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资产减值转回与盈余管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盈余论文,资产减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文献回顾
目前国际会计准则与FASB以及我国会计准则的主要分歧集中在长期资产的减值转回上，而以往资产减值的实证研究考察对象主要为公司资产减值计提情况，并非针对上市公司长期资产减值转回的行为，这些研究得到了不同结论：
资产减值是盈余管理工具，如Zucca and Campbell(1992)[1]发现大部分公司是在业绩低于正常水平时提取资产减值准备，以达到平滑各期利润的效果(income smoothing)；又如Strong and Meyer(1987)[2]研究发现：公司会通过注销长期资产来建立一个秘密准备账户，当未来需要增加盈余时通过直接冲销减值或处置已计提减值准备的资产来增加盈余；Francis等人(1996)[3]发现：当管理层发生变更后的短期内，提取减值准备的频率高、金额大，因为新的管理层为了清理已经折损的资产，达到改变投资者对公司未来业绩预期的目的。
也有学者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资产减值是资产质量或经济因素的真实反映。如Rees等人(1996)[4]认为，公司管理层为了适应不利经济环境而注销不良资产；蔡祥等(2004)[5]、王跃堂等(2005)[6]、戴德明等(2005)[7]认为亏损上市公司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司所在行业和公司自身经营环境的不利变化。
以上两种观点并不能说明长期资产减值转回究竟是反映了资产质量的上升或经济因素的好转，还是单纯的盈余管理工具。因此本文试图通过分析我国上市公司长期资产减值转回的会计实践，为资产减值准则的实施与完善提供一些经验数据。
二、研究假设
国外实证研究发现，当公司不得不报告亏损时，管理当局一般会夸大亏损，因为此时亏损不会进一步对管理当局造成不利影响，所以公司会注销资产，计提大量的减值准备，也就是通常说的“洗大澡”(big bath)，试图把未来可能发生的费用列支在当期，从而提高未来盈利的可能性。中国目前现有的证券法规也未对亏损的程度作出具体的规定，也就是说，企业夸大亏损程度没有任何附加成本，因此中国上市公司也存在“洗大澡”的动机。为了研究亏损公司是否利用长期资产减值进行盈余操纵，提出假设1：
假设1：亏损公司存在“洗大澡”的动机，当期计提长期资产减值可能性大(转回长期资产减值可能性小)。
对于上市公司，盈利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它不仅是上市公司再融资的基本前提，更是证券市场考评上市公司质量的重要标准。诸如市盈率(P/E Ratio)、每股收益(EPS)、经济附加值(EVA)无一不与盈利有关，因此上市公司总是尽量维持良好、稳定的盈利能力的形象，这也为形形色色的盈余管理埋下了种子，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2、假设3：
假设2：具有扭亏为盈动机的公司进行长期资产减值转回的金额和幅度高于其他公司。
假设3：盈利能力较好的公司进行长期资产减值转回的可能性小与其他公司。
如前所述，以往的实证研究关于长期资产减值得到了不同结论——资产减值既是盈余管理工具，又是资产质量或经济因素的真实反映。因此笔者提出假设4：
假设4：长期资产减值转回反映公司较高的盈利能力及经济因素的好转。
我国上市公司2007年1月1日开始执行新会计准则，新的资产减值会计准则实施后，计提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长期股权投资和在建工程等长期资产减值准备在以后会计期间不得转回。因此，很多人认为，上市公司很有可能会在2006年末集中转回以前年度计提的长期资产减值准备，为了验证上市公司是否争相去搭减值准备转回的“末班车”，笔者提出假设5：
假设5：2006年长期资产减值转回情况与2004年、2005年存在显著差异。
三、研究样本与研究模型
(一)研究样本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我国新准则实施前的上市公司长期资产减值转回对其利润的影响，因此研究的时期选择新准则实施之前的最近三年，即2004、2005和2006年的相关会计数据。本文将研究样本限定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鉴于制造业板块的上市公司长期资产减值及转回的数据较为全面，具有代表性，本文选择了沪市制造业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在样本的筛选中，考虑到各年度数据的一致性，剔除了一些没有编制资产减值准备明细表的上市公司，最终得到了沪市制造业板块417家公司2004-2006年连续三年的相关数据。本研究数据来源于CCER资讯数据库及巨潮咨询网站。本文数据使用统计软件为SPSS13.0进行分析。
(二)研究模型
本研究在借鉴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针对长期资产减值转回的公司特征及其转回金额情况，设计了以下模型：
1.因变量(见表1)
RTLA
，哑变量，当公司i在t年进行长期资产减值转回时，取1，否则为0；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控制模型取值落在[0，1)的区间内，本文将用Logistic回归分析。
WA，连续变量，公司i在t年转回长期资产减值的金额占减值前长期资产的比例，该模型中使用OLS估计。
2.解释变量
LOSS，表示公司是否亏损，哑变量，当公司i在t年的净利润小于0时，取1，否则为0。本文预期亏损公司具有“洗大澡”、调低盈余的动机，即α[,1]的系数为负。
GOOD，表示公司是否具有较好的盈利能力，哑变量。当公司第t-2、t-1与t年的净资产收益率之和大于20％时，取1，否则取0。本文预期具备较好盈利能力的公司有调减当期利润，进行利润平滑的动机，即α[,2]的系数为负。
NKi，t表示公司是否扭亏，哑变量，当公司第t-1年净利润小于0且第t年净利润大于0时，取1，否则取0。本文预期扭亏公司具有调高盈余，以避免被ST或摘牌的动机，即α[,3]的系数为正。
ROA，表示总资产收益率，公司i第t年净利润与年末总资产的比率，计量公司的盈利能力对长期资产减值转回的影响。不管出于资产质量的改善，还是因为经济环境的好转，这些因素对公司的影响最终都会表现在公司的盈利能力上。因此α[,4]的系数为正，表明公司长期资产减值转回反映公司较高的盈利能力及其经济因素的好转；否则意味着公司长期资产减值转回并非由于公司盈利能力改善与经济环境好转，而是出于非经济因素动机。
WD，表示公司i第t年长期资产减值的期初余额占减值前长期资产的比重，用以控制初始资产减值对减值转回的影响。本文预期，α[,5]的系数为正，因为资产减值转回总是基于初始计提的减值而言的。
SIZE，表示公司i第t年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用以控制公司规模。
YEAR，年度哑变量，在回归分析中用以控制外部经济环境与制度环境的影响。2004年、2005年取0，2006年取1。如果结果显著，说明2006年长期资产减值转回情况与2004年和2005年具有明显差异，即在执行资产减值准则的前一年，上市公司集中转回了以前计提的长期资产减值准备。
四、描述性统计分析
(一)长期资产减值准备转回情况分析
从样本总体来看(见表2)：在417家样本公司中，有长期资产减值转回的公司连续三年占到40％以上，其中存在固定资产减值转回的公司比例较高，占35％以上，尤其是2004年达到42.69％之多；进行长期投资减值准备转回的公司比例逐年递增，由2004年的7.43％递增到2006年的14.15％；无形资产减值准备和在建工程减值准备转回的公司数目比较少，原因大致如下：
注：*长期资产减值准备此处是指总体考查长期资产减值准备转回的公司，≥1种资产减值转回，均算作1家公司。以下表格同此注解。
关于无形资产减值准备，上市公司中，无形资产占资产总额的比重相对于有形资产而言普遍非常低，以浙江省上市公司为例，2003年浙江省上市公司固定资产总额占资产总额的比重为36.27％，远远高出当年的无形资产比重2.28％[8]。因此无形资产计提的减值准备金额少，转回的金额更少。
关于在建工程减值准备，公司对于大型的在建工程项目一般较为重视，建造之前一般制定了详细的计划，在立项、设计、规划、资金筹措等方面有具体的进度安排，很少会发生3年内不会重新开工的情况，因此大多数公司很少计提在建工程减值准备，相应的减值转回也少。
表3中，笔者针对进行了长期资产减值转回的公司，对其各项长期资产减值准备转回的绝对金额方面进行了描述性统计，以便更好地分析长期资产减值准备转回对公司的影响。从表3中可以看出，2004年长期投资减值准备转回金额占期初减值准备余额比例最高(68.70％)，随后两年有所下降，但转回比例也都高于35％；固定资产减值准备转回金额比例前两年基本持平，都在20％左右，2006年猛增至32.08％，这也是导致2006年整个长期资产减值准备转回金额比例增至29.12％的原因(在其余三项资产减值准备转回金额比例减小的情况下，2006年长期资产减值转回金额比例却提高了，这说明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在整个长期资产减值准备中所占比重最大)；无形资产和在建工程减值准备转回金额比例前两年基本持平，2006年比例下降，这可能是因为经过前两年的转回，2006年初的资产减值准备基数相应减少，可以合理转回的金额随之减少。
(二)长期资产减值准备转回对净利润的影响分析
我国2001年实施的《企业会计制度》和原有的16项会计准则有关规定，资产减值损失的发生，应计入当期损益，资产价值恢复时再转回。即资产减值的计提和转回都直接影响当期利润，本文将用(资产减值转回金额÷净利润)这个比例来衡量其影响程度。
由表4可以看出，长期资产减值准备转回金额占净利润的比例非常大，2005年比例最低，为27.83％，2006年高达40.18％。其中，长期投资减值准备转回和固定资产减值准备转回对净利润的影响最大，尤其是2006年存在长期投资减值转回的59家公司中，转回金额占到净利润的37.2％。无形资产和在建工程减值准备转回的公司数目较少，但是在某些年份仍对当年净利润影响巨大，如2005年有19家公司转回了在建工程减值准备，占净利润的44.94％，2004年有10家转回了无形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司，占净利润的27.22％。
总体来看，样本公司中，资产减值准备的转回都对利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长期投资减值准备和固定资产减值准备转回的公司数目多，金额大，容易被上市公司进行盈余操纵，当然这还需要进一步验证。
五、回归分析
从表5可以看出：RTLA的二项逻辑(Binary 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的调整R[2]为0.576，F值为71.813，在0.001水平上显著，表明模型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多元回归模型的调整R[,2]为0.393，模型拟合度不高，但是F值为39.570，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模型总体上具有较好的解释力。
1.公司是否当期亏损(LOSS)的回归系数在二项逻辑(Binary Logistic)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中均在1％的水平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系数符号与预期一致，这表明亏损公司进行长期资产减值转回的概率较小，支持假设1。
2.扭亏公司(NK)的回归系数在二项逻辑(Binary Logistic)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中均在5％的水平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表明扭亏公司进行长期资产减值的金额和幅度显著高于其他公司，支持假设2。
3.高盈利公司(GOOD)的回归系数在二项逻辑(Binary Logistic)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中分别在1％和10％的水平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表明盈利能力较好的公司进行长期资产减值转回的可能性很小，支持假设3。
4.净资产收益率(ROA)的回归系数在二项逻辑(Binary Logistic)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中都不显著，没有通过检验。这说明公司是否转回长期资产减值准备并不依赖于其盈利能力的高低，拒绝了假设4。
5.YEAR在二项逻辑(Binary Logistic)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中均未通过回归系数检验，拒绝假设5，2006年长期资产减值转回情况与2004年、2005年存在显著差异，说明2006年并没有出现预料中的追赶“末班车”现象。证券监管部门对可能出现的减值准备转回“末路狂奔”所打的“预防针”功不可没，同时，各方也给予了高度关注，因此从公司到事务所一般都比较谨慎。
6.WD在1％的显著性水平与长期资产减值准备转回正相关，与本研究预期一致，期初的资产减值准备越多，本期转回的可能性越大。
六、研究结论
本文以上市公司长期资产减值准备转回对其利润的影响为研究对象，选取上海证券交易所制造业板块417家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描述性统计和回归分析等方法，分别对具有不同盈余管理动机的上市公司的长期资产减值准备情况和单项资产减值准备情况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
1.资产减值准备的转回与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显著相关。实证结果表明，相当一部分上市公司利用长期资产减值准备的转回调节利润，进行盈余管理，准则制定部门规定长期资产减值一经计提不得转回是具有现实依据的。
2.具有不同盈余管理动机的上市公司与其他上市公司资产减值准备在描述性t检验和回归分析中，具有扭亏和“洗大澡”动机的上市公司通过了检验，与其他类公司在长期资产减值准备转回中存在显著差异。盈利能力较好的公司进行长期资产减值转回的可能性小与其他公司。
3.长期资产减值准备转回与上市公司盈利能力无显著相关性，说明上市公司转回长期资产减值准备并非因为盈利能力的提高或者经济因素的好转，而是企业管理盈余的一种手段。前述的蔡祥等(2004)[5]、王跃堂等(2005)[6]和戴德明等(2005)[7]的研究发现，上市公司资产减值的计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司资产质量的下降与经营环境的恶化，这与本研究的结论不一致。其原因可能在于：(1)他们研究的对象是资产减值计提情况，而本文研究对象为长期资产减值转回行为。(2)他们的研究样本为强制实施资产减值政策的第一年，上市公司往往利用追溯调整减弱了资产减值政策的不利影响，由此得出了不同的结论。而本研究考察的是政策稳定后2004-2006年较长时期的上市公司长期资产减值转回行为，更长时期与更大范围的研究样本使得本研究结果具有可信性。
4.2006年长期资产减值转回情况与2004年、2005年并不存在显著差异。即：在资产减值准则执行前的最后一个会计年度中，并未出现有些人预测的“资产减值准备集中转回”，这充分说明我国监管部门的管理到位，同时各方的高度关注也是公司在这个敏感问题上比较谨慎的原因之一。
总体来说，本文的经验数据支持了新的资产减值准则，“长期资产减值损失一经计提不得转回”这一规定有助于压缩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制度空间，使得长期资产减值更好地反映其经济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