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布局调整:追求与局限_群体行为论文

学校布局调整:追求与局限_群体行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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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义而言,学校布局调整可以界定为:为了一定目标和由于一些客观原因,一定区域内学校分布格局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指学校规模、学校数量和学校位置的变化。从逻辑上讲,学校布局调整既包括学校规模变大,也包括变小;既包括学校数量变多,也包括变少。狭义而言,学校布局调整是学校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广泛分布之后,随着小规模学校被合并,学校规模和数量发生变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学校数量变少,一些学校规模扩大,部分学校新建和扩建。由于学校,特别是义务教育学校,深嵌于社区之中,服务于所有学龄人口,学校布局调整涉及范围广,并且许多地区的学龄人口又在有规律地或随机地发生着变化,学校布局调整变得非常复杂。因此,对学校布局调整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研究、梳理和澄清,对学校布局调整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一、为什么进行学校布局调整:价值追求与可能代价

在义务教育普及后,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都经历了一个学校布局调整的过程。以美国为例,在20世纪初,在美国有单班学校200 000所,而在20世纪中期之后,伴随着美国第一轮学校重组,这一状况迅速改变。今天,只有几百所单班学校还保留着……[1]学校布局调整几乎成为义务教育后普及时代各国或各地区教育发展政策的重要选择。为使学校布局调整决策更加合理,需要对这些选择的价值追求和可能代价进行研究与反思。

(一)学校布局调整的价值追求

对于义务教育这样庞大的公共事业,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从来都没有足够的资金把资源使用效率问题放在次要位置。在学校布局调整过程中,教育资源使用效率是办学主体的一个重要价值关注。如果说,具体的办学主体更关注教育资源使用效率,那么在学校布局调整过程中家长等主体则更关注教育质量。价值追求问题是学校布局调整过程中的恒久问题,经济效率和质量提升成为许多国家学校布局调整中流行的重要价值追求。教育质量提高可以从多个维度反映,现有研究普遍提到的是学校布局调整提高了课程的多样性和教师质量。

1.经济效益追求

经济学中有一个术语叫“规模经济”,规模经济的观念运用于学校,可以推论性地认为大规模的学校比小规模学校有更大的成本效益。在规模经济思维的影响下,经济效率成为学校布局调整的重要追求。需要指出的是,如果计算学校规模变化产生多少经济效益,一个前提假设是小规模学校和大规模学校都是按照同一标准建设的。很多研究都证明了大规模学校更有经济效率。有学者研究了学校规模与生均教育经费的定量关系,这一研究重申了与大规模学校相比,小规模学校每个学生需要更多的费用的观点;此项研究提出,学校规模变化1%,每个学生的费用有0.2%的变化。[2]如果小规模学校和大规模学校都是按照同一标准建设,那么通过布局调整把小规模学校变成大规模学校无疑可以提高教育经费的使用效率,降低了教育预算。

2.课程多样性追求

人们普遍认为,较大规模的学校可以为学生提供更多的课程选择。现实中,普遍的状况是从小规模学校向大规模学校的变化为课程多样性提供了条件,课程的多样性会增长。这方面相关研究更多地研究了中学学校规模与课程多样性的关系。有研究指出,学生平均增加100个百分点,在课程多样性上就产生17个百分点的增长。[3]之后,有些研究也发现了类似的增长趋势。有研究把课程分为核心领域和非核心领域,并指出学校规模与课程设置显著相关,学校规模每增长10个百分点,课程核心领域就增长1.5个百分点。[4]

3.教师质量追求

与小规模学校相比,大规模学校有更高质量的教师。教师质量可以从多个维度进行描述,教师学历是教师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20世纪60年代就有研究指出,在各种组织方式的学校中,没有学士学位及本科以下学历的教师所占的比例随着学校规模的增加而稳定减少;同时,拥有硕士学位及以上的教师所占的比例随着学校规模的增加而增加。当年级方式是三年级结构(three-year structure),不管学校规模大小,拥有硕士学位及以上的教师的比例都较高,三年级(10-12年级)学校优于其他年级方式的学校,证据是有更高比例的高学位教师,相应有更低比例的本科以下学历的教师。[5]之后,一些研究者重申了大规模学校教师质量较高的研究结论。因此,优化师资也成为学校布局调整的一个价值推动。

(二)学校布局调整的可能代价

在学校布局调整中,当大量撤并学校时,人们开始关注学校对社区发展的价值以及学校布局调整给社区的经济文化和教育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早在1912年,Carney和Mabel就指出了学校对农村生活的作用,由于学校适应和能够服务于大量多样的目的,因此多重任务加之于学校。[6]如果在学校布局调整中社区没有了学校,社区及社区学生家庭将承受一定的代价。从学校发展自身看,在学校布局调整过程中,学校规模变得很大时,还带来一些其他不利影响。当然,谈论学校布局调整的代价,并不是否定学校布局调整实践,而是提醒人们要在学校布局调整过程中充分考虑和尽量减少学校布局调整的社会代价,避免不必要的社会代价。

1.社区经济文化要素流失

学校不仅可以为社区提供教育服务,还是社区的重要经济文化要素或经济文化要素的促进性因素。当从学校传出琅琅读书声时,母亲就提示孩子,明年你也该上学了;当国歌响起的时候,母亲会告诉孩子学校在升国旗,也可以告诉孩子国旗的故事与意义……在这些讲述中,学校成为孩子向往的地方,学校教育自然地成为儿童成长的阶段。社区里的学校对儿童和整个社区的受教育意识的形成具有重要价值。失去学校,社区就会失去教育仪式,也会失去学校曾充当的社区经济文化要素或经济文化要素的促进性因素。有研究指出学校撤并的负面影响:社区自豪感和凝聚力的中心焦点丧失,财产价值被破坏,有生育潜力家庭(现在有或没有孩子)不情愿在该地区定居……[7]

2.教育管理成本增加

如果一个大规模学校要想正常运行,学校管理和教育活动必须高度制度化。大规模学校高度制度化就不得不增加管理层次,延长管理链条,这客观上导致信息传播过程中执行力的衰减,降低了行政效率。正如有研究指出的那样,大规模学校有很多的预算和工作人员,复杂的组织结构,很高的管理要求,不充分的管理任务支持。[8]这使得大规模学校的管理难度和管理成本增加。大规模学校对其组织教师开展活动的效果也会有一定影响。群体效能研究显示,一旦一个群体有20人以上,将会失去群体效能。一些人在批试卷,一些人在写他们的上课计划,其他人则以沉默的方式表示不赞成。[9]

3.家长参与机会减少与教育负担增加

学校从社区撤出后,学校与社区的许多联系被切断了;家长想参与学校事务就要去更远的学校,花费更多的时间,本社区学校撤并给家长参与学校活动带来了空间和时间上的限制。当学校规模不大时,家长可以直接走到学校,听教师和学生的反映,检查学生的作业,提出问题;同时,较小规模学校可以为家长与教师联合教育孩子创造条件,为有时间共创一个强大的教育孩子的联盟提供可能性。[10]随着学校布局调整,学校规模变大,较大规模的学校客观上给家长参与学校教育带来了更多阻碍。学校布局调整也给撤并学校的学生家长增加了教育方面的负担。孩子上学如果需要家长接送,则增加了接送时间,增加了家长的接送负担;需要乘交通工具,可能会增加家庭购买或乘坐交通工具的费用;如果孩子住宿,则增加家庭由于孩子外地生活所需的费用。

4.学生上学时间延长与学生问题增加

学校布局调整过程中,更多的时候是小规模学校撤并,原来社区的学生要到其他社区的学校去上学,这样学生的上学时间就会有所增加。上学时间增长,如果学生在上学路上有保障措施,那么适当的走路锻炼机会,可能对学生来讲不是坏事。但是安全、天气、路况、交通方式等方面往往成为走读的障碍。如果住宿,同样会有低龄、安全、卫生、想家等问题出现。学校布局调整后,学生来自不同社区和不同村落,他们之间可能发生群体间冲突或欺辱外地学生的现象。很多研究都表明,大规模学校的学生更容易出现出勤、逃学、复读、辍学、参与、认同和学校联系(connection with school)等方面的问题。

5.教育公平难以实现

在学校教育中,学生群体中每一个个体都是有明显差异的,但是在大规模学校教育中,具有不同差异的个体组成的群体往往是抽象的,因为学校教育活动往往以学生群体为对象展开,无法进行个别化教学关注。20世纪90年代,关于学校规模与学生成绩的研究文献增加非常快,其中许多研究都涉及教育公平问题,即社会弱势群体在大规模学校中的成绩表现不佳。有研究指出,随着学校规模增加,有处境不利学生的学校的平均成绩会下降。学校中的处境不利学生越多,成绩下降幅度越大。[11]有研究者总结20世纪90年代的研究成果指出,随着学校变大,招收低社会经济地位学生比例较大的学校的平均成绩会受到影响。[12]

二、学校布局调整到什么程度:理想学校规模与家校距离

如果把学校规模、学校数量和家校距离看成学校布局调整的三个变量,从变量关系的角度看,如果学校规模越大,学校数量就越少,校际距离就越长;如果学校规模越小,学校数量就越多,校际距离就越短。从数学的角度看,关注这三个变量中的任何两个变量,都可以含有第三个变量的信息。从研究对象实际看,只要学校现实地存在着,学校规模是直接存在的,家庭距离也是直接存在的,学校数量则是累加生成的,而且学校数量不能直接评价是多好还是少好。因此,我们这里研究学校规模和家校距离。

(一)学校规模要素

学校规模(school size)是教育布局调整的一个重要变量。理想学校规模研究就是要研究学校发挥最佳教育功能时学校规模的大小问题。也可以说,只考虑校长、教师、课程、学生、教育投入,忽略其他因素条件下,单纯地基于教育功能实现效果研究学校规模。

1.校长立场的理想学校规模

从校长选择不同规模学校的愿意,可以判断校长眼中理想的学校规模是多大。最近有研究者对澳大利亚两个州的中小学校校长申请状况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对校长有较小吸引力的学校是那些很大的或很小的学校。校长把高于800名学生的学校看做是一个大规模学校,把少于200名学生的学校视为小规模学校,在两个极端之间(200~800名学生)的学校在吸引校长岗位的申请者方面极少遇到麻烦。[13]也就是说,在校长看来,200~800名学生之间是便于管理的,在这样的学校便于取得管理效果,也容易调到其他学校。

2.教师立场的理想学校规模

教师认为所在学校不好,就会离开所在学校到其他学校,有时甚至会离开教师行业。教师这一行为可称之为教师流动(teacher turnover)。从教师流动率可以看出教师立场上的理想学校规模。当研究学校规模与教师流动行为的关系时,不得不考虑学校层面的工资高低对教师流动行为的影响。在一些欧洲国家,教师工资完全统一确定,这很好地控制住了工资这个经济性变量,对分析学校规模与教师流动的关系是一个比较理想的背景。有研究者以挪威为背景研究促使中小学教师流动(包括在相同的辖区内换学校、跨辖区换学校和离开教师职业)的因素。研究结果显示,学校规模是教师做出流动决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最高的教师流动率存在于最小的或最大规模的学校,在拥有70名学生和拥有670名学生的学校中,教师流动的可能性是相等的。从教师流动行为看,理想的学校规模大约是370人。[14]

3.课程立场的理想学校规模

学校规模与课程的多样性有关。课程的全面性会随着学校规模增加而提高,当学生达到一定数量时,学校规模与课程的多样性便不再明显相关。一些研究非常关注中学学校规模的增长与多样化的课程的关系。20世纪70年代初,有研究给出了中学学校规模与课程多样性的相关程度的学校规模临界点,有500名学生的学校的课程有时和服务于3 000人及以上的学校的课程一样全面。[15]后来,一些研究也有类似的发现,但是,这些研究所发现的学校规模与课程多样性的相关程度的学校规模临界点不尽相同。有研究指出,学校规模的增长与多样化的课程设置相关,直到达到400名学生;超过400名学生时,增加学生数量一般就对课程丰富性影响不是很大了。[16]

4.学生发展立场的理想学校规模

有研究在回顾了1990年之后近20年的学校规模实证研究文献,从对学生的关注视角给出了一个学校规模的参考标准。研究指出,传统上在学校比较吃力的学生和经济社会背景不利的学生是较小规模学校的主要受益者,有较大比例这类学生的小学学校规模应该限制在300人以下,服务于经济和社会异质性或处境较好的学生的小学学校规模应该限制在500人。服务于完全或基本上多元的和(或)处境不利学生的中学学校规模应该限制在600人,服务于经济和社会异质性或处境较好的学生的中学学校规模应该限制在1 000人。[17]

5.教育成本立场上的理想学校规模

从经济效率看,较大规模的学校会更节约经费,换言之,按照同一生均标准配置资源,大规模学校的资金和工作人员会显得相对充足,但是并不是学校规模越大经济效益越高。当提高小规模学校的学校规模时生均成本将降低,当提高学校规模超过最佳水平时生均成本将提高而不是降低,生均成本通常呈现出一个U形。[18]从生均成本看,当在校生超过1 000人时,再增加学校规模生均成本的降低程度也会变得极小。[19]从节约教育费用的取向出发,学校布局调整的倡导者认为理想的中学应该有1 000~2 000名学生,因为只有不到1 000名学生的学校无法进行大量物品购置,而每名学生的行政费用很高。[20]

确定理想的学校规模不应该单纯地考虑某个维度,而是要综合考虑多个维度。有研究指出,考虑到教育机会以及课程的有效性和综合性,理想的学校规模会出现在700~1 000人这一个区间。[21]综合以上校长、教师、课程、学生和成本等多元立场,学校规模应该设定在300~2 000人之间。需要指出的是,在不同学段理想的学校规模也存在一定区别。在小学阶段可以考虑稍小一些,而在高中阶段可以稍大一些。当然,学校规模的研究结论运用到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教育实践时,要考虑这些研究结论得出时所基于的班级规模差异,这样我们可以进一步算出理想学校规模。

(二)家校距离要素

家校距离是学校布局中的另一个重要变量,如果增大学校规模,家校距离就可能会增加,但是又不能为了追求理想的学校规模,而无限增加家校距离。家校距离成为理想学校规模追求的限制性变量。当然,家校距离不是简单地计算家庭到学校的物理距离。在研究家校距离时必须考虑学生乘坐和使用的交通工具和学生年龄,或者说要考虑学生到达学校的速度,因为我们关注家校距离实质是关注学生到达学校的时间和到达学校后的身心状态。

1.作为物理距离的家校距离

很多国家规定了家校之间的物理距离。印度初等教育的两个阶段有不同的家校距离要求,一些统计资料和研究以这两种不同要求作为标准进行统计,有研究指出,95%的印度人口在1公里之内有初小,85%的印度人口在3公里之内有高小。[22]从印度对初等教育不同阶段的家校距离采用的统计标准看,他们已经考虑了不同年龄阶段的学生特点。用物理距离表达家校距离的优点是便于操作,缺点是不能反映地形特点、交通条件、学生特点等方面。

2.作为功能距离的家校距离

从学理上看,家校距离并不是一个单纯物理距离,而是一个考虑到交通方式、学生年龄阶段、到达时间,以及由这三个因素决定的学生到达学校时的身体状态的功能性距离。功能性距离可以简单用到达学校所用的时间来表达,在具体规定时,可能还要充分考虑交通方式和学生年龄阶段。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就是美国弗吉尼亚州对家校距离的要求,按照弗吉尼亚州的准则,小学生乘公交车单程不应该多于30分钟,初中生乘公交车单程不应该多于45分钟,高中生乘公交车单程不应该多于60分钟。[23]弗吉尼亚州对家校距离的要求考虑了交通方式、学生年龄阶段和到达时间,考虑到这三个因素的同时,也潜在地考虑了时间区间对不同年龄阶段学生的意义,基本可以推断出学生到校时的身心状态。

家校距离是学校规模的一个限制条件,为了避免一味地追求理想的学校规模,而无限制增加家校距离。许多国家和地区都会对基础教育学生家校距离,特别是义务教育学生家校距离进行明确规定。当国家和地方对家校距离进行了规定后,这个限制性条件就为学校布局调整单方面的追求理想学校规模设置了限度。

三、如何进行学校布局调整:程序公正与信息成本

学校布局调整是一个学校空间变化、学校内部教育要素重组和区域教育资源再分配的过程。这个过程涉及教育行政部门、学校、教师、家长等多元利益主体。有研究基于对加拿大安大略省学校关闭判例的分析指出,只要遵照他们自己的学校关闭政策和教育部门的学校关闭规则,学校董事会(school board)有实质性的权力关闭学校。但是考虑到关闭决策的冲突性,学校董事会做出关闭决策时需要更多的合法化。在安大略省学校关闭过程中,主导学校关闭的两个主要问题是社区成员参与权和程序公正。[24]程序公正对社区成员参与权表达具有重要意义。

(一)程序公正

程序公正(procedural justice)在一定意义上可以保证学校布局调整不是一个简单的行政决定过程,而是一个多元利益相关群体参与的民主决策过程。当然,不同类型的程序公正对学校布局调整的意义不同,这就需要我们深入研究程序公正内涵和类型。

1.程度公正的概念厘定及类型划分

什么是程序公正?程序公正是在民主社会解决处在利益冲突中的多元利益相关群体意见分歧,达成决策所遵循的程序安排。从程序公正与结果公正的关系来看,罗尔斯把程序公正分为纯粹的程序公正、完善的程序公正和不完善的程序公正。[25]在纯粹的程序公正中,存在一种正确或公平的程序,不存在对正当结果的独立标准,只要被人们遵守正确或公平的程序,结果就会是正确和公正的。在完善的程序公正中,同时要满足两个要件,第一个要件是一个独立于程序并先于程序的公平分配的标准,第二个要件是达到相应结果的程序。在不完善的程序公正中,有完善的程序公正中的第一个要件,但是没有第二个要件。

2.学校布局调整的程序公正类型选择

如何进行学校布局调整,如果抛开行动技术问题,便演绎成在学校布局调整过程中如何体现程序公正这一问题,这个问题的实质是讨论学校布局调整的行动依据——程序公正——如何规范学校布局调整过程。哪种程序公正更适合学校布局调整?纯粹的程序公正不适合规范学校布局调整,因为在学校布局调整过程中,不能只管把不同利益相关群体集中起来投票,而不管调整后的实际效果。不完善的程序公正也不适合规范学校布局调整,学校布局调整不能在不清楚布局调整结果的情况下,把是否进行学校布局调整交给正确或公平的程序。当然,说这种程序公正不适合学校布局调整并不是否定正确或公平的程序。对一些利益相关群体而言,这种程序公正还远远没有实现,正如有研究指出的那样,有更多为(或代表)家长的利益群体,而不是家长利益群体。[26]完善的程序公正比较适合学校布局调整。

3.完善的程序公正适合学校布局调整的原因分析

为什么完善的程度公正更适合规范学校布局调整过程?完善的程序公正下,学校布局调整不仅有正确或公平的程序,而且有明确的调整目标和结果预期。当然,完善的程序公正在学校布局调整过程中实行起来并不容易。因为,各种利益相关群体在参与学校布局调整决策与管理时,需要全面了解学校布局调整的相关研究信息,全程了解所面临的学校布局调整实践的信息,而要获得、理解和判断这些信息的信息成本很高。

(二)信息成本

参与决策和管理需要信息,只有基于信息各种利益相关群体才能在不同决策中做出有见识的决定(informed decision)。考虑到信息成本限制,各种利益相关群体如何进行有效参与学校布局调整决策呢?从阶段上看,公民参与决策可以分成提供信息、咨询和积极参与[27]三个阶段进行,这可以保证参与者有决策所基于的基本信息。当然,不同取向决策又会对参与者提出不同信息要求。学校层面的决策可以分为专业取向决策和政治取向决策。[28]

1.专业取向决策与信息过剩

专业取向决策的学校布局调整,并不是只有专业人员参与,非专业的利益相关群体也会出现在决策与管理过程中,但是他们充当的角色并不是参与决策者,而是作为帮助专业人员传达专业知识和传达专业决策的中介。正如有研究指出的那样,当学校董事会作为一个专业组织运行时,校监(school superintendents)由于其专业而成为关键决策者,董事会成为校监与公众之间的沟通渠道。[29]专业取向决策中,管理人员很显然是学校布局调整的专业人才,对其他利益相关群体而言,学校布局调整的知识太多,短期内难以掌握,因此,其他利益相关群体“不懂”专业,也自然要“听”专业人员的,参与决策的非专业的利益相关群体充当了帮助管理人员传达专业知识和传达专业决策的中介的角色。

在涉及学校布局专业知识的决策问题时,的确不能简单通过投票来决定,因为命题从来都不会因为赞同的人多而变成真理。但是在这种决策取向中,为解决知识的立场问题,避免相关研究被有选择地利用的嫌疑,专业取向的学校布局调整决策需要通过更多合理的程序。首先,请作为第三方的学校布局调整研究方面的专家对学校布局调整研究的相关知识进行全面介绍和讲解,各种利益相关群体学习相关专业知识,加深对相关知识的理解和对相关问题的认识。在这个环节中,相关专家对学校布局研究的知识立场和研究背景做必要交待。其次,各种利益相关群体对学校布局研究的知识立场、研究背景和相关问题提出质疑,相关专家给予解答,直到各种利益相关群体深入、全面、客观地了解学校布局调整研究的相关知识信息。再次,相关部门组织各种利益相关群体参与专业取向决策。

这样一来,就有效杜绝了专业取向决策演变成管理人员主导的说服取向,专业取向决策过程演变成各种利益相关群体代表说服本群体理解和赞同学校布局调整的过程。专业取向决策改进后,各种利益相关群体可以全面了解学校布局调整知识信息,对学校布局调整形成理生认识,当各种利益相关群体都对学校布局调整有了理性认识之后,各种利益相关群体再参与学校布局调整决策。当然,各种利益相关群体对学校布局调整研究方面知识信息的掌握程度是不同的,对一些非专业人员来讲相关知识信息是过剩的,这可能成为一些利益相关群体有效参与学校布局调整决策的一种限制。另外,在许多学校布局调整过程中,地方政府并没有向利益相关群体提供学校布局调整方面的知识信息,利益相关群体获得相关知识的信息成本较大,他们学习和理解这些知识信息的时间较长,客观上也增加了学校布局调整的知识信息成本。

2.政治取向决策与信息不对称

专业取向决策和政治取向决策的区别是至关重要的,在解决多元利益相关群体的利益冲突问题时,学校董事会作为一个专业组织运行时更可能导致学校撤并决策的冲突。[30]在进行学校布局调整这样的重大决策时,需要选择政治取向决策。政治取向决策要求多元利益相关群体参与决策。正如有研究指出的那样,当董事会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管理者、董事会、家长和社区会参与学校管理。[31]由于涉及各种利益相关群体的利益再分配、利益消涨和利益竞争,多元利益相关群体需要充分参与学校布局调整过程,维护自身的应得利益。但是,在学校布局调整决策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信息不对称,这是政治取向决策过程各种利益群体有效参与决策的一个重要限制。

当不同利益相关群体间存在利益竞争时,不同利益相关群体民主参与决策就既应该是一种程序,也应该是一种制度。[32]而这个过程中必须满足各种利益相关群体的信息需求。首先,必须保证学校布局调整全面公开,不仅学校布局调整本身信息要公开,而且学校布局调整标准也要公开,保证不同利益相关群体可以用学校布局调整标准检查学校布局调整承诺是否实现。其次,应该广泛向各种利益相关群体进行咨询,建立管理人员与各种利益相关群体双向互动过程。在这个互动过程中,管理人员要建立信息交换机制,请各种利益相关群体对具体问题进行反馈,但为了使反馈不过于分散,信息交换要尽量基于之前对相关问题的界定。再次,各种利益相关群体在伙伴关系的基础上参与学校布局调整政策制定。在每个关键阶段开始时,要举行听证会,各种利益相关群体都要有机会公开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引起公众关注。在决策时,要有不同利益相关群体民主参与。结束后,要发布信息,主动检查阶段性任务的完成情况,同时积极鼓励利益相关群体参与检查。

通过以上三个阶段的学校布局调整过程的程序设计,可以保证教育管理者、学校、家长和社区代表等多元利益相关群体参与学校布局调整决策所基于的信息来源,保证多元利益相关群体在学校布局调整过程中有效互动,保证多元利益相关群体基于伙伴关系参与学校布局调整决策。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学校布局调整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也更有利于达成一个照顾各种利益相关群体的多元利益的学校布局调整决策。但是,只要存在利益竞争,并且有委托—代理关系或专业与非专业地位存在,信息不对称就会成为不同利益相关群体获得更多利益的基础和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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