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政治文化与精英政治化、政治社会化——基于湖北省9个村的调查比较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论文,湖北省论文,文化与论文,乡村论文,精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于乡村社会的政治参与，众多学者都给予了相当的关注，提出了不少有见地的观点（何包钢、郎友兴，2003；孙晓莉，2001；魏星河，2001；等等）。但是，深入分析发现，这些研究是从经济的角度来解读农村村民的政治参与，自觉或不自觉地忽视了乡村社会的政治文化因素。也就是说，这些研究没有看到乡村政治文化及其差异在村民政治参与上的投影。既使仅有的以政治文化为切入点的研究，也没有深究乡村政治文化的迥异之源。
本文研究的9个村，是笔者接受湖北省民政厅的聘请，担任湖北省第六届村委会换届选举观察员，于2005年9月25日～10月26日赴湖北省H市观察调研时随机选取的样本。本文采取问卷和访谈相结合的调查方式，发放问卷250份，收回问卷234份。
凭借对实证调查材料的综合分析，笔者认为，在中国自古至今就不存在一个统一、均衡的乡村社会情况下，乡村政治参与关联于乡村政治文化，政治文化在不同的村域场景中有不同的表征。而乡村政治文化的迥异则源于乡村社会的精英政治化和政治社会化的不发达。
一、调查对象的基本概况
调查的9个村均属于湖北省中部地区H市H乡。它们均散落于H乡政府周围，距乡政府及乡集市2公里左右。乡村通道都是石灰、沙子和水泥铺成的三合公路。其人口数相差无几，最多的是1154人，最少的是886人。同中国中部地区的其他村庄一样，这9个村的经济状况十分脆弱，不仅没有任何集体经济，而且村民的收入也相当微薄：人均农业纯收入约1500元，外出务工收入人均约2500元。在小康生活对其广大村民而言还是奋斗目标的情况下，村民的人际交往因此相当理性和世俗化。日益理性的人际交往使村民的社会关联度逐渐减弱。
虽然9个村在经济、地域、人口三方面相差无几，但可以依据社会分化程度和传统资源强弱的二维因素对它们进行分类。通过比较分析，本文将9个村分为两种类型。其中，A类村庄包含5个村，该类村庄传统资源比较丰富，传统痕迹保留较多：孤零零的“财神庙”孑然耸立在田间地头，家族宗谱高悬厅堂，每逢节日坟头香火不断。尽管如此，村庄中宗族势力并不旺盛，长者并没有因被视为公正和传统记忆的化身而享有声望，家户之间的经济状况无多大差别。因此，A类村庄的社会分化程度不高，村庄少有体制外精英。村民文化水平普通不高：在年轻人中，学历最高的是大专。村民农忙时节的“互助合作”迅速消融于农闲时节的“空虚无聊”。无聊至极，最多到隔壁家去转一转。打牌、搓麻将被老人称为“不正经的事，不能干”。在A类村庄，虽然村民与村干的关系一直很紧张，但是，村民的一致态度是“不合作”：不上访、不告状、也不过问村庄政治。A类村庄的一位村民表示，“因为，告也是白告，所以没有哪一个村民多事去告”。一切都浸润在沉默之中。
其余4个为B类村庄。在该类村庄中，传统力量、资源丧失殆尽，人们遵循的是现代法理权威，而不是世代相传的礼俗。并且村庄的社会分化程度较高，体制内精英和体制外精英比较活跃。相对于A类村庄而言，B类村庄要“现代”得多：无论是在外求学的大学生（共计8人），还是赋闲在家的年轻人，都穿着西服，打着领带，甚至还来一个“很现代”的发型。4个村庄唯一的“财神庙”早已破烂不堪，成了小孩子“过家家”的场所。农闲时节，村民聚居一室或打牌、或闲侃。所以，在这些村庄，牌场很常见：村民家里有，村落集中地带有，小商店里也有。其实，牌场也是村庄政治、社会生活信息的集散地。被村民称为“老大”的大社员在这块“信息港”宣传各类政策、信息，制造波澜，推动着村庄政治的发展。B类村庄的村民很关注村庄政治生活。乡政府干部、村干部根本不用像A类村庄一样，担心无法集中村民参加村委会选举。
二、政治参与：经济发展抑或政治文化的外在性结果
对于村民参与村庄政治生活（包括参与村委会选举、村务管理和上访等），学界都倾向于认为，它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即只要经济发展了，就必然有政治参与，政治稳定问题也因此滋生。其实，这是一种过于简化的说明，没有解释其深层次原因。最明显的例证就是，计划经济同样也有经济发展，但那时候村民的自主式政治参与程度并不高。
其实，从理论上讲，政治系统由各个相互作用的政治角色构成。而这些政治角色具有明确的目的和意图。这就决定了其政治参与等行为具有一定的倾向性。决定政治角色倾向性的即是政治文化。从本案的9个村及其他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例如徐勇、吴毅，2001；项继权，2003；等等）来看，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部沿海地区并不完全具有高程度的村民政治参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西部地区的村民也并不一定远离村庄政治。
当政治参与不简单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时，政治文化因素更可能是政治参与的重要变量。政治文化是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1989)在其《比政政治系统》中首先提出和使用的。他认为，研究政治系统除了要把握其功能和实际运作外，还要了解它的基本倾向和心理方向。政治文化一经提出，逐渐引起了强大的反响，不同学者对此发表了不同的看法。但是，其基本含义是一致的，即政治文化是社会成员对政治系统逐渐形成的政治认知、政治态度、政治价值取向，社会成员以此对政治系统进行“合法性”判断，并做出相应的政治行为。这种政治行为的表现既可以是某种作为，也可以是某种不作为。政治文化虽然同政治生活粘连在一起，但是，诚如王沪宁(1988)所言，“政治文化本身与家庭生活、社会生活、道德生活和伦理生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政治文化弥漫在宏大的社会文化之中①”。所以，政治文化并非从来就不存在于乡村。相反，它沉浸于乡村生活之中，直接影响着村民的行动，调节着村民的行为。
基于此，本文从政治文化的基本含义所包含的四个基本要素的角度，分析政治文化对A类村庄和B类村庄村民政治参与的不同影响。
1.一元与多元的政治认识。政治认识是对已经存在、正在发生或即将发生的政治事件的看法，它既可以对政治事件做出及时的反应，也可以为后续的政治行为储蓄能量。不同的政治认知会产生不同的认知结果和参与作为。一元的政治认知往往重等级轻平等、重整体轻个人、重人治轻法理，因而在选择政治作为时，难免会畏缩不前。而多元的政治认知则相反，它主张自由、平等、法治精神，因而表现出扩张的政治参与。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的乡政府与村委会的关系，A类村庄73.3%的人认为是“领导关系”，10.2%的人认为是“指导关系”，15.9%的人认为是“既领导又指导的关系”，0.6%人选择“平行关系”；而在B类村庄，其比例分别是42.6%、42.1%、14.7%、0.5%（详见表1）。
2.积极与消极的政治态度。政治参与的延展需要开放、宽容、积极的政治态度。积极适当的政治态度有利于政治参与稳定、有序地开展。而消极无为的政治态度则容易产生对民主政治的怀疑，继而转化为政治情绪消沉，政治参与乏力，远离政治生活。
对于“您想担任村组干部吗？”的问题，A类村庄53.2%的人选择“没兴趣”。恰恰相反，B类村庄61.7%的人选择了“想当，并会努力争取”（详见表2）。
政治效能感作为政治参与主体对自己参与政治生活能否产生某种结果的感念，也是政治态度的内容之一。在回答“您认为自己参加村委会选举对选举结果有影响吗？”的问题时，A类村庄与B类村庄村民的不同态度从表3中即可窥见。
消极的政治态度会导致政治参与乏力。同样，过分高涨、政治期望过高的政治态度也会滋生对民主政治的怀疑和政治参与的萎缩。因为政治态度高涨的速度超过了相关配套制度的满足程度。在“需要与满足之间”、“需要的程度与满足的程度之间”出现的反差就容易产生政治挫败感，继而影响政治参与。近年来，B类村庄上访、参加村委会选举投票的人数减少，同此不无关系。在B类村庄，村民对村民自治一直持有较高期望，希望村民自治的实施能给自己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产生积极影响。为此，他们对乡镇政府干预村民自治，尤其是乡村干部在村委会选举中违规操作等问题特别敏感，甚至是反感（详见表4）。但是，在当前村委会颇具“准行政色彩”的情况下，他们这种本来正当的诉求也难以得到正规制度层面的积极回应②。所以，久而久之，他们就会对政治参与丧失兴趣和信心。
3.法理型与传统型的政治价值取向。政治文化核心功能的发挥及其发挥的效果在一定的程度上取决于政治主体的政治价值取向。法理型的政治价值取向肯定法治和律治精神，鼓励主体积极的争取、维护自己的民主权利。相反，传统型的政治价值取向主张依附、顺从，提倡礼治和人治精神，强调伦理道德。
在回答“您村的村干依据什么力量管理村庄？”的问题时，A类村庄绝大部分人选择了“私人关系，说说好话”， B类村庄绝大部分人则选择了“国家的法律、政策”（详见表5）。
4.独立型与依附型的政治人格。按照阿尔蒙德的理论，参与型政治文化与公民相对独立的政治人格相适应。在这种状态下，所有政治人都是有积极向上、自尊自强的政治人格，能充分体会到“我”作为个体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从而积极努力地参与政治生活，并维护自己的政治尊严。相反，个体则产生依附于庞杂的社会关系网的政治人格，继而逐渐丧失独立的政治人格，沦为他人的政治生活附加品。这在A、B两类村庄清晰可见。
三、政治文化背后的变数：精英政治化与政治社会化
A、B两类村庄在经济、地域、人口等自然景观相差无几的情况下，政治文化有如此之鲜明的反差，不得不让人思考迥异的政治文化背后之变数。
任何政治文化都是植根于一定的社会基础之上。社会基础不同，政治文化也不同。因此，要理解A、B两类村庄政治文化不同之原因，必须以其社会基础为切入点。而社会基础不是固态凝化不变的，而是富有流动性的，尤其是在人口流动日益频繁的乡村社会。
1.精英政治化：现代政治文化的萎缩和传统政治文化的上扬。社会生活中的人——生产力中最活跃的要素，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成了理解社会基础的基点。“无论一个人是否喜欢，实际上都不能完全置于某种政治体系之外”，然而，“在大多数政治体系中，对政治事务极感兴趣，关心并了解政治，活跃于政治事务的人，一般来说，往往是少数……简言之，大多数人是无政治性的③”。因此，在村庄治理中，对村治产生影响的是有政治性的人。在这些人中，起主导作用的就是乡村精英。因为，从理论上讲，民主化村庄治理就是村民通过民主的方法获得村庄秩序。然村级民主是社会民主而非国家民主，它缺乏使少数服从多数的暴力工具，也就是说，它必须找出一种与国家暴力不同的机制来完成自己的任务。这种机制在乡村社会就是乡村精英运作机制。从历史实践来看，自“皇权不下县”的封建帝国到民主法制的现代国家，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有精英。乡村精英以其生活态度及其政治取向对其周围的人施以潜移默化而又巨大的影响，逐渐影响着村庄政治氛围，从而作用于政治文化主体的政治参与等作为。
在中国乡村社会，乡村精英对政治文化的滞阻作用主要体现于乡村精英政治化。一般而言，精英政治化是以精英接近政治和政治吸纳为取向。精英接近政治和政治吸纳是所有国家政治现代化的目标。精英民主理论家认为，没有精英参与的政治谈不上民主政治，民主的本质就是精英政治。因此，精英主动接近政治体系是民主化的前提。而政治发展的保守人士认为，传统国家政治现代化的一项重要目标是能够建立起吸纳精英特别是社会精英的制度。然而，精英政治化在中国尤其是在乡村社会发生了畸变：精英与政治之间没有建立起相互制约的关系，相反却建立起相互依赖的关系。也就是说，在权力仍然支配着社会资源获取的情况下，精英的成长无法割断与政治之间的关联性，这种关联性的存在是以资本与权力的互惠关系为前提的。对精英而言，操纵政治的权力可以进一步帮助自己扩大资本增长（包括经济回报、获取一般村民难以得到的社会资源等等）；而对掌握权力的政治官员来说，资本是权力出让的最好的回报。比如，在精英的协助下，维持乡村秩序变得更加容易；让精英参与招商引资（这是笔者在调查的过程中获得的一个新发现）；等等。如此，在利益共生的情况下，以权力为核心要素的政治与精英难以分割开来。
根据拥有的权力性质和影响来源，在乡村社会，乡村精英可以分为体制内精英和体制外精英。
体制内精英，简言之就是村干部④。村干部本来应该充当“当家人”角色，而现实中，他们更多的是代表乡政府的意图，体现出强烈的“代理人”色彩。体制内精英政治化，就是其“代理人”的角色功能严重超过了其“当家人”角色的功能。受体制惯性的作用，农村税费改革后，乡村社会的基本利益要求依然难以从正常的“制度性利益供给”中获得；同时，乡镇政府在“维护农村基层社会稳定，杜绝上访等恶性事件发生”的框架下，依然不惜在村委会选举上大做文章，甚至采用“恶人治村”的办法，有意让黑恶势力通过“合法途径”走上村政前台。在这种格局下，按照政治权力“谁授权，对谁负责”的原理，村干部自然要把“天平”向“上层”倾斜，“当家人”的角色功能大打折扣。
实际生活中，农民非常希望村干部能帮助他们解决困难。但是，在A类村庄，认为村干部对解决困难的“作用较小”和“完全没有作用”的村民达67.1%，9.8%的人甚至认为“帮忙不行，添麻烦倒行”。究其原因，村干部多按乡政府的意思办事，很少考虑村民的利益要求。当看到不得人心的村干部一再当道于村，村民内心就犯起了嘀咕，“怎么回事？咱没选这个人哩”。结果，村民逐渐丧失了对与自身利益相关的政治典则、政治运作的关注，甚至形成错误的政治认识。每次换届选举只是不断增强村民否定自己政治效能感的程度而已。如表3所示，在A类村庄，50%以上的人否认自己参加选举大会对村委会选举有影响。而在B类村庄，体制内精英政治化似乎难觅踪迹。“我的态度很坚决，村民同意的，我们（村干）就组织大伙儿干，上面压下来的，村民有意见的绝对不能干”，B类村庄的桃源村村支书慷慨陈词地说。像这样“不好打发，令我们（乡干部）很头痛”的村干部，在B类村庄为数不少。而他们恰恰很受村民欢迎。B类村庄的村民说，“每次的村委会选举，我都去。能帮大伙儿说话的人不能选掉了”，“大家心里都有一本账，不用看别人怎么选，帐怎么查，自己心里都有个谱”。所以，在B类村庄，村民的政治文化涵养都颇具现代特色。
体制外精英主要是以下三类人：一是非在任的村组干部，他们凭借以往的工作经验容易唤起其他普通村民的参政意识和热情；二是村民代表或村民党员，他们有制度化约束村组干部的合法渠道——党员会议、村民代表会议；三是“说是干部，又不是干部”，但对普通村民有号召力、对在任村组干部有约束力的“大社员”。体制外精英在村庄范围内有一定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再加上其自身的利益诉求，使得他们有被政治化的可能。体制外精英政治化，实际上就是在体制外精英与体制内精英之间建立一种资本与权力互惠的关系。而这种关系以不对等（前者依附于后者）为特征，体制外精英凭借其拥有的而体制内精英正缺乏或者很少拥有的村庄社会影响力，来换取体制内精英凭借力而让予的利益满足。这样，体制内精英就找到了替自己呐喊助威、分化异己的重大力量，体制外精英则获得了一般村民所不能分享的好处。于是，在互相重叠与共生的利益取向上，于有效制约机制残缺的情况下，体制外精英逐渐丧失独立性，转向支持体制内精英的逐利行为，潜在地扩大了体制内精英汲取稀缺资源的能力。
在体制内精英政治化色彩相当淡薄的情况下，与A类村庄体制外精英缺乏独立性的情况截然相反，B类村庄体制外精英的独立性比较强，能真正起到联系村干与村民的桥梁作用。B类村庄新村的村民说：“他们几个人（体制外精英）还能帮大伙儿说说话，说话还不走样。”出于体制外精英的充分信任，B类村庄广大村民逐渐用理性的目光审视、发展着现代文化：主张平等，崇尚独立，宣讲法治。“村干也要靠我们选，我们不选，他怎能当村干？”“你怎能指望别人，要查帐，都会来看的。”B类村庄河村的村民如是说。
无论是体制内精英政治化，还是体制外精英政治化，为之付出代价的都是现代乡村政治文化的萎缩：多元的政治认知，积极、理性的政治态度，法理型的政治价值取向，独立的政治人格，都会因之销声匿迹。
2.政治社会化不发达：政治文化发展的社会羁绊。政治主体对政治文化的认同并做出相应的政治行为，以及政治文化得以延续和发展，从而实现在政治生活中的功能，又同政治社会化的过程相关联。政治社会化一般被认为是灌输、教育、传播政治信仰、政治态度等，并塑造政治人的过程。实质上，它是政治文化的延续和发展。即政治文化的延续和发展是政治社会化的最终目标。政治社会化的途径、方式和程度不同，政治文化得以传播的过程、程度也会随之而异。政治社会化对政治文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个体内化和社会教化两个基本方面。
个体内化，即社会个体接受政治文化以形成政治人格，由生物人、社会人成为政治人的过程。此时，它所强调的是个体内化的自动力。在A类村庄，政治文化本身依然浸淫着浓厚的传统因素。这样，个体内化也多内化着传统因子，政治人格、政治价值取向依旧披覆着色彩斑斓的传统外衣。于是，A类村庄就出现了传统政治文化—个体内化—传统政治文化的循环。现代政治生活所需要的政治社会化无从谈起，现代政治文化也因之无以培育。
社会教化，即政治组织通过多种途径传播政治文化并更新政治主体的政治文化观念，培养政治人的过程。在乡村社会的实践生活中，社会教化主要倚重于大众传媒、村干对党和国家政策的宣传以及农民组织。就社会教化而言，现实的农民出于节约等其他因素考虑，拥有一台电视机也就是为了看一下“天气预报”。至于买书订报、买收音机，则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即使有，也是党员或村干为应付上面检查不得已而为之，事后就束之高阁，陈封起来。网络检索，对广大农民而言还是个梦想。至于村干对党和国家政策的宣传，调查发现，在A类村庄，伴随精英政治化的发展，它的实际作用和影响也大打折扣，甚至出现负面效应。农民组织的缺乏，已经被众多的研究所证实（苑鹏，2001；徐旭初、黄祖辉，2005；程同顺，2003）。在社会关联度本来就比较低的情况下，农民组织的缺乏只会使农民倍感盲从，盲从过后就是无奈，无助和孤独感由此而生。正如A类村庄的新庙村村民所说：“现在，都靠自己，别人哪管你！我也不管你哪个当支书。”久而久之，已有的政治认知会逐渐消退，政治态度因之变得更加消沉。
B类村庄，虽然也谈不上有很发达的政治社会化，但是，相对于A类村庄而言，其个体内化的动力比较足：很多村民总是自发的集结在一起谈论国家政策、社会的快速发展、甚至是政治野史。B类村庄的社会教化的条件也稍好：朱坳村有独立的党员阅览室，闭路电视安装的户数较多，喜欢看新闻的村民亦不少。这些情况对乡村政治文化的成长和发展不能说没有影响。
四、小结
健康、有序的政治参与对任何政治制度而言，其重要性毋庸置疑，不论这种政治参与是局部的还是全局的。政治参与的建立和维持有多种方式，诸如国家动员、制度外参与等等。但是，对于转型期的中国而言，不可或缺的是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和民众理性、积极的政治参与。为此，当前需要的无疑是自主式制度内的政治参与。
当政治生活呼唤自主式制度内的政治参与时，有什么力量可以潜在、长期、有效地支持它呢？此时，唯一的力量就是现代政治文化。正如帕特南(2001)的经验研究表明：社会资本对于每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民主进程是必不可少的。对于政治文化发展不可或缺的社会资本，在乡村社会，就是乡村精英良性发展和政治社会化的不断完善。
注释：
①王沪宁：《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56页。
②B类村庄中的Z村有不少村民反映，在Z村有5位村民连续向市政府和民政局反映村委会选举中的违规问题，但一直没有得到肯定的答复。
③［美］罗伯特·达尔：《现代政治分析》，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27页。
④日常生活中，村民习惯把村干称作“当官”的。为了便于分析，本文把村干部称为体制内精英。
标签：政治论文; 政治社会化论文; 政治参与论文; 政治态度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精英文化论文; 社会体制论文; 体制化论文; 政治学论文; 精英教育论文;