地的传统文化是旅游发展的根基所在，这一点也与笔者在对桃坪羌寨、泸沽湖的实地访谈中得到了相同的印证；[5]但在问及“个人行为与村寨传统文化保护的关系”时，居民们的态度差异较大，绝大多数居民表示：“自己个人的行为对整个村寨传统文化保护的作用微不足道，文化保护是他人的事”。尽管如此，也有少数居民在为甲居藏寨传统文化的保护在做出不懈的努力，由于嘉绒藏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当地许多口传的历史、没有文字记载的歌谣等传统文化正在失传，为避免这种现象，一位社区的文化精英已经谱写出48首当地的民歌，然后自己主动培训甲居的年轻人进行演唱，另一位当地的文化精英也在为社区传统礼仪、民风民俗的传承做出自己的努力。社区文化精英的努力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固然重要，但对于民族传统文化整体的保护和传承的作用毕竟有限，正如集体行动困境模型中所说：“群体中的某些人选择提供集体物品而另一些人选择搭便车，这将会导致集体物品的供给达不到最优水平”。
五、民族社区旅游发展困境的治理路径
上述关于民族社区旅游发展过程中居民非合作博弈行为的分析，表面上是在探寻非合作的规律，更深层次的目标其实是在寻求合作之路，使社区居民重新回归到团结合作的轨道上去，以促进民族社区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一)政府主导，自主治理
在民族社区旅游发展过程中，政府要通过制定宏观政策、法律法规对民居建筑风貌、社区土地利用类型等方面做出强制性的规定，但这种强制并不能完全使民族社区旅游发展走出困境。原因在于，对于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社区居民可以选择继承，也可以选择放弃，任何保护少数民族文化的措施只有体现文化主人的旨意和得到文化主人的认可后，才能最终有效实施。人们可以照章行事，也可以消极抵抗，难以激发内在的积极性。正如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所说：“中央集权制度和私有化，都不是解决公共池塘资源的灵丹妙药”，“人类社会中大量的公共池塘资源问题在事实上不是依赖国家也不是通过市场来解决的，人类社会中的自我组织和自治，实际上是更为有效的管理公共事务的制度安排”。[6]因此，应充分发挥社区旅游协会的自治作用，在征得社区多数居民同意的基础上，对社区居民的行为规范进行民主表决，形成村规民约或乡规民约，然后政府予以确认，增强约束力。
(二)强化认同，增强凝聚力
价值观决定了特定规范的取舍，价值观比规则与规范更为个人化与内在化，也比规则与规范能够更好地诠释行为。因此，民族文化认同的根本属性来自于那个特定族群内部具有的一种对自己文化和传统的“意识”，而这种“意识”对建构族群自我认同的内驱力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7-8]因此，在民族社区旅游发展过程中，应通过当地文化精英和政府的共同努力，教育引导社区居民，灌输民族传统文化的价值，强化民族认同，增强社区居民的自豪感和传统文化的凝聚力，以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引导和规范居民行为，同时，让社区居民了解社区吸引游客的根本原因，并以此作为传统文化自我传承的一种内部动力，让社区居民明白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不是某一个人的事，只有每一位居民的通力合作，社区的传统文化才能得到保护和传承，才能实现社区旅游的持续发展。
(三)引导分工，有机团结
典型的民族社区在发展旅游前，没有明显的社会分工，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农业或牧业生产，收入差距不大，社会分化程度低，在集体良知的支配下，社区居民相互团结①。在社区发展旅游以后，开始出现明显的社会分工，一部分人开始专门旅游接待、导游服务和旅游管理，收入差距加大，居民的心理平衡受到扰动，集体良知的维系受到威胁，原有的相互合作的局面开始走向非合作的博弈状态。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就是要构建合理的社区旅游参与机制，引导社区形成合理的分工体系，让社区的各个单元之间形成有机的联系，使社区居民之间重新形成一种新的团结形式，即有机团结。[9]
(四)赏罚分明，分级制裁
民族社区地域界线明确，社区居民规模相对较小，在这样一个小群体内，有关居民行为的信息对于社区内的居民来说，一般是比较充分的，居民之间能够相互监督，能够发现谁损害集体利益、谁在为集体利益作贡献。因此，要对集体利益作出贡献的人和损害集体利益或者偷懒的人进行区别对待，对那些违反集体规则的个人要按照其情节轻重进行相应的惩罚。如果违反规则的个体得到的收益比遵守规则的个人得到的收益还要大，或者没有明显差异，那么规则就等于形同虚设。因此，建立赏罚分明的选择性激励机制，让那些对集体利益作出贡献的人得到的待遇与那些没有对村寨集体利益作出贡献的人应有所不同，既可以通过奖励那些为集体利益而出力的人来进行激励，也可以通过惩罚那些没有承担集团行动的人来进行强制。通过对某些人进行强制，或者是对某些人进行积极的奖励，从而把社区的全体居民动员起来，为其集体利益而行动。
(五)社会激励，自我约束
经济激励不是唯一的手段，人们有时候还希望获得声望、尊敬、友谊以及其他社会和心理目标。当不存在经济激励驱使个人为集体利益作贡献时，就可以采取社会激励手段来驱使集团中的个体为集体利益作贡献。社会地位和社会承认对于个人来讲是属于非集体物品，社会激励的本质就是，根据个人对集体利益贡献的大小，对个体的社会地位、声望、名誉做出差别性的承认，通过社会压力来约束个人的行为。
六、结论
1.民族社区旅游发展困境的本质在于外来文化和商品经济意识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冲击，传统的价值观受到挑战，社区居民的心理失衡，传统的团结合作的局面开始瓦解，陷入集体行动的困境。
2.引导居民从非合作博弈重新走向合作博弈的关键在于，强化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增强传统文化的凝聚力，通过重新找回价值观来唤起社区居民的责任感，通过调控社区分工体系，让社区居民之间形成有机的联系，引导居民重新回归到团结合作的轨道上去。
3.政府可以在保持民族社区建筑风貌、控制土地利用类型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但在民风民俗的保持、居民的日常行为规范等方面作用有限，因此，在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的同时，应让社区居民进行自主治理。
注释：
①在有关团结的社会的论述中，涂尔干把一种由支配性的集体良知所产生的团结类型称为机械团结(mechanical solidarity)，社会发生分化，不同的社会单位可能暗含竞争甚至冲突，但为了维持系统的运行仍然凝聚在一起，这种团结形式称为有机团结(organic solidarity)(现代社会学理论，3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